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朝后期，天皇与外戚为了巩固自身，都力图借助军事贵族的力量在权力博弈中取胜 ，而双方冲突的结果却是：天皇和外戚在长期的冲突中两败俱伤，而被双方拉拢、利用的军事贵族集团却在冲突中得利、脱颖而出。平安朝后期，以太政大臣和“摄关家”面目出现的文官官僚制度被军事贵族集团所摧毁，而天皇随后被彻底虚位，实际上等于被软禁于京都，而日本的政权从此被一个极其强大的政治势力所垄断，这就是平安朝后期“军事贵族集团”崛起的历史根源。
随着这一势力的崛起，日本的政治中心（首都）再次由京都迁到了镰仓。而“镰仓时代”，其实才是日本古代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朝代，因为它的确立，标志着真正具有日本特色的政治制度——幕府制度的开始。
那么，究竟什么是幕府制度呢？从中国历史的角度看，第一代镰仓幕府源赖朝家族（源氏），其实最类似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魏政权，但是有本质的不同。源氏创立的幕府制度的基本特点是：它是由中央军事贵族集团“幕府”，地方军事贵族集团“守护”（后来的“大名”）以及“守护家臣”（“武士”），这三股势力构成的“三足鼎立”的相对平衡的统治结构——虽然幕府制度后来不断有所变化，但这却就是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的日本古代社会的基本政治结构。它也就是今天日本人一般所理解的“日本古代制度”的最一般形式。
由于最早的幕府制度很像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在中国人眼中，曹操乃是逆臣。而对于日本而言，幕府将军的所作所为却简直就是人间正道和正史，是正常不过的社会形态。
由此可见，由于中日古代史很早就分道扬镳了，所以对于历史的不同理解，其实从一千年前就已经铸成了。
镰仓幕府时代其实也是日本与中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由于蒙古入主中原，所以镰仓幕府断绝了与中土的关系，并成功地在海上借助“台风”的力量，抵抗了无坚不摧的蒙古铁骑。击败蒙古极大地增加了新兴的幕府制度的合法性，也使得日本是“神国”的神话从此得以流行。只是当蒙古的威胁不在的时候，日本内部中央幕府、地方大名、武士三者之间的矛盾却尖锐地展开了。而三个军阀一台戏，幕府—大名—武士这三股军阀势力之间的这台“武戏”长演不衰，从此主导了日本的政治历史舞台。
１３３３年，掌握军权的地方军阀（大名）足利尊氏奉幕府之命讨伐“天皇叛乱”（当时的醍醐天皇妄图“复位”惨遭失败，被幕府流放到歧隐小岛，而他却如拿破仑一般成功从岛上逃脱），在讨伐天皇的半路上，足利尊将军效法北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突然调转矛头，对镰仓幕府反戈一击，摧毁了镰仓幕府，进而在京都挟制天皇，建立了由地方大名主导的第二任幕府制度——室町幕府。
室町幕府时代是日本政治上的乱世，但却是文化上的“盛世”。一方面，围绕着后醍醐天皇的名义上的任命，日本南北两个朝廷同时存在，并分别声称具有唯一的政治合法性，日本此时分裂为“南北朝”，进入到所谓的“战国时代”；不过另一方面，虽然这个时代政治上一塌糊涂，地方势力猖獗，因而在日本被称为“下克上”的时代，但城市和商人阶层却与地方势力同时发达起来。随着日本与中国明朝关系的恢复，中国的货币“永乐钱”传入日本，日本从此进入了货币经济时代，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组织“座”（如今东京的“银座”即根源于此）和贸易场所“市”，也就是从这个时代开始兴盛。乱世的风气往往是奢靡，而作为“乱世的哲学与美学”著名的京都金阁寺和银阁寺，也都出自这个时代的禅宗和尚之手。室町幕府的统治阶级以禅宗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足利尊家族作为文化爱好者，推动了能乐、和歌和绘画艺术的发展，特别是在造园方面成就卓著。室町幕府的附庸风雅助长了社会上层的奢靡之风，室町后期的大肆兴建银阁寺，更加重了社会经济负担，导致了内战加剧和四处造反。在战乱中，京都首先遭受了巨大的破坏，而战乱的最终结果依然是，三个主要的地方军阀（“守护”）：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通过战争统一了日本，建立了由武士为主体的第三代幕府政权，这一次才最终使得日本从中世纪的战乱中得以走出。这个幕府政权以两个盛产武士的地区为标志，被称为“安土—桃山时代”。
如果说镰仓时代是中央幕府独大的政权，室町时代是地方大名的政权，那么安土桃山时代则是以武士为统治基础的政权。作为受家臣（武士）支持的政权，安土桃山时代是“武士”的权利得到充分发挥的时代。其主要标志就是：武士道的形成以及成为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在这个时代，武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有了他固定的居所——城堡。而武士同时还有他特定的生活方式。例如：城堡里的武士通过一种特殊的仪式将自己与外界隔绝开来，并完成自我修养。作为日本特殊的武士意识形态的起源和武士生活方式的象征，日本的“茶室”和“茶道”就是这样产生的。 武家为王(3) 武士特定的生活方式中，除了以茶道修身的方式以外，还格外强调“忠”的培养，不过，忠的思想虽然与儒教有关，但是这里的“忠”只是对于“主人”的忠，换句话说，儒教的诸范畴在日本既不能如茶道、禅宗那样仪式化，也不能如佛教与神道结合而普遍化，这是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另一个重大不同。从这个角度说，今天的学者一般地认为历史上的日本属于“儒教文明圈”的说法，其实也是皮毛之见。 到此我们可以初步对中国古代制度和日本作一个比较：隋代以来，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结构的主体主要是文官官僚制度，而日本古代社会的政治主体却主要是以幕府为标志的军事贵族集团，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古代中国与日本在社会性质、结构根本上的不同。与之相对应：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社会矛盾，主要是在皇权—士大夫官僚—农民的基本结构中展开的，而日本古代社会的基本矛盾，却是在“幕府”中央与地方“大名”及其家臣（“武士”）之间展开的。同时，相对于古代中国的皇帝而言，日本的“天皇”自平安朝时代（７９４－１１８５，相当于北宋时代）就完全被架空，成为被抛弃在京都，尸位素餐的纯粹摆设，而日本庶民（农民）被称为“秽多”，其地位远比中国的农民低下。总之，中国古代之所以长期创造出人类最伟大的文明，是由于社会的长期稳定，而社会的稳定则与隋以来的社会制度的先进性密切相关。这一点与日本古代社会军事贵族支配的战乱频仍非常不同。
学者韩毓海生动地比喻说：尽管日本的历史并不长，但是，正像时刻处在地震、台风、火山和海啸的颠簸中的特定地理位置一样——日本的历史也是一部急遽动荡的历史。
观察古代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其实也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中国古代制度，尤其是理解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中的核心作用。因为历史上日本虽然多次派遣使臣到中国，所谓中国文明深刻影响了日本，甚至将其纳入汉字文化圈。然而，一个更为基本的事实却是：古代中国制度的基石——皇权与文官官僚制度联合治理的政治结构，却从未在日本真正形成过。特别是，中国古代制度的核心“科举制度”，也从来没有在日本确立、成功引进过。而离开了科举制度来臆测中国与日本古代社会的相同或者相似，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而这个问题中其实蕴涵着中日古代制度的重要分野。换句话说，中国的历史从唐朝以后走的是文人治国的路子，而日本则是武士治国的路子，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极端。中日文化的分野造成了国民性的极大差别，这也是两国人对话有时候好像鸡对鸭讲那样困难的症结之所在。这一点在本书的后边还要详细阐述。
总之，日本的历史文化可以简称为武文化，中国的历史文化可以简称为文文化。这两国人的对话长期处于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状态，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 日本社会达尔文主义(1) １８９４年清朝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落败，日军大战上风，消息传来，年过八旬的日本文豪福泽谕吉老泪纵横，在报纸上撰文支持日军扩大战争，要攻占北京，他认为，这日中之战是文明对野蛮之战，进步对落后的胜利。
而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日本舆论界和学术界都基本认同这个观点，附和说，日本人征服中国人是进步淘汰落后的战争，是社会进步的必然选择。 这种观点既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教义之一，也成为包括部分中国学者在内很少质疑的立场。而历史的真相和社会的正义究竟该如何界定呢？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中中国的“失败”，１８６８年明治维新的成功，划出了近代中国人与日本人截然相反的形象：一面是经济落后又不思进取的中国，一面是主动向西洋开放，致力于发展现代经济和政治的开明的日本——这实际上已经成为现代世界对中国和日本“认识”的不证自明的前提。我们今天各种关于中国和日本的想象，基本上是以这个前提为基础的。
不过，此类叙述却是想当然的，并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根据当代杰出的经济学家麦迪逊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的统计，１８３０年中国经济的总量占世界ＧＤＰ总量的1/3，这不但是日本从来不能和不敢想象的，它也超过了现在美国经济占世界２５％的水平，说白了这是至今无可匹敌的经济总量的世界纪录。
但是，１８４０年中国却被经济总量不及自身1/9的英国打败了。而且更为可悲的是，当１８９５年中国甲午战败，割地赔款之后，大清的经济总量依然还是日本的七倍。
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当然不是什么“穷了、落后了几千年”，日本更不是特别勤劳特别富裕、人种优秀的“神国”。真正的事实恰恰相反：是中国富了、先进了几千年，形势只是在最近不到１００年的区间才突然急转直下，中国由巨富而挨打遭抢，由挨抢被打堕入贫困，而日本则是在赤手空拳的封建军阀率领下，突然一夜暴富——而这就是１９世纪到２０世纪大体的历史真相。
实际上，一般而言，所谓杀富济贫乃是历史规律，这一句其实胜过冠冕堂皇的千言万语。当然，值得抢的都是富人，而且是没有防卫能力的富人。今天有人说２１世纪才是中国的世纪，其实按照麦迪逊的说法，那还不如说１９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世界经济总量的1/3，难道这还不是咱们的“世纪”吗？那时的中国恐怕是真富。只是，如今国人虽说与祖宗一样个个勤劳，人人都想致富，但是却很少去想富了以后咋办。其实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向来是致富比较有办法，致富之后能想到的也不过就是腐败而已，至于说到明火执仗、杀人越货，这恐怕就一直不是中国的强项。而这恰恰是中国倒霉的一个真正重要原因。这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浅显解释——强者为王，掠夺有理。
这就是为什么说１９世纪偏偏就不是你中国的世纪。因为１９世纪开始了帝国主义的掠夺时代，说白了也就是明火执仗的“明抢”的时代。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今天的中国还是把致富当作唯一的目标，把奢靡当作人生之极乐，那么２１世纪必然还不是中国人的世纪，弄不好还会重蹈清朝的覆辙。
１９世纪开始的抢掠时代，首先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明抢。１９世纪世界上主流的意识形态就叫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而当时世界上谁最富又最缺乏掠夺精神呢？非常不幸的是那恰好就是咱们中国。所以，大清不是简单地缺乏少财富和经济落后，恰恰相反，大清不是不富，而是不强。本来还有些“抢的光荣传统”的满蒙骑士，也大都彻底腐败，八旗子弟被彻底腐化了。
而１９世纪初欧洲最穷而又最不老实的大国，就是英国了。除了海盗和洋枪，它一无所有，英国是在欧洲大陆没捞到好处，所以才不得不到亚洲去抢。结果首先被英国绑了票的是陷入内乱的印度，印度是英国由赤贫到小康的第一张馅饼。然后，正如历史学家贡德·弗兰克所指出的，英国又通过免费的北美白银，通过与中国的贸易，才勉强从世界经济列车的末流乘客，混进了二等车厢。
至于亚洲的日本，当时不但绝不是什么阔主儿，而是穷得叮■响的三流小国。以至于在“最大的强盗英吉利和法兰西”（这是雨果的话）眼里，日本不过就是个不入流的岛屿，所以１９世纪历史的实情是：西方列强不是不想抢日本，而是它根本就不值得像对待中国那样兴师动众去抢。“值得一抢”这当然是需要资格的，何况现代意义上的一国抢一国，比传统的绑票等“恐怖活动”那要费事的多。
而这是西方列强对待中国和日本的态度完全不同的原因所在，也是日本得以在历史的夹缝里成功实行明治维新的外在根据。与对中国的穷凶极恶相比，１８６２年英国对于当时的江户幕府，就表现得格外仁慈：它允许江户幕府将开埠贸易的时间推迟到１８６８年，随后俄、法、荷兰立即跟进，也一致同意日本延迟开埠直到１８６８年。而这里的所谓“仁慈”其实不过是顺水人情，说白了无非是列强们对一头皮包骨头的瘦狗兴趣不高。最明确的事实是，近代日本不但没有像大清一般与英国在海上陆路大打出手，而且更没有被八个最大的强盗联合打劫的经历。它最多不过是被列强口头上吓唬了一下而已。 日本社会达尔文主义(2) 在“明抢即公理”的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上，日本的真正幸运，其实就在于它始终不是“被抢”的主要目标和对象。日本近代之所以能够实行明治维新，并随后具备了跟着列强去抢劫的资格，也不是因为日本特别善于见贤思齐，而是由于列强的纵容、利用和照应——说不好听就是“蔑视”。在西方列强眼里，资源十分贫乏的日本，可抢性几乎等于零，与其去兴师动众抢它，还不如让它去帮助拎包更符合他们的利益。 因此，为什么日本成功进行了维新，而中国的维新却反复失败呢？这个问题当然不能从人种上找原因，因为这首先是两者在列强环伺的１９世界的处境完全不同。所谓“西方冲击”，这在日本与中国也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因为实际上，列强并没有真正在武力上打击日本，甚至二战之前外国军队从来没有开进过日本本土（尽管列强不是没有这样的“能力”）。而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从１８４０年起，西方列强没有哪个国家不到中国来捞一把的。连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荷兰也没少到中国来“淘金”。
从所谓“内因”来说，日本的明治维新向来被称为是推翻和废除幕府制度的社会大革命，标志着日本传统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但是，这样的说法虽然表面看起来有点道理，其实却更多地掩盖了明治维新的实质。因为首先，所有的社会制度，实际上都不可能被连根拔除，所谓“根本改变”因此其实都是说说而已。明治维新当然是以“倒幕”为旗帜，但是实际上，维新所形成的明治政府，其实还是更像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幕府”，只不过是“幕府”头目换成了天皇，“大名”或守护换成了维新派人士，而“武士”换成了现代日本军队罢了。
所以学者韩毓海指出，明治维新对日本的真正意义是标志着日本“传统的”幕府制度，向“现代幕府制度”的转化。至于它还叫不叫“幕府”，那某种程度上是个语言或者翻译问题，并不是关键和实质。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西方的冲击使得日本原有的幕府制度陷入了危机，聪明圆滑的最后一任江户幕府，力图协调国内外的矛盾和冲击，但却更为深刻地陷入了这些矛盾之中。一方面，江户幕府垄断了与英国的贸易，并从中渔利；而另一方面，它又鼓励地方大名反抗洋夷，以此在洋人、大名、武士和天皇之间寻找平衡。但是，事实上江户幕府却恰恰被自己的自作聪明推向了灭亡。
首先，江户幕府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经营才能和驾驭经济的能力，——与在对英贸易中赚尽了便宜的中国“广州公行”完全不同（后者生意上的成功，最后迫使英国不得不采用鸦片加大炮来开路），江户幕府却完全没有做生意的才能，它垄断的对英贸易的成绩颇不理想，而贸易的逆差，则极大地威胁了日本经济，加剧了本来就不富裕的日本社会的贫困，尤其是严重损害了下层武士的生活，从而使得日益贫困的武士成为强烈的排外主义者和反幕府的根本力量。
其次，江户幕府鼓励地方大名拥地自保，对抗洋人，这就不得不放权给地方大名，从而导致了萨摩和长州等地方大名势力的膨胀，弱化了幕府的控制力量。实际上，大名的领地随之迅速成为倒幕运动的策源地。
第三，19世纪６０年代，洋人们甚至也开始对江户幕府的反复无常的两面派作风日益不耐烦，即开始怀疑它是否是个可以打交道的对象。而对于日益丧失生活利益的武士来说，幕府就是出卖日本利益的叛徒，根本不足以代表日本。江户幕府陷入了合法性的危机，在这样的情况下，“由谁来代表日本”，才成为社会危机的突破口。
在推翻幕府的倒幕运动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处于日本边缘的两个大名——萨摩（今鹿儿岛）藩和长州（今山口县）藩，因为他们有钱有势有地盘。但是，最早提出彻底废除幕府制度，而以天皇制度取而代之的，并不是地方大名，而是下层武士。推翻幕府有利于大名、武士双方的地位提升，所以凭这一点他们就足以联合起来。当讨幕派的下层武士聚集在京都的天皇住所，要求“王政复古”的时候，长州和萨摩藩加入到倒幕运动中来，协助推翻了江户幕府，将天皇从京都迎到江户，改江户为东京，开始了日本的明治维新。
而这时距天皇被架空为生不如死的京都木偶，时光已长达千年了。但是，这一次，明治天皇汲取了历朝历代被当作冷猪肉挂起来的深刻而惨痛的历史教训，而且，他已经准备好了反过来挟制军事贵族集团和武士的强有力的武器，这当然就是西方列强。于是，天皇复位之后作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立即承认了江户幕府不敢承认的不平等条约，响亮地喊出了“西化”的口号，以换取西方列强对天皇制度的强有力的支持。正像他的孙子昭和天皇在二战后积极主动地将冲绳送给美军作为军事基地，以换取美国保护他的皇位一样。天皇通过死心塌地地当世界霸权的走狗，以保住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这一伎俩，其实才是明治天皇超越了历代天皇的最伟大发明。
这实际上也就是近代日本天皇制的实质。
所以，天皇在明治维新之后选择两藩（萨摩、长州）而不是为其复位立下汗马功劳的武士作为合作伙伴是必然的。两藩作为军事贵族集团，他们对于西洋的坚船利炮和近代军事制度，有着军人的天然敏感和震惊。何况，“强权即公理”，这本来就是日本历史上所有军事贵族集团的根本价值观念：即只要他比我强，就应该跟着他当奴才；只要你比我弱，那就应该骑在你头上。这就是为什么，两藩积极地支持了天皇柔软身段，向列强屈服的行为，而当不识时务的下层武士发现他们原来是被天皇欺骗了，再次发动起义的时候，他们却立即遭到了天皇和两藩严酷的镇压。 日本社会达尔文主义(3) 这也就是为什么明治制度的主要制定者都来自鹿儿岛（萨摩藩）与山口县（长州藩），即来自两藩及其子弟。一般而言，政府政策的制定者如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主要来自长州藩，而经济财政政策的制定者如松方正义、西园寺公望等主要来自萨摩藩。阶级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这也就是为什么所谓“日本维新之父”和“启蒙先驱”所制订的一切现代化方案中，无不渗透着深刻的恃强凌弱、强权即公理的思想。从“脱亚论”到“征韩论”，从“富国强兵”，“八荒一御”无不如此。这一切都表明，所谓明治维新的“新思维”，在很大程度 上，不过是披着西洋和现代化外衣的、日本固有的“军事贵族意识形态”的再表述罢了。
于是，正是明治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宽大、纵容和利用下，在一个改头换面的军事贵族集团的指挥下，日本在短短的时间内，以军事暴力的手段吞并了朝鲜、中国台湾，发动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跻身世界列强，顺利地跟上了“明抢”的世界潮流。这一切其实都是基于一个基本的事实：“强权即公理”其实是整个１９世纪的世界潮流，而彻头彻尾地恃强凌弱则是这个“乱世”的基本法则。
而这一点，恰恰与日本历史上幕府的价值观念和政治构想没有什么根本的矛盾。
但是，明治维新在“现代化”和“富强”的意义上，却长期地被充分美化了，以至于它从日本的现代史中被孤立地脱离出来，而受到不加分析的讴歌。而且这绝不仅仅是说日本右派乃至日本在美化自己的历史，而是说：在所谓“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主导下，整个１９世纪以来的残暴的历史从来没有被反思过。在这个意义上，美化和拒绝反思日本近代历史的，当然一直就包括某些自诩为“精英”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在20世纪８０年代，明治维新被视为现代化改革的样板，而被某些中国学者吹得神乎其神。这种“美化近代日本历史”的内容，其实早已经被写入了中国的教科书。篡改、歪曲和美化日本历史的，从来不仅仅是日本右翼，当然也包括被蒙蔽了视线的中国学者，以至于对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兴起缺乏刨根问底的批判。 日本，继续制造亚洲丛林(1) 前美国驻日本大使、著名日本研究专家赖肖尔曾经指出：美国在１９４５年二战胜利后的一个最大成果是永久性地解除了日本的武装。
说来很奇特，自从１９９１年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小布什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则是竭尽全力怂恿甚至敦促日本重整军备。{13} 以美国为首的盟国督促日本通过了和平宪法，放弃了战争权，这是二战之后世界和平的一个福音。但美国放弃了这个主张，转而支持日本重新武装，其目的就是要把日本建成美国在西太平洋不沉的航空母舰，利用日本的武装力量为美国的全球霸权效劳。
而日本政府则乐见美国人的转变，开始积极配合，争当美国人在亚洲的马前卒。
日本人紧密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除了有跟从的愿望之外，也有自己的务实考虑。那就是不愿意放弃传统的战争掠财手段。
历史事实已经确证，明治维新使日本人从中国攫取了台湾和琉球，还获得了约３亿两白银的赔款，日本还获得了中国和朝鲜巨大的市场，这样才造就了日本人近代的“经济奇迹”。
这里不妨把日本人近代以来的发家史做一个盘点：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经济与中国经济是无法相比的，尽管中国已经是帝国末世的夕阳残照了。明治维新之后到甲午战争之前，也就是日本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前，日本依然是勒紧裤腰带的经济小国。当时已经贫困的中国，为北洋舰队购置的大吨位军舰也远比日本多，军舰的质量也比日本好。日本为了建立现代化海军，举国捐献，连天皇也不例外。这种对比包含的其他意义我们暂且不论，只是须得明白这样一个事实，甲午海战之前，日本还只是个振翅革新的经济穷国。如果日本人果然有如某些啧啧啧者们所艳羡的那般优秀，何以在2000多年中都没有赶上来？维新变革数十年，比失败了的中国戊戌变法可是彻底，为什么依然在经济上没有赶上当时中国的老牛破车？战后同样几十年，却为什么就那般优秀，非但遥遥将中国甩出，而且遥遥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甩出？连奠定世界工业文明基础的欧洲国家也被拋在了后边？
的确是奇迹。数数那些生产力方面的重大发明，日本人可曾有过？蒸汽机、电、核动力，是日本人发明的吗？铁路火车、公路汽车、天上飞机、海上机动轮船，是日本人发明的吗？现代冶炼技术、电话、计算器等，是日本人发明的吗？（当然，不是说日本人没有任何发明，比如活动的圆珠笔芯、各种改进型产品与技术、卡拉ＯＫ以及诸多游戏软件，都是日本人的发明。可这些都与如此生猛的经济奇迹几乎没有关系）。如果推进生产力产生质变的这些发明都不是日本人所为，那就意味着，这个民族只能从正常周边技术规律走工业道路，从正常的内外贸易活动走商业道路。可是如果那样，会有日本国经济上的生猛奇迹吗？
走正常发展道路的国家许许多多，谁也没有做到如此奇迹。答案还得从日本民族最酷爱的战争中去寻找。日本的第一个起飞，是甲午战争之后依靠中国赔款的起飞。甲午战争失败，日本勒逼中国赔款3亿两白银（硬通货）！3亿两白银是个什么概念？有个专家算过账，如果以年息８％计算，到现在是９６９６亿两，折合美元达１０万亿！想想我们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与外汇储备是多少，就知道１０万亿美元是一个多么巨大的经济能量！夕阳残照的中华帝国被生生夺走了自己的大笔财富，如何能不陷于贫弱交加？正是这笔对当时日本来说犹如天文数字的巨大硬通货，使日本一跃崛起，海军陆军全面改观。否则，仅凭甲午海战时的装备水平，如何能在１０年之后对俄国发动战争？对俄国战争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战胜之后，日本在东北又开始了大规模掠夺。这些被掠夺的资源、劳工以及不计其数的其他财富，更是无法用数字具体衡量的。
１９０４年的日俄战争到１９３０年的“九·一八”事变，只有短短２６年时间；到１９３７年全面侵华，只有短短３３年时间。而从１８９４年的甲午海战到１９３７年中日战争，最长也是４３年。如此短促的时间里，日本人在做什么？在发展经济吗？绝对不是。日本人在连续大战，在全力以赴准备更大的战争。那么，战争的经费资源从哪里来的？日本人能魔法般地膨胀出钱来吗？其实谜底还不就是对中国和朝鲜的掠夺。
世界还是有一些共同法则的﹕战时经济从来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高峰。正是从中国掠夺的财富，使日本有了第一个“起飞”，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资本。日本的第二次起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要是在１９５０年之后。
这次起飞也不例外，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掠夺囤积的巨额财富起了最根本的作用。整个二战期间，日本人不但从中国全面掠夺，而且在整个东亚、南亚全面掠夺。日本在战争期间运回本土的资源、产品、珍宝以及无数的历史文物与艺术品，是根本无法用数字计算价值的，是千亿美元还是万亿美元，估计以精细自诩的日本人自己也说不清楚。更不要说，日本民族在此期间从大量劳工、战俘在境外工厂矿山所进行的奴隶般苦役中掠夺了多少几乎毫无成本的超值劳动？正是这些粮食与产品，养活了这个再也没有多余的耕田人口的岛国。 日本，继续制造亚洲丛林(2) 二战后期，日本的青少年全部进入战争训练，几乎没有生产人口。美国的原子弹与美军登陆，使当时的人们以为日本从此成了废墟，要重新崛起是遥遥无期的。可是，历史的合力竟莫名其妙的将日本掠夺的财富保留了下来。美国先是在占领日本后没有触动日本的“国家财富”，继后又在朝鲜战争之后正式扶植日本。日本又一次明目张胆地“起飞”了。不依靠国际援助，不依靠外国贷款，日本民族神奇地在２０年之中成了世界七大强国之一，再过20年，居然又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日本人第二次起飞的家底是从哪里来的？中国人不应该 淡忘，特别是中国人放弃当时高达５００亿美元的赔款，那对日本经济起飞是多大的支持，这笔账中国人不应当轻易抹去。
近年来，日本人一反战后对历史问题的缄默状态，开始大张旗鼓地为军国主义翻案。其实这并不是日本人多么热衷于怀古，而是日本人切切实实感受到了近代军国主义带给他们的难以计数的好处。
如果说，西方国家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主要依靠压榨本国穷苦阶级和殖民地掠夺而成气候，日本的经济基础则几乎全部是靠掠夺积累的，是世界所有国家中最为血腥邪恶的资本。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邪恶血腥的资本经济，居然也被许许多多的国家与“人民”当作优秀民族的典型来论证。这是日本人善于否认历史的又一个杰作。
日本人并不善于反思历史，但日本人却精于计算利益。对于为当代日本人带来巨大利益的军国主义，要他们轻言放弃，恐怕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２０００年８月１５日，在日本石川县，一个高１２米，刻着“大东亚圣战大碑”的战争纪念碑挺挺竖起。该纪念碑每个字都有一个人高，显得宏伟壮观。这座耗资1亿日元的纪念碑是由旧关东军作战参谋（现当地一公司的老板）以及日本的战友会、遗族会的４００个团体共同建立。发起建设这座碑的有关人士透露，要以此告诉日本后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出征并非错误。他们更扬言“大东亚战争”是一场解放亚洲的圣战。
所谓的“大东亚战争”解放了亚洲是一个不需要辩驳的谎言，而对于日本人来说，战争带来了日本经济的起飞，则是铁板钉钉的事实。
明治维新使日本从封建军国主义转变成为近代资本军国主义，其侵略能力和掠夺能力空前增强。并且通过甲午中日战争的冒险取得了旷世未有的“成功”。这是军国主义的胜利，却是弱者的哀鸣。在弱肉强食的时代，中国就像一只肥大而孱弱的绵羊，只能成为日本人狼吻的对象。
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取了巨大利益的日本完成了帝国主义的过渡，成为法西斯政权。这一转变被日本人称为昭和维新。昭和维新与明治维新一样，将军国主义带进了现代化，使日本成为世界排名前五位的军事强国。为了实现日本人畅想了几千年的“八纮一宇”的掠夺狂想，吞并中国就成为了必然的抉择。
但中国人毕竟不愧是有５０００年文明史和威武传统的民族，在２０世纪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以血肉为长城，誓死不当亡国奴，粉碎了日本人企图鲸吞中国的企图，迫使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计划破产。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能够与老牌的世界强国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并列为世界五强，显然不是浪得虚名，而是以极为巨大的代价换来的。
是战争财造就了日本的财富，而一旦不打仗，日本的未来行情将很惨淡。这一点被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森岛通夫称为日本盛衰转换的规律。现在，如果亚洲发生战争，美国为了维持其“美国武力维护和平”的政策，有可能借助日本的力量，日本积极响应美国的动员，又会积极、活跃、兴奋起来。战后的日本经济的全过程——实际上战前的某些阶段也如此——都是一种伴随着战争的繁荣。在持续衰落的困境中，将不瞻前顾后，一味为战争效力，也不是出乎意料的事。假如没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话，日本绝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获得如此高速的发展，这是事实。
森岛通夫还指出：日本自１８８６年至１９４５年的６０年中，大约有一半时间都是在进行宣而战和不宣而战的战争，其庞大的军费开支是不言而喻的。这６０年间，平均每年的军费开支都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１０％以上，其中后３０年，每年都超过了１２％。日本的工业水平好不容易实现重化学工业化，对于一个后进国家是值得称道的极优秀的成就，但是它以美国和英联邦、荷兰以至中国为对手，不惜同时开战，完全是疯狂的举动。尽管如此，到最黑暗的十年以前，明治维新后经历了５０年的努力，终于成功地完成了“富国强兵”的目标。
至此，日本奉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好处已经完全显现出来。确实，战争每每胜利就能获得大量的赔偿、新的土地、巨大的经济利益或广阔的新市场。因而日本人相信战争是有利可图的冒险。虽然众多死难者出现、巨大战费支出，但如此庞大的好战体系仍能维持长久，是令人惊叹的。更不可思议的是，国民中的资本家、经营者和工人体谅政府的意图并给予充分的合作。
“战后的日本似乎踏上了成功之路，其基础是在战争期间完成的。”这就是森岛通夫对于日本经济成功的最后结论。 日本，继续制造亚洲丛林(3) 日本人基于自己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强者欺负弱者，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如果中国在与日本的竞争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那么谁能担保日本人的倭刀不会再次降临到中国人的脖子上呢？
在日本，弱肉强食的意识形态还有不有市场，人们可以参考一下日本文部省的教科书审 查标准：
文部省审定社会科学方面的教科书有九条规矩，这里不妨录下来以做“奇文共欣赏”之用：
１. 关于宪法第九条中放弃军备和战争的问题，要补充说明国际形势的变化；
２. 关于自卫队违宪说，政府采取的是符合宪法的观点，应当以“自卫队法”为准；
３. 防卫费支出问题，不要仅仅看金额较多，还要指出，与发达国家相比，与共产主义阵营相比，是根本不算多的；
４. 北方领土问题，应载明除国后、择捉四岛归属日本外，萨哈林岛的一半也应作有争议地区；
５. 爱国心问题，应当说明这是国民必须有的觉悟。（在日本，爱国就是爱天皇及天皇的政府）；
６. 历史观点问题，政治以战后为重点，经济以高速增长时期为重点；
７. 帝国主义问题，利润和剥削等词太费解，不提更好；
８. 原子弹和原子能发电，《原子弹灾害图》过于悲惨，不适宜用。关于原子能发电，应强调能源的必要性和安全性。日本发展原子能是安全的、必要的，别的国家未必；
９. 权利和义务，多写国民义务，少写国民权利。
对于日本历史上的罪过，审查官当然是要求避而不谈，因此，就连回避不了的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历史事实也改用“进入”一词来掩盖。对于国内问题，“神造国家说”是一直要强调的。
至于日本人对亚洲其他弱势民族损害的真实态度，从日本政府的一名高官表述得最清楚：谁让他们落后了，遭到侵略，活该！
在这样思想的指导下，日本人与亚洲的未来关系不是很可以想象了吗？
《日本论》的作者戴季陶说：近代以来，日本出于种种目的，总是将中国摆在显微镜下反复研究解剖了几千遍，日积月累，把我们中国人琢磨得日渐深入透彻——而其“长处”尤其表现在善于“从中国的内部（乱）出发了解中国”。
但相对而言，中国人对于日本人的琢磨和了解，还远远达不到这个程度。古人常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而中国经常吃日本人的亏，恰恰就是由于对于日本人研究了解不够所致。因此，重新认识日本人，重新换视角研究日本人，的确是今天中国人的当务之急。
究竟应当如何才能把日本人看得真切一些？那首先就必须像孙行者钻到铁扇公主的肚皮里一样，从对象的内部去了解、认识它，尤其是要深入日本人内心中不愿意袒露的阴暗部分去考察，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人恰恰不能指望日本人甚至他们的美国盟友的研究成果。
因为当我们说日本右翼不肯正视、反省其历史的阴暗的时候，我们自己其实也对日本的历史特别是其中哪些是“阴暗面”不甚了了。于是，日本人的“不反省历史”与我们中国人的“不了解日本人历史”相遇，而构成了双重的隔膜。这种隔膜也只有通过中国人对于日本人的“内在研究”才能得到逐步解决。
日本历史学家沟口雄三道出了日本人的历史观：日本人缺乏历史感。中国是一个有深沉历史责任的民族，世界上像中国这样有如此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的民族也不多……中国人说到历史，是白纸黑字记录的事实，有一种非常确实、非常庄重的感觉。并不是所有的民族都像中国这样，而在一般日本人的感觉中，历史更多的是一种过去发生的事情，只是一种与现在没有联系的、不确实的遥远存在，是可以讨论的，当然也是可以推翻的。日本历史中通常还包括神话、故事和传说，这一事实就是日本人对历史的遥远感和不确定感的一个证明。日本人缺乏历史感，特别是与中国人相比，他们有一种更为重视现在的倾向。从历史上看，日本这个民族像是一个灵敏的雷达，敏锐地跟踪世界，社会变化快，但是没有厚重感。
日本人固然缺乏历史感，却并非没有历史观。日本人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之细致，考证之繁琐，连中国人也会感到吃惊。尤其是日本人通过研究中国历史找到了中国人的死穴——内耗。由内耗而内乱，由内乱而召外患，内乱加外患最后亡国。这就是中国王朝的覆灭规律，纵观中国的二十四史，概莫如此。就凭这一点，就不能不佩服日本人的历史眼光之毒，其对中国人弱点的分析不能不让中国人信服。
那么，中国人研究日本人，也同样要从其内部入手，要找日本人的命门和死穴。这个命门和死穴也同样存在于日本人自己的历史结构当中——即从日本人的历史上看，它自身内部的基本矛盾是什么？这种矛盾如何铸造了日本人的传统？今天的日本社会内部又面临着何种基本矛盾？这些矛盾的基本走向和可能性决定了日本人的未来方向。
只有这样深入地“摸底”式地分析，才真正有利于我们中国人判断日本人的弱点和根性。
沿着这一思路来看日本人，就很容易看出日本人解决自身问题的基本办法——由于是岛国，内部资源紧张，必然向外扩张，扩张引发战争，扩大侵略战争，由于战争失控，重新回到本土，准备下一次战争。 日本，继续制造亚洲丛林(4) 如果说中国人输在内耗上，日本人则栽在外耗上。日本人骨子里的侵略根性决定其只有在蒙受了致命的打击后才会罢休。只有惨重的代价才能使日本人止步。
历史上看，正是因为日本内部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与中国完全不同，才使得接受了不少中国文化的日本，必然地走上了与中国南辕北辙的道路，即中国坚定地走和平发展之路，通过内部整合解决危机，而日本则义无返顾走侵略扩张之路，通过对外掠夺满足资源需求。 从现实上看：日本自近代以来之所以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其实首先乃是为缓解和转嫁其内部严重的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使然。即对外侵略，也首先是由于其国内问题所决定、促发的。最后，所谓外因不过是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基础，其实也就是说：今天的日本如何处理和应对其内部的社会经济矛盾，实际上从根本上决定了中日关系的走向，中日之间问题的说到底，关键还是要看日本朋友们自我控制和治理内部危机的能力如何，即日本人能不能通过和平手段发展经济，取代军事扩张，走出历史的循环。 日本人的“恶之花” 日本人生活的日本列岛，是一个长期与大陆文明隔绝的岛国。因为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在日本一千多年的文明史上，日本民族从来没有被外族武装征服过，这就使日本人保持了一种连贯的岛国习性。由于日本列岛资源贫乏，国土狭小，而人口众多，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便成为了困扰日本人的一个严峻的问题，如何解决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成为日本人祖祖辈辈必须思考的问题。 日本人的发展，不外乎两条路，一是通过贸易的方式实现和平的发展。二是通过战争手段实现财富的掠夺。这两条路日本人基本上是交叉使用，但何者为主，何者为辅，日本人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