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教导员牺牲了，我和副营长负了重伤，就教导员是个好人，也打得血人似的。
顶住一阵子猛攻，接下来就不是“三猛”，而是“四猛”了―猛打、猛冲、猛追、猛抓。
光一个机枪连就俘敌800多。
四、天涯海角——“东北虎”之二十四
国民党全线大演退，共产党三路大追击。
东路40军119师和43军128师及琼纵独立团，4月23日经加积、乐会、万宁，向榆林追击。
中路43军129师和127师350团，25日由美亭地区出发，向北黎一线追击。
西路40军118师352团一个加强营，沿环岛公路向北黎、八所追击。
应该说是四路，因为还有15只机帆船，从海上直奔八所。
海南岛马拉松——看谁跑得快。
40军在海口缴获20多辆卡车，土八路还是铁脚板思维，那么多人看着，也没想到坐车追击。不知谁喊了一声，说这现成的10个轴辅多快呀！大家立刻醒悟、响应行动，没有司机就去俘虏堆里找，还动员几辆民用汽车。118师354团3营官兵，爬上汽车乐坏了：嘿！咱“东北虎”插上翅膀了！
那时都是第一次坐汽车，把九二式重机枪架在车顶上，轻机枪和冲锋枪手分列两侧，火箭筒和迫击炮放在后边。
22日晚10点左右，一支由30多辆汽车组成的“快速纵队”，风驰电掣驶上东路环岛公路。
凌晨3点多钟，车灯光柱里，路上横着几挺机枪，一群敌人在路边喊叫着让停车。这时就孤零零一辆首车，车队未跟上来，停车危险，开枪暴露目标。排长雷全禄说“冲”，司机一加油门，汽车就颠簸着闯过去了。
不久，又一群敌人拦车，都以为是自己的汽车来了。后边车队还未上来，一身敌军官打扮的侦察股长马辛卯，下车喊：排队，排队上车。队伍排列好了，车上官兵突然从车厢板后边站起来，枪口齐刷刷指向敌人，大喊“缴枪不杀”。马股长命令他们把枪机卸下来扔车上，扛枪往北走，自己去海口收容所报到。
随后一路上的俘虏，都照此办理
快中午时，在乐会追上敌人主力。路多宽，人多宽，黄乎乎望不到头，汽车赶上去像犁地似的，人群向两边自动闪开，刚过去又挤满了。有的觉出不对劲儿了，一梭子子弹打在车挡板上，车上轻重机枪和冲锋枪就开火了，手榴弹也往下砸。后边车队也在敌群中打响了，前边一支琼纵打阻击的部队也从山上压下来。原本就乱哄哄的敌人，也没怎么抵抗，几千人齐刷刷举起的双手，壮观得像一片森林。其中有几百军官，还有200多官太太。
郑需凡老人说：
这场海南岛大追击，比起广西追歼战，有过之而无不及。
海上一夜没休息，在海上就打，上岸又打，连跑带打赶到美亭，已经3天3夜没休息了。一场激战后，有的部队战场都未打扫完，又接到命令向南追击，那人都累得不成样儿了。
我带的那个侦察队倒没打仗，那路却跑得比谁都多，这下可苦了我们这些“老爷兵”了。从东北到华北，再到两湖两广，侦察队都是骑兵。渡海作战，马都留在雷州半岛了，这脚就遭罪了。侦察兵什么苦累、危险都不怕，可一双脚缺锻炼，娇贵呀，不就成“老爷兵”了吗？那也得走，还得走在头里，不然侦察什么呀。
路上枪支、弹药、衣物、文件包、手提箱，还有穿着红衣服的猴子，在树上蹦来跳去，都是敌人扔的。见到好枪捡起来，有吃的更不客气，饿呀。实在受不了了，就菇路边地瓜叶子吃，嘴都吃绿了。从海口到三亚，一个多星期，就在老乡家吃过一顿饭。老乡好啊，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我们，吃地瓜，喝又腥又臭的咸鱼汤，我们吃喝得那个香啊。
4月底的天气，东北多凉爽，行军打仗多好呀，海南岛最热时30来度，脚底下都烫人。左边就是蓝汪汪的大海，光馋人，不能喝。又热又累，又饥又渴，昏倒了就架到路边树下，那时都有经验了，一般死不了人。
在加积这边，一个老乡跑过来，指着山上，冲我们伸出一个巴掌，意思是有敌人。我说5个？他连说带比画。我说50？他比画得更来劲了。没辙了，我派个战斗小组上去看看，刚上去就打响了。我让60炮开火，两炮过去，那人就黄乎乎地下来了，500多。一个军官跑到我面前报告，说贵军这炮打得太准了，我们营长、副营长和个中统特务看地图，一炮就打死了，我们就都下来“起义”了。
国民党部队，各市县官员，他们的老婆孩子，都往南走。让我们追上了，他们就坐那儿不动了，喘得呼哧呼哧说不上话来。只要他们不打，我们就不理睬他们，没工夫理睬他们。
夏克老人说：
我们向南奔，俘虏往北走。三五成群的，几十上百的，饿了也不敢去村镇弄吃的，怕老百姓收拾他们。走不动了，有的倒在路边，死人似的。有的坐在那里，傻呆呆地看着我们。
在和乐碰上43军部队，大家更来劲了，一溜小跑，都想抢到前边去。
开头我和师长坐辆缴获的吉普，跑半天没油了，扔了步行。我有匹小马，也是缴获的。南方那马比北方马矮一头，挺壮实，正当年，也没骑，就驮件行李，没到榆林就累死了
徐芳春老人说：
我们在东线追击，从文昌、加积追到榆林，山炮4个人抬着跑，跑了一个星期。
敌人带的椰子，逃跑扔路上不少，那东西水能喝，肉能吃，解饥解渴。咱们哪明白呀？头两天嗓子都冒烟了，也不知道捡一个吃喝。
徐国夫老人说：
355团3营教导员刘继泰，扛挺九二式重机枪的枪身，4O来斤。头10里还行，20多里后就吃不住劲了，那人也渴得不行了，就去路边稻田喝水。见个国民党兵趴在田埂下，一搭话，是山东老乡。刘继泰就说，你帮我扛机枪吧。这个挺壮实的山东小伙，就把枪身扛上了，也就参加解放军了，后来当了团副政委，叫赵巨山。
凡是干部流汗最多的部队，都是跑得般快的。
我们是4月30日拂晓，赶到榆林的。港湾里两艘军舰，正忙三火四地装运货物、人员，上船的急着开船，没上船的急着上船，哭声、叫骂声搅成一团。几只来回接人的灿板慌不择路，撞在一起，在海面上团团转。
355团迅速插向右翼高地，居高临下封锁了港口。那时没有高音喇叭、半导体喇叭，就一边招手，一边拼命喊叫“解放军优待俘虏”，让敌舰靠过来。舰上敌人不听，也可能是听不见，也不管码头上那些人了，起锚开船。没办法，只好枪炮齐鸣，集束手榴弹也砸下去，为它们举行了海葬。
先头356团越过榆林，直奔三亚，敌舰已经驶远了，只俘虏些未及登船的敌人。
张实杰老人说：
在凌水县城北边，约一个连敌人占领个高地，我们到那儿，敌人也不开枪。1营派个班上去，让他们缴械投降。敌人突然开枪，当即伤亡4个人。其中有个班长阎克林，黑龙江阿城人，是打天津时的爆破英雄。
追到三亚，天黑了。三亚那时就是个400来户人家的渔村，几乎都是茅草房。侦察报告，港外有许多敌舰，其实都是些商船。我抓个3连，就往那儿跑，不能让敌人跑台湾去了呀。跑到鹿回头那儿，机枪架上，喊叫让敌人投降，船上没动静。调上两门山炮，打了两炮，敌人下船上来了，1千多。
徐国夫老人说：
辽沈战役跑掉几万人，平津战役跑得更多，都是从海上跑掉的。在陆地上跑不掉，到海上咱就没办法了。咱们没有海军，机帆船也追不上军舰。长途追击也不能带上远程大炮，只有眼睁睁看着他们跑掉。那时许多人发狠心要当海军，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空军。
最后一战结束了，我头重脚轻走进榆林海军要塞大楼，找个房间，一头倒在床上，睡了两天两夜。
郑需凡老人说：
我们从海口追到三亚，又从三亚追到天涯海角。
过了三亚，说前边还有敌人。我说有没有敌人，也不能在这儿歇脚，得去看看天涯海角。
过去听说“天涯海角”，以为就是个成语，形容多么偏远，都到夭边海尽头了。广西战役后，在南宁给韩司令、解副军长买关于海南岛风土人情和海洋、海战资料时，有本书介绍“天之涯，海之角”，心想世界上还真有”天涯海角”这么个地方呀，觉得挺有意思。
老远就看到一堆巨石，先看到“天涯”，后看到“海角”。看着看着，脑袋就沉了，眼皮就猫了，那人就瘫了，瘫在那沙滩上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有人硬把我拖起来，说参谋长找你。
我说你不把我弄醒，这一觉能睡到共产主义。
1992年至2002年断续来访于沈阳、娜州、大连、长春、哈尔滨、兰州、西安、武汉、福州、广州
2002年至2003年断续写作于大连
2005年至2008年多次修改于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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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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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身后有只狼
写下这行字时，两本书稿赶到一块去了，每天像抽了大烟似的伏案20来个小时，大热的天已经个把月了。
每天工作15个小时左右，算是正常的。
没到50岁，60岁前的活已经排满了。2005年退休，70岁前的活早满了，而且还在不断加活。人生易老，精力有限，有两条命也有干不完的活。可有的活就像已经成了老伴的当年的那个姑娘，让你怦然心动，一见钟情呀。
有人请吃饭，我说“不会吃饭”。不会喝酒，那饭是不是就有一半不会吃了？有时是不能不去的，人在饭桌前，心在书桌上。连吃带唠加往返，少说也得两个小时，一天不就12个两小时吗？
有时就想，去了谁都得去的那个地方，在墓碑上挂个“请勿打扰”。
道光年间，我的爷爷的爷爷，即我的高祖父，从山东莱州府闯关东，走到辽宁省凤城县（今凤城市）弟兄山乡碾子沟。抓起把土，那土肥得要从手指丫冒油呀，高祖父那眼里放光呀。跪倒咣咣咣三个响头，那林莽际天、野兽出没的大山沟里，就有了第一缕炊烟。
鸡叫头遍，曾祖父就醒了。穿戴整齐，坐炕沿上吧嗒吧嗒抽袋烟，那只乒乓球大小的黄铜烟袋锅子，在脚侧的门墩上叭叭叭几下——这就是我家的“起床号”了。
天色还暗，曾祖父会出去给牲口添添草料，然后就在辽东大山里的那个庄稼院巡视。这是一天难得的闲暇，一颗心也进入遐想，就像那热炕头上的梦。天色还早，就坐在屋檐下滴水的石阶上，摸黑搓阵麻绳。觉得差不多了，烟袋锅子在窗台上叭叭叭，就把里面南北大炕上的鼾声打熄了。
每天到得地头，刚好是能看得见干活的时刻。
每月农历十五前后，特别是“三春不如一秋忙”时节，几乎就是跟着太阳、月亮连轴转了。
那人困哪，干着干着，或是上工路上迷迷糊糊跌倒了，呼呼大睡。曾祖父照屁股踢几脚，说没出息的货，睡到啥时是个头？使劲干活，出身透汗，不就精神了吗？人这辈子觉还有睡够的时候吗？
听老辈人讲，那时像我的祖辈这样，下死力气劳作的人很多。而我的三个爷爷娶的三个奶奶，都是因为我们家的粪堆大、柴火垛大。曾祖父说明家穷，没钱，媒人几乎异口同声：你们家人这么能干，早晚那就是金山、银山。
我的祖辈太热爱土地，并坚信能从生长万物的土地中刨抠出一个庄稼人的梦，结果到了还是个梦——我正在修改着的一本书里已经写了，当然表现的不是这里的主题。
我这辈子也是因为爱，为了一个梦。
军营里的军人，每天是踏着12次（或13次）定时的军号作息的。我曾服役24年的某集团军，军机关20多年坐落在辽东大山里一座县城的山沟。除司令部作战值班室外，我家书桌上的灯光，几乎每天晚上都是最后一个熄灭的。
有时写着写着，军号响了，是起床号。
那时的节假日，放假不像现在这么多，春节也只休息5天。临放假前一天，我就说给大家拜个早年了，回家门也不出——5天能写多少东西呀？
1994年调入军区创作室，成为专业作家，除了外出采访，这回就坐家写去吧。
1999年写《战将》，半年时间没下楼。
去年底，有人请吃饭，我没有名片，临别问我家里电话号码，我一下子懵那儿了。坐家两年多了，也用不着给家里打电话呀？那也明白不是这么回事儿呀？回家问女儿，女儿没笑，当然也不会想到我是保密、不讲。
自1987年后，我的采访大都是在天南地北的干休所进行的，然后关在家里成一统，用枝笔在枪打炮轰的历史中冲杀。连接家与干休所的是车站、机场，连通世界的是《大连晚报》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有时上趟街，妻子就跟着。坐在马桶上想稿子没事儿，走在路上让车碰了呢？
有时出版社要稿子，就像刚结婚就跟你要孩子。即便没人催，一本书多少万字，预计多长时间写完，每天要写多少字，那是只能超额，不能拖欠的。今天推明天，那还有完吗？
曾有人批评我：你不好抓紧时间采访吗？
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开头什么都写，后来不知怎么的就剩下了后者。而自选择了这种文学样式后，一部作品的采访工程结束了，那感觉就像听到了婴儿坠地的呱呱啼叫。
作家，特别是报告文学作家，必须倾心打造自己的诚信品牌，使读者知道你是真诚、有责任感的，看到你的作品感到亲近。还有，或者故事（世上还有这种事啊？），或者思想（这小子怎这么想的呀？），每页文字都得有点抓人的有新意的东西，使人欲罢不能。不然，如今媒体这么发达，生活节奏这么快，谁有工夫、耐性把几百页一本书读完？就像一出小品，几句话不能引人发笑，人家就换台了、不看了，那不是白写了吗？而这一切，几乎全靠采访、搜集资料。多好的故事不能编造，每件事都要有出处，还得掂量明白那出处的可信度（如今不负责任的东西挺多）。历史中的新闻很多，你不深入进去就抓不到。同样的故事，最好有几个，选最抓心抓肝、最具震撼力的那个。更重要的是宏观上的把握，即本质的真实。特别是那种通常被几笔带过，或者好像压根儿就未发生过的，舍此历史进程就掉了链子、衔接不上（瞅着衔接得好像也挺容易）的事情，尤其要小心谨慎，抠准抠细，下足气力。
谁也不能走进历史，但你必须竭尽全力走近它。
采访过程是高度紧张的过程。写作时，一觉醒来，想起一段，赶紧爬起来。采访也是一样。这跑那颠不说，边听边记边想，你得不断地思考，提出问题，脑子里的那个车轱辘一刻也不能停歇。采访工程完成1/3，起码进至一半左右，构思、立意，想写个什么东西，就得有数了。不然，你千难万苦，像个孕妇似的大腹便便揣回家的那些东西，可能许多都是没用的。
每部作品采访、收集资料的时间，几乎都是写作时间的倍数。
这本《枪杆子：1949》耗时还不算最多的，断断续续也15年了。
我早已说过，我的作品是用脚写出来的。
十几万字、几十万字的东西，每当快写完了时，就觉得累得快要顶不住了。百余万字的东西也是一样。就知道人的惰性和潜力，都是很大的。
而且，比之拼死拼活从土疙瘩里刨梦的我的祖辈，我的这种劳作方式本身，就已经够享福的了。
如今这世上最累的好像是孩子，即学生。我那时不是这样。1963年中考，一个班考上3个，也没觉得怎么的就考上了。我就读的辽宁省本溪县一中，是全县唯一的完全中学，每年招收两个高中班100人，升学率50%左右。这就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迈进大学门槛了。那时的大学生金贵呀。父母当然高兴了，却在家庭和亲戚、邻里间激不起半点波澜，自己也不觉得怎么的。那时一年一度的高考，校门口没有家长，更谈不上社会总动员般为高考忙活了。那时就是考上清华、北大，也没有“谢师宴”。
1966年6月，就要进入考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发表了，大学梦从此破灭。读3年书，闹两年“革命”，我称之为“高中本科”。
学校食堂上顿下顿窝窝头，个把星期有顿馒头。馒头不用说了，窝窝头也是能省就省。理化实验室临街有个小新华书店，那时一本书也就两三角钱（像《林海雪原》这样的长篇小说，我记得也未超过5角），用不上个把月就能去那里买本书。最紧张的是钱快攒够的那几天，总去看，就怕早就相中的那本书让人买走了。书到手，那就是我的节日。如今也是吃个半饱，因为吃多了坐到书桌前，胃不舒服。我至今保留着学生时代订的《鸭绿江》、《北方文学》、《诗刊》，还有买的几十本书（大都是诗集），都是这么口攒肚子省的。
1992年秋，从南方采访回来，一堆书信、杂志中，有封中国作协的信，里面是张入会表。
“高中本科”后上山下乡，接下来是35年的军旅生涯，直至退休。“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从戎而未投笔的我，只有一个作家梦。那时没大学可考，多少人往军营里奔，又有多少人在文学之路上挤。而这一刻，多少人已经扑通扑通下海了，或者准备下海了，我捧着那张入会表的手，激动得有些发抖。
除了爱，后来还发现，除了“爬格子”（我至今仍在格子上爬）多少能爬出点名堂外，干别的就算累趴下了，也可能一事无成。
而觉得身后有只狼，就是从揣上个作家梦开始的。
如今狼已成了稀有动物。我的祖辈在辽东大山里刨梦时，狼就像今天城里的宠物狗一样多。走夜路，最好擎只火把（那也有被狼吃掉的），不然就砍个树棵子扛在肩上拖着。狼喜欢从背后偷袭，跟着你寻找机会，有时还会把两只前爪搭上你的肩膀。你不能停下，更不能回头，回头就扼住你的喉咙。你两条腿跑不过它四条腿，它两条腿就走不过你了。即便是四条腿，或者还有多少条腿，只要不是饿疯了，对人就不能不有所忌惮。待到它累了、放弃了，或是天亮了，或是碰到人家了，你就得救了。
老辈人都说，有狼跟着，走道不累，还快。
而无论这辈子有多少只狼在后边追撵，如果没有许多没有任何功利的手帮扶着，我也不会走到今天。
《解放军文艺》是“文化大革命”中最早复刊的，袁厚春是这份杂志散文诗歌组编辑。我一篇篇往那儿投稿，几乎每次退稿，他都给我复信，指出优缺点，鼓励我，字也写得漂亮。那时我是驻在辽东大山里的一个炮兵团政治处报道组的小兵，人家是总政的干部，他说我行，就有自信，就百折不挠地走下去。
另一个对我帮助莫大的人，是当时的军文化处干事杨庆禄。1973年后，军区举办几次创作学习班（那时不叫“笔会”），文件发到军里，他就给团里打电话，下通知，叫我去。1978年，军区决定每个军级单位编三个编外创作员，后来得知，又是他竭力推荐了我。
当我写着这些文字时，眼前浮现出老部队和军区一些早已离退休的老首长的音容笑貌，有的则走到对面不相识。这是些颇具我们这支军队传统风范、让人想到“党”和“党组织”的老革命，是他们使我得以从事我倾心热爱着的事业。
我们年轻，像一轮红日刚出海，
我们健壮，像一排排白杨要成材，
我们热情，像滚滚的浪潮、熊熊的火，
我们纯洁，像蓝天、白云彩……
上个世纪60年代的文学青年，有几多会忘了徐荣街、钱祖承的《接班人之歌》中的这些诗句呢？
而今，曾经年轻得像刚出海的红日般的我们这一代，已经步入老年。
2003年，颇有成就的画家、与我同岁的创作室同事李秉刚，突然辞世。向遗体告别出来，创作室的同事说：正隆，悠着点吧，别拼命了。
听说我退休了，有同学来看我。忙碌大半辈子，昨天还上班呢，今天就一个急刹车甩到家里，别说身子骨受不了，灵魂都无处安放了。同学是准备来劝慰一番的，结果也是一个急刹车，内容全变了调儿。
无论怎样不服老，心理年纪多么年轻，自然法则都到达这一站了。年轻时觉得生命仿佛是无限的，那个谁都得去的地方，遥远得简直像另一个星球上的概念。人这一辈子，是到什么时候想什么事儿。而这些年来不能不想到的，则是有朝一日去了那个地方，会不会还有好多活没干完哪？
孩子购物回来，常让我感到惊讶，这世界上还有这种东西呀？去了商场、超市才明白，任是什么样想象不到的东西都有卖的，可哪儿有卖时间的呀？就算有，也能轮到我，寸阴寸金，买得起吗？
近30年前，有作家写小说《减去十岁》。像我这把子年纪的人，都记得那时有句话，叫“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时间买不到，也不能减去10岁，那就只有抢了。一天24小时，不会多出1分1秒，就只能从这有限的24小时里抢。唱歌跳舞打麻将什么的别说了，连散步都与我无缘，就只能跟睡眠抢时间了。“人这辈子觉还有睡够的时候吗？”我总记得我的祖辈的这句话。好在人老觉少，而且老天爷保佑，“不会吃饭”，睡眠质量特别好。有时来了困劲，别说上床了，连屁股都懒得挪离椅子，就想出溜到那书桌底下了。一觉醒来，头脑明晰，精神抖擞，拿起笔来，就有了与已经成了老伴的当年那个姑娘谈恋爱的感觉。清晨和上午是最出活的，中午睡一觉，就成了夜猫子。没睡午觉，脑子昏沉沉的，下午和晚上差不多就算白活了。补救办法是洗个澡，特别是好好洗洗头，使劲搓挠。
其实，我非常喜欢朋友来我家做客，也乐于参加各种聚会，特别是同行、喜欢文学的朋友。在这个熙熙攘攘的世界上，凡属人的欲望我都有，因为我也是个正常人，只是实在耽误不起时间。
正值青春年华，赶上“文化大革命”，而且我耽误的好像还不止10年。
2003年秋，某单位（“单位”2字显然不大准确）邀我写篇东西，写完寄上级有关部门、领导审读，书稿却不知给弄哪去了。这篇东西倒是不长，十几万字，那也字字皆辛苦呀？去找，找出一嘴泡，牙也疼。没辙了，却又大难不死，而且完全是在绝望后的无意中发现的。再送审，这回可是完全、彻底了——时至今日，也不知书稿哪去了。
采访、写作耗时一年多——就得把这一年多也抢回来。
有时就恨不得有一群狼在身后追撵着。
1976年参加军区创作学习班，得名“拼命三郎”。累啊。一个身后总跟着只狼的人，是不能不累的。“你这还叫人过的日子吗？”这话其实是不用别人说的，而我感觉更多的还是痛快、幸福。来到这个大千世界，从事了自己倾心热爱着的事业，是不能不感到幸福、幸运的。况且，作家这个职业是终身的，别说60岁，七老八十，脑子好用，还能写作，即无“退休”一说。身后总能有只狼跟着，也是一种难得偏得的幸福，或者说就是被幸福追撵者。
幸福就是一种感觉，一种不同的个体的不同的感觉。
心里有劲，上楼上不动，我知道得加强锻炼，多活动身子骨。生命在于运动，这话没错，但首先还在于心境。心情舒畅、痛快，感觉挺幸福的人，是累不坏的。
手头这部书稿完成后，或许能轻松点？
如果没把活干好干完，那可是真的被狼吃了。
自1984年写篇东西后，再处理一个题材，就想着把它画个“。”：到此为止了，谁也别比划了。
这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难很难的。那时还年轻，就有些狂妄，不知天高地厚，却也能激励自己不断进步。就像爬山，把目标锁定在最高点上，用尽最后一口气力也要往上爬。如果目标是半山腰，可能还有力气，到那儿也泄气了。
首先是不惜气力采访，占领素材的制高点。对于报告文学来说，这永远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否则，即便有“一览众山小”的超强功力，也不可能“凌绝顶”。就像只有盖间瓦房的材料，什么样的建筑大师也建不成高楼大厦一样。
再一个体会，是不可急功近利。写完一本，放一边去，又一本写完了，再把它拿出来看。作者总是偏爱自己的作品的，特别是一颗心还沉浸其间，被冲动着，更难识好赖。这时对它的印象已经淡漠多了，重新进入，多少也能有点读者的感觉。读着有时会哑然失笑，有时会直拍大腿：这一段怎么写得这么臭呀？
有的已经放那儿几年了，改过几遍了，也不敢往外拿。
最害怕读者买了我的书，没看完，再把我笑话一通。
即便写篇几百、几千字的东西，也要反复琢磨、修改。
有些遗憾是难以避免的，被读者笑话也只能认了，因为水平达不到读者期望的那种高度。但是，不惜气力地采访，写完后再这样冷处理一下，就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少留下些遗憾，使作品的生命力长久些。把自己尚不满意的东西拿出去，那是作践自己，更是不尊重读者。一切都是身外物，能够留得下来的才是好东西。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作家的（而非人的）生命，是在作品被遗忘时结束的。我是把每部作品都当成自己的孩子的，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壮、漂亮、长命百岁呀？只是能否如此这般，有时也是身不由己的。
回头去看，写的十几本书，没有没留下遗憾的。
这一本也是一样。
就期待下一本。
张正隆
2008年8月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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