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大和魂的精神基础是神道教，那么，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日本人就是神道。日本学者深见东州指出：日本常被描绘成“融合古老和现代为一体的迷人国度”。实际上这种融合正是日本闻名遐迩的基本因素和力量的主要源泉。日本天皇延续的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纯正的皇室血统。我们的制造业拥有最新锐、最先进的电子和制造技术。虽然这些事实众所周知，但其真正含义却依然没有被完全理解。
“我已经说过，上千年来日本文化遗产被毫无变更地保留了下来。然而，日本文化的许多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到底什么没变呢？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的遗产的核心是什么？我首先简单地回答：神道。”深见东州指出，“日本”的含义就是神道——“在日本，所有东西都是经过被神道精神接触、审视；再被接受、拒绝或修改。”⑥ 大和之魂与日本精神(4) 换句话说，不理解神道教，就不了解大和魂，不了解大和魂，就不了解日本人，也就无法理解日本人的民族凝聚力的来源和价值观的出处。
神道教给了日本人的出身一个不容分辩的解释——都是太阳女神的后裔，都是天皇的裔孙，所以，为天皇服务是天经地义的。 神道教也给了日本人的归宿一个不容选择的去处——都来自太阳升起的地方，都要回归日本这块太阳青睐的地方。
所以，神道教把日本人不由分说地捆绑在一起，以共同的祖先和共同的出处作为纽带，使日本人无法摆脱这样的精神罗网。而且历届日本政府在加强中央集权和国民动员时，都会祭起神道教这个法宝。自明治维新之后，靖国神社成为了日本军部的神道教场所，也是日本军威武功的象征。近年来，靖国神社再度引发日本政要的参拜热潮，其要祈求的对象和祭祀的目的，不是很清楚吗？ 大和民族如何凝聚(1) 中国学者对日本人的研究不能算少，但包括像周作人这样深谙日本文化的著名学者都存在一个盲区，那就是对神道教所知甚少。周作人注意到了神道教对日本民族的巨大影响力，却无法多说几句，原因很简单，中国人作为一个大陆民族，对于一个海岛民族的宗教是很难理解的。
迄今为止，外国人研究日本人最出色的仍然是《菊与刀》的作者美国人本尼迪克特。这 位女人类学家研究日本人取得骄人成果的一个独特优势是，此人曾经精心研究过太平洋上的海岛部落和印第安人的部落文化，其博士论文《文化的类型》即是研究印第安人的部落文化的成果。
的确，要真正理解日本神道教，就必须熟悉海岛文化和海岛人群，而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难以克服的专业障碍。
日本人所处的特殊的海岛环境和地理位置对其文化与宗教的演变是非常巨大的，了解日本人时刻都不能忘记他们是一群很早就生活在地球东边的孤独种群这个事实。关于这些，本书后面还要继续展开分析。这里只需要强调的是，日本神道教掺和其他宗教文化，为天皇的地位和日本人的民族性指定了一个共同的标准，同时，神道教与其他宗教形态相结合，产生了武士道这样的行为规范，由武士道又外化成为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和办事模式及日常感情，简而言之，就是在天皇的旗帜下，人人争当武士，为日本而生，为日本而死。
１９４１年，由于战争动员的需要，日本的神道教也被推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日本人终于实现了全民皆兵的总动员目标。日本人河原治作是位医科博士，当时担任上海更正医学专科学校的校长，他撰文为这个动员目标鼓劲，这篇《当权者应该赌上性命》的文章提出：
“国民皆兵”是根据明治天皇的圣旨提出的。遵照这个圣旨，日本国内的所有问题一下子全部解决了，既没有军人、官吏、臣民的区别，也没了外地人这样的说法。根据“国民皆兵”的圣旨，日本人无论孩子、妇女、青年和老人，从呱呱坠地之瞬间起到躺进棺材为止，都是士兵。这样一来，当然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士兵：行使武力的士兵、扛铁锹的士兵、握笔的士兵、捏手术刀的士兵等等。
在神道教和大和魂的激励下，让战争进行下去是上至天皇、下至妇孺的共同意志。
根据日本政府规定的神道教义，日本天皇是神道的“现世神”，是活着的神。这种政教合一的体制，使得天皇具有难以想象的感召力。而日本军部则可以假借天皇的旨意恣意驱使日本国民。其战时动员体制就是这样一个在神权笼罩下的特殊体制，比德国法西斯具有更强的欺骗性。
二战结束后，天皇虽然被麦克阿瑟强制承认自己不是什么神灵，但天皇依然作为民族的象征得以保留，而且支持天皇的神道教依然在“保护信仰自由”的幌子下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天皇作为主祭司的地位没有变化。
自上个世纪５０年代以来，日本民族传统的动员体制受到了理性与科学的挑战。从理性的角度观察神道教，其荒诞不经简直不言而喻，从科学的角度考察日本人的血统和种族，也未曾发现有任何神国子孙的证据。虽然日本政府依然执著地支持将神国思想和日本独特的血统学说载入历史教科书，但严肃的学者是不能认同的。
为了维持这种强大的动员体制，日本政府就必须千方百计维护所谓的神道教义和日本人血统论，而这些经不起推敲的东西又无法进行科学地论证，这就使日本政府非常为难，这是日本政府不惜动用国家机器要着意维护的一个真实的“谎言”。
为了论证神道教义和日本人血统论的“正确性”，日本政府就必须竭尽全力维持近代以来历次侵略战争的合理性，这是极少数的几个能说明日本人之“优越”和神道之“威力”的业绩。所以，凡是要维持日本传统“国体”的政府都在花心思论证其历次侵略的“合理性”。
自上个世纪６０年代后，日本经济进入了一个狂飙突进时代，到１９９０年，日本经济达到了巅峰状态，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市值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到这一时段，日本战败后受伤的自尊心又开始复原了，恢复“神国论”有了新的佐证。于是，以中曾根首相为首的日本政要开始了复活神道教义的行动，包括参拜靖国神社，恢复先前被国民厌恶的国旗太阳旗和国歌《君之代》的合法地位，以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文人学者开始对外国说不。其根本原因都是要维持日本人这套坚固的国民动员体制。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日本本国经济开始盛极而衰，进入了一个漫长的还看不清边际的衰退期，战后日本人唯一自豪的成绩单开始急速下滑，国民的自信心也随之下滑。拿什么来支持“大和魂”成为日本朝野一致的难题。他们的挽救方案不外乎两个：
一是重振日本经济雄风，在保住目前世界经济亚军位置上争取更进一步。现在看来，实现这样的计划无异于痴人说梦。首先是世界经济的老大美国虽然经历了小布什时代的不够景气，但经济的引擎依然强劲，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的地位无人可以染指。其次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一向被日本人不放在眼里的中国人在改革开放道路上呈加速运转的态势，中国提出的和平发展道路深得人心，日中之间的差距在缩小。日本人觉得自己放弃追求世界老大的地位尚且小可，如今连亚洲经济盟主的地位都受到了中国人的撼动，这是他们很难接受的。于是，宣扬中国威胁论，恶化中国的发展环境，遏制中国的经济地位就成为了必然的选项。 大和民族如何凝聚(2) 二是重走过去的武装崛起道路，把明治维新以来的发家经验再度使用。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迅速崛起的基本经验，最简单的概括就是一条——富国强兵。富国是为了强兵，强兵才能富国。无论如何，都是要坚决走武装侵略的道路。日本的富国强兵之路之所以尝到了甜头，是因为对中国的侵略屡屡得手。仅以甲午战争结束签订的《马关条约》为例子，日本不仅夺取了中国的台湾省，而且获得了两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这一数字是清政府两年的财政总收入，相当于日本三年的政府财政收入，两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这样的战争财比开发什么产业 都来得合算。日本通过掠夺中国，完成了其发展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也获得了扩军备战、跻身世界列强的资本。日本靠掠夺中国人实现了第一次发家致富，那么要满足日本人的第二次掠夺梦，中国仍然是不二的选择。
综上所述，日本人要实现自己的国民动员目标，再次实现民族的“凝聚”，无论是经济手段还是军事手段，中国人都是其最大的假想敌，是矛头指向的必然选择。 大和不和(1) 日本民族号称大和民族，从字面上理解，这应当是一个信仰和平的民族。
大和民族对外奉行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这已经是路人皆知的事情。然而，这个民族对内是否做到了和气和善呢？
不少中国人对大和民族的内聚力感到惊叹，总认为这个口口声声标榜信奉儒家文化的民 族是一个同胞之间亲善平等的民族。但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不妨对大和民族的形成过程做一个考察。
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人一直笼罩在中国文化的阴影之下，刺激和推进日本文化的因素全部来自于中国，直接或间接经由朝鲜半岛传入。
日本人从明治维新之后，之所以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不仅是西方文化的刺激，实质上从日本人效仿中国文化的第一天起就埋下了伏笔。
当代日本人总是为自己能够博采外国文化的长处的能力而沾沾自喜，有的日本学者认为：日本人之所以能使本国文化走上独特的发展道路，是因为坚持使外来文化适应于本国固有的文化遗产和国情。
实际上，日本人对中国文化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态度，其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统治集团的利益。
日本人的佛教、儒教和道教几乎同在公元六世纪左右从中国和朝鲜传到日本。当时的日本人当中，天皇以外，还有两类氏族集团，其首领分别称为“连”和“臣”。连氏家族世世代代都是天皇家族的臣下，他们被指派掌管宗教事务，制作宗教礼仪用品并承担防务责任，以此侍奉天皇。臣氏家族原来并非天皇的臣子，拥有自己土地，并不隶属于天皇，后来臣服了皇家的统治。臣氏和连氏连同天皇家族在公元四世纪以后，成为了日本历史的主角。
我们不能用中国人的观念去看当时的日本人。当时的日本，无论是上流阶级还是一般的庶民，丈夫和妻子都是分居的。丈夫可以公开地拥有几个妻子并轮流去探望她们，而不是妻子去找自己的丈夫。另一方面，妻子也秘密地轮流接待几个丈夫。用今天的观念来看，他们的性生活处于相当混乱的状态。孩子则由各自的母亲抚养，因此，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形同路人，他们之间既容易相爱结婚而无犯罪感，也很容易互相残杀。因此，一个势力强大的氏族长能够迅速地与皇室建立牢固的血缘关系。
在此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日本人的婚姻和性生活秩序是相当混沌的，近亲结婚、乱伦甚至兄妹成亲都不是什么希奇的事情，这种事情在天皇家族中屡见不鲜。例如，族长可以将自己的女儿嫁给皇子，然后再把他们所生之女，嫁给这个皇子与氏族长其他女儿所生之小皇子。况且，当时的日本尚未建立长子继承权制度，皇位继承者经常是从天皇的弟兄中遴选。因此皇族兄弟之间斗争激烈，常常互相残杀。不过到了公元６世纪末的时候，日本人开始试图改进自己的文化形态。而这种改进就是从维护天皇制的稳定性上下工夫的。
公元6世纪的时后，以臣氏和连氏为主的大贵族们持续发展扩大了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权势，其中，以苏我氏和物部氏为最强大。苏我氏属于臣氏族，尊崇新的文化，尤其崇敬从朝鲜传人的佛教；物部氏属于连氏族，他们反对佛教。这两个氏族都是通过剥削日本在朝鲜的殖民地而发迹的。他们之间因皇位继承权问题，频繁发生纷争，众多有望继承皇位的候选人，在互相残杀中丧生。最终引发了两个氏族之间的内战并以物部氏的失败告终。
此后，便形成了由苏我氏选定皇子（或皇女）继承天皇皇位的局面，天皇家反而被削弱了，皇位变得极不稳定。５９２年，苏我马子杀死崇峻天皇，让推古女皇登上皇位。崇峻天皇是苏我马子妹妹的儿子，推古女皇是苏我马子另一个妹妹的女儿。这两个妹妹又都是钦明天皇的皇后。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天皇家族中的皇子和皇女，连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姊妹都不能信任。在中国历史上，王朝被外戚力量推翻的事是很多的。而此时的日本皇室也正受制于外戚苏我氏的压力之下。所幸的是，在中国常常出现的横行霸道的宦官，始终没有被日本采用过。（不采用宦官制度或许正是日本能够保持万世一系的皇统地位的重要背景原因之一吧。）尽管如此，物部氏被排除了，在苏我氏的控制之下，新的文化繁荣起来。
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基于对外、对内的政治上的原因，把天皇家主权置于坚实的基础之上，进行政府机构的改革是绝对必要的。
自公元３７０年左右，日本人一直占领朝鲜半岛的南端，被称为任那的这一片日本领土，与百济和新罗毗邻，百济与新罗则与高句丽接壤。大约从那时开始，日本在百济和新罗也有广泛的势力，这两个国家向日本进贡。任那人逐渐与韩国人通婚。其后，百济和新罗开始对任那发动进攻和劫掠，而任那不予抵抗，这就预示着任那这片日本殖民地面临灭亡的危机。虽然，后来的几代天皇都试图要恢复这块殖民地，但并未取得显著的成功。与日本在朝鲜半岛节节后退同时，在日本本土，氏族的族长们日趋独立于中央政权，日益主张把许多土地和人民作为自己的领土和臣民，天皇日益失去对他们的控制。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政府的强化是迫在眉睫了。 大和不和(2) 圣德太子（公元５７４—６２２年）是推古天皇的法定继承人和摄政者，一心要加强皇权。但是，因为他是苏我马子的外甥（用明天皇）和外甥女（穴穗部间人皇女）的儿子，所以，不得不向实权在握的苏我氏妥协。太子首先着手引进比日本原有制度进步得多的中国行政和司法制度，以推动天皇政府的近代化。圣德太子于公元６０３年制定了“冠位十二阶”制度，６０４年又颁布了“十七条宪法”。“冠位十二阶”制将大臣和官吏分成十二个等级，以不同的样式和颜色的冠戴区分官位高低。此冠位制明文规定，对官位的任命依据不是看 他们的门第或家世，而是根据他们的能力将他们任命至相应的职位上去。“十七条宪法”被视为必须与新的冠位制共同实施的公务规则。
不过，圣德太子意识到，支持中国制度的政治哲学与他的最终目的是不相容的。他的目的是在君主世袭制之下，建设强有力的国家。在中国，人们相信上天不会允许一个无德的君主行使统治权。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皇帝缺乏超凡的能力，不能满足治国要求，神就不会支持他，就会用另外一个王朝取而代之。所以，必须摈弃或者至少要修改中国这种独特的政治习尚，否则，将来可能发生的革命，难免殃及天皇家的世袭制度。事实上，在过去的日本已经出现过像雄略天皇和武烈天皇那样残虐无道的天皇，如果按照中国的方式，这样的天皇是不能被容忍的。
“和魂洋才”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引进西方技术时流行的一个口号。同样的，圣德太子在中国的思想和它的实际运用之间划了一条界限，仔细地验证他们的思想（或精神观念）是否适合于日本统治集团。如果发现中国哲学中的某些成不适用或不称心，就完全摈弃或彻底地进行修改。虽然，圣德太子热衷于提高日本人民的教育水平，向中国看齐，但他决非是毫无筛选地接受中国的一切，他只想把中国有用的东西安装在日本民族精神这个底座之上。
当时日本，民族精神或“国民精神”尚未明晰、巩固地形成。在这块画布上尚存许多空白，要求圣德太子用自己的颜料去完成。圣德太子的确通过自己的实践成为日本第一个哲学家。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是圣德太子为日本的大君创造了“天皇”这个名词来代替此前使用的“大王”。尽管这种说法的考证并不充分。虽然只是一个更名，但此举意义深远。天皇不再是王，而是“现人神”（以人身出现的神），与神等同了。其结果神与天皇之间不可能产生对立，也就是神人合一了。中国的儒教文化认为，君权神授，皇帝的权利受命于天，天才是最高的权威。而圣德太子却改造成为这样的结构——天皇就是天，天皇自己给自己就可以了，再没有别的什么权威来约束了。这样以来，也就不允许有任何革命了，皇位被赋予了神权，确立在牢固的神权基础上。从而，圣德太子为日本树立了与中国不同的政治公理：这就是只能根据血统继承皇位。
著名日本学者森岛通夫先生认为，诚然，太子的天皇观是与他面对强大的中华帝国所产生的自卑感密不可分的。将天皇神格化的做法无非表明了他对天皇家未来的一种危机感。在日本历史上，圣德太子对发扬保守主义和忠节精神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每当日本面临民族危机，“现人神”的思想就会被反复强调，确实有鼓舞狂热右翼的效果。
然而，圣德太子进行了许多进步的和彻底的改革，这也是事实。譬如：在“十七条宪法”中，他宣布在日本除了万人之上的天皇以外，没有任何王或首领可以统治全国；在天皇面前人人平等。他一直想建立一套新型的中国式官僚制度，政府官员不是根据他们的门第，而是根据他们本人的品格和能力；官职不能由子孙承袭；这就削弱了贵族门第的势力。此外，圣德太子还宣称，任何人不得剥削压榨他人，并且标榜将取消等级制和旧的血族制，这就使当时大贵族和氏族长拥有自己的臣民和领地的特权状况失去了法律地位。
圣德太子制定的宪法第一条即规定，所有共同社会的首要原则是“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和谐）。日本社会以“和”为基础，必须在此基础上形成任何人不得在社会共同体内部建立旨在反对他人的派别集团。为了作出全体社会一致期待并认同的正当决定，讨论问题时应心平气和。第十条和第十七条中宣布，必须排除独裁制，为了实现社会内部的和，各级首领在重大的事情上必须听取公众意见，以便民主地作出决定。第二条提出，为了提高民众的道德水准，必须宣传普及佛教。圣德太子认为，必须在全国坚定地遵奉这种伦理规范，否则，便不能维持天皇政权。
按照圣德太子的模式，日本社会由天皇、官僚和人民构成。宪法第十二条强调，地方长官不再是氏族的长，而是治理该地区的政府官员。因此他们不得为了个人的目的征收赋税或强制摊派劳役。宪法的其他条款规定了公务规则。即：官僚必须服从天皇的敕令（第三条）；必须懂得“礼”是法律和秩序的基础（第四条）；必须执行公正的政治，否则无法实现对天皇的“忠”和对人民的“仁”（第六条）；此外，强调官吏应尊义守信（第九条）；他们不得以利己动机而行动，而应为公众尽职（第十五条）。其他条款规定了官吏的服务办法细则，如：不许接受贿赂（第五条）；任命要量才适用（第七条）；尽可能早出晚归，加班加点地工作（第八条）；尊重并实行信赏必罚的原则（第十一条）；应办之事及早处理，俾使公务顺畅进行（第十三条）；不得嫉妒同事的好运气（第十四条）；避免在农忙时节安排农民从事非农作业（第十六条）。 大和不和(3) 这些规定看起来不乏精妙之处，但中心思想只有一句话：不允许任何人对君权产生挑战。有了这一条，其他好商量。
那么，除了确立君权外，圣德太子又是怎样确定臣民的权利呢？
在宪法第十条中，圣德太子有如下的一段文字，大意是：人各有自己的意志，他人同意 者未必自己也同意。凡天下人，可能各有不同意见。自己未必是圣人，他人也未必是愚人，我们都是凡夫，谁也不能说绝对正确，即使自认为唯一正确，也应当服从多数人的决定。
这样，天皇只有放弃一切独裁者的概念才能成为天帝。圣德太子为了使天皇制免遭一切革命的危险，认为天皇应该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地让步。考虑到当时天皇家所处的极其险峻的环境，这种政治上的让步并非其本愿，而是面对当时统治阶级中非皇族势力持续迅速增长，被迫所作出的妥协。尽管如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圣德太子的政治思想中的某些因素是如何具有进步性和近代性。比如，早在公元６０４年，他就提出了：1. 类似于近代君主立宪制的天皇制；２. 民主主义；３. 官僚制。
这样的方策势必导致废止前此豪门贵族所专擅的特权，显然是苏我马子之辈的上流社会所不能接受的。为了防止叛乱，圣德太子不得不安抚他们。按照新的宪法，天皇对国家的绝对统治不仅受到限制，而且所有国事的处理，都必须与大臣和高级官僚商讨。正如某些历史学家所言，虽然，将天皇置于立宪君主这一举措应当受到高度评价，但对于圣德太子来讲，这毕竟是对苏我氏的一次投降，至少是一次重大的让步。为了避免与苏我氏的冲突，这种让步是十分重要的。实际情况是，政府和宫廷内部的许多重要职位已经被苏我氏占据。不征得他们的同意，天皇什么事也做不成。推古天皇是钦明天皇和苏我氏族联姻所生之女，是苏我马子杀死崇峻天皇后把她推上皇位的。更何况，圣德太子本人不仅是苏我马子的外甥和外甥女所生之子，而且他娶了苏我马子之女为妻，是苏我马子的女婿。很显然，·苏我氏的势力无所不在，如果他们企图篡位，随时可以篡夺，此语决不过分。“十七条宪法”中的阻止天皇个人独裁这一点，只不过是承认并确认了这一现实而已。这部宪法确立了天皇作为现人神的特殊地位，获得了永恒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另一方苏我氏（作为皇室的外戚）获得了高于其他所有氏族族长的地位，持续保持其现实的政治优势。可见，尽管颁布了这部宪法，苏我马子的地位并未发生任何变化，他依然继续担任推古天皇的政府首席大臣。
这里，尤其值得分析的是，天皇被“宪法”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天皇为了保持中立，又不得享有行政的权利，那么行政的权利又如何产生与分配呢？
“和”的原则表面上看来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准则，实际上遇到分歧时，“和”的原则就显得十分苍白无力。虽然在议政时，确认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在实质上，则是谁握有实权，谁就代表“多数的民意”，一旦有人不服，实权派就砍他的头。
为了追求成为多数派，日本人不得不追求舆论一律，在行不成意见一致的情况下，谁掌握了军权，谁就能成为绝对多数。圣德太子确立的政治法则，为开启日本的军人专政的道路扫清了思想障碍。
此后的大和民族，也果真陷入了武装集团血雨腥风争夺实权的怪圈之中。
圣德太子发挥其才能与智慧提出了崭新的政治观念，然而，实际政治环境并没有多大地改变。与其说圣德太子是政治家，莫若说他是哲学家。当他在实施这些划时代计划时，表现得过分软弱，向苏我马子做了太多的妥协。圣德太子摄政时期，真正拥有实权者是苏我马子而并非圣德太子本人。他死后，苏我氏日益专横暴虐，这表明，要推行圣德太子的计划必须有革命家。
圣德太子死后２０多年苏我氏终于被打倒。当时圣德太子派往中国的留学生正陆续回国。他们在中国目睹新兴帝国唐王朝的蓬勃发展，当然地成为开化政策的支持者。他们主张，政府应当制定法典和道德规范，像唐王朝那样建立运作有序的行政机构。公元６４５年，中大兄皇子（后来的天智天皇）和中臣镰足（后来的藤原镰足）这两位革命家终于发动了一次政变，杀死了苏我氏族长苏我人鹿，成功地建立了类似唐帝国那样的中央集权机构。这就是大化改新（公元６４５—６４９年），是一场以圣德太子政治理论为基础的贵族革命。
大化改新的主要目标在于把氏族长与他们的土地分离。显然，在7世纪日本这样的农业国，如果国家把土地平分给国民，少数人剥削其他人这种事便难以发生。新体制全盘效仿中国的土地制度（井田制）。国家的耕地被划分成许多面积相同的区，每个区又被划分成九个相等的小区。每八个人耕作一个区，每一个人耕作一片小区，收获归己；该区中剩余的一片小区由八人共同耕作，收获归国家。氏族长被限制耕作一片与普通百姓一样的土地，如果他是政府官吏，则从政府接受与其官职相应的薪俸。这就消除了氏族长剥削百姓而形成的贫富差异。氏族长失去了私有土地，被任命为中央或地方的政府官员或地方长官。这样在强大的中央政府统治下，确立了拥有公有制经济的全国性郡县制度。 大和不和(4) 国民在法律面前形成平等，而且，由于土地的国有化，在经济上也平等，至少在原则上是如此。只有天皇保有现人神和国家元首的特殊地位，其他人都被赋予平等的机会，至少表面上是如此。新政府是进步的，其官职向能者开放。这种制度，就理想而言，当然不是新的，而正是圣德太子曾经明确宣示的那种制度，只是由于不得不向苏我马子妥协而未能实现。中大兄皇子则毫不妥协，并在更纯粹的形式上实现了它。在他最终诛灭了苏我马子的孙子——苏我人鹿之时，天皇家才成为真正的权力者。 “十七条宪法”颁布以后，大约花费了４０年时间，才建立这种立宪制官僚政府。公认儒教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这个新政府，在许多方面都与唐王朝相似。应该想到，这是哲学家圣德太子和改革家中大兄皇子共同努力的成果，这充分表明，单靠美好的哲学，革命是不能成功的。
大化改新以后，除道镜僧人为唯一的例外，氏族长、公卿、或将军中再无一人觊觎天皇皇位。从长期的观点来看，这次改革可以说非常成功，天皇的地位因此得以稳固。然而改革后不久，由于中大兄本人的失误，引发了皇室内部的激烈争斗。
中大兄是孝德天皇和齐明天皇两朝的皇太子，齐明天皇死后，他依然希望保持皇太子的地位，于是天皇的皇位空缺达六年半。公元６６８年，中大兄皇子登基，仅四年就死了。临终前，他召见皇太子大海人（中大兄之弟），宣称由自己的儿子大友皇子为皇位继承人。当时，父死子继的纵向继位方式不如兄终弟及的横向继位方式普遍。大海人皇子虽然表示同意，并将皇位让给大友皇子，但在中大兄死后，大海人便杀死大友，即位后称天武天皇。
此后９８年间的天皇均为天武天皇后裔，惟有持统女皇和元明女皇为例外。这两位女皇都是中大兄（天智天皇）的女儿。只因她们与天武天皇的关系非同一般：持统和元明分别是天武天皇的皇后和儿媳。天武世系的最后一代是称德天皇，由于她没能在天武的后裔中找到继承人，最后，只好推荐他的情夫道镜僧人继承皇位。道镜本人是否情愿，还是一个疑问。称德天皇死后，他未作任何反抗地服从流放。天智天皇之孙继位后，称光仁天皇。天武世系由此绝位，天智系则恢复皇位。
这以后，差不多所有天皇都只是立宪君主，有实权的摄政由皇子、法皇、公卿等担任，操持政事。唯一的显著例外是醍醐天皇（１２８８—１３３９）。他想要恢复古代体制，即由天皇像古代“大王”那样直接统治国家，而不是作为“天帝”，仅仅君临国家。在日本的历史上，天皇家内部争位的时代有二，一是天智系和天武系的争斗约１００年（６７１—７７０），二是从后醍醐天皇开始的南北朝对立时代（１３３6—１３９２）。即使在这种争位激烈的时代，也没有哪位臣子自己想当天皇。有野心的人物追逐的是拥有实权的地位，例如将军的职位，而不是天皇这种名义上最高的地位。大化改新的结果，虽然使天皇的地位神圣化，却又使天皇不得不在政治上中立，由此天皇的地位在政治上反而很不重要了。对于政治上有野心的公卿、武将和僧侣来说，与其冒天下之大不朝韪篡夺皇位，蒙“国贼”之恶名，不如侍奉天皇，至少不背叛天皇，在天皇之下成为有实权的统治者。除了个别例外的时期，天皇被安置于政治权力斗争的舞台之外。
正如前述，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并未采取囫囵吞枣的态度，而是将之改造，适于中用。《古事记》是以神话的形式，《日本书纪》则是以历史的形式，都强调日本皇室的祖先是神，具有与生俱来的神授权力。《万叶集》中收集的许多诗歌歌颂对天皇的效忠。日本人视天皇为现人神、具有神的性格，这种信仰和天帝哲学思想，一部分固然来自传统的土著性崇拜心理，主要地则是在外国哲学传入日本之后日本人思考出来的。
有一点十分重要的是，要把上述信仰用文字记录下来，必须先消化新思想，再把中国的文化和汉字日本化。所以，完成这一步时，日本人业已在中国的文化中添加了日本的色彩，所记录下来的信仰已经不仅仅是土著性的内容了。于是，天帝的制度化便有可能解释成为防范中国革命理论的思想壁垒。
这种努力为皇室提供了永恒的稳固基础，使得皇室得以安如泰山，免受任何革命的冲击。换言之，这也可以看作是日本面对强大的中国而产生的自卑感的表现。或许他们认为，把天皇晋升到神的地位，便可国威大振了。据《日本书纪》，圣德太子曾致书中国皇帝，傲慢地写道：“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但中国史书却没有圣德太子称日本天皇为天皇的记载。中国安书中所记载日本来函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此来函激怒了中国皇帝。
总而言之，面对强大的、文化上优越的中华帝国，一种强烈的防御性的国家主义情绪在日本滋生发展。天皇作为现人神的观念深深地植根于日本的土壤，对国民的命运有广泛的影响这是确实无疑的。由此引起皇室内部频繁争斗，许多族长或封建领主竞相把天皇拉到自己一边，因而发生战争。从大化改新到明治维新的一千多年间，天皇一直被关白（天皇的首席顾问官）、将军（征夷大将军）、法皇（转任圣职的退位皇帝）所控制。天皇在政治上的权力不过是名义上的。尽管如此，现人神的观念使得“万世一系”的君主世袭制度得以在这个时期保持下来。每当民族危难，如蒙古人入侵（１２７４年和１２８１年）、德川末年西方列强的黑船舰队叩关，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国民广泛支持这种观念，正是由于这种观念，国民主动地成为国家的牺牲。 大和不和(5) 中国历史上，政治变动频繁，朝代不断改变。与中国相比，日本历史截然不同，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败了的日本国民仍然继续对天皇保持着忠诚，以至盟军意识到：倘若废除天皇制，日本人就会断然地、义无返顾地顽强反抗，遭受重大牺牲。仅就天皇的地位政治作用而言，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６０４年）和战后的新宪法（１９４６年）两者之间存在着惊人的连续性。天皇的神性现已被否认，但他仍然是国家和国民团结的象征。在上述两部宪法之下，他都只是名义上的统治者。日本由于把天皇的地位在政治上置于中 立并使之神圣不可侵犯，得以维持“万世永存，万世一系”。当然其代价也是沉重的，天皇本身成为了实权集团的玩偶，一旦天皇不听话，就有可能被罢黜废弃，天皇家族的其他人将取而代之。天皇的一举一动不得不听命于大臣，否则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其二，天皇必须自动放弃行政权力，尽全力扮演好“神”的角色，天皇与世俗隔绝越多，角色扮演就越成功。
在大化改新之后至明治维新的１２００年间，天皇能够亲政的不过屈指可数的几年。天皇虽然拥有了连中国皇帝难以比拟的“神权”，却丢失了中国皇帝手里望而生畏的实权。历代天皇为了保全自己，不得不过起了“非人”的日子，为扮演“神”的角色舍弃人世间的快乐和权利。
与天皇相比，操控了实权的幕府、将军和武士则必须为争夺兵权而奋力厮杀，因为他们没有“神权”作为护身符，手中的军刀便成为唯一能说话的依靠。
与中国走马灯般的朝代更替不同，从唐朝后期至清朝的一千多年间，日本的历史只是单线条地被划分为两个时代：
一是在权臣藤原氏家族把持政权的“院政时代”，几任天皇被迫退隐寺院，与青灯古佛为伴；
二是在由武士阶层掌握实权的“幕府时代”，历代天皇被紧紧羁押在了黑幕的背后，武士阶层为了争夺军事权力则不惜刀剑相向。
大和民族的子民为了生存，就必须千方百计击溃对手，在生存权得不到保证的社会里，倾轧同胞的能力越强，其生存的几率就越高，为了生存和保全自己，不择手段就是最好的手段。仁慈是保存自我最大的弱点，暴虐则是保全自己最大的优点。一个在丛林社会法则里生存了一千多年的民族，仓促之间要革除其野蛮暴虐的性格，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在明治维新之后的侵华战争、侵朝战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军人表现出来的暴虐和凶残，至今让世人为之切齿。但是，究其原因，这种非人性的表现与之先辈在这一千多年的丛林社会生活经验则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
为了建立一个快速战争动员机制，日本人不得不接受军人的统治。在军人的统治确立后，只有不断地挑起战争才能稳固军人的政权。在对外战争顺利的时候，军人与国民是利益共同体。在对外战争失利后，军人就不得不拿国民来祭刀。日本的举国军事化体制在大化改新之后形成了雏形，在幕府执政后形成制度化，在明治维新后实现了近代化。从而在亚洲建立了第一个军国主义政权。
军国主义把日本人锻造成了战争机器，日本国民也被牢牢地绑架在了军事强人的炮车之上。这种孪生关系，很难彻底划清界限。 武家为王(1) 日本人是一个各种宗教和价值观的杂交体，他们很少有恒久的善恶判断和价值观。
一个典型的日本人，出生的时候去神社，接受神道教士的收养，表明他已经是神道教的儿子；结婚的时候，他去的是教堂，在他看来，只有在教堂成婚，才能得到上帝的恩赐；去世的时候，他得去寺院，接受和尚的葬礼，在他看来，只有成为佛家弟子，灵魂才能得到超度。集三教于一身，而浑然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哪个宗派的，这就是日本人。 在平常日本人的家庭里，如来、孔夫子、耶稣基督和当地的土地爷经常搁在同一块牌位下接受膜拜。因为这些神灵，各有各的用途，如果全请到一起来，岂不效用更大？这就是日本人的价值观。
日本人从中国学来了儒教，却视仁义为寇仇，在日本人的言辞中，“此人爱行仁义”，那就是盗贼、下三烂式的人物，只有那些不入流的人，才行仁政，施仁道；
日本人从中国人这里搬来了佛教，却丢弃了佛家的戒律，日本僧人不仅可以吃荤，还可以结婚纳妾，更让佛家人士难以理解的是，日本佛教居然鼓吹杀人为乐。号称日本佛家一代宗师的亲鸾公然提出：“为了达到往生，即使千百人也能斩杀”。在日本人看来，杀人，就是替对方超度，还是一件善功呢。
日本人借鉴中国的道教设立了神道教，神道教不是以师法自然、尊重自然、维护个性为宗旨，而是以天皇为核心，将天皇封为天地之主宰，将皇权等同了自然之神，将政权和神权混为一提，完全规避了道教敬天自然的规范，使神道成为束缚国民精神的另一根绳索。
本尼迪克特指出：日本文化是典型的耻感文化，自己做了恶事，只要不被别人看见就没事了。即使被人看见了，只要矢口抵赖也可逃避。日本人一旦失去旁边的严厉监督，他们很快就会被罪恶的念头所淹没。
缺乏终极的关怀，习惯于急功近利地巧取豪夺，没有内心中的良心天平，一切以现实的利害关系做标杆，这样的文化传统，使日本人很难自觉自省。如果没有严格的监视，天知道他们能干出什么事情来。
长期以来，中国的学者总是习以为常的认为：古代日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模仿照搬了中国古代制度文明，甚至一度得出了古代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的结论。——然而，如前所述，这实际上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神话，甚至是些有害而长期得不到纠正的空话和错话。
例如我们可以说：日本制度文明起源于“大化改新”引进大唐制度文明，这说法或许大致上还算“靠谱”，但是，如果进一步说大唐文明在日本源远流长，甚至说日本比中土更好地保存了大唐文明，这恐怕就近乎是无稽之谈了。
因为事实上是，唐朝的制度文明在日本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而且很快就把唐朝的文治武功砍掉了一半，只留下武功，而彻底抛弃了文治。唐朝的尚武精神被日本人保留下来并加以发挥，而唐朝的儒雅风范则被视为软弱，而很快就被日本人唾弃了。
在漫长的日本古代，统治日本人的，主要乃是特殊的“幕府—大名—武士”联合执政的军事贵族制度，这种封建军国主义统治的制度形式，其实是日本的独创。如果说类似，古代日本最多有些类似于中国的战国时代的情况。所以，若非要强调影响的话，那么也许应该说大唐儒雅文明在东瀛不过昙花一现，日本的制度就迅速“退回”到了中国隋唐之前的“战国乱世”，而且绵延千年，直到明治维新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冲击诱导下，日本才形成了近代融君主立宪与军国主义合一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
从日本自身的历史来看，日本辉煌而短暂的引进中国大唐制度的时期，其实到了“奈良时代”（时间上大致与中国的唐代相仿）就大致上终结了。而奈良时代主要从中土大唐引进的是两个东西：一是天皇治下、以太政大臣为宰相的“紫微中台”儒教文官官僚制度，并颁布了“大宝律令”；另外一个其实就是佛教的传入和隆盛。但是，这两个引进的东西一开始在日本社会内部就严重“水土不服”，陷入剧烈地互相冲突、尖锐斗争。其实也正是它们之间的冲突，才导致了日本历史上的“奈良盛世”的瓦解。
据中国学者韩毓海考证：公元７６４年，日本的女天皇醇仁因不满太政大臣藤原氏的政策，转而任用她十分宠爱的道镜禅师担任太政大臣，主理国政，藤原氏皇亲贵族集团随即被镇压，这一事件从而开启了日本历史上佛教干政的局面。{12}
奈良时代的终结其实就是与这种贵族官僚和佛教僧侣之间的剧烈冲突有关。而随后的“平安朝时代“（时间相当于中国的唐宋之间），日本的政治中心之所以要从奈良迁都于京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摆脱佛教僧侣对于奈良政权的控制。这就是为什么——“平安朝时代”是以原来被和尚们镇压的藤原氏皇亲贵族复辟，及皇亲对于政治的控制达到高潮为标志的。
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日本平安朝时代藤原家族的摄政，其实就是典型的“外戚专政”。这里还是有根本上不同的一点：中国历史上少数的外戚干政，如王莽和霍光的统治非常短暂，很快被推翻，而藤原家族的统治却长达一个多世纪，而且这种外戚专权还被充分地“制度化”了，这就指藤原家族创立的“摄关家”制度。根据这种特殊的制度：天皇由藤原家族生育、教养，天皇的舅舅、义父、外祖父都是藤原家族的家长。例如：其中藤原道长一人就将这三个角色集于一身，这位外戚贵族大权独揽，他一个人“摄政”就长达５２年之久。 武家为王(2) “摄关家”制度自然导致了天皇与外戚的冲突，而恰恰又是天皇与外戚的长期尖锐冲突，最终才使得军事贵族集团崛起和寺院势力复活，它最终瓦解了奈良和平安朝时代确立的、类似于中国的“文官制度”。而日本历史的主角：军事贵族集团，这个时候终于“浮出了历史地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