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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行军两千余华里，一脚踏上江南的红土地，老天爷和土地爷就成了四野最可怕的敌人。
一、江南路难行——“东北虎”之九
王希斌老人说：
从平津南下，为旅次行军，每天60华里左右。上午7时出发，下午6时左右进入宿营地。中间两次大休息，每次个把小时，走上个把小时还有次小休息，约10分钟。白天行军，又没敌情，走这点路还不玩儿似的？还过星期天，每周休息一天。闯过关东的老同志说，好日子都叫你们赶上了。
沿途政府和群众更感动人。那路修得宽宽的，路边墙上都是欢迎四野大军南下的标语，村镇路口、街道两边都是欢迎的人群，还有扭秧歌、送慰问品的。到了宿营地，房子、炕早就收拾好了，就等着你住了。
要说有不舒服的地方，就是风沙大，俺们东北人叫“刮黄土”。天气干冷干冷的，到处黄乎乎的，风一刮，满天灰沙迷眼睛，许多人得了沙眼、角膜炎。那年春天风特别大。南方兵说快走，到了江南就好了。果然，越走天越蓝、地越绿，过了长江一点风沙也没有了，那路却更难走了。
翟文清老人说：
从大别山到五指山，一是山多，山地面积占50%以上；二是水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各有数千条支流，湖南、湖北更有“水乡泽国”之称；三是雨多，那年雨水又特别大，过了长江这衣服好像就没干爽过。从武汉出发前，每人发块桐油雨布，两米见方，大都用来包背包了。那时没有塑料布。到了湖南又发个斗笠，戴在头上沉甸甸的，只能遮住少半个身子，打起仗来碍事，轻装扔东西先扔它。
山多没什么，四保临江和四保临江之前，我们就在吉南和辽东山区转了。北方人不识水性，可江河再多也不往山上流，最讨厌的就是这雨多了。身上一天到晚水淋淋、潮乎乎的，北方人什么时候尝过这滋味儿呀？比这滋味儿更头痛、难过的，是脚下那路太难走了。
在东北，下场雨，无论多大，两天工夫地面就干爽了。最难走的是3月底、4月初，一冬的积雪化得南流北淌，东北人叫“烂道”。那也只有半个月左右时间，这江南好像就没有不“烂道”的时候。
太阳出来一会儿，就能把人晒得冒油，那空气也闷乎乎的能攥出水来。山里小路，一个连过去就烂得黏糊糊的，或者一跐一滑摔跟头，或者一脚下去没脚面子，你就跟土地爷叫劲去吧。山岳丛林，水网稻田，平地上大都走田埂。当地妇女挑着百多斤担子，在那上面颤颤悠悠地带着小跑，我们这些北方汉子一会儿这个仰八叉，一会儿那个狗吃屎。若是夜行军，天亮了一看，全是泥人了，认不出谁了。
都拄根棍子。“三条腿”稳定性好，又能借力，还能打蛇。发现敌情，追击敌人，棍子扔一地，绊脚、摔跟头。
行军，特别是夜行军，谁脚陷烂泥里了，一下两下没拔起来，寻思喘口气儿再拔吧，那人站那儿就睡着了。在北方，常常是走着走着就睡着了，脚下绊着个什么就跌倒了。后面的人跟上来，碰上了也摔倒了。有时一倒就是几个、十几个，甚至更多。与多米诺骨牌不同的是，那骨牌是从最后一个开始向前面倒的，这队列中的人虽然也向前倒，却是从前向后数的。
王志建老人说：
雨天湿地奔了半个月，有时一天就走出30多里路，却比在东北强行军120里还苦还累还遭罪。鞋在烂泥里，拔掉了打赤脚，有时一天喝顿稀粥也照样走，上山下山差不多就是连爬带滚了，那人一个个都弄得没人样了。
宜沙战役后，我们在鄂西追击宋希濂。那地方“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还有个什么“四十八道河”，听着就让北方人打怵。后来明白了，就是一条河在山里转来转去。水浅处我们就过河走直道，水深了就跟着那河绕圈子。
开头416团紧跟着我们，后来就没影了，团长说他们在后面“开炮”呢。师炮兵营翻山过河跟不上，一个步兵团帮他们推炮、扛炮，那也没赶上来。
离休前为某军政委的谭顺田老人，当时是40军118师炮兵营教导员。
老人说：
东北交通发达，铁路、公路很多，老百姓称公路为“电道”，形容道路宽阔、平坦，走路像电一样快。马拉炮就跑吧，伴随步兵作战及时到位，从未出过问题。平津地区也行。这江南公路、大路本来就少，桥梁又被破坏，只能走乡间小道。东北乡间道路也走马车、牛车，江南基本就是人行，窄窄的没两个炮轮宽，更闹心的是泥泞不堪，动不动就陷进去了。我们平时就跟不上步兵，爬山过河就更没辙了。
湘赣战役前，过鄂湘赣交界的幕阜山、九宫山，可把炮兵折腾坏了。
幕阜山脉上下100多里，陡处坡度40度左右，一条羊肠小道下边大都是悬崖断壁，一个人、一匹牲口停下，后边队伍就动不了了。白崇禧的广西部队装备轻便，士兵穿大裤衩子，在那种天气、地形下行军作战，好处多着了，不说也明白。广西多山，南方多水田，士兵从小就在山里转，在田埂上遛。南方人喜欢打赤脚，那脚丫子扎煞着，不像穿鞋的北方人，5个脚趾头紧拢着。这些先天的后天的条件，咱们都处于下风。人家那马也都是南方小马，马背还没人肩膀高，灵巧，善爬山，走田埂、小桥挺利索。咱们的北方马个大、有劲，爬山过河走田埂就不行了。日本大洋马、美国大骡子受过正规训练，人走哪它都跟着你，到这种地方也像老牛掉井里了，浑身直哆嗦，心里也是害怕呀。上山时，驭手在前边抓着缰绳往上拉，炮手在后边推屁股；下山时，驭手在前边勒缰绳，炮手在后边拽尾巴。那羊肠小道许多地方是石板路，这个不烂道，人走着挺舒服，可马不行呀。马蹄铁和石头硬碰硬，又有坡度，上山动不动马失前蹄，下山经常坐屁股，一些马腿、屁股上磕得那血呀，看着叫人心疼。再看看前边部队摔下山崖去的那些马，就更难受了。好在我们营还都安全通过了。
开头前边停下了，后边还往上传口令，让“加快速度”。心里都急呀，想赶上部队，跟上步兵。没有炮火支援，步兵打仗伤亡大，吃亏呀。后来除了滚下山崖块石头，能引起一阵惊叫，以为有人马摔下去了，再就没声了。不是不着急了，实在是有气无力了。
上下100里，我们营走了三天多。
有的部队一天只挪动两华里。
不知道这是不是创了全军“纪录”，但肯定是四野“纪录”了。
闻名天下的八路军的铁脚板，踏进江南的红土地就不大灵了。
和平时期，战争年代，部队讲得最多的就是“战斗力”三个字。那战斗力的成色，不光是枪炮声中冲锋陷阵，还在于平时行军走路。能走才能打。走不动，追不上，那仗还怎么打？
过幕阜山赶上晴天，太阳热辣辣的，那石板路上却泥呀水的——都是汗水呀，人和马的汗水。
过了江，不是阴天，就是下雨，大家就盼个晴天。太阳照到头上了才明白，咱北方人最受不了的，就是那个太阳了。
二、正负40度——“东北虎”之十
野司：
今十二时气温室外（阳光下）四三度室内三二度。
十二兵团
二十八日十二时
野司：
今午摄氏四六度。
十五兵团
二十六日
野司：
今日长沙气温四十二度。
解潘①
十二日
以上都是四野部队江南休整期间的电报。
而在此前，各军、兵团雪片样飞向四野司令部的，则是“热死人”的电报。
1949年7月16日，“林邓肖赵”在给军委的《可否将长裤改短裤》的电报中，开篇就是“因南方死热……”
7月23日，林彪、邓子恢、肖克等人在给军委的电报中，有这样3段：
一、38军7天内发病3400名，其中疟疾占百分之五十。39军行军中，一天即中暑500余人，又在5天内仅疟疾病员即发生645人。
二、15兵团（主要43军）现有病员万余名，仅4日至13日的9天中，即减员4536名，其中热死25名。48军161师3天中发生病员800余。43军127师15天的行动中，非战斗减员为1839名。有不少连病送医院占二分之一。以上均系零星反映材料，实际不止此数。21日41军渡江南下，据称沿途皆是病员（多系中暑）。
三、4兵团此次行动以来，热病7000余人，马百余匹。
翟文清老人说：
我们2月下旬从平津南下时，天还挺冷，越走天越暖，大家挺高兴。4月1日打下信阳，天就挺热了，追击敌人时有人昏倒了，也没在意。在东北，大冷的天追击敌人，也有累吐血的、昏倒的，但谁也没想到，也根本不明白中暑是怎么回事。
41军7月下旬进武汉，正是热的时候，毫无防暑准备。之前在乡下行军，走不动了可以拄根棍子，也不讲究军容风纪，跟上队伍就行。这回进城了，烈日当头，全副武装，队伍整齐，不解风纪扣，也不准到路边茶水站喝水，那队形不就乱了吗？那是支好部队啊，和我们40军是南满的老战友。武汉有句话：“紧走慢走，一天走不出汉口。”那平光光的大马路也真的难走了，几百人中暑，一些人走着走着就昏倒了。
我们是5月中旬进的武汉，没感受到这座大火炉的威力。7月上旬从武汉南下，开始湘赣战役时，可就不行了。
头上大太阳，脚下烂泥地，又潮又热又闷。咱北方人最受不了的，就是这种闷乎乎的湿热劲儿，浑身毛孔都像嘴巴大张着，一会儿就不行了。那时也不知气温多少度，估摸低时也不下25度，最高时能有40度，那烂泥都热乎乎的烫脚。东北中午那太阳也够毒的，晚上就凉快多了，江南那地方昼夜温差小，几乎就是那么一股劲儿。那时就盼着下场雨，那雨也热乎乎的，可总比太阳下火凉快呀。
有人晃晃悠悠的，那就是不行了，赶紧上前扶住。慢了或是没看到，那人就倒了。中暑的人头昏、恶心、胸闷，喘不上气儿，重的会高烧40多度，手脚抽筋，嘴冒白沫子。赶紧抬到路边树阴下，脱下帽子，解开衣扣，有水赶紧灌几口，再往头脸身上泼一些，拿帽子、用衣襟使劲扇乎，还掐人中，掐虎口。
41军进武汉，群众夹道欢迎。中暑有医院，老百姓也明白。我们知道个什么呀？连“中暑”两个字都没听说过。翻越九岭山脉时，几十里无人烟，全靠自己这点办法在那儿折腾。当时上级传达文件，称中暑为“日射病”。反正我们知道那人就是热的，“热昏了”，“热死了”。有时这边还没折腾完，那边又有人不行了。过去在北方也讲“热死人”，那就是个形容词，没想到这回真的热死人了。
我那个连热死两个战士——那时我已到营里代理副教导员了。
中暑的，热死的，几乎都是北方人，东北人最多。东北人本来就多，一个连少说也有一半左右。东北人身高体壮，到江南就不大行了，水土不服，不抗热。
一些部队过江不久就断盐了。后边的运不上来，当地的都被敌人撤退时搜刮走了。44军132师39团，半个多月没沾盐星儿。饭菜没盐什么味儿不用说了，天热出汗多，没盐分补充，那对中暑不是雪上加霜吗？
当地老百姓看着我们直摇头，说：三国曹操那时候，七八月也不发兵呀！
离休前为某部政委的张旭初老人，当时是49军147师439团1营教导员。
老人说：
程潜、陈明仁起义后，有几万人叛变南逃，我们师从安化向宝庆追击。在新化这边，团里通信员骑个单车（自行车），来我们营送信。到我和营长跟前，一脚刚踏到地上，那人就栽倒了，口吐白沫，一会儿就不行了。我们以为是累的，哪是呀，中暑。
官勇老人说：
湘赣战役，我们追到江西万家堡，接到命令奔湖南。天亮了，又接到命令回江西，就是跑，一天跑死18个，都是中暑，都是北方人。口吐白沫，脸上肌肉抽搐，像笑似的。
王志建老人说：
宜沙战役还没过江，就有中暑的了。开头扶着架着还想带走，后来越来越多弄不过来了，再说那是追歼战，时间耽误不得。都是新区，没有地方政府，许多地方周围还没有人家、村庄。就把中暑的人抬到路边树阴下，几个人，或十几个人一堆，尽量集中些，在那儿躺着，把姓名、部队番号写张纸上，放在背包上，等后边部队收容。
从远安西边到宜昌，过江后从松滋到宜都、枝江，一路都是这么处理的。兄弟部队也大都是这样。
李洪奎老人说：
从平津南下后，我调到团政治处当主任，湘赣战役期间负责收容。
收容队的几辆大车，开头一多半闲着，越走“乘客”越多，后来增加到十几辆也不够用了。就动员病轻的、恢复得快的，下车走，轮换着慢慢走。一说，能动弹的都要下车，那时那人自觉呀。
路边那人多了，东倒西歪，横躺竖卧。有的好些了，坐起来，见我们来了，老远就晃晃悠悠站起来。有的还昏昏沉沉的，有的迷迷糊糊爬进树林子里，爬出十几米、几十米。林子密，不透光，凉快呀。背包都在路边放着，有背包就有人，就得找到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倒在那儿一动不动的，这就危险了，首先救助这种人。
过九岭山时，收容了1千多人，就是说全团近一半人进了收容队。热死5个战士，就地掩埋了。
滇军60军闯关东，冻得哆哆嗦嗦拉不开大栓。我们下江南，热得昏头昏脑成了这般模样。
赵兴元老人说：
打攸县，连打带追，我们营一天热死两个。打电话向团里报告，作训股长说全团热死8个。
当年四野南下那滋味儿，没法说。咱北方人，特别是东北人，到了南方酷热难耐，正负40度，那不像把人一下子从冰窟窿里弄到热炕头上了吗？那时候我们全副武装，背负几十斤，就在太阳地里急行军、强行军，追击敌人。
那时干部有两怕：一怕把部队热垮了；二怕赶不到位置，放跑了敌人。
刚到东北时，则是怕把部队冻垮了。
一保临江的小荒沟战斗，我是指导员兼连长。零下40来度，大雪没膝，深处及腰，树皮都冻裂了，咔吧咔吧直响。全连100多人，就一个卫生员没有冻伤，截肢7个。一脱鞋掉层皮，有的小脚趾头都掉鞋里了。我的两个脚后跟冻坏了，缓过来后，一按，里边呼嘎呼嘎的，那肉都烂成汤了。
张仲先老人说：
也是小荒沟战斗，我们营冲到山坡上被压住了，在敌火下趴了20多分钟。就这么个工夫，近一半人冻伤了。冻伤比枪伤还讨厌，往周围蔓延，烂，不好治，治好了稍微冻着还犯。
赵兴元老人说：
两年后的文家台战斗，那天更冷，沈阳造、汉阳造、美国造、捷克式、歪把子都打不响了，冻住了，就加拿大机枪还嘎嘎叫，冻伤却很少。一是穿戴装备得比刚到东北时好了，二是逐渐地对那气候也比较适应了，三是有防冻经验了——这是最重要的。
李克昌老人说：
我们新四军3师从苏北闯关东，出关时已经11月底了，还是一身单衣。雪花飘飘，北风呼叫，那人都冻得哆哆嗦嗦、鼻涕拉花的。穿上棉衣也不行，江苏人哪见识过那样的冰天雪地呀！冻伤了，赶紧找柴火点火烤。有村庄，进屋上热炕头上捂被子。老百姓见了叫起来，说不行，不行，冻伤了得用雪搓，就像冻梨得用冷水慢慢缓，见火见热就完了。我们谁吃过冻梨呀，哪懂呀。一些人那手脚就完了，一烤一烙就烂了，没法子，截肢了。
到江南，中暑了，在路边躺着、坐着等着收容，有个斗笠或者雨布，多长时间也没事。在东北刮风扬雪的，行军掉队了，走不动了，一个人迷迷糊糊偎到哪儿，若是没人发现，十有八九只能冻死了。
抗美援朝前，有的部队在广西接些兵，刚发的棉衣、皮帽，他们就扔了。他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需要戴皮帽子的地方，给他们解释，也不信。
抗美援朝，为什么首先让四野过江？原因之一，就是四野部队善于在冰天雪地中作战。二次战役，华东三野9兵团打得很英勇，可他们不适应严寒条件下作战，穿得又单薄，伤亡大部分是冻坏的，一些人甚至冻成冰雕了。
我是盐城人，靠海边，离长江也不远，过江后也热得喘不过气儿。连正宗的江南人，在东北待了几年，猛丁回老家了，也觉得受不了。自小在东北长大的人，正负40度，那还不像冻梨掉进了热水里？
东北虎高大威猛，华南虎是丛林之王，可你把它们对换个地方试试？
鞠海清老人说：
我们东北有句话：“穷汉子，你别欢，打春还有40天。”说的是穷人盼天暖，立春了还有40天冷日子熬。东北人耐寒没说的，可也不怕热，再热能热到哪里去？到河南时天气不凉不热的，一些东北兵还争论天冷好、天热好，过了长江就“霜打的茄子——蔫巴了”。坐在树阴凉下，恨不得扒下一层皮来，那人还热得呼哧呼哧直喘。再加上拉肚子、打摆子、生疥疮、烂裆，你说那人会折腾成什么样儿？连马都热死了，人再能抗，还能折腾过牲口吗？
有的就说趁早打仗打死算了，有的说不打死也不能再遭这份罪了。
不是“怕苦不怕死”。咱是翻身农民，又打了几年仗，什么苦没吃过？实在是遭不起这份罪了，祖祖辈辈也没遭过这种罪呀！我这辈子觉得最难熬的，就是过江后那一个多月了。
三、拉稀生疥打摆子——“东北虎”之十一
离休前为宁夏军区参谋长的戚国祥老人，辽宁抚顺市人，1945年15岁参军，南下时是47军139师炮兵营书记。
老人说：
在襄樊，还没过江，我就打上摆子了，好家伙，压上3条被子浑身还直哆嗦，牙磕得直响。心里这个纳闷呀，天这么热，怎还这么冷呀？一会儿又发起烧来，烧得迷迷糊糊的，嘴唇都烧破了。
47军东北人多，谁也没见过这阵势，医生、卫生员开头也不懂，干着急，都说这是什么病呀？这地方怎么还有这种怪病呀？
赵兴元老人说：
武汉解放后，我们118师担任卫戍任务，临时从地方拨给我们营一辆卡车执勤、巡逻，司机是个武汉人。天热，南方人习惯在外边睡觉，那司机就在卡车上睡。第二天早晨起床后，见那司机在车上挂个蚊帐。这是个什么东西呀？我觉得挺新奇，左瞅右瞅，也看不明白。从山东到东北，哪见过蚊帐呀？
通信员也起床了，那脸上、胳膊上红红的都是疙瘩，我说你怎么了？他摸摸脸，说，营长，你也一样呀。我也摸摸脸，那脸疙疙瘩瘩的，这才觉得浑身这个痒呀。回到屋子里，见墙上那蚊子呀，一个个肚子都喝得鼓鼓的。
在城里住房子，行军打仗睡野外。稻田、水塘那蚊子一群一群、一团一团的，跟你走，轰不散。在东北解个大溲，冰天雪地的，得小心冻坏生殖器。在江南，你得抓个树枝子，连枝带叶的紧扇乎。睡着了那人踢一脚都难醒，蚊子叮咬算什么？
好像是湘赣战役后，上级号召用夹被自己缝制蚊帐。武汉人躺在正儿八经的蚊帐里，还拿个大蒲扇直扇乎，那被子蚊帐还不成了蒸笼？就算睡前能抗住，睡着后还不把胳膊腿扔出去凉快了？这能不得疟疾吗？
3连一个战士，恶性疟疾，上吐下泻，不到3个钟头，那人就不行了。
邵云升老人说：
过江到了公安县，一些人就打上摆子了。有个战士不到20岁，吉林人，行军时摔倒了。我和通信员背他去师医院，路上就在我背上死了。
离休前为锦州市环保局长的孙洪瑞老人，当时是40军119师357团2营5连指导员。
老人说：
打摆子先冷，半小时、个把小时后开始发热，烧到39、40度，恶性的能达到42度。有的一天发作一次，有的隔天发作，有的三四天一次，还有一天几次的。不管多长时间一次，你上午8点，他下午3点，到时候就来“上班”了，那才准呢。又冷又热折腾你两三个小时，出身透汗，身子就轻快些了，那人就越来越虚了，脚下就没跟了。
发作起来，头痛眼花，口干舌燥，脉搏、呼吸加快，恶心呕吐，有的还拉稀。论起防冻、治冻伤，四野老兵都有一套。可打摆子这些症状，没有治疗南方病经验的医生，也搞不明白这是个什么病，就算确诊了，开头也没药呀。
我是隔天一次，不轻也不重——老天爷够照顾的了。
好在不是同时“上班”。行军途中，“下班”的照顾“上班”的，大家轮流互相帮助。全连150多号人，谁何时“上班”、“下班”，连排干部和班长都有数。晚上查铺查哨更得留心。早晨起床，见谁没动弹，那心一下子就吊起来了。上去晃晃还没动静，就得赶紧送团里，或是直接送去师医院。
杜博老人说：
我们营1200多人，一个教导员左光远，一个1连长吴德胜，就他俩不打摆子，我是又打摆子又拉稀。
张仲先老人说：
在海南岛，我们营就4个人没打摆子。和我们营一起登岛的保卫股长郭孝明，是恶性疟疾，没死捡条命，头发掉得光光的，头脑反应也迟钝了。
我是没打摆子的4人之一，而且不拉肚子，南下一路什么病也没有。大家都奇怪，这个羡慕呀，说你是什么材料制成的呀？
那时对付打摆子，已经有些经验了，不像开头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怪病”，心里没底，慌，着急上火。奎宁、阿的平，还有治痢疾的药，基本上够用了。
王风友老人离休前是银川军分区司令，1946年从吉林省榆树县入伍，南下时为47军140师警卫营2连1排1班长。
老人说：
南方天热，天热人就渴，渴了就得喝水。
东北人喜欢喝凉水。辽沈战役那些支前民工，扛担架的，赶大车的，屁股上都挂个瓢。进村了，到井台上打桶水，舀一瓢咕咚咕咚灌个够。不论春夏秋冬，就这么灌。我们都是这么灌大的。建国后政府号召喝开水，上世纪50年代后期买个竹壳暖壶，一些人才开始喝开水。一些人仍然喝凉水，说喝热水不解渴。我最初喝开水时，也是这种感觉。
南方井少，南下一路，好像就在襄樊以北见口井。南方池塘多，那时南方人把厕所建在池塘边，有的还用木头、板子支架到池塘里。池塘养鱼。这边大小便、刷马桶，鱼吃粪便，那边洗衣服、洗菜、挑水，人和鱼吃喝拉撒共用一个池塘。池塘大也不行呀，有的就两间房子大小，瞅着这胃里直翻腾。那也得吃呀喝呀。南方人习惯了无所谓，咱北方人、东北人哪受得了呀，那肚子稀哩咕咚的就闹上了。
太阳底下行军，最折磨人的就是个“渴”了。和平行军，早晨可以早走早休息，下午晚走晚休息，避开热太阳。追击敌人，就是天上下火也得走啊。出发前灌得鼓鼓的，弯下腰，那水差不多要从嘴里倒出来了，走上几里路那嗓子就冒烟了。那时部队装备差，一个连一半人有水壶就顶天了。就是人手一个，那点水，又能顶多长时间呀？打完摆子的人就更渴了。南方倒是水多，河流、池塘、稻田到处都是，可那是什么水呀？记得我第一次喝的，是路边稻田旁水沟里的水。往那儿一趴，那么多小虫，红的、灰的、花的，活蹦乱跳的。眼一闭，咕咚咕咚就喝。那时年轻，抵抗力强。今天喝一口，八成就完蛋了，不去火葬场，也得住院。那时除了打摆子，就是拉肚子的最多了。
追击敌人，别中了埋伏，得注意敌情，还得留心水情。翻山越岭，老远看到山下有水了，连长、指导员有时就像冲锋抢占制高点一样跑过去，站在水边，大声喊叫，不让喝水。一个人没看住，大家就都拥上去喝，那人都渴疯了。
有的假装解溲，落在后边，瞅着没人喝个够。有的走田埂假装摔倒了，趁机喝几口。
翟文清老人说：
解放海南岛时，我们守个山头，气温30多度。正面是敌人，背后山下是稻田。打退一次敌人，就轮换着下山喝水。喝个够，再把水壶、钢盔装满，赶紧往阵地上跑。
那时有漂白粉了，当时叫“定水净”，片剂，发的。砍个竹筒，越粗越好，灌满水，放点漂白粉，晃晃，一会儿就能喝了。行军休息时用着还行，打起仗来，追击敌人，就顾不上了，再说也没那么多漂白粉呀。
在东北，冬季作战，每人每天一两烧酒，喝酒御寒，是1947年转入反攻后有的规定。到江南是吃大蒜，大蒜能杀菌防痢，听说还能防暑，还说捣碎了包在手腕上能防治疟疾。那时也没别的办法，反正就认准了大蒜。
离休前为甘肃省军区政委的温景义老人，和王风友是老乡，都是吉林省榆树县人，南下时是47军140师420团组织股干事。
老人说：
俗话说“好汉架不住三泡稀”，我是又打摆子，又拉肚子，还吐。打摆子打得稀里糊涂，拉肚子拉得稀里哗啦，呕吐呕得呜哩哇啦。脑袋清醒一会儿，就寻思路走对了，身子不行了，得交代这地方了，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了。
不知道怎么弄的，反正是把我送去师医院了。那时药还挺缺，但是重病号，不大行了，真给你用药，有什么药都给你用。穷人家孩子，在家生病，爹妈给弄个土方治治，东北人叫“扎古扎古”，从没打针吃药。这回几种药一起用，立竿见影，几天就没事了。
孙洪瑞老人说：
晚上查铺查哨，你听吧，一个个肚子稀哩咕咚的，那屁吱哇乱叫。一些人一遍遍往厕所跑，有的提起裤子走几步，又回去蹲上了。来得急呀，好像有多少似的，每次却就那么一点点儿。
行军不能总跑路边蹲呀，急行军就更不行了，就找块破布绑夹屁股上，像女人来例假似的。
王选文，吉林敦化人，离休前是广州军区坦克训练团政委，当时是47军140师420团4连8班长。
老人说：
那稀拉的呀，也没个遍数了。行军休息，到路边草棵子里，裤子一褪，侧歪身子一倒，休息、拉稀两不误，随便拉。
李如吉老人说：
1993年，我已经离休几年了，发现得了血吸虫病，那虫进肝里做窝了。抗美援朝后，部队就驻在辽宁，怎么能得这病呀？医生也奇怪。我说四野南下时，我们团在贺胜桥附近影训练水网稻田地区作战，每天在河沟水塘里摸爬滚打。医生一听就明白了，贺胜桥一带是血吸虫病高发区。
那时影响部队行动的疾病太多了，除了中暑、打摆子、拉肚子，还有夜盲、生疥疮、烂裆——烂裆这病才熊人呢。
走路一瘸一拐的，那是脚上打泡了。两腿往外拉巴拉巴的，像夹了个什么东西似的，那就是烂裆了。平时流黄水，一场追击战下来，有的就血渍糊拉的，那才遭罪呢。
生疥疮也挺多，脸上、身上、腋窝、屁股都是，痒痒，流黄水。当时有套嗑，叫“疥是一条龙，腰上缠三道，屁股扎老营”。
一般来说，体质弱的人容易中暑，打摆子和拉肚子就与体质强弱没多少关系了。夜盲和烂裆与营养不良有关，烂裆和生疥疮又与天气潮湿有关。北方天气干燥，南方多雨、潮热，人难受，皮肤也不适应。那身上除了汗水，就是泥水，忙里抽闲还要趴哪儿睡一觉，加上虱子、蚊虫叮咬，那病就上身了。
谭顺田老人的夫人韩绍玲，当时是40军118师文工队员。
老人说：
我过江不久就打摆子，到湖南撑不住了，被架到大车上，吃奎宁吃得脸焦黄。
还生疥疮，脸上没有身上多，屁股上也是，坐一会儿那个难受呀。听说吃辣椒防潮，防潮就能防治疥疮，我就使劲吃辣椒。我本来不吃辣椒的，怕辣，南方那种小不点的朝天椒能把人辣昏，那也吃。身上这么多，再弄到脸上，一个女同志，可怎么办呀？
开头用盐水洗，后来用硫磺面。到宿营地找两间房子，男女分开，用水洗尽，那皮肤上都是小眼，像马蜂窝似的。再用硫磺搓，杀得那个疼呀，一个个龇牙咧嘴的。后来说烤疥效果更好，就把硫磺点着，大家围着又搓又烤。结果还是抗美援朝出国前在丹东，我们文工队包了个澡堂子，连洗带搓再用药，才算治好了。我们文工队30多人，南下一路，这病那病没有没摊上的，生疥疮就占一半左右。
韦统泰老人说：
湘赣战役追击白崇禧，我是又打摆子又拉稀，后来都拉血了。可枪一响，稀不拉了，摆子不打了，还有烂裆生疥患夜盲的，一下子全冲出去了，生龙活虎都成了好人。
枪响治百病。枪一停再看，稀又来了，摆子又打上了，烂裆的又拉巴上了，有的晃晃悠悠地就倒了。
冯怀宪老人说：
青树坪战斗，第二天傍晚，撤退到片树林里休息。气刚喘匀乎点，拉稀的，打摆子的，又都忙活上了。我蹲在那儿，听电话铃哗哗响，2营长提着裤子跑过去，团里来电话，说敌人又迂回过来了。有敌情，那稀顾不上拉了，打摆子也得走呀。走不了的，就扶着架着、背着抬着，那部队就像收容队似的，你说那仗怎么打呀？
夏发老人说：
过了永丰，司务长倒在路边，打摆子，发烧40多度，昏迷不醒，就抬着走。
枪响治百病，重的治不了，轻的能治，甚至能治几次，再多就不行了，因为那不是药，人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次数多了，时间长了，那人就拖垮了。青树坪战斗，两天两夜，攻守进退，我这个指导员还得叮嘱、检查病号，别把战友丢了。谁病了，昏那儿了，撤退时得把他背回来。白天好办，晚上，黑灯瞎火的，就难了。我们连就丢了一个，叫刘洪儒，黑龙江克山县人，打摆子，昏迷不醒，被敌人弄去云南，又被兄弟部队解放过来。咱们连日追击，敌人是以逸待劳，在那儿等着。关键还是水土不服，病号太多，敌人就没这一说。青树坪战斗失利，这也是个重要原因。
1949年7月25日，14兵团政委莫文骅、第一副司令员黄永胜、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在给“各军转各师炮团并报野司”的电报中，说：
四十一军近两三天之行军病亡五十多人病者达三千余。
7月31日，40军在给“兵团并报四野”的电报中，称：
目前我们病员全军共大小病五六千人无药治疗后方药品款子未送上。
8月17日，四野部队江南休整期间，四野司令部一处（作战处）队列科，在《七月份野战部队发生病员及病亡统计表》中，有这样一些数字：
疟疾21410，中暑5360，腹泻5522，肠胃病3591，痢疾3510，感冒3724，皮肤病、下部溃疡、下肢浮肿、湿疹等等9449，总计52566人，其中病亡652人。
而在半个多月前的一次调查中，仅30个步兵师的病员总数即达10万之众，有的部队已经超过一半。林邓肖赵：
七月二十九日电悉
所需药品作如下处理
（一）急由东北清查存药如有所需药品迅速前送并拨给白洋给你们自行采购请直接洽领
（二）已令华北将所存奎宁五十万粒全数拨给（已由殷承桢于七月十九日领走一部外又令苏开观在平津市面收购有无待报）
（三）已电告华东局即拨疟涤平（即“阿的平”——笔者）二百万片给你们请直接洽领
（四）你们领取现款后是否可能在武汉长沙各地购到如此大量药品请即研究如不可能时则由我们告香港采购如何望复
军委
八月三日
在武汉口述、读着这些电报的林彪，不忘告诉从黄冈老家来看他的哥哥林庆佛，前方将士如何受蚊虫叮咬之苦，要他回家后和乡亲们加工蚊帐，帮助部队解决一些困难。
四、“南船北马”
李如吉老人说：
湘赣战役后，那人都瘦了一圈。
马也瘦啊。从平津南下时，皮毛油光锃亮的，屁股滚瓜溜圆的。到了江南，那马眼瞅着瘦下去，两边胯骨支楞着，脊背刀螂（即螳螂）似的，毛也越来越长——有道是“马瘦毛长”啊。咱们那马都是吃谷草、豆饼长大的，谷草、豆饼油性大。到豫南就开始吃稻草、麦子，那马不习惯，不爱吃，饿了也得吃。稻草缺乏营养，像人喝稀粥似的不抗饿，那麦粒子难消化，整吃整拉，粪蛋子里净些麦粒子。
东北马也像东北人似的，抗冻不抗热。人热得张口喘，马身上一天到晚也湿漉漉的，像淋雨似的。再加上吃食不好，病马越来越多，肚子胀鼓鼓的，放屁哧哧的。
那时部队都编制有兽医，连里还有小兽医，班长、骨干和马打交道时间长了，防治马病也都有些办法。可就像对人中暑、打摆子猝不及防，也不知是什么“怪病”一样，一些马病一时间也摸不着门儿。好在肠梗阻比较多，治这病还有一手，可这是致死的病呀！赶紧灌药，再用艾蒿什么的中草药熏鼻子。还不行，就把胳膊手蘸上豆油，伸进肛门里往外掏。人遭罪，马更遭罪呀！
我是朝鲜族人，16岁参军，先在“李红光支队”，几个月后调到3纵7师炮兵营当驭手，从此就和马打交道。穷人家孩子，在家没养过马，开头就害怕，总觉得那马蹄子要踢人，其实马是我们炮兵最好的朋友，最通人性了。枪炮声中，它也害怕，趴在那儿浑身直哆嗦，你过去拍拍它，知道你在身边，就不哆嗦了。过河，拍拍它，它头一扬，你抱着马脖子就过去了。走冰雪道，马蹄子上常黏结成一个冰坨，你喊声抬，它就抬起腿来，老老实实让你把冰敲掉，知道那样走路省劲。
在江南，我们营没有热死的，掉队的也少。走不动了，可以拽马尾巴呀！
一门炮编制12匹马，5匹拉炮，5匹驮炮，还有两匹备用。我们炮兵最喜欢美国大骡子，两米来高，蹄子像小盆似的，那才有劲呢。过独木桥，日本大洋马还用蹄子刨刨，试一试。独木桥是根一人来粗的木头，中间劈开，30来厘米宽，马在上面走猫步。它也害怕，浑身哆嗦，可前边有人牵着，它就跟你走，没有耍熊的。
美国大骡子能驮800斤，日本大洋马能驮500多斤，咱们的马驮300来斤。进入阵地，地形复杂，拖不动，就把火炮拆开，让马驮。身管、炮架、助锄、防盾、炮轮，火炮五大件，轻重不等，5匹马正合适。东北公路多，走大路一门炮两匹马拉着就行，走小路用5匹。到江南可就苦了马了，那炮就像长在了马身上，大部分时间都是马驮着。
水土不服，吃食不好，负重又大，那人一个个病倒，马也一匹匹生病，弄不过来了。弄不过来也得全力以赴呀，问题是你使出全身力气，就能解决问题吗？日本大洋马最娇气了，病得最多，死的也最多。进广西，山大岭大坡陡，又总下雨，一跐一滑的，有的马就摔死了。
马死了，我们都哭啊。再忙再累，也要把马掩埋上，找块石头，或是木板，在坟头立个碑，写上“可爱的战友”、“我们的战友”、“无言的战友”，边弄边流泪，跟战友牺牲了一样。
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马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啊！
韦统泰老人说：
我那坐骑是匹蒙古马，周身通红，屁股上有两块白点，叫它“火烧云”，叫怎么的就怎么的，那才有灵性呢。是闯关东时，在张家口附近缴获国民党一个团长的，跟了我4年，南下到湖南时得了肠梗阻，死了。“火烧云”救过我的命。1948年冬季攻势后，我去师里开会，晚上回来困得在马上睡着了，不知不觉栽下来，倒在雪地上还呼呼大睡。那马围着我拼命叫唤，用嘴拱我脸，又使劲拱我身上。零下30来度，不把我拱醒，不就冻死了吗？
梦里经常见到我的“火烧云”，它是我的无言战友啊！我总忘不了它临死前望着我的那双眼睛，一想鼻子就酸溜溜的，泪水就下来了。
杜博老人说：
成吉思汗大军横扫欧亚，凭的是蒙古人的强悍，还有座下的战马。冷兵器时代，人与马的结合，即便抵不上军人驾驶坦克，与步兵对阵，骑兵的优势也是明显的。
如今提起炮兵，没人会想到马了。我们那时候也是骑兵是骑兵，炮兵是炮兵，可我们炮兵讲起炮兵来，都是“人马炮”。人永远是第一位的，炮兵也离不开炮，可要是没了马，人和炮就都玩不转了。四野除了总部有几个重炮团为汽车牵引外，其余都是骡马炮兵。
自古就有“南船北马”之说。南方多水，南方人熟水性，会用船，善水战。北方多骏马，北方人善骑射。四野几个骑兵师没南下，南方的水网稻田、山地丛林，不适于骑兵作战。
四野的军师团还编制有大车，我们营也有十几辆，都是运送物资弹药的。宜沙、湘赣战役前后，8千多辆大车和近3万匹牲口，陆续送回东北，车运变成了马驮人担。
可南下不能没有炮兵，而强大的四野炮兵离开了骡马，也就无法行军作战了。
南下前，我们淘汰、补充了一些骡马，南下的大都是5至8岁口的，就像20多岁的小伙子，身强力壮正当年。应该说，我们还是有所准备的。可到了江南一看呐，什么岁口也是不大行，对“南船北马”就又有番新的理解了。
在营党委会和全营干部战士大会上，我说咱们到南方作战，人马水土不服，困难很多。一方面我们要坚信共产党、解放军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一方面也要实事求是。同志们病了，小病要治疗，要坚持，党员、干部、骨干要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病重了，挺不住了，就不能硬挺。现在全营站不起来的就有200多，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呀！不管是谁，挺不住了，要马上报告送医院。把人挺得不行了，那是对自己、也是对革命不负责任的表现。这一仗打不上了，病治好了，还有许多仗等着你去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马也是我们革命的本钱。“人马炮”，人和马是有生命的，会生病，可马不会说话，有病不会告诉你。这就要求我们时刻留心马的冷暖病痛，做到小病及时发现、及时治疗。若是马不行了再动手，你再着急上火，那也是缺乏责任心的表现。我们营老同志很多，对我们的“无言战友”是有感情的，在这方面也是有经验的。无论多苦多累，有多大困难，都要挺住，把我们的马侍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