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拒绝遗忘.3

《江户参府纪行》里曾有叙述说，早在十九世纪初叶，到日本的欧洲老外在路经江户（今之东京）近郊的风化区时，对当时大白天男人进出娼家就如同出入咖啡店一样毫无愧色而惊愕不已，殊不知在日本，妓院这类色情场所的设立坦荡得几如餐馆，两者都是生活必需的一部分。性行业异乎寻常地兴旺发达，已构成一种产业，日本人谓之“风俗业”。一种说法认为，如今日本性产业的规模在10万亿日元左右（1000亿美元），相当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２％。此外，日本人玩日本人，时间长了，自然就腻了，日本男人便有专赴东南亚乃至全球各地的“买春旅行”，去折腾外国妹子；接下来一部分不甘示弱的女性，也发起到海外买男春的性旅行。

可以肯定的说，日本人对性无忌和坦白的态度，至少在亚洲国家里是独具一格的。

　 这一杂然并陈却又卓然独立的文化形态，可以说贯穿于与外部文化交融激荡以来的日本历史。

中国则在别无分店的儒家文化的浸泡下日趋烂熟。

在孔子生活的年代，曾为精英阶层设计的部分课程还包括骑马和射箭。但是这些日后都被儒家抛弃了，佝偻驼背、久坐伏案的中国精英除了手执毛笔外，几乎没有任何的体力活动。纤弱，被当做是一种文化的特征和悠闲的生活加以推崇。驯服又柔弱，使中国成了一个“阴”之国——软弱，回避创造性思维，只剩下派生性思维，害怕变革与风险，力求南山松一样稳定。

从许多城市的名称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在北方，北京过去叫北平，即“北方和平”；在西面，古都西安，意思是“西方安定”。

说中国人的图腾是很少活动却长寿的龟也不尽然，中国人也表现了自己取之不尽的创造力，这便是享誉世界的烹调。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还有不会动的花朵、树皮，乃至磨成发丝细的黄金，什么都能搞来吃，还能够色香味俱全，吃法有生吞活剥、火烧泥包，无奇不有。反观日本人、美国人，到现在还停留在生吃或用叉棍烧烤肉来吃的水平，比饮血茹毛的原始人好不了多少，要追上中国人至少要二百年。

中国人亦表现了自己的冒险精神。当然不是去攀登珠穆朗玛峰，或是去南极探险，这是一种心灵冒险运动。即人可以平平安安坐在家里，却又充满变幻与刺激、能够极大地释放肾上腺素的运动——麻将。在当今，它还常常具有合法的行贿与被行贿的功能。千百年来，多少岁月老去，中国人的麻将不老；多少地方沧海桑田，可麻将声声依旧……

中国不再是一个有着汉唐般生机勃勃的国家。

日本对西部这块大陆的感知与认识渐渐发生了变化。 “忍者”，“恶友”(1) 　　虽然中日关系在元朝时由于蒙古人的侵略出现停顿，而明朝实行禁海政策，到中后期倭患愈演愈烈，所谓骚扰长江三角洲出海口和闽浙沿海地区的“倭寇”，十有五六是中国人自己，这也阻断了中日关系；至明清两朝，日本已停止派遣使节到中国学习，但自唐朝以来，日本人对中国风俗人情和观念，甚至朝代变迁、人事更换的情报，都特别悉心搜集研究。

值得指出的是，日本人认为智慧的来源之一即是情报，搜集情报在日本被视为成功或失 败的重要关键之一。与中国人认为搜集情报是间谍或小人所为，一般人都予以排斥相反，在日本则是全民自觉的工作。政客、军人和文人不必说了，就是渔民自大陆沿海返回岛上，也会自动向相关部门报告各地见闻，包括各地风土人情、经济物产、地理交通，甚至可能细到女子在家中的地位，连人们使用的梳子、烟斗都画成图示。

据说，早在镰仓时代，日本就有专门刺探情报的独特团体，叫“忍者”，他们到外面去把有利于自己的东西简化、压缩后带回来，而对自己内部的事情却绝对保密不向外界透露。“忍者”们世代活跃不断，越做越大，最后不“忍”了，变成光天化日下的行径。

清代末年，被派遣到日本考察的直隶省官员王桐龄在其《日本视察记》中指出，近年来日本以东亚盟主自居，竭尽全国上下之力，从政治、法律、宗教、教育、历史、地理、文学、美术、实业、军事、交通等各个角度，分门别类，对中国国情进行调查和研究，并出版了许多这方面的著作。其中，《汉文大系》、《支那省别全志》等书，每套皆有数十册，每册则有数十万字。

十九世纪末直到抗战前夕，在“满铁”（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的资助下，一群群年轻健壮、被称作“士官生”的日本人，利用假期纷纷来中国做社会调查。此外，“满铁”自身还有3万名员工。他们深入大陆腹地的城市和乡村，记录下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各方面的情报。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满铁”及下属机构编辑和搜集的资料、藏书形成“满铁资料”。目前，中国40多家图书馆或收藏单位藏有“满铁资料”，仅山东省图书馆便藏有“满铁资料”4000余种。直到今天，这份被称为是‘满铁调查’的文献，其庞大的规模和一流的水准，依然让中国的社会学家们叹为观止。以制图来说，一般军用作战地图的比例为1：50000，而“满铁”的谍报人员绘制的军用地图的比例达到了1：10000。也就是说每个村庄的池塘、水井、猪圈、祠堂甚至一棵大榆树都在他们的视线之内。这成了抗战中我国军队在自己的国土上作战却屡屡打不过日军的原因之一。

到了今天，可能又得“忍”了。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日本政府给中国提供的巨额无偿援助或无息、低息贷款中，有不少项目用于支持一些高校、院所的科研活动，它们涉及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多个省份和自治区。有人就发现，各高校或院所在申报项目的时候，日方有时会要求提供一些看来与该项目不是很相关的数据，比如当地的GDP等经济方面的基本数据，社会沿革、交通状况等，该科研项目的内容及发展方向，更是申报时不可或缺的……

日本人不仅搞中国的情报，还将这些或涓涓滴滴、或源源而来的情报，在日本提炼成了一门显学——中国学。

无论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化、教育、文学等各方面，日本的学术界对中国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近代出色的学者有白鸟库吉、桑原骘藏、矢野仁一、羽田亨、狩野直喜、内藤湖南、富冈谦臧、冈崎文夫等人；在现当代的著名学者有竹内好、丸山真男、藤井省三、沟口雄三、安丸良夫等。尽管学者们的观点、立场各异，但他们都取得了足以让中国许多学者汗颜的卓越成就。

历经明治、大正、昭和初年的内藤湖南（1866—1934），是日本近代思想学术史上具有开创性代表性的中国学家。

他本名内藤虎次郎，今日本秋田县人，因故乡毛马内町位于本州北部十和田湖之南，而号湖南。他所开拓的中国边疆历史地理、满蒙历史地理、清朝史等研究领域，以及他所提倡的经世致用、注重原典实证等治学态度和方法，奠定了中国学京都学派的治学方向和学术特征，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一代学风。

1898年，内藤湖南的工作单位《万朝报》社给他放假三个月，并预支三个月工资200日元及旅行补助200日元，此外，得到同乡友人神田清兵卫支助的400日元，又从大阪商船公司借贷100日元。共凑集起900日元后，这年的11月初，内藤开始了他的中国之旅。

辽阔的中国大地，以广阔宏伟的气魄使来自岛国的内藤深为感动。在上海往武汉的船上，他写道：

过了澎浪矶，就到彭泽县，这里是长江南岸，皆山骨嶙峋，威岩争峙……山和江之间，芦花盛开，眺望颇呈奇观。凡大江沿岸，洲渚平衍处，芦荻丛生，往往数十百里不断，时方孟冬，叶败花开，如霜如雪，极目无涯；或曰长天杳渺，云树相接……如此宏远豁大之景观，只有在大陆中原才有缘识得，见惯了我邦以细腻取胜的风光的眼睛是不能想像的，真可谓天地间之大观。（《燕山楚水》，见《内藤湖南全集》第二卷） “忍者”，“恶友”(2) 　　在塘沽到天津的火车上看遍布着白杨林的华北平原，登临古老帝国象征的万里长城，在杭州葱郁的西湖山水间流连忘返……同样骨子里深藏“缩小”意识的内藤湖南，这样比较了中日两国的风景：

要而言之，中国之长在莽苍、宏豁、雄健、幽渺，不在明丽、秀媚、细腻、委曲，赏之如啖甘蔗，渐品佳味；我邦之景，如尝糖蜜，齿颐皆甘。（ 同上 ） 　　这三个月中，内藤广泛考察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地理、风俗、学术学风等。在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人里，有原是珍妃老师、“帝党”中坚的文廷式。

文廷式极大地触怒了“后党”，早在戊戌变法之前，慈禧就已将他革职，永不录用，驱逐出宫。变法后不久，慈禧发下谕旨：“江西巡抚并江苏、湖北督抚密拿文廷式解京。”随后又有拿获即就地正法的密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先避难日本，后亡命沪上。在上海，“铁无可铸神州错，寒不能灰烈士心”，他又参加了“自立会”（原为维新派唐才常等人组织的“正气会”，后改名“自立会”，容闳任会长，严复任副会长）。自立会建立自立军，准备在长江沿岸各省起兵“勤王”。文廷式希望光绪帝东山再起，变法图强，振兴中华。不幸，自立军发难失败，其理想成为泡影。他又潜回原籍萍乡，带头集股合资，打算采用新式机器开采煤矿，结果全县士子张贴揭帖，群起攻讦，只能胎死腹中……

内藤的日记里有此记载：文廷式“年四十四，容貌魁梧……颇通内典，有志于研究世界诸宗教，造诣颇深。举止磊落，不拘小节……盖南方人士中之铮铮者”。

让内藤不胜唏嘘的见闻中，也有被称之为十九世纪两大发明之一的火车在中国的遭际。

在他来之前，日本早有了火车。

大概在佩里的“黑船”送来了那个火车头模型不久，东京的画家们很快便凭着它和自己的想象来描绘火车这个庞然大物，浅草街上精明的商人们也开始出售绘有火车头的“锦绘”。明治维新后的新政府，作为富国强兵的国策之一，就有修筑铁路的计划。只是新政府财政窘困，要修筑铁路得向英国人贷款。新朝诸公们视新政伊始就借外债为“国耻”，`暂且将此计划搁浅。但仅仅过了五年，1873年，新桥到横滨的第一条铁路就开通了。火车的出场成了举国的一件大事，国民们纷纷以乘火车为第一快事，火车票顿成奇货，其价格要高出许多生活必需品。即使如此，那就咬着牙过一段苦日子，全家人也要来体验一番坐火车的感觉。

“汽笛一声别新桥，我的火车要出发……”

——这是内藤十分熟悉、至今有时还哼在嘴边的《铁道之歌》。它被编进小学课本后，其昂奋的旋律在列岛上空广泛传扬。以颂歌献给这个由工业革命里轰隆隆开出来的巨无霸，这就是日本国民的态度。

在中国，早在1865年，在北京的英商集团在宣武门外修筑了一条1华里长的试验性铁路，以此向朝廷推销修筑铁路的好处。英明的清廷洞察了洋人欲操我江山命脉掠我大清资源的险恶用心，严词予以拒绝。

1876年，日本有了第一条铁路的三年后，英国怡和商行修建了一条从上海到吴淞、长约15公里的营业性铁路。仅仅跑了一年，清廷以28.5万两白银赎回并拆除。其理由是未经当局批准擅自修建，而且火车头竟敢妄称“天朝号”。

又过了五年，1881年，在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支持下，又在他老人家的地盘上，修建了一条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为的是运输煤炭。这次既有当局批准，又是国人自己修建的，该是一路畅通了吧，岂料仍遭到沿线从乡绅到卖浆引车者流一片反对。火车震天撼地，吞云吐雾，面目可憎，一看便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必然要搅了地下先人们几千年的大梦，坏了地上庇佑商贾农工的一派风水。无奈之下，蒸汽机车被大卸八块，换上一大群咴咴叫唤的骡子来拉车皮……

中国真正活下来的第一条铁路，竟是在远离大陆的孤岛——台湾。

1887年，台湾巡抚刘铭传获朝廷恩准修建由基隆经台北到新竹的铁路。披荆斩棘，一路艰辛，终于在1893年竣工。仅为中国人跑了两年，台湾即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在与严复、文廷式、张元济、罗振玉等维新志士的交谈中，内藤湖南深感为中国前途计，这个国家必须再上维新变法之途。同时，他心里也有了一个日愈清晰的结论——

近代中国倡言改革以来，维新志士们关于改革的言论，不可谓不多、不透彻，“他们并非不明数百年来的政治积弊，也并非不晓应采用西法，然而，举之行于中国人民之上，则是否能收其功，实为一大疑问。”可见“中国的改革，谈何容易？”（内藤湖南《支那改革之难易》，见《内藤湖南全集》第二卷《燕山楚水·禹域论纂》）

如果说，在戊戌变法之后，内藤湖南对中国变革的前景持悲观态度的话，那么，在戊戌变法的十三年之前，日本就已经有人将中国视为虎落平阳，拔毛凤凰，或者说是一只曾经拉过大阳线、但如今已是彻头彻尾的垃圾股。此人还不是一般人，他是被视为日本近代思想教父，有着“日本伏尔泰”之称的福泽谕吉。

1885年，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一文。随后，日本思想界掀起一股“脱亚”的风潮。 “忍者”，“恶友”(3) 　　“脱亚论”的基本思路是：日本要追随西方国家，步入西方文明阵营，就要毫不犹豫地摆脱亚洲，唾弃中国、朝鲜这样的落后的“恶友”——

我日本国土地处亚洲之东陲……然不幸之有邻国，一曰支那，一曰朝鲜……此二国者，不知改进之道，其恋古风旧俗，千百年无异。在此文明日进之活舞台上，论教育则云儒教主义，论教旨则曰仁义礼智，由一至于十，仅以虚饰为其事。其于实际，则不唯无视真理原则 ，且极不廉耻，傲然而不自省。以吾辈视此二国，在今文明东渐之风潮中，此非维护独立之道。若不思改革，于今不出数年，必亡其国，其国土必为世界文明诸国分割无疑。

古人云“辅车唇齿”，以喻邻国相助。今支那、朝鲜于我日本无一毫之援助，且以西洋文明礼貌人之眼观之，三国地理相接，时或视为同一。其影响之事实已现，成为我外交上之故障甚夥，此可谓我日本国之一大不幸也。

如上所述，为今之谋，与其待邻国开明而兴亚洲之不可得，则宁可其伍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亲恶友者不能免其恶名，吾之心则谢绝亚洲东方之恶友。

1894年的甲午一战，开始应证福泽谕吉关于中国的预言。

据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说，当时宫廷半月之费，即可买吉野级巡洋舰一艘，两月之费，可购一超级主力舰，一年之费，至少可以装备一支排行全球第六、七位的海军舰队；而一个为了让老佛爷乐不思蜀的颐和园改建工程的初期预算即为白银１亿两，可用以组建10支“北洋舰队”而有余。皇室如此穷奢极欲，大清国的海军却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后，正当日本海军全力西进之时，竟然未购一舰！不仅如此，就在1892年，黄海、东海海面上已满是火药味了，大清的朝廷上上下下仍在忙着筹备老佛爷的六十大寿，户部以太后万寿庆典需筹款为由，让海军停购舰艇二年。眼见快舰买不成了，李鸿章只好退而求其次，请海军衙门拨款60万两，购快炮20尊，以替换各主要舰艇上之慢炮，但户部和海军衙门两处，仍一毛不拔。李鸿章不得已，只有从海军日常粮饷给养之中，挤出20万两，聊购次等快炮12尊，以平息舰上官兵之积愤……

而日本倾全国之力，克勤克俭，来打这一场战争，据说连天皇娘子的脂粉钱都捐出来了，很多鸡皮鹤发的老武士都请缨要上战场。

福泽谕吉更是一个狂热的主战派，他在自己创办的《时事新报》上发表倡导筹措军费的社论，并带头捐款一万日元。此举深得军方的赏识，《时事新报》也因此成了海军的御用报纸。他还发表了《日清战争乃文野之战》一文，把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界定成是“文明”与“野蛮”之战，是日本的文明进步与中国的反文明进步之间的战争。

昔日口吐莲花般的盛谢，转而为罡风烈雨式的冷酷。

首相伊藤博文指名要李鸿章担任议和代表到日本马关议和。在谈判桌上，伊氏宣布：“只准说答应和不答应两句话。”

李鸿章问：“难道不准分辨吗？”

伊氏答：“不能减少”。

李鸿章被逼在屈辱的《马关条约》上签字。按照该条约，日本除取得对朝鲜的控制外，还迫使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和澎湖列岛给日本，又从中国索取到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包括1895年11月得到的“赎辽费”3000万两），这相当于日本全国四年多的财政收入。1896年，伊藤博文内阁制定的十年扩军计划，其扩军经费的40%以上直接来源于中国的战争赔款。日本一夜之间成了战争暴发户，靠着这笔钱，加上在战争中夺占的3.6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资源，大大加速了国家的近代化和军队的现代化。

在甲午一战胜利后列岛的举国狂奋中，伊藤博文往常总是睿智、谦和的脸上却是抑制不住的不可一世。

我们实在可以察觉，对大和民族来说，这是一次反叛的节日，一个乱伦的盛宴。

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今，乱伦是日本色情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媒体上常见到有关乱伦案件的报道和介绍，色情书刊中充斥着许多赤裸裸的近亲乱伦内容，父女、母子、兄妹乱伦似乎是日本色情成人读物的永恒主题。在出租色情录象带和激光碟的成人店里，更是大量表现乱伦的影象，“血缘亲人不伦之恋”、“母子通奸大战”等等，一个个片名看得人心惊肉跳。日本漫画作品中也有一些包含暴力、裸体与性、乱伦乱交的内容，尽管是面向中小学生的作品也不例外。

即使在一些比较严肃、在日本社会广受欢迎的文艺作品里，也不时闪现着乱伦的影子。

上世纪80年代，有一部名为《血疑》的电视连续剧，曾引进中国播出，几乎家喻户晓：一对青年男女谈了几十集恋爱，最后男青年发现爱上的是自己的妹妹，但怕引起妹妹的病情恶化，只好怀着复杂的心情继续维持着恋爱关系，直到妹妹病逝，方才了断这种已经处于乱伦边缘的兄妹之恋。

几年前，在日本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女教授东乡和她的助手》，说的是某医学院里有一个高傲漂亮、作风严谨且又独身的女外科教授东乡，她需要一名助手，很多年轻人都因敬畏她不敢去应聘。一个刚从美国回来的小伙子石川不知内情，贸然报名当了她的助手。不苟言笑的女教授对他的要求非常苛刻，但小伙子非常大度，他用日本式的勤奋和美国式的热情改变着女教授的看法，工作之外还领着东乡去唱卡拉OK、游泳、滑雪……结果两人成了忘却年龄差距的情侣。一次疯狂的欢愉后，东乡在他的肚皮上发现了几块胎记，石川竟是她的私生子——她18岁赴美留学，遭一个日裔科学家引诱失真。石川出生了，对方却不愿意娶她。她带着孩子艰苦地念完学业，为了能在日本名牌医学院立足，回国前她忍痛将孩子送了人。情人突然变成了妈妈，虽抱着寻母的目的来到日本，石川却不能接受这个现实。他悲愤交加，几度轻生，最终登上返美国的飞机。东乡眼含热泪偷偷目送儿子，从机场回来，她一下病倒了…… “忍者”，“恶友”(4) 　　日本法律制止乱伦。官方舆论对乱伦行为是严厉谴责和极力反对的，对父亲强奸女儿或儿子强奸母亲的要处以重刑。

但乱伦已成为日本文化中无法回避的突出现象。现实生活里人们也喜欢议论涉及乱伦的消息，不少日本人都认为乱伦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两相情愿就等同于一般的男女偷情。在议论别人的乱伦行为时，总有些人不以为耻，甚至带着有些艳羡的语气。 　　是否可以这样说，乱伦——作为现实生活里不可能冠冕堂皇实现的一种心理补偿，它可能成了大和民族的神经的兴奋元之一。其潜意识可归结于列岛的创世纪神话，在神话里日本本来就是兄妹乱伦下的产物。

如果说，血缘上的乱伦可以让人有冲决禁区的巨大刺激，如服海洛因一般的强烈兴奋；

那么，文化上的乱伦，即“逢蒙学射于羿”，又终杀羿——学生反叛了老师，从长期以来对中国文化的压迫感下解脱出来，并对其施以乱暴地践踏，在大和民族的深层心理上多半会有快畅地发泄……

民国前，章太炎先生旅居东京。常有人上门求字，他则常抄《孟子·离娄下》的数语与之——

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 一场被忽略的启蒙(1) 　　日本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其“明治”二字，取自《易经》中的“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一句，“维新”一词出自《诗·大雅·文王》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就是这个旗号上也溢透着中国传统文化浓厚气息的运动，却对白发千丈、满目苍凉的中国文化绝尘而去。昔日对中国经常自称“小邦”、“下国”的日本，认为先生已十足一老朽也，再也没有了什么可学之处。 　　不得不咽下甲午战争战败的苦果，不得不蒙上割地赔款的深重耻辱。

诚如章太炎先生的满腹悲愤，当时的中国最有理由如时下的网上——一些激昂的文字在高喊“抵制日货”、“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过日本湾，制造东京大屠杀！”……

但总体上看，清末的有识之士们，甚至某些时候还包括在许多事上已昏聩不堪的朝廷，罡风烈雨之下，却在昔日学生的反叛上取了一种平静的态度。

这是一种大痛后思痛的平静，一种服了不甘而不服不行的平静，一种深水湍急而河面徐缓的平静。正是这种不平静的平静，使中国很快地视日本为老师。就是章太炎先生本人，悲愤归悲愤，他还是做了不顾鞍马劳顿之苦的唐僧，去了日本这方西天取经……

可以说，自清末起，中国的语言文字，政治军事，改良革命，科学教育……乃至风俗礼仪，无一不受到日本的巨大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上超过日本。

現代汉语中来自日语的新词，倘若用心梳理，数量很是惊人。实藤惠秀在《中国人日本留学史》一书里开列了一张数目庞大的词表，但是仍有人认为他还未穷尽所有新词。新词引入的规模之大，涵盖面之广，大概只有中国中古以来大量出现的佛经词可以相比。据有人統計，中国人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詞、术语，约有70％是從日本输入的。雷頤先生在介紹美国学者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的《“黃金十年”》一文中，写道：

通过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日语词汇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有意思的是，这些词汇甚至迅速取代了“严译”（按：指严复的翻译）的大部分术语。这些几乎涉及各类学科的新词汇或是现代日本新创造的，或是使用旧词而賦以新意，现在又被广大中国知识分子所借用，這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並且促进了汉语多方面的变化，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术語、词汇，大都是此时自日本舶來。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政党、方针、政策、申请、解決、理论、哲学、原則等等，实际上全是来自日语的“外來语”，还有像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数不胜数，全是來自日语。

“经济学”和“哲学”，在中国以前叫“资生学”、“智学”，——听起来后者倒是像日文，它们却是地地道道的中文。与此相似的还有“政治”、“经济”两词，汉语中过去的“经济”原意为治理国家；如今连小学生都知道不能用“经济”来治理国家，必须用“政治”了，而且还得是“无产阶级政治”，而这“无产阶级”一词，也是从日文里引进的。当年大量新名词涌进中国，曾引起一些人惶恐不安，犹如自家的祖坟就要给人刨了。即使维新派的一员大将张之洞也有点担心，他曾在一份公文上批道：不要使用新名词。他的幕僚辜鸿铭即告诉他：“不要使用新名词”中的“名词”二字就是一个新名词，亦来自日本。

试想想，如果能够像“抵制日货”一样，中国人大义凛然地彻底地扫荡去这些来自日本的词语，现代汉语将会陷于怎样尴尬乃至无助的境地？除了上面提到的，还有——

取缔、取消、引渡、样、手续、的、积极的、消极的、具体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权力、义务、当事者、所为、意思表示、强制执行、第三者、场合、又、若、打消、动员令、无某某之必要、律、律师、代价、亲属、继承、债权人、债务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损害赔偿、法人、重婚罪、条件、契约、从而、如何如何、卫生、文凭、盲从、同化、代表、压力、排外、野蛮、公敌、发起、旨趣、什么什么族、派出所、警察、宪兵、检察官、写真……

真可谓俯拾皆是，或者说天网恢恢，无可逃匿。

若我们硬要逃匿出这张大网，那就有很多话说不成了，尤其是台面上的话，它们纷纷扬扬，断成了一地鸡毛，而我们这个十分注重台面的国家，在很多方面只能“失语”。

更重要的是，词汇是一种概念工具，如此多的新名词，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语言表述方面的新意，还必然伴随着对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文化形态的巨大冲击和革新。每当想起中国人用以思考、对话、演说、写作的大量概念中，竟有70％是来自于日本人的營造，我们就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事实：日语词汇的大量涌入，对一百多年來中国人的思維，一百多年來的中国文化，因此，也必然对一百多年來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

或者，是否可以这样说，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不管说什么，想什么，在中国人与对象之间，都隐隐约约存在着一个第三者——日本。 一场被忽略的启蒙(2) 　　一个时期的出版物，总是可以反映出社会的文化走向。1896年—1911年，是日文书被翻译成中文的高潮，共有956本日文书被译成中文，1912—1937年间则有1759种；相比之下，在1896—1911年间，日本从汉文译过去的书只有16本而已。而在明治维新之前，仅在中国国内印了一两版的魏源的《海国图志》，传到日本后被大量地翻印，一共印刷了15版，价钱一路走高。日本开始了解西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本书，明治维新的不少重要人物就是在它的影响下提出“开国论”，反对“锁国论”，终使维新取得了成功。 　　在大量翻译过来的书籍中，以大中小学校的教科书为大宗。这些新教材铺天盖地，铺向不久前仍在被读“四书”“五经”之声缭绕的中国的城市、乡镇。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了著名的“癸卯学制”，它模仿的是日本的教育体制，这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实施的正式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堂为五年制，高等小学堂四年，中学堂为四年，高等学堂及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四年，自进小学到大学毕业，共需二十一年。此外，初等小学堂之下有蒙养院，大学堂之上有通儒院。当时，各地常为使用旧式教材或新译教科书起争执，使用何种教材便成了新学与旧学的标志之一。

教科书外，中译书里还有不少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它们大大抬高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一些新的颇为科学的学术规范得以形成。

以历史写作为例，中国传统的写法是一朝接着一朝写下去，貌似断代精确，实则社会演化难以河清海晏，泾渭分明。日本学者桑原紫藏的《东洋史要》却不是这样，它取西洋“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期来分中国历史，第一期断至秦皇一统，称之为汉族缔造时代；第二期自秦皇一统至唐亡，称之为汉族极盛时代；第三期自五代至明亡，称之为汉族渐衰，蒙古族代兴时代；第四期括满清一代，称之为欧人东渐时代。此书翻译出版后，一时间学术界如上层楼，耳目一新。后来许多研究中国历史的人便有意用这种大眼光，下笔之际，纷纷以四期来分。一位留心观察中国史教科书的人发现：“近年出版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氏为准，未有变更其纲者”。

翻译工作，主要是由留日学生们完成的。

甲午战争失败后，开始有中国学生去日本留学。当时，在主张派留学生赴日本的权柄中，湖广总督张之洞被认为是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在1898年所著的《劝学篇》中提出了一系列推进教育近代化的具体措施，其中对提倡留学日本的论述尤为强调——

至于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路近省费可多遣；去华近，易考察；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劝学篇》下 ）

日本在接受中国留学生的态度上也表现出了相当的热情，大概是做了千年的学生，一旦做起先生来，那脚下便立马垫起了高高的优越感。

1898年冬，日本驻华使臣矢野文雄以日本国的名义，通知大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今日之外交部，称该国政府愿意接受中国留学生并支付经费。日本人愿出这笔银子，并非出于侠骨柔情，日后我们就可以看出这当然不是为着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而且这笔钱在清朝的巨额赔款里只是一个很小的数目。

以清国留学生会馆在1903年所作的调查为例，当时的留日学生共来自19个省，其中居前列者为江苏175人，浙江154人，湖南130人，湖北126人，广东108人、直隶77人等省。奉天、山西、陕西、河南、广西、贵州、云南等省的留日学生均寥寥无几。这除了反映出当时各省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外，亦有地理和人为等方面的因素。仅仅过了三年，1906年赴日本的留学生达到了8600人。增长的原因，主要是上一年里日本战胜了俄国，黄种人第一次打败了白种人，更进一步震动了中国的热血青年；以及中国废除了科举考试，出国留学成了一条新的出路。以后几年，留学日本的学生人数都超过了8000人。

如此大的数字，是到当时为止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

三分之一以上的留学生，来自于士官学校的士官生，他们在国内投考士官学校，就是为着日后进入日本军事学院作准备。有趣的是，其他的留日学生大部分人的目的不是学习日本文化，而是学习西洋文化，准确地说是学习日本人学习西洋文化的方法，当然也包括从日本转手得到的、已打上浓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识。在这方面，较早接受中国留学生的是早稻田大学，1905年，该校便开设了“清国留学生部”，三年间共培养了2000多名中国留学生，其中就包括了李大钊、廖承志。

留日学生成立了许多译书团体，如译书汇编社、教科书译辑社、湖南编译社等等。并在日本掀起了一个兴办华文报刊杂志的髙潮，各种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在1900年至1911年短短的10来年时间里，由中国留学生和流亡知识分子在日本创办的报纸刊物达70多种，在唤起民众、启迪民智、救国图强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勾勒了当时的盛况：“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辄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 一场被忽略的启蒙(3) 　　他还注意到，英美留学生在戊戌变法前后这一场大规模引介西方思想文化的运动中几乎不扮演什么角色，反倒是一群不通西洋语言文字者（主要指留日学生）担当最重要性的角色，这种情形一直要到民国初年英美留学生取得思想文化上的优势后，才出现了所谓“镀金派”——英美留学生与“镀银派”——日本留学生的分别。最后“镀金派”压倒了“镀银派”，成为思想文化界的骄子。 　　总而言之，这场运动堪称是提早于“五四运动”的一次伟大的启蒙。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当时又称白话文运动，前面提到的来自于日语的大量新名词的涌入，对于冲击文言文这一古老、凝滞的文体，给予化蛹为蝶般地改造，无疑发挥了直接的作用。

而且，有论者注意到：现代中国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都是从翻译日文著作开始了解现代学科的。章太炎、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和鲁迅先后翻译了日本近代以来的重要知识分子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中村正直、中江兆民、幸德秋水等人的著作。中国的新小说、新诗、新戏剧，在很大程度上也受益于日本文学的启迪。“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是在日本写成；郁达夫的《沉沦》里看得出日本私小说的印痕；周作人的散文明显带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鲁迅的杂文里则总有一个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近代中国的启蒙是一个连续体，它不是在一次发动中完成的。晚清这一笔由日本引入的思想资源，虽然不像日后由“五四运动”标志的新文化运动那样轰轰烈烈，光辉彪炳，但它在中国的大地上，无疑是孕育后者躁动不已的母腹，船帆已经升上地平线的桅杆，只不过很长时间被中国近代史论者给有意无意忽略了。 历史的吊诡(1) 　　旧瓶装新酒的改良，拷贝自日本——

康有为在维新期间，向光绪皇帝进呈了关于俄、日、波兰、法、德、英六国改革变法的著作。其中以《日本变政考》一书尤为重要，称是这些“变政记”的代表作。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维新干将，也都在维新期间不断地宣传明治维新，主张从日本吸取变法自强的经验用于中国的变革。 　　梁启超在1897年——即戊戌变法前一年里写到：

彼夫印度之不易，限于种也。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用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绝。唯黄之与白，殆不甚远。故白人所能之事，黄人无不能者，日本之规肖西法，其明效也。日本之种，本出于我国。（《论中日之将强》，《饮冰室文集》之二）

次年，在戊戌变法短短的103天内，光绪皇帝连续颁布了83道除旧布新的上谕，可谓大部分是从《日本变政考》中移植过来的。

以教育方面为例，明治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通称《学校令》。其中有1886年的《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小学校令》，《中学校令》，1889年的《实行教育令》。《学校令》把小学和中学分为两个阶段，小学分成寻常小学四年，高等小学四年，寻常小学作为国民教育，高等小学为中学输送人才。中学分为寻常中学五年，高等中学三年，前者为普通教育，由县府管辖，后者由文部省管辖，分科授业，为大学输送人才，实属大学预备学校，全国共设五校。师范学校也分寻常师范和高等师范，前者每府县设一校，招收高小毕业生，后者招收寻常师范毕业生，只在东京设一校。帝国大学分本科和大学院……《学校令》及其后继举措在列岛上贯彻下来，大约用了六七十年时间，日本便走完了发达国家一百多年甚至二百多年的发展历程，由教育落后的国家而跻身教育发达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行列。

在光绪的诏令中即有：提倡西学，把原有的封建书院一律改成新式学堂，学习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知识；在北京创办京师大学堂，各省兴办高等学堂，各州府县分别设立中、小学堂，并开办各种专业学堂，如北洋矿务学堂、医学堂、编译学堂，茶蚕桑学堂等；奖励、鼓励地方有产业的士绅在各省府县开办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农务学堂、工学堂、商学堂，以学习、引进和研究西方的农业、工业方面的新工艺、新技术；废除八股文，一律改试策论，为选拔时务人才，在传统的考试取仕外，诏举经济特科，要求各省的主要官员，各举新知，保荐人才，探讨日本明治维新如何在短短三十年内改变了日本的历史……

“百日维新”的后期，曾三度担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以非官方身份来中国考察变法情况。他是严复在英国海军学校的同学，同窗期间，严复的成绩总在他之上。留英结束后各自归国，严复落落寡欢，去了福建马尾的水师学校教书；伊藤回到列岛，天皇亲自到码头迎接。再后来，严复以翻译《天演论》暴得大名，但仍不受重用，最后思想日渐保守，做起了保皇党；伊藤则成了明治维新的扛鼎人物，其最大贡献是起草了明治宪法和组织两院制议会，并位居首相高位。

他此次来中国之时，在北京的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极力鼓吹清廷该请他任改革顾问，朝廷里也有人呼应，光绪便接到了如此胆大的奏章——干脆由伊藤担任中国的首相，在中国来一个明治维新的“盗版”“盗印”。

9月20日，即戊戌政变发生的前一天，伊藤觐见了光绪皇帝，据说二人商议了“公筹东亚安全之策”和日本“襄助中国”的计策。

在政变发生的几天后，李鸿章在北京贤良寺寓所会见了伊藤博文。据说，一见面，伊藤就说：当下中国要改掉的东西有很多，最要除去的是看自己是“泱泱大国”，天下居中，看周边国家都是尚未进入“人之道”的原始国，你们再也不要用以“虫”、“兽”偏旁的字去称呼这些国家了……

两人也一起探讨了变法失败的原因是“变法太急，用人不当”。

过了几年，在内藤湖南来华后在上海与文廷式的交谈中，文廷式谈到：近来中国有人主张中国改革要联合日本，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借重日本的兵力，去解救出困在瀛台孤岛上的光绪。虽然文廷式反对此举，以为是“一时权宜之计”，但他也认为日后若变法风潮再起，仍需借用日本人才，借鉴日本经验，承认日本对中国的示范作用。

可以说，文廷式的以日本为样板的理论，基本上反映了当年许多改良派人士的普遍想法。

砸碎瓶子、要打出一片新天地的革命，其源头也在日本。

孙中山足迹遍及各世界强国，最终选择以日本为革命的“根据地”。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他逃到横滨，剪掉辫子，穿上日本裁缝做的合身西服，还蓄起小胡子，毫不费事地冒充日本人。他本名“逸仙”，又为自己取了个日本名字——“中山樵”，日语发音为“那卡雅马”。他没有料到，自己的中国名字今天少有人知道，他却是以日本名字传世的；这“歪打正着”，便有些像他身上那套其实是由日本式学生装演变而来的“中山装”，后来竟成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朝官员们的标准服。 历史的吊诡(2) 　　孙中山将日本看作中国的“天然盟友”，他创建的兴中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在他看来，对甲午战争后给了中国多少耻辱与灾难的日本，不必较劲，反可以借用其力；倒是现在代表着中国政府的满清皇帝，却是必欲首先驱除的“鞑虏”。如果说此时，他的话还有些闪烁其词，那么在1905年成立同盟会时，由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共同拟定六条政纲中，其中第五条就说得颇是直白了：“主张中日两国国民的联合”。 　　在中国民主革命先驱们的周围，很有些来自日本的“友人们”。如孙中山身边的宫崎滔天，如黄兴身边的萱野长知，宋教仁身边的北一辉。兴中会最早见诸名单的129名会员中，即有犬养毅、宫崎兄弟、六原太琢、副岛、寺尾、山田兄弟、菊池、萱野等多名日本人参加。实际参与者远不止这几位。据萱野记载，跟着孙中山积极活动的日本人，大约有三百人。仅惠州之役，参加暴动的日本人便有平山周、山田良政、尾崎行昌、岛田径一、宫崎寅藏等六七人，其中山田战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