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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过了长江，四野的粮草就行不动了。
“东北虎”病饿交加。
一、一天两顿稀粥——“东北虎”之十二
军委：
（一）现武汉及其南京地区粮食情况极为严重，四十军地区也有同样现象，部队现筹现吃有的只能吃两顿稀饭，汉口及孝感地区粮食也极缺，据报只能勉强维持一周，现正大力组织由汉江地区利用水陆交通向前赶运，但要在半月之后始能接济特报。
（二）四十三军三日十时电照转如下：
星子、德安、永修一带粮食极成严重问题四十三军吃粮已感困难，前并报德安、星子仓库有存粮五千石，派员清查结果只有四百石，连日天雨部队南移，已吃光，现无存粮，估计尚能维持一个礼拜，后续部队无法筹借了，一无存粮有钱无处买，将有饿饭之虑，根据以上情况，建议后面设法运来接济，不可能时，四十三军全部进至奉新、安义、靖安地区就粮或开南□（一字不清——笔者）、昌东西地区（原文如此——笔者），如何处理适当，请示。
林邓肖赵
三日（6月3日）
6月9日，15兵团司令邓华，在给“林罗邓肖赵聂”的电报中，称：
据赖洪①几次来电，南浔地区粮食万分困难，有些区乡已筹借几次，瑞昌城南百里筹借了两千担（每担百斤），住德安部队吃稀饭难维持。
7月17日，“野后党委会”致电“各分部党委会并报林邓肖赵”，称：
据十五兵团、三八、四七、四九等军反映由于粮食供不上部队吃稀饭已成为经常现象甚至有饿死人的马匹因为无料无草已开始大批掉队死亡使部队战斗力减弱并已影响了作战行动及作战决心。
正如“林邓肖赵”6月11日给军委的电报中说的：
粮食问题现已成为影响行动的根本问题。
如今下江南，与当年闯关东，有许多类似之处。都是新区，无党、无政权、无群众、无粮食、无药。而基本为南方人的国民党军队，闯到冰天雪地的东北，水土不服也是一样的，却没有共产党那么多难处，起码吃得饱、穿得暖，后勤保障没问题。
国民党海陆空闯关东，共产党在山海关打了一下，也扒毁一些铁路，没挡住，它的后勤补给畅通无阻。而今，共产党金戈铁马，后勤补给也今非昔比了。就说医院吧，各军、师和后勤分部的兵站医院不算，随四野主力南下的野战医院就有18所。共产党人什么时候有过如此强大、优越的医疗保障呀？而且，四野有一套完整的后勤保障规章制度，在全军都是比较先进、系统的，中央军委曾将其印发全军，是黄克诚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兼后勤司令，统管东北战勤工作期间搞的。
可眼下，敌人破坏，加上水灾，铁路、公路受阻，万余辆汽车、大车陷于泥泞，本该先行的粮草就远远地滞后了。
林彪连电军委、华北局、东北局，请东北、华北迅速征调、购买粮食、药品，紧急南运，同时下令铁道兵团全力修复路桥，各部队就地筹粮。
洞庭湖沿湖平原和湘水两岸盛产稻米，历史上每年大量输出。“湖广熟，天下足”，乾隆皇帝更将其改为“湖南熟，天下足”。可当时正逢灾荒，在四野的一份《湖南情况简单介绍——供二野过境部队参考》的资料中，说：“本年全省大部地区都闹水灾，稻米无收，房屋荡然其中。”
更兼战祸。程潜回到湖南，为了站稳脚跟，大肆扩兵，自然就得大肆征粮。规定分保轮纳，挨户验卷清缴，如有阻挠抗缴，不问身份，概行关押。各区专员、县长、田粮处长，都要下乡催征，限期内不能完成任务，一律严惩。白崇禧退到湖南后，大灾之年，“小诸葛”当然明了粮食的价值，又刮一遍，把老百姓那点活命粮又抢走500多万担。
6月，宋希濂以10多个师兵力，欲向当阳、远安、荆门一带发动进攻。侦察报告，林彪判断，都认为江南敌人是要“局部反攻”。其实，宋希濂的主要意图还是抢粮，他的前线部队已处于半饥饿状态。
宜沙、湘赣战役中捉到的俘虏，许多开口就道：给点吃的吧。
他们还以为解放军那肚子都是饱饱的呢。
温景义老人说：
如今在三斗坪那儿修三峡水库，我们当年就是追到那儿开始饿肚子的。
平津战役时，一些兄弟部队还在吃辽沈战役缴获的大米、白面。美国、加拿大的那种砂子面，特别好吃。我们10纵在黑山打阻击了，光啃骨头了，没吃着肉。南下在河北、河南，小米干饭、大馒头，粉条炖萝卜、炖白菜，有时还有肉，也是好吃好喝又管够。没过长江就吃上糙米了，东北人叫“线米”，厚厚的皮，一煮就开花。东北大米油汪汪、黏糊糊的，吃完饭刷缸子这个费劲呀。吃糙米，那饭缸子放水里涮涮就干净了，像豆腐渣似的，东北人吃不惯，也不抗饿。可到了三斗坪那儿，连糙米也吃不上了。
每人一个米袋子，袖口粗细，一米来长，不到20斤，10天口粮，行军时挂在脖子上，或是绑在背包上。宜沙战役过江前，装的是馒头干，有的是烙饼。下雨，那馒头干泡得黏糊糊的像糨糊似的。到三斗坪时，就是麦子和蚕豆了。也不知道后勤部门从哪儿弄的，没工夫磨，就那么发下来，煮着吃。好吃赖吃不说，关键是难消化，后来连这东西也吃不饱了。
姜树华老人说：
在湘阴南边，弄些稻子，自己磨米，都是壳子，那个牙碜哪，许多人落下胃病。在军机关我是有名的“胖子”，从那以后就瘦了，再没胖起来。
杨雨田老人说：
南下时我体重130多斤，到雷州半岛不到100斤了。
离休前为某部参谋长的骆华老人，当时是49军147师441团3营教导员。
老人说：
掉队的越来越多，在路边、田埂躺着、坐着，等收容队收容，有的就剩一口气儿了。病号太多。别说有病，就是没病，吃不饱饭，吃不上饭，那也受不了呀！
那时干部每天着急上火的，就是下顿饭怎么办，能不能吃到嘴里。各营都组织筹粮队，开头是营部管理员带各连司务长，再派个战斗班，或一个排，保护他们，提前出发，到前边村镇筹粮。后来是营里干部带队，有的连队指导员亲自出马。筹多吃干的，筹少吃稀的，有的筹不到，就营里调剂一下。有时太少，没法调剂，就给病号和体质弱的熬点稀粥。
我们从安化经新化，向宝庆进击，又返回新化休整。新化有地下党，帮助我们筹粮。新化的老百姓说，你们这些大军好，前些日子过去的大军不好。
赵兴元老人说：
抗战时期，桂系在广西搞“空室清野”，这回白崇禧又拿这套来对付我们。湘桂边界，纵深100里，横宽25里，人、粮食和牲口、家禽全部转移。湘赣战役快到浏阳了，都知道那是老革命根据地，大家高兴，说这回能吃上饱饭了。结果，沿途几乎看不到人，国民党造谣、胁迫，老百姓大都跑了，躲起来了，有的把锅灶都毁了。
广西甘蔗多，到广西发红糖，一块一块的，肥皂大小，吃口饭，咬口糖。刚到雷州半岛时也没菜，光吃海菠菜和龙须草。这还算不错了。听和我们一起南下，又一起渡海解放海南岛的43军同志讲，他们解放广州前，有的部队就吃饭喝盐水。有的老乡见了，说这东北大军真厉害，不吃菜，光吃饭、喝酒——把那盐水当酒了。
吃不饱饭，吃不上菜，营养不良，病号就多。在广西追白崇禧，不管白天黑夜就那么跑，患夜盲的那跟头摔的呀，那队掉的呀，反正剩多少人也得追上敌人。有条件时，各连都想方设法买头猪，改善下伙食，增强体力。有时没等炖好，或是刚下锅，一声令下就出发了，就一人一块边走边吃，连撕带咬。有时肉都臭了，那也得吃呀，好歹添点油水。
战争年代，行军打仗，对付肚子的最好的东西，就是鸡蛋。吃上5个鸡蛋，走一天路，都不觉得怎么饿。煮熟了，带上，边走边吃，既简便，又快当。
翟文清老人说：
在雷州半岛海练，准备攻击海南岛。上级工作组来了，开座谈会，问有什么要求，一些战士说想吃顿东北大米，还有要吃高粱米的。个把月后，真的来了。高粱米不是红红的那种，而是白生生的，叫“文化米”，吃嘴里肉乎乎的，比东北大米更有一番味道。米袋子上写着“慰问四野子弟兵”，大家这个高兴啊，说这肚子可算熬过去了。
“东北虎”到华南，水土不服成了病虎，吃不饱饭成了饿虎。枪一响，饿虎扑食，枪声停了，又成了病虎、饿虎。
在东北、华北打仗，消灭一些敌人就能缴获一些给养，打下一座城镇，那粮食就更多了。过江解放第一座城市武汉，就遇到粮食问题，敌人把粮食都刮跑了，老百姓也缺粮。追上一股敌人，饿虎扑食扑上去，那粮食也在大部队前面了，消灭了敌人还是饿肚子。
战争年代，饿肚子，有时还得动员吃饭。共产党员有时得带头饿肚子，有时得带头吃饭。在东北，大饼子、窝窝头送到阵地上冻成铁饼、铅球了，放怀里暖一暖，送嘴边哈一哈，一啃一层皮。那也吃呀，手脚冻伤了也不耽误吃饭。可这地方，打摆子不想吃饭，拉肚子不想吃饭，胃难受不想吃饭，累极了、困极了趴那儿，呼呼大睡，踢都踢不醒。有人捧着饭缸子睡着了，有人大便也坐那儿睡着了。
现在，就剩下带头饿肚子了。
离休前为湖南吉首军分区顾问的李逸老人，当时是44军132师394团侦通连指导员。
老人说：
过江后，我就打摆子，一天两遍。那也得挺着呀！到赣州挺不住了，恶性的了，40多度，高烧不退，住进师医院。部队进军广东，我急呀，急也没辙。看见师长徐绍华，他说，小李子呀，我都认不出你了。当天下午，让人送来半木箱咸肉，有10多斤，还有几斤天津产的面酱。吃得那个香呀。个把星期后，病没好，那人可行了，精神多了，追部队去了。
人饿时，你说什么是药？
许多老人说，水土不服，老天爷把“东北虎”折腾苦了。又吃不饱饭，“东北虎”可真有点熊了。那时候，白崇禧要是回头打咱们一家伙，是真能占些便宜的——可他哪还有这个胆呀？
二、“是骡子是马，拉出去遛遛”
王玉兴老人说：
围困长春时，我在独9师警卫营1连当指导员。城里饿死人，我们在城外也吃不饱，一天两顿稀粥，有时也不够吃。我批评炊事班长，说你怎么不多加些水呀，井里有的是，挑呗。小子粥要先用勺子搅一搅再打饭，就干稀匀乎了。他不，等连部去打饭时，专给你舀上面的。文书要跟他干，我说为张嘴吵嘴，大家看着，什么影响？勒紧裤带，克服一下。饭打到连部，就我掌勺，先给自己舀上面稀的。
进关到朝阳时，敌机空袭，机关炮打中炊事班长的肚子。我跑上去抱起他，和卫生员为他包扎，那血流的呀，送去医院后牺牲了。他抓住我不放手，说：指导员，我不行了，我对不起你呀，尽让你喝米汤了，来世再报答你吧。
在鄂西追击宋希濂，我和司务长出去筹粮，回来晚了，吃点剩饭，有时还吃不上饭。他说弄粮的还吃不上饭，不干了。我说咱是党员、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应当的。他说你应当去吧，还骂了一句。我火了，上去给他个耳光子，他踢我一脚，被大家拉开了。
营里批评，让我检查。我说我动手打人不对，先动手就更不对了，指导员打人更是错上加错，我向司务长赔礼道歉，也向大家保证再不会打人了。大家都批评我。一个从60军起义过来的上尉教官阎柏春，到我们连当技术教员，却向着我说话。说大家吃不饱，指导员不辞辛苦，想方设法弄粮食，这是爱兵如子。共产党军队不讲打骂，可司务长顶嘴，还骂人，事出有因，打也没啥。我听着脸臊得这个红呀，说阎教员你快别说了，你说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可你把我与国民党相提并论了。
我当指导员时19岁，在朝阳牺牲的那个炊事班长已经30多了，这个司务长也比我大不少。部队讲资格，对年轻的领导不大服气。辽沈战役前指导员集训，一个抗战初期的老指导员发言，说我提条意见，不是给大家的，是给毛主席提一条。东北小孩伢子，黄嘴丫子没褪，动不动就提起来，能干啥？
16岁参军，17岁当班长，调我去牡丹江学译电，正赶上部队要去剿匪，我就要求去鹤岗剿匪。通信科长找我谈话，说人家调学都像考状元似的，你怎么不去？我不好说有人瞧不起我这个小班长，就编了个理由。动员大会上，合江军区一个副司令讲话，说许多同志积极参加剿匪，这个很好，可有的同志，像司令部通信班长王玉兴，是不是目的不明确，有发财思想呀？鹤岗土匪老巢有个采金沟，听说剿匪时有人真发财了。那时那人直来直去，讲话不拐弯儿。我一听，这个闹心呀，憋老气，上老火了。
土匪化整为零，我们也分散活动。有天得到情报，土匪要来偷袭司令部，参谋长派我去60里外一个团去报信，调一个团增援，并强调至少要两个人去。我心里寻思，一些人瞧不起我这个“小孩伢子”，副司令又说我有“发财思想”，是骡子是马，这回给你们遛遛。
我跟副班长说声我出去一会儿，拉马就走。太阳偏西了，有点饿，也有点怕。沿途到处是土匪，又是第一次单独执行任务。在村头小店买了两个“光头饼子”（一种用面粉烤制的点心），又喝了二两烧酒壮胆，左手抓缰，右手把支小马枪吊在胳膊上，发现敌人顺过来就能开火。
过个村子，路边门吱呀一声，出来几个土匪。问什么人，我说自己人，脚下马镫子一磕，手中枪就响了。听到后边枪响，那日本大洋马已经冲出几百米远了。快到地方了，明晃晃月亮地里，前边两个土匪叼着两个大烟袋，烟袋锅那红火一亮一亮的。东北抽烟的人多，那时都是个大烟袋。我的枪先响了，打倒一个。这下子可糟了，两边高粱地里枪声炒豆似的。那大洋马像箭一样快，那也快不过子弹哪，土匪打枪又准。那工夫也来不及想这些，只觉浑身血都往头上涌。老天爷保佑，竟然皮毛未损。
信送到了，团长说就你一个人？我说就我一个。这边我挺“英雄”的，那边参谋长可急坏了。有人说我开小差回家了，排长了解我，说不能。参谋长说能不能也是胡来，他一个人伤了、亡了，误了大事怎么办？我可没想这些，满脑子都被逞能好胜的个人英雄主义填满了。
当一年多排长，教导员想让我当指导员，营长要让我当连长，说当指导员就把王玉兴瞎了。我当了一辈子政工干部，体会最深的，就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什么事都得做出好样子。战争年代还有一条特别重要，你得打仗勇敢，军事上有一套才行。
翟文清、赵兴元、张仲先、王志建等人，都是政工干部出身。有的当指导员还兼连长，有的当了教导员，又接着当营长。可对他们来说，干什么都算不得改行。
李洪奎老人说：
二保临江的三元浦战斗，我是20团1营教导员，带领主攻连2连占领村外几幢房子时，头部中弹，那血流的呀。后来医生说，那子弹再往里一点点，脑浆子就出来了。正包扎着，3连报告敌人要突围，我带2连迂回过去，抓了200多俘虏。
夏季攻势打南山城子，营长重伤，没副营长，就我和副教导员赵兴元。他带突击连1连打下一个制高点，还剩个砬子山，我说这个你掩护，我来。观察地形，发现敌人防御重点左侧有条雨裂沟，小树挺密，决定3连从那里攻击，又让2连放下背包，轻装绕到背后，从悬崖上攀爬上去，突然袭击，打敌人屁股。方案报到团里，认为很好，集中炮火掩护，歼灭号称“虎师”的新22师一个加强连。带突击排的副指导员张维明牺牲了，指导员李春山抱挺机枪往上冲。
冬季攻势打文家台，赵兴元当营长。这个人打仗好哇，勇敢，又有头脑，文武双全。我还带2连主攻，冲锋时趔趄了一下，我知道中弹了，是右大腿根。还好，没伤着骨头，还能跑。那时候，政工干部不能打仗，战士瞧不起你，说你是卖“狗皮膏药的”，在战斗部队难生存，只有到机关去。
赵兴元老人说：
一会儿军事干部，一会儿政工干部，要说有什么差异，那就是后者更要突出以身作则的模范带头作用。是骡子是马，得拉出去遛遛。政治工作是做人的思想工作的，光耍嘴巴子功夫，那怎么宣传人、教育人、带动人啊。
在东北，我那件大衣基本都在战士身上。营长、教导员有马骑，两个副营一匹马，从东北到华南，除北平入城式外，4个营干那屁股少有碰马鞍子的时候。天冷了少穿点，缺粮了少吃点，行军路上还要多背点。从指导员到教导员，步枪、冲锋枪、机枪，背包、锹镐、米袋子，不是这样，就是那样，而且越是走不动的时候背得越多。湘赣战役期间，大热的天，肚里没食，眼冒金花，还扛挺机枪。真走不动了，也咬牙挺着，心里说再走几米，再走几步。
行动是最有力量的。嘴再笨，行动好，战士就服你、敬你、听你的。
王玉兴老人说：
在鄂西追歼宋希濂，有个叫得玉山的，是从傅作义部队起义过来的个兵油子，总掉队。他是河北人，参加国民党军队前在北平拉洋车，腿脚挺利索的，就是耍熊。我说加把劲，快到宿营地了。他说我倒想加劲，可这肚子不让加劲呀。我替他背背包，说全国就要解放了，再挺上一两个月就是好日子了。那时大家都明白这个理儿，所以都能咬牙挺着。可你听他说什么？革命有前途，个人没奔头，我是挺不到那时候了。我说你也是穷人，革命再苦再累，也比你拉洋车有奔头呀！他说我拉半天洋车挣5角钱，两角钱住店，两角钱吃饭，还有1角钱喝茶听书去，那日子美着呢。
过个叫“陈大山”的山，山陡，下雨，还吃不饱饭，得玉山说什么也不走了。他说指导员，你是个好人，就当个大好人行不行？我说怎么当大好人？他说你把我枪毙了吧，我实在吃不了这份苦了。我说抬，4个人把他抬起来，我也抬。我们是炮兵，马驮人扛，多少装备呀，一个炮架4个人抬，这回还得抬个大活人。围困长春时，我右大腿负过伤，不大吃劲，一个趔趄坐那儿，差点儿把他从担架上摔下来。1班长骂起来：妈个巴子得玉山，指导员拖条残腿抬着你，你他妈的还叫个人吗？有人撸胳膊挽袖子要揍他。后来他还告诉我，说有人要把他推到山崖下去。他嘴上让我枪毙他，其实是耍赖、耍熊，最怕死了。
得玉山不敢耍熊了，我却不大行了。
我19岁当指导员时，同等职务的东北兵，全师没几个，当指导员的就我一个。我从小争强好胜，干什么都想争个头名，组织上这样信任我，我不玩命干好工作，对得起谁呀。工作好坏另说了，我敢说我是全连最累的人了。按说心里痛快，人是累不坏的。而且我们那时那人都知道不能讲困难，干什么能没困难？这困难，那困难，那仗还打不打了？可这一切都有个条件——得肚子里有食呀！
过陈大山之前，副营长见我背两个背包，还扛支步枪，问我行吗。我说行。心里话：谁叫我当指导员呢？当指导员就得行，不行也得行！
可咱东北人到江南，水土不服，一会儿太阳一会儿雨，生病加腿伤，更要命的是饿肚子——当指导员的，饭也得带头少吃呀。古人说“金汤之固，非粟不守；韩白之勇，非粮不战”，老百姓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几天少吃也饿不死，可天长日久，那人就挺不住了。马也好，骡子也好，拉不出去，遛不动了。
三、粮食！粮食！
李树基老人说：
南下过了河南信阳，有些地区就没有我们的地方政权了，有时就得自己筹粮了。
最后一次与地方政权打交道，是在湖北，快过江了，一个小镇。一个区长，是个南方人，腰里别支盒子炮，带个警卫员，把一群保长、甲长叫来，限令各保各甲多长时间交多少粮食，一个个画押，还得联保。那个区长瞪眼睛，拍桌子，像训狗似的。过后我说你怎这么凶呀？他说对这帮人就得这样，不然他们糊弄你。开始大规模筹粮是在咸宁。那时有些部队已经喝粥了，有的连粥也快喝不上了。
在山东、东北都筹过粮，干我这行的这是基本功。辽沈战役前，谭政讲大军南下北宁线，如果后方供应不上，各部队可以就地打土豪、吃大户，解决粮食问题。结果，一是后勤供应上来了，二是缴获也多，用不着这个办法——这回到江南用上了。
我住处旁边就是保长家，10多间房子，有钱，阔气。他明明在家，我去见他，家人却说不在。我让警卫员去找他，说我们首长让你去，跑步去。这回他颠颠地来了，点头哈腰的。我让他坐下，说你给家里写个条子，晚饭前送来1千斤粮食，不然今晚就别回家了。
当时群众最普遍的思想，就是国民党回来了怎么办？特别是一些老革命根据地，当年红军走后，白军大肆烧杀，群众受害很大。一些保、甲长跑了，有的躲起来，不敢出面。这个保长40多岁，在当地威信挺高，相处几天，对天下形势和我们的政策了解一些，工作还挺认真、配合。
民运部有个100多人的民运队，打起仗来就下到各部队去，组织民工运送弹药，抬运伤员。大都是东北翻身农民，大都30岁左右，从部队抽的老战士，年纪大，本事也大。在东北走到哪儿如鱼得水，过江后南方话听不大懂，当地人和北方人也有些隔阂，他们却很快就能贴上去，和老百姓弄得挺热乎。军里还有几百南下工作团的学生，医院、文工团要不了那么多人，部队处于战斗状态，他们去了也不合适，得有个过渡阶段。我就说都给我吧，让几个民运队员带上十个八个学生，下乡征粮。一些人还是老百姓打扮，有的女学生穿花衣服，大家就把自己多余的军装拿出来。不够分，穿件上衣，或戴顶军帽，像个“工作同志”就行。学生热情、聪明，纪律性也挺好，南方话学得可快了。
我们到得早，当地还有些粮食，征粮比较顺利。我再三强调不能侵犯穷人利益，对地主富农也要给他们留下口粮，下面政策执行得也行。逐渐地就不行了，后面的大部队陆续上来了，都来征粮。我们在那儿征，他们也去征，我们征完了的，他们还去征，有时一个乡有几支征粮队，这可怎么行呀。
在咸宁南边一个乡，兄弟部队一个征粮队，在那儿挨家挨户搜粮。我火了，把他们批一顿。那个队长哭丧着脸，说我们也知道不该这么做，上级也不让这么做，可部队等饭吃，我们有任务，没别的办法呀！
这是有人的地方，一些地区老百姓跑光了，没人，那粮食怎么征？就是搜，这家那户，翻箱倒柜，屋里屋外地搜，搜不到饿肚子，搜到了，在那儿放几块大洋，或是写个条子放那儿。
想来想去，决定成立个“咸宁地区办事处”，统一征粮，统一管理、分配。请示军里，批准后就挂块牌子，再刻个关防大印，到处贴布告。各师在各县也照此办理，在县政府办公，最小也是团政委当办事处主任，我们民运部再派去几个民运队员当特派员，与原来的乡、保、甲长打交道。国民党政权垮了，随军南下接收城市的南下干部团还没到，这种做法实际是填补了一段权力真空。后来各部队也陆续效仿，在所到之处成立类似的办事处。
这下子可把我们忙坏了。这拨走了那拨来，一天到晚团团转。乱征乱派现象得到一定遏制，可那点粮都交上来也解决不了多大问题，有的部队还打埋伏，自征自留自用了。一些来要粮的人冲我喊，这点粮还不够塞牙缝的。有的说没长弯弯肚子，就别吃镰刀头子，挂那牌子干什么？
我是山东人，脾气本来挺倔，这行干久了，也磨炼出来了。我就解释，今年水灾，眼下又青黄不接，敌人撤退前还抢走许多粮食，“羊毛出在羊身上”，就这点“羊毛”，老百姓的日子苦透了。其实，这话不讲也都明白，大家是急呀。部队吃不上饭，都急于把粮食抓到手里，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呀。一支饿着肚子的军队，能有什么战斗力？“民以食为天”，军队没粮也是天塌地陷呀！
四野铁道兵团的一个团，在咸宁北边修桥，跑来要粮。我说放心，有我吃的，就有你们吃的。第二天，团长、政委亲自来了，说李部长呀，能不能再接济点呀？那政委说铁路修不好，后方粮食运不上来，你们再辛苦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说这道理我明白，铁道兵同志辛苦我也知道，可我只能按人头分手头这点粮食。谁多报人头，我也不一定知道，我敢拿党性保证的是，我们绝对是公平的。
许多旧政权人员都逃跑了，留下来的鼓励他们坚守岗位，为我们工作。我们人生地不熟，他们有优势，而且知道天下是共产党的了，大都老实、听话。醴陵县长没跑，病了，住院，找我们说要“起义”，枕头下还放支枪。我说你这叫什么起义呀？他脸都吓白了。民运队南下时没有枪，到湖南后装备齐整了，清一色20响，东北人叫“20搂”（读lou）。都是筹粮时没收乡长、保长的。湖南、广西土匪多，还有特务，到下边工作挺危险的。
从湖北到广西，筹粮是大事。大军云集，所到之处，物价飞涨。更要命的是有些地方，白花花的大洋硬是买不到粮食，那也得想方设法弄呀。不能让部队吃饱，怎么也得吃个半饱，对付着能够行军打仗呀。
最后一次筹粮是在钦州附近。广西战役俘虏那么多敌人，士兵好办，给点路费让回家了，5千多军官要船运梧州，每人带15斤大米。这抠那弄的，8万多斤粮食忙活得差不多了，来命令了，让我们奔雷州半岛，去打海南岛了。
下面是40军后勤部政治处主任李金明，1949年8月10日写于醴陵的《40军后勤工作队征粮总结》中的部分文字：
正是休整时期，征粮地点为醴陵县清泉乡，全乡8个保，人口约两万余，地约两万余亩，一至五保平地多，山村少，柴困难，六、七、八保山村多，但六保三个甲和八保五个甲没稻田，依靠山林和种红薯维持生活。
该乡人员健全，乡公所有主任和干事，均有保甲长，但没有人口、地亩册子。全乡共摊米206000斤，柴412000斤，规定9号完成，到9号只征八万余斤，部队准备行动，工作队要回来了，仍在缴送中。
工作队组成，粮秣科三人，政治处一人，第一工作队七人，宣传队十七人，共二十八人。集中住宿，分六个组工作，早出晚归，开会交流经验。先由乡召集各保长开会，说征借意义及数字，然后确定各保应摊数目，各保回去召集甲长开会，先派大户或估计摊派民主评议，就让开始送粮。先搞清有多少大户，工作队指名征借，让乡公所直接通知大户。
开会讲话听不懂，找当地小学教员当翻译。
二保地主肖昌隆只报400石租，开会追出800石地租。有的地在几个保，分散，就一块块查。稻田收两季，就按两季的40%收地主粮草。征借是草随粮走。部队急等粮食下锅。地主不让佃户交粮，佃户就不敢交，工作队就做佃户工作，并保证发现一个，教育全体。保甲长有的阳奉阴违，当面答应好，工作做不到，有的包庇地主，替地主叫苦，瞒地亩，想平均摊派，有的受地主控制、拉拢。恶霸地主肖昌隆组织些人反对保甲长，保甲长吓得不敢干了。六保地主易雨先虚报田亩，保长明知有假也不敢纠正。给他们讲我党政策，胜利形势，天下是共产党的了，让他们安心老实的办事，安慰、鼓励他们，布置工作要具体、细致，随时检查、督促，甚至看着他们干，并帮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为其撑腰。
肖昌隆大摆酒席请佃户中人吃饭，当场说大家不要交粮，保甲长派得不公，你们不认字不明白，我都知道。还写标语、传单到处散发，群众想交也不交了，保甲长吓得要辞职。肖家有手枪，哥哥当过营长，侄当银行主任，还有当县长的。对保甲长一面防止他们被地主利用，一面给他们做主撑腰，让他大胆工作。开头穷人不敢接近工作队，保甲长平摊到他们头上也不敢吱声，经宣传，就去找保甲长算账，自然也就靠近工作队了。肖昌隆隐瞒地亩，又让佃户拒交，威胁保甲长，就开大会揭发他，打掉威风，群众就敢说话了。
布告规定“每人平均八亩田以上者可酌量增加，但最多不能超过其全年收入的百分之四十至五十”。每人平均八亩以上者每亩最少要征四十斤，但最多不能超过这一季的收入的全部地租的60%。
工作队没有打骂现象，在保里吃饭，做了好菜不吃，影响很好。
四、南方北方
源自中原的“老不征北，少不征南”，说的是北方寒冷，老年人体质差，不抗冻，非冻毁了不可。“少不征南”，则是江南女人水灵、多情，善勾男人魂，跌进温柔乡，也就失了“战士”本色。还有人说是南方的瘴气、瘴疠厉害，中原人到南方得热病，十有八九是回不来了——可这又与个“少”字不搭界了。
而一些四野老人的说法，则是中原人“老能征北，少可征南”，因为他们地处南北之间，自然南北皆宜。
四野老人当年体验最深的，就是正负40度的水土不服。
高温炎热，使人烦躁。阴雨潮湿，等于火上浇油。再加上打摆子、拉肚子、生疥疮、烂裆等，还有吃不饱饭，吃不上饭，从精神到肉体，那人会变成什么样儿？
永远要争头名的王玉兴，几乎耗尽了最后一点力气。人的精神的力量，毕竟是有限度的。老人说，若不是同志们帮扶着，我是走不出那鄂西大山了，只有扔那里了。
王玉兴用自己的最后一点力气，尽着一位指导员的责任，鼓舞着全连官兵走出那鄂西大山。而对应的另一端，则是“军阀主义普遍有生长”。一些原本善于做细致的思想工作的人，也失去了耐心，有的就变得简单粗暴起来。而思想政治工作的薄弱，乃至丧失，后果自然是可想而知了。
杜博老人说，快进广西了，大休息，吃饭，1连长张学瑞端着个饭缸子来了，说养不起这么多兵就算了。我瞪他一眼，说你说的什么话？他瞅瞅我们那饭缸子，摇摇头，走了。这人打仗勇敢，技术也好，就是爱发牢骚，说话也粗，人称“二土匪”，我和教导员背后没少敲打他。
温景义老人说，湘西剿匪，我到2连当指导员。1排长张国福，是有名的“虎子”，后来参加全国第一次英模代表大会。在湘西翻山越岭，一跐一滑，一屁股能滑出十几米，他就说怪话：坐飞机，啃猪爪，不知这把骨头扔到哪。一副东北人的大嗓门儿，不知是不是他发明的。那时发牢骚、说怪话的人多了，那人也真折腾得不像样了。
离休前为广州军区副政委的单印章老人，当时是43军127师379团政委。老人说，湘赣战役，我们一路急行军，从高安向宜丰、万载追击。一天晚上，正走着，突然前边轰隆一声响。我以为遭到伏击，赶上前去，是7连一个兵，突然从队列中向路边跑出20多米，把怀里的手榴弹拉响了。指导员哭着跟我说，这个兵又打摆子，又拉肚子，实在是挺不住了。
老人的声音有些哽咽：他是用最后一点力气，跑出那20多米哪！
水土不服，病饿交加，体力和意志力都经受着从未有过的考验。而作为积极分子、战斗模范，他们付出的更多，那人的承受力几乎到了极限。他们知道革命就要胜利了，这路就快走到头了，但他们已经走不到头了。既然继续撑下去，只能增加痛苦，成为拖累，那就自我了断了吧。
王风友老人说：
我参军时，接兵的一个张峰副团长说，志愿参军的站到右边，不志愿的到左边。我这人从小喜欢马，听说是骑兵，就站到右边了。那次，我们榆树县刘家店区东西老牛沟参军30多个，志愿的就两个，还有一个是西老牛沟的，叫冯和。这人挺老实、本分，打仗也勇敢，就是身体不行。有人那身板瞅着也挺单薄，内里却结实，冯和是里外都不行。南下过江后，那些病都让他摊上了。留在湘西当区长，原因之一，就是不适应部队生活。他那模样也真不能行军打仗了，可那病根是水土不服呀。区长不当了，跑回东北了。若不把他留在湘西，在部队再能熬过几个月，可能也就不会开小差回家种地了。
杨雨田老人说：
电台队有个班长栾景义，吉林人，表现挺好的，到广西后掉队了。派人回去找，没找到，以为他牺牲了。那地方人凶啊，掉队的，不管咱们的，还是国民党的，见了就扒衣服，有的还杀掉了。后来吉林来人外调，才知道他开小差回家了。
从广西到吉林，那得多少时间呀？那时根本不可能坐车，就是走。一个人，一口东北话，又没有钱，任何土匪、地主武装都能将他置于死地，那可真是千山万水、千难万险呀，那是真的下定决心了。
在平津时，出关就是黑土地，他为什么不跑？最晚也不能拖过长江呀？可他过了湖北，又过了湖南，眼看就要走到头了，扭头回家了。
直到今天，我也认为一些人自杀，是为了不拖累同志，不拖累部队。
流传于中原一带的民谣，还有句与“老不征北，少不征南”有些矛盾的，叫作“宁往南走一千，不向北挪一砖”。由此可见，中原人还是钟情南方，畏惧北方的。
1949年南下的四野官兵，正好把这句话颠倒了过来。
李如吉老人说，海南岛解放后，40军奉命北上，到河南驻防。哇，大家乐坏了。当兵5年了，还没见过那样欢乐、痛快的行军。
离休前为后勤学院军事系主任的辛殿武老人，是辽宁本溪市桥头镇人，1945年参军，南下时是40军118师作战参谋。1953年到汉口第一高级步校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69年学校撤销，教职员工大都是北方人，都是当年四野的老底子，分配工作时都希望到北方去。
老人说，离当年南下整整20年了，一些人的孩子都长大成人了，按说应该习惯了吧？不行，还是心系北方。可想是想，那时那人听党的话，党叫去哪就去哪，说走就走没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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