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只崇敬和服从强者，而不会怜悯弱者。但日本人同样尊敬那些通过顽强的意志和不屈的奋斗，甚至不惜牺牲性命和其他一切而试图挑战强者的“弱者”，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奉行的是强力意志哲学，尊重和服从不服输、拼到底的“强者”。日本人奉行“缠斗”精神，为了挑战强者，他们可以吃一切苦头，忍受一切屈辱，使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手段，直到彻底失败才会放弃。日本战争中的“肉弹战术”、“‘神风’特攻队”、“自杀潜艇”等等战法，都是源于这种“缠斗”精神。如果与日本人对阵，不彻底摧毁其战斗意志，就会留下无穷无尽的后患。
日本人理解的强者，不仅是指力量上的强者，也包括经济、文化等其他方面，特别是指本人擅长的方面，只有在其本人擅长的方面超越他，才能获得他真心的尊重。日本人很早就有一种自命不凡的精神，一千多年来连续不断地接受“神国教育”和“军国主义教育”，使他们内心中自认为无与伦比、高人一等。如果不能在他们自认为别人无法企及的“强项”上击败他们，他们内心中的优越感就无法动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自认为除了美国人，他们在战斗中没有对手。所以，许多留在中国的日本战俘拒不认罪。抗美援朝的胜利消息传来，日本战俘们震惊了，在他们看来武功可以与“上帝”相比的麦克阿瑟将军居然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打了个鼻青脸肿，从这以后，他们服罪了，并彻底做了悔罪。
中国学者张立在《日本民族“强者意识”释析》一文中指出：日本人从特定意义上说，是一种单细胞的精神动物，一旦形成某种信念便会固执甚至偏执地奉行下去，他们是偏执者生存哲学的执行者，同时也会为了自己的信念而做出外人特别是其他民族难以理解的事情来。比如，日本人为什么拒不谢罪，日本人为什么以杀戮弱者为荣，日本人为什么看不起亚洲人，日本人为什么坚持“军国主义的残梦”等等，都可以从他们的“强者意识”中找到合理的解释。
强者为王，强者就意味着主宰，强者就代表着权威，强者就是虐待弱者的本钱，如此等等，就是日本人价值观的核心。弱者服从强者，弱者无条件忍耐强者的横暴，弱者如果不能成为强者就意味着灭亡，如此等等，就是日本人生存观的潜台词。世界上的人只分为两种——强者和弱者，强者生存，弱者淘汰，这就是日本人延续了上千年的固有观念。靠实力说话，凭强力生存，就是日本人的世界观。所以，深刻地总结了日本军国主义罪恶的周恩来总理曾经感叹：与帝国主义打交道，光凭实力不行，但与帝国主义打好交道，没有实力还真的不行。
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意味着淘汰，落后就意味着被开除球籍。这是现代中国人在遭受了以日本军国主义为代表的一百多年的欺凌之后得出的刻骨铭心的教训。实际上，也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民族在与一个信奉“强者哲学”的霸权主义民族打交道后得出的无可质疑的真理。
要改变日本人已经形成的信念，靠那些伦理道德感化和言辞的规劝是难以奏效的，必须彻底从力量上战胜或从信念上粉碎他们，向他们证明你是更强者，然后才能让他们接受你的信念和要求。
要了解日本人的本性，就必须从了解他们的强者意识和强权哲学开始。
日本人研究专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作《菊与刀》中对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做了这样的描述： 人人争强的民族(2) “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冥顽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顺服而又不愿意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背叛，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
这段话后来成为许多日本人研究专家争相引用的经典描述。 其实，这段描述中的日本人的双重性格基本上可以以“强者”意识来解释。
日本人生性好斗是因为希望通过不断地战斗来提升自己的实力和锻炼自己的勇气，使自己的强者地位得到认可，在日本，不千方百计通过战斗成为强者，就意味着这一辈子永远只能被强者奴役；
日本人的温和，只是对强者的温和，绝大部分情况下是因为其处于弱者地位或者是被强者征服后不得不表现出来的恭顺和钦佩；
日本人穷兵黩武是传统，在这个岛国上自始至终存在着无休无止的争斗，日本人终其一生都在进行着征服与反征服的斗争，不是外斗就是内斗，实在没有假想敌，也要弄个派系斗争。
日本人爱好艺术和美是为了平息内心当中喷涌的血气，终其一生的战斗和斗争（日本人称为一生悬命），必须要依靠某种宗教、艺术来平复内心的情绪，爱美只是为了缓和内心的情绪，而不是为了人类的和平。
日本人的冥顽不化、忠贞、顺从和保守也是因为其遇到了强者，或者接受了强者的信念，不得不遵从和驯服，否则就会面临毫不宽容地惩罚；
同时，日本人柔弱善变、容易背叛和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也是由于他们被强者征服后，原先的信念便在失败面前产生动摇，甚至逆转，而他们一旦重新确立了新的信念，便很快能从迷惘中解脱出来，非常虔诚地向强者学习。当然，服从和学习强者的目的还是为了成为强者，并梦想着有朝一日取而代之。
日本人的顺从是对征服他们的强者而言的，一旦对手不能成为他们信服的强者，这种顺从便是一种诈术（日本人称为忍术），其目的是为了麻痹对手，将其歼灭；
不甘任人摆布也是因为日本人始终认为自己应当是强者，在遭遇到更强者时产生试图向其挑战甚至赶超的强烈愿望，这种顽强的搏杀精神为他们成为下一轮的强者提供了动力。
此外，日本人还有许多其他民族难以理解的矛盾性格和矛盾行为，究其实质，也可以用“危机意识”来分析解释。
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陆地面积大约为３７．８万平方公里，全境由１万多个大小岛屿组成，与中国的云南省面积相当，日本国土中山地、丘陵约占总面积的８０％左右，平原面积不到２０％。日本列岛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频繁，每天三级以上地震有四次，大大小小的地震每年要发生１万多次。境内火山爆发剧烈，有３８０多座活火山，占世界上活火山的1/10，境内８０％以上的面积可以被火山喷出物覆盖。
日本国土资源匮乏，矿产资源尤其短缺。正是在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古代的日本人，产生了强烈的、近乎歇斯底里的危机感。自古以来，日本人就流传着“日本岛沉没”、“日本人沉溺太平洋”等恐怖预言，日本人每天都处在朝不保夕的状态。
为了生存和繁衍，古代的日本人不得不使自己变强，为此，他们不得不紧密地团结起来，从而在非常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因而日本人的团队意识特别强，因为为了对抗严酷的大自然，团队的力量总是强于个人，这便是日本人的“强者意识”的起源。
日本国内岛屿分散，交通不便，为形成各自为政的割据力量提供了天然的屏障。而且日本人部族来源分散，部落之间差别很大。为了各自部族的生存，各部族又不得不相互厮杀，每个人都必须具有冲锋陷阵的能力。所以，日本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都处于自杀和相互残杀、诸侯割据的状态，每个部族都应当成为强者，每个部族成员也应当具有独当一面的武士。直到公元１１世纪前，日本列岛还有１００多个大小国家，之后才初步统一，但北海道仍旧没有归服。所以，日本人尚武之风盛行，每个人都不能不为保全自己而战。
在日本列岛正式形成之前，日本这块土地上就已经有居民居住繁衍。日本列岛逐渐游离亚洲大陆后，海水淹没了日本海峡，外族文明很难进入，因此生产力长期滞后，从而使这种强烈的强者生存意识逐步强化。由于日本四面环海，居住在海岛上的人们如果不抱团，就没有别的逃生出路，这种抱团意识，是恶劣的海岛条件逼出来的。
公元２世纪以后，中国进入了汉朝的鼎盛时期，亚洲大陆先进文明开始大规模地进入日本列岛，随着移民的迁入，日本列岛的生产力条件大大提高，社会阶级分化加剧，各部族军事首领的战争形态也日益激烈，导致了日本列岛的部族大混战。在此期间出现了一个邪马台国，这个国家位于日本九州岛和本州岛，对日本人此后的历史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日本民族的精神和风俗在这个国家得以奠定成型，“邪马台”是汉语的音译，在日语中的意思就是“大和”，而日本民族自称大和民族，二者之间的传承关系可见一斑。
邪马台国形成了日本原始文明的雏形，支配着日本民族后来的本土信仰和日常习俗。在邪马台国，其政治制度是建立在严格的社会等级之上的，人群被划分为贵族（大人）、平民（下户）、奴隶（牲口和奴婢）几个等级，政治权力在以国王为中心的贵族中按等级分配。邪马台国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大和国都奉行严格的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在日本人心中形成了极其牢固的等级思想。 人人争强的民族(3) 对内，日本人把人们分成天皇、贵族、武士、农民和商人、贱民等若干等级。对外，日本人则把日本人理所当然地排在了地球人的第一等，以下依次是欧美人、中国人、朝鲜人、蛮夷人等等。这种等级观念在大和国建立后更加强化。
由于四面环海的日本列岛很少受到外族的入侵，只有蒙古人在忽必烈大帝的统帅下曾经试图占领日本，但强大的蒙古军队两次都被日本人称为“神风”的台风吹灭而未能如愿。因 而很少有与大和统治者不同的思想观念输入日本，从而使日本人的民族性格中保持了相当的一贯性和纯洁性。由于强者为王的等级思想地不断巩固，日本历史很少有平民起义，更鲜有推翻贵族统治的贫民暴动，在绝大多数日本人心中，当时的贵族就是强者，对他们尊重是天经地义的。因此，日本的政权一直比较巩固，而统治阶层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不断地刻意强化等级观念和强者意识，甚至把天皇家族神化，将之比拟为“太阳神”，使得强者蹂躏弱者的等级观念在日本人心中更加不可动摇。
可以说，日本人的“强者为王”的意识在其接近2000年的历史中不断地得到强化和巩固，以至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民主化改造步履维艰，军国主义思想和天皇崇拜意识挥之不去，这都与这种年深日久的文化积习紧密相关。 千年谋华为争强(1) 在世界上任何一种正常的宗教和文明当中，知恩图报都是一种起码的准则。
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源头，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人是吮吸着中国文化的奶头长大的，但这位被中国先人奶大的“养子”，却在一直处心积虑地琢磨如何反噬自己的“奶娘”。
从历史记载日本人的第一阶段起，就是一部恩将仇报、乃至以叛卖和凌辱恩人为乐趣的 历史。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罕见的范例。
这些看起来很违背人类常理的国民性，却如此真实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这也确实是对人类良知的一种折磨。但我们不妨从了解日本人的本源开始。
要了解日本人，就得从了解日本独特的地理和历史开始。
可以说，日本人是世界上最不幸的民族之一，其所处的地理条件和资源环境使它最有可能成为地球上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日本资源极端匮乏，其陆地上除了盛产木材以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可用的能源。日本本岛６５％以上是山地，不利于农耕。在狭窄的日本岛上，只有２０％的田地适合于耕作，而且每块耕地平均面积不超过２．５英亩。日本还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频繁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台风、地震、海啸、火山爆发以及洪水暴雪，一样也没少。在日本列岛周围，每天３级以上的地震就有四次，日本国内共有活火山８３座，占世界活火山总数的1/10，而且日本1/4的国土被火山喷出物覆盖着。日本国内没有大江大河，不具备产生原始文明的条件。更可怕的是，日本自古以来就属于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贫瘠又狭窄的岛屿上，又必须承载着这么多的人口。如果让日本人株守孤岛，没有外援，那么，这个地方迟早就会变成一个死岛。
打开世界地图，人们很容易发现，日本位于亚洲的最东面，太平洋的西北角。在大约1.5万年前，日本列岛仍旧与亚洲大陆相连，此后，日本各地发生海进，出现了日本海，先后形成了朝鲜海峡、津轻海峡、宗谷海峡等。从此，日本逐渐脱离大陆。到距今１万年前，成为今天的日本列岛。
从日本往东，是浩瀚无垠的太平洋。从日本往北，是荒凉的西伯利亚。从日本往南，是太平洋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以上三面，都决定了日本人被上帝安排在了一个与世隔绝的绝望境地。
可是，仁慈的造物主在它的西面，安排了一个最慷慨最仁慈的邻居，那就是世界上最古老繁荣的文明古国——中国。而且更有意思的是，日本离中国之间的海运直线距离为４５０英里，越过４０英里的日本海峡，通过朝鲜半岛陆路来华也不过５００公里。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的安排使日本处于一个绝佳的自卫地位。首先，中国人要跨海袭击日本，４５０英里的海运距离是一个大陆民族难以轻松逾越的。而从陆路进攻日本列岛，不但要越过崎岖的朝鲜山脉，还要准备越过日本海峡的海军，这也是冷兵器时代很难实现的。而这样的地理位置对日本人则极为有利，当需要袭击中国大陆时，浅浅的日本海峡对于人人熟悉海潮的日本人来说，如同儿戏。而一旦战争失利，撤回本土就意味着安全，因为中国人从来就是大陆民族。当然，造物主的安排更加偏向于日本人的是，日本人一苏醒就赶上了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汉唐时代。在文明繁盛期的中国来说，关照日本人不仅不在话下，而且还被认为是一种国际义务。
中华文明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已经有了5000多年，从中华文明进入成熟期的汉朝开始，日本文明才在世界文明史上第一次露出了身影。世界上用文字记载日本人历史的不是日本人自己，而是中国人。
中国的东汉时期的史书中，已经有关于倭人的记录，大约是说，在朝鲜附近的大海上，有倭人居住，那里的人身材矮小，所以称为倭人。倭，就是矮小的意思。当时的日本，还处于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
从中国的三国时期开始，中国人就开始接受日本人的朝贡，最爱面子的中国人在被朝贡之后，当然回馈的是丰厚的赠礼。日本吃的粮食——水稻，日本人穿的衣服——麻布，日本人祭祀用的祭器——铜器，包括日本人后来用来砍中国人头颅使用的军刀——倭刀，都是中国人慷慨捐赠的。当时处于母系社会的日本一开始就能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国家打交道，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
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直至隋朝的６个世纪中，来自中国的慷慨赠礼哺育出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像样的王国——大和国，这就是今天日本国的前身。此时的日本人，依然没有自己的文字，公元２８５年，朝鲜人王仁从朝鲜半岛来到日本，向大和国国王（此时的大和国的首领称为大王）献上了中国的书籍《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这是有历史记载的日本人从中国人这里学习文字的最早的记录。此后，日本皇室开始正式学习汉字。
学会了文字的日本人给中国师傅反馈的第一篇文书却并不是感谢信，而是挑战书。公元６０７年，日本的摄政王——圣德太子派遣特使小野妹子出使隋朝，这封国书的题头词是这样写的：日出处之国之天皇致日落处之国之天子之书。中国的历史书上写的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按照这个版本，日本的国王觉得与中国的皇帝是平起平坐的，都是天子嘛，但日本国比中国高出一格，毕竟日本国处于日出之处，代表着上升的势头，而中国则是日落之处，代表着没落的态势。而按照日本史书的记载，日本的国王此时已经由大王改称天皇，乃是天底下最高的称谓了，而中国的皇帝则不过是个天子而已。天皇和天子，在辈分上高出好几个等级呢。这次文字的挑衅的详情不必细说了，总之，弄得隋朝皇帝很不高兴，隋炀帝发了脾气，但对日本人慷慨惯了的中国人依旧做出了高姿态——照样派遣使者回访日本，而且还派送了大量礼品和文化用品。 千年谋华为争强(2) 在第一封国书里吃了大亏的隋朝人并没有提高警惕，在圣德太子书写的第二封国书中，日本人毫不客气地把中国皇帝降了格，这封国书辟头写道：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此时的日本国王已经毫不谦逊地以天皇自居了，但被降了格的隋朝皇帝照样宽宏大量地接受了国书，还欣然答应培养日本来的八位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在后来的大化改新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大化改新的直接目的当然是为了维护天皇的权威，但利用大化改新的机会加紧军事准备 ，以便挑战朝鲜乃至中国也是另一层实际的考虑。
大化改新的指导思想就是学习中国唐朝的政治和军事制度，加强中央集权，提升日本的国力。
公元６４５年，日本正式开始了效仿中国隋唐体制的大化改新。但是，在大化改新刚刚取得成效的公元６６３年，日本人就迫不及待地向自己的恩人朝鲜和恩师中国举起了倭刀。
公元６６３年，中国唐朝高宗龙朔三年，日本天智天皇起倾国之兵攻打新罗，意欲趁朝鲜半岛混战的机会攻入朝鲜，威胁唐朝的藩属国新罗。同年８月，日本军在朝鲜的白村江与唐朝和新罗的联军交战，日本人惨败。
白村江之战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大规模的抗日斗争，奠定了此后接近一千年的东亚政治格局，对中日双方都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借鉴意义。这场战争是日本人对自己的恩人恩将仇报的一次大表演，其来龙去脉值得仔细分析。
公元５９４年，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新罗开始向隋朝朝贡。日本也于６０８年向隋朝派遣使节。６２２年，唐朝与高句丽、百济、新罗建立册封关系。７世纪中叶，朝鲜半岛纷争升级。６５５年，高句丽与百济联合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６６０年，唐高宗派大将率水陆联军１３万前往救援，大败百济，俘获其国王。同年9、10月间，百济遗臣两次遣使日本朝廷，请求援助，并要求送还在日本作人质的丰璋王子。大化改新后的日本，开始由农奴制向封建制转化。为了转移国内守旧势力的锋芒和人民群众的不满，也为了扩大在朝鲜半岛的影响，日本人遂借机出兵朝鲜半岛。于是，朝鲜半岛的纠纷扩大为东亚地区的国际争端。
６６１年正月（农历，下同），日本齐明女皇和中大兄皇子（后来的天智天皇，６６８年即位）亲赴九州，欲统兵渡海西征，但齐明女皇因旅途劳顿，于当年7月病死，出征计划被迫推迟。8月，中大兄皇子监国，令先遣部队及辎重渡海。9月，５０００日军护送百济丰璋王子归国即位。６６２年正月，日本向百济赠送大批物资。同年5月，日本将军率舟师１７０艘增援。日本本土则“修缮兵甲、各具船舶、储设军粮”，随时准备渡海作战。６６３年3月，日本又增兵２．３万人，唐朝也任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统舟７０００进驻熊津城（今韩国公州）。5、6月间，百济君臣之间发生严重内讧，实力锐减。唐军与新罗军队趁机调兵遣将，于8月13日包围了百济王所在的周留城（今韩国扶安）。至此，惨烈的白村江海战拉开序幕。
６６３年8月17日，唐将刘仁愿、孙仁师与新罗王率陆军团团围住周留城。唐将刘仁轨、杜爽与百济降将扶余隆则带领战船１７０艘列阵白村江口。8月27日，日本援军万余人，分乘战船千艘，与唐朝水军不期而遇。《三国史记》中描述道：“此时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翌日，日军诸将与百济王商讨对策。他们依仗兵力优势，妄言“我等争先，彼应自退”，遂未加整顿部署，便“率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结果，唐军“左右夹船绕战”，巧施包抄合击之术，致使日军“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旧唐书·刘仁轨传》史载：“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战后，百济丰璋王逃亡高句丽，残军尽皆投降，百济复国化为泡影。
白村江战役，基本上决定了当时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百济灭亡后，６６７年，唐朝和新罗联军乘机进攻，翌年攻陷平壤，存在７０５年之久的高句丽灭亡。
白村江之战的惨败，也促使日本退守本土，900余年（至１５９２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间未敢再大规模入侵朝鲜半岛。白村江战败后，日本中大兄皇子深恐唐朝与新罗军队进攻日本本土，于是从６６４年起，花费巨资，先后构建了四道防线。其中，日本在九州的太宰府建“水城”。它实际上是一座用于防御的土坝，坝长１．２公里，底部宽８０米，高十几米，外侧是一条５米深的水沟。为了保险，６６７年，日本将都城从飞鸟迁至近江大津宫。但是，唐朝和新罗的军队并没有乘胜进军日本本土。
白村江交战，是日本与唐朝的一次直接较量，它确立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中心地位。面对强盛的大唐帝国，战争的惨痛教训，促使天智天皇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对外政策。于是，日本及时修正对外政策，恢复了与唐朝的国交，开始积极选派遣唐使，全方位地学习唐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白村江之战是接受了唐朝先进文化哺育的日本人第一次对自己恩主的大规模反扑，反映了这位大唐门生的真实意图。由此可见，反噬恩主并不是现代日本军国主义的创造，而是其文化基因的固有成分。 千年谋华为争强(3) 而唐朝的外交政策再一次体现了中国人的宽宏大量。此后，大唐帝国不仅没有惩罚日本人，反而以更加慷慨的姿态资助日本的发展。在白村江战役之前，日本已经派遣过四次遣唐使。但史实证明，白村江战役后，日本派出遣唐使的频率、使团规模和影响力都远远超过战争之前。最具典型意义的第七次至第十次（６６９—７３３年）遣唐使，使团规模较大，一般为四条船，五六百人，约是战前的两三倍。这一时期中日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也最为兴盛，彪炳史册者很多。遣唐使作为日本朝廷派遣的国使，政治上发展与唐朝的睦邻关系，经济 上交换宫廷贵族需求的珍贵物产，文化上积极吸取唐代丰富的典章制度，他们推动日本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大化改新奠定了日本封建文化的基础，由大化改新后确定的国家制度，在此之后，直到明治维新才发生根本性改变。由大化改新引起的白村江之战，一方面教训了日本人，弱小的日本要与中国拼高下，无异于以卵击石，只有实力才是争取国际利益的标准。另一方面又刺激了日本人，唐朝对侵朝的日本的既往不咎，使日本人意识到有机可乘，恩将仇报之矛早晚能洞穿以德报怨之盾。日本人把击破恩人的机会锁定到了下一次。
唐朝的中国人是日本人的师傅，而且长期在世界上处于最强者的位置。要证明自己的强者地位，就必须打败中国人。在日本人看来，只有击败中国唐朝，才能证明自己学成出师，也只有征服中国人，日本人的神国地位才能得到确认。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日本人都是把唐朝视为挑战的对象，中国被称为唐域，中国人被称为唐人。
自唐朝衰亡后，中国出现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国势趋于衰弱，日本就很少再派遣遣唐使过来朝贡了，日本人的强者意识使他们只认可强者的国度，对于弱势国家，他们基本没有兴趣。
但日本人学习强者的目的当然是向昔日的强者挑战，甚至试图取而代之。
在白村江之战被打败后的日本人在此之后对唐朝更加恭顺，好像什么不愉快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不过，挑战大唐的意愿没有任何改变，此后的日本人，特别注意学习唐朝的军事。据学者张立等考证，“日本从此特别注意对中国军事技术和兵法的引进，到公元９世纪时，日本朝廷已收藏中国兵法近３０种，当时中国将领案头的常见兵书已应有尽有。”
日本人一直在等待向中国挑战的机会，这个机会直到明朝万历年间终于来临了。当时的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在国内扫荡诸侯、一统群雄后，就立即决定取道朝鲜，征发中国。丰臣秀吉在军前宣誓：“要在有生之年，誓将唐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此时的明王朝尽管朝政腐败，但余威尚存。在第一次侵朝战争中，丰臣秀吉的部队被明朝和朝鲜的联军使用的新式火器打了个晕头转向，损失过半。五年过后，仍不甘心的日军再次入朝，又被中朝的联合水军击溃，再加上国内反对势力作乱，丰臣秀吉在气急败坏中病死，日本的这轮挑战无功而返。
满清入关后，清朝国力鼎盛，日本人在２００年间未敢轻举妄动。但清朝道光之后，国力急转直下，终于在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中被英国人打败，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既让日本人看到了欧洲列强侵略的恐怖性，又让他们看到了新一轮挑战中国人的机会终于来了。明治维新后（１８６８年）的第三年，日本国力刚刚有所上升，国内的武士阶层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征服朝鲜（三韩）。明治六年，日军开始侵略台湾，明治八年，日本人强迫中国的藩属国琉球与清朝解除册封关系，明治十二年，日本公然吞并琉球，改名冲绳县。至１８９５年，日本人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彻底击败清朝，彻底改变了近２０００年来的力量对比。
甲午海战前夕，日本人面对着中国这个近一千年来的强劲对手，做了最全面的动员和最坏的准备。１８９３年，日本明治天皇宣布在六年内，皇室每年向海军捐助３０万元，文武百官各自捐献10%的薪水。日本皇太后向海军捐出了自己的首饰以充军费。天皇决定，每天只吃一顿饭，以节省开支资助海军。在日本国内，掀起了全民支持海军打清朝的狂朝，连小学生做游戏也不忘“一定要击败定远舰”（定远舰是清朝海军最大的军舰）。开战之时，日本天皇将都城临时迁往广岛，亲自指挥决战，并下令建造滩头阵地，以防止日军失利后清军的反扑。而相比之下，腐败昏庸的清朝政府正在忙着集举国之力给慈禧太后庆祝６０岁生日，原来用于海军购买舰艇的经费竟然被挪用给了慈禧太后修建养老的颐和园。至此，挑战者与被挑战者的胜负结果已经没有悬念。
在甲午战争中挑战成功的日本人立即换上了强者的面孔，对弱者中国人极尽蔑视侮辱之能事。对中国人的称呼也由“中华”改成了极富侮辱性的“支那人”，称呼中国人为“支那人”还算是客气的，后来干脆诬蔑中国人为“支那猪”。
甲午战争的胜利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日本人的强者意识空前膨胀，此后吞并中国和朝鲜，侵占亚洲，称霸世界很快成为日本军事强人的目标。 拓展朝鲜的千年梦想(1) 在当今日本生活定居的朝鲜人大约有８０万人，他们被称为在日朝鲜人。不过，由于朝鲜半岛如今分成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两部分，所以，在南韩出生的人有时也被称为“在日韩国人”。（本文为了表述方便，把生活在朝鲜半岛的朝鲜民族，通称为朝鲜人）
朝鲜人大量定居于日本起因于日本的殖民政策。这些人在日本落下脚来，一部分是因为原来的家园被日本人烧了，一部分是被日本军当作劳工强行押送来日的。如今，他们的后代 连同姓名和国籍也都日本化了。
在日的朝鲜人，不管有多大才能，也不管“日化”到什么程度，只要一查出来原籍朝鲜，就别想在日本的大公司任职，也别想当公务员和教师，甚至不能在公共住宅区居住。有很多朝鲜人只能干着炼废铁或塑料加工等活计，所以，日本强加给了朝鲜人一个绰号“朝鲜脏人”。
一些在日朝鲜人后裔不堪凌辱，竟选择自杀的绝路。
日本人的学校从不讲授其先辈在朝鲜人中犯下的罪孽，更不可能教授朝鲜人对日本人的恩德。只要是朝鲜人，使用朝鲜名字是很自然的，但是，他们在日本不敢使用本民族的姓名。原因很清楚，只要你是朝鲜人，你就意味着被日本人鄙视。这就是日本人对朝鲜恩人的“真实态度”。
如果说中国人是日本人文化上的恩师的话，朝鲜人则是日本人生活上的恩人。
朝鲜半岛是距日本列岛最近的地区，自古以来，朝鲜人就是中国文化向日本输出的最重要的桥梁。
日本人吃的主食——水稻，就是朝鲜人跨过对马海峡送过去的。日本人需要的最先进的生产工具——无论是石器、陶器、青铜器还是铁器，都是中国人发明后假道朝鲜送入日本的。
古代的日本人只能住在土洞里，其土木建筑技术是朝鲜人传授的。日本历史记载，５世纪后半期，新罗送来了一个叫猪名部真根的木匠，雄略天皇命令他建造房屋，他使用中国人的的规矩和准绳，把中国的建筑样式第一次正式传授到了日本。日本天皇的陵墓也是拥有中国技术的朝鲜人设计建造的。
直到中国的三国时代，日本人仍旧没有自己的服装。当时的日本人，没有针、剪，穿得很不成样式，《魏志．倭人传》记载，日本的男子“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日本的女子“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而且男子无论大小，都“鲸面文身，以朱丹涂其身”。这就说明此时的日本人还没有衣服，男人身上像缠了个麻袋，女人身上像背了床单被，而且浑身刺满了图腾物，他们还处于原始人部落社会的状态。
公元２８３年，朝鲜半岛的百济首次向日本人送去了缝衣的女工，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接受缝衣技术。
同年，一群自称是秦始皇后代的部族人也从百济进入日本，给日本人带去了养蚕和纺织技术，这是日本首次大规模地接受纺织技术工人。
日本最早的制革术、绘画术、历法、医药、文学和儒学，乃至后来的全部文化教育事业，都是以朝鲜人作为使者传入日本的。
从衣食住行到文化经济和政治宗教，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是通过比他们先进的朝鲜人引进或者传授的。说古代朝鲜人抚养了古代日本人，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但是，对于这位无微不至关怀了自己的恩人，日本人从来不是抱着知恩图报的心态来对待，而是极尽侵凌侮辱之能事。有文字记载的１０００多年的日本历史，就是一部对朝鲜民族实施侵略、杀戮和凌辱的历史。
大和国大约兴起于公元３世纪末，在公元４世纪末到５世纪初基本上统一了日本的除北海道以外的大部分地区。但新兴的大和国在立国之初，就将征伐朝鲜作为自己的目标。公元４世纪中叶，大和国即开始策划进攻朝鲜，公元４世纪６０年代，大和国终于攻入朝鲜半岛，征服了今朝鲜半岛庆尚南道地区，建立任那地方政权，并设立“日本府”对朝鲜人进行殖民统治，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国被迫成为日本的朝贡国。
公元４世纪末，大和朝廷随着国势的增强，更加加紧了对朝鲜人的殖民掠夺。据高句丽好太王碑记载，倭（指大和国）于公元３９１年渡海击破百济、新罗，迫使其国人成为臣民。公元３９９年，倭寇大举进攻新罗，“倭军遍布新罗国境”，直到公元４０４年，倭军才被高句丽打败。
立国之初，即以侵凌朝鲜恩人为快事，在日本人自己的历史记载中更为露骨。
日本最早的史书就有关于早期日本人企图欺凌朝鲜的记载。早在公元２００年的时候，日本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统治者神功皇后就以“毅然”侵略朝鲜而世世代代受到日本人的崇拜。
《新编日本王室史话》这样记载：神功皇后不仅“容貌秀丽”，而且“聪明睿智”。她的丈夫仲哀天皇死后，她为了稳定军心，决定封锁消息，秘不发丧。她一改仲哀天皇攻打熊袭（据说是当时日本列岛上的一个叫狗奴国的地方），决定西向出征朝鲜半岛，公元２３２年，倭人围攻新罗都城金城。新罗王亲自率兵迎战，才将倭人打退。但是，神功皇后没有白来，倭人掠夺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和图书，班师回国。
从此之后，每当日本人想要攻打朝鲜人的时候，总是要先把这位神功皇后的“功业”重新炫耀一番，以激励那些继承神功皇后“事业”的子孙们。由此可见，即使打不赢，也要掠夺搜刮一番，这早就是日本人的老传统了。 拓展朝鲜的千年梦想(2) 神功皇后的子孙们从她的“事业”中尝到了甜头，此后，掠夺朝鲜人便成为了日本人的一项基本国策。到公元５世纪的时候，经常渡海侵掠朝鲜半岛的日本人在朝鲜半岛南部建立了一个“任那”殖民政权，并以此为基地，大肆抢掠朝鲜人的财富。公元５３０年左右，日本人终于从朝鲜人那里获得了其梦寐以求的先进技术——百济国同意向其贡献五经博士、易博士、历博士、医博士、药剂师、乐工、僧侣等高级知识分子，对促进日本文化的进步，赶上当时世界最先进水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公元５５２年１０月，百济国又向日本大和国贡献了一尊释迦牟尼的镏金佛像和若干经卷，从此佛教传入日本。
尽管朝鲜人源源不断地给日本人提供财富和技术，日本天皇却并不满足，继续增兵扩大对朝鲜的占领，无奈技不如人，公元５６３年，日本人被新罗军队赶出了朝鲜半岛。日本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侵朝战争才算告一段落。公元５７１年，多次策划攻打新罗的钦明天皇一病不起，临终前仍然念念不忘攻占朝鲜半岛。贪欲未曾满足的日本人又开始了长达１个世纪的战争策划。最终在公元６６３年，日本军队在白村江战役中被唐朝和新罗的联军彻底击败。
著名日本学者森岛通夫先生认为，白村江之战的失败是日本历史上天皇集团的中大兄皇子决策失误导致的最严重的失败，足可以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导致日本惨败的东条失败相提并论。但是，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像东条的失败出乎意料地迎来战后的文化繁荣一样，中大兄皇子的失败，大量的韩国政治家、学者、僧侣和艺术家离开百济来到日本，正如二战后美国的占领军一样，为日本的文化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日本历史上，对邻邦的侵略战争绝大部分在军事上都失败了，但在财富掠夺上却都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收获。难怪日本人对凌辱邻邦抱有浓厚的兴趣。１９０５年，窥视了朝鲜一千多年之久的日本人，终于吞并了朝鲜。但日本人并不满足，而是要继续吞并中国，进军印度，最后功败垂成。
侵略失败了，并不总结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卷土重来，这是日本对外战争历史的形象写照。有人归结于是日本人的尚武精神导致的恶果，孰不知在日本人的文化传统中，靠侵略邻邦发财、以凌辱他人为乐是相辅相成的。战败了，沙扬娜拉——没什么了不起。比起战败的损失，战争掠取的财富要多得多。从来就精于计算的日本人并不是傻瓜，既然侵凌他人能够带来可观的收益，对这样的买卖为什么不做到底呢？
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每当手头发紧的时候，就想拿攻击朝鲜说话，这种决策模式并不是偶然的，在其统治阶层的政治传统中，早就提供了很好的教材。 争雄于世界(1) 日本位于亚洲的最东端，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日本人从来没有机会与西方人来往。日本真正开始与西欧国家打交道是从向葡萄牙人学习火枪技术开始的，那时，中国已经进入了明朝末年。此后，荷兰人来到了东亚，侵占了中国的台湾岛，进入琉球和日本，日本人才真正开始接触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荷兰人的先进技术让日本下层的知识分子大开眼界，而政府则视为“奇技淫巧”，对荷兰人在日本的活动加以严格限制。其后，沙皇俄国、英国和法国等相继十几次叩关，也未能啄开幕府锁国的铁钥。 １８５３年７月发生的“黑船事件”标志着日本与西方全面接触的开始。美国冒险家佩里准将突然率领舰队来到东京湾，他的舰队涂着黑漆，被日本人称为黑船，一番武力恫吓后，日本幕府惊慌失措，被迫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此后，欧洲列强陆续来到，按照同等优惠条件逼迫日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醒了的日本人再次迸发了强者意识：第一，就是老老实实向西方列强学习，恭顺地执行各项不平等条约；第二，就是卧薪尝胆准备向西方挑战，成为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霸权主义国家。
１８７１年，明治天皇政府向欧美各国派出了规模庞大的访问团，这种访问团的性质就类似于古代的遣唐使，开始全面学习西方列强的先进文明。
日本的访问团广泛地考察了西方各国的文化和政治，经过认真权衡后，决定模仿德国的法律制度和陆军制度，英国的君主立宪和海军制度，法国的教育制度和刑法制度，并广泛采纳英国、美国和德国的军事和工业技术，此后，日本开始了狂热地追随西方的道路。
在西方列强面前，日本人还是弱者，他们渴望与西方列强搞好关系，通过讨好列强，分一杯羹，但遭到了列强的耻笑和漠视。早在１９世纪５０年代，日本人曾经一厢情愿地希望与沙俄交好，还肉麻地把并不被英法尊重的俄国尊称为“世界希望的中心”，结果被沙俄无情地赶出了门外。此后，日本人又耗费巨资按照西方人的生活标准在东京建造了鹿鸣馆。鹿鸣馆完全按照西方人的情趣建设，里边吃西餐，穿西服，理分发，跳交际舞，盖洋楼。欧式风范风靡一时，这种处心积虑讨好西方人的做法赢得的仍旧是西方列强的讪笑，英国和法国反而加紧了对日本人的掠夺。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豪赌成功的日本人的强者意识再一次喷发，他们决心与沙俄在东北亚决一雌雄。１９０４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集中全国的力量投入了这场大战。在战争中，日本人采取“肉弹战术”，让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新式机关枪的沙俄部队为之胆寒，血流成河的日军终于取得了在中国东北的“殖民权力”，原先轻视日本人的沙俄政府垮台。
在日俄战争中，英国人为了遏制沙俄在中国的势力，与日本人结成了同盟，并为日本人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情报援助。但得势后的日本人比沙俄更加贪婪，竟然制定了独霸中国的策略。日本政府密谋与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失败后，日本人与英美在亚洲的利益冲突越来越大，原来教唆日本人走帝国主义和殖民道路的洋教头——英美两国，逐渐成为了日本人挑战的下一个对象。
利用侵略战争发横财，利用殖民地开拓市场，利用不平等条约争取霸权地位，这些招数本来都是英国人和美国人等教授给日本人的，在中日甲午战争和侵朝战争以及日俄战争中，英美也一直站在日本人一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还从协约国那里攫取到了德国在中国的权利。但羽翼丰满之后的日本人觉得向他们的第二任老师挑战的时刻已经到了。
１９２２年，在华盛顿签订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本来是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的一个分赃条约，该条约规定，英美日法意的海军总吨位按５：５：３：２：２的比例配备。在这个协议中，日本的海军已经被确认世界第３位的水平。对于这位新兴的帝国主义者来说，传统的列强已经很客气了，但日本人觉得这如同蒙受了奇耻大辱，下决心要甩开这个协议的羁绊，放手干自己的海军霸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