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日本病，按照学术界的分析，简单地说，就是日本文明是一种凭借恶的力量崛起的文明。恶，造就了日本人的成功，也孕育了他们的失败。对日本人来说，“成功乃是其失败之母”。如何对待过去的成功，也就是如何对待过去的“恶”，是当今日本人面向未来，必须面对的课题。对于世界人民来说，如何正视日本人的“恶”，如何综合运用善、恶两种力量驾驭这种“恶”势力，也是确保世界和平的重大课题。
在中华先进文明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日本人，通过与西方文明的杂交，在明治维新不到４０年的时间内，便战胜中国，挑战西方，取得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的地位，之后一发不可收拾，成为了亚洲霸主和世界最凶悍的法西斯主义军事机器，然而在“二战”中一败涂地，不能发展军队的日本从经济建设出发，用了不到４０年的时间，就成为了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强国和财富大国。
进入２１世纪后，日本人一再提出要走“普通国家”道路，即成为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成为世界一流强国，这样的角色定位对世界将意味着什么？特别对于中国人和亚洲人来说，日本人会不会采取固有的手段再次“成功”，更是他们观察的焦点。
如同犹太神话里的死神的面目具有截然不同的两张脸一样，很久以来，外国人心目中的日本人简直就是双面死神，一面是阴森森的骷髅，目光凶残，挥舞着弯刀，血盆大口中嘶嘶吐着沾满毒蜒的信子——这是让中国人和亚洲各国人们生灵涂炭、尸横遍野的侵略怪兽；另一面是温和端庄、文质彬彬、礼节多如牛毛、古朴而又温顺的日本君子，他们勤劳而又有创造力，他们顶着富士山，手持“日本造”，让日式电器和汽车风靡全球，他们是世界新生活潮流和消费文化的引领者。
这截然相反的两面，人们应该相信，哪一面是“立前”？{17} 哪一面是“本音”？{18}
让日本人在外国人面前露出自己的本音，是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即使是娶了日本太太的中国人，也常常哀叹，他们很难看穿太太那张煞白的高深莫测的脸。
立前是日本人经过精心培训后在外人面前精雕细刻装扮出来的形象，为了使立前具备迷惑人的魅力，日本人从里到外都进行了刻意地装饰，初见日本人的外国人，很容易喜欢上这个整洁、整齐、多礼、温顺的民族。
所以，日本人犹如变身人一样，刚才还是点头哈腰、温文尔雅的武士，顷刻间就变成了冷血、凶残、拔刀相向的魔王。这种多变的迷幻表现，使日本人的本音更加神秘莫测。
日本人是一个热衷于神化自己的种族。过去，他们通过杜撰历史，把自己描绘成太阳女神的后裔，把天皇装扮成“现世神”，把整个民族造就成了一个“神人民族”。二战后，天皇的神话宣告解体，他们又刻意制造日本人优越论等新神话，把腰包鼓起来的日本人打扮成和平的天使，到处谋求世界对自己的好感。
得志时，日本人便骄横不可一世，把自己的优越感无限放大，甚至作为侵略他国、凌辱他人的一种资本。
失意时，日本人便幽闭自卑，把自己的幽怨化成对别人的敌视和嫉恨，把自己装扮成可怜兮兮的受害者。
日本人究竟会走向何方？他们的本来面目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一旦其内心中的恶念沉渣泛起，世界又会是一幅什么图景？这些问题都需要人们从其历史文化背景、宗教习俗教养乃至个人价值观和世界观中去仔细辨认。
近８００年来，对日本人而言，生活就是战争，战争就是生活，战略思想、战术手法、战法演练，已经是８００年来日本人日常生活所必须的工具。故今日之日本人，无论政治、经济、商业、工业、文化，无处不在战争生活的应用范围之内，即使是有意远离战争，也在不自觉地应用各种战法。所以，当代日本男人被称为穿西装的武士，日本女人被称为穿和服的武士。 野性横蛮的岛国人(1) 日本军人为什么会制造南京大屠杀？日本军人为什么会兽性地摧残慰安妇？日本人为什么对自己军队在外国的暴行熟视无睹？日本人为什么对右翼的圣战思想一直恋恋不舍？
日本研究专家华永正在《日军何以如此残忍》一书中分析道：神道教是日本的国教，是日军的精神支柱，也是日本统治者控制军队的重要手段。神道教没有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那种仁慈、宽忍和牺牲自我的精神，更没有中国道家“无为”的思想，而是充满着入世、 扩张、利己和好斗的教义。它的主要内容是：世界至尊之神为天照大神，所以，她应该实行“八宏一宇”（日本天皇诏书里最喜欢的一句话，意思是宇宙八方尽在天皇掌握），统治全世界，神武天皇为神的“五世孙”，他在人间的使命是“征服东方，进行统治”，万世一系的日本天皇是“现人神”，既是神道的最高祭司，又是日军的大元帅。日本兵是“天孙民族”的代表，按神的意志去征服“劣等民族”。凡战死者也都是“神”，被供奉进靖国神社和各地方的护国神社。
这一套法西斯主义的“种族优劣论”编造得荒诞离奇，登峰造极，却在当时的日本大行其道，没有人提出过什么质疑。当时的日本兵就是认为自己是“神赋特权”进行征讨杀戮，所以，即使是疯狂杀人，也心安理得，毫不手软。１９４１年圣诞节前夕，日军竟在香港修道院用修女祭刀，便是一种“惩罚异教徒”的“愉快”。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日本，包括首相、大臣和议员在内的政界要员接二连三地参拜靖国神社和各地方的护国神社，很明显，他们不仅是为了追悼日军的亡灵，而且也是在呼唤“神道教”的回归，使之重新成为日本人“八纮一宇”的精神支柱。日本政界人士一直对外宣称参拜靖国神社只是一种日本的传统习俗，殊不知这一传统习俗中既包含着日本人内心的“神国思想”、“征服野心”和“尚武传统”，又是一种经过精密包装的法西斯主义的精神，绝不可简单地当作一种民间习俗轻轻带过。对于日本神道教及其嬗变的过程，本书在后面将有更细致的探源。
说到日本人，就不能不说到武士道。武士道精神是一种行为习惯，与神道教互为表里。换句话说，神道教是抽象的指导思想，武士道就是具体的行为指南。
日本武士道杂糅了神道教、中国儒学、禅学和道家的若干理论，又注入了日本土著民族的野蛮杀戮意识，完全失去了儒学、佛学和道教中原有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内容，变成了一门指导杀人的“行为艺术”。
武士道指导日本武士视杀人为“友谊”。如“介错”的规矩，就是武士可以切下切腹者的头颅为其超生；“斩舍御免”，就是武士如果认为自己受辱，即可杀死对方，不受法律制裁。日本武士以“杀人”为职业，有“刀不虚出”的规矩，指武士拔刀后必须有斩获才能入鞘等等。
武士道规定武士必须佩刀佩剑，练习剑道，最后当然要落实到杀人上，如果终其一身没有斩获，那不就白练工夫了吗？
中国的剑道兼有健身、舞蹈和技击三种意义，力戒“以武犯禁”、“欺负弱小”，日本的剑道只研习杀人的技巧，而且特别允许武士对平民试刀，与中国剑道的“侠义”精神大异其趣；中国武士主张戒女色，而日本武士则鼓励玩弄女性，甚至允许性虐待；中国武士最重视的是武德，“好汉不打倒下的”，而日本武士则讲究“斩劈”，愈是对方不抵抗和求饶，便愈要将对方劈死、斩杀才肯罢休。
所有的这些武士道的“传统”，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都有体现，他们展开的杀人竞赛，“百人斩”，强奸妇女甚至老襦幼女也不放过，并将失去抵抗的中国俘虏成批地砍杀，都表现了日本武士道的本来面目。
日本的传统文化有其精致细腻的美学价值，但其华美温柔的外表下面，隐藏的是崇尚强者、欺压弱者、尚武好战的本性，这种双重视角对审视日本传统文化十分重要，否则很容易只看其表、不见其里，被其绚丽迷人的包装所迷惑。
对日本文化及其风俗习惯有深刻研究的克里瑞博士总结说：要想了解日本人的心理和行为，必须评估其几个世纪以来军事统治的影响，日本经济、政治、社会和教育结构的发展，都反映出这种影响。延续了几百年的武士统治通过武士阶层升到了崇高的政治和道德地位，将武士阶层的价值观变成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19}
在日本，战争一向是属于贵族的事情。这些家族相信自己是下列三种源流之一的后代：或者是神的后裔，或者是日本古代帝王的后代，或者是中国或朝鲜贵族的裔胄。皇族把自己自封为第一类，他们宣称自己是太阳女神的后代，在神道教中担当最高祭司的角色。其他贵族也以为自己与皇族有密切关系，并通过与中国和朝鲜结盟，使自己主宰着整个政权的军备。
在日本人的古典神话中，剑是神给予皇族的赐礼，是国家的图腾，皇室的象征。日本的制剑术至今包含着许多神道的仪式。对剑和武力的崇拜后来成为了武士道的精神支柱。
太阳女神后裔（皇族）的盟友，在公元６世纪前后模仿中国建立了日本的民族国家大和国，但领土征战继续进行，大和国对居住在日本列岛上的各个部族进行的征服战争从来没有消停过。日本人本身的边疆战争和征服战争激发产生了一个单独的军人阶级，他们是古代贵族的后代，但又有自己各自的家族传统和管辖权，这个军人阶级日益壮大，终于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军人政府，这就是“幕府”的开始。 野性横蛮的岛国人(2) 从１１８５年至１８６８年，先后有三个军事政权主宰着日本的政治和军事、经济。第一个幕府——镰仓幕府和第二个幕府——室町幕府，这两个幕府都支持佛教禅宗，跟全由旧日贵族主持的原有佛教宗派分裂，从而使佛教服务于武力哲学。德川幕府则支持儒家哲学，企图分化压制佛教，进一步强化集权思想。
克里瑞博士认为，明治时代和昭和时代建立的军部，尽管与幕府名字不同，但是性质没 有什么区别，即军事阶层依然控制日本的政权。
所有的日本传统都在昭和时代编成了法典。只有武士道例外。武士道法规由某些途径编入家规族规的情况是有的，但从来没有由政府统一或定稿。克里瑞博士认为，这是由于武士道当中含有各种诡计和伎俩，还有日本人一向主张的“先发制人”的占先手法，这些兵法诡道被日本人视为看家法宝，岂肯轻易示人？在日本的书店里，充斥着各种权谋哲学的书籍，教导人如何行诈术。尤其是日本“战国时代”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人的传记文学，更是长销长旺。织田信长被日本人称为枭雄，其人以残忍好杀出名。丰臣秀吉绰号猴子，其人以装腔作势、善于伪装出名。德川家康心计很深，老谋深算，被称为狐狸。这三个人的明争暗斗被称为日文版的“三国演义”，一直被日本人津津乐道。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政坛上阴鸷凶狠，他自称最崇拜的人就是织田信长，每天晚上都要读他的传记。
可以说，武士道就是日本人的权谋和兵法。与中国兵法大相径庭的是，中国的兵法是可以堂堂正正向全世界公开的，因为中国人一向主张为正义而战，出正义之师，列堂堂之阵，光明正大，打防守反击，何必藏着掖着？而日本人的武士道则充满着各种诡异的阴谋，特别是主张偷袭和暗杀。只要条件允可，日本人就会像毒蛇一样狠狠地咬你一口。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日军先出兵朝鲜，突袭清军；在日俄战争时，日本海军不宣而战，首先炮击俄国舰队；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中也都是日军蓄意挑起战争，首先向中国开火；在珍珠港战役中，日军更是精心伪装，万里奔袭，首先偷袭美国舰队。日本武士道的“占先手法”不讲究任何战斗规矩，只要对自己有利，就可以发起攻击，无须顾及道义脸面，这也是研究武士道和日本人关系不可忽视的一个角度。
自中国传入日本的佛教、禅宗和道教，日本武士从中吸取了忠诚、朴实、敬业、苦行、服从等精神，却添加了日式的尚武、好战、轻视生命、崇拜阴谋的传统，铸成了武士道这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中国的和平文化为何在日本变成了侵略文化，这种变异的内在原因值得中国人深思和警惕。
在中国，儒教、道教和佛教一致主张仁慈普爱、重文轻武，尊重生命，中庸无为、天人合一，而在日本却变成了主张轻蔑同胞、尚武弃文、厌弃生命、诡秘阴暗、侵占成性的武士哲学，同一棵树上结出截然不同的果子，这是亚洲的不幸还是造化的安排？
一位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女兵回忆说：她在１４岁的时候，应征参加了毒气制造，虽然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参加制造的是毒气，但这些年，她还是感到自己对受害者负有责任。她把自己当时的经历画了出来，做成画册出版，警醒世人。当时学校就教育我们，日本是一个神的国家，做什么都一定能赢，打仗也是如此，因为是正义的，所以一定会赢。在古代，蒙古曾经侵略日本，但是他们在海上遇到了台风，风非常大，于是船翻了，士兵们最后都葬身海底。这是我们在历史课上学到的，正因为日本是神的国家，所以神才刮起了大风，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当时的教育是国家主义教育，它否定人性和个人主义，培养的是只遵从命令的人，而我们就成为了国家发动战争的后备军
日本战前的教科书，都是先讲日本有优秀的文化，做一个铺垫，然后又讲日本是神的国家，日本那么多岛屿都是一个个神化身变成岛，日本的天皇都是神的后代，他会给你列出一个天皇的后代，天皇的神的体系，从天上什么什么神，到最早的天皇就是神武天皇，神武天皇往后又是怎么一代代传下来的。这个早期东西，本来是一个神话传说，却把他当成一个历史史实教给你。先是优秀的文化，又是神，给你打一个烙印，深深的烙印是什么，日本优秀。我优秀我就有资格领导亚洲，因为我们亚洲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了，要抵抗，谁能领导亚洲，就是我日本能领导，因为我们优秀。
日本老兵回忆，他们从小就被灌输这样的意识：日本和日本国民都是非常优秀，而中国人是劣等民族，杀了劣等民族的人，你的灵魂就会得到拯救，所以一定要杀，也因此我们就很坦然地去杀人了。
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年轻的士兵们满怀着为天皇效忠，为国家效力的自豪感，理直气壮地走上了侵略的道路，而他们的亲人，也怀着同样的自豪感，把他们送上杀人与被杀的战场。
克里瑞特别指出，日军为什么不假思索就能够杀人，是因为好杀精神深入骨髓。日本在过去的几百年内一直处于血腥内战，又经过了８００年的军事统治，军事生活已经溶入文化当中了。
就日本人而言，生活就是战争，战争就是生活，战略思想、战术手法、战法演练，已经是８００年来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必须工具。故今日之日本人，无论政治、经济、商业、工业、文化，无处不在战争生活的应用范围之内，即使是有意远离战争，也在不自觉地应用各种战法。所以，当代日本男人被称为穿西装的武士，日本女人被称为穿和服的武士。 野性横蛮的岛国人(3)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采用了“手中无剑，心中有剑”的心剑战术。此时的日本人，手中的剑已经被美国人收缴了，但心剑战术却成功地使美国人的剑为日本人所用。几十年间，日本卸下了沉重的军费负担，让美国人廉价为其看家护院，从而集中财力发展经济，一跃成为世界最富、美元存款最多的国家，而美国则成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日本人成为了美国政府的债主，从经济上，来了个主仆换位。这不正是心剑战术的妙处吗？ 日本人这种手中无剑、心中有剑的高明战法，应该归功于日本人浸淫了几百年的武士道训练。这位经济上崛起的武士下一步将剑指何方，让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屏息以待，因为日本人是一个极难对付的剑客集团，无论谁招惹了他们，都是很棘手的。 没有原则的日本人(1) 日本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
日本人行为准则的核心是相对性，即从来不是从一个绝对的价值标准去判断一个人的好与坏、对与错。
对于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诸如此类的问题，日本人很少去想，也很感到头疼。他们把这样的问题通常交给上级去想，交给天皇去考虑。只要上级说了什么是对的，那就是标准。只要强者说了什么是善的，那么什么就是善的。日本人不习惯去考虑这些抽象的问题，他们主要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力量与力量之间的对比去判断对错，然后附和权威就可以了。
日本没有类似于基督教“十戒”这样的信条，也不像中国人那样相信正义的力量，日本人没有彼岸世界，不相信因果报应这样的概念，他们认为，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死后通通成佛升天，所以，生前作孽，与死后的成佛没有什么关系。良心这个概念，在中国人伦理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良心就是忠于自己内心的感受，使灵魂得到安宁。而日本人不理会这一套，什么心安理得，什么良心谴责，通通的没有。在他们看来，良心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只要不影响人际关系的秩序，良心是否安宁，并不重要。
作家余杰到日本采访一位侵华老兵。这位老兵是一位栽培盆景的行家，把所有的盆栽照顾得无微不至，家里也被拾掇得一尘不染。谈及他当年侵华的战争经历，他极其平静地说：我记不清在中国强奸过多少妇女，反正一有机会就强奸中国女人。他还坦率地介绍了在南京强奸一个１３岁的中国女孩的经过，如何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抓到那个受害的女孩，强奸完了又如何将其杀害等等。这位老兵在讲述这些暴行时非常平静，毫无羞愧和忏悔之意，也没有一点情感的波动。他的老伴在旁边听着，也没有丝毫的惊讶和不安，她和气地向客人打着招呼。这就是日本人的良心观。
日本人的道德体系也属于相对主义，它是针对具体的关系而不是强调抽象的原则。在日本社会里，并没有一套普遍的伦理标准，却有全世界最复杂的繁琐的具体行为规则。日语中有复杂的敬语，就是它的表现之一。
面对不同的人，日本人随时准备了两张面孔，对上级和权威，他需要极其客气；面对藩属和下级，他表现得傲慢而严厉。如果生活中有了一贯的标准与价值，日本人反而会无所适从。
日本人总是很坦然地否认其发动的是罪恶的战争。因为他们对恶的认识也是相对的。在日本的佛教中，甚至还有视杀人为超度善举的观念。当日本武士杀人时候，拔出刀来的武士会郑重其事地默念：畜生，为你超度吧！如此诡谲的道德思想，焉能结出善的果实？
由于没有绝对的道德观念，也没信仰追求，所以也就没有道德负担，没有精神痛苦。前一天还在同敌人进行自杀性攻击，第二天就举着鲜花迎接敌人占领本土，这在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个民族干得出来，而日本人做得那么自然。因为在他们看来，道德标准已经被自己悄悄改变了。
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界人民都很难理解，如岸信介之流，曾经是东条英机的副手，是甲级战犯，亲自参加过日本对华侵略决策和太平洋战争的阴谋，却奇迹般在二战后继续当选为首相，昔日的仇美派，一夜之间又变成了亲美分子，而日本人却习以为常。要是在德国，像岸信介这样的战犯，能够少坐几年牢就该谢天谢地了。
据美国的学者叶先扬记载：老上海人都知道“伊藤先生”这个称呼，伊藤是日本的大姓，就像中国的老张老李一样。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有很多日本人在经商，在那些日本店铺里，日本人对中国顾客真像对待上帝一样，热情、礼貌、周到细致，因此，老上海人说到“伊藤先生”，那心里感觉是暖烘烘的，就像我们提到雷锋叔叔一样。可是，“一·二八”事变日军攻入上海的第二天，这些“伊藤先生”却都变了脸，他们拿刀砍中国人的凶残，比日本军人还血腥。
这就是不受宗教和意识形态控制的日本人的个性。
受儒家思想或者平等思想影响的中国人，最看重自己的人格，出卖人格和尊严，最为中国人所不耻。而日本人不受这个束缚，他们内心中没有缰绳，只要自己的坏行为不被别人知道，就不必烦恼，自我忏悔只是徒增烦恼，而自首更是傻子才去干的事情。日本社会中有不少庆祝幸运的仪式典礼，却没有赎罪的仪式。他们以他人的评价作为自己出牌的标准，当每个人都遵守相同的行为规则行动并相互支持时，日本人就会轻松愉快地干任何事情。如果当他们觉得做的事情正是让天皇和国家满意的事情，那么他们就更加没有顾忌了。
日本战败后，因为美国的庇护和国际上对其监督的放松，日本人很快就遗忘了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大家都觉得这没什么了，一风吹了，责任都被时间带走了，现在该是轻装上阵的时候了。如果没有外来的强大压力，让日本人深刻忏悔和反思，那将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著名日本人研究专家、美国的本尼迪克特在她的名著《菊与刀》一书中提出，日本人的行为模式属于“耻感文化”，而西方文化背景的人属于“罪感文化”。前者的行为要靠外部的约束力来监督，人们的行为是根据别人的态度来决定的。后者则主要依靠内省和反思，靠内心中的信仰原则来自我约束。 没有原则的日本人(2) 耻感文化发展到了极至，就是日本武士道拼命鼓吹的“死亡哲学”，即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一个人最体面的事情就是从容迎接死亡。日本武士的切腹仪式让世界震惊，这种切腹仪式要求武士先把肚子剖开再往里深挖，露出五脏六腑，待到血流干净才倒毙。通常的情况下，切腹者在三四个小时都不会死去，还得配备一个助手，在切腹者无法结束生命时，帮助他把头颅砍下来。所以，血淋淋的切腹仪式就是一种自我摧残的酷刑，它要表现的就是武士道倡导的武士“无畏”的精神。 在战争中，日本兵的军人手册上会有这样的指示：最后一颗子弹要留给自己。战争中的日军行列里没有设置一支正规的卫生救护部队，日军溃退时，常常开枪射杀伤员，或让伤员自杀。日本人确实是一个经常在寻找捐躯目标的民族，有时候为国家，有时候为天皇，有时候为公司，有时候为情人，总之，为了自己避免受耻辱，就去选择消灭自我。在日本，由于公司破产，老板自杀的不在少数。情人们如果姻缘难了，也喜欢选择手拉手蹈海。在日本的农村，农民一旦在约定的时间内还不了债务，也会选择自杀，以避免失去信用。
耻感文化把日本人的不投降主义推向了极端。在日本，过去只有战斗到死或者自杀才能保全名誉。万一被俘，就会名誉扫地，不仅如此，连整个家族就要蒙羞。被俘后的生命，就等同于死去，甚至比死去还糟糕，所以，一些日本伤兵在被俘后还会去自杀。美军攻占塞班岛时，４万多名日军覆灭，岛上还有万余名日本平民，日军则强迫这些平民自杀，母亲杀死孩子后自杀，老人们则相互他杀或自杀，数以千计的人选择了集体跳崖。
就是这样一个极端重视耻辱感和荣誉感的民族，却是曾经对世界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日本人的整体表现经常在国际关系中让其他国家的人民感到不安。因为他们的行为实在太难以捉摸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美国的副国务卿乔治·鲍尔曾以“谁也不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发疯”为理由，坚决反对日本人大规模重新武装。此话也许有点过激，但确实没有哪个国家的国民性，会像日本人这样使人难以捉摸和无法预测。
经济上崛起的日本人已经让美国人和欧洲人尝到了步步紧逼的苦头，而重新武装起来的日本自卫队，其装备水平已经达到世界一流，谁又能知道，这支日本“皇军”的后裔什么时候发飙呢？
如果不盯紧日本人的一举一动，谁也不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翻脸。许多中国人主张对日本人的劣迹既往不咎，对历史问题一笔带过，其实是对日本人本性的一种不了解。不彻底清算其历史罪行，对其重新武装的趋势不予警惕，最终要成为日本人的陪葬品，到那个时候，就追悔莫及了。 看不见个体的日本人(1) 樱花是日本的国花，日本人对樱花的喜爱达到了一个痴狂的程度。不少人把樱花看作是日本人的象征。作家王文远在《樱花与祭》一文中对日本人的国民性有这样的描述：
樱花是日本的国花，日本人自古以来就对它倍加喜爱。
樱花的花瓣非常小。将一朵樱花采下来实在是微不足道，但千万朵樱花连成一片，汇成 花的海洋，那场面就蔚为壮观，绚丽多姿了。这正是日本社会的形象写照。
樱花的颜色相当单调，盛开时一片粉红。赏花者没有人会去那数不清的花簇中辨别哪朵更艳更美。樱花所体现的是整体美。
樱花树干粗壮，而每朵花却十分弱小娇嫩，每一朵花与它所依托的树干形成强烈的反差，这也是日本社会组织结构的绝妙写照。
就像樱花一样，日本人的每一个个体是微不足道的，被淹没在人群的海洋当中，很不起眼。日本人也非常忌讳出头露面，日本有句谚语：出头的钉子先挨敲。彰显个性被认为是很危险的事情。
日本人一生下来，在襁褓里就开始学习如何适应他人，如何顺从社会的秩序。日本人最害怕的就是自己与其他人不一样，总是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与大家是一样的。只有置身于某一集团或者潮流当中时，日本人才会心安理得，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只有将自己全部融化到集团中，他们才能找到自我的位置和价值。
日本人的这种极为强烈的趋同心理和从众心理，使得日本社会具有很强的均质性和凝聚力，这是日本国民性一个让人羡慕的地方。但是，一旦潮流或者权威引导的方向出现了错误，那么这种如同狂潮一样淹没一切的破坏力也是惊人的。
前新加坡驻日本大使李炯才先生指出：日本人的弊病就在于他们一旦开始做某事，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停止。
的确如此，日本人一旦形成了某种潮流，就会像大洋中的风暴一样，夹裹着一切力量，横扫过来，不管谁愿意不愿意，都会被胁持进来，谁也无法阻挡，谁也无可奈何。
中国著名作家林语堂先生曾经专门谈及日本人的这种从众心理产生的原因以及可怕的后果，他说：日本突跃为世界强国，不是无因可寻的。团结、纪律、组织适应（也可以说是模仿）、尚武以及刻苦，这些都是他们伟大的特质．．．．．．但是缺少合理精神，柔和习气，与批评自由，这也是现代日本的危险所在之处。日本用鹅步走上了强国的前伍，但是故意延缓时日去做鹅步，是极其疲乏的事情；不假思索去永做鹅步，是极其危险的事。
“日本无疑地走上前伍。我觉得她所以走上前伍，是但凭他的强大性格，而不加以深思熟虑所致。明治维新是行着鹅步的程序，使日本转变成为一个近代国家。这明显的例证，表明以现代工业科学制造的武器，放在一个紧密微小的岛国手中，加上该国固有的封建式的尚武忠君的精神，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林语堂先生对于日本人的这种集团主义的狂热情绪的利弊得失的分析可谓很到位。
日本人的集团的整体感和认同感，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很容易产生强烈的孤立感和极端的排他性。
这种孤立和排他又进一步强化了集团的整体性。日本人在处理民族内部人际关系的高度细腻的技巧，反而成为了他们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障碍，这也促使他们更加内向。美国作家约翰·内森描述说：在中国居住的外国学生说，中国人欢迎并且赞赏他们学习汉语。欧洲人对别国人学习他们的语言也持肯定的态度。美国人认为外国人说美语很正常。但日本人不是这样，他们不希望外国人精通日语，日本人认为，日语是日本人的密码，当然只有日本人才能掌握。表面上看，日本国也鼓励外国人学日语，但到了日本，外国人说一口地道的日语，那就会招致日本人的反感和敌意。所以，保险的方法是说英语，或者说故意搞错的日语。
世界上可能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日本人那样强调自己的独特性。他们一会儿强调自己的血型独特，可是，在世界上，中国的湖南人与他们的血型结构几乎一致，这也让日本人苦恼。一会儿又强调自己的特殊性是因为会用筷子，但中国人和朝鲜人用筷子的水平比日本人毫不逊色。现在最流行的观点是日本人说日语，但是，日语是由汉字和片假名还有英语单词组成的，谈不上是自己的专利。精通日本文化的蒋百里指出：日本的文化，如果抽掉中国的儒教和道教、印度的佛教，还有欧洲和美国的文化，基本上不会剩下什么内容。可是，日本人依然倔强地强调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过分地强调自己集团的独特性固然强化了集团的团结，容易形成合力。但也会造成集体无意识，使每个人都推卸自己的责任。
如果一个人偷偷摸摸地干坏事，一般人会胆怯心虚，会有罪恶感；但是，如果与他人共同做坏事，不仅人多势壮，还可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鼓吹下，不仅个体杀人成为了习惯，而且杀人越多，手段越残忍，不仅不会有负罪感，还会成为别人心目中的英雄。这时候，一个人的天性、良知等等，就会被集体无意识泯灭，集团认可的任何事情都干得出来。有人笑谈，在日本人当中，只要长官说一加一等于三，保证所有的下属都会毫不迟疑地说那确实等于三。这就是日本人的集体无意识。在日本的公司里，员工与老板吃饭，员工绝对不会先点菜，等到老板点完了，他们保证会克隆老板的菜单，而不管自己爱不爱吃。 看不见个体的日本人(2) 在日本，黑社会组织一直猖獗，这些组织都有一条行规，就是要入会，就先得一起去做坏事。只有大家都做了坏事，组织才能“团结”。
同样，因为是集团性行为，既有“上级命令”，又有大家都彼此彼此的习惯，这就形成了一种“无责任集团”。干坏事的时候没有犯罪感，干完之后也无须负责。这样的集团意识，确实让外国人难以理解，但那又是日本人的特性。加藤周一在《日本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 》一文中谈到了日本人的“战争责任”意识：
在１５年的侵略战争中，作为个人，日本人认为没有哪个人是战争责任者，即大家都有错。战争责任由全体日本国民承担，不是由领导人承担。所谓“一亿总忏悔”，就是说无论是香烟铺的老板娘还是东条首相，都有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事实上就等于零，即变得没有责任。大家都有责任，几乎就等同于没有责任。
香烟铺的老板娘还是东条首相，都有一亿分之一的责任，这就是日本人对战争责任的认识。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思维方式造就的就是日式的集团意识：在有利可图时，人人争先恐后，个个如狼似虎；在承担责任时，人人微不足道，个个没有过错。
这就是不讲个体的日本人。 日本人需要改恶(1) 如前所述，日本近一千年来的发展历史，基本上走的是一种武力掠夺的道路。日本人尝到了武力的好处，也吃了武力的苦头。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逼迫日本走上文治的道路，即通过和平的手段发展经济，谋取自己的利益。 从１９４５年到２００５年，日本基本上走了６０年的文的道路，并充分享受到了和平道路带来的巨大利益。
但２１世纪，日本人究竟要走文治之路还是武治之路，仍旧是一个悬案。
日本人是一个很难捉摸的民族，目前，国内主张和平发展道路的力量依然存在，但他们能否主宰日本人在２１世纪的走向，依然是个悬案。
历史有其特殊的惯性，没有常性的日本人，如果说有一种一以贯之的常性，那就是日本人对利益的绝对追求。不管是和平谈判也罢，战争掠夺也罢，日本人对于利益地追逐什么时候也不会疲倦。
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之一，无可厚非。但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义利之别，中国人崇尚舍生取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基督教文明崇尚精神的价值，把信仰的坚定性和纯洁性放在了第一位。但日本人没有这些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羁绊，只要有利可图，什么信条都可以置之一旁。
著名美国学者叶先扬在《日本文化与“神的国家”》一文中指出：
日本人的实用主义，是一种“不讲原则”的灵活性、“不讲道德”的适应性以及搅拌机式的大杂烩的文明，对他们来说，实用即是目的，其他一切都是手段。
日本从各方面都被看成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国家，只顾自己眼前的经济利益，对其他国家的经济需要漠不关心，对世界上的非经济问题毫无兴趣，日本人被斥为“经济动物”。
因为今天的利益是唯一的标准，所以不存在对过去的行为负责任的问题，所以没有“反省”、“忏悔”那么一说，忏悔只能增加自己现在的烦恼，于利益有损无益。反省只是少数日本人的特殊心理，它与集团实用主义的民族思维定式不能相容。除非反省能使日本人获得巨大的现实利益，或者不反省就要蒙受巨大的直接损失。
虽然世界上对日本人一片指责之声，但他们照样我行我素，因为这种行为模式太行之有效了，过去和现在都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好处和利益。
日本人在２１世纪将会转向什么方向？日本人下一步想干什么？这着实是一个连他们自己也弄不明白的问题。
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集体性的利己主义不会改变，因为利益始终是他们导航的工具，而且只有集团性的利己主义才能帮助他们谋求最大的利益。
新加坡日本研究学者李炯才指出：日本人总的来说都是好的跟从者；他们服从，不善于思考，必须等待号令告诉他们干什么，他们才行动。他们从不吸取历史教训，年轻一代只知道野蛮的美国人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却不了解自己的前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残暴行径；他们只接受表面价值的简单陈述，因为没有人教他们审时度势。
“日本人过去一直是危险的，以后也还会是危险的，在加强与世界竞争霸权的过程中，他们不知道自己将被引向何处和在何处收场。”李炯才，这位在日本担任了五年大使、并出使过八个国家的资深外交家对日本人的未来走向忧心忡忡。
日本人真正可怕的不是他们中的少数右翼分子拒绝反思历史、继续参拜靖国神社和修改教科书等等，而在于高度一致的国家主义思想和嗜血成性的国际竞争策略。有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机器的日本人，一旦指挥航向的舵手出了偏差，带给世界的将是难以估量的灾难。
美国政治家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提示日本人：日本的中心角色不应该是扮演美国在远东的不沉的航空母舰，也不应该是美国在亚洲的主要军事伙伴，更不适宜有心在亚洲地区争雄。
但基于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道德和个人价值观来看，日本人恐怕不容易听得进这样的忠告。
日本人的国民性有着与生俱来的缺陷。近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与日本的封建军国主义结合更是生下来一个日本法西斯怪胎，但我们仍然不能放弃疗救的努力。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与其听任和平的曙光被黑暗吞噬，不如拨开乌云，在黑暗中捞起希望。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的未来，显然包括每个中国人在内的世界人民，都不应该放弃挽救和平的努力。
中国政府愿意放弃巨额的战争赔款，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唤醒日本人民，激发起自我疗救的决心。曾经担任过日中经济贸易中心名誉会长、新世纪日中民间论坛会会长的木村一三先生回忆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那段决策过程：１９７２年日中两国恢复了邦交。可是，中国没有向日本索取一分钱的战争赔款，中国为什么不要战争赔款呢？当时，我直接从周恩来那里听说，这件事是由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决定的。周恩来对我说，发动战争的是日本一部分军国主义者，绝大多数日本人民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们与中国人民是一样的，战争赔款是作为税金从受害者日本人民那里征收来的，并不是军国主义者交的税。战争赔款的金额当时是５００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１２００亿美元。如果中国索取了如此巨额的赔款，日本人民将会吃大苦头。因为在甲午战争中，中国不仅被日本强占了台湾，同时被索取了相当于当时日本三年半国家财政预算收入的赔款。由于那笔赔款，中国人民吃尽了苦头，所以，中国不想让日本人民也去吃那种苦头。周恩来说，中国不向日本索取一分钱的赔款，是出于对日本人民永久友好的愿望，友好是用金钱买不到的，让我们维持彻底的友好吧。 日本人需要改恶(2) ３０多年过去了，中日之间保持了基本和平友好的局面，这从很大程度上是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人的仁爱和慈悲换取来的。唯其如此，身为中国人，才更加知道和平的可贵。
日本人对自己过去的罪行，很少进行真正的忏悔，一些右翼分子甚至百般歪曲历史，企图把历史洗刷得干干净净。对日本人来说，要紧的并不是让他们改变得更善良，而是如何改 变他们的恶的心理和文化，不要继续走恶的路子。恶之花，固然美丽，却毕竟是邪恶的艺术。 人人争强的民族(1) 日本国土资源匮乏，矿产资源尤其短缺。正是在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古代的日本人（严格意义上讲，日本列岛没有原生的居民，都是移民，而且日本列岛直到近代才统一成日本国，为了表述方便，这里都通称为日本人，只在特定情况下区分），产生了强烈的、近乎歇斯底里的危机感。自古以来，日本人就流传着“日本岛沉没”、“日本人沉溺太平洋”等恐怖预言，日本人每天都处在朝不保夕的状态。这种深重的危机感催生了日本民族强烈的危机意识。 所以，日本民族的性格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一根主线，那就是由强烈的危机感促成的“强者意识”，即在残酷的现实世界中，要生存便要不断变强，成为强者，无论是个人还是集团，都要拼命成为强者。只有自身的强大才是具有决定性的，一切都应由实力来说话。除了实力说话，日本人不理会别的游戏规则。
强者意识是了解日本民族的一条主线，而受强者意识的影响形成了许多衍生的观点和态度，如在日本人心中没有绝对的善恶标准，也没有绝对的正义和邪恶的分别，只有强弱之别、等级之别、贵贱之别等等。总之，通过力量的对比，日本人很快就能建立起规则——要么我听你的，要么你听我的，没有平等协商的余地。
强者有权支配弱者，决定弱者的生死，而弱者必须尊重服从强者。同时，强弱也是可以改变的，弱者应当以顽强的精神忍受一切屈辱向强者学习，不断通过修行来提升自己的实力，最终通过向强者挑战来重新证明自己。而一旦战胜了对方，则双方的地位则立即要发生改变，原来的强者要立即臣服于如今的新主子。很多中国人对日本人的两张脸大惑不解：他们对强者百般柔顺，甚至不惜奴颜婢膝，对弱者则肆意欺辱，甚至恨不得掘墓鞭尸。其由来其实也正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