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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明确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党和军队的工作中心必须放到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进城了。”那时人们见面，都把这句话挂在嘴上。
“进城了”，不是‘进城走亲戚了”、“进城赶集了”，而是“革命胜利了”、“夺取江山了”。
红旗跃过汀江，
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眠一片，
分田分地真忙。
想想20多年前，毛泽东写的这首（清平乐·蒋桂战争》，人们会问汀江在哪儿呀，龙岩、上杭是个什么地方呀？而今，红旗已经跃过黄河、长江、珠江，马上就要飘过琼州海峡了。这世界，正用得上他这年4月那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那句：”天翻地班慨而慷。”只是分田分地再忙，那也是轻车熟路的事，这东西南北中到处接收城市，可真把共产党人忙坏了。
一、接收城市真忙
李树基老人说：辽沈战役，打下义县，我就带着一帮人进城了。我是义县城市管制委员会主任。跑到县政府，空了，县太爷什么的都叫部队带走了。赶紧通知，谁抓走的，都送到城管会来。那时有个说法，叫“全盘接收”，就是连人带物全部接收，政府人员都到城管会报到，在城管会领导下各负其责，暂时维持局面。主动来的和非主动来的，政策不一样，主动报到的不按俘虏对待。
那时义县归冀热辽军区管辖，冀热辽派个地方干部班子来接收义县，他们在城外等着，第二天才接上头，交给他们了。我这个城管会主任就当了一天，我们挺高兴。马上要打锦州了，民运部多少事等着我呀，脱不开身就误大事了。
南下过江到咸宁，成立个咸宁办事处，本意是筹粮，什么事都得管。旧政权垮台了，接收干部未到，新政权没建立，你来了，不找你找谁呀？“办事处”、“城管会”、“军管会”，不管挂什么牌子，都是填补了一段权力真空。
辽沈战役未打响，锦州呀，沈阳呀，以及周边城市，接收干部就配备好了，一解放就进城接收。平津战役也是一样。黄克诚任天津市委书记，天津接收有了模样，长沙解放了，又匆匆走马上任去湖南当省委书记。衡宝战役要开打了，临阵调将，13兵团司令程子华在前线接到命令，让他去山西任省委书记。那时真是前方打仗忙，后方接收忙呀。
那时全国一天要解放多少地方，省市县镇区乡，那得多少干部呀。
那时，我们在前边行军打仗，后边就跟着准备接收城市的干部队，叫“南下干部团”，我们打下城市，他们就去接收。我们进军速度太快，他们有时跟不上，就是跟上了，那人手也不够呀！南下一路，特别是过江后，我们军留地方不少人。有的等接收干部到了就回来了，有的就留下了。
鞠海清老人说：
我们连留下几个人，当乡长、镇长或是书记。排长说下回就该轮到你了，我说我一个大字不识，到地方能干什么呀？我就会打仗，就让我扛枪杆吧。
张根生老人，“文化大革命”后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农林部副部长、吉林省委书记、省长，离休前为七届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他是河北安平县人，22岁就当县委书记。广东解放后，他南下广东，任韶关地委副书记。
老人说：
1949年3月，四野主力还未南下，冀中地区从5个县抽调100多干部，到石家庄学习，准备南下接收城市。到石家庄集中的，还有山西和察哈尔的，男男女女，总共l千多人。后来出名的人物，华国锋是山西一个地委的宣传部长，周小舟是察哈尔一个区的党委书记，他俩都到湖南了。赵紫阳也是南下干部，他走得晚，到广东了。
到邯郸火车不通了，就坐汽车、马车、牛车，那路牛车也走不了，就步行。那形势是喜人也急人哪。城市解放了，你还未到，都让部队在那儿忙活，耽误事儿，影响部队南进呀。
胡真一，黑龙江林口县人，1935年参加东北抗日联军，是著名的“八女投江”中8位巾帼英烈的战友。她离休前是重庆市人大副主任，辽沈战役时是牡丹江军区司令部机关党支部书记兼直属队指导员。老人中等个头，消瘦健朗，一口纯正的东北话，和邻居唠起来就是浓浓的四川腔了。
老人说：
辽沈战役还没结束，东北局就开始抽调干部，一批批南下接收城市。牡丹江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李大章是头一批，我和他的爱人孙明是第三批。到沈阳第二天，就让我带两个人去接管财政局下属的一家烟厂。
我懂事就抽烟，东北“三大怪”之一，就是“大姑娘叼个大烟袋”。参加抗联后，打仗也缴获香烟，那时叫“洋烟”，抽不惯。这回，一下子让我管起几百人的“洋烟厂”，还有那么多机器。那之前．我只在家乡见过铁匠炉，打镶刀、斧头、锄头、马掌子，参军后只在抗联密营里见过缝纫机。
去厂里转一圈儿，就觉得这牙一阵阵疼起来，晚上左边嘴巴子就肿起来，嘴丫子也鼓起两个大泡―能不上火吗？
那时那人可不是给官就当，越大越好呀。
可你能讲困难吗？讲困难还能干革命吗？
那时就是三条：一肯干，二肯学，三是共产党员。共产党是为人民谋福利的．这后一条最重要。只要想着人民，人民群众就会信任你、拥护你，就没有过不去的沟坎。过去不会打仗，在打仗中学；现在不懂建设，在建设中学。用毛主席的话讲，我们不但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创造一个新世界。
资本家厂长跑了，剩下个厂长助理，姓云，40来岁，懂技术，会管理。许多老工人告诉我，这个人不错，你可以用他，原来的厂长就靠他。我找他谈话，实话实说，我不懂生产，要拜他为师，但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我就靠他和工人了。厂子搞好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会亏待他；他若是糊弄我，我也不客气。他说，胡代表，你放心，我拥护共产党，也爱这个厂子，厂子垮了，我也没饭吃。
这个人挺实在，也肯干，经营管理上有一套，那几个月没他还真玩不转。
一次从军管会开会回来，正赶上工人下班，在厂门口排长队。都是女工，两个年长的女工逐一搜身，从头摸到脚，手里的饭盒也要打开看看。搜完一个，放行一个。
我看了一会儿，让那两个女工停下，强压住火气，当众宣布：从现在开始，再也不准对我们的工人搜身！
回到办公室，还未坐下，云助理颠颠跑来了，见我真火了，吓得站在那儿不敢说话。
我说，解放了，工农翻身了，我们要依靠工人阶级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生产，怎么还搞这一套，对工人搜身？这是侵犯人权，侮辱人格，你懂不懂？
大冷的天，他脸上直淌汗，连说，懂了，这回我懂了。
真懂假懂，真不好说，但他肯定不是故意作对，让我难堪。解放前，资本家对工人少有不搜身的，多少年了，都习惯了，好像天经地义就应该这样了。他像我一样，一天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就把这事疏忽了。
我让他坐下，说：也怪我官僚，半个多月了，还不知道有这种事。偷烟丝不行，该罚就罚，屡教不改的可以开除，但不能搜身。今晚咱们核计核计，想想办法，弄出几条措施。还有，你再想想，明天咱们再找工人谈谈，还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反正就是一条，过去资本家欺压工人的那一套，都得废除掉，这是个原则问题，不能含糊。
香烟原来叫个什么名字来着？你瞧这记性，刚才还在嘴边呢，就是个富贵，发财的意思。我说把它改了，就叫“解放”,“解放”牌香烟。
云助理寻思一阵子，说：胡代表，我觉得还是老牌子名气大，有市场。
开头，他对我言听计从，我说什么他都“是”、“是”。我说这不行，我是外行，生产技术上的事得多听你的，咱们都是为烟厂负责。说他几次，逐渐就放开手脚了，敢对我说“不”了。
后来，我们商量将以前香烟的牌子改为“解放”牌。顾名思义，“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大家都抽“解放”牌香烟。
“解放”牌香烟很快就生产出来了，那天厂子里敲锣打鼓开庆祝会。那时陶铸是沈阳市委书记，一次开会还表扬烟厂，讲了两个“好”：落实政策好，恢复生产好。
两个月后，军管会把我调到一家油米加工厂。刚解放，市面上什么都缺，食油也缺。那厂子停产大半年了，设备残缺不全，挂满蜘蛛网，老鼠往人裤简里钻。又是经常白天晚上连轴转，一天难得吃上三顿饭，也不觉得困呀饿的，那时那人劲头足呀，压力也真大呀！
第二年8月，四野已经打过长江了，沈阳市抽调100多人，有我一个，组织“东北干部大队”，由李大章带队，进关接收城市。之前已经抽调几批人进关了，也不知去了哪儿，我们也不知道去哪儿。坐火车到北平，又到南京，然后车呀船呀步行呀，10月底经贵州遵义到了四川宜宾，把我和几个人留在宜宾，其余都分到川南了。
先让我到发电厂当军代表，接着是造纸厂、电池厂，打一枪换个地方。厂子恢复生产了，我就知道该换个地方了。那时最缺的就是干部了。前边部队每天都在解放城市，接收一座城市得多少人呀。各地解放区都往刚解放的城市调干部，南腔北调的。东北解放得早，城市多、工厂多，有接收经验，受欢迎，到哪儿大都是骨于。那时最重要的是恢复生产，看你那儿机器转动起来了，赶紧给你换个地方。
1950年春，宜宾市成立工会，我成了第一任工会主席，那时连放张办公桌的地方也没有。就我和一个警卫员，他挎支驳壳枪，我背支手枪，还有个文件包，里面有只刚刻的公章。一会儿这个厂子，一会儿那个厂子，一天也不知走多少个地方，我们俩到了哪儿，人们就说“工会来了”。
张林苏老人的家，在武汉洞庭街61号，解放前为法国驻武汉领事馆。老人中等个头，穿件紫红色手织毛衣，文雅，娴静。客厅正中电视柜上方墙上，挂着她的丈夫刘惠农的遗像。刘惠农生前最后一个职务是湖北省顾委常委，武汉解放时为中南局交通部主持工作的第二部长、党组书记。
老人说：
我们是从哈尔滨来的，200多人的南下干部大队，张平化带队。张平化是哈尔滨市委书记，来武汉当市委书记。惠农是辽宁省军区副政委，我提哈尔滨道里区委组织部长，3个孩子，大的8岁，小的两岁，都留哈尔滨了。一路汽车、火车，武汉解放当天下午，我们就进来了。
我到航政局秘书处当副处长，个把星期能和惠农见次面就不错了。
武汉人称“九省通衙”，上至豫陕甘川，下至湘粤滇黔，物产大都经由武汉转销各地及海外。可当时的武汉三镇成了孤岛，一是周边农村还未解放，二是敌人撤退时，把交通破坏了。粮食和原料进不来，不能恢复、发展生产，恢复交通就成了当务之急。
恢复交通得有人呀，人不缺，失业的很多，什么人才都有，我们航政局却招不上来。码头上黑社会势力大，被他们控制着，找工作得向他们交钱，许多工人、船员还顶着死人的名义上班。我们贴出告示，要冒名顶替的人登记，恢复本姓本名，保持原职原薪。一个黑社会头目到我办公室，吵闹、威胁，我去找工会主席李义，召开职工大会，面对面开展说理斗争，为工人撑腰。
那时有种过左倾向，一些工人觉得这回咱们解放了，就得把资本家打翻在地，再骑到他们头上。有的干部习惯了打土豪，分田地，也想把这一套搬到城里，这不行。能开工不开工的，继续欺压工人的，要斗争。工人翻身解放了，资本家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他想好好干，扩大再生产，工人阶级就要以主人翁的态度，鼓励他，团结他，与他合作，增加生产，创造财富，大家和国家都有好日子过。你把他斗垮了，分光了，你不也失业了吗？
有个卢作孚，是民生公司的老板，跑长江的客货轮近一半是他的，要破产了。咱们就借给他钱，给他找活，扶持他继续运营，很快就火起来了。
胡真一老人说：
宜宾市成立工会，借个电影院开大会。我讲话，说咱们工人要团结起来，和坏人作斗争，斗争要讲政策。会场里有人站起来喊，xxx是个把头，现在混到咱们工人阶级队伍里来了。有人就喊把他拉出来，一会儿拉出来8个，靠边站一排。从沈阳到宜宾，我当过几个厂的军代表，也没见过这种场面呀。放了吧，打击工人的积极性；不放吧，哪能这么抓人呀，这不明摆着违反政策吗？
开完会，我就往市政府跑。市长李英九听了，赶紧打电话，让马上调查，没什么大问题马上放人。放下电话就给我作揖，说：我说你这个胡主席呀，可别再给我胡来了！
沈辉，黑龙江穆棱县人，当年和张林苏一起南下接收武汉，离休前为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总务处长。
老人说：
我原来是邮电局的话务班长，到武汉就分到邮政局。邮政系统黄色工会挺猖撅，由国民党特务操纵。把特务组织破获了，黄色工会垮了。把我调去水运工程学院―那时叫“武昌国立海事职业学校”，咱们接管后改称“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交通部交通学院”，刘惠农部长兼院长，副院长曹海波也是南下干部，原是哈尔滨市委直属党委书记。
国民党在交通系统潜伏不少特务，长江那船有时还没开呢，船上装的什么货物，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敌人就知道了，派飞机轰炸。中南局―那时还叫中原局，下很大决心搞好这所学校，培养咱们自己的人才。
校长跑了，剩个副校长临时主持工作，学生和老师基本都在，学生200多，老师20多。我们进去时，校园冷清清的，上课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时那人就是等待、观望了，等着共产党接收，看共产党怎么对待他们，能把学校搞成什么样子。
"8点上班9点到，10点看看报，11点把茶倒，12点回家看太太。”这是我在邮政局军管时听到的一句话，说的是国民党时期那种人浮于事的衙门作风。许多人就是从这种对比中，看到了咱们的八路作风，看到了新中国和自己的前途，开始靠拢共产党的。还有一条，就是真诚，实事求是。
记得刘惠农院长第一次讲，你们都是国家的有用之才，或将成为这样的人才，国民党也需要这样的人才，可你们留下来了，这本身就说明问题了。今夭我就讲几句，欢迎，欢迎你们留下来，欢迎你们为新中国效力，欢迎你们给我们出主意、提建议。管理这样的学校，我们还缺乏经验，有不对的地方，一定要帮助我们指正。在座的各位老师，不光是学生的老师，在这方面也是我们的老师。
那时我在政治辅导办公室当辅导员，主任是程志，吉林榆树县人，一块南下的，离休前是贵州省教育厅长。他早年留学日本，学经济的，这人有水平呀，在这种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大家都服他。我就不行了，文化低，年纪又小，那年才17岁，学生都比我大，也不服我是个土包子。就提问题，说沈同志呀，你说苏联叫无产阶级专政，咱们为什么叫新民主主义专政呀？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什么呀？名义是请教，实际是考你，要看土包子出洋相。有的当场解答，有的就说我也不大明白，你们说说，我听听。有的是明知故问，就给我讲起来，挺得意的。有的他们也不懂，我就说等我回去请教程主任，你们也看看书，明天咱们再一起研讨，怎么样？这么一来，大家就服气了，说这个小沈不简单，共产党和国民党就是不一样。有的还说，就凭这一条，共产党这天下坐定了。
不管你怎么没把自己当回事儿，一身军装，胸前“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臂上再一块蓝边白底蓝字的“军管会”臂章，那时在人们眼里，你就是共产党了。
离休前为武汉第二炮兵学院指挥系副政委的高玮老人，吉林临江县人，当时是40军153师政治部秘书。
老人说：
武汉解放，我们师进驻武昌，118师南下后，又接管汉口、汉阳，执行若备任务，看守政府机关、要害部门和仓库，维持社会治安。有个国民党的省政府副主席，姓朱，个不高，胖胖的，没走，政治部派我和他联系，办理移交。不管谁需要什么东西，得我们俩签字，我再盖上政治部公章，才能拿走。开头他叫我“长官”，我说我们解放军不兴叫“长官”，后来他知道咱们叫“首长”，又叫开“首长”了。我说我不让你叫“长官”，也不是叫你叫“首长”呀，我就是个小秘书。我想让他叫“高同志”，又觉得他是个国民党的省副主席，不合适，大概他也是这么想的，不敢叫“同志”。我说你就叫我“小高”吧，他就叫开“老高”了。他都50多了，那年我才21岁。
那时汉正街那儿都是棚户区，里面还有个挺大的粮库，特务想烧粮库。粮库有部队守卫，不敢近前，就在棚户区放火。弄十几只猫，尾巴绑上棉花，浇上煤油点着，那猫就到处乱窜。都是板房，那天晚上刮北风，大火一下子着起来。部队去救火，粮库保住了，烧死一些人。特务抓住了，召开公审大会，枪毙。
李逸老人说：广州特务放火、打枪，也没打死什么人，就是扰乱人心。白云山南边，越秀山一带，火车站附近，晚上信号弹乱飞，给敌机指弓旧标，去抓，总扑空。叶剑英叶帅，是军管会主任，觉得有问题，一查，公安局副局长陈博是个特务。把这小子抓住了，再抓就容易了。
抓到特务，送到原国民党省政府大院，妓女、吸毒的也往那儿送，那里有好多空房子。吸毒的跟你要大烟，那能给吗，咱也没有呀，就祖宗三代地骂你。戒了，家里人来领，给你磕头，拉不起来，说让他弄得倾家荡产了，大军不光救了他，也救了他们一家呀。
那时广州有十几个公安分局，一个连一个分局，负责一两条街，站岗、巡逻。臂章上两个字“穗警”，不是广州苦察，而是广州警备司令部，那职责就跟苦察差不多，也有便衣。特务、小偷、贩毒的、倒卖银元的，都抓。说话听不懂，就带回连里审查。西郊海角红楼、十三行和下九路一带，妓女特别多，江边还有花船，拉客，没扫黄之前，走到那些地方要特别小心。
张林苏老人说：
我们航政局长雷铭之，鄂豫皖老区来的，晚上加班，回家路过民生街，让妓女拉住了。开头不明白怎么回事儿，反应过来，吓得甩开就跑。枪林弹雨，出生人死，还真没领教过这个。
对妓女登记、收容，办培训班，有病免费治病，完了安排工作。
刚进武汉时乱啊，黄赌毒，花花世界，什么都有。说禁，一声令下，快刀斩乱麻，很快就没了。
高玮老人说：
武汉解放后，粮食紧张。一些奸商趁机哄抬物价，有的掺沙子，有的不卖，高价抢购，囤积居奇。等他们那钱差不多都变成粮食了，咱们的粮食运来了，低价卖，奸商一下子傻眼了。那时部队和政府机关都开粮店，24小时营业，平抑物价。
另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当时的银元市场。四野下后江南，部队都带银元，万阳寸叫“大洋”，新区老百姓不认人民币，就认大洋，把人民币兑成大洋。武汉出城巧里，人民币就不好使了。1949年2月，银元驱逐了金圆券，独占货币市场的。解放军进城了，人民币也进来了，银元、人民币大故。开头比价为l:300，没几天变成1:350，最低时竟达l:5以刃。有些商店公然拒用人民币。这就不仅是人民币的信誉问题，而是共产党能不能在城里站住脚了。
军管会下令禁用银元，省市政府号召开展打击银元运动，大张旗鼓地宣传人民币是解放区唯一法定货币，限期兑换。警备部队和公安局巡逻检查，还有持军管会证件的便衣金融纠察队，进行秘密查访。为了少发行人民币，政府和企业工作人员发放粮食，以粮代薪。
国民党完蛋了，那钱当然不叫钱了。共产党如日中天，这钱怎么也越来越不值钱了呀？许多人不懂金融，难免疑惑。但有一条，坚信不疑，那就是咱共产党没有过不去的沟坎。
5月16日武汉解放，8月银元就绝迹了。
官勇老人说：
解放赣西南，一路上银元价格不一样，这高那低，忽高忽低。咱们也有个别同志贪图便宜，抬高银元比价，买便宜货。我把情况向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昊彪汇报了，他说这是个大事，要好好研究一下，搞出个统一的合理的比价，通知部队遵照执行，不能损害群众利益，同时也让群众监督我们。结果，四野政治部发个通报，开头表扬几句，说你们怕违犯群众纪律，想到群众利益，这是好的，“但是”后面就批评上了。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成立了，货币政策是要由中央制定的，你们一个师就决定了？“典型的游击习气！”
江西苏区当年发行货币，抗战时各根据地也一样。从延安闯关东的同志讲，陕甘宁是种黄票子，桑树皮做的，1万元1张，两张买一个烧饼。过黄河到晋绥，是种绿票子，1张1千元。到晋察冀又是一种红票子，1张500元。出关到东北就是东北老头票，还有苏联红军的流通券。走到哪都得兑换，到东北就不用了，也没处兑换了，不管多大面值的红票子、绿票子、黄票子，都不好使了。
当年自己造币发行，如今制定个银元比价算什么？就这么一路走过来的，习惯了，就不由自主地干上了。
沈辉老人说：
我哥哥是穆棱县政府民政科长，也被选调为南下干部。我妈说，我就这么两个儿子，能不能给我留下一个呀？我哥哥说，你小，还没成家，你走了妈妈不放心，你留下。我说，这正是我的优势，你把嫂子、孩子扔家里怎么办？我一个人没牵挂，干两年再回来。
服从分配没说的，若说不恋家、不恋东北，也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时说南下接收完城市，都走上正轨了，可以回老家。结果，1949年我17岁到武汉，24岁娶个武汉媳妇，到现在已经44年了，地道的武汉人了。
李琦老人说：
我和南下工作团的几个同志，分到湘西沉陵县接管委员会。到沉陵那天是中秋节，县城一条街，石板路，人挺多，挺热闹。两个女同志，一个北京的，一个武汉的，上街玩。那地方土匪多呀，到那儿就告诉了，年轻人不知深浅，没当回事儿。青年学生好奇，湘西风情别有韵味，看什么都新鲜。一个人要解澳，厕所就在路边，一圈半人多高的土围墙。进去10多分钟也不出来，喊两声，没人应，进去一看，我的妈呀，脑袋让人割下来了。
在沉陵县干两个来月，调到辰溪县贸易公司，下乡征粮。老乡挺冷淡，问什么都晃脑袋，说话也听不懂。有时我们在这个村，土匪就在那个村，他人熟地熟，来打我们。第一次开枪，我闭着眼睛，也不知道子弹打哪去了。打不过土匪，男的让我们女的撤退，他们掩护。我们不退，男女都一样，退却是胆小鬼。心里这么想，其实也害怕呀。后来就锻炼出来了，我打枪也挺准了。
最先接近我们的是个小学教员，和我们这些学生挺谈得来，主动给我们当翻译。他告诉我们谁家有钱有粮，我们就去征粮，用大洋买，按市价，留足口粮，其余都得卖，不卖不行。谁家没隔夜粮了，我们就挨家送救济粮。那些大娘、大嫂再见到我们，就说“政府来了”，把你往屋里拉，土茶叶，大粗碗，就给你沏上了，不喝不行。
湘西苦呀。下乡住老乡家，吃野菜、葛根，有时个把星期没盐星儿。那时菜里放点盐，那就是顶级美味了。每月发一两元钱，买了牙粉、肥皂，想家想买张邮票寄封信，都得再三掂量。还水土不服，打摆子，拉肚子，生疥疮，还有些病也叫不出名儿，一些人瘦得那个样儿呀，有的就病死了。
二、我们是共产党
杜博老人说：
衡宝战役后，我们在湘西洪江县休整，准备进军广西。一个土不土、洋不洋的小城，座落在山坡上，老百姓对咱们挺好。有个丽声剧团的老板，来请我们看戏，去吧，全营集合。第一个节目唱（大路歌》，挺好。第二个也行，4个小姑娘跳舞。第三个就不行了，唱什么“桃花江是美人窝，桃花千万朵，比不上美人多……”一男一女，男的唱完了，女的问真的吗？男的说我贝过。
那时，军师都有宣传队，总部也有，经常下部队慰问演出，《白毛女》呀，（血泪仇）呀，（王二虎参军）呀，都是这类节目，哪见过他们这种戏呀！
这时，剧场里咱们官兵就喊喳上了，也觉得不对劲呀。我想制止，再一想，这地方刚解放，人家请咱们看戏，别影响军民关系。
再看下去更不行了，是出话剧，根据张恨水的小说改编的，男女恋爱，在沙发上搂搂抱抱的。这回实在看不下去了，我站起来，喊一声“别演了”，上去把幕布拉上了。
那个丽声老板颠颠地跑过来，吓坏了，又莫名其妙，不知错在哪里，结结巴巴说不出个图圈话。
我说：你别怕．你是好心，心意我们领了，但这个不行。美人窝、美人多的，搂搂抱抱的，不行。我们是部队，要打仗的，你这戏只会消磨斗志。
那老板说：我们多少年就这么演的，别的也不会呀。昨天听说个《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们想唱，可还不知道歌词、曲谱，不会唱呀。
又说：长官呐，你说我们今后演什么呀？
我说：好办，我回去请示首长，让我们的宣传队明天来给你们演一场。
柳州解放，城里赌博的挺多。一张乒乓球台大小的桌子，周围男人打牌、掷般子的，一个女的坐在上面，浓妆艳抹，超短裙，戴墨镜，有的还叼支烟。若是吸毒，我们就管了，这事没见过，不知道怎么办。请示师里，师里说咱们是战斗部队，接收干部三两天就到，由他们处理。
东北3年，头一年半，行军打仗经常绕城而过，打不了啊。比起现在，万阳寸北平、武汉也没多少灯火，可那时老远看到一座县城，就觉得灯火辉煌了。一些人还没见过电灯呢。那时讲城市是个花花世界，进了花花世界，别花了眼、花了心。那时这方面抓得紧呐，平津战役有个“约法八章”，南下后是“城市纪律十二条”，可就是再加上十二条，也有想不到的事呀。118师进武汉，师长接受记者采访，被通报批评，后来说不经请示、批准，接见记者就是错误。土八路在农村如鱼得水，进城就有些摸不着头脑，不知不觉可能就犯错误了。
那时进城，带兵人苦惕性高啊，紧张、压力大，住上几天，就寻思快离开这花花世界吧。
高玮老人说：
我们师的宣传科长路荧，离休前是广东省委办公厅副秘书长，那人有才啊。他写篇小说《唐二虎进城》，后来发表在《新华月报》创刊号上。说个战士唐二虎，沈阳解放后，发现有的工人的生活，比他家乡的地主、富农还好，女的还烫发，这算什么工人阶级呀。这不是资产阶级官太太吗？还怎么当领导阶级呀？刚进城时，确实有许多现象不理解、看不惯，融合不进去。
杨雨田老人说：
15兵团进广州后，我们电台队住在东山区，房东是个资本家。开头不让我们进院，说没地方。挺大一幢洋楼，还有一片平房，怎么没地方？我们必须住那儿，因为邓华住在附近。一家人却很快热情起来，让佣人给我们烧开水，还要请我们吃饭。怎么回事儿呀？一是咱们纪律好，二是想把女儿嫁给我们。我们电台队不少加来岁的小伙子，东北人，高个，挺帅，还都有文化。房东两个女儿都是学生，不到20岁，漂亮，活泼，大方，瞅着也挺清纯。看我们围着一盆菜吃饭，觉得好奇，跑过来非要尝一口不可。我们晚上回来，姐俩在阳台上扔荔枝打我们，吃吃笑。开头我们哪明白呀？那时都尽量避免接触女人，特别是年轻女人。等到明白意思了，赶紧向领导汇报。
现在想来，也并不能排除她们是爱上了我们的哪一两个小伙子。可那资本家呢？人家那脑子活呀。天下是共产党的了，找个大军当姑爷，好有靠山、保护伞哪！
李逸老人说：
进广州，我们睡马路，在马路边上吃饭，我们那饭菜不好呀，有人笑话我们。这没什么，受不了的是太太、小姐见了我们掏手绢，捂鼻子。
东北人不洗澡，南下过江后也学会了冲凉，有空就冲洗一阵子，凉快呀。可站岗、巡逻，刚换洗的衣服，一会儿就湿透了。广州热啊，东北人又不抗热。见到捂鼻子的太太、小姐来气，有的战士就喊“站住”，让人家在太阳底下站着，也让她弄一身臭汗。
这当然是错误的，要批评。我说咱们身上就是有味儿嘛，战士说那能没味儿吗？除非也像她们那样待在屋里，出门打把洋伞。我说，就事论事，这话也不是没有道理，但这种做法肯定是错误的，不能允许的。而且咱们都要想想，在这件事背后，是否掩藏着一种什么样的情绪？
从东北打到广东，部队士气高、自豪啊，同时就居功自傲，“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思想，也冒头了。再看到广州人的生活水平，心理就有些不平衡。但是，不管怎么的，除了这件事，我们连再无违纪行为。那时听到广州人说得最多的，也是我们最早听懂的一句话，就是“大军顶呱呱”。
1949年7月22日，在一篇（武汉市人民政府接管工作报告）中，关于“接管时期干部中的主要思想倾向”，讲了4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李自成思想”，意思是革命胜利了，江山打下来了，不能像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那样贪图享乐，要继续保持和发扬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许多老人都谈到了“李自成思想”，谈到花花世界对人的那种冲击、震撼。
逛商店，老板、伙计知道你没钱，不理睬你，对那些有钱的主顾则点头哈腰，笑脸相迎。那时革命队伍中人，若被人点头哈腰的，浑身会起鸡皮疙瘩的。可因为你没钱，就被视而不见，如若无物，解放了这座城市的人，也难免有种失落。
在这方面脑瓜子转得快的人，已经发了笔小财。人民币进城了，精明的广州人不知比价，开头对银元是1:1，个把星期左右才变成100:1。虽然那时士兵每月才一两元钱，干部也只不过几元，那也是猛增了100倍呀！
382团有个小金库，100块银元，是天津战役后留下的，由政治处主任保管。当时来队家属挺多，准备常委家里来人时花销，结果没来，就一直背到广州。为了从根本上抵制花花世界的诱惑，常委会上，决定将其上交，同时在全团官兵中进行配律整顿。
平津战役后，就进行“将革命进行到底教育”。进军广东前，在江西动员时，有的部队讲将革命进行到底，什么是底、哪儿是底呀？解放广东，打进广州，就是底了。这回到底了，又面对这样一个花花世界，一些人的想法就和过去不一样了，开始琢磨个人的事了。
许多老人说，那时基层官兵想的是生死问题，革命胜利了，我活下来了。躺在马路边睡不着觉，也大半为这个兴奋着。有人弄点钱，也就是想娶个媳妇，回家过小日子。有的首长那就高级了，小车呀，洋楼呀，女人呀―有的进城不就开始换媳妇，把原来的小脚土媳妇蹬了吗？江山打下来了，该坐江山享福了——像不像李闯王进京呀？
一些老人说，建国不久，就杀了刘青山和张子善，不杀不行呀。贪污腐败分子虽然是个别的，可你刚进城就这么干，不杀几个，震慑一下，那势头不得了呀。而且不处理几个省地级高官，下边小贪污犯也不会心服口服，我们做具体工作的人也难呀。
1949年3月27日至4月2日，也就是四野主力南下前一个多星期，野战军政治部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林彪到会讲话。
林彪说，毛主席在西柏坡讲过，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军把明朝推翻了，了不起，是个英雄，可他们一进京，一见这花花世界腿就软了，斗志就没了，开始花天酒地，选妃纳妾，结果皇帝当了18天，又当上了“匪”。这是一场历史的大悲剧。现在，我们共产党人进了比李自成当年还花花的世界，但我们不能做李自成，不能重蹈历史的覆辙，不要松懈斗志！
接下来，在讲了不要居功自傲、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后，话语金贵的林彪，又道：最后，再重申一句，我们共产党人不能成为李自成第二。
半个多月前，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必须警惕党内的骄傲自满情绪，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而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提议全党读《甲申三百年祭》，以防止胜利冲昏头脑，重犯李自成那样的错误。
一些老人说，南下一路，上上下下，经常挂在嘴边的人名之一就是李自成了——这个曾经率领农民军驰骋天下的永昌皇帝，成了共产党人最好的反面教材。
韦统泰老人说：
湘赣战役，翻越湘赣交界处的幕阜山、九宫山。九宫山是幕阜山脉中的一段，位于湖北通山县东南。从金牛到通山、修水西、铜鼓，经九官山进入江西境内。我们走的这条路，就是300多年前李自成退出北京，南下过江后走的路线，他就是在九宫山被地主武装杀害的。
那时，我们就给官兵讲李自成，讲他怎样起义，怎样率领起义军势如破竹，推翻明朝，进了北京。进京后，他和他的部下在北京都千了些什么，为什么很快就被赶了出来，土崩瓦解。我们是共产党，要为人民打江山、坐江山。
王玉兴老人说：
连里搞教育，讲李自成，我说他为什么只当了18天皇帝呀？他叫“永昌皇帝”，那不是永远昌盛兴旺，万世不朽吗？说是他碰上个仙人，老百姓叫“仙人”，实际就是个年长的智者，阅历丰富有文化的老头。老头问他：这世上你最喜欢什么呀？李自成回答：我最喜欢过年。他本来有18年天下，因为喜欢过年，于是天天过年，结果那皇帝就当了18天。
教导员说，胡说八道，你听谁讲的？我说参军前听父母讲的，村里老人都这么说。
李自成是穷人出身，吃不上，穿不上，从小就盼着过年，过年吃好的，穿好的，还不干活，光玩。过年那几天行啊，可你天天过年，吃喝玩乐，花天酒地，那能不败家亡国吗？
不知道这个故事是不是统治阶级故意杜撰出来，用来贬低这位农民军领袖的，故事本身却也不无一定道理。
共产党知道国民党是怎么垮台的，知道这花花世界中的一些花花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是比敌人的飞机、大炮还厉害的。
三、“中南王”
1949年5月12日，中央决定成立华中局，林彪为第一书记，罗荣桓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
5月22日，中央军委决定四野机关与中原军区机关合并，改称四野兼华中军区，林彪兼任军区司令，罗荣桓兼任军区第一政委，邓子恢任四野和军区第二政委。
林彪——“中南王”。
衡宝战役结束前，林彪脑子里的那个车枯辘上，滚动的主要就是战争。
因为只有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共产党人才能在华中、中南“王”起来。
两广战役，海南岛战役，已经有些病病快快的林彪，依然给予充分地关注。
特别是海南岛战役．旱鸭子第一次面对大海，又有三野攻击金门失利的阴影，就更不能不认真对待。他同意分批偷渡，也同意去香港买登陆艇，而到了关键时刻，还是果断迅速地批准了用木帆船渡海作战。
在武汉“林彪100号”里，看地图、踱步、嘎喘嘎喘嚼着炒黄豆，“中南王”每天照例还是老样子。可他身边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脑子只要醒着就不会停止转动他那个车轴辘，地方工作、经济建设的分量是越来越重了。
战争毕竟已接近尾声了，又正是新旧交替时期，中南6省（豫、鄂、湘、赣、粤、桂）百废待兴。前方战事依然要优先处理，但是如何接管城市、发展和恢复生产的问题，则是越来越突出而又急迫了。
他曾说过，战争是非常实际的，经济建设同样也是非常实际的。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报告）中说：“从一九二九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绝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林彪致电中央，提出从中南地区的实际出发，采取三个步骤。第一步接管城乡，特别要接管好城市。第二步开辟农村工作，以最大力量进行农村改革和剿匪反霸斗争，建立民主政权。第三步再以最大力量发展城市，恢复生产，同时也兼顾乡村。
中央很快复电：“你们的意见是正确的，你们即可以按照你们所设计的三个步骤去部署城乡工作，这样做并不违背二中全会，而正是二中全会总方针的正确执行。”
9月5日，正是四野大军江南大休整，开展“兵强马壮运动”之际，林彪在武汉一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讲了三个问题。
（一）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问题。首先大家要认清现在的公营经济与过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公营经济是不同的。过去的公营经济，是为剥削阶级―帝国主义服务的官僚资本；现在的公营经济，是为全体人民所有而为全体人民服务的经济武器。奋营经济是有组织的、集中性的强大生产力，在我们人民政府宜接领导下，是可以而且必然逐渐向前发展的。私营经济是比较零散的小规模的私人资本生产力，但是就目前中国的情形整个说来，特别是在武汉这个都市，私人资本还是社会上最大部分的时富，因此我们的政策是要大力发展私营经济而不足限制它不得发展。
如果私营经济得不到发展，就是使这最大部分的财富不能发挥出生产力，社会就要贫困下去，失业的问题不能解决，就是有工作的，生活也难以维持，更谈不到改善。固然仅就改善工人生活来说，还要工人主观的努力生产，但是社会上一大部分财富，也就是生产的资本，如不运用出来，发展起来，社会的生产力是要受限制的。目前私营工商业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还不是公营经济可以替代得了的。私有的大1流动资金、全部资产设备、众多的工商业从业员、丰富的事业经脸，这些都不是可以皮弃不用、可以另拿一套来代替它的。所以我们对私营经济采取放手发展的政策，这是有利的、必雷的，这是发展整个社会生产必需的组成部分，一个重要的动力，在缺乏公营经济或公营经济基础极徽弱的地方，发展私营经济更成为主要的方向，通过私管经济的发展来培养发展公营经济的力量。在武汉，私营经济具有最大基拙，必须这样发展。在华中其他城市，也多半是私营经济占最大比重，也应以发展私营经济为主。这一发展私营经济政策，是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面提出来、并在我党二中全会的报告里面规定了的，大家应该对它有清楚的认识，并且要拿出具体的办法来实现它。我们知道，私人资本主义在今天的中国一方面固然有发展它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有种种毛病，但是我们并不害怕，因为中国今天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完全不同的。在我们这里，是在人民的力黄已经取得伟大胜利这一政治条件下而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就是要它向正当的需要的生产事业发展，而发展的限度，是我们完全拉制得住的。发展私营第九篇解放区的天书玲｛经济，可以扩大生产面，解决失业问题，这是于工人阶级有利的；增加社会财富，这是于全体人民有利的；增加政府税收，这是于支援前线有利的；生产工业品交换农业品，这是于农民有利的……至于它有什么害处的话，那在今天，人民的军队在农村打倒了封建势力，从国内驱走了帝国主义，无产阶级的团结加强了，工农联里为主体的各革命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掌握了政权，是有足够的力童克服它的。当然这一发展是多少还有些困难的，如原料问题、市场问题等，政府要帮助排除这些困难，同时也要各界特别是工商业的人士共同来解决这些困难问题，这也就是这次会议的一大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