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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兴旺 当前章节:9072 字 更新时间:2026-6-15 18:52

从20世纪20年代起,日本人对英美人的怨恨情绪日益增加,将他们原先顶礼膜拜的英美称为“鬼畜英美”,终于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发动了偷袭珍珠港战役,同日,日本人正式向英美宣战。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败,日本人意识到了美英等国的强大,自己与帝国主义的新霸主美国相比,差距甚大,于是对美国人的疯狂仇视又变成了极端崇拜。美国人原来对占领日本本土做了最坏的估计,甚至准备牺牲100万人,因为在二战中顽固的日本武士道对他们的印象太深刻了。但是,踏上日本本土的美国大兵非但没有遭遇报复,反而到处是举着欢迎旗的日本人。日本人非但没有为死去的同胞复仇,反而把仇敌当成了神明来崇拜。狠狠扫了天皇面子的麦克阿瑟将军居然在日本人中的威望如日中天,日本政客争相以与美国人攀上关系为荣,日本学者以能说英语为学问的最高标准,日本政府公职人员言必称占领军的“最高指示”,甚至不少日本少女以献身美国大兵为荣。

日本人用了1千多年的时间挑战中国师傅,终于确立了自己的亚洲头把交椅的位置。 争雄于世界(2)   日本人用了100年的时间挑战西方特别是欧洲列强,终于确立了自己世界列强的霸权主义的位置。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开始登上了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第二位的宝座。

但日本人的强者意识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强烈了。那么,日本人下一轮的挑战对象 又会是谁呢? 正常国家=霸权国家(1)   20世纪80年代是日本战后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的日本,在经济上已经牢牢地占据了世界一流强国的位置,国民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位,相当于美国的2/3,西德的一倍,中国的五倍,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富裕起来的日本人自然开始筹划其新的国家发展战略。这一轮国家发展战略,简单地概 括,就是“日本不仅要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还要成为世界政治大国”。

1982年11月,中曾根出任日本首相后,马上提出了日本要做世界政治大国的口号。1983年,日本发表《外交蓝皮书》,强调把“日本迄今以经济为中心的作用,扩展到政治方面去”,“开展符合国力和国情的自主积极外交”。

日本人面向21世纪的挑战目标被中曾根解释得非常清楚,“我们日本人已经来到了这样的转折点,即面向21世纪,在日本人一致同意的前提下,大胆触动过去意见纷纭或回避触及的问题,重新形成统一的看法,以促进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世界上堂堂正正地前进。”

中曾根首相在这里说的敢于大胆触动过去意见纷纭或回避触及的问题,其实就是他们要挑战的对象。这些敏感的“意见纷纭或回避触及”的问题其实主要是三个:

1、日本人对于二战失败是否心悦诚服地服罪和反思。

2、日本人能否正视自己军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历史错误,力戒重犯。

3、日本人能否跳出等级观念和强者心态,平等友善地对待世界各国人民。

本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发表的《波茨坦公告》以及战后的战犯审判,已经对日本的侵略战争做出了公正严肃的历史结论,日本战后通过的《和平宪法》不允许日本拥有军队和战争权,已经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和霸权主义错误进行了法律的规范,日本人顽固坚持的等级观念和征服世界的狂妄野心也已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碰了个头破血流。但这些世界历史和世界人民已经公认的结论如今居然要成为“大胆触及”的挑战对象,而这恰恰就是日本人21世纪真正要挑战的对象。

世界人民看起来很正常、理所当然的事情,却要成为日本人挑战的对象,这看起来似乎不合常理,而这些不合常理的念头在许多日本人看来,似乎又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恰恰是日本的传统文化习俗的影响造成的。不深入地分析日本人的强者意识产生的社会背景,就很难理解他们的挑战心态。

《菊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指出:正如对国内问题的看法一样,日本人对国际关系的全部问题也都是用等级制度这种观念来看待的。在过去的十年间(指1945年前的十年间),他们把自己描绘成已经高踞国际等级制的金字塔的顶端,现在,这种地位已经被西方各国所取代,但他们对现状的接受,仍然深植于等级制观念。

冷战结束后,日本人的这种文化心理没有改变,而且更加严重了。所谓日本民族优越论的重新泛起,就代表了这种思想倾向。此外,无论是日本人宣扬的“以日美欧三极主导国际新秩序”,还是所谓的“世界和平新秩序”,都是为了使日本人在整个国际社会中处于支配和主导的位置。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企图使联合国最重要安全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样也是这种成为强者的文化心理在起作用。

《当代日本人》的作者、美国前驻日大使赖肖儿曾经指出:日本人有时声称他们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独特感,与其优越感和自卑感没有关系,但在日本这样一个强调等级意识的社会里,这种辩解让人难以被接受。在今天的日本人当中,他们大部分是主张平等的,但经常可以听到“日本第一”、“世界第一”这类说法。如果他们不将日本第一这类观念用在国际关系上,分出较高级的、或较低级的国家的话,那才怪呢!

日本人在自己编写的指导日本21世纪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文献《90年代日本的课题》一书中,对自己反复强调的平等国家关系做了自我否定,该书指出:漫不经心地沉湎于“国际化”是危险的,不应对所谓的“国际化”抱有过度的幻想。其原因在于“国际化”的实质是文明的交往,这儿肯定伴随着强大的文明与弱小的文明的对峙关系。在平等关系上的“国际化”是不存在的。

实际上,日本人反复标榜国际和平和平等,在骨子里,很多人根本就不相信这一套。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先化妆挤进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行列再说,至于能不能公正地处理国际关系,那就看符不符合日本人作为世界强者的利益了。

如果说强大的经济力量是日本提出“国际新秩序”的物质支撑力,那么,日本民族文化中的崇尚强者、信奉弱肉强食哲学的精神特质则是其精神推动力。

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其理念的实质就是对这种强者哲学特别是强者主宰弱者的国际秩序观的迷恋。

至于日本人中的一部分人,总是抱着皇国史观不放,为军国主义和战争罪犯招魂等等,都与这种迷信强者的豺狼哲学思想有直接的联系。

鲁迅先生说:羊与狼讲道理,总是很费劲的事情。 正常国家=霸权国家(2)   信奉强者哲学的日本人,当处于羊的位置时,是很少有反抗举动的。但一旦成为了狼,其凶残的面目就暴露无疑了。

日本人从近代以来,与中国等亚洲国家一样,都是饱受了西方列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欺凌,按理说,他们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那一套是很反感的。然而,他们却走上了反动的道路。   有“日本近代化的教父”之称的吉田松阴在1855年日本与美国、俄国缔结不平等条约后,在狱中还为天皇出谋划策:讲和既定,不可背约,而应蓄养国力,“征服易取之朝鲜、满洲和中国,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以满洲和朝鲜之土地补偿之。这一“侵略弱者补偿论”后来被明治政府奉为基本国策,也奠定了日本在数十年后致力于侵略朝鲜、中国东北乃至全中国的思想根源。

吉田松阴的“侵略弱者补偿论”的核心就是对强者屈服,对弱者欺凌,通过弱者对更弱者的欺凌使自己成为强者。这就是后来日本走上帝国主义道路的基本思路。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菊花与剑:日本文化模式》一书中指出:日本人对内是菊花风情,人与人之间讲究和谐,相互尊重,每个人都会“摆正位置”,对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贵贱等级和权威分层传统“像呼吸一样自然地接受和认同”;而对外则是利剑风格,霸道且充满进攻性,自认为日本精神比西方的自由和民主更高明。他们无条件地一致对外,且不管对付人的手段是否道德。

在日本没有真正恢复元气之前,日本人不会轻易地觊觎以美国为首超级大国的地位,但日本人在依附美国卵翼的背后,未尝没有动过取而代之的想法,毕竟对于日本人来说——“日本人才是最好的”这个观念是最根深蒂固的。

著名国际政治学家薛君度教授指出:日本的兴起,最初是得到了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支持的。20世纪初,英国支持日本主要是对付俄国,日本海军拜英国为师。太平洋战争开始,日本把英美在太平洋的海军打得落花流水。二次大战后,美国扶植日本,最初是为了对付苏联和中国,将来恐怕会自食其果。 孤注一掷的岛国战略(1)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上个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时,以其几十年的精心策划和倾国之兵,先后攻陷了中国的东北、华北、北平和南京,但中国没有被击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有广袤的领土,尤其是中国辽阔的腹地为中国军队的回旋提供了巨大的舞台。而且中国不仅腹地广阔,还有众多险要的地形可以据守。

与中国辽阔的腹地相比,日本则几乎没有什么腹地可言。日本是一个狭长的有四个大岛 及一些小岛组成的岛国。任何一个陆地离海洋的直线距离都不超过60公里,几乎相当于一个远程大炮的射程。

日本人的悲哀就在于上帝给了它大国的人口和充当大国的强烈民族意志,但没有赋予它大国的领土。

日本的自然资源乏善可陈,山地太多,平原太少,火山太多,矿藏太少,还有频繁光顾的台风和地震。在日本,最长的河流才300公里,而在中国,随便哪条溪流也比这个长。可以想象,日本列岛在战略上如何受制于其狭长浅陋的地理环境。{22}

日本的情况与英国很相似。但是英国人通过“地理大发现”,通过一批探险家把多余的人口移民到了广阔的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等地,改变了人地矛盾过于尖锐的状况。但日本人却选择了向邻国要土地和资源这条道路。

自然环境必然影响国民意识。所谓“岛国根性”,最主要的就是“危机意识”和“侵略意识”,危机意识催发了侵略意识,侵略失败加剧了国家危机。时刻萦绕在日本人心头的危机意识,已经成为这个岛国国民的潜意识,日本人的好战,也源于此。

中国人口众多,但人均资源除淡水等项目外,比日本要好一些。而且中国有近300万海里的海洋资源未曾得到很好的使用,广阔的西部地区仍有极大的开发潜力。与资源节约已经接近极限的日本相比,中国人的只要执行严格的节约方针,资源危机是可以缓解的。

据媒体报道,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布鲁斯·阿伯茨博士在接受《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曾指出:经过了2004年末的印尼大地震,亚洲—太平洋板块正在变得越发脆弱,地震和海啸也将越发活跃。尤其是亚洲东部的日本列岛已经处在了一个随时可能塌陷的‘漏斗’之上。

世界上最深的海沟是马里亚那海沟(平均深度8000米,距离日本列岛最近处不过200公里),由于受到亚洲大陆板块的推压和太平洋板块后退的原因,正在以每年10厘米的速度向向东北方向,即太平洋-日本列岛一线扩张。这次大地震后,科学家观测到海沟又进一步加快了东扩的步伐。处在太平洋和亚洲两大板块交界的日本列岛无疑已经身处在这个世界上最深的漏斗的边缘!如果遇到一两次印尼一样的海底地震的话,很可能除了南部的琉球群岛以外,日本列岛都将面临灭顶之灾,滑入大海沟。

这样的恐怖预言对日本人来说,等于是没顶之灾。虽然这样的预言在日本已经流行过若干个不同的版本,但对日本人来说,敦促其政府多与邻结好、少与邻结怨仍然是必要的。

当前的日本人的财富积累已经接近极限,想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简直难于上青天。日本遭遇十几年来的持续经济不景气,固然有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因素,也是日本经济盛极而衰的必然反映。且国际油价持续飙升,主要工业资源价格上涨,对日本经济复苏都带来种种不祥之兆。

当前的日本的形势,颇与上个世纪20年代的日本经济危机相似。日本人依靠侵占中国东北和发动对华战争摆脱了经济危机。而今之计,急于摆脱经济困难的日本人,会不会故伎重演呢?

岛国环境诞生的岛国根性,使日本人中产生了一种过分强烈的自我认同感。这就使得日本人断然决然把人类分成“我们”和“他们”两类,除了日本人,就是非日本人。这是一种现代岛国部落心态。即使日本人从中国和西方引进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艺术和宗教形态,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日本人的这种心态。

这种内外有别的观念虽然有利于形成日本民族最纯净的单一性,催生一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但这种性格发挥到了极至,也会养成孤傲、冷漠和自私的民族性格。从本质上讲,岛国根性就是一种不愿意对世界和别的国家负责的狭隘的小集团主义。

正是因为一个比较孤立的地理位置,日本人在1945年之前从来没有被别的民族武装征服过。这与世界上其他主要民族相比,是独一无二的。尤其是强大的蒙古兵团在日本海峡折戟沉沙,更是强化了日本人自以为不可战胜的意识。文化学家阮炜指出:“这种情形的一个严重后果,是日本人那种只能胜不能败、只能赢不能输的民族心态。或许这种心态导致了日本教科书上所称日本军人的英勇,这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是优点。在很大程度上,日本正是凭借这种民族性格才取得经济成功的。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这又是一个严重的缺点。”

日本人的这种只能胜不能败的民族性格,使日本民族缺乏一种深刻的宏观思维,更缺乏一种以柔克刚的政治智慧。往往只知道前进,不知道后退,只知道赢利,不知道人和,只知道本集团利益,而不顾及他人的感受。

太平洋战争快结束时,日本人战败的形势已经很清楚了,但日本军部依然强令冲绳岛上的士兵负隅顽抗。日本人继续实行“一亿玉碎”和“本土决战”。这是美国人决定使用原子弹的直接原因。因为不这么做,美军的伤亡将很惨重。 孤注一掷的岛国战略(2)   日本人的只能胜不能败的刚硬心态几乎招致了灭族之祸。

在国际关系中,日本人的这种心态也是日本人采取孤傲、冷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外国人心目中,日本人在与其他民族打交道时循规蹈矩、冷漠生硬。相形之下,中国人和朝鲜人倒是热情洋溢,活泼开朗。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日本人虽然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却难以与邻居相处。日本民族的经济成就虽然被世界所羡慕,但日本人却很难获得其他民族 的爱戴和尊敬。

就经济实力而言,日本人完全能充当一个世界领导者,但坚持其岛国心态,则很难发挥其政治影响力。如果日本人固执地要在亚洲取胜,其扩张的能量倒是不能低估的。 后记(1)   一本书与一个民族的命运

说每本书都能影响一个民族的命运,那是大话。但是,有些书的确能够影响一个民族的命运。

在我的老家,就曾经诞生过这样一个人,他写的一本书曾经改变了两个民族的命运:   1840年,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打了个灰头土脸。这场战争的惨败引起了许多仁人志士的反思,他们认为这是中国人对世界局势的无知才造成了惨败的恶果。我的那位同乡魏源先生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在鸦片战争中,魏源是主战派,亲自参加了这场抗战。在战争期间,他曾到宁波亲自审问英国战俘,并根据战俘所述,写出《英吉利小记》一书。魏源将这本书广泛散发,希望国人可以通过它来了解英国。鸦片战争的失败,使魏源悲愤至极,也使他认识到“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更重要的是,外国的先进技术也打开了他的眼界,他决心拿起笔杆子作战。

1841年6月,已被革职的林则徐在镇江与魏源见面,两人“万感苍茫”,彻夜长谈。林则徐将自己组织人手翻译的《四洲志》、《澳门月报》和《粤东奏稿》等资料交给魏源,让他编纂一本启蒙读本,以唤醒国人,放开眼界,了解世情,挽救危亡。

1842年,魏源完成了50卷本《海国图志》的撰述。1843年1月3日,《海国图志》在扬州正式出版,成为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介绍世界各国情况的巨著。魏源在书中写道,编撰《海国图志》的目的是“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

1847年,魏源又将《海国图志》增补为100卷本。《海国图志》先后征引了历代史志14种,中外古今各家著述70多种,还有各种奏折十多件和魏源的一些亲身经历。《海国图志》全书分六个部分,每一部分侧重各有不同。如《世界地图及各国分地图》篇,向人们提供了近百幅全新的世界各国地图;《世界各国史地》篇中,魏源通过征引《地球图说》、《外国史略》和《瀛环志略》等书中的材料,详细地介绍了美国的民主政治,涉及到美国的联邦制度、选举制度、议会制度等。可以说,《海国图志》涵盖了当时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内容。

魏源对自己的这部作品寄托了极大的希望,他希望中国人会如饥似渴地阅读它,研究它,通过研习这部书找到富国强兵的办法。让他意想不到的是,《海国图志》问世后却绝少有人问津。据费正清等统计,当时国内有绅士百万余人,有能力阅读此书的多达300万人,然而却很少有中国人愿意认真地读一读这本书,哪怕是翻一翻也不愿意。相反,许多守旧的士大夫的骂声却扑面而来,他们无法接受书中对西方蛮夷的“赞美”之词,更有甚者,还有人主张将《海国图志》付之一炬。在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人眼中,《海国图志》无疑成了一本大逆不道的书籍。遭到无端非议的《海国图志》最终在国内的印刷数仅有一千册左右。

由于《海国图志》在国内没有销路,书商为了避免赔本,于是,打起了到日本去扩大市场的主意。1851年,一艘中国商船驶入日本长崎港,日本海关官员在对这艘船例行检查时,从船上翻出三部《海国图志》。在日本人看来,这三本书简直就是天照大神送给他们的礼物,因为此书令他们大开眼界,使他们第一次如此详尽地了解了西洋各国。很快,这些书便被如获至宝的日本官员和学者买去。此后的几年里,《海国图志》仍不断“偷渡”到日本。由于《海国图志》极受欢迎,1854年,日本人干脆在国内翻印了《海国图志》,引起了更大规模的阅读热潮。此后,《海国图志》在日本被大量翻印,一共印刷了15版,价钱一路走高。到1859年,这部书的价格竟然比最初时飙升了3倍之多。(详细资料参见魏启敏:《中国巨著〈海国图志〉帮日本走向维新》)

1854年2月,美国将军佩里率舰队抵达日本,逼迫日本德川幕府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此后,西方列强蜂拥而至,日本被迫签署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一步步向半殖民地的深渊滑去。

国难当头,日本的有识之士在苦苦探寻着解救国家的良方。《海国图志》的出现,为日本维新变革人士在黑暗中带来了光明。当时著名的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在读到《海国图志》“以夷制夷”的主张后,不禁拍案感慨:“呜呼!我和魏源真可谓海外同志矣!”在魏源思想的引导下,佐久间象山在思想上实现了从排斥西方人到发展与西方的关系的重大变化,他主张从全球的形势出发思考日本的方略。另一位维新志士横井小楠,也是在读了《海国图志》后得到了启发,与佐久间象山共同提出了日本“开国论”的思想。他们在吸收归纳《海国图志》的精髓后指出,日本发展之路必是“东洋道德与西洋技术的结合”。

日本的维新派人士认为,《海国图志》的核心内容是“制夷”,“制夷”的核心思想是“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唯有“师夷之长技”才能抵制其殖民扩张。要做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不仅要发展本国的工业,开展对等的对外贸易,更重要的是推行民主制度,推翻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1868年,日本新政府宣布将江户改称东京,并定为日本首都。此后,以天皇为首,由改革派武士掌握的明治政府,开始着手实行明治维新,推进变革,日本逐渐摆脱了西方列强的肆意欺辱,并一跃成为亚洲第一强国。 后记(2)   1857年,魏源在《海国图志》出版6年后,在郁郁寡欢中得了“疯病”,终于死去。他没有看到他热爱的祖国的崛起,更不会想到他的著作正在启迪着中国人的一个强大的对手。

1879年,中国学者王韬与日本人谈及魏源时慨叹:“师夷一说,实倡先声,惜昔日言之而不为,今日为之而犹徒袭皮毛也。”《海国图志》在中国遭到冷遇决定了这个民族继 续选择了黑暗。而《海国图志》百卷本1851年出版当年便传入日本,即广遇知音。据统计,仅日本开国之初的1854至1856年间出版的选译本就达21种。《海国图志》不仅为幕末洋学注入了新的养分,而且激发了日本人实现历史性崛起。

半个世纪后,梁启超先生在回顾这段明治维新的历史时,曾这样评价说,日本维新派前辈“皆为此书(《海国图志》)所刺激”,最终才完成了改革图新的大业。

一本书竟如此奇妙地改变了两个民族的命运。难道是出于偶然吗?

二战后的日本首相吉田茂撰写的《激荡的百年史》认为,日本人为什么总能在惊涛骇浪中稳操航舵,原因之一便是日本人有“卓越的机智”,但“对于些过分相信自己实力的人们,这种机智决不会被赐予。”

日本人的“卓越的机智”当然是来自于其善于虚心学习的本领。对于这样一个求知若渴的民族,我们除了欣羡,还能说点什么呢?

读者诸君已经看到:《日本人凭什么》这本书严厉斥责了日本民族的霸道逻辑和野蛮根性。但是,对于其锐意求进和奋力争强的意识,也不乏诚挚地肯定。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个危险的咄咄逼人的邻居的最大价值就是:它像一面镜子,其成败得失都可资中国人镜鉴。

“师夷长技以制夷。”对待日本人,魏源的这句话仍不能说是过时了。问题是,中国人,你真的做好了虚心学习对手的准备了吗?

苏格拉底曾说过: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我都愿意做雅典人的牛虻。

对于本书,读者诸君亦不妨当作一只小小的牛虻来看,而不要当作“鸳鸯蝴蝶”来对待。

倘若在一个伟大民族的跋涉征途中,本书能起到一点“激醒”的作用,则本书的价值便能更充分地体现出来。

2006年3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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