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拒绝遗忘.9

名噪列岛的东京巨人队的垒球明星们应征入伍了。打小便是日本孩子们心目中的英雄——专业相扑选手，也脱下传统的服装，穿起了专门加工的军装。最后，连一向遵从“六戒”，鼓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和尚们也拿起了屠刀。当时的许多寺院里，均可看见在现役军官的指挥下，肩扛步枪、腰别刺刀的和尚们在大殿前的院子里操练，大幅度摇摆的海青衫下旋出一片飒飒之风……由于大量的神职人员入伍，以至于在神道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由妇女补缺男人担任神职职务的现象。

军方坚持着古代武士的信仰：每个男人首先是一个战士，他们几乎毫不怜惜把那些对于工业生产至关重要的人们也经常征召去了前线，这些人包括：工程师，技师，工头和技术烂熟的工匠；但在“二战”时，日本仍拥有充足的劳动力，街道组织里总有志愿者在等着，其中包括东条英机的一个女儿。许多企业作为兵工厂在运转，任务过于繁重而条件却在不断恶化。开始是每天工作10个小时，又延长到日工作量12个小时，然后变成了13个小时，最后则干脆是任务需要多少小时就是多少小时。为了节省通勤的时间，许多工人选择住在厂里， 当时这样的景象触目皆是：车间里，一边是男女工人们蜷缩在各自的被子里睡觉；近在咫尺的另一边，另一批工人就在闹腾的机器声里挥汗如雨。

在日本的传统社会里，人们可以接受未婚女性去纺织厂工作，去当老师或者护士，但是一旦结婚了，她们就该辞去工作。回家里全身心地做一个专职太太。战争，顿时改变了女性们命运的路线图，一条遍及列岛的口号是“男人上前线，女人去工作！”

到了1943年的夏天，在日本各地，妇女们全面进入了男人们过去集中的行业，如公司职员，司机，厨师，理发师，就是在绝对由强壮男人挑大梁的钢铁厂、矿山、港口，现在也由妇女站在了第一线。在1944年，共有400万妇女在兵工厂工作，还有超过1000万的妇女分布在其他部门。她们和少量留在后方的男人面对同样的艰辛与沉重，工资却比男人微薄，而且每个月最多能够休息两天。

连女中学生们也被发动起来。在东京的一些高中，安装了轻型机器或者简单的流水线。每天的学习时间被压缩到2小时，其余时间女生们用来缝制养伤士兵所穿的病员服。即使是闷热的天气，她们也一个个带着口罩，为着防止有细菌污染了病员服……

不但是在城市， 就是在穷乡僻壤，也能强烈感到战争之神从这里隆隆驶过的痕迹，以及居民们由此表现出的高昂士气。

秩父是位于东京东北60公里、被青翠的群山环抱的一个小镇。战争爆发后，当地一些原先生产奢侈丝织品的工厂转而生产军毯，其他的工厂都关闭了，有些人不得不到小镇外面去找工作。大多数人还是留了下来，除了维持着传统的开垦和耕种，以满足前方对稻米和小麦的需求，镇上的劳动现在变得多种多样：有的人家养殖兔子，长大后剥下皮来，可以为在中国北方打仗的将士提供军服的毛里。有的人家去大山里拾柴烧炭，寻找铁矿石、石灰石，国家急需钢铁，而石灰石能够用来烧炼水泥……

小镇上还有几十个艺妓，在1942年前，这些走起路来有些柳絮般飘飘颠颠的女子，一直是用她们的优雅与多艺，来博得当地的老板、商人与上层人物们的垂爱。在她们光洁如玉的纤手里，曾经握有的最重物件是一把茶壶。现在，她们也进了深山，一日复一日，身影淹没在大捆的柴禾里，在山路上踽踽而行，而在战前，这活儿是用牛马来干的。

无数个东京、秩父这样的城市与小镇，支撑开了日本疯狂地扑向半个西太平洋地区的战争魔爪——

横滨的居民沿着城市的主干道种起了南瓜。名古屋一个叫安藤雅子的小学老师，领着600名小学生来到山里，连续13天“愚公移山”，硬是在一片石头与荆棘里开出一块新田。广岛的高中女生，终于在学校的排球场上收割了第一批金崭崭的稻谷…… 日本人民(4) 　　人们空前地勒索着自己。妇女们不再涂抹口红、胭脂和眼影，换上了便于劳动的农妇式衬衣和宽大的裤子。如果每天额定的四根火柴用完了，家庭主妇们就用燧石打火做饭。男人们将昔日笔挺的西装换上了卡其布的军便装，也不再穿皮鞋，力争所有的皮子都能变成军靴。为了军队有充足的烟卷供应，全国烟民们每天只有六根烟，不够的，就将茄子、柿子的叶子晒干碾碎，再卷成“喇叭烟”。 　　人们也空前地敲诈着空间。东京的装饰性铁制街灯、栏杆、黄铜做的交通车道标志，还有许多建筑物上的饰板，以及桥梁上的金属装饰，几乎在一个晚上，统统没有了踪影。公园和火车站的铁制凳子也被拆走。它们变成了军队各种武器所需的金属与合金属。还有，许多神社捐出了黄铜门栓，寺院捐出铜钹大锣。此外，数以万计的家庭主妇几乎倾其所有地交出了金属容器，到了1944年，日本的许多家庭都只有一口锅做饭，一个桶提水。

临近战争后期，列岛上几乎每一寸可以耕种的土地，包括公园，体育场，甚至还有被取消的原定用于1940年东京奥运会的运动场，都被用来种植粮食作物。

昔日熙熙攘攘的城市街道，渐渐寂静得像一条条脱去了生命的蛇蜕。因为绝大部分石油已经被战争所耗用，街上只有自行车和偶尔几辆燃烧木炭、冒出黑烟的汽车驶过。

而在地下众多的深深矿井里，在昏黄灯光的照射下，虽有男人在场，但妇女们干脆穿起短裤，甩动赤裸的双乳，挥舞大镐与铁锨，毫无羞愧地轮番上阵，为已近力竭的战争机器输送最后一程的燃料…… 经典话语被颠覆了(1) 　　与纳粹德国比起来，“二战”时期日本的社会生态有两个现象特别地引人注意。

其一，日本也存在类似褐衫队的威慑组织，类似党卫军的恐怖机构。

前者便是“帝国协助统治协会”，简称IRAA。当时日本外交协会出版的《日本年鉴》介绍说：该协会“作为国家建构中的一个枢纽部分，以引导本国向一个高度防卫的国家前进。 ”IRAA的总部设在东京，由东条英机兼任主席，在工会、妇女、青年、农民、商界等社会各阶层均有分会，它的决定与命令，往往影响到大多数国民的态度和日常生活。

后者便是宪兵和“特高”，即特别高等警察。日本所有的国民都受到他们的监视。他们有权要求所有的公共集会都必须在事先通知警方。他们有权驱散任何当局不喜欢的集会，逮捕任何旨在改变国家制度的有组织或非组织成员。他们有权随时封杀那些与政治有关的报刊，当然也可以让对方停刊一段后再出版，但条件是编辑们必须拿脑袋来保证此后的一切言论绝对有益于国家制度和这场“圣战”。

然而，真正维持战时日本社会强力而又稳定运转的，却并不是有着半官方性质、也往往像官方机构一样重叠臃肿，反应迟缓的“帝国协助统治协会”，亦不是其神经之警醒，手段之凶狠，足以令人胆寒的宪兵和“特高”。它是一个叫“邻组”的组织。

“邻组”作为民间社会的自治组织，在战争前早就存在了，但得以大力强化并凸现其作用，是在1939年以后。这时，全日本有“邻组”110万个，每一个有10到12户家庭组成。大约20个“邻组”又划为一个社区协会。每个“邻组”有一个负责人，由大家协商产生。他（她）负责从政府、军队方面接受命令，或者要求，然后传达、布置给本组成员。“邻组”履行着各种全国性和地方性的任务：征收赋税，分发口粮，提供志愿者和慰军用品，开展军事训练，组织防空消防演习和各家掩体的挖掘，执行防范犯罪措施，谴责那些开小差的“逃避者”与那些浪费资源的“奢侈者”，以及协调、处理邻里矛盾……

这些事务有大有小，或重或轻，因为月复一月，年又一年，没完没了，也难免让人心烦。但大多数时候，“邻组”成员不仅是自觉的，而且精神上也是愉快的。人们常常唱着歌儿在一起劳动，其中一首当年颇为流行的“邻组”歌曲是——

我们为什么要惧怕空袭？

广阔的防线坚如钢铁。

无论老少都要挺立起来，

我们承担起保卫祖国的荣誉。

来吧，敌人的飞机，

来吧，敌人的飞机……

一个叫户崎明的记者，日后这样回顾了战争中他在家乡荻库的“邻组”生活——

在“邻组”成立之前，大多数人都只顾着他们自己和家庭，你从来都不会真正了解你的邻居们，但“邻组”成立带来了一种互相帮助的意识，我们全部被搅在了一起，每个人都处于平等的地位。

——（转引自《疯狂的岛国》）

由此，我们可以判断，“邻组”肯定会负有告密的功能，但与德国的告密者之多总让盖世太保大喜过望相比，日本的铁杆告密者虽有也不多，多数时候还处于待业状态……

日本社会的高度秩序感，就是在严峻的战争岁月里，也通过“邻组”这一遍及列岛上下最小的非亲属集团得到了充分展现。

其二，上世纪20年代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也给日本带来了巨大地冲击。

在城市，大量企业破产，银行倒闭。物质极度的匮乏引起了普遍的绝望和抗议。到1926年，失去工作的产业工人超过300万。此前大量来城市打工的农村人口不得不返回家乡，农村的情况却更为悲惨。为了抑制通胀，政府从中国台湾和朝鲜进口了大批廉价的大米，这使得国内的稻米种植业毫无利润可图。许多农民的妻子和女儿，过去一直靠在丝厂挣工资贴补家用，以勉强维持一家生计。但这时，自己也遭到了大萧条打击的美国，不再从日本进口生丝，她们在1929年后均失去了那份微薄的薪水。

再加上连续几年干旱和严重的霜冻天气，使得千百万农民家庭陷入赤贫状态，仅靠挖草根和从松树上剥软树皮充饥。尤其是在东北方，农民们家里若有女儿的，许多人家便要靠送女为妓维持一家人的生存。那时，在许多妓院里常常可以见到只有十一二岁的雏妓，社会工作者们纷纷发出要解救她们的声音；家里若没有女儿的，就很难撑下去了，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饥饿、流行性感冒和肺结核。

在列岛漫长的历史上，这个岛国第一次走上了全民性暴乱的边缘。

按照许多年里中国人太熟悉的话语描述——愈是挣扎于底层黑暗者，愈是向往光明；愈是苦大仇深者，愈是具有天然的革命性，这革命自然是无产阶级革命，而农民则是这场革命始终不渝的主力军。

日本却完全颠覆了这个经典话语。

日本的贫苦阶层，尤其是农民，是日本军队，又尤其是陆军少壮派的主要来源。因为军中素以意志和品质擢升军官，而不是看其曾经的社会地位，军队中大多数下级军官都是农民，或者是农民的儿子。比起其他阶层出身的人，他们不但对通过从军摆脱饥饿、帮助家人及进一步地光耀门第，有着更迫切地驱动，而且对通过鼓吹战争、发动战争，从而使军队主宰国家意志、军人当然为独步时代风云的英雄，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经典话语被颠覆了(2) 　　他们也不完全是出于功利性的目的，他们亦有自己佩剑一般深刻打磨过的信仰。出于对一般民众痛苦的切身感受，农村出身的少壮派军人认为：一系列的国家危机，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无能且腐败的政客们造成的。过去十年里，政府对内决策失误，丑闻不断，导致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对外讨好西方列强，在扩张海外殖民地方面无所作为，使得资源富饶的亚洲至今被白种人控制，而东方工业最为发达的日本，却龟缩一隅，处境艰难。 　　在他们心目中，历来懦夫都在城市产生，英雄却在乡间辈出。在德国，养鸡夫出身的希姆莱最终成了党卫军的领袖，党卫军致力于在农民中培养大批追随者，农民被称之为“日耳曼民族生命的源泉”。在自己的祖国，天皇制度、武士道精神以及全国上下一心的共同体形态，才能真正表达日本的“大和精神”，这样的从未被污染的冰雪精神，也只深植、绵延在广袤的乡村。而来自白肤色种族的共产主义与议会政治，正像肮脏的泡沫一样包围着城市，日本不需要这些外来异物。日本的“大和精神”必将超越世界上任何文明，担负起将人类从赤白两色的帝国主义支配下的“现代化”中拯救出来的神圣使命。

强烈的使命意识与对权力的渴望，使兵变与暴乱，轻易如拔开清酒瓶的塞子，在30年代频频发生。

少壮派军人决意要推翻政府，压缩议会政治的空间，使之最后成为一道假山浅水的日式庭院风景，陪衬起一个强悍的、无所不能的军人内阁——这便是陆军少壮派们所设计的“昭和维新”。

倘若说“明治维新”是将西方当作学习的对象，“昭和维新”却将钟摆晃去了另一个方向，即将西方当作仇视的对象。此种诡谲的心理变异，最终导致一个葺尔小岛竟然向西方列强开战。

1931年3月，根据密谋的一项计划，一群身份不明的暴徒，用300颗炸弹，炸毁了国会大厦和一些主要政党的总部。陆军打算介入骚乱并宣布军事管制。在政变的最后时刻，传说将要被推举为军事独裁政权首相的荒木贞夫中将，放弃了这个计划。

六个月之后，关东军在没有接到来自政府任何命令的情况下占领了中国东北，全世界为之震惊。政府赶快命令关东军停止行动，但将领们对此嗤之以鼻。于是在一番气急败坏的发泄之后，政府无奈地承认了军队已造成的事实，授予被占领的领土以“满洲国”的称号，并开始鼓励国民向这片有着44万平方英里的辽阔黑土地上迁移。

接下来，1932年2月9日，前大藏省大臣井上准之助在东京的人行道上被枪杀。

5月15日，9名陆军和海军军官，向太阳女神祈祷之后，冲进现任首相、已经75岁高龄的犬养毅的官邸，他是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的反对者。犬养看上去并不惊慌，他既有长者之尊，又有长者之蔼，他将他们引到屋内，似乎想要和这些年轻人好好沟通一番。而后者，也按客人的礼数在门口脱去了各自的军靴，但很快，其中一个家伙情绪变得激愤起来，他喊道：“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开枪吧！”顿时，九条枪齐发，密集的子弹将老人的身体打成了马蜂窝……

此次刺杀就是多次被拍成电影的著名的“五·一五事件”，参与这一事件的9名军官均出身于贫苦家庭。

“五·一五事件”与近四年后发生的“二·二六兵变”比，又成了小巫见大巫。

这一次也主要是由来自农村的下级军官们发动，1936年2月26日，一个严寒的清晨，他们领着1500名士兵冲出军营，包围东京的政府所在地，并在城里搜捕，企图刺杀新任首相冈田及其他内阁大臣。当叛乱者冲进首相官邸时，冈田躲进了附近的一家洗衣店而得以逃脱。大藏省大臣高桥是清就没有这样侥幸了，他因为不满于前几年不断攀高的军事预算而遭到军官们的厌恶。他们破门而入时，高桥还在卧室里。一名陆军中尉一脚将他踢出卧室，喊道“Tenchu”，意思是“上天的惩罚！”高桥也回骂：“白痴”，另一军官即冲上去举剑疯砍，最后一刀戳去他的心窝。这时，高桥的夫人走到了门口，这名军官拔出滴血的佩剑后，向她一个虾腰般地鞠躬：“对于我的鲁莽给夫人带来的麻烦，我深表歉意。”

在这一长达四天的暴乱中，前首相斋藤正也遭到了年轻军官们的杀害，他身上被刺了36刀。

长期研究日本“二战”史的美国学者亚瑟·查齐这样说道：“从1936年2月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那些抵制过任何一项军队计划的日本政客都生活在担心被暗杀的恐惧中。进一步说，陆军和海军的将领们长时期享有选择内阁中陆军和海军大臣的特权……总之，军队能够完全地控制内阁的政策。”（ [美] 亚瑟·查齐 著 胡修雷 译 《肆虐的太阳旗》）

在军队成了事实上的国中之国的过程之中，陆军少壮派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外，陆军少壮派还给整个陆军带来了强横、冷血、一旦启动决无后退的风格。

日本陆海军之间长期积累起来的矛盾，一直可以追溯到宗族之间血腥的领地之争。明治维新中，现代意义上的陆军、海军刚刚建立，一些藩主将他们的子弟送去一个军种，他们几代的对头们则必定将子弟送去另一个军种。但拂去历史的宿怨，陆军与海军之间始终贯穿于“二战”期间的激烈争斗，在很大程度上，正表现着较开放的海洋与较保守的山地、稍具理性的非农民国民与理性完全沦丧的农民国民对于本国与世界见识的差距。 经典话语被颠覆了(3) 　　与陆军仍沉浸在1905年战胜沙皇俄国的豪迈激情中，并相信这一激情必将伴随日本武运长久相反，海军许多人却一直对战争的结局持悲观态度。在日本军界，没有人比联合舰队指挥官山本五十六大将更反对与美国开战的了。很多中国人是在一部同名的日本电影中熟悉这位身躯魁梧、面容坚毅、鬓角如霜的长者，他站在自己的旗舰——黑灰色的“赤城号”航空母舰的指挥塔上，西太平洋上一道道山峰般的涌浪向船头劈来，他那黧黑的脸膛在一身雪白海军服的映衬下，犹如一尊雕塑般夺人心魄…… 　　山本曾在哈佛大学短暂学习，又作为日本大使随员在华盛顿呆了两年。他很清楚，到这时美国的军事生产能力是日本的十倍。1940年时，他曾告诉一群日本学生，“日本打不过美国……因而，日本不应该与美国开战。”在上任联合舰队指挥官之前，他又明确预言：“在和美、英交战的最初六到十二个月里，我可以取得令国人疯狂的胜利。在这只后……我不抱胜利的期望。”他的这一态度，使得海军很长时间地将他派去国外，以免遭陆军少壮派暗杀。

到了山本的预言逐渐变为现实的战争后期，陆军的防卫计划是命令本土的全体人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要拿起手头的任何武器，只要还有一个人，就要击退盟军的进攻。而海军的方案是，最后的决战必须在海上进行，这样可以防止美国占领日本本土以及对本土轰炸。

除了眼光不同，陆军还在资源占有、情报掌控和武器装备开发等方面，与海军寻衅不断，各执一端。陆军打到哪里，便赶快占了那里的油田，最多的时候，陆军已掌握了西太平洋地区最主要的油田，拥有6座炼油厂。对石油消耗极大的海军，却只能自家去荷属印度钻井打洞。海军有潜艇，陆军也要有潜艇。海军有航空兵，陆军也得造飞机。到1943年的夏天，尽管日本已拥有年产53000架飞机的能力，实际上每年的生产数量连10000架飞机都不到。据战后统计，相互攀比、追着投产的结果是，在那些用来制造飞机的来自不易的铝材中，只有55% 确实造出了飞机，而余下的部分多成了废料给倒卖进了黑市。

这一公开的争执与较量，发展到最严重时，在两军种各自的兵工厂里，即使是生产一个螺丝钉，海军若造出的是左旋的，陆军必要造成是右旋的以示不同。

对于这个长期困扰日本的问题，1941年时，裕仁天皇以其一贯的闪烁其词的方式，对刚担任首相不久的东条英机，表达了自己的不安：“请你一定记住，在目前陆军和海军之间的合作，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我还打算召见海军大臣，告诉他同样的话。”

陆军却依然我行我素，锋芒毕露。

在一次高级别的军事会议上，山本五十六实在忍无可忍，当着一位几乎要将唾沫喷到他脸上的陆军将领的面，他突然站起来，推开椅子，拂袖而去。担任联合舰队总司令的丰田副武，平日里经常将陆军称为“马粪”，并宣称他宁肯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乞丐，也不愿她嫁给一个陆军里的乡巴佬。

在我研读了的大量关于日本的文字资料中，唯有在“二战”时期军队这个庞大的非亲属集团里看到了斗而不和的景象，虽然陆、海军又分属于两个分别志在海洋、陆地的次非亲属集团。

我不禁如是想，始终斗而不和的一支军队，却将日本的版图迅速扩张到半个西太平洋地区，给中国人民、亚洲人民带来了极为剧烈的祸害，直到美国人的两颗原子弹落地，它才像被天雷劈断了脊梁骨的恐龙一样倒地，倘若这是一支精诚团结、和衷共济的军队，那“二战”的历史又将会是怎样的呢？

可以确定的倒是，在日本人民中，愈是下层的国民、贫苦的农民，愈是同情与支持陆军。陆军少壮派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他们因为被视为那个年代的武士道之精魂而受到国民普遍地欢呼。

“二·二六兵变”，因为死伤惨重，影响巨大，有一些叛乱者被送上军事法庭，其中部分人遭到处决。如同慕尼黑的“啤酒馆暴动”后希特勒遭到监禁，却为他日后气球般升上德国的政治天空打足了氢气，对“二二六兵变”的处理，也只是在民众的心目中，让陆军少壮派们更多地敷上了一层“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赴难者油彩。

“五·一五事件”的审判，则干脆成了一出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狂欢的闹剧——

有来自各地的11万民众涌进东京，许多人展开为9名凶手请命的血书，没日没夜地站在法院门口，他们高呼“打倒腐败的政客！”“只有陆军才能拯救国家！”的口号。甚至还有9名男子集体站出来，他们表示愿意代替被告受审，为了证明自己一诺千金，每人都把自己的小指头砍下来，这9根已经有些腐烂的小指头装在一个酒精瓶里，随报告一起呈交法院。随后，凶手们得到了相对较轻的判决，没有一人被判处死刑。

时任陆军大臣的荒木贞夫对此事极为感慨，对记者发表谈话说：今日之日本，“到处都是挡不住的爱国者。”

日本的工人，总体上也不甘落后地在这台军国主义高速运转的机器上加足了润滑油。

在1940年所有的党派活动被“帝国协助协会”取代之前，日本有着许多党派，其中—— 经典话语被颠覆了(4) 　　1932年11月成立的日本劳动同盟，包括38个工会，27400多人。它主张“大东亚共荣圈”，支持扩军备战，反对和攻击岛内的一切反战力量。此后成立的日本造船劳动联盟、国防献金劳动协会，都积极支持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扩张。1934年2月成立的日本产业军工会，在其誓言和盟约中提出：“我产业军奉戴一君万民的建国精神，以确立产业大权为我们的本分；产业大军作为陛下的工人和农民，尽其本分，和祖国日本生死与共。” 　　随着侵华战争的打响，各工厂、会社、公司纷纷自建产业报国会，该民间组织明确在纲领中写上“产业报国”或者“产业报公”，规定工人不得因私缺勤，要力争减少事故，节约材料，利用废物，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开展认购“爱国公债”活动，要求每个成员月月储蓄，募集“国防献金”。

1938年底，产业报国会还只有1000余个，次年4月一下激增到2000多个，会员达到100多万人。它们都主动要求政府“更加积极地领导”，于是厚生省和内务省按照行政区划建立了各级产业报国联合会，由当地行政长官和警察长任总监。

到1940年，产业报国会在全国七万个企业中建立了支部，会员达到418万人。这年的11月，在东京成立了以厚生大臣为总裁的全国总工会——大日本产业报国会。

大约正是从此开始，日本毒火攻心，汗气蒸腾，急速扩张的欲望，如打桩机一般在体内频频炸响。在发动了侵华战争之后，又胃囊暴崛，蓄谋发动太平洋战争。1941年底进攻珍珠港，便是发动这场战争的标志。此后不到半年里，如入无人之境，如得“神风”重卷，一气占领了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缅甸等国。

在日本的国民、党派、军方、政府之间，自然会存在种种观念与利益的杯葛、冲突。但总体上看来，迄今为止，这四者之间的共识远大于杯葛，合作远高于冲突。而近代以来，对外扩张一直是大和民族最大的共识，对外扩张时期总呈现出这个岛国最好的合作局面。

当年的一些中国舆论似乎不这样看——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当时的中国政府首脑蒋介石说：“我们要严密责成日本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切不可予以报复，更不可对于敌国无辜人民加以侮辱”；

1948年4月6日发表的《中国各界名人对日政策声明》中称：“我们反对日本复兴，完全因为现在日本政权仍掌握在少数侵略派手中，并非反对一般日本人民。反之，我们很愿意与日本广大人民合作，促成日本真正民主化早日实现”，

1950年1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日本人民解放的道路》的社论说：“日本帝国主义曾经并且现在仍然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但是日本人民却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有共同的敌人，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支持者美国帝国主义”……

持以上三种言论的人，在国内政治上，各自的立场可谓判若云泥，但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却有惊人的一致——他们都要把“日本人民”从一个磨合紧密的共犯结构里摘出来，其一相情愿，犹如在冬天要把冰雪摘出来；其谬错大矣，恰似在三陪女郎里要找惜身如玉者。

时至今日，在中国人已经编撰的日本史著作里，对于日本人民在这不义战争的共犯结构中丝毫不会亚于德国人民的重要作用，从来不见论述，只有少数几篇论文略有注意。提到“二战”时期的日本人民时，作者总是说他们向往和平，反对战争。这里的“日本人民”已经成了某种符号，如同提到水，化学家们一定说它是由二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组成。

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历史常常呈现着的是——

贫穷，并不意味一定善良，通情达理，倒可能愚昧，偏执，乃至嗜血。因此，贫穷并不比富裕更远离罪恶。

人民，并不一定是进步与正义的符号。被少数乃至几个人以“人民”的名义给代表了，另当别论；就是真代表了自身的意愿，也可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越是有着广泛民众参与的事件，其所谓目标的崇高，便有可能越是值得怀疑。 特殊材料做成的人(1) 　　邱吉尔曾说艾森豪威尔是历史上权力最大的人。

作为盟军最高司令长官的艾森豪威尔却一直为自己所能统帅几十万盟军的权力而踌躇不安。

他记得年轻时第一次到欧洲，能亲手触摸到自己心爱国家的根，他是那样地激动和喜悦 ，他希望以后所有的美国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如今数十万美军有机会了，还有英军、加拿大军，以及为返回家乡而奋力战斗的欧洲盟军，可这种造访方式——诺曼底登陆却不是他所想要的。他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说：“把这麽多年轻的士兵送去对抗希特勒的大西洋长城，让我感到心疼……”但他又十分清楚，若非此刻由他们洒下热血，盟军日后要付出的血账将会更大。

一次， 艾森豪威尔对自己的参谋长说：讲到权力，压力大的不是重大决策。在晚餐桌上有喝一杯开胃酒的时间，就可以决定打还是不打。枝微末节才困难。赌上百万人的性命很容易，难的是看到它对一个人的伤害有多大。你要是无法弄清这点，那么，你将失去人性。

为此，诺曼底登陆作战方案——从时间、地点、海浪、风速、月色、沙滩能否承重坦克，一直到误导德军、后勤保障、情报管制以及当地游击队配合……研究了又研究，核实了又核实，并几经修改、推迟，最终定于1944年6月6日凌晨实施。

命令一下，艾森豪威尔深感自己只是看客了，前线的将士们才是决定胜负的人。

在登机前十分钟，他赶来为伞兵送行。他心里明白，伞兵将是这次战役中伤亡最惨重的，有可能达到七成。这位平时不苟言笑、在军中不怒自威的四星上将，在伞兵面前一下慈祥得像个人民解放军的老连长，“你们有烟的都可以拿出来抽”，他掏出打火机，一一为他们点火。又问他们的老家是哪里？有来自芝加哥、奥尔良的，还有来自他的家乡堪萨斯。他或是握住这些年轻人的手，或是摸摸他们的头发。直到他们全部登机了，他才离开。

然后，艾森豪威尔一直在指挥部里沉着头等结果，没有人敢大声讲话，甚至连咳嗽都是轻轻的。当初步战况终于出来，参谋长告诉他牺牲者只有二成时，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着美国和欧洲说：“即使是二成，但对每一个牺牲者而言，就是百分之百。将士们都明白这一点，却仍义无返顾。我们或许无法再见到像他们一样优秀的人了，他们将和上帝同在……”

一年零二个月后，刚上任美国总统不久的杜鲁门，也为自己权力的使用而几经内心折磨。

为了“曼哈顿工程”，20万人关起门来奋斗了三年，耗费了20多亿美元。当那个有着1.5万磅重的胖家伙从飞机上卸下时，现场的搬运工人说：如果魔鬼会下蛋的话，这就是那个蛋了。

工人们说的只是笑话，他们并不知道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试验成功的详情——

试验证实，云柱直冲三万英尺的高空，顶部的光比太阳还要强烈。能使三英里范围内的一切东西炸毁，爆炸的火光在十英里外就能看到。一个士兵站在一万英尺之外却被冲击波击倒，一个在5英里外的士兵出现了暂时失明。位于试验地几英里外的一个小镇有位姑娘，看到了一道闪光而终身失明。爆炸声在50英里外就能听到……

还不知道当这颗炸弹从空中丢下后会发生些什么，因为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做过。可以肯定的是，不管人类过去制造过什么武器，但与它比起来，都只是些小马铃薯。

作为“曼哈顿工程”的顾问，帮助研制出原子弹的罗伯特·奥本海默等一批物理学家，在试验成功后态度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们坚决反对向日本使用原子弹，他们最让杜鲁门感到坐卧不安的一句话是：将可以毁灭人类的武器交给人类，这能放心吗？很可能前面出现的就是地狱。

以格罗夫将军和乔治·马歇尔将军为代表的军方却主张在无须警告日本政府的情况下即可使用原子弹，以产生最大的心理震撼。他们的理由也是确凿无疑的——驻日本大使刚刚拜访了杜鲁门，告诉他两件事实：一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外族入侵过日本。二是日本人从来没有被异族打败过，他们不知道怎样投降。这可能是日本人要战斗到底的原因。而军方的情报分析表明，这场原打算在1945年11月和46年初分两阶段登陆九州和本州的战役，将会要美军付出“二战”中最高的代价，估计其伤亡不会少于诺曼底登陆作战的六、七万人。但原子弹的使用可以起到威慑作用，美军的登陆作战极有可能避免。

杜鲁门再三考虑的结果是，必须先给日本人发出警告。这样做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日本人事先得到警告后，以亡命徒式的空军去拦截、击落载有原子弹的B-29重型轰炸机；另一个是日本人就此投降,从而不必使用原子弹。即使前者的可能远大于后者的可能，但总统决意以此举去赌后者的可能，因为这意味着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得以保全。

同盟国各方在“波茨坦宣言”中发布了最后通牒——

我们……代表亿万国民，同意给日本结束战争的机会，特提出下列的条款：

一、 必须无限期地剥夺把日本人民欺骗、误导到征服世界道路上的旧政府以及其影响的权力；

二、 日本军队在彻底地解除武装之后应允许他们回到家乡过着安定而自食其力的生活； 特殊材料做成的人(2) 　　三、日本新政府应克服一切困难，在日本人民中间重新燃起与加强他们的民主意识……

在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召开的应对“波茨坦宣言”的内阁会议上，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在会上吼道：“什么军队必须彻底解散，可以回家，全是混帐话！你们想过会发生什么事情吗？二百万的军队一旦不能存在了，他们饥肠辘辘，满腔愤恨，手里拿着枪，游荡在城市乡村……你们的沉默只会摧垮我们的士气，陆军不会听你们的……当你们忙着去舔敌人屁股 的时候，我和阿南将军在忙着将军队集结到一起，和敌人决一死战！”

几个小时后，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将军巡视在沿海估计要与美军决战的地区。

沿途到处在修碉堡、筑工事，妇女们不是在为军队搬运备战物资，就是在震天的杀声里接受竹矛刺杀训练。“卫国而战！”“卫国玉碎！”的口号写满了墙壁、峭岩和各式旗帜上，一派“人民战争”的壮观景象。

一个副官问阿南：“您看美国人一定会在这里登陆吗？如果他们不呢？”

“我就把自己流放到中国去当强盗，到时你跟我一起去吧。”

说完阿南纵声大笑，一口结实的白牙在夏日的阳光下闪闪放亮……

当杜鲁门看到日本方面对最后通牒的回应电报，上面有一个词“Mokusatsu”，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问译报员，后者也不知道，只好按字面写上去。随员赶快找来霍夫曼教授，教授是分析语言、语义方面的专家。霍夫曼看了电报说：

“这个词非常少用，从字面上看的意思是保持沉默。但对一个地位很高的人，可能有另外的意思——我想买你的鞋，出价100美元，你想要500，可又不想告诉我出的价太低了而来羞辱我，所以只好保持沉默。你假装我什么也没有说，然后我就意识到你想让我提高自己的出价……”

杜鲁门问：“这意思就是说他们想谈判了？”

教授说：“可能。但更可能是他们想让世界看看——日本人用无声的鄙视来对付你的最后通牒。换句话说，就是他们不想和我们谈判。”

杜鲁门沉吟了一会，“我想这就是日本人的意思。他们的军队不想投降，他们的军队还操纵着一切……好了，伙计们，我们面前的路很清楚了，历史将没有理由责怪我们了！”

两份文件几乎同时送到他的案头。

一份是电报：装有两颗原子弹的巡洋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一直被日本16艘潜艇追咬不放，它在安全抵达太平洋上属于马里亚纳群岛的提尼安岛卸货后，在返航途中被日本一艘潜艇击沉，至少有500名官兵葬身海底。读完电报，他不禁叫起来：“我的上帝啊，我们决不可以再这样损兵折将了，决不可以！”

另一份是军方关于原子弹投掷地点的报告，上面有供总统最后确定的几个候选城市——京都、横滨、广岛、小仓、新泻、长崎。日本与纳粹德国不一样，后者的军工企业、军事指挥系统多在城市之外，日本则是将它们与居民住宅区混在一起。以上城市均为军事重镇，既有兵工厂，又有部队集中地。在这之前没有被轰炸过，有利于确切评价原子弹的破坏效果，且能迅速动摇日本人顽抗下去的意志。

军方建议首选地点为京都，其理由是在明治维新之前，皇室在京都一气住了一千多年，该市有皇宫旧址、寺院、神宫达一千余处。京都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就像罗马在欧洲人心中一样神圣，它对日本人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与宗教价值。犹如打蛇需打七寸，基于日本人对这座城市的特殊感情，正是美军轰炸它的原因。

杜鲁门将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考虑了一会。出来后，他签署了军方可以视战局随时在日本投掷原子弹的命令，但他在那个报告上勾去了京都，他说：“这样做，是为了安慰我的灵魂，而不是让日本人逃脱不幸。”

然后，他如释重负，回到自己房间，像一个婴儿一样在床上睡着了……

1945年8月6日，星期一早上，正好是大家刚上班的时间，美国在日本广岛扔下了第一颗原子弹。广岛驻有陆军第二军总部，该军担负了整个南日本的防御。

突然间，天空闪出一团蓝白色的强烈亮光，广岛所有的时钟从此永远停在8点16分2秒上。这颗叫“小男孩”、其威力相当于1.25万吨梯恩梯炸药的原子弹，在离地面1900英尺（约580米）的高度爆炸，一个大火球冲天而起。幸免于难的人只记得原子弹爆炸的最初一刻，满眼是光，强烈无比的光，使人睁不开眼，好像一个硕大无比的闪光灯泡在广岛市上空爆裂。

火球发射出来的热只延续几分之一秒，但30万摄氏度的高热使爆心半径一公里内的花岗岩都溶化了。爆炸中心投影点附近的温度急剧上升到3000—4000摄氏度；距离1500米处的物体表面温度，也达到540摄氏度。片刻之后出现一股可怕的冲击波，三公里内所有建筑物，除了少数几幢坚固的、防地震的建筑物，全部被摧毁。全市76000座建筑中，只剩下6000座大体残存。燃烧的房子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不断地轰然倒塌。

渐渐地，在充满浓烟和焦土的城市里，大量从废墟中挣扎出来的人出现了，他们灵魂出窍，如出自一个模子，盲目地在倒塌的电话杆、断墙和瓦砾堆周围转悠，耷拉着眼睛，或直直地往前走，一言不发。而且，许多人一丝不挂，身体僵直。原子弹爆炸后产生的热已经烧掉了人们身上的大部分服饰，随后的冲击波又剥光了他们服饰的残留部分。身穿吸热的黑色衣服的人，烧伤最为严重，乍看上去就像一块在移动的焦碳。穿白色或浅色衣服的人要幸运些，但身上也烙上了衣服上的图案…… 特殊材料做成的人(3) 　　随后下起了雨，这种奇怪的雨以前从没有人见过。雨滴特别大，像男人的手指头，而且呈黑色，落在人们没有烧伤的皮肤上一下变成灰色，怎么洗也洗不去。

当天的死亡数字超过了10万人。战后统计，包括后来因辐射中毒、灼伤、创伤死亡的人数，广岛由于遭受原子弹爆炸死亡总数达到246726人。 　　8月9日上午，9点零2分，美国又在长崎扔下了第二颗原子弹，它的名字叫“胖子”，爆炸力相当于2.2万吨梯恩梯。选择长崎是因为这里的造船业发达，日本海军的舰船多出自于此，而且这里还有三菱钢铁和一批武器制造与一般制造业的混合企业。

颜色变化多端、且又诡异的蘑菇云下，怒火高歌，吞没了数以万计的住房和商店。旋风席卷着瓦砾昏天黑地地飞扬，以后也是致命的黑雨尽情抛洒。

无数步履蹒跚的人在摸索着前行，打懵了的人们有的裸体，有的浑身乌黑，有的身上扎满玻璃，有的脸上一团血肉。多数人仅凭着本能向一切有水的地方走去。在高热的强辐射下，人们都想喝水，水却被巨大的蘑菇云所释放的毒气污染了，当时在河边池边能看到大量被毒死的人，白花花地，犹如闷热天气里湖面上浮出的一片片死鱼。现在和平公园内修建了一个大水池，意在一片粼粼的水光前祈愿这些被渴死的灵魂能够得到安息。

这个时间，人们大多在室内上班，又由于周边群山的屏障作用，当时只死了7万余人。但全城树木皆毁，只有两棵银杏树活了下来。今天的长崎市里，映入眼帘最多的树木就是银杏。我猜想，关于吃银杏果能防癌的传闻，其出处莫不正来自长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