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下载尽在http://bbs.txtnovel.com---书香门第【闹相思】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前言(1) 为什么要把日本人作为假想敌研究？
日本人的发展正在偏离和平发展的道路，日本人的反华情绪和谋华意识正在高涨。
2005年10月17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中国人民的一致反对，居然在中国的“神舟六号”飞船返回的同一天，第五次参拜靖国神社。 2005年11月22日，日本最大的执政党自民党在东京举行的建党50周年纪念大会上，正式公布了《宪法修改草案》，准备大幅修改和平宪法，将日本自卫队升格为自卫军。这意味着日本在二战结束60年后准备再次正式“建军”。
先前，日本已经制定了《周边事态法》，将中国的领土和领海纳入日本的防御范围，日本政要也公开宣称：“日美同盟的防御范围当然包括台湾地区在内。”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已经把军队对抗的重点转向中国。
2005年9月26日，日本防卫厅的机密文件《防卫警备计划》被日本报纸《朝日新闻》曝光。这项计划跟过去最大的不同就是：日本的防卫重点已经从来自北方俄罗斯的威胁，转变成为“重视西南”也就是来自中国的威胁。中国正式成为仅次于朝鲜的日本第二号假想敌。
日本人把中国人作为最主要的假想敌，在日本已经是人所皆知的事实。
其实，400年来，日本人一直把矛头对准了中国人，将中国人作为假想敌反复研究、琢磨，而中国人对此至今缺乏清醒的认识，处于一个麻痹松懈的状态。
早在1928年，戴季陶先生就在《日本论》一书中大声疾呼，号召中国人加强对日本人的对策研究：“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做“思想上闭关自守”、“智（知）识上的义和团”了。（《日本论》，戴季陶著，海南出版社1994年9月第一版）
时至今日，我们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对策性研究，是否真正改变了“思想上的闭关自守”？是否还是“知识上的义和团”呢？
与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对抗性研究相比，中国人的应对性研究可以说仍然处于空白状态。
日本人将中国人作为假想敌的研究可谓源远流长：
早在400多年前，日本幕府大将军丰臣秀吉就曾经提出了明确、系统的进攻中国的方案。1577年10月，当时还只是普通武士的丰臣秀吉就对大将军织田信长提出：“君欲赏臣功，愿以朝鲜为请。臣乃用朝鲜之兵，以入于明，庶几依君灵威，席卷明国，合三国为一，是臣之宿志也。”在丰臣秀吉的寝宫里，就摆放着一幅中国地图，以供其时刻谋华研究之用。在掌握了日本政权之后，丰臣秀吉加紧了谋华的部署。1578年，他对耶苏会传教士柯艾留说：“如今已统一全日本，地位晋升，领国在握，财富充裕，已无他求。唯望自己之名声与权势留播后世。待日本诸事稳定后，将让日本于兄弟，自己为征服朝鲜与中华，决议渡海。”1590年，丰臣秀吉在京都接见朝鲜使节时，公开了自己的侵华计划：“长驱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
丰臣秀吉的谋华设想是“定都北京”、“终老杭州”。1592年，丰臣秀吉悍然侵入朝鲜，妄图“直捣大明国”。丰臣秀吉的侵略计划虽然破产了，但对明朝也造成了巨大损失。在七年多的援朝战争中，明朝“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使明朝的国库和军队精锐几乎消耗殆尽，加速了明朝的覆灭。
丰臣秀吉的可耻失败，并不意味着日本人放弃了谋华的野心。恰恰相反，此后的300多年间，日本朝野对于日本侵华的必要性、可能性、可行性的研究反而加强了。据中国学者王向远教授的考证，日本人此后不仅将中国人作为假想敌加以推敲，而且研究的人员不断扩大，层次不断提高，“日本对华侵略的思想、方案的设计者，基本上都不是在朝的政府官员，而是在野的民间学者、文化人。”（《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王向远著，昆仑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由此可见，对华的对抗性研究，在日本人中，不仅成为一种风潮，而且是朝野共通的一种自觉的行为。
日本人将中国人作为假想敌加以研究分析，400年来连绵不绝，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对用武力侵略中国的可能性、必要性进行学术意味的设想和论证，为侵华提供思想舆论准备。
丰臣秀吉侵华失败后，日本不少民间人士开始自发地通过各种方式，对侵华计划进行了各种设想和论证。17世纪中后期，日本著名戏剧家近松门左卫门创作了大型历史剧《国姓爷合战》，剧中设想让日本武士开进南京，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建立日本人的王国。这曲戏曾经连续三年在日本上演，观者如潮。《国姓爷合战》在日本人中如此受追捧，说明此时的日本人，虽然默认了丰臣秀吉的惨败，但谋华的动机却更加灼热了。
到了19世纪初年，日本民间的学者开始以学术著作的形式，系统地勾画对华战争方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佐藤信渊的《宇内混同秘策》。该书设计出了一个周密的入侵和占领中国的计划草案，并论述了如何攻取中国的具体方法和步骤，甚至连日本各省区在进攻中国时的出兵顺序和作战分工，也替后人作了细致的安排。佐藤信渊的《宇内混同秘策》在19世纪初即提出了征服中国的详细计划，其用心之深，计划之密，今天的人读起来都触目惊心。 前言(2) 不久以后，《宇内混同秘策》被日本幕府末年维新志士吉田松荫进一步细化了。吉田松荫在明治维新前夕提出了“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的征服亚洲计划。吉田松荫提出的欲征服亚洲，必先“割取朝鲜、满洲与支那”的计划，成为后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亚洲的指南针。
第二阶段，对武力攻取中国的具体部署进行论证和细化，为配合日本政府长期霸占中国 进行规划和献计。
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人的谋华计划进入了实际操作阶段。维新时期的“志士豪杰”，诸如西乡隆盛、木户孝允、板垣退助，再次提出了“征韩论”，他们坚持认为“朝鲜北连满洲，西接中国，使之屈服，实为当前保全皇国之基础，将来经略各国之根本。”而一待谋定朝鲜，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步骤则正式展开，在日本参谋本部拟定的《征讨清国策》中，北京和长江中下游的战略要地被列为“占领区”，而从辽东半岛到台湾的沿海地区和岛屿以及长江下游两岸地带，则为“吞并区”，其余中国国土“宜被肢解”，使之成为日本的属国，或者直接在“中国大陆建立一大日本”。而最为露骨的是《田中奏折》出台，田中义一无疑是在这一脉相承中“再接再厉”，而有“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皆已实现。唯第三期征服满蒙以征服中国全土……则尚未完成”的总结，更是对日本侵略盘算的准确交待。
此时谋华的日本人物，不再是单纯的民间人士，而主要是手持国家重器的日本执政者。根据日本人的谋华计划，通过甲午海战、割占台湾、谋求辽东半岛、炮制“满洲国”，步步为营，频频得手，继而再谋华北、华东、华南，扶植“汪伪”，无一不是在上述或侵占、或肢解的预案下行事。甲午海战之前，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密令日方驻朝大使：“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之急务，为实行此事，可采取任何手段。”此招得手，便可知“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与七·七事变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阶段，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和“敌人”，渲染中国威胁论，为遏制中国的和平发展、复活日本的霸权主义进行舆论鼓噪和思想动员。
1945年8月，日本宣布兵败投降，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暂时刹车，日本被美国人占领。由美国主导的日本战后的和平改造是不彻底的，不久后，为了把日本打造成东亚遏制共产主义的防波堤，美国政府积极支持日本重新武装，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日本天皇被保留，战前的日本旧官僚重新执政。日美合流后，敌视社会主义中国便成为二者的共同目标。
冷战结束后，日本的经济实力坐大，军事实力跃居世界前列，奉行改革开放路线的中国成为日本在亚洲的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日本人长期雄踞亚洲首席地位，对于潜在的亚洲新势力极为敌视。“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便是日本人。中国人从来没有威胁过日本，即使将来崛起了，也不会威胁任何其他国家。但日本学者处心积虑炮制“中国威胁论”，其真实的目的就是要转移世界人民的视线，为自己的“扩军备战”提供掩护。
日本民间的学者与文人，再次充当了谋华的急先锋角色。以日本作家小林善纪为例，小林原先不过是一位知名度不高的日本右翼作家，但自从发表了漫画集《台湾论》之后，居然声名鹊起，不仅在日本国内广受“好评”，而且还得到李登辉、陈水扁等人接见与善待。《台湾论》肯定了日本当年对台的殖民作为，认为老一代的亲日的台湾政治人物和企业家反而最能代表当年的日本精神，值得日本人深思和效法。小林还狂言，他对日本向美国投降没怨言，只是向中国投降心有不服。小林认为中国成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是不公平的，日本应当比中国更有资格成为常任理事国之一，至少也应当变成第六个常任理事国。
小林主张日本应成立国防省、建立国防军，有权力独立自主地不受旧金山和约规范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变“本土防务为全球防务”、“日美安保条约应涵盖朝鲜半岛和台湾”，他甚至主张拥有核武器。他认为日本的经济科技实力制造核武器比制造小汽车容易。
与日本政府高官不断地鼓吹修宪、重新武装、发展核武器、为军国主义分子翻案形成一唱一和的是，日本民间的谋华呼声也日益高涨。以日本民间学者和财团结盟组建的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出版的错误的历史教科书居然被日本文部省认可。
错误的历史观推动着日本向敌视中国的错误方向发展。从2001年起，日本开始大幅度修改“防卫计划大纲”，明确将中国作为“防卫对象”，这就是日本将中国作为“假想敌”的明确信号。在否认侵略战争历史之风更盛的背景下，日本又有了新的举动：一是加紧为行使集团自卫权做准备，力图使自卫队能有更多的机会跨出国门，以军事手段干预国际事务，而修改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有关规定、修改防卫计划大纲以及“周边事态”的计划，就是为行使集团自卫权打造基础；二是加紧推进宪法的修改，以彻底消除日本军事发展的障碍。更为引人注目的是，美国正在调整全球战略，并试图将全球战略的重点由欧洲转向亚洲，为此将进一步加强与日本的军事合作，这无疑将为日本实现军事上的进一步跨越、并为日本修宪提供新的“机遇”。在美国推动之外因和日本努力之内因的互动下，日本对华的军事发展的步子会迈得更大。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的警惕。 前言(3) 据世界各大媒体综合报道，日本政府正在开始着手对规定日美两国安保合作应有状态的《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进行修改。希望根据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新威胁以及亚太地区安保环境变化，进一步明确日美各自负担的责任，以期加强两国间的合作。日美新防卫合作指针以“台海冲突”为着眼点并把中国作为“假想敌”的动向须密切予以关注。（据中国新闻网2005年2月1日报道） 与日本人周密而持久的反华研究相比，中国人自己的应对性研究可谓乏善可陈。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迅速进占了沈阳。当时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深感国家危在旦夕，遂决定由著名记者范长江主笔，撰写“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专栏，这是中国人首次将日本人作为真正的敌手加以研究而开设的专栏。张季鸾先生在开栏的序言中第一次谈到了将日本人列为“假想敌”加以研究的必要性：
国家之可危可耻，百年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因念中国本断无亡国之理，然目前则竟有可亡之势……而日本有武力，中国尽灾民，诚所谓图穷匕见，更无躲闪偷安之余地。自今奋发，犹可为也。倘复泄泄沓沓，听其自然，则几番推演之后，真将丧失独立，化为亡国之民矣。吾辈厕身报界，激刺尤重，瞻念前途，焦忧如焚。以为救国之道，必须国民全体先真耻真奋，是则历史之回顾，当较任何教训为深切……事急矣！愿立于兴亡歧路之国民深念之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王芸生编著，三联书店2005年北京7月第一版）
在张季鸾先生的鼎力推动下，王芸生坚持撰写了三年，后因为战乱加剧，被迫辍笔，《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成为残著，没有完成中日关系60年的总结，这部研究名著因此留下了历史性的遗憾。
从那以后，中国人再也没有张季鸾先生与王芸生先生这样的激情和冲动，这方面的研究也就付之阙如。
王向远教授指出：在日本近现代史上，“侵华”问题之所以成为日本人长盛不衰的“思想文化课题”，与日本的文人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复“研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日本学者将中国人作为假想敌研究，其突破口就是研究中国人的国民性。“他们丑化中国人，认为中国人保守、顽固、愚昧、野蛮、肮脏、贪婪、好色、奢侈、懒惰、自大、虚伪、排外、残忍、变态、不团结、无国家观念等等，断言支那国民性已经彻底堕落，成了一个老废的民族，并进而运用这些结论来为中国侵华辩护，胡说中国人民的抗日行为都是受恶劣的国民性所驱动，声称日本侵华是用日本人优秀的国民性来改造支那人恶劣的国民性。在此情况下，日本的支那国民性研究实际上也已经成为对华文化侵略的重要一环。”（引自王向远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第15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对中国人国民性的研究非常善于找角度，那就是寻找中国人的致命弱点。他们通过对中国人的细致考察，发现了中国人的命门——内耗。内耗造成内乱，内乱则为外来民族提供了可乘之机。
日本人能有这样的发现不可谓不阴毒，也不可谓不精明。而历年以来，中国人对日本人国民性的研究，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假借外国人的著作，对于日本人国民性的对策性研究，则可以说仍处于空白状态。
日本人的毛病在哪？他们的长短优劣如何？与日本人对阵的诀窍何在？中国人尚处于茫然的状态。对自己的敌手几乎一无所知，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的一大缺憾。
本书有意于弥补这一缺憾，却无意于挑起中日关系的争端，更无意于效仿日本人在看待外国人时惯用的“傲慢态度”，笔者希望用平和的态度，客观地观察日本人，并得出理性的结论。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即使是为和平和合作的目的，将别的民族作为假想敌加以研究，也不会恶化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
既然对手执意要将我们作为假想敌对待，我们有什么理由再彷徨退缩呢？
在这里，我们不妨重温一下鲁迅先生的意见。
鲁迅先生是很重视研究日本人的，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国难当头，全国一片喊打声的浪潮中，他理智地告诫青年要及时研究日本，他讲到：“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的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譬如关于他的本国和东三省，他们平时就有很多的书……”，他还讲到：“我们当然要研究日本，但也要研究别国，免得西藏失掉了再来研究英吉利，云南危急了再来研究法兰西……”。（引自鲁迅《“日本研究”之外》，1931年11月30日发表于《文艺新闻》第38号）
日本人确如鲁迅先生所言，它很注意研究中国人的，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它都非常注意研究。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当年侵略东三省的历史就可以很清楚地明白这一点。现在，日本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外务省更是“要组织高级官员定期开会，由首相主持，制订全方位的对华政策，高调处理‘中国问题’”（《联合早报》2005年10月10日）。
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兴趣已经持续了有400年之久，今天的热度仍然不减，而且这个兴趣还会一直持续下去的。 前言(4) 作为中国人，我们难道不应该想一想我们的研究态度吗？如果非要等到炮舰上门、兵临城下，再来确立“真想敌”，到那个时候后果会怎样，不是很容易想象吗？
1913年，日本民间学者酒卷贞一郎发表了一本长达600多页的《支那分割论》（东京，启成社出版）。该书指责日本当时的当权者忙于“朋党相倾轧”和“相互的论难攻击”，而对邻邦的中国人正在分裂和被分割的事实重视不足，认为这样下去，届时分不到中国果实的日 本人定会“惘然追悔旧梦”，后悔不及。他声称自己写这本书绝非偶然为之，而是为了“醒国人之睡梦”。
《支那分割论》认为中国人的国民性决定其必然亡国、必然被列强分割的命运：（支那人）是没有活力的腐朽的人民。他们只知道有家，不知有国。甚至只知有我，不知有家，更甚至于只知有私欲，不知有自我。他们有身口，但没有意志；他们有情，但没有智慧……此等没有活力之人民，无仁、无义、无礼、无智、无孝、无悌、无忠、无信。如此人民的国家，纲纪不整，政治不治，连自我存在都不能，或分裂，或瓦解。更何况被强邻所窥！其被吞并、被分割之命运，理固当然，势不可免。
面对日本人这样阴损刻毒的描述，我们反躬自省，在一个世纪之后，我们的国民性又究竟改善了多少呢？
如果我们面对对手的步步紧逼，却依然无动于衷，或继续采取鸵鸟政策，不是正好印证了对手的恐怖预言吗？
本书不可能对日本民族的各个方面都进行考察，而是择其要点加以剖析。
日本人是可怕的敌手，谁轻视或漠视它的存在，都将付出血的代价。一部中国近代史，大半部分就是中国人与这个岛国种族的生死纠缠。
笔者对日本人的竞争力或许有过高估计之嫌，但这样做至少比低估对手要安全一些，并希望借此刺激国人之神经。如果本书能够促使读者诸君幡然奋起、绰厉奋发，则我民族之未来必将趋于光明。而著作者兀兀穷年，笔耕于书斋，其抛洒之心血、挥洒之热泪，庶几不会枉费。
是为序
周兴旺
2006年2月6日
于京师佝偻躬耕斋 日本民族崛起的核心武器(1) 众所周知，日本人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是最近一百多年来的事情。
但是，日本人一出场，便有不凡的表现。一是在明治维新（１８６８年）后不到３０年工夫，就一举击溃清朝北洋水师，打破了由中国主导了数千年的东亚朝贡秩序。随后的５０年间，日本人一口气发动了１４场战争。从１８９５年到１９４５年的５０年中，有４０年处于战争状态，不仅中国人成为其奴役对象，就连不可一世的沙皇俄国和老牌的殖民帝国英 国和法国也被其打得丢盔弃甲，甚至连帝国主义的新科状元美国人，在太平洋战争前期，也吃了大亏。二是在经济上，日本从１８６８年始，不到５０年工夫就成为世界５强之一，在二战之后，只用了２０多年时间便成为世界经济的亚军，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１９８３年起即超越美国人，成为世界“首富”。日本还是世界上第一大债权国，美国政府的国债有４０％掌控在日本人手里。日本资源紧缺，却以大工业见长，是世界上头号重工业国家。
无论是军事还是工业，都要求有很高的社会动员能力。日本人之所以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日本奇迹，最主要的一项功能就是日本国民具有世界上别的民族很难匹敌的动员能力。
要分析日本奇迹，也应该首先从分析其国家动员能力入手。
中国著名人类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对２００年来世界舞台上两名新秀日本人和德国人进行过对比研究（美国也算新秀，但其立国伊始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不在其列）。他敏锐地指出：德意志统一后于欧洲任何大国，其工业革命之过程也后于任何大国，而其一旦与各大国进行工商业之竞争，其组织之完密，其保障之周备，实在胜人一筹：此则不能不一探其原因者。余则以为最或然之解释为其国民服从性之由来久远，而为之领袖者易收提纲挈领之效也。
潘光旦指出：与德意志之经验差可比拟之国家，惟有东方之日本。
实际上，日本人的表现比德意志民族更为出色，在军事和工业领域，日本比德意志起步更晚，基础更差，而今天日本的ＧＤＰ，已经是德国的两倍。可见日本人的组织动员能力更胜一筹。
日本人之所以在近代工业革命和军事革命中后来居上，其内在原因与德意志民族倒是极为相似，即国民的服从性极强。所以，日本人和德国人一样，有机器民族之称。而日本人在工作的狂热方面比德国人更甚，所以，日本民族还得到了一个“经济机器”的绰号。
日本人之所以能够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打败中国人，除了有政治制度占优势的原因外，日本人的动员体制比中国人先进得多，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
据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考证，在甲午海战中，日本海军的头号功臣是战舰“吉野号”，此舰为英国造，原来是为清朝政府定做的，后来慈禧太后要办六十大寿，海军衙门就把这笔预算转为了礼金。而日本政府打听到这个消息后，决定倾全国之财力购买此舰。皇太后捐出了自己的首饰，日本商人和民间发起了“‘吉野号’募捐会”，后来募集到的银两可以买三艘“吉野号”。
为了一举战胜清朝人，日本人进行了全国总动员，日本天皇御驾亲征，将大本营从东京迁到广岛，为了节约开支，支援前线，天皇每天只吃一顿饭，举国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就这样全部压到了前线。而清朝政府在开战后拥有两支舰队——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南洋水师眼看着北洋水师落败，也没有调集一兵一卒前往支援。
日本历史学家升味准之辅在《日本政治史》一书中总结说，即使李鸿章指挥得当，奋勇还击，北洋水师因为中国人的动员能力太差，也会落败。“李鸿章在对日开战时所能直接动员的，只是他的北洋军而已。日清战争实际上成了日本与直隶省的战争。而且，北洋军是在传统的腐败习惯和乡党关系中成长起来的。李鸿章一当上直隶总督，便用他的安徽军守备直隶，被一群乡党包围起来，他的天津衙门成了卖官鬻爵之府。陆海军成了给他的亲朋创建利益的奶牛。据说他的过继儿子私下出卖北洋舰队的装备，他的弟弟被称为无底的钱褡子。”
北洋水师当时是亚洲排名第一的舰队，世界排名第八，总吨位比日本海军要多得多。但日本人从一件小事当中就看出了这支豪华的舰队在战场上会不堪一击。
１８９１年夏天，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六艘主力舰出访日本。细心的日本观众发现，在威力巨大的清朝海军的炮舰上，士兵居然在大炮上晾晒裤子。由此，日本人断言，这支舰队没前途。
纵使是坚船利炮，武器精良，但部队没有组织纪律性，散漫自由，各行其是，这样的军队照样没有战斗力。日本人的断言在４年后的甲午海战中被完全证实。
日本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搭的是末班车。但凭借其国民良好的组织纪律性和整齐划一的战斗力，在后来的战争中不仅弥补了技术上的鸿沟，还在竞争中取得了后发优势。
在１９０４年日俄战争中，俄军在世界战争史上首次使用了最先进的重机枪，而且俄军的兵力、火炮和工事都优于日军，但俄军目睹日军疯狂冲锋陷阵的情况，产生了畏怯情绪，最终要塞失守，战争失败。在这场战争中，日军为了攻占一个叫“203号”的小高地，居然死亡了1.2万多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惨重的伤亡记录。但日本人最终凭借野蛮的冲锋，占领了这个高地。 日本民族崛起的核心武器(2) 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本土人口不到８０００万人，却动员了近１０００万的总兵力，占总人口的１２％。兵役年龄从平时的１８岁至２５岁，扩大到１７岁至４５岁。在战争末期，为了准备所谓的“本土决战”，还动员了不脱产的“国民义勇兵”２８００万人。这种超限度的畸形动员给国家的生存能力带来了一系列的恶果，但是，此种动员无论是在战前还是战中，进展仍然比较顺利。这在世界战争历史上也是没有过的。 日本的侵略战争性质必须唾弃，但日本人的整体动员能力也确实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宗仁将军在抗日战争中担任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且指挥部队取得了台儿庄大捷。抗战胜利后，李宗仁将军在回忆录中日本人的战争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仍然难以忘怀：至于日本军队的长处，那也确实说不尽的。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乏出色战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则上，绝少发生重大错误。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做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这些都是日本军人的长处。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抗日战争中担任过国民党的军官，并亲自参加了日军的投降仪式，通过对日本人的直接考察，他断言，以日本人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其再次崛起是必然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气焰嚣张的日军投降，一夜之间骄横凶残的性格如冰雪消融，个个成为“谦谦君子”。百万降兵一时回不了国，中国当局安排他们修路、修机场，他们全都积极努力，绝无抵触情绪。一天，他们在工作中烤火取暖，不小心飘出火星，烧毁了一间中国民房。为表示歉意，日军竟全体自动饿饭，用一天的伙食费进行赔偿。当时，中国当局并无追讨损失和惩罚的意思，相反一些中国人看了这种情形，反而生出“过意不去”和“可怜他们”的心情。
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经验，战败国如俄德均有军队叛变产生纠纷的事情，如果日本将领控制不住，全副武装的百万日军酿成事件是很容易的事情。而据黄仁宇教授的回忆，这种事情竟然一件也没发生，“我自己于１９４５年９月初随第三方面军先遣部队抵上海，又随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将军赴南京，此时京沪铁路全倚尚未受降之日军警卫，而一路秩序井然。黄埔路中央军校旧址为９月９日冈村签署降书场所，所有会场布置工作，一律由日本士兵担任，他们垂首听命毫无参差池节。据通日语之同事道及，他们下级军官对士兵训话仍保持十足权威，毫无恐惧失控情态。凡我所目睹身受日军上至将领下至士兵全部驯顺有礼。我与彼等相处数月曾未闻一句不逊之言，亦未见一个抱怨怀憾的表态。不久之前尚有一位友人在纽约《世界日报》为文称，彼曾在当日见及日军宪兵队尉级军官。因为日本宪兵平日为非作歹，终战后此等军官成日被居民痛打，但彼等受有冈村命令不得回手，以致每日脸部打肿，仍奉行命令如故。”
试想，这样整齐划一的纪律性，别的哪个民族能做得到？
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全民族意志统一，决心通过经济振兴实现崛起，其国民生产总值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９０年，增长１５２倍，这样的日本速度背后，没有一种狂热的举国一致的民族性格支持，如何可以想象？
日本是世界军事史上第一个提出举国体制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准备“一亿玉碎”，作垂死的挣扎。战后，又提出“一亿振兴”，再次让世人刮目相看。
日本人的凝聚力从哪里来？日本人为什么可以做到像机器人一样服从指挥？日本人的机器性格的利弊得失如何？确实值得每个中国人好好琢磨。 整齐划一的机器民族(1) 最先把日本人称作机器民族的人是中国学者林语堂，林语堂是中国著名的文化学家，尤其对国民性问题有精深的研究，他创作的《吾国吾民》（又翻译为《中国人》）到目前为止仍然是阐述中国人民族性最好的著作。
林语堂先生在研究中国人的国民性时，曾经认真地把中国人与日本人做了精细的对比，林语堂把中国人比做老油条，把日本人比做机器人，他说：“日本成为一个好战的法西斯国 家，是最合适不过的事，因为日本人行动像机器。而中国不适合于成为同样的国家。因为中国人的个人思想太浓厚，要把深思熟虑的人组成一个法西斯国家，使他们严守纪律地行走鹅步，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林语堂先生不仅敏锐地观察到日本人行动像机器，还注意到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与文化模式也与机器无异：日本把西洋文明整个吞咽下去，连同西方所有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主义以及维新主义。他把这些东西加盖在一个封建社会之上，没有时间去为自己盘算。由此，他的文明变成了机器化，缺少幽默，不近人情。这种机器化而缺少幽默的特征，可以由呆板庄重的日本海关职员和警察身上看得出来。这也可以由日本人桀骜的性格与军人的妄动之上看出来。
世界各国的文化学者对于日本人有多种比喻和假说，比如有“工蜂民族说”，指出日本民族像工蜂一样勤奋而有组织纪律性。又比如说，有“菊花与刀说”，指出日本人是柔美和暴力的结合体。还有“武士民族说”，指出日本人的本质就是武士道等等。但林语堂先生的机器民族说，是最贴切最让人折服的。
走进日本的街道上，很少有人不被日本社会的整齐有序所感染。街上一尘不染，人流整齐有序，公共汽车分秒不差。日本从不停电，也不停水，即使是遇到了地震和海啸，日本人也从来没有表现出慌乱之态。每个日本人都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忠实地履行着自己职责。整个日本社会也像一部机器，运转精准，几乎毫厘不差。
日本人本身像机器人，而日本人也以制造机器的能力闻名于世。自工业革命以来，制造机器的本领最高的当属德意志民族，但自从出了日本人，世界制造中心的地位就从欧洲转到了日本。日本造犹如一股飓风，横扫寰宇，不仅德法英这些老牌的工业强国被日本打得丢盔弃甲，就连世界科技的领军者美国人，也无法与大和民族在制造业上交手。
日本人与日本造一样，精准、刻板、一丝不苟，而且不知疲倦。
说日本人做事像机器人一样认真和刻板，可以说一点也不过分。日本餐馆洗盘子一定要洗七遍，一个中国留学生取巧只洗了三遍，结果这个留学生再也找不到工作，最后只好离开日本。这还不算稀奇。日本宾馆领班培训中国员工做保洁示范时，她把抽水马桶洗干净后，还从中舀了一杯水自己喝掉，说：“就按这个标准清洗！”
外国人不管对日本人有怎样的偏见和讨厌，对日本人做事的认真和执著，是绝对说不出一个“不”字的。因为他们常常是因为认真和执著得过度而招人厌烦的。
整个日本社会就像一个整齐划一的机器兵团，行动一致，进退有序。
１９９０年广岛亚运会，约有１０万日本人参加了闭幕式，主场散场后，地上没有留下一个烟蒂，一片纸屑，一丝痰迹，人人动作规矩严整，在场的美联社记者发表评论说：像这样一个比机器还严谨的民族，真是太可怕了。
其实这不算什么。中国的政治学家房宁教授曾经在日本亲历了一次堵车事件，那种情景足以让全世界的人都感到震撼：从伊豆半岛到东京的公路上，几万辆车一辆挨一辆排了一百多公里。那个时段几乎所有的车都是回东京的，道路右侧堵成一条长龙，左侧则空出一条“无车道”，谁要是开到左侧，可以一溜烟直奔东京。可就是没有一辆车插到空荡荡的“无车道”超行，一百多公里的塞车路上，不见一名交通警察维持秩序。在近十个小时的时间里，车流一步一步地向前挪，一尺一尺地往前挪，静悄悄，听不到一声鸣笛。房宁教授不禁感叹：“他们自己竟把这绵延一百多公里的车龙化解了！如此坚忍、守秩序、万众一心的民族，真是可敬又可怕！”
这个机器民族不仅严谨精准，服从秩序，还是一个运转高效、不知疲倦的种群。
日本战后几十年了，经济发展水平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跻身世界前茅。但即使在富得流油的今天，东京夜里11点时，大部分的办公楼仍然亮着灯，上班族还在无偿加班，这在日本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上个世纪７０年代，菲律宾人竟发现东南亚一带的深山老林里竟还藏着不肯投降的日本兵，此时二战已经结束30年了。
机器民族一旦被发动起来，就会产生让全世界震惊的力量，这种力量像洪水，又像台风，有时候会达到无法控制的程度。
二战结束前，日本这个“机器民族”曾经被日本天皇和东条英机调教得走火入魔。整个战争期间，这架侵略机器可谓效率惊人，在１９４３年初，本土面积只有３７万平方公里的日本居然控制着亚洲和大洋洲７００多万平方公里的陆地，这还不包括北至北冰洋、南至澳大利亚的大半个太平洋。整个日本采取全民参战、整体玉碎的举国战争体制，将整个民族的破坏力发挥到了极致。 整齐划一的机器民族(2) 在塞班岛战役中，得到强大海空军支持的约7万美军进攻孤军困守的4万多日军。日军打到只剩下几千人，而后这几千人却向美军发起了冲锋。他们跌跌撞撞，“有的撑着拐杖，有的吊着绷带，除了缺胳膊少腿，有的眼还被打瞎了。”他们脱掉钢盔，头上捆着白带，“端着机枪和战刀，有的仅仅拿着绑在竹竿上的刺刀，有的甚至赤手空拳，潮水似地涌向美军阵地”；那些没有力气冲锋的重伤员，则引爆了身上的手榴弹。与日军冲锋的同时，塞班岛的日本百姓也开始了大规模地自杀，他们或从崖上跳下，或父母抱着孩子，一家一家走向海里 ……“整个海面漂满了日本人的尸体。”美军将坦克车改装成宣传车，到处呼叫：“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然而这些呼叫基本无效果。塞班岛之战，美军作战部队起初十分害怕，继而使他们迷惑不解，后来又使他们憎恶，最后却使许多美军士兵表露出真诚的怜悯。日本士兵在洞穴内遭受的惨不忍睹的痛苦以及他们凄然绝望地敢死进攻，使得美国兵要牢记“勿忘珍珠港”的格言越来越困难。一些士兵泣不成声：“日本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自杀？”
日本这架巨型机器在侵略战争中被击溃，但机器民族的格局并没有散架。日本战败后，不少有远见的观察家预计到了这个民族不甘失败的本性，可惜像麦克阿瑟这样傲慢自大的美国领导人忽视了这一点，
日本天皇宣布战败投降后，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担任中国战区（国民党战区）日军的受降工作。作为一名参加过抗战，对日军血腥暴行仍记忆犹新的中国军人，李默庵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是切齿痛恨，另一方面伴随着受降过程，李默庵渐渐增添了许多感慨：被俘日军回国途中始终以正规军人队列行走，毫无紊乱现象，也无事故发生。在缴械之时，日军将所有武器包括重机枪、车辆及自佩武器都擦拭得干干净净，并将其人员、马匹、武器、弹药、被服、袋具、车辆等物资登记造册，数字清楚，让人感到与其说是缴械投降，还不如说是在办移交手续。
李默庵将军后来在回忆录中写到：“对当时的这一切我至今印象深刻，并颇有感受。透过日军缴武器这个细节，可以看到日军平素的军队管理和训练是严格的，由此也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当时我就想，他们的纪律如此严整，行动如此一致，将来如果领导正确，必是一个可以发挥无限潜力的国家”。
二战结束以后，日本人利用国际政治的有利时机，发挥自己机器民族的结构特长，尽情地发挥了自己民族的制造天赋，创造了战后日本的经济奇迹。
如今的日本人，人口只占世界的1/50，却占有世界财富的1/5。
日本人服从权威，便于指挥，运转协调，整齐划一，如果领导得当，便是得心应手的生产工具，是世界上罕见的优质劳动力集团。但如果领导方向出现偏离，这架机器就会成为人类社会的洪水猛兽。日本兵在先前侵略战争中的暴行已经让世人切齿痛恨，而日本国内存在的奥姆真理教的毒气屠杀行径也让世界人民大惊失色。
日本人长于生产而拙于思考，长于服从而短于思辨，尊重群体而忽视个人，强调共性而抹杀个性。他们是好的跟从者和执行者，却不是优秀的领导者与规划者。曾经在日本做了八年大使的新加坡学者李炯才这样描述日本人的长短：我发现日本人是行动多于思考，他们宁愿让其他人替他们思考。目前，似乎有日本个别议员在作这种思考。以“黑幕”为后盾的极右翼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人在对政治思想家施加压力，他们想要日本恢复战前“成就”中的荣耀。
日本一直是一个有严格差别的等级社会，这种等级制度像一个金字塔，位于塔尖的是日本皇室和政治家，下面便是沉默的臣民。观察日本人的动向，首先就要观察位于金字塔尖的指挥者的动向。
迹象表明，日本的极右势力已经占据了金字塔的顶层，他们正在发动整个国家机器。阻止其发动机器是不可能的，但采取坚决的措施，遏制其“蠢动”的做法，则是必须的。
林语堂先生通过对日本这个机器民族的解读，曾经对日本人如何改善中日关系与遏制军国主义的冲动提出过中肯的意见：中日两国的接近，必须日本政府的内部发生变化，文治派领袖能约束军人，才可以想象到。这一点不成功，即使世界上最佳的战争机构也不能把日本从自然的动力和反动力中拯救出来。
如果不是由和平主义者控制日本的国家机器，那么日本走向右倾军国主义方向则几乎是注定的事情。让人沮丧的是，日本人正被少数狂人引向无法预知的深渊。
笔者观察日本人的动向已经有多年了，从１９８４年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开始，人们就能嗅出日本机器兵团将要转向的信号，到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７日小泉首相连续五次参拜靖国神社，人们基本可以断定日本人整体转向的路径。
一场通向绝路的民族悲剧已经拉开了帷幕……
一个人的悲剧是由其性格决定的，一个民族的悲剧又何尝不是如此。日本人有超强的经济实力和科技能力，却并不表明其具备超强的领导世界的能力。日本人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享受到了绝大的好处，通过贸易和科技完全可以达到一流国家的目标，却非要发展军备、追求武功，以战争手段确立霸权，这又不能不说是这个民族难以摆脱的悲剧命运。而其悲剧命运的起因，又来源于机器民族的先天因素。 整齐划一的机器民族(3) 孙中山先生１９１８年曾经忠告过日本民族：日本人既可以成为东方民族王道之干城，又可以成为西方民族霸道之鹰犬，何去何从，惟日本民族自决自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