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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五”光复后，闯到关东的共产党人叫得最响的口号，先是“拒敌于国门之外”，继而是“最后一战”。
有人就说，刚刚开打，怎么就是“最后一战”了呀？
而今，站在雷州半岛南望，不用说，谁都明白这是最后一战了。
一、打江山是为了坐江山——“1949年的感觉”之五
东北野战军进关后，如果说平津战役已没多少悬念了，那么打下天津后就一点也没有了。
四野南下后，如果说还有些悬念，主要应归于“小诸葛”和桂系的魅力。白崇禧一枪未放，让出武汉，宜沙、湘城战役又让林彪扑了空，“小诸葛”挺会吊人胃口，更不用说在青树坪还回头咬了林彪一口。不过最主要的，还是要看看这“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从未服过谁的“小诸葛”，和强悍的打不死的桂系，到底是个什么死相。
衡宝战役、广东战役、广西战役，秋风扫落叶般扫荡到雷州半岛时，悬念可就像那大海的潮浪劈头盖脸扑来了，有人也就畏缩不前了。
有43军的老人说，进军广东，在江西动员时，有人说咱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哪儿是底呀？解放广东，打下广州，就是底了。其实上边没这么讲，就是营连干部的即兴发挥。他这么讲也不是没一点道理，广东南边就是大海了，打到海边那还不是到底了吗？可现在就被动了呀。一些战士就说，解放广东就到底了，广西都解放了还没到底，这回可是要到底了，到海底了。
有老人说，赶上值班，你就接电话吧，大都是家属打来的，都是问自己丈夫出没出海的。告诉说没有，就不来电话了，说出海了，那电话就没完了。问什么时候回来，海上有没有敌情，翻船、死人没有，一会儿问一遍。对她们一直很尊重，现在有的人还能见面，怎么说呢？关心丈夫，打个电话问问，也是人之常情。成天海练，船翻了、沉了，风浪大，有的漂到海南岛了，有的甚至漂去越南了，谁不挂粉呀。可过去哪有这么多电话呀？更主要的是情绪不对头呀。那时下边的思想已够混乱的，结婚的都是“278团”(27岁，8年党龄，团以上干部），都是首长家属，能一点也不顾及影响吗？问题出在家属身上，那根子在哪儿？打海南岛，团级干部没有弄种，打电话的家属也很少。
“鱼鳖虾蟹在海里开会了，说要拿咱们这些‘早鸭子’会餐呢。”许多老人讲到这句“幽默”，讲当时人们多么畏嗅大海，思想多么混乱。
而1950年11月30日，在中南军区和四野司令部写的《海南岛战役总结》中，则用了’‘开始部队思想极为混乱”这样极为罕见的句子。
一些老人说，开头一些人觉得，别说海上有敌机敌舰，岛上有枪炮封锁，敌人就是拿根棍子在岸边上拨拉，风浪那么大，咱们这些“旱鸭子”也上不了岸呀。随若海练的深入，胜与负的悬念逐渐淡下去了，生与死的考验就突出了，比任何时候都沉重了。别说老红军、老八路了，就说那满口高粱米、大植子味儿的东北兵在东北那3年吧，打了多少仗，谁能说得清？那时总觉得那仗打不完了，脑袋别在裤腰上，这一仗下来摸摸还在，还有多少仗等着，说不定哪一仗就没了。这回新中国都成立了，都打到大海边了，明明白白是最后一仗了，生命就格外珍贵起来，想活在胜利这边，不想死在胜利那边。
对于广大基层官兵来说，他们只希望能够活着回到家乡，分上几亩地，再娶个媳妇，“老婆孩子热炕头”。那时许多人想不到要当个国家干部，他们大都是农民，当初参军也是为了“保田保家”,“解甲归田”是一种本能的意识和选择。那时那人都挺朴实、单纯。
况且，他们也不知道金门之战，三野10兵团登岛3个多团，大部牺牲，一部被俘，全军筱没。
许多老人说，现在想来，金门失利的震撼太大了。海南岛战役打得那么漂亮、痛快，某种意义上也是源于这种震撼。像韩先楚、解方、李伯秋这些人，认真接受教训，重视海练，毫不轻敌，一门心思和龙王爷交朋友，一定要拿下海南岛，让蒋介石在台湾睡不好觉。
东北那仗打得那么苦，正）留＼经的战场上，也就四平保卫战牺牲个旅长，四保临江牺牲个师长。辽沈战役，义县已经突破了，马上就要拿下来了，炮纵司令朱瑞在城外踏雷牺牲了，偶然性太大。从平津到两广，牺牲个团长都少见。在陆地，敌机轰炸，炮弹来了，警卫员可以扑上去，用身休保卫首长。可在这大海上，有多少警卫员扑上来，也只有一道沉入海底。大家都在一条船上，龙王爷不识官大官小，在死亡面前一律平等。
用一位老人的话讲，他们要留在胜利这边，等着“升官晋爵受皇封”。
二、迎击最后一颗子弹——“1949年的感觉”之六并“四野名将录”之九
针对“开始部队思想极为混乱”的状态，当时的政治思想工作，采取了多种方法。像忆苦思甜，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批判“半途而废”思想，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运用典型引路，开展向英雄人物学习活动；等等。
半个世纪后，当年的亲历者讲得最多的，是那些已经打下了新中国江山依然奋不顾身、一往无前的军人，特别是那些敢于牺牲、敢于胜利的领导者。
我带部队登上海南岛，完成偷渡任务，是前所未遇的任务，是带着一种赴死的决心而去的。
虽然我在革命军队中度过了十几年的戎马生涯，爬雪山，过革地，经历过无数艰苦卓绝的战斗。但是，乘木船，渡大海，面对拥有铁甲舰和飞机大炮的优势敌人，把伴随我同生同死的799名战友带到目的地，完成祖国人民斌予我的重任，这对我来说确是一次新的重大考脸。
这是当时的118师参谋长苟在松在回忆录中的两段文字。
谈起海南岛战役，40军的老人几乎无不谈到荀在松。大家说，那是第一次偷渡呀，上上下下谁心里也没底，也就是要通过这次偷渡摸个底，那是拿生命去摸底、探底呀。参加第一次偷渡的，那是敢死队呀，他就是敢死队长。海南岛战役究竟如何，不说成败在此一举，那也差不多呀。
若说这病那病的，谁也没他病重。谁都知道他那肺叶上烂个洞，两个颧骨红红的，成天咳嗽，痰中带血，有时吐血。在海上还吐过，到岛上还吐。
对这位到底还是被肺病夺去了生命的老红军，人们都怀着一种敬仰和热爱之情，说他勇敢、正直，有人格魅力，有能力，有魄力，关键时刻更有主意。第一次偷渡，若不是他指挥若定，那也说不上会是什么结果。
一些老人说，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领导都什么水平、品性，谁心里没数呀。有的人用不着的事瞎咋呼．真该他露一手时就没电了。苟在松平时话语不多，叫真章时就是他。大家都爱跟他打仗，他若是受伤了，谁有口气儿都能把他背回来。
坐在原北京军区政委刘振华上将家里，听他一口略带山东味儿的普通话，把你带去波翻浪滚、血雨腥风的琼州海峡。
4O军第一次偷渡一个营，指挥员是师参谋长苟在松。
第二次偷渡一个加强团，指挥员是师玫治部主任刘振华。
想想43军第二次偷渡一个加强团，指挥员是师长和政委，不明底里的人就难免觉得，4O军对这次偷渡，是不是不大重视呀？
刘振华本是第一次就要求参加偷渡的，韩先楚把他留了下来。第二次又是他主动请续，韩先楚说：“那好吧，我代表军党委决定，这个先遣团就交给你刘振华了！”
抗美援朝五次战役后，彭德怀和金日成商定，准备组建一支中朝联合游击支队，深入三八线以南，在敌后毁断交通，袭击军事基地、仓库，收集情报。这个中朝联合游击支队的支队长，选定的就是刘振华，万阳寸他是4O军富瞰委。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曾率一个加强团，偷渡琼州海峡。
在东北打过仗的4O军老人，没人会忘记1947年底至1948年初的冬季攻势鏖战文家台，全歼新5军。主力纵队（3纵，即40军）中的主力师（7师，即1 18师）中的主力团（2O团，即353团）担任主攻，3营当晚突人村内，9连攻占了距敌军部几十米的一间房子。零下40度左右，冰夭雪地打得红天血地。9连打剩3个人了，3营也打得差不多了，团政委刘振华带着1营赶到了。
像苟在松一样，刘振华也是那种经常在关键时刻出现在关键位置上的人，而且拿得起，放得下。
不过，提起刘振华来，人们还要加上4个字：军政双全。
1950年初，43军128师政委宋维拭，调任127师政委。
因为127师要组织一个加强团，第二次偷渡琼州海峡。
大战在即，临阵换将，这显然不是一次普通的平行调动言一位参加这次偷渡的老人说，船到中流，风停了。有人问：政委呀，你看怎么样呀？那意思就是返航了。宋政委喊：划桨，前进！
有老人说，把他调来，让他和师长带加强团，就是加强嘛。俗话说，编筐窝篓，全在收口。最后一战，挺身而出，还是退缩不前，那可是真能看出人、检验人哪。宋政委个不高，平时温文尔雅的，像个学者似的，战场上果断、有魄力，关键时刻上得去、过得硬。那时不管怎么说、怎么练，那小船一漂到海上去，一颗心总是七上八下的，可一看到政委站在那儿，就觉得有主心骨了。什么叫革命的坚定性、彻底性？什么叫政治工作的威力、战斗力？那时候，这就是了，这一下子就够了，直到今天都服气。还有，这人能打仗，军事上很强。不然，你再挺身而出，领导能放心吗？
自抗战始，宋维拭就在这个师，后期曾任团政委。解放战争中，先是政委兼团长，然后团长，调任128师政委前，是这个师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在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中，像127师那样打过那么多硬仗、恶仗的师，是屈指可数的。在经历了九死一生、九十九死一生后，最后一战了，有人就史无前例地珍爱起自己的生命了。宋维拭作为党代表的形象，当然不是这一次才揣进广大官兵心头的，而他把“铁军”的灵魂和作风嵌在心头、渗人骨髓了，则是确定无疑的。
刘振华是1964年晋升为少将的，那时在普通大众和一般军人中，“四野”这个概念已经比较淡远了。而宋维拭是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这时彼此陌生的军人见面唠起来，通常都会问句“你是几野的”？
在四野南下的最后这场大战中，40军牺牲的有名有姓的官兵为826人(43军也应与这个数字差不多），有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北、云南、河南、湖南、湖北、江苏、江西、四川、安徽、贵州、广西、浙江、福建、陕西、山西、广东共20个省的人，其中辽宁最多，为246人，占1/3还多。
职务最高的为119师副师长黄长轩，是登陆后向海口进军途中牺牲的。
120师358团，在向海口南边的琼山攻击前进途中，团长于承光和政委、副团长、参谋长、主任在棵树下开会。刚摊开地图，敌机飞来，几枚炸弹落下，5个人全部受伤，团长半小时后牺牲。
第一次渡海作战，印象最深的还是海战的惨烈。
355团3营指挥船，是只4桅大船，后左舷被一颗重迫击炮弹击中，当即伤亡25人。眼看船尾下沉，船头翘起，营长杨立明下令涉水登陆。炮火硝烟，水柱冲天，水珠溅脸，也看不清海水深浅，也顾不得深浅了，200余人全部跳水。好在已快抢滩了，基本都游上岸了。
俺那个船是第3个靠岸的船，第4只船从俺的左侧登陆。这时天已经大亮，敌人飞机也飞过来。飞机来时用机枪朝还没上岸的船上扫过一遮，回去又扫一遮。这样来回扫了几遮之后，船上的人就被打死三分之一，副教导员也被重机枪拦腆打断，当时就一头栽倒在船上栖牲了。这时正是上午9？l0点钟的时间，俺们前3个船的人已经冲到了山上，后面那些随沉船落入海中的人就像葫芦一样在海里漂。他们都是俺原先四连的战友，俺们曾在一块儿生死与共过。俺们那会儿的救生圈都是竹子做成的，人浮在上面，随波漂流。这时，国民党的炮舰方过来，准备捞人。四连连长阁玉堂因为身披金黄色的指挥带，肩挎手枪，因此，敌人一眼就看出他足个军官。于是，首先靠近阎玉堂。阎玉堂为了不当敌人的俘虏，手一松，毅然让自己从救生圈上脱离出来，很快就沉入了海底。遗憾的是，那些落水的战友大多数被敌人捞上炮艇。俺的老班长张义和四连副指导员、杨管理员等很多一块出生入死的好战友也同时被俘。他们被俘后多数在敌人面前表现得坚贞不屈，海口解放后他们得到了解救，但当时由于政策的原因，他们被遗散回家，从此与他们失去了联系。
给我们留下上述回忆的老人叫魏俊生，大连瓦房店人，1947年参军，离休前为大连纺织厂党总支书记，当时是352团2营4连2排士兵，渡海作战l腐时调到353团迫击炮连摇槽。
许多老人讲到登陆后，看到后边被击沉的船，在海里漂的战友，那是干着急呀！
徐国夫老人说，黄长轩是我们师的参谋长，南下到湖南后，主力部队地方化，调去湘西当军分区司令。打海南岛，需要精兵强将，我找韩司令，把他调回来当副师长。这人打仗好哇。上岛后已过临高角了，敌机来了。他在前边，隔着两个警卫员，我喊“卧倒”，他还往前跑。前边是片坟地，去那里隐蔽也对。这时炸弹响了，他右大腿负伤，大动脉断了，血溅我一身一脸。我用力抓住那伤口，卫生员和卫生部长都来了。他说：我不行了，我的老婆孩子，还有个老妈，你帮我照管照管……
老人叹口气：那是南下的最后一战啊！
355团l营3连2排海练时，船被风浪打坏了，在海上漂了两天两夜，漂到越南去了。又饥又饿，又冷又晕，那人都手无缚鸡之力了。经过交涉，都要回来了，都处理复员了，从此结束军人生涯和战斗岁月，人生也被打上负号。
有老人说，那是个英雄排呀，排长孟庆印和6班长都是战斗英雄呀！
翟文清老人说：
跳船抢滩，枪炮声响成一锅粥，那海水一股红、一股红的。那人都红眼了，反正就是往上游、冲，你打不死我，我就冲上去打死你、消灭你。
记得一位外国将军，好像是美国的巴顿，说过希望被最后一次战斗的最后一颗子弹击中。那时不知道这话。那时就想着赶上最后一战，而且是这样一场从未经历过的渡海作战，光荣、艰巨，一定要打出个圆满的句号。在东北最艰苦时，战斗总结总讲“烈士的血不会白流”。这最后一战就是牺牲了，心里也踏实了，因为已经亲眼看到新中国诞生了。
提起1949年的感觉，人们就说“解放了”。对于我们这些在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冲杀过来的人，则是“胜利了”、“成功了”，终于可以告慰在身边倒下的战友的感觉。新中国诞生半年多了，我们还在战斗，还有许多人将会倒下，同样是为了胜利，为革命走向更大的胜利和成功。
已经是1950年的春天了，北方人到南方有点感觉不到四季的变化，可1949年的感觉是那么的强烈，永远也不会消逝——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1949年的那种感觉是最美好的，一辈子都刻骨铭心的，一想起来就激动不已。
都以为这是最后一战了，起码像这样规模的战役是最后一战了，却没想到打完海南岛，还要跨过鸭绿江。我们4O军是最早赶到安东的，又打响了抗美援朝第一枪，一直打完五次战役，打到停战。
到安东时，我已当教导员了。营长李玉才家里来信，我说家里挺好吧，他说你看吧。他也是山东人，安丘的，老战斗英雄。信上说，全国解放了，你也老大不小了，姑娘早给你定好了，爹娘也早急着抱孙子了，你就告个假，回来一趟吧。
5月1日海南岛解放，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若不是过江抗美援朝，我们急急忙忙赶来安东干什么？但那时还未公开动员，据以往经验，觉得一时半会还过不了江。
我说：你就回去一趟吧，结了婚就回来，来得及。
他说：这时候回去算怎么的？打完仗再说吧，这事就你知道就行了。
我们俩商定两条。一是只要过江，就要打好仗，打出个英雄营。二是咱俩都活着就算了，都死了也拉倒，如果他先死了，我就给他安丘老家写封信，让姑娘别等了。
他是四次战役牺牲的。
三、23年红旗不倒——“四野名将录”之十
我爱五指山，
我爱万泉河。
双手接过红军的钢枪，
海南岛上保卫祖国。
啊，五指山，
啊，万泉河，
你传硕着多少红军的故事，
你日夜唱着红军的战歌。
……
因为有了琼崖纵队，就有了这支如今国人都熟悉的《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
118师宣传队宣传员卞国泰，登岛后在临高角老乡家的墙上，看到敌人刷写的大标语：“有人捉到冯白驹，一两骨头一两金！"
冯白驹是琼崖纵队司令兼政委。
冯白驹是琼山县人，海南岛第一代共产党人，中共二大代表。1927年任琼山县委书记，组织一支20余人的短枪队，坚持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
1932年春，敌人将母瑞山根据地重重包围，天上飞机轰炸，地上重兵攻击。敌人还将周围群众全部赶走，房子烧光，制造无人区，妄图将红军困死、饿死。官兵们就在山上尝百草，割野笋，采野果、蘑菇、木耳，到山溪里摸鱼虾。用冯白驹的话讲：“我们简直个个都成了神农，把历史倒退了好几千年，重新过起原始人类的生活了。”
多少人饿倒了、病倒了，还能战斗的也没了模样。谁都知道琼岛上的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女人特殊的生理机能，使她们比男人更能忍饥耐饿，却也要承受女人许多独有的痛苦，活下来的大都得了妇女病。就这么与世隔绝地坚持到第二年春天，冯白驹带领琼崖特委和琼崖独立师仅存的26个人，终于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来到他的家乡，在人民中间扎下根，恢复党组织，发展武装力量，重新活跃起来，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
1939年2月10日，日军侵占海南岛，冯白驹任队长的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打响了琼崖抗战的第一枪。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不断进攻五指山革命根据地。冯白驹指挥部队内线坚持，外线出击，使敌人屡屡扑空，损兵折将。到1 949年初，远离中央、孤悬琼岛的琼崖纵队，不但23年红旗不倒，而且发展到1.6万多人，解放区人口、面积分别占全岛的3/5和2/3。
从日本鬼子到国民党，都对“一两骨头一两金”的冯白驹毫无办法，只有看着共产党一天夭发展壮大。
周恩来曾经说过：“冯白驹同志是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
毛泽东说：“海南岛与金门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的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
而渡海作战的官兵，特别是头两批偷渡的官兵，则是两个“有底”：一是靠岸了，登陆了，脚下有底了，心里就有底了。二是金门岛是国民党的天下，海南岛有琼纵接应、配合，那可是大不一样，心里有底呀。
偷渡也是冯白驹提出来的。
当四野大军狂报万里地一路南下，紧跟其后的接收大军忙不迭地接收一座座城市时，琼崖纵队还在艰苦卓绝地进行农村包围城市。他们像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搅得敌人不得安宁。而且比之远道而来的四野官兵，他们显然更熟悉岛情、海情。已被实践证明极有战略眼光的偷渡，几乎是非来自琼纵不可的（有当时并未参加渡海作战的人，后来说偷渡是他的主意）。彼此内外结合，优势互补，可谓缺一不可。
看着云集雷州半岛的四野大军，琼纵官兵的感觉是天快亮了。
而知道岛上有个琼纵，站在雷州半岛上的来自北方的军人，透过茫茫大海就能看到一些光亮，连暴庚的大海仿佛也柔顺了些。
当年参加渡海作战的四野老人，都念念不忘琼纵。
张仲先老人说：
偷渡上岛后，来接应我们的是琼纵1总队的两个团。一见面，欢呼呀．跳跃呀，拥抱呀，中国人哪有拥抱这种礼节呀。可那时一下子就抱住了，激为断导流泪呀。说话听不懂，我们就能听出“大军”两个字，我们讲什么他们也听不懂，呜哩哇啦地比比画画，像群哑巴。可那时还用得着什么语言吗？彼此就是一个心情：可见到你们啦！
从抗战打到解放战争，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多少次和兄弟部队会师，没有像琼纵那么亲的。
第二批偷渡的翟文清老人说：
我们登陆后，在文生村被敌人包围了。打了一天，捉到俘虏，说敌人援军快到了，必须马上突围。我带7连、8连从阵地上撤下来，机枪端着，子弹上膛，手榴弹环挂在手指上，向北突，又向东插，再向南奔五指山。速战、猛打、猛冲，杀开一条血路，俘虏也不抓，可伤员不能丢呀。来接应我们的琼纵，把伤员全包了。卫生员全是女的，背着、抬着伤员跑。
琼纵一大特色是女兵多，卫生员、炊事员和各种勤务人员全是女的，战斗连队也有不少。子弹飞，炮弹炸，不管不顾，救护伤员，不慌不忙，个子不高，想象不出哪来那么大的力气。打了那么多年仗，枪林弹雨中，从未贝过那么多女兵。
登陆时伤亡，突围时伤亡，没有琼纵救护、抬送．那伤亡得多大呀！
登陆了，上岸了，心里有底了，见到琼纵就更有底了。
张仲先老人说：
我登陆时鞋丢了，还有不少人把鞋给老乡了，琼纵给我们发鞋。生橡胶做的，红了巴叽的，被树枝挂住一神老长，橡皮筋似的，一扎就透，沾水溜滑。那琼纵也舍不得穿哪，什么都先紧着我们。琼纵苦呀，少说有113光脚的，女兵也一样光脚行军打仗。
海南岛老百姓好啊，给我们送粮食、地瓜，还有好多菜，连猫狗都抱来了，小牛也牵来了，让你杀了吃。猫狗是黎族高贵的食物礼品，咱们哪知道呀。猫狗不能吃，小牛更不能杀，他们就拿刀自己杀，我们坚决阻拦。说话也听不懂，明白你不要了，就不高兴了，真是把心掏给你了。
第二批偷渡部队上岛后，琼纵把自己的菜金省下一半给我们，还让我们吃大米，他们吃红薯。我们不干，他们说毛主席派你们来帮助解放我们的家乡，怎么能让你们挨饿呀？都是共产党的队伍，也有个主客之分呀。
见到琼纵，见到老百姓，就到家了。
海南岛23年红旗不倒，能创造出这样的局面，不易呀！一是信念，共产党人的信念；二是有个好领导，冯白驹了不起；三是有群众基础―老百姓穷得穿不上裤子，能不向着共产党、造国民党的反吗？
年过半百的冯白驹，中等个头，面目消瘦．头发花白，一口广东普通话，语声温和，一派儒将风度，一种骨子里的刚硬。
海南岛解放后，路过琼山县，冯白驹请刘振华去他家吃饭。房子让国民党全烧了，在房框子里搭的棚子。席间，他告诉刘振华，20多年来，他有两个“错误”。一是1933年斗争最艰苦时，上级领导让他去泰国，他没去；二是他曾判断大军不来，琼纵也能解放海南岛。琼纵有近两万人，国民党只有万把人，没想到大陆上的残兵败将跑来那么多。
1937年八九月间，琼崖特委派代表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合作抗日，陷入僵局。为及时掌握情况，指导谈判，冯白驹和妻子曾惠予来到塔市乡，被国民党逮捕。为了劝降，审i仙寸把冯白驹读中学时的老师、校长都请来了。冯白驹大义凛然，申明只要当局停止内战，红军愿意接受改编，共同抗日，但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一些地区的工人、学生示威游行，海外琼侨、港澳琼胞也纷纷写信，或者发表谈话，谴责国民党当局破坏团结抗日。周恩来、叶剑英也分别与国民党交涉，要求无条件释放冯白驹。迫于压力，国民党琼崖当局先释放了曾惠予，12月又不得不释放了冯白驹。
四、大医医国——“四野名将录”之十一
本军奉命参加琼崖登陆作战，这是一个很光荣的任务，却又是一个断鲜的问题。由于缺乏经脸和知识，必须很大努力做调查研究及战前演习，现在初步想到以下问题：
一、登陆季节与登陆．饭的选择：（一）北风、浪小、多雾的季节，则有利我者多；（二）登陆．氛应是宽正面，有重点的突击，选择敌未设防或离设防位置较远，或敌外围薄弱之处，甚至就是有浅滩之一般海岸亦可。海南岛公路，环岛一线修筑，纵贯者不多，又幸近海岸线，易为我切断，使敌军各据．饭的相互机动支援不易实现。
二、航进战斗队形的组成：（一）加大横宽，还是增强纵深？一般地说应该是加大横宽，齐头并进。好处是：同时展开多数火器与兵力，互相策应方使；侧面姐，防敌舰袭扰之甲标减少。（二）突击队（船）的编组，应斌予独立战斗能力，能攻能守，既能对付陆上，又能对付海上敌舰之拦队为原则，因此，工、炮不能少。（三）侧其掩护船队，主要是防敌舰袭扰，应以平射炮为主，有必要的中等口径炮，一般是一船一炮为好，适合火器分散、火力集中的原则。还要调查了解敌舰的种类、性能及其活动圈大小等情况，以便对其作战。根据以上情况组织船队。
三、登陆作战的战术与技术问题：（一）抢占登陆点，应是夜袭动作。抢上岸后“先宽后深”，巩固立脚点（滩头阵地）；破坏公路，修筑歼战工事，防敌反击；档住、抓住敌人不放，掩护主力登陆；分一部分兵力于正、侧三面扼守，准备机动反击。（二）主力到达后，除留一部分兵力掩护侧宾外，全部寻敌攻歼之。（三）岛上我游击队的内外配合问题，应考虑徉动、迷惑、柑制敌人的方法及直接接应我登陆部队的时机、地点。还有对敌空、敌舰和对敌探照灯、水雷的处理，时向导、联络信号的准备，以及计算渡海人数、每人装备之武器弹药种类与重黄和所需船数。
这是12月16日，40军还在开进雷州半岛途中，12兵团参谋长兼40军副军长解方就在日记中写下的几段文字。
林彪是12月10日，下令40军和43军准备攻琼的。而在3天前，解方就对韩先楚说，两广战役已经结束，中国大陆已无大仗可打，只剩下个海南岛还未解放，应趁敌立足未稳时攻取。渡海作战是个新课题，我们没有经验，应尽早补上这一课。
当即让侦察科在南宁街头书摊上，买些介绍海南岛风土人情的书籍，还有当地的《潮汐表》，连清朝海军提督的《航海手册》也买了回来。
12月31日，40军刚在雷州半岛集结完毕，解方就拟定了（渡海作战准备工作指示），指出收集和管好船只、船工和领航人员，是当前最主要的工作。渡海工具，主要靠民船。军事训练要根据渡过海面实行敌前登陆的要求，争取一次渡过全军主力，一夜完成登陆，整个过程均须战斗。要从演习中熟悉船的性能，即什么风向、风速，船由何地到何地需要多少时间，以此为据编组战斗序列。从演习中了解气象情况，潮水起落时间，起落中对船只航行有何利害。从演习中达到多数人不晕船，部分人能撑船，并以此选定指挥作战的干部，作战力量力求精干。从演习中确定渡海船只的战斗队形，大体区分为突击船、警戒搜索船、指挥联络船和救护船。
1950年4月11日，在4O军团以上干部会上，解方作了据说是关于渡海作战的最后一次报告，题目是《几个战术思想问题》，主要内容为：一、起渡必须“等风等流，就风就流”。二、船队队形一定要“探在一起，不要走散了”。三、坚决打击敌舰，“叫敌舰怕我们，我们不能怕敌舰”。四、“宽正面，多箭头，重点突破”。五、“连续作战，勇猛发展”。
一位听过解方作报告的老人，谈到听解方讲战术、讲训练，用了个似乎不雅的比喻：就像老牛进了白菜地．口口不带闲着的，那才解馋解渴呢。
40军的老人都说，那时解方讲得最多的话，就是“到海上去，到船上去”。
还说，凡是渡海作战该讲到的事情他都讲到了，因为该去的地方他都去过了，该知道的东西他都知道了，面面俱到，又重点突出，简明扼要。
海流：每十三天一大变，每天两小变。海峡两面的水，每天对流一次；每十三天的开始为新流，最后三天为尾流，故每十三天中的前十天对杭海有利，后三天不利。这个变化是每十三天一个周期，周而复始有固定规律，只每天递错一小时。
海潮：是随看海流而变化，尾流三天的潮水也小。每月：1日一日潮大；5日一12日潮小；13日一18日潮大；19日一26日潮小；27日一30日潮大。
风向：旧历11月18日至11月22日（阳历2月6日至2月10日）五天的风向情况：18日l时至24时，东北风；19日1时至12时，东北风；12时至24时，东风；20日1时至15时，东风；15时至24时，东北风；21日l时至24时，东北风；22日l时至24时，东北风。
当“海南第一楼”里的薛岳，被“金门大捷”鼓舞着，轻蔑地视琼州海峡对面的对手“出山是虎，下海是虫”时，这个来自松辽平原的精力过人、精明过人的兵团参谋长兼副军长，就在雷州半岛苦涩的海风中，从这些枯燥的数据里，觅得了渡海作战、直捣天涯的最佳时机。
3月5日，当第一批偷渡部队驶离雷州半岛时，夺取涸洲岛的战斗也要打响。解方要去北海指挥夺岛战斗。水路比旱路远，单船在海上也不安全，可他偏偏走海路。他要抓紧任何机会亲近大海，和大海交朋友，求得海战的科学与缜密。
到4月20日谷雨，只有3个多月时间，共产党建军史上从未有过的这场大海练，只能算作个速成班。连速成中学都不算，只能算作速成识字班、扫盲班，却必须拿到即将开始的渡海作战的全部大学文凭。不然，就只有望洋兴叹，葬身大海。
古人说：“边域之胜负，地方千里，制在一贤。”
提起海南岛战役，许多老人说是“两贤”：一个韩先楚，一个解方，韩的决心，解的谋略。
有人说，没有解方具体操作的那些方案、数据，韩先楚的决合也不会那么硬。
解方是吉林东丰县人，其父为东丰县第二号大地主，有两房妻子，解方为头房所生。自小后妈把持解家大权，解方和母亲，还有奶奶，就备受欺凌。可小妈的儿子十几岁就抽大烟，解方从私塾到小学、师范，全是拔尖生，也就使父亲不得不刮目相看。每次离家，都要偷偷多给些钱，他就把钱放到亲戚家，再转交给母亲和奶奶。
在家像个小大人，到学校就变了个人。奉天三中是东北有名的贵族学校，学生皆为高官、富豪子弟，解方的家庭算是最贫寒、无势力的“土包子”之类．却是人人瞩目的品学兼优的全能型高才生。门门都在98分以上，数理化和英语、日语尤好，语文全省统考也是第三名。小提琴拉得好，唱戏是青衣，男中音更是令人倾倒。又是篮球、网球校队主力，足球右前锋，200米俪栏全校冠军。
张学良、张学铭、荣臻（东北边防军总参谋长），都曾想把自己的妹妹或是小姨子嫁给他，他都拒绝了。张家不但不怪罪他，反而更敬重他，认为这个人不同凡响。
保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考试第一。联队长冈村宁次认为他对日态度强硬，将其降为第三名。其实，解方一向都属深藏不露之人，只是素质太好，而不能不引人注目。不过，这位后来的侵华日军司令，也确实有几分眼力。
“九一八”事变不久，日本又策动“天津事变”，以天津驻屯军为骨干，依托日租界，驱使汉奸便衣队举行暴动，占领一些警察所，在建筑物上悬挂日本国旗。当时以解方为首的贾陶、孙铭九、苏冠南，都是20出头，都是天津保安队教官。解方立即组织反击，战至拂晓，将敌人赶回日租界。第二天，在日军炮火和装甲车掩护下，便衣队又发起进攻。解方待敌进至20多米时，命令大家一齐投出手榴弹，然后步枪、机枪齐放。白天打，晚上谈判；晚上打，白天谈判。能操英日两种语言的解方，就真刀真枪、唇枪舌剑地轮番上阵。如此打打谈谈近一个月，日寇什么便宜没得到，不得不罢手。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毕业生，以天津驻屯军高级参谋身份出现在天津的沈阳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评说“天津事变”时，说他有两个“没想到”：没想到学生打老师打得这么狠，没想到天津保安队能做这样的抵抗。
解方闻知后，就传过话去：“中国不是印度、朝鲜，天津也不是北大营。”
从八路军到解放军，解方的任职，基本上除了参谋长，就是副职。而他参与组织和指挥的那些战斗、战役，有熟知内情的老人说，一些仗打得好，就是解方的一个建议，一个方案。
有人曾经说过，就这仗没听参谋长的，这仗就打成了这个样子。听到的人赶紧去找解方，解方赶紧采取补救措施。
他无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最好的参谋长之一了。不然，在朝鲜和美国人打仗，能让他去当参谋长吗？
彭老总对这位参谋长非常满意，常说他是“诸葛亮”,“我的诸葛亮”。
而解方1941年到延安后，任中央军委情报部3局局长，当然因为他懂日语、英语。可他出任板门店谈判代表、首席代表，就不仅因此了。美国军事史家赫尔姆斯，在《韩战中的美国陆军》中评价解方，说他“足智多谋”,“思维敏捷、严密，无懈可击”,“令人生畏”,“是最难对付的人”。
1955年，解方被授予少将军衔。
据说，最后审定时，有当年在北方局工作的人，说他是旧军人出身，背景挺复杂。
彭德怀听说了，火了，说我也周日军人出身，蒯巾中有几个不是旧军人出身？
离休前为40军作训处长的吕效荣老人，当年是4O军作战参谋。“文化大革命”中，听说解方从秦城监狱放出来了，买车票去北京看老首长，正巧碰见解方在院子里散步。解方眼睛一亮，点点头，又摇摇头，转身走了。吕效荣瞅着老首长的背影，心如刀绞。
和解方打过交道的人，无论上级、下级，还是同级，难得有说他个“不”字的。这不但是因为他的能力、为人，还因为他好像永远都是夹着尾巴做人。
即便在狱中，对那些审讯他的人，他也不会像冯白驹那样声色俱厉地把他们比作国民党张发奎之流，而只是说，我相信党，相信党组织一定会搞清楚我的问题。
出狱后，有人找他谈话，要他去南京高级步校当校长。他很感动，又很激动。可他觉得自己已经10多年未工作了（光在秦城监狱就关了8年），现在部队、院校什么样儿都不知道，都断捻了，一点数没有，一下子就当起校长来，能干好吗？能不能先下去搞搞调研，了解、熟悉一下情况呀？
有人专会拐着弯儿听话，结果就听出什么来了？解方嫌官小了。
不少人埋怨他，给你官，当就是了，当上再说，哪有像你这么死认真的呀。
他说，我是从旧军队出来的，我们是共产党啊！
解方从奉天三中毕业后，张学良要选派一些优秀青年去日本学军事。解方不去，他的理想是当个医生，治病救人。张学良让人转告他4个字：大医医国。
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青年解方曾幻想躲避．当个医生，能救治多少人就救治多少人。“九一八”事变后，军人解方认定要救中国，首先要把日寇赶出中国。国民党腐败，东北军“剿共”，他痛恨国人自相残杀，心头激荡着救国救民的豪情，认为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就在193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成为东北军51军的第一位中共地下党员。
“大医医国”，战争年代是赶走日寇，解放中国，之后是医治战争创伤．保卫、建设强大的新中国。他根本没想到会有那么多运动和“阶级斗争”，更不会想到他和许多打江山的将军，都成了“革命对象”。可只要力所能及，他就要为国家和军队做他该做的事。他从旧军队中出来，对旧军队、旧中国看得那么透，也就更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如果说还有遗憾的话，那就是战争年代，他一直渴望带兵打仗。
有人说，他在国民党那边就当参谋长，到这边还当参谋长，那参谋长当得太好了，也很难找到像他这样的参谋长了，那参谋长就当起来没完了。在司令部建设上，他的贡献像刘亚楼一样突出，可刘亚楼还当了把天津战役前线总指挥，他有什么？打完仗了，像他这样有文化、懂外语，又是正规军校出身的人也不多，他就去院校了。看他那儒雅样儿，皮肤也白白的，有人就觉得他就是当参谋长、办院校的料。有人也确是这样，讲理论头头是道，让他统兵打仗就潜门儿。可解方不是这样，他是个真正的军人。一个真正的军人、将军，那心头又怎能不激荡着统兵疆场的渴望和激情？建国初期，还曾有人提议他去外交部工作。那也许是军人解方最不想去的地方，可果真让他去了，也决不会有二话，也肯定会千得很出色。
有人说他活得挺苦挺累。
让我们记住他的座右铭：“贞不绝俗，伙不同流，外圆内方。”
五、要不是他极力推动，海南岛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台湾？——“四野名将录”之十二
解方在雷州半岛不息的海风中，一会儿船上，一会儿岸上，一会儿海康，一会儿徐闻、海安、北海，那1.67米的身材永远是那么挺拔。
同为少将、中将、上将，一些农民出身的将军就有所不同。他们和像他们一样的士兵，放下锄头就拿起枪，有的还未学会射击，甚至还未拿起一支枪，就倒在战场上了。他们难得有工夫，去训练“立正”、“稍息”、“肩枪”、“齐步走”。即便穿上将军服，有的瞅着也还像个农民，或是像个游击队。
而放牛娃出身的12兵团副司令兼4D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韩先楚，用一些人的话讲，离休后一套便装在院子里侍弄菜地，也是个“正规军”。
韩先楚是中国著名的“将军县”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
当解方在贵族中学奉夭三中学英语、日语，拉小提琴、唱青衣、打网球、踢足球，又东渡日本学习军事时，比解方小5岁的韩先楚，正在大别山放牛，学焕匠，给地主打短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