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气得骂起来，说东北人都是亡国奴。
后来明白了，东北土匪多，东北人让土匪祸害怕了，正统观念特别强。他们盼望有支正牌的中国军队，认为那样就能过上安稳日子了。“国军”是“正牌”，八路军不是，所以就怕你，躲着你。
没有老百姓的支援，那仗还怎么打呀？那时真困难啊，做起来却觉不出什么难的。做这个还觉得多么难，那还是共产党吗？特别是在那些拉锯地区，今天你推过来，明天我打过去，几个来回后，老百姓就明白谁好谁坏了，就知道该跟谁走了。
五、“谁不说俺家乡好”
前面曾经引用过的四野政治部的《部队纪律综合材料》中，称：
部队相当严重的不满新区人民的情绪，加以某些干部认为此种情绪不易解释说服，采取放任态度，甚至予以同情和辩护……由于许多人不满江南的生活，而产生与新区人民若干对立的情绪。
7月11日，15兵团政委赖传珠、政治部主任肖向荣，致电“陈李李并告张袁谢吴谭肖并报野司”①，称：
对于南方的地理条件季节特点和生活语言不同（如睡门板住走廊吃大米讲话不懂）说明这都是可以习惯的我们为了革命应该学会南方生活（部队南方人初到北方一样）不应采取厌恶对立态度讲话不懂是中国地大人多的特点应耐心多讲或作手势说清不许开口谩骂现时流行的疾病是普遍的病症不是恶病性传染病只要注意卫生及时治疗并不是严重的不要引起恐惧
仅“正负40度”这一条就够北方人受的了，更不用说疾病、饿饭、言语不通等多管齐下了。在随处可闻的埋怨、牢骚、怪话中，那遥远的黑土地，暖烘烘的南北大炕，香喷喷的小豆大■子饭，还有那翘首盼归的老爹老妈、妻子儿女，也就愈来愈频繁的在这些北方军人的脑海里回闪，耳闻目睹的一切也就愈发得不顺眼了。
杜博老人说：
在广西过了苗族区，进入高山密林，有的还是原始森林，绿树参天，没有人烟。雨也像雾，雾也像雨，10多天没见太阳，浑身没根干丝。那鸟多极了，五颜六色的，也不怕人，好像也没见过人，冲你叫，有的伸手就能抓着。
当时一些人说这破地方还要它干什么？老天爷都不瞅一眼，国民党也不要，一根人毛没有，让我们来受这份洋罪！
一个饿着肚子的人，见到这些鸟呀兽的，就是本能地想把它们填进肚子里。而对于我们这些在深山老林里钻了10多天的官兵来说，除了荒山野岭没什么意思外，那人也实在是累坏了。那时那人缺乏环境、生态意识，领土、主权意识却是有的。在平津南下前，进行南方气候地理、风土人情教育，就包含一种“热爱祖国，热爱南方”教育。那时好像没有明确提出这种观点，实际上也是这么回事儿。而过江后，随着困难越来越多，这种教育也就每日每时的越来越具体化了。
我跟大家讲，现在每前进一步都不容易，可我们要想想，前进一步意味着什么？那就是多少土地和人民的解放啊。我们在东北打了3年，又从松花江打到这里，多少同志牺牲了，走到这一步不容易呀，每一步都是用鲜血换来的呀。
我说，有的同志张口闭口就是“这破地方”，有人还说毛主席、林总让我们去哪儿打仗不行，让我们到“这破地方”来。同志们哪，如果有人说你家乡那儿是“破地方”，你会怎么想？谁都说自己家乡好，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只有自己家乡好，那就不对了。咱们国家大，各地情况不一样，有穷有富，有冷有热，刚到东北时，有的南方同志不也冻死、冻伤了吗？有人会说冻死、热死一个样，可咱们现在中暑的得病的不是越来越少了吗？东西南北，各有长短，时间长了适应了，有感情了，就会明白祖国到处都是好地方。离休前为福州军区副参谋长的吴瑞刚老人，南下时是45军军务科长，闯关东时是冀热辽27旅31团2营教导员。
老人说：
到东北后，行军有人唱小调：
人人都说东北好，
到了东北知道了。
装备没装到，
城市没住好，
跑到山沟里来了；
高粱米饭吃不饱，
冻得实在受不了。
……
有的干部就喊：别唱了，闭嘴！
我说别唱了对，可不能让人闭嘴，要让人讲话，要讲道理。出关动员时，我也讲过东北多么好、多么好，可这话没错。东北工业发达，工厂多，矿山多，楼房多，铁路多，公路多，电灯、电话多，东北不好么？动员时还讲到东北接收日军装备，许多部队是徒手出关的，后来苏联红军不让咱们拿了，“装备没装到”是事实。可咱们是军人，从敌人手里夺呀，把敌人的枪炮夺过来，那城市、铁路，还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都是我们的了。
至于“冻得实在受不了”，我说我也一样有些受不了。可咱们大都是河北人，比比山东来的八路军，特别是苏北来的新四军，人家南方人也没唱小调，咱们唱这个，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呀？
我们45军河北人多，闯关东时80%是河北人，南下时基本也是这么个比例。
王志建老人说：
我们47军东北人多，占80%左右。10纵刚成立时，许多团是从县大队、保安团升级为主力的。一个团，除了干部，战士几乎全是一个县的人。像420团，基本都是吉林榆树县人。南下时，大都是班排长了，个别还有连级的。
大军南下，当然要进行“爱南方”教育了。可以说，这话是讲了一路的。江南休整期间，这当然也是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党的威信高，干部以身作则，讲话大家就信服。一些人虽然牢骚、怪话不断，行军打仗可不耽误。
你们在执行南进的途中，特别是最近恰遇天气热的时期，你们所受的辛苦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是广大的人民都知道的。你们是在烈日和暴雨下前进着，是在忍饥受渴的情形下前进着，是在疾病的侵袭下前进着，是在崇山峻岭羊肠小道和河川阻隔的条件下前进着，是在睡眠不足、异常疲劳的情形下前进着。你们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祖国的利益，没有害怕困难，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泄气。你们鼓足了勇气，咬紧了牙关，忍受了和忍受着困难。你们坚决执行上级所给的任务，坚决遵守了群众纪律，并在一遇见敌人的时候，你们如猛虎一样去扑灭敌人。你们这种精神是永远值得称赞和钦佩的。
许多老人都谈到休整期间，听到、看到林彪、罗荣桓、邓子恢、肖克等四野首长给全体指战员的一封信，对其中那些印象深刻的排比句，有人还能断断续续说出几句。
老人们都说，那时那人听到上级首长几句暖心窝子的话，那可真是感动、激动、受鼓舞啊，指哪打哪，头拱地也得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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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章 走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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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脚是最宝贵的
赵兴元老人说：
正常行军，以团为单位，营与营间距1里左右，连与连在山地以看得见为准。中间一次大休息，吃顿饭，10里左右一次小休息，解个溲，整理一下装具。一般一天行军60里至80里，急行军不低于120里，强行军就没准了。在广西追击白崇禧，最后一天，一天一夜跑了280里。我是光脚进的小董圩，没鞋了，就是有鞋也顾不上换了，那脚也没知觉了。
从武汉南下时，战士每人背7至9天粮食，不低于15斤，体力好的可以多背。连排干部背大洋，每人几十上百块。国民党完蛋了，钱也不中用了，咱们那钱新区群众还不大认，就现大洋好使。那一路买粮买菜，就用现大洋了。
一支步枪6斤半，冲锋枪稍重点，100发子弹10来斤，4颗手榴弹有5斤，一个背包七八斤。一个班有一半人有炸药包，或是爆破筒，炸药包和自制的爆破筒重量不等，一般10来斤，重的20多斤，还有更重的，根据爆破目标绑制。有人还有水壶、锹镐什么的。再加上米袋子，得多少斤？
那时有句话，叫“是兵不是兵，背上五十斤”。
机炮连负重就更大了。一挺重机枪，一人扛架子，一人扛枪身，几个人背弹药，都在70斤左右。轻机枪和60炮，都不低于60斤。
最累的还是班长和连里干部。
翟文清老人说：
我个子不高，但挺壮实，当班长帮同志们扛枪、背背包没问题。苦了那些体质差的，自己就不大行了，还得帮助别人，可你当班长就得多付出呀。
负重大，操心更多。行军路上，全班十几个人都得留心、瞅到。在东北是怕冻伤，谁脸上、耳朵白了、肿了、起斑块了。飘风扬雪的，不知不觉就冻坏了。在南方是怕中暑，谁晃晃悠悠地跌倒了，那就不大好办了。有人要强，有人觉得没事，硬挺着，你得及早发现，采取措施，报告连里。在东北进入阵地了，一会儿就得喊“跺跺脚，搓搓手，揉揉鼻子和耳朵”。光喊不行，还得一个个都看到。行军累呀，有人倒那儿就睡着了，不把他拉起来，活动活动，那人就冻坏了。在南方，特别是到了广西，谁离队解个溲，班长都得多瞅几眼，或者干脆在那儿等着。不然，他要是睡那儿了，掉队了，那人可能就没了。那地方那人野，用弯刀钩住你脖子，让你脱光衣服，有时是又要衣服又要命。
到了宿营地就更忙了。行军途中休息，班长喊“空空脚”，把背包放地上，再把双脚放背包上躺着，让血液循环得快些。到宿营地，人仰面倒在墙根下，把双脚支到墙上，或是放到什么高地方，同时烧水准备洗脚。在南方还要先喝碗淡盐水。程序是空脚、洗脚，然后吃饭、睡觉。许多时候是什么心思也没了，就想睡觉，这个弄醒了，那个又睡着了。班长、副班长和党员骨干就给洗，脚上打泡了还得给弄泡。
越是苦累，越得眼到嘴到，脚到手到。一眼未到，出个事儿，你就手忙脚乱去吧。
那时一个班，党员至少不低于3个。我当班长最多时9个党员，党员多，作用大，班长当得就不那么操心费力。
每连编制一个挑夫，4个连干，每人可有8斤东西由挑夫挑着。营干正营一人一匹马，副营俩人一匹马，可以轮换着骑，又能驮些东西。这算是有点“特权”了吧，那身上的东西却经常比战士的还多。
行军中喊声“排长出列”，连排干部就聚到一起了，边走边开会。有时研究敌情，有时各排汇报情况，有时总结昨晚在驻地执行群众纪律情况，有时是介绍前面宿营地民俗风情。需要向下边传达、交代的，排长回到队列后就安排了。
班长操心的那些事情，连长、指导员都要给予关注，特别是那种班长新、骨干少的班。无论新老，对模范作用好、体质差的班长，要帮他减负，不能让他累垮了。比如借谈话的机会，走在队尾，把他的枪或什么拿过来扛一阵子。对重点人物，像脚上打泡的、有病的、和班长闹别扭了的，前面快到谁的家乡了，要随时与之谈话。
一天行军100里，连长、指导员就要多出十里八里的。到了宿营地，连长带上几个班排长到村外看地形，设卡放哨，一旦出现敌情如何战斗，得心中有数。副连长管后勤，赶紧去伙房抓他那一摊子。指导员、副指导员各家各户转，向房东表示谢意，同时检查群众纪律，督促大家烫脚，还要向营里汇报一天情况。大家都休息了，连长和指导员再碰个头，把明天的行军路线和可能出现的问题研究一下。
王志建老人说：
毛主席问他的卫士李银桥，手重要，还是脚重要，李银桥说手重要。毛主席说不对，没有脚就不能走路，不能走路就不能革命。
那时打仗就怕腿脚受伤。截肢的不用说了，一瘸一拐的跟不上队伍了，在部队的革命也就“成功”了，到地方去吧。
我负过几次伤，都不重，有一次却把我吓坏了。
南下时，干部发双水靴，没见过，挺稀罕。宜沙战役期间总下雨，这回派上用场了。那靴子有点小，左小脚趾头磨起个泡，也没在意。那时谁脚上没打过泡呀？谁知泡破了就发炎了，烂糊糊的肿得有大脚趾头粗了。要是布鞋就没这事儿了，那靴子不透气，天热，脚出汗，连闷带沤，那发炎还不快吗？
我对营部医生说，把那烂肉都割掉，再包紧点，反正得让我穿上鞋，能走路就行。实在不行，就把它割掉，不然继续烂下去，这只脚废了，我不就废了吗？他说没麻药了，我说那也得割。他说够呛，我说够呛也得呛，反正你得让我能走路。
打泡不怕，就怕发炎。
烫脚、吃饭、睡觉，到了宿营地三件事，宁肯不吃饭，也得烫好脚。走一天那脚都木了，烫得红红的，血液循环开了，解乏，腿肿了还能消肿。那时烧烫脚水用柴，是正式列入经费开支的，南下时每人每天1斤柴钱，在东北好像是2斤。那脚该烫到什么程度，班长、副班长要一个个检查。烫好了，开始弄泡。用针扎两个眼，把水放出来，再把马尾巴穿过去，这样针眼不会封死。然后用火烤，烤硬实了，老皮厚了，再走就不打泡了。泡少，可用烟火烤。东北战士抽烟用烟袋，用那烟袋锅的火烤。泡多那就慢了。东北冬天家家户户都有个火盆，放在炕上，烤泡最方便了。
老兵脚底都厚厚的、硬硬的一层老茧子，要不怎么叫“铁脚板”呢？在平津休整两个多月，少锻炼，那脚养得有些娇贵了，刚补入的新兵和解放战士，就更不行了。南下行军，有的连打泡的占1/3，有的近一半，那可真是强大的“泡兵”。到了宿营地后烫脚、挑泡、穿马尾巴、烤泡，一个连一个小时也忙活不完。
打仗离不开行军，革命就要走路，走路靠脚，脚靠鞋。
追击敌人，轻装，除了枪支弹药，什么都能扔，就是不能扔鞋。
鞋要跟脚，宁大勿小。鞋小了，把黄豆沾湿了塞进去，黄豆见水膨胀，就把鞋撑大了。休息时穿新鞋，行军时穿旧鞋。那时那鞋大都是布鞋，新鞋鞋底硬，麻线头不平，容易磨起泡。途中休息，整理装具，主要是弄那鞋袜，把鞋里沙子倒净，袜子破了也容易打泡。
刚到东北时，发日本军用大头鞋。鬼子那东西挺结实，就是笨，还不抗冻。后来穿乌拉，那时东北人冬天都穿乌拉。那东西冬天才暖乎呢，零下40度趴雪地里，也能抗一阵子，还轻快，绑上草绳子也不滑，就是穿起来太费事。晚上把乌拉草掏出来，弄蓬松了放炕头烘干，第二天再絮进去。东北人三下两下就弄好了，里面平平展展一个窝，那脚放进去可舒服了。咱们那手就比脚还笨了，开头这儿薄了，那儿厚了，厚了硌脚，薄了冻脚，慢慢的也练出来了。那乌拉草真是好东西，真暖脚啊。
南方总下雨，布鞋吃不开，一双鞋干爽地上能穿一个月，烂泥道两天就完。衡宝战役后，我们47军挺进川东，有的部队光着脚追击。我们营最幸运了，无意中打下一个军需库，里面全是胶鞋。大家乐坏了，背包上，腰带上，有人别了10来双。我们机炮营跑得那么快，那些鞋立功了。
鞠海清老人说：
南方人到东北学穿乌拉，东北人到南方学打草鞋。
先搓麻绳，用麻绳做筋骨，再往上编稻草。那时有空就坐那儿打草鞋，南方兵和团以上干部差不多都会，教我们。开头那草鞋打得松松垮垮的，走上半天就散架子了，慢慢的就行了。纯稻草的能穿个把星期，叫“礼拜鞋”，用布条编的能穿个把月。行军你看吧，谁屁股上都挂着两三双，那路上破草鞋也甩得到处都是。
在东北发种布鞋，鞋底厚厚的，鞋帮上也用针线纳的，前边两个牛鼻子，东北人叫“傻鞋”，又称“踢倒山”，登山爬砬子可结实了。到南方见水就不行了，大脚趾头几下子就跐出来了。草鞋见水更结实，走田埂不滑，沾泥多了，在水里涮涮又轻快了。
江南休整期间，时间比较充裕，有人那草鞋就打出花了。用各种颜色的布条，横一道红，竖一道绿地编起来，有人还在鞋面上弄个小绒球。那时在驳壳枪上拴块红绸子，号兵在号把上也拴一块，军装洗得发白了穿身上，都是一种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美。特别是这种草鞋，瞅着美极了。
李如吉老人说：
炮兵要管好自己的两只脚，更要管好马的4个蹄子。炮兵没马寸步难行，那马才是炮兵的两只脚啊。
到了宿营地，遛马、铡草、喂马，把马侍候完了，才能管自己的脚和肚子。睡得再晚，夜里也得起来喂遍马，“马无夜草不肥”呀。
遛马是最重要的，相当于人的烫脚。走了一天，人困马乏，到宿营地了，是最容易松懈的时候，宁可糊弄自己那脚和肚子，也得把马遛好。
在东北走冰河，马蹄子咔咔地踏得冰碴子直飞。南方那石板路就不行，打滑。又下雨趟河的，马蹄子泡软了，马掌（马蹄铁）挂不住，那是马的鞋呀。“马蹄子，马蹄子，看看马蹄子。”干部经常喊，班长也得喊，还得一个个都看到。马掌子磨秃了，或是掉了，马蹄子磨坏了，马拐了，那马就失去战斗力了。没有备用马，少驮一个部件，一门炮就打不响了。
离休前为广州军区师以上干部理论训练班副主任的李捷老人，内蒙古赤峰市人，当时是49军144师宣传科干事。
老人说：
行军一天，战斗部队，包括一些机关科股，就是洗脚吃饭睡觉了。宣传科不行，到了宿营地，战斗才刚刚开始。
进屋卸门板，门板不够，就坐在锅台、炕沿、床下，没小凳，就找几块砖头、石头什么的。文印组最好有张桌子，怎么的也得有块门板，得放油印机、刻蜡纸呀。不能这一个、那一个的，那样一人一盏油灯，多费煤油呀。算上文印组，十几个人顶多分4伙，四五个脑袋拱围一盏油灯。第二天再看，一个个脸呀鼻孔呀都是黑的，吐的痰都是黑的。
我分管部队宣传教育。那时首长讲话也不拿稿子，顶多自己列个提纲，也就不用我们写讲话稿。最牵扯精力的是办报。那时军师都有报纸，像我们军是《奋勇报》，我们师是《勇猛报》。写稿、组稿、改稿、编稿、排版、校对、刻钢板，然后油印，你就忙去吧。越打仗越忙，宣传胜利、鼓舞斗志呀。还写传单，出号外，许多重要文章得自己写，再让首长审查。那时许多首长亲自动笔写文章，有的文化不高，净写错别字，写完让你改，那也是学文化呀。营连教导员、指导员，都是当然的通信员，行军打仗，官兵团结，遵纪爱民，什么事儿都写，都是实在事儿，有的写在烟盒背面就给你捎来了。看着报纸一张张印好了，看到战士们看我们的报纸，那才高兴呢。南下过江前轻装，要求那么严，《勇猛报》也每期保留一份，用桐油布包好，走哪背哪。
行军路上，脚下走着，脑子也不能闲着，得琢磨下期报纸怎么办，组些什么稿子，写什么文章，打腹稿。到了宿营地，一熬就是半夜、大半夜。搪瓷缸子盛上饭菜，一手匙，一手笔，趴在那儿连吃带写。困哪，眼皮打架脑袋沉，不知不觉就趴那儿了。活干完了行啊，没干完头发让油灯燎着了也能醒过来，就怕正写着就睡过去了。这事我干过两次，一下子醒来，脑袋都炸了，报纸出不了啦！那时真是死的心都有了，可死了就能完成任务吗？科长就让大家帮着弄。我1946年参军不久就当见习干事，科长田平是东北大学毕业的。南下后科长柴治，上海人，复旦毕业。发津贴费了，科长就掏钱，说怎么改善改善呀。大家就说吃鸡、吃鸡，那时买只鸡炖上，就了不得了。可缺觉，吃多少鸡也不行呀。过江后，那人病的呀，一个个黑瘦黑瘦的。过江前，我们宣传科的人，那脸都蜡黄蜡黄的，比别人差一色，熬夜熬的呀。
那时每天最难受的，就是起床了。推晃不醒，就把你拉起来，昏头涨脑坐那儿，就寻思你给我一枪，永远睡着了多好啊！走出2里地了，那人还没醒似的。
赵兴元老人说：
参军不久，在山东，连队进村了，干部去号房子，我们往路边一坐，文化教员把块小黑板往树上一挂，就开始上课，识字学文化。
“步枪零件多，简单分3个，枪身、枪机和枪托。”
“手榴弹，威力大，二三十米达，杀伤人和马。”
“天荒荒，地荒荒，我不识字是文盲。不怨爹，不怨娘，地主老财是豺狼。”
教员就讲这些顺口溜，容易记，既学文化，又学军事，还搞了政治教育。
上课时，把字写在黑板上，先上后下，先横后竖，先左后右，一笔一画，我们拿根草棍在地上跟着写。行军时，背包上挂块硬纸板，上面写几个字，有空就瞅，默写默念。都记住了，就让过一个人，再学另一个背包上的字。
毛主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我们这些人的文化怎么来的？就是在那行军路上学来的、捡来的。
徐国夫老人说：
刚当指导员时，晚上点名念花名册，我连“徐”字都不认识。红军都有斗笠，我让文书在各自的斗笠上写上姓名，认人识字，不到一个月，重机枪连近200人的姓名就都认识了。
王玉兴老人说：
在湖北秭归，上级布置学习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我把“孙中山”、“孙文”、“孙逸仙”当成了3个人。连长张田丰是伪满国民优级毕业，两个起义过来的技术教员也明白，也能憋住笑。过后阎柏春跟我说，指导员，孙中山名文字逸仙，不是３个人。我脸这个红啊，晚上点名时赶紧纠正过来，解释明白。我从小喜欢读书，父亲说咱家三代睁眼瞎，要饭也要供你念书。念不到两年辍学了，心有余力不足啊。参军后，部队提倡学文化，我劲头可足了。当指导员后，我让文书弄些纸板写上字，走哪挂哪，行军就挂在背包上。那字总在眼前晃，再不爱学习的人也能认一些。到宿营地，我常和阎柏春住一起，他是大学生，还跟他学英文。那时也没想革命胜利后当个什么官，就寻思学文化，长知识，心里充实。我跟战士们讲，在家没钱念书，现在多识些字，打完仗回家记个豆腐账，也省得求人啊。
革命要走路，走路靠双脚，还得有头脑，就得学文化。
行军路上学文化，那时我称之为“泥巴大学”。有人还叫“行军大学”、“背包大学”、“铁脚板大学”。
翟文清老人说：
当干部学会看地图，行军打仗都得看地图。到了宿营地，营里通知来了，明天行军，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赶紧摊开地图，察看这段路况、地形。都是军用地图，一个独立树，一座独立家屋，都标定在上面。就是地方小，一个乡、几个村的，顶多一个县、几个县的。那时那人都知道中国大，“老大了”，究竟有多大就不知道了，也不知道有多少个省。有的记住了打过仗的省市，更多的印象深刻的，是打得最苦、伤亡最大、胜利最大的城镇村庄，那些城镇村庄都在哪个省市，那时也不一定都清楚——没文化呀。
广西战役，打下玉林，缴获张中国行政区地图，大家都围着看。有的找自己的家乡，有的看玉林在地图的什么地方，七嘴八舌的。我也找山东老家淄博，只找到个大概位置，然后找那些打过仗的地方。从山东到东北，又从东北到华北，再到湖北、湖南、广西，边看边用手指画着，这不差不多就是中国的一条对角线吗？中国这么大呀！这是走了多少里路呀？光南满那些路就走了多少个来回呀？算不过来了，反正一步步都是用这双脚量过来的。
离休前为武汉后方基地副政委的李世奎老人，南下时是40军保卫部长。
老人说：
我是湖北省大悟县刘集乡长冲村人，1931年参加红军。头一年在大别山打仗，成天走路，一双铁脚板，到处钻山沟。1932年10月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向陕南川北地区转移，就开始东南西北走中国了。
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青海、陕西，红一方面军长征走了6个省。我们红四方面军没走那么多省，那路可是一点没少走，光草地就过3次，尽走冤枉路了。
走路不怕，就怕负伤，就怕腿脚负伤，可我这两条腿都负过伤。
第一次负伤是过夹金山前，左膝下被子弹打穿了。那时我是11师33团1营1连指导员。团长给我几块银元，让我留下养伤，我不干。砍棵小树，做根拐杖，“三条腿”跟着走。
后来得知，红四方面军离开大别山时留下的伤员，一路长征留下的伤员，有的被白匪杀害了，有的被地主弄死了，活下来的不多。
过夹金山时，4个战士抬着我。陡处不好抬，我就两只手加条腿往上爬，大家帮着往上拖。到山下找到个医院，解开纱布，脓一下子就冒出来，那股味儿呀。
又过个党岭山，在半山腰上打一仗，当晚在个雪洞里偎一夜。第二天太阳出来了，好大的太阳，暖洋洋的，眼睛一下子就瞎了。雪盲。“三条腿”加个瞎子，大家就抬着扶着走，路好时就抓着前边人的背包跟着走。
过草地时，米袋子里装的炒大米。吃光了，每人发几块大拇指大小的牛肉，半生不熟的。休息时，找个干爽点的地方蹲着。下雨了，头上顶个大斗笠，一些人就歪倒那儿死了。病死的，大都是饿死的。连病带饿，人的生命就是那么脆弱。
人饿得不行了时，那裤带怎么也系不住。你给他系，那腰好像要勒断了，也一样往下出溜。有的人晃晃悠悠就倒了，有的人坐那儿就起不来了，拉起来又倒下了。只有活活地扔那儿了，没办法。
二过、三过草地时，一些人的遗体还没烂。
我参军前就入团了，团员要带头参军，还要带人参军。我动员了两个，都是我们长冲村的。一个不知在哪儿牺牲了，一个在河西走廊部队被打散时没下落了，八成也是牺牲了。
新中国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也是用脚走出来的——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用脚走出来的。
从湖北到陕北，又到山东，再出关到东北，又进关到华北，南下两湖两广，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岛，从海口追到三亚。枪声停了，我一屁股坐在地上，抱着那脚，说脚呀脚，咱们走到天涯海角了，中国大陆走到头了，这回你也该歇歇脚、享享福了。
没想到还要跨过鸭绿江，走到平壤，走到汉城。
抗美援朝第一枪，就是我们40军打响的。
二、巾帼风采
郭绍玲老人说：
我家住在北京通县，我在通县女子师范读书。平津战役打响了，学校不上课了，学生都回家待着。那年我16岁，在家没事，可憋闷了。
一天晚上来部队了，尽是些戴狗皮帽子的，老年人都说从没见过那么多部队。参军后知道，住在我们家那一片的，是3纵8师23团。在院子里绑云梯，在胡同里练爬城墙，到城外练爆破，准备打北平。小孩子乐坏了，在院子、胡同里跟着跑，看热闹。部队纪律可好了，又和气。
住在我们家厢房的，是司令部的几个干部。有个姓宁的参谋，成天趴在地图上画呀画的。我想参军，可见他们对年轻女人挺严肃的，有点害怕，不敢说。他们吃小米饭，我们家做“驴打滚”，就给他们端去一些，说你们尝尝这个吧。他们不吃，说有纪律，我说咱们换着吃还不行吗？他们笑了，说这个小丫头心眼儿还挺多的。就这么算搭上话了，就把话说了。宁参谋说当兵苦啊，我说我不怕。他说你家里人同意吗？我说同意。我没敢告诉爸爸妈妈。穿上军装了，妈妈还去找过一次，让我回去，我好说歹说把她劝走了。
第二天来个干部，把我领到师文工队，给套军装，把蓝大褂、黑裤子换了。
头两个月可高兴了，南下也高兴，这脚可遭罪了。
开头一天行军60里，老同志不当回事儿。我出了家门就是学校，连6里路也没连续走过呀。到了宿营地，那脚没法看了，全是泡。老同志帮着洗脚、挑泡，用马尾巴穿上，再用煤油灯烤，疼得钻心哪。有人嗷嗷叫。我那眼泪也直淌，使劲咬紧牙。那时就盼脚上那细皮嫩肉，什么时候也能磨出茧子，练成铁脚板就好了。
睡一夜觉，第二天那脚不敢着地。走上半个多小时，脚走木了，觉不出疼了，就行了。我们几个刚入伍的新兵，从前面看一个个龇牙咧嘴的，从后边看一瘸一拐的像鸭子走路似的。战斗部队赶上来了，有人就喊，嘿，文工队的同志真卖力呀，刚上路就扭起秧歌了。
想解溲，到路边尽量找个低洼处，大家背对你围一圈。开头没锻炼，越急越解不出来。别说路上大队在行军，围着那一圈人也不行呀！班长说，别着急，闭上眼睛，不想别的就撒出来了。第一次，一泡尿10多分钟也没撒出来，急出一身透汗——觉得也没多少尿了。
行军累吧，还怕休息。一会儿那脚缓过来了，有知觉了，又疼上了。我们几个新兵就不休息，继续走，慢慢走。新兵行军，不掉队就是好同志，帮别人背东西就能立功。
到广西八步，是个小镇，我们文工队一昼夜180里，跟着部队，一步没落，没人掉队。
我们文工队50多人，10多个女的，最小的才15岁。部队行军，我们分成十几个组，在路边找块高点的地方，站那儿唱歌、打竹板。不管阴天下雨，头上多大太阳，路越不好走，越要加紧宣传、鼓劲。看到队伍中谁背着两支枪，有人一瘸一拐的也没掉队，马上就得编成词儿说出去。这个说完那个唱，有部队就不能停。这支部队过去了，后面的还没赶上来，赶紧坐下喘口气儿，喝点水润润嗓子。后边没部队了，说唱完了赶紧跟着走。特别是在广西，土匪多，掉队就危险了。
在湖南休整期间，我们到部队去演戏。《白毛女》、《刘胡兰》、《抓壮丁》、《血泪仇》，我在《血泪仇》中扮演儿媳妇。那时提倡一专多能，我主要是演戏，说快板也行，二胡什么的也能拉一下。演的说的唱的，都是贴近现实的，有的就是我们部队的真人真事，特别受欢迎。
一次，队长让我和个男队员去邻村借个什么东西，好像是演出道具。出村了，他打起摆子，我说你回去吧，他说你一个人不安全。我说青天白日的，没事儿。他走了，我就后悔了，那也不能再喊他回来呀。山沟里，3里多路，路边那草一人多高，好像随时都会窜出个坏人。不敢回头张望，就竖起耳朵，瞪大眼睛，一手握个“王八雷”。就是那种瓜式手榴弹，有个压火，压住了扔出去，几秒钟就响，所以又叫“撒手响”。还叫“四十八瓣”，上面横道竖道分成48块，一爆炸弹片像铅豆子似的飞，威力大。心里寻思，若是遇上敌人，一个给敌人，一个就给自己了。
我们那时脸也经常不洗，虱子多时，抓把头发，手上能有好几个。都说“虱子多了不咬人”，打起仗来不觉得了，闲下来一样咬得难受呀。女人又不像男人那么方便，就躲个没人的地方抓一阵子。没那么多工夫，就脱下衣服抖落、抖落，抖落到火里噼啪直响。现在想想，那时那人活得真不容易，也真有劲头、有意义呀。
冰河在春天里解冻，
万物在春天里苏生，
被压迫的妇女在三八解放。
……
唱这《三八妇女节歌》的杨永珍老人，离休前是总后工厂部军需生产技术研究所政治部干事，南下时是40军文工团员。
老人说：
我是丹东人，那时丹东叫“安东”。初中毕业考上安东女高，家里没钱，念不起。“八·一五”光复，山东八路军过海到安东，成立个联合中学，我听说了就去报名，报名就收了。回家告诉爸爸，爸爸说，那是当八路啊。妈妈就哭，说你个姑娘家能行吗？也没拦我。三弟两妹，我是老大。爷爷还在，耳聋，听不清怎么回事儿，说我大孙女要干什么呀？妈妈说她去上学。那天下大雪，妈妈给我找两件衣服，包个小包，还有个小褥子，送出好远。
国民党进攻安东，联合中学随部队撤到通化，学员分配到各部队，我到3纵宣传队了。
除了大连，3纵几乎把南满踏遍了，一些地区不知转了多少个来回。部队到哪儿，我们宣传队到哪儿，平时演戏，行军做宣传鼓动，打起仗来分到医院、包扎所当护理员。
印象最深的是辽沈战役。我们在北镇附近一个村子里，大炮一响，一股疾风，窗户啪的一声就倒了，砸在炕上。老乡趴在炕沿下，大老爷们都吓得直抖，我们说没事，别怕。
枪炮响后不到3个小时，伤员就下来了。我们那儿是个临时包扎所，伤员从前线送来，处置一下，再由担架队或大车送到后方医院去。
我和曹华负责5间房子的30多个伤员。她是辽源人，17岁。宣传队还有个辽源人，叫伊枫，16岁，她俩还有点亲戚。还有两个15岁的女孩，北京通县的。
地上铺的稻草，伤员排一溜，我和曹华给喂水、喂饭、接尿。伤员流血多，口渴，医生又不让喝水。有的就喊“撒尿”、“撒尿”，没等你接完，抢过去就喝了。
最可怕的是眼球震出来的，送炸药炸地堡震的，在脸上耷拉着，曹华吓得扭头就跑。我说你快去喊医生，快点。她可能干了，唱歌也好，就是胆小。
有人耳朵震聋了，人也懵懵懂懂的，站起来乱走，把伤员踩得嗷嗷叫。我和曹华搂腰抱腿的，怎么也抓不住他，拼命喊：来人哪！来人哪！
一个排长招手让我过去，问我什么地方人，多大了，哪年参军的。又告诉我他是哪里人，家里都有些什么人，想回去看一眼，挺清醒的，一会儿就死了。我和曹华举着油灯，浑身都看遍了，也没发现哪儿有伤。从一保临江开始，中等以上规模的仗，我们就干这个。开头那眼泪流的呀，后来见得多了，心就硬了。可看到这种场面，泪水还是扑簌簌直流。
那时我们就说担架队怎么还不快来呀？快点送去医院，好多救活几个呀！
我们宣传队最惨的一次，是在雷州半岛海康县，南下后就叫文工团了。到个村子宿营，女人爱干净，都到村边小河洗衣服、洗头、搓身子。突然飞来架敌机，俯冲扫射，伤亡20多人，河水都红了。尚青、王惠倒在河里，高峰、丁强在河边树下，坐那儿牺牲的。丁强演老太太那才好呢。高峰是女高音，唱得好，长得漂亮，可受部队欢迎了。她是锦州义县人，官兵叫她“义县之花”，是我们文工团的头号明星。
（郑需凡老人说，听说“义县之花”她们牺牲了，官兵都红眼了。那架敌机也够猖狂的，转一圈儿又回来了。大家早准备好了，轻重机枪、步枪一齐对空射击，把它打下来了，飞行员也活捉了。若不是我们拦着，非把那飞行员揍死不可。）
我和曹华、伊枫在屋里收拾内务，出去晚了，不然也是非死即伤。
那么多活蹦乱跳的人，一下子就没了，现在梦里还经常在一起行军，一起跳呀唱呀。
尚青是通县人，家里挺有钱，胖，南下时两脚打泡不说，大腿根磨得那个样儿呀，不出血，光淌油。她要强，从不说软话。后来磨炼出来了，也帮着体质弱的同志背东西。而那两个15岁的小女孩，永远是大家的关照对象。
团长金月，12岁参军，“三八式”。行军走不动，大家轮换着背，睡觉尿炕，大家给她烤衣裤。118师医院院长孙保成，10岁出头和父亲一块参加红军，爷俩晚上一个被窝。他爸打鼾，像打雷似的。开头认生，让爸搂着，后来不干了，受不了那鼾声，大家抢着搂，行军也在大家背上。
北平入伍的张谷，是大学生，又瘦又高，却最能摔跤，平光光的路上也摔。过江后下雨路滑，一天能摔两打，经常鼻青脸肿的，瞅着可怜。
我爱睡觉，走着走着就睡着了，还不掉队。有时部队停止前进了，我还走，撞上前边的人就倒了。后边那人也都乏得透透的，似睡不睡的，一个个也都绊倒了，倒是不会伤人。
走路能睡觉，行军、休息两不误，在连队那就太好了，文工团就不大行，得背台词呀。那时演的那些节目，许多都是在行军路上背下来的。
没有人不羡慕我这双脚的，不出汗，也不打泡。汗脚在东北可遭罪了，许多冻坏的都是汗脚。张谷、尚青这些新兵南下时，那脚没有不打泡的。我参军不久，就跟部队撤退，从安东走到通化，什么事儿没有。文工团就团长金月有匹马，不是驮东西，就是驮病号。别说火车、汽车了，我连马车都没坐过，马尾巴也没拽过。有人说我天生就是当八路的命，尚青最羡慕我这双铁脚板了，说你这脚是怎么生的呀！
腿脚再好，女人的特殊生理现象是一样的，而且谁也帮不了谁。
辽沈战役最后一次过大凌河时，河边都结冰碴了，有人正来例假，就那么趟过去。
南方那天像漏了似的，有时十天半月也见不到太阳。成天在雨里淋着，大休息吃完饭，找个高点的地方再睡一会儿。到了宿营地，有时是不便打扰老百姓，有时是瞎干净，闻不得屋里马桶那股味儿，睡在屋檐下，那能不得病吗？
走着走着，就看出来了。晴天好看，雨天裤子湿漉漉裹在腿上，那血有时流到脚脖上才能发现。就拍拍前面那人，说声“来了”。有时她还不明白，说“什么来了”。那人都累得迷迷瞪瞪的，没有知觉了。
我们那时用几块破布，洗了晒了都硬邦邦的了，也宝贝似的走哪带哪。行军打仗时来事了，最舒服的就是从棉衣、被子里掏棉花。在东北，就是舍这头顾那头了。好像南下到武汉后，四野后勤部规定有了“妇女卫生费”，每人每月30包麻纸。那时一些制度开始健全起来了。可湘赣战役期间，连饭都吃不饱，哪还有这东西呀。江南休整期间，部队棉被变夹被，房东大娘、大嫂都得一大包棉花，乐呵呵的。我们文工团的一些人，那被子没过长江就掏空了。
我打摆子，一天一次，还烂脚丫子。许多人都打摆子、拉肚子，咬紧牙，挺过去就是了。生病都没当回事儿，女人的这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就更不算个什么事儿了。
吃不饱饭，我们什么没耽误。在这方面，女人好像比男人更抗折腾。可女人的先天弱势也很多，特别是在战争中。
离休前为济南军区副司令的张峰和他的夫人宋毅，四野南下时，张峰是39军116师347团团长，那是四野的头等主力师的主力团。
谈到当年的婚姻，张峰老人说，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就说，你同意，我同意，咱们就结婚吧。结了婚我就后悔了，战争年代，军人不该结婚呀！
宋毅老人说：
我们是1948年结婚的，那时我是齐齐哈尔新华纺织厂工务股统计员。我们厂青年女工多，很多人嫁给解放军了。我结婚后就参军了，在他那个团后勤处财务股当会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