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拒绝遗忘.4

这些参加了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们”，其中不能排除有念着中国人民的苦难，如白求恩这样不远万里来中国干革命的义士，但多数人是些对中国深怀扩张野心的冒险家，“忍者”，或是在列岛内混不下去，就到大陆上来打秋风的“浪人”。

如宫崎滔天便直接接受日本外务省的派遣和经费，渗透、影响并参与中国革命党的活动，向日本政府汇报中国的情报，以利用反清势力牵制清廷的反日政策。负责此项牵制策略的，正是时任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重要智囊、后出任首相的犬养毅。

再有，北一辉早年虽是中国革命的同情者，然而满清覆灭、民国成立后，他所抱有的狭隘民族主义立场，使其成为侵略中国最狂热的鼓吹者之一，也是日本著名的法西斯理论家和日本法西斯运动的首创者。北一辉最重要的“理论创造”就是在上海写成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该理论宣称解决日本危机和生存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大亚细亚主义”建立世界联邦，而日本是当之无愧的领导者。日本要完成称霸亚洲的使命，必须打败英美，建立一个北起西伯利亚，南到大洋洲的大帝国。

1915年1月11日，日本驻华公使面交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一份二十一条决议书，史称“二十一条”，要中方签署。其理由堂而皇之，天上没有掉下来的馅饼，地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日本有权要求对当年支持中国革命予以回报。所谓“支持”一说，一便是如海鳗一样梭巡于大海两岸的“友人们”，二指孙中山的革命很长时间里得到过日本外务省秘密资金的资助。

先后担任“北伐”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中央总裁、中华民国总统的蒋介石，则两度赴日本学习。

第一次是在1906年春天至冬天。日后他曾回忆到，东渡日本的轮船上，有一位同船的中国学生，吐了一口痰在甲板上，被一位中国船员看到。后者告诉他：“一般日本人是不会随地吐痰的；要吐痰、就吐在手帕上或卫生纸上，然後折起来放回口袋，带回去洗涤或是扔掉。”这一件事，给蒋介石的印象很深，经久不忘。大概这便是1934年他在江西忙着“剿共”，还在行营所在的南昌和夫人一起发动“新生活运动”的缘起。

这一次在日本停留的时间虽然短暂，却有一个重大的收获，那就是结识了正在日本学习警察和军事的陈其美。陈其美也是浙江人，後来为建立国民党组织系统立下汗马功劳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就是他的胞侄。因为陈其美的关系，蒋介石认识了很多当时留日的革命志士。

1907年，清廷陆军部在保定创立“通国陆军速成学堂”，简称保定军校。向各省招考学生，规定每省考选40人。浙江省的40人名额，大多数已被清廷为实施军事教育而设立的其他武备学堂与弁目学堂保送入学的学生所占去，只剩下14个名额，全省却有1000多名青年在杭州报名投考。蒋介石幸运地成了这14个名额中考取的一个人。真是心想事成，他上保定军校的目的，就是要以此为跳板东渡日本。当时国内的四大军校中，保定军校因有大量受政府奖学金或利用家庭资助而留洋的精英而让广大考生眼热，日后在辛亥革命里该校毕业生也因政治上最为激进而闻名。。

蒋介石在保定军校，只呆了两年不到，炮兵科肄业。1908年，过了春节，没有来得及向家乡亲友们告别，就匆忙启程，先到大连，由大连乘船前往神户，再换乘火车到达东京。由於中国当时还没有开设中日之间的定期航运，这一行人乘的是日本商船。在商船上，由船员到服务生、厨师差不多都是日本人，中国籍的服务人员只不过两、三个人而已。蒋介石对此颇有感触，他对同学说，只要举出乘船旅行一点为例，就可以体会到我们的国家是在外国的支配之下。

到了日本，进的是振武学校。该校是1903年由日本政府将座落於东京河田町、原为日本士官学校的临时校舍，提供给清朝留日军事学生而专门设立的陆军预备学校。自戊戌变法失败之后，革命思潮开始在留学生群中流行起来，清廷屡屡为此向日本政府交涉。这样做，有利于当局对留学生集中管理，加以约束。蒋介石这批是第十一期学生，每期学生受训三年，毕业之後，以见习军官身分，分发日本陆军各联队（团）实习。先后在该校学习的国民党高层人物还有阎锡山、何应钦等，但同窗学友——从进入保定军校，到留学振武学校、又毕业后同分去新泻县高田野炮兵第十九联队实习，直至于参加辛亥革命的整个青春时代，一直和蒋介石形影不离的，便是张群了。 历史的吊诡(3) 　　张群对於那一段时间的学生生活状况，有如下的回忆：

“在振武学校留学的时候，只有星期天可以外出；我们租了一间只有在星期天才使用的房子，有十二个榻榻米那麽大，大家都在那里聚集谈话。

“有兴趣的事情之一，是自己做饭吃。在那个时候，日本人还没有吃猪内脏的习惯，一 头猪的内脏全部买下来，记得只要八角钱，非常便宜。我们每人每月可以领到日元十三块钱（政府发给十元、学校发给三元），在一顿早餐只要花四分钱的时代，相当宽裕。用炭炉生上炭火烧饭，大伙吃在一起。当然蒋介石也会上街买菜和做菜。

“记得还有过这麽一回事，由於管束留学生的规则太严厉，为了抗议，我和蒋介石俩个人扔下了退学报告，拔腿便走，跑到神田的一家中国料理店，仅是啃面包和饮水，死守着不出去，差不多有一个月，严峻的学校当局终於软化，结果只给予我们俩人稍稍扣分的处分，要我们回学校恢复学业。

“就这一点，可以了解蒋介石在当时的革命青年面目，真正是呼之欲出；是一个正义感很强，性格很激烈，对於不合理的事情便会大发雷霆的人。

“蒋介石和我，也不知道是什麽原因，自保定时代以来就很投契；我最初的志愿是学习步兵，但因为受到他的影响，中途改学了炮兵。

“当时，我每个月总要抽三块钱的香烟，但是蒋介石却烟酒不沾，生活规律非常严格。

“不过，在畅谈革命之馀，也会抽暇乘电车在市内游览，或是到江之岛一带游泳，也曾度过欢畅的学生生活……”

——（日本《产经新闻》编辑委员古屋奎二采访张群记录）

蒋介石也始终记得这份同窗之谊。张群先后出任上海市长、四川省主席、行政院院长、总统府秘书长、总统府资政等要职，在中华民国的内政和外交方面曾有过相当的影响力。到了台湾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张群住在台北市士林蒋介石官邸的比邻，两家可以从庭院里面通过栅门过往。

入振武学校之初，蒋介石有一本经常携带在身边的小册子——邹容写于1903年的《革命军》。作者认定使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在于满洲朝廷。书中他激昂地呼吁“要使中国为中国人的中国”、“打倒满洲人所树立的北京野蛮政权”、“诛杀满洲皇帝”、“把满洲人从中国赶出去”、“以杀报仇”、“创立中华共和国”、“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的国家”……为此，邹容被捕下狱瘐死。

蒋介石对书里的许多字句都能背得出来，有时梦寐之间也好像是和邹容一起在对“满洲人”作战。在寄给表兄单维则的自己一张戎装照片上，他写了一首七言绝句： “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不久，他和陈其美重逢，后者介绍他加入同盟会。他和张群还加入了在同盟会会员中军事留学生们所组成的一个秘密团体“丈夫团”。团名取“丈夫”两个字，是从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而来。蒋介石还和黄郛一同创办过《武学杂志》，该杂志也是留学军事的革命青年们的重要言论平台。

1910年6月，在振武学校求学的最後一年，也是通过陈其美介绍，蒋介石第一次和孙中山见面。孙中山不久前自檀香山来，清廷指他为危险人物，要求日本政府将其驱逐出境，他只能在日本停留两个星期，便要去新加坡，他是在极其匆忙中腾出点时间来见蒋介石的。

中华民国的创始者与中华民国长期统治者的第一次见面，在中华民国的历史上自然具有重大意义，但其时日、场所、谈话内容等情况，无从稽考。唯一的纪录，是孙中山在会见之後向引见者陈其美说起对蒋介石的印象：“我们的革命运动，实在需要像这样的人，在同盟会来说，是很难得的人材，他一定会成为革命实行家。”

日本之旅，实在是决定了蒋介石一生的道路。

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改良很快成了一堵一推就倒的残垣朽墙，革命则成了惊艳于中国夜幕之中的一道道壮丽的萤飞电闪。

一位俄国历史学家这样说过：在俄国，革命并非仅仅被理解为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种冲突，革命简直是一种宗教。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情况就更是如此了——对当时的许多热血青年来说，革命被视为唯一正确的人生目标。举凡生活中的一切，都没有独立的价值，惟有从属于至高无上的革命才有意义。革命是一个人们应当为之生为之死的东西，而被革命潮流所抛弃，甚至被认作是逆潮流而动的反革命，那就比单纯的肉体死亡还要更加痛苦。革命既是人生的唯一目标，也是人生的唯一归属。

但在这革命中，按照经典说法，既有孙中山、蒋介石等国民党人发动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有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终身的“无产阶级革命”。

后者，一切无不是以人民的名义发起和举行的，并被礼赞之为人民的盛大节日。而且，正如在俄国的土地上已经发生的“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在初期的高扬反抗与复仇的急风暴雨中，人民确实能够挥洒一股盛大节日般的豪兴，因此，革命不但比起改良来，比起列宁激愤地斥责为“虚伪”、甚至“帮凶”的“资产阶级革命”，亦更容易红透人们的心理世界。 历史的吊诡(4) 　　革命还总有“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战地黄花分外香”的诗意描绘，它总是强调自己前无古人、空谷幽兰的独创性与纯洁性，于是，革命对于不甘平庸、总想做出点什么，否则这辈子就白活了的年轻文化人，具有更强烈的诱惑，甚至可能他们自己就是盗来火种的普罗米修斯……

必须要先提到一个人。 　　河上肇（1879—1946）。1907年，河上肇到京都帝国大学担任讲师，讲授经济学和经济学史，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教书匠。十年后，他因写作出版了《贫乏物语》一书，一炮打响日本经济学术界。此书包括上篇《有大多数人是贫穷的》、中篇《何以大多数人是贫穷的？》及下篇《如何根治贫穷？》。河上肇对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作了具体深刻的揭露，并试图从分配上探求其产生的原因，他企图用抑富济贫的方法来解决社会矛盾。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次年日本又发生“米骚动”事件，受其影响，河上肇逐步转向马克思主义。他认为，社会已分裂为利害相反的两大阶级，仅仅从抑富济贫入手来根治贫穷，无异与盲人摸象；要寻求从根本上治疗贫穷，惟有走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他还提出，作为知识分子，不仅要有议论社会问题的自由，而且要有从事实际运动的自由。

1928年，河上肇辞去教职，告别京都帝大，结束了长达21年的京都时代，投入无产者的实践运动。他的影响却深深植根于京都帝大美丽的校园里。那时日本学术圈都很清楚，读京都帝大的学生，如果进出校园时不夹几本有关社会主义或是共产主义思想的书籍在腋窝下，会被同学耻笑为跟不上时代潮流。即使在日后艰苦的战争年代，京都帝大也一贯是日本共产主义的大本营。该校的男学生被戏称为“马克思男孩”，女生也乐于被人冠上“恩格斯女孩”的封号，可见左派思潮之盛行。而且，受河上肇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无远弗届，不仅在京都帝大，还在早稻田大学、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等著名高校，课堂上下，校园内外，也时有师生之间学习、讨论社会主义理论的盛况。他的直接间接的学生可谓遍及日本社会各个阶层。

河上肇的一系列文章及其广泛影响，引起当局极度不安。一进入战争时期，日本政府查禁社会主义思潮，压制共产党组织活动，一下变得不遗余力。1932年间，河上肇被警察逮捕入狱，日本共产党组织也在1933年前后全部覆灭。日本共产党的新生力量，直到二次大战结束后的1945年才再度崛起，此后的日本却成了一个西方民主型国家。

历史就是如此地吊诡——

河上肇播下的种子，在自己的祖国没能开花，却在大海另一边结出了硕壮的果实。

1917年夏，１９岁的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即筹划去日本考官费留学。他给同学的赠言是：“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同年，周恩来抵日本，入当时东京神田区中猿乐町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日语。该校校址，现为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２丁目２０号，已经改建为高龄者中心和爱全公园。周恩来当年在此留学的纪念碑就建在一派安恬、静谧气氛的公园内。公园附近有著名的神田书店街，周围大学林立，近处有明治大学、日本大学、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稍远处有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过往行人多是年轻学生，这里是东京都内最有朝气的街区。

周恩来当年寄宿在离学校不远的三崎町。当时，中国留学生的生活都很节俭。他写给南开同学陈颂言的信中说：“乍至，席地而坐，而饮，而食，而读，而卧，颇觉不惯，久之亦安。食日本餐，食多鱼，国人来此者甚不惯食，弟则甘之如饴，大似吾家乡食鱼风味，但无油酱烹调，以火烤者居多……” 原横滨国立大学教授冈本隆三在《留学日本时期的周恩来》一书中，引用与周恩来有过接触的长岛善雄的回忆说：周恩来上学时穿着黑色立领雪花呢制服，戴着俄式帽子，平时穿和服，脚蹬一双木屐，是一位英俊潇洒的青年。

据当年见过周恩来的日本人回忆和有关资料介绍，周恩来那时并不是天天上学，他花了大量时间在宿舍看书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了，他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些有关介绍，便以极大热情关注俄国革命的发展。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界利彦创办的《新社会》杂志等，尤其是河上肇的著作如《贫乏物语》和由他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他在一首诗说：“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他旷课的时候更多了，他是留日学生一些游行集会的组织者和领导人，有时得外出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

1919年春天，周恩来离开日本回国。在回国前写给友人的信中，有“家国恨，天下事，不堪一提！极目神州，怆怀已达极点！”“苦吾民矣，为之奈何！”等语。回到中国，他随即投入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此后他对于中国革命和这个处于巨变的国家所起的作用，可以借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写在周恩来离世五年时后的两段话——

一位在台湾的国民党官员甚至对我这样说：“在内战时期，只要有周恩来一个人在我们这一边，那今天在台湾流亡的，可能就是毛泽东了；安居于北京的可能是我们。”这官员的话语，是否夸大姑且不论，但他有一点说得很对：过去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估价过高了。毛泽东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征服中国，统治中国。假如没有周恩来，他是否能取得这样的成功，那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应该记住一点是，并不是由于有毛泽东一个人，而是由于有他和周恩来的合作，才使他们赢得了中国。 历史的吊诡(5) 　　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则可能会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

——（《领袖们》）

1972年，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周恩来对来访的田中角荣首相说：“我是在神户乘货船从日本回国的……”

他还问田中：“上野的树林还有吗？……” “神田的书店街怎么样了？”

他说得最多的还是樱花。仿佛有正怒放的绯红粉白的烟霞布满了会见厅，因为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里极力操持这个危船般的国家，他显得疲弱、沉暗的脸上一下亮堂了，他说：“我想在樱花开放的时节再去访问一次贵国”……

李汉俊，原名李书诗，湖北潜江人。1904年，年仅14岁的李汉俊东渡日本求学，留日期间与河上肇相识，受其影响，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他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留日期间十分勤奋地学习马克思原著。

1918年，回国到上海。他以饱满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从事翻译和撰写工作，创办或编辑了《劳动界》、《新青年》、《星期评论》、《共产党》，它们均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最重要刊物，影响了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在内的整整一代革命青年。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曾评价到：李汉俊是中共中“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

陈望道，浙江义乌人。留学日本时，结识了河上肇、山川均等日本著名左派学者，并爱读他们译介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原来想实业救国的他，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而这革命，可不是辛亥革命，该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这是他一生中重大的转折点。

1919年，他返国，被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聘为语文教师，即以学校作为阵地，热情地响应新文化运动。不久，曾留学日本的戴季陶给他来了一封信，此公在日本时就想将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转译成中文，又觉自己工力不够而放弃。这时候，他再次萌生此念，想邀陈望道译出，并在他主编的《星期评论》上连载，随函他附来了一本日语版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在日本时已读过此书，深知其分量。近年来，国内虽有不少有识之士译介它，但都是片断，或者文不达意，甚至谬误到可笑。如有人竟将宣言中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译成了这样一句半文不白的东西：“嘻，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

二十世纪之初的上海，可谓中国一个偌大的海德公园。早就徘徊于欧洲的那个幽灵，正是从上海滩上不动声色地飘荡进了中国的历史天空。

当时在上海宣传社会主义思潮影响较大的有三股力量：一是陈独秀领导的新青年社；二是国民党创办的星期评论社、觉悟社。星期评论社出版《星期评论》周刊，编辑是戴季陶、沈玄庐和李汉俊，撰稿人有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等。觉悟社出版《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是清末举人、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左派邵力子；三是研究系张东荪等人组织的共学社，出版《时事新报》。在以上人物中，除了前面提到的李汉俊、戴季陶，还有陈独秀、张东荪、邵力子、沈玄庐，都曾在日本留学。

1920年6月间，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开始筹建，选举陈独秀为书记。7月19日，再次举行筹备会议，这次会议为未来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会上，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坚决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成员最初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俞秀松、施存统、李达、陈望道、陈公培、赵世炎、林伯渠、李季、袁振英、周佛海、沈雁冰（茅盾）、杨明斋等，稍后又有李启汉、刘伯垂等人参加。 其中，除了前面提到的人物外，还有李达、周佛海、施存统先后在日本留学。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

据统计，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一大”代表，包括其创始人“南陈（陈独秀）北李（李大钊）”，以及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均曾东渡日本。

其实，不是苏俄，而是日本，不是“阿芙乐尔”号的一声炮响，而是划过东太平洋波涛的一阵阵汽笛，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改良救国，革命救国，军事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

与这些景仰与主张相伴随的，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还有许多中国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东渡日本。他们中有：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杨度、彭湃、鲁迅、郭沫若、沈钧儒、郁达夫、李叔同、夏丐尊、沈尹默、杜国庠、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倩……

日本，真是一个燕瘦环肥、各擅胜场的地方。

日本，至少在百年里标识了中国人的路程。

去日本留学的“镀银派”们更多地接受了革命思潮，在欧美留学的“镀金派”们则更多地认知西方的民主、科学。中国的现代史上，显然是“镀银派”跑马圈地，风发泉涌，而“镀金派”一般多在书斋、报馆里呆着，徒有几声议论。直至上世纪中叶，中国七斗八斗，仍振振有辞：“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其激进思潮源头，恐也与当年“镀银派”呼风唤雨有关…… 历史的吊诡(6) 　　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想让人上天堂，你就叫他去日本；如果想叫人入地狱，你就让他去日本。

在我见到的一份百年百名汉奸名录上，其中许多人都在这个列岛的清光樱雨下度过了青春岁月。 　　他们中有在北洋政府里任内阁成员、在五四运动中被学生们一致要求惩办的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三人；有日军侵华时汪伪政权的头面人物汪精卫、周佛海、褚民谊、陈壁君等人；有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三巨头之一、出任议政委员会委员长兼教育总长的汤尔和； 有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有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主席殷汝耕，以及号称汪精卫"文胆"、曾任伪中央宣传部政务次长、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华日报》总主笔的胡兰成 ……

当年日本政府以提供留学经费为诱饵，所抛出的一条长线，终于钓到了这批大鱼。他们肯定不是小鱼，是因为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为日本谋得了巨大利益，同时，又无不给当时各地的人民带来深重的耻辱与痛苦。倘若说，日本是二十世纪上半叶闯进中国的一条穷凶极恶的海盗船，他们便是这条船上的桨和橹！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学习过英国、法国，学习过苏联，有两段时间可能私下里还打算学习南斯拉夫和新加坡。改革开放这二十多年，无须置疑，没有口号却实在学得最多的是美国——连远在天边的高原上的拉萨，离布达拉宫不过一箭之遥的街区， 都开出了“麦当劳”、“肯德基”。开业不久的一家“星巴克”里飘出浓郁、纯正的咖啡香气，红男绿女们的笑谈声，与不远处寺庙内的转经声、香火气，奇妙地、恍如梦幻一样地交织一起……

还有一个最有效的标志，即“春江水暖鸭先知”，看那些大小官员们，纷纷将子女送往哪个国家，祈望在哪国定居，不管他们嘴上说得如何花团锦簇，这个国家肯定在他们心目里心仪久之。儿女若未去成，或是本人不能以那个国家为可进可退的“根据地”，他们肯定一辈子心里不踏实。

当然，二十世纪末的“向美国学习”，与这个世纪50年代的“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有很大不同。当初向苏联学习时，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到军衔制、院系调整，乃至民间的穿布拉吉、跳交际舞、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可谓是全心全意，彻底地一边倒。后来的向美国学习，只是半热半冷，半明半暗，多少有"师夷之技以制夷"之意，不少中国人喜欢的是美国的物质世界和它的科技力量，对美国的社会制度，所谓民主选举、言论自由一套，却不以为然，并深怀警惕。

现在来看，学习西欧，中国总体上迄今还没有完成工业革命；学习苏联，这个曾经武装到牙齿的庞大的红色帝国，自己也一朝红旗落地，分崩离析；学习美国，发现距离太大，国情差得太远。

这一百多年来，学得最广泛、最扎实的，恰恰还是中国人的冤家——日本，这也依然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很多中国人可能不愿意承认，但不管承认不承认，这确是事实——如同日本在中国大地上造下的罪孽罄竹难书，这个民族教给中国人的东西也恒河沙数。

而且，好事、坏事之间，有时换个角度去看亦是可以转换的，毛泽东就深谙此道，1961年1月24日，他在和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的谈话中说起——

日本的南乡三郎（胡注：1955年任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这一年曾两次访问中国。）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末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毛泽东外交文选》1994年版）

可以这样说，倘若没有近代以来的日本，就没有近现代的中国。 亲属集团与非亲属集团(1) 　　从日本全面地以中国为师的“唐风时代”，即公元七世纪中叶后算起，到中国变先生为学生，颇为恭谨地以日本为师的公元十九世纪末期，已有一千二百年。

这中间虽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两国文化交流陷于停顿，但直到明治维新前，两国的发展水平差距并不大，两国都落后于西方，日本还落后中国一点，这即是说，中国和日本近代化运动的起跑线可谓相差无几，两国都是在被动挨打的情况下开始了奋起自强的近代化运动。 　　此后，两国发展水平差距突然一下拉大，尤其是当今，日本已成为世界上最发达国家之一，真是“脱亚入欧”了，与美国比肩可翘楚于西方；而中国一百多年来一直在世界上最落后国家的圈子里彷徨，大抵到了改革开放后这二十几年，举国上下一心一意抓发展，经济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也只够资格进入发展中国家的行列。这一很难不令日本人洋洋得意、却让中国人脸上作蜡的现象，仿佛都是在两国间与西方世界发生了相撞、交汇后所走过的不同路径引起的，而在此前，仅仅只有中日两国间穿越不过几百英里太平洋的交流。

这一现象，已经让许多学者注意并厘清两国各自近代化路径中的百般景象与种种不同，却也容易让他们忽略打下这近代化路径的桩基还是文化。

文化是千年的不死鸟，文化是天地间的一盏长明灯。即使是被强大而又锋利的西方世界之刃划成了几段，文化也会如一条硕大的蚯蚓，在东方这块古老、奇特的土壤里修复如初。如果用学术化的语言表述，那就是一种文化在受到外来的某种强势文化挤压下，前者的一部分必会随着后者的物质文化一起变化，乃至几乎全盘接受后者的意识形态；但前者的另一部分，很有可能仍然停留在受挤压前的状态之中，即仍然以千百年来民族自己日常生活中总结出来的行为方式来应对一个外部的世界。

我想，在很重要的成分上，不但近代化路径中所表现出的两国间一眼能察的相异性，是由文化决定的，而且，至今难为人们洞幽并提出的两个民族间所表现出的趋同性，亦是由文化决定的。

这一章先说说相异性。

据学者们考证，中国有近13亿人口，常用的姓才几百个。“百家姓”收录462个姓，基本包括了汉民族最常用的姓氏。中国大多数人的姓氏都有很长的历史。

以笔者的“胡”姓为例，根据人口学者的统计研究，在依次排列的100个姓氏中，胡姓名列中华15大姓之列，为第13位。根据文献所载，胡姓是一个古老的姓族，她的源流可追溯到原始时代的胡部落，而最早得姓的是传说时代的黄帝的臣子胡曹。且胡姓又是一个多源的姓族，商、周、春秋时代的胡子国是其姓源之一，以胡公满的后裔为氏是其姓源之二，而胡公满则是舜帝的裔孙。此外，秦汉以后，随着中华民族的不断融合，表现在姓氏学上，便是少数民族姓氏的汉化，这又是胡氏姓源的来源之一，在古今的鲜卑、契丹、满、苗、瑶、彝、回、赫哲、达斡尔、白、锡伯等民族中，都有胡姓的存在。（见 黄启昌 编著〈胡姓史话〉，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版）

如胡姓一样，在中国，几乎随便找一个姓都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

就是在今天，在不少姓氏的家庭里，如“孔”、“孟”、“曾”等，还得严格讲究名字中所体现的辈分，这丝毫马虎不得。在我家也一样，我却例外。我本名“胡家适”，即“家”是我的辈分。上小学时，父亲的一位老朋友，也是本院历史系的欧阳琛教授，一次半开玩笑对父亲说：现在胡适就不是好东西了，你儿子还胡家（加）适？改个名字吧。于是，母亲将它改成了“胡平”。她的用心当然是指着我这一生平平安安，但这名字几十年顶下来，狂风恶浪不少；前几年几次进出国门还屡有麻烦。现在要想改回去，确又难了……

在近代以前，大多数日本人有名而无姓，姓氏只在上层社会中使用，只有贵族和武士门第的人才允许使用。那时的姓氏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组织，如著名的源氏、平氏等，整个日本才有为数不多的姓氏。 十九世纪里，随着幕府时代的落幕，平民运动的展开，下层社会才获得使用姓氏的权力。1870年，即明治三年，日本政府决定，一般百姓可以取姓。但奴才做惯了，习惯了类似“阿猫”、“阿狗”般的称呼，许多人仍不敢给自己取姓。日本政府不得不在1875年再次下令所有国民必须有姓，否则受罚。

犹如大清江山一倒，中国人脑后的长辫子纷纷如急雨般落地，这时岛上的普通百姓也火急火燎请人起姓。由于多是短时间内仓促而取，或是由于岛人自古皆有热爱自然、关注草木的生命情怀，两个原因加在一起，使日本人多是从身边接触得到、看得见的事物，顺手拈来作为姓。如有的人以自己所在的自然环境、面对的山川河谷的名称为姓，有的人则以动植物、房舍、建筑、村庄、田野为姓。住山脚下便姓“山本”，宅门前有一种河便姓“川边”，家附近有一个渡口便姓“渡边”，庭院里有棵松树便叫“松下”等等。于是，与中国的情况相反，日本是世界上姓氏最多的国家，只有1.2亿人口的日本，估计姓氏超过12万。这里可以列举出几大类：

与山川、河流、地貌有关的姓：山本、山下、冈村、石原、小野、河野、中川、渡边、中岛、井上、秋山、北泽、大滨等； 亲属集团与非亲属集团(2) 　　与动、植物有关的姓：小熊、鸠山、白鸟、松下、铃下、小森、小林、加藤、左藤、伊藤、竹内、菊池、栗原、熊木等；

与房舍、建筑有关的：高桥、鸟居、古屋、小仓、高仓、宫本等；

与村庄、田野有关的：村山、田中、中村、园田、田边、角田等。 　　此外，还有不少千奇百怪的姓氏，在中国人看来不可思议。日本人最简单的姓是“一”和“乙”，最复杂的姓长达12个汉字：“藤木太郎喜佑之卫门将时能”和“笼谷懿府舍仰隶里小也弘光”。稀奇的姓有“八月一日”、“四月一日”、“十七女十四男”、“数十万人”等。

这些都说明日本人姓氏不仅历史较短而且有较大的随意性。由此，有学者认为这是日本人的宗族组织缺乏中国人宗族组织那样强大凝聚力的表现。（ 见 尚会鹏 著《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

姓氏的悠久历史，它的严格性、不可替代性，突出地显示了在中国的大家庭里，每个孩子一生下来就处在一个等级森严的亲属关系之中，他（她）有哥哥、姐姐、舅母以及姑母、姨母、婶母、叔、伯、舅、姨夫，各种姑、表、堂兄弟和姐妹，各种公公、婆婆、爷爷、奶奶，乃至各种姨亲堂亲，名目之多，非西方人所能明白。这种由密密疏疏的关系所组成的亲属集团，不仅比西方的关系名义明确，区分精细，而且在其内部还附有按各人地位而定的不容争辩的权利和义务。即使在当今，一个长子比起弟弟妹妹来，也不会不服膺于他对于这个家的传承有着更多的责任与义务的内心律令，而这内心律令显然来自于血脉里古老儒家的濡染。

一个家庭是这样，一个家族也是这样。

千百年来，中国一直是个广漠的乡土社会，村子里的人先是按家族制组织起一个亲属集团，其次，几个亲属集团组成同一个村子的邻里社会。他们世代相传，永久地居住在那里，其成员靠耕种家庭所拥有或者租借的土地为生，并根据其家庭成员的资格，在亲属集团内取得某种地位。一般的情形是，一个村子里会有几个亲属集团，一个亲属集团也可能分布于几个村子，乃至相邻的乡镇。但不管如何分布，对中国人来说，亲属集团具有不可取代的、头等重要的意义。

换言之，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不管其身份显赫还是渺小，其性格复杂还是简单，也不管其生前是造福于世，还是祸害与民，他们命运之书的扉页，甚至在以后的许多页里，都会有他所属的亲属集团的影子，以及这个集团藤条般不断伸展的内容。

一般来说，当他一旦明确而恒定地承担了自己在该集团的责任，他就在任何可能的时候、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都能得到该集团成员的帮助。这便成为了一股强大的动力，促使他萤灯寒窗，金榜提名。一登青云，他既可能牢记父母、亲戚朋友的激励与鞭策，循纪守法，克己奉公，不辱门庭，但也极有可能“租借”出手中的权力，为他们谋取多方面的利益。当他们在亲属以外的集团中陷于穷途末路，或成迷途羔羊时，他们可以回到亲属集团中疗养伤痛，寻求重振旗鼓。

因此，传统的中国人不太容易献身于亲属以外的集团，在他们看来亲属集团是不可替代的。虽然中国人往往会同时参加数个非亲属集团，但在其他集团里很难死心塌地，使其百分之百地献身，惟有亲属集团对于他们有着人生价值的终极意义。

“光宗耀祖”、“锦衣夜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金窝银窝，不如家乡的狗窝”、“要死，也要死在家里好”……众多的俗语、谚语，道尽了传统中国人的深层心理。

当今，在一些已经被揭露、尚未被揭露的腐败分子中，前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显然是个另类——

他出身在湖南一个穷乡僻壤的山村，小时放过牛、种过田，每天上学要跑七八里路，还要挑20斤萝卜到小集镇上去叫卖，挣两个小钱好买个本子，交点学费。一双破旧球鞋，穿了整整五年，母亲给他补了又补，下雨天湿了，父亲晚上便在火炕边烤干。为了支持他读中学，两个姐姐中途辍学，确保兄弟中唯他一人奔前途有个出息。父亲因水肿病不能治愈去世时，他才不到12岁，就靠小脚的母亲养育他……胡长清和妻子结婚，是借钱办的旅行结婚。妻子在纺织厂工作十分辛苦，三班倒，起早贪黑，还要带孩子，每月就几十元钱工资，还要归还欠款，生活很是艰苦。

胡长清自调到江西工作以后，很快就创造了索贿能“日进万金”的记录。 但就是这样一个在审判时被公诉机关认定的受贿索贿及不明财产共计900百多万元的“富翁”，在北京和妻子上街，有时连一根冰棒都舍不得买来吃，到菜市场去买菜还要砍价。对其已经八旬的老母，连每月给的100元赡养费也难以按时支付，弄得古稀老母不得不依靠生活并不富裕的兄嫂来生活。这边在南昌，胡长清却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找了一个整整比自己小了二十岁的小姐大干快上，人民币也在激越燃烧，除在南昌、广州各送了一套商品房外，他还先后送给该小姐３０多万元人民币以及金银珠宝首饰、手机、钢琴等一批贵重物品，并极力为其调动工作。最后胡长清案发的导火线，也正是他从昆明的公差上神秘失踪，潜入广州为小姐落实单位调动之事。 亲属集团与非亲属集团(3) 　　多数腐败分子，决不像胡长清这样“大义灭亲”。他们也奢靡泼天，也花天酒地，但从腐败的动因与操作方式看，他们更多的是为着家庭或者亲朋的利益——

前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温州市副市长杨秀珠，于2003年4月20日携女儿一家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境，至今不见踪影。杨秀珠胞弟、铁路房开公司副总经理杨光荣受贿案案发，正是引发杨秀珠出逃的“导火线”。 　　杨秀珠素有安插亲信、亲戚的“喜好”，在她部署的精密棋局中，除在铁路房开公司中由其亲信高云光任副董事长，其弟杨光荣任副总经理，在其分管的温州铁路房开物业公司、温州铁龙房地产开发公司、温州市建设配套市政工程公司、温州绿城环境建设公司等均是帮助其捞钱的项目公司，公司的重要职位也均由杨的亲信或亲戚一网打尽。杨秀珠对其几个弟弟的安排尤其富有“深意”。当其弟杨龙光被安排在温州市建设局任房地产开发处处长，手掌实权了，杨还一度设法将其另一个弟弟杨龙翔安排至温州市纪检部门高位，但终因反对力量太大，最后不得不安排了后勤处处长的职位。

一时间，杨秀珠成了全国媒体上的“焦点人物”，涉及的金额说是已达2.5亿多元人民币，比成克杰还多，不仅仅被指为“温州巨贪”，还富有具戏剧性的是：时年已经59岁的她，带着女儿、女婿和外孙，一家三代人从从容容地“逃离”了中国。此后，检察机关曾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依然无果。海外华侨界甚至传闻杨已整容，令该案前景更显得扑朔迷离。

2004年12月宣判的前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儿媳易阳一案又是一例——

33岁的易阳原系贵州省工商银行的干部，1997年下半年辞职下海经商。她辞职的事刚开始刘方仁并不同意。夫妻俩多次劝父亲，“没几年你就要退休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如让我们下海找点钱。”后来刘同意了。辞职后，易阳在贵阳开办了自己的公司。 1999年初，北京世纪兴业投资有限公司准备收购贵州中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国有股权。该公司董事长刘志远了解到易阳的特殊身份后，请她帮忙，但同时也在找其他关系。易阳放风说，“在贵阳，这事只有我才摆得平”。经过几次协商， 双方约定如收购成功，刘志远付给好处费500万元人民币。

同年7月底，易阳通过刘方仁给贵州省及贵阳市政府某领导打招呼后，刘志远的收购得以实现。易阳分四次收到刘志远送的500万元的好处费，她与丈夫一道对刘方仁说，“这笔钱是我帮全家人找来的。”

2002年7月，全家人一起商量了这500万元的分配方案：刘方仁夫妇200万，刘方仁的大儿子、女儿各50万，易阳和丈夫及孩子20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