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拒绝遗忘.10

广岛爆炸并没有打破内阁长期以来是战是降的僵局。8月7日，铃木首相召集内阁成员开会，外交大臣重光葵再次建议接受“波茨坦宣言”，但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坚持没有必要投降，他还认为，投在广岛的不一定是颗原子弹。他警告说这可能是美国人的一个圈套，毕竟除了杜鲁门的声明，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就是原子弹。

在这之后，阿南同意派日本最优秀的核物理学家二岛义南到广岛核实。次日，二岛下了飞机，一进市区，即刻断言这决非其他炸弹所为，只能是铀弹，他曾用此种材料做了多年的试验。但陆军仍未改变立场，也不允许政府向全体国民公开这一惨剧。报纸、广播里只说：敌机在广岛投掷了“新型”炸弹，使之遭到“大面积的破坏。”

8月9日上午11点，铃木首相再度召开紧急会议。

年迈的首相说：“我们不能无限期地进行战争，除了接受《波茨坦宣言》外，日本无路可走。”

阿南惟几将军对铃木的建议再度做出了愤怒的反应：“谁能肯定日本百分之百地失败？……陆军当然不能接受这个宣言。”　　

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也坚持认为，通过上苍的干预，日本也可能设法击退美军，就像非同寻常的台风或者神风一样，那种神风曾在1281年击退了蒙古的入侵舰队。

海军大臣米内光正和外交大臣重光葵则支持铃木首相，他们相信：事到如今，天上和地上再出现什么奇迹都挽救不了日本。

阿南仍声嘶力竭地提出保卫本土的作战计划，他说：陆军还有成建制的53个步兵支队和25个旅，加在一起有25万个守备组，共250万人；此外，加上海军尚存的力量，能够召集400万军队加入战斗。而且，还有400万公务员，2800万的妇女、儿童、老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现在都用竹矛、长柄叉武装起来，正在积极训练，准备参战。其中，有很多人是从朝鲜和满洲国赶回来参加这次圣战的……

国内，天崩地坼，千古浩劫，犹如世界末日。室内的这个会南辕北辙，仍无结果而终。

当晚11时以后，在皇宫地下掩体的一间会议室里，由裕仁天皇亲自主持的帝国最高会议上，阿南惟几将军仍不改初衷，眼里溢满泪影地说道：“我坚信，如果我们全国人民抗战到底，日本会克服这次危机。即使我们不能驱逐敌人，大和民族也会像一朵美丽的鲜花一样光荣地凋谢，留给我们后代子孙的是大日本的荣光。”

8月10日黎明，裕仁转身走出会议室。内阁成员们都签署了意见，接受《波茨坦宣言》——但前提是，天皇的最高权力不容更改。

以后几天，阿南多数时间把自己关在家里。14日下午，他坚决拒绝了陆军一帮中下级军官轮番上门来的一个请求，他们企图发动政变，以迫使天皇改变投降决定。

这一天夜幕降临时，58岁的阿南开始为死亡做准备。他挑好了两把剑，一把交给内弟竹下，以防必要时由他帮忙。他全身披挂起来，在胸前戴上毕生戎马中所获得的所有勋章。外面再罩上一件白色衬衫，见竹下有些奇怪，他解释说：“天皇穿过这件衬衫，他又送给我。我要穿着它死去。”

凌晨4点，阿南独自走入走廊，面对皇宫的方向坐下。

月华如练，月光在剑锋上婆娑起舞，美得冷艳惊心，沉鱼落雁。他握剑先刺进左腹，又划向右腹，再往上挑起。这种手法很是痛苦，少有人敢用这一手法自杀，但它却是武士道所推崇的经典剖腹自杀。阿南还有力气将剑从腹部拔出来，又用剑尖滑向耳朵下的颈动脉，看样子想割断它，以便一下死去。 特殊材料做成的人(4) 　　竹下赶快走过来，弯下腰在他耳边问：“可以帮助你吗？”

阿南喘着粗气说：“不必了……你走开！”

竹下刚要转身，可阿南痛楚的呻吟声使他不忍走开，他一下拔出腰间的剑，深深地刺进将军的脖子。 　　几个小时后，通过广播天皇发出了帝国投降的诏书。

愿意“像一朵美丽的鲜花一样光荣地凋谢”的何止阿南惟几一人？

在这之前的6月13日，冲绳岛，海军少将大田在“玉碎”前，命令将伤病兵三百余人注射毒剂，以免他们被美军用喷火器烧死。在美军每天都散发数百万张日文传单，保证会宽待战俘后，6月22日早晨，陆军牛岛满中将和长勇参谋穿着崭新的制服，并佩挂勋章，在洞外的岩石上铺一条白布，两人跪坐，依据武士道仪式切腹自杀，由一位军官砍下他们的首级。

即使冲绳会战结束了，死亡并未结束。

一些赤身露体的日军冲出山洞，对美军扔石块，然后狂奔至悬岩后自刎，或用手榴弹自爆。一位美国随军记者记下了一起十分可怕的自杀事件：美军在树林巡逻时，突然被一群日本人包围，其中还有一些女人。巡逻队长异常镇定，微笑地送上香烟，几位日本兵放下武器，伸手取烟，日本军官并未阻止，只是转过身，拿起指挥刀刺死身旁的妇女，并将刀和手表交给美军，接着退后几步，引爆手榴弹自杀。此举感染了其他日本兵，他们也立即刺死妇女，接着自尽……整个血腥场面延续了两个小时。

8月15日中午，皇宫外细卵石铺就的辽阔广场上，十几万人黑压压地跪伏在地，一片片哭泣声宛若巨大的阴云，笼罩在青梅酒般青翠的护城河和黛色的城墙上，久久不能散去。人们的痛哭声，不时被手枪击发声所打断，这是其中的军官们在开枪自杀。也有的在默默地剖腹自杀，两者加起来，约有百余名。还有的百姓，全家老小三辈共同自刎。

更多的自杀发生在广场外，东京青山通一户人家全家卧轨自杀。横滨一所小学在听了天皇投降诏书后，校长带着一群小学生集体投海自尽。当天下午5时，海军上将宇恒佩带武士剑，率领22名机组人员和11架歼击轰炸机飞向冲绳方向，在给基地的电报中，宇恒说：“我要对冲绳发动自杀式攻击，我的战士们在冲绳像樱花一样倒下……”

你不能不承认，日本人虽打明治维新起便决意要“脱亚入欧”，但与西方人相比，他们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 行之有效的遁术(1) 　　2004年9月9日 ，日本《每日新闻》记者高桥弘司从美国贝尔彻敦发出一篇报道，题为“一名军人在一场非正义战争中的负罪感”——

自伊拉克开战以来至本月7日，美军阵亡人数已逾千人。因“9·11”事件而爆发的反恐战争，给整个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加之总统选举进入白热化阶段，美国社会因战争而出现动荡这一事实已无法回避。 　　“感谢你们给了我美好的童年回忆。脆弱的我，已经无法忍受精神上的痛苦……”。

杰弗里·鲁西，一名美国海军预备役军人，被派往伊拉克参战。他在返回故乡马萨诸塞州西部城市贝尔彻敦后自杀，年仅23岁。上述文字就是杰弗里·鲁西留给父母的绝笔。

杰弗里去年2月作为一名运送军需物资和运送战俘的卡车司机被派往伊拉克。虽然他5个月后就回国了，但内心的恐惧和焦虑却始终困扰着他。

去年的圣诞前夜，杰弗里突然一反常态。他泪流满面，浑身颤抖地说：“我杀了人！你知道吗？我杀了人！”

那么，杰弗里在伊拉克的那些日子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杰弗里的妹妹戴比（21岁）向我们讲述了哥哥的经历：

在伊拉克的某一天，两名伊拉克人向杰弗里走来，他感到非常害怕。“射击”！听到战友的声音，杰弗里下意识地扣动了扳机。子弹射中了一名伊拉克人的眼睛和另一名伊拉克人的头部，两人当场倒地身亡。杰弗里走近查看，发现他们二人身上并未携带任何武器。

杰弗里的父亲凯本（54岁）说：“我儿子把那两个伊拉克人身上的身份牌拿回了家，总是挂在脖子上。那两个人好像是监狱的犯人，杰弗里一直带着那两个身份牌，可能是他有一种负罪感，想（通过这种方式）对他们表示忏悔吧。”

杰弗里被医生诊断为创伤后紧张紊乱征（PTSD）。从今年5月开始，他不但出现幻觉，经常呕吐，还终日不吃不喝。终于，6月22日，杰弗里在自家的地下仓库悬梁自尽。

凯本先生一字一顿地说：“我儿子生前曾非常诧异，为什么在伊拉克找不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不明白儿子为什么自杀，我更不知道，他是不是必须得下地狱。”

根据美国军事医疗健康咨询小组的调查，2003年参加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军人中，每10万人中就有17.3人自杀，这一数字远远高于海湾战争时的3.6人，并高于越南战争时的15.6人。（引自《参考消息》2004年9月13日）

这是美国人。

倘若说美国人从来就娇生惯养，神经衰弱，或者说是吃饱了撑的，以至于开遍了美国的心理诊所，就像中国大都小城里明里暗里的性病诊所一样多；那么，我们就看看“二战”时期的德国人——

1941年夏，希姆莱前往刚刚被德军入侵不久的苏联，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去白俄罗斯明斯克郊外视察党卫军处决苏联犹太人及苏军战俘的情况。

从囚犯们挖坑开始，挖好一人多深的坑后，即在坑里遭枪决，下一批囚犯又按此办理，整个过程十分冗长。站在远处一个山坡上观看的希姆莱有些不耐烦了，问陪候一边的执行部队的指挥官：为什么不加派更多的行刑队员，以加快处决进度？

后者答道：部队里能够派作行刑队员的，现在只有百把人了。

希姆莱脸上顿显迷惑，在他看来，如同能站着撒尿的就是男人，只要能够扣动扳机的就能上阵。

指挥官解释说：等一会儿，您可以去看看行刑队员们的眼睛，以后他们不是神经出问题，就是成为野兽……

正是希姆莱此行，促使党卫军决定研制并使用新的杀人方法，即用一种叫氰化氢的毒气杀人。

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被屠杀者安乐死，而是为了行刑者们此后能安乐活。

当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首次顺利投入使用后，集中营的司令官鲁道夫·豪斯松了一口气，“这种毒气杀人的方法让我平静了许多，我们无需再用传统的枪决方法了！”

然后，他回到家里，听着瓦格纳的一段抒情曲子，在摆着插有郁金香水晶花瓶的餐桌边，与夫人和四个可爱的孩子共进晚餐。

在历史学家C·布朗宁写的《普通的人们》（谷乔夫译，筑摩书房1992年出版）一书中，根据战犯审判期间的调查书和公审记录，记述了在波兰东部从事杀戮犹太人的“第101警察预备大队”的情况。

这本书里写到了大队指挥官特拉普少校在向部下传达屠杀犹太人命令时的失态状。在士兵面前，他边哭边说：“大队必须去完成恐怖的、令人厌恶的任务。这并不符合我的愿望，但命令是从最高层下达的。”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居然提出了令人难以想像的建议：“队员中年龄大的人，如果觉得承受不了任务，可以不去。”

据说，这时不想参与大屠杀而迈出队列一步的士兵，每10人中有一两个人；其后在射杀过程中临阵退却的士兵又有一两个人。

这场屠杀结束后，“他们心情昏暗，因一点小事就发怒，坐立不安，心境完全被搅乱。队员们几乎全都没吃东西，只是拼命地喝酒。酒敞开供应，多数警官烂醉如泥。特拉普少校一个个给队员们倒酒，宽慰他们，给他们打气，再次向他们说明责任在上面。但无论是酒，还是特拉普的宽慰，都没能洗去兵营里充斥着的耻辱和厌恶情绪。特拉普要求队员们不要再提这件事了，但对他们来说这种劝告并无必要。屠杀后没有留在森林里的人们绝不想知道更多……” 行之有效的遁术(2) 　　由此看来，历来被视为一台野蛮、残酷的杀人机器的党卫军里，其实也并非铁板一块，至少有一些人，在凶悍的外表下灵魂还是肉做的，而且受了伤。

中国学术界曾对日本侵华暴行作过10个方面的研究，如“三光政策”、“千里无人区”，“细菌战与毒气弹”、“南京大屠杀”、“战争责任问题”等。就以发生在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杀”而言，战后在被杀人数的统计上存在着种种差异，这里除去历史原因和统计 方法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军杀人挫骨，扬灰灭尸，仅丢入扬子江中的尸首，即达8万余具。

此外，在这场大屠杀中，每天至少有1000名妇女惨遭强奸、轮奸和奸杀，连老妪和少女也不能逃脱它的魔掌。据南京敌人罪行委员会调查：“凡被日军所遇见之妇女同胞，不论为高龄老女或少女幼女，几均不获免于凌辱。据主持难民区国际人士之粗略统计，当时本市遭受此种凌辱之妇女不下８万之多，且强奸之后，更施以剖乳、刺腹种种酷刑，必置之死地而后快。”

一位当时从南京逃出来的女同胞说：“当敌人初来的时候，只要看见妇女就拉，不管老少，更不问白天和夜间，因此，上自五六十岁，下至八九岁的女同胞，只要被敌人碰到无一幸免。”

12月26日，一个11岁的幼女在金陵大学院内被日军轮奸致死。目击者说，她的两腿之间肿裂并沾满血污，死后的样子惨极了。

另又据一位目击者说，日军对中国妇女：“有时用刺刀将奶子割下来，露出惨白的肋骨；有时用刺刀戳穿下部，摔在路旁，让她惨痛呼号；有时用木棍、芦管、萝卜塞入下部，横被捣死，日寇则在旁拍手大笑。”

虽然金口难开，但日本人自己承认下来的罪责并公之于世的也有。

陆军第59师团第111大队的下士官新井正代记下了这样的罪行——

“我两天前掠来了一个18岁左右的姑娘，本来只想自己玩，但后来明白了，无论如何得处理掉。”

“如果就这样杀了觉得挺无聊，于是我想出个主意，并且实行了。我把姑娘的衣服脱光，强奸后用刀刺死，把她的肉麻利地全部切下来。我把这些肉像动物的肉那样放在一起，通过指挥班分配给全体人员。士兵们不知道是人肉，好久没吃肉了，分到肉很高兴。各小队用带的油炸着或烤着吃了。” （《我们在中国干了什么》，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编）

虽然在中国犯下的都是暴行，但暴行也有“创造性”与“非创造性”之别。像这样难以置信的犯罪，新井正代对战友们都没有说，大约是因其“创造性”，就是放到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中，动物们也会望而却步。

不仅是士兵，担当上级职务的人中，也存在着不是靠说国家的责任、上司的责任、部下的责任就可以了结的杀人罪案。

满洲国警务总局特务处调查课长、在满洲镇压中国人的统管岛村三郎，先后抓过数千中国人进行拷问，其中数百人死在他的脚下。其“创造性”的刑讯手段之残忍与繁复，亦非人类所能想象。在他所写的《从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中，他承认自己也有“不能对人说的杀人”。

在齐齐哈尔呆了12年的“特高科”少尉王屋芳雄，在此期间，发生在这个城市所有大的坏事他都参加了，当地市民几乎没有不知道他的。日后在中国的法庭上接受审判时，法官问他，自1931年来华后的14年间他一共杀了多少人？他的回答是直接、间接杀死的有328人，经他逮捕、拷问的有1917人。土屋的记忆力非常出色，大概基本上不离左右。即使他隐瞒了些什么，这已经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创造性”杀人的，还有臭名昭著的隶属片桐部队的两名少尉向井敏明、野田岩。

当时的《日本新闻》和《日本广宣报》均以“竞斩百人，日本军人的武勇传”为题大肆报道：在南京全城杀人如麻的空气中，两人别出心裁地决定要举行一次“杀人比赛”，看谁用最短的时间，能够杀死最多的中国人，方法是用刀劈，就像中国北方农家劈柴或南方儿童“劈甘蔗”的游戏一样。这两个野兽军官各自提着极其锋利的钢刀，分头走向大街小巷，遇到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幼，当头便是一刀，使成两半。在他们每人砍杀的人数都到了一百的时候，他们按事先相约登上了紫金山的高峰，两人面朝东方，举行了对天皇的“遥拜礼”和“报告式”，并以血刀相示，拍照留念。

我注意到，在这张留下来的照片中，他们脸上的神情大抵是平静的，倘若不是他们穿一身军服，还有长剑下滴着鲜血，人们或许会以为他们是站在刚摘了南瓜、冬瓜的菜园里，至多是去后院里杀了一头猪回来。

鸟之将死，其鸣可哀，人之将死，其言可善。在这两个因杀中国人的“武勇”功名而在几年内擢升为少佐的日本军人身上，临死前有没有表现出哪怕是一点点的善意呢？

1948年1月，经中国军事法庭宣判，向井敏明在南京被枪决，野田毅在广东被枪决。临刑前，两人都写下了遗书。

向井敏明写道：“我向天地神明发誓，根本没有杀害俘虏、居民的事。绝对不能接受南京屠杀事件的罪……如果我的死，可以冲洗掉中国抗战八年痛苦经历的遗恨，利于日华亲善、东洋和平，作为被抛弃的棋子儿，我感到幸运。” 行之有效的遁术(3) 　　野田毅的遗书里，同样说道：“对于屠杀俘虏、非战斗人员，对于南京事件的罪名，绝对不能接受，予以拒绝。赐死之事系命运所为，请看日本男儿最后是什么样的……为我们的死成为中国和日本的纽带，形成两国的合作，作为东洋和平的牺牲品，进而使世界和平到来而高兴。”

其结尾是：“天皇陛下万岁！中华民国万岁！日本国万岁！东洋和平万岁！世界和平万 岁！死后做护国之鬼。”

两人在临死之前都努力给自己的死赋予意义，从而让自己在自己眼里看起来走得踏实而又坦荡。遗书的字里行间，闪现的是这样一个三段论：自己作为日本军人，只是做了军人份内的事，谈不上犯罪行为，也没有折磨中国人。只是因为战败了，为了天皇陛下，为了日中和平，情愿作为牺牲者去死。

何其相似乃尔！作为这场战争祸首之一的东条英机，经盟国远东军事法庭判决，1948年12月在巢鸭监狱被处死。死前，也留下一份遗书。他大约也是这么个逻辑——

“自己承担对国民的责任，满足地走向刑场。只是对于责任波及同僚，刑及下级，十分遗憾。对于天皇陛下，对于国民也是十分抱歉，深深谢罪。”

“日本的军队本应依陛下仁慈的意旨而行动，但是犯了一部分错误，被世界误解，令人遗憾。”

“东亚的各民族应该忘记这次的事情，将来相互合作。东亚民族也像其他民族一样，应该有在天地间生存的权利，这可以说是神的恩惠。”

在以上三份出自于少佐与大将的遗书里，看不到灵魂丝毫的忏悔与不安。对群体性应承担的罪责都力图否定得干干净净，至多说成是“一部分错误”；对于个人犯下的罪行，尤其是那些“创造性”的罪行，更是要坚壁清野起来。

一句话，至死，人们也听不到他们面对灵魂、叩问良知的独白。读到的只是他们浸泡了一生的属于集团的政治性的大语浮词。

这是三个日本军人不约而同的遁术；

其实，这还是这支作恶多端的军队血手放下枪来却安之若素、行之有效的遁术。

千叶县市川市国立国府台医院的前身是国府台陆军医院。

从日军全面侵略中国的1937年开始，到战败为止，它一直是陆军精神障碍者的诊断、研究中心。在战地发病的士兵，经由野战医院、陆军医院被转送到国府台陆军医院。这里留下了约8000份当时的病历。这些病历中，除去头部外伤和明显的精神分裂症之外，诊断为属于神经症（神经衰弱、癔病）和心因反应的约有2000份。

“二战”过去许多年后，NHK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大森淳郎到了这家医院，他仔细地阅读了这2000份病历，其中因为对屠杀罪行感到不安与恐惧的，几近大海捞针，空谷幽兰，只有两份。

一份是来自冈山县的一名陆军一等兵的病历。此人1938年9月应征，当时22岁，被送到中国华北战场，一年后在河北保定的陆军医院住院。当时的记录里写着：“自述就寝中突然恶感战栗，心悸亢进，故来就诊。面色苍白，口唇青紫，脉搏微弱，全身出冷汗，呈急性心脏衰弱症状。病情反复发作，有日趋严重之兆。”被诊断为癔病，经北平陆军医院转送回国，先入住广岛陆军医院，以后又经姬路、冈山的陆军医院转了一圈，1940年4月住进国府台陆军医院。

被送回国后的最初记载中写道：该士兵“全身痉挛之前情绪异常。在中国杀了大约6个中国人，其中挑死一个大约12岁的孩子，脑子里总是想着这孩子真可怜。痉挛之前就觉得他好像来了，没有看见身影，觉得是他的灵魂闹起的痉挛……”

虽然不清楚国府台陆军医院的患者占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中发病士兵的比例数，但通过这已有的8000/2的比例，我们可以说，不要说与美国人比，就是和德国人比，日本人在精神上说大了是铁头金刚之身，刀枪不入，说小了也是一根炸了多少回的老油条，油盐不进。 武士道，知死之道(1) 　　《雪国》《古都》《千纸鹤》《望乡》《罗生门》《沙器》《伊豆舞女》《挪威的森林》……

虽然国情不同，但在日本的不少文学、影视作品中，很多中国人都能够从中品出很温婉、很纯洁、 　　很忧伤、很人性，渐渐使我们心如雾复、泪如雨下的东西。

再有，当每年春天樱花的花阵，由南向北掠过列岛时，整个日本都像镶在东山夷魁的画里。绯红浅紫的花海下，人们或卧或酌，或歌或吟，天人合一，人花通灵，一个何等妩媚、，曼妙的世界！倘若是在雨夜，

有灯光打在繁密的花上，一片朦朦胧胧的花丛中，有女子撑一把透明的小伞袅袅婷婷地走来，她身着传统

的和服，眼波流盼，浅笑盈盈，若是少女还有几分羞答答的样子，那感觉特别的细腻，特别的唯美，大约

有如金字刻在了羊脂白玉上，能让你一辈子记住……

同样一方风土，一片人情，我们看到的“二战”时期的日本人却与这一切大相径庭。

从视千百万人的生命为草芥的巨枭魔头的东条英机、阿南惟几、梅津美治郎，到在中国的土地上“创造性”杀人有如开割草机一样的向井敏明、野田毅……让人们很难将这两者联系到一起。

人们不禁会问：一个民族何以会如此变化万端？或者说，当其在列岛之内人性中天使的一面总得以展开，而一旦走出列岛，为什么人性中兽性的一面，即将前者掀翻在地，并极度膨胀，完全失控，滔滔洪水一般肆意冲决？

残忍，无疑是日本军队一个十分鲜明的特征。

因为有某种道的渗入，它的残忍，比起一般常见的激愤式、发泄式的残忍，显得决绝、冷静而又持久，且多少进入了“术”的层面，如阿南惟几在月光下的剖腹。

这“道”自是武士道了。

十五、十六世纪的日本，内战沸反盈天，武士及谋臣为各路诸君、领主争夺土地，问鼎江山，将二百余年的历史掷去了腥风血雨里。武士家族的小孩，从小就受切腹教育，七岁时男童给以短刀，女童给小匕首，教育他们要遵守武士的规范；男子十五岁时，行授武士刀的成人礼，给一长刀用以杀人，给一短刀用以切腹。在此一成人礼中，男子受指导如何切腹，如何拔刀在自己肚子上的某个部位下刀，女子则教她如何为保贞洁而割断自己的颈动脉。

1856年1月，法国军舰在大阪靠岸，有十三个法国水兵入港后和当地武士发生冲突，法兵十三人被砍伤，法方要求严惩有关武士。当时主政的德川幕府方面立刻有13名武士申请切腹表示负责。日方布置好精美的切腹仪式场后，邀请法方派代表前往监看。法方以为是参观审判，到现场才知道是进了刑场——只见穿纯白衣服的十三名武士毫无畏惧，一个一个开始切腹，法方代表看得脸色苍白，冷汗浃背，几个代表当场呕吐。切到第四人时，法方代表要求停止切腹，仓皇离去，事件即获解决。

在日本关于阐述武士精神及其修身养性的大量典籍里，流传年代最长、最富影响的是《叶隐》，历来被奉为武士手册。其作者是山本常朝（1659—1719），书里最有名的两句话就是“武士之道即知死之道”，“为必然发生的失败而死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由此，引申出武士们的教条：无畏的勇气，无条件地服从，对死亡的蔑视。

现代日本人打小起，就开始被灌输这些观念。中学男生通过做一种使人浑身淤伤的柔软体操，或冬天光着上身站在雪地里、洗冷水澡来学习武士精神。还有就是通过惩戒的方法，如在骤雨般的鞭打中要孩子们学磐松一样纹丝不动。

在军队里，士兵们很多时候根本不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相反者常被视为贪生怕死。连队中常常没有医务兵，飞行员经常不带降落伞就起飞。他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与其被俘，不如战死。在面临难以挽回的失败时，成千上万的士兵会采取自杀方式，军官们则会进行切腹，或者“仪式性的自杀”。

西方军队亦有无畏的勇气，无条件地服从。可在轻蔑生命价值这一条上，对于西方人来说，不但是不可理喻的，也有了些许的神秘。一个英国战区司令威廉·J·斯里姆曾说：“我们不停地说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个回合，但只有日本兵能够实实在在地做到这一点。”

对自己生命的翦灭，被视为春雨后自然地割一茬新绿的韭菜，樱花烂漫后凄美的凋落，那只是大和民族自己的事。为着其西方人不可理喻的“神秘”，及其某种美学意义上的悲剧性，或许还会被称为世界上的第N大奇观。

武士道却不仅如此。武士们所标榜的是精神上内在的优越，其本质却是外延性的，即心理上先能战胜自己，才能战胜别人。先能不要自己的命，才能要他人的命。“不要命”与“要人命”是息息相关的，这才是日本武士强人一等的道德律。

山本常朝的异母兄弟山本吉左卫门，依父亲山本神右卫门的指示，5岁时就练斩杀狗，15岁时斩杀死罪者。许多的武士，都是在14、15岁这个年纪开始“实习”斩首的 。《叶隐》中还有一个例子，佐贺锅岛藩主祖直茂，对儿子胜茂说：“要使斩首习以为常，得先对处刑者斩首”，于是在其衙门内，抓了十个囚犯排成一列，让他尝试斩首，胜茂连续斩首9人，看第10人是个稚气未脱的年轻人，便说：“已经有杀人的感觉了，就让那家伙活吧。”此人才免斩得救。 武士道，知死之道(2) 　　由此可以窥见，向井敏明、野田毅在南京时的“百人斩”，在几百年前的列岛，即早有滥觞。

戴季陶在1927年出版的《日本论》，在中、日学界被誉为通论近代日本文明的三大著作之一 。戴氏在谈及武士道时，将其总括为两件事情：“仇讨”跟“切腹”，“仇讨”就是杀人，“切腹”就是自杀 。在戴氏眼里，武士道在行为的具体表现上，就是如此贫乏的杀人 与被杀而已。

他还在书中提醒世人，武士道是一种杀气十足的思想，只是戴氏当时没有料到，仅仅十年之后，这股腾腾杀气后来弥漫了大半个亚洲！（参见 戴季陶 著《日本论》，台北故乡出版 1987年）

武士道不仅是属于日本军队的，武士道精神亦浸透了普通日本人的肉体和灵魂。

一般日本学者认为，在德川时代商人阶层也已武士化了，同时其他阶层也一样对武士之道有着至高的崇拜。一个在日本家喻户晓的例子是，太平洋战争末期，打下多架敌机的飞行员坂井三郎重伤瞎了一眼，他的几位女同学和他们的父亲争相来到医院向他提亲。他予以拒绝，理由是他仍须参战，许多同僚都已战死，自己如何偷生？后来他成为战机教练，无须在战场上格杀，他表妹立刻前往军营对他说：“我是来做你妻子的！”婚后她要求坂井代为准备一把利刃，随身携带，她对坂井说：“如果你阵亡，我就自杀”……

现在来看， 慰安妇被侮辱遭蹂躏的处境当然极为不幸，但对于日本人来说，在当时，无论是本人，还是她们的父母兄弟，都认为这既是国民的一种应尽的义务，也是无上光荣的一件事。中国人却往往主观臆断地以为日本人民是被迫把他们的女儿送去了军营。殊不知，因为大批有着豆蔻年华女子的到来，不但使日军成了世界近现代史上唯一一支携带军妓的军队，同时也在许多险峻时刻，日军还有了一支并肩作战、忠心不二的娘子军。

1942年春夏之交，中国青年远征军攻打缅甸境内被日军占领的一座公路大桥。当时守桥日军见攻势猛烈，大势渐去，便叫８０名慰安妇撤离。她们对指挥官说：“我们是为了效忠国家、慰劳士兵兄弟才到前线上来的。士兵们不撤，我们也不能撤，我们要和你们一起坚持到底。”结果她们全部战死。　　

草根社会如此，精英阶层亦如此。

后者的代表人物是新渡户稻造。此人1884年赴美留学，进入巴的摩尔的霍普金斯大学。在校期间，他认识了比他大5岁的美国小姐玛丽，彼此渐生情愫。玛丽是教友派信徒，为了追求玛丽，新渡户也变成教友派信徒。玛丽的父亲认为日本人是野蛮民族，坚决反对女儿与新渡户结婚，但玛丽此心不老，仍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跟日本人结婚的美国女性。婚后两人在东京的住家，简直像在日本海中漂浮的孤岛，住家环境完全是美国式的。玛丽不说日本话，也不顾忌日本人的想法和行为方式，仍然按照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在日本生活。

她却为大和民族办了一件仅靠日本人办不成的涂脂抹粉的好事——她帮助丈夫写作、出版了一本英文书，书名即为《Bushido》（武士道）。此书将日本传统与欧美文化比较，详述日本的武士道与欧美骑士道的相似性，辩解日本的切腹、复仇等绝不是野蛮行径，而是一种高尚的品德。此书初版于1900年，在这前几年，国际舆论已为“旅顺大屠杀”而震惊——

作为甲午战争的一个部分，1894年11月21日，日本陆军大将大山岩指挥第二军，攻打北洋海军基地旅顺港口。日军侵入旅顺市区后，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进行了四天三夜的大屠杀，近二万无辜同胞惨遭杀害。事后，收拣的遗骨、遗灰合葬为一座“万忠墓”，入墓的受难者约有1万8千人。而当时居住旅顺市的人口约为二万余人。据1895年3月号的《北美评论月刊》（North American Review）报导说：“在旅顺市街残留的中国人只有 36人，他们是用来搬运、掩埋尸体的。”

对这一大概是日本武士道首次在中国土地上施虐荼毒的事件，除有少数报纸被日本驻外机构所收买而保持沉默，或站在拥护日本的立场外，但英国的《泰晤士报》（Times），《标准报》（Standard），美国的《世界日报》（The World）等重要报章都激烈地批判了日军暴行，称其为“披着文明皮肤而拥有野蛮筋骨的怪兽”，并指出“日本现今脱下文明的假面具，已充分暴露其野蛮本性。”

《Bushido》一书的问世，藉助其优美典雅的英文，以及对于西方人心理的深刻洞悉，对于消弭化解国际间的不利舆论，将旅顺街道上的滚滚血水化为汩汩雨水，自当起到了重要作用。日俄战争爆发后的1904年，此书得以在美国再版。因日俄战争中黄种人首次战胜了白种人，国际间更加深对日本的兴趣，《Bushido》即变成当时的热门畅销书。新渡户从此成为日本精神、日本伦理学的权威，一时风靡于欧美知识界，于是谈“武士道”就是“新渡户”，谈“新渡户”就是“武士道”。

1905年，明治天皇特地召见新渡户夫妇进宫，予以嘉许。从此，新渡户步步高升，先后担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第一高等学校校长、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东京女子大学校长、国际联盟事务次长等职务。 武士道，知死之道(3) 　　《Bushido》一书中，新渡户对中日甲午战争及武士道充满了赞颂之情：

“小日本”拥有的是肉体上的耐力、不屈不挠及勇敢，这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可获得充分证实。“有任何民族比日本人更忠君爱国吗？”是经常被提出的问题，而答案总是骄傲的“没有”。日本人应该感谢的是武士道 ……武士道一直都是日本的精神与原动力。 　　打赢鸭绿江、朝鲜及满洲东北战役的，是日本祖先的灵魂，它们在子孙的心中跳动，引导着子孙的手。那些威武的魂魄、武勇的先祖精神，并未死去，对于那些有心看见的眼睛，那是清晰可见的。

新渡户在书里还有一句十分坦率的话：“即使一位拥有最先进思想的日本人，只要揭开他的外衣，就会发现他仍然是一位武士。”

在日本，可与新渡户稻造齐名的这般“拥有最先进思想”的武士，还有一人。那便是被称为“明治维新教父”、“日本卢梭”的福泽谕吉。在1885年他发表《脱亚论》、宣称中国、朝鲜为日本“恶友”的前一年，他即预言日本将割取台湾。对于甲午战争，他更是个狂热的主战派，并带头捐款筹措军费，深获军方青睐。

还有一位是否是“武士”，尚不好说，他是不少中国读者熟悉的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文豪，2000年时仍在《朝日新闻》的读者评选中当选为日本最深欢迎的文学家——夏目漱石。

夏目漱石创作的《我是猫》、《三四郎》、《少爷》、《过了春分时节》等十几部长篇小说，在中国国内评价甚高，称其作品耸起了一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丰碑。中国人不熟悉的却是，主要生活在明治时期的夏目漱石对武士道也有积极的评价。

据说，这始于1910年日本海军一艘潜水艇发生事故，当可以逃脱之时，全体14名船员坚不离去，最后面容镇静死在艇内各自岗位。艇长佐久间勉留下致天皇陛下的片纸遗书：“小官不小心沉陛下之艇而杀部下，诚对不住。然而船员一同，至死皆尽忠职守，沉着处事。”在此之前，英国海军也遭遇同样不幸事件，船员为免于一死而竞相往窗口逃离，彼此推搡挤压，窗小人多，以致谁都难脱，最后尸体堆积一处，个个面容惊骇……

由此比较，让夏目漱石唏嘘不已，他感叹道：日本海军的一位指挥官就是一名武士，对“沉陛下之艇”、“杀部下”如此痛感责任，这也许就是武士道受景仰之处吧！（俵木浩太郎 著 《新武士道论》 转引自 许介鳞 《日本武士道揭密》）

1984年，日本央行更改了纸币上的图案设计。一万日圆上采用福泽谕吉像，五千日圆上为新渡户稻造像，一千日圆的则是夏目漱石的像。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人物上钞票，上哪种面额的钞票，是这个国家意识形态、社会风貌、文化精粹的最典型写照。用了以上三个人物造像的日元，票色均是冷冷的黄，硬刮刮地摸在手里，不能不使熟悉日本近代史的外国人感到冥冥中有一股武士道的气息幽幽而来……

另一位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则不但在理念上，而且在行动上绝对是个“武士”。

三岛倾心于日本过去那种热烈而又严厉的爱国主义和武士道精神，对1960年代日本崇尚物质享受的西方化趋势很是不满。他的财力，和写作之外的大部分精力，都致力于发展日本古老的空手道和剑道，并组织了约有80名大学生的一个有争议的私人队伍——“盾之会”，旨在保存精粹的武士道精神，并且在有所谓“左翼力量”暴动时，协助保卫天皇。

1970年11月25日，他的一部近作《丰饶之海》刚刚脱稿并交去了出版社后几天，他挥舞着一把“关孙六”日本刀，携一批“盾之会”成员，突然闯入东京自卫队东部方面军营地，将营地司令劫作人质。然后，他头缠白布登上一处高台，发表演说。他高喊道：“日本因经济繁荣而得意忘形，精神上却日见空洞、荒芜，你们知道吗？”演说却不能令营中的自卫队员们揭竿而起，重演三岛梦寐以求的如1936年“二·二六兵变”中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反而招致台下一片嘘声和哄笑。面对这闹剧性的效果，本想做正剧英雄的三岛，转身冲进营区的总监室，冷静而精准地将刀切入自己的左下腹。他的随从们立即一拥而上，按日本的武士传统，再给他补上3刀，并割下他的头颅。

三岛自戕后，日本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川端康成，前往现场看了三岛身首分离的遗体，受到很大刺激。他对自己的一名弟子表示：被砍下脑袋的应该是我。之后，川端又亲自主持了葬礼，称三岛的精神仍“活在许多人心中，并将载入史册。”

17个月后，川端康成突然采取含煤气管自杀的方式离开了人世，未留下只字遗书。

日本文坛上两位巨匠相继自杀，引起了后人无数的猜疑，有研究者称此事为“日本战后史上最大的谜团”。 “小人物”造反(1) 　　日本军队的兽性，还与日本人对天皇制的绝对信仰及其血液中积淀的根深蒂固的“岛国焦灼”有关。

无论是绝对信仰，还是“岛国焦灼”，转换成偏执、疯狂、专制欲、迫害欲、盲目的仇恨等，并不比雪转化成水更困难。 　　老辣的费尔巴哈早就看出“信仰，包含有一个凶恶的本质。”

绝对的信仰，便是绝对地占有，绝对地索取，绝对地封闭，绝对地排它。

基督教式的信仰，便是基督教式的迫害异端与处决异端者的一部至高无上的《圣经》。

中世纪最大的神学家托尔斯·阿奎那（1225—1274年），在其《神学大全》中，这样论述了宗教法庭镇压异端的必要性：“败坏作为精神生活的宗教信仰，比起伪造维持世俗生活的货币来，问题要严重得多。所以，如果说货币伪造者和其他的坏人由世俗当局毫不留情地处以死刑是公道的，那么，异端分子一旦被认明有相信异端的罪行时，就可以有充分得多的理由，不但将他开除教籍，而且判处死刑。”

在日本，不信奉天皇，那就是反对天皇。不尊崇神道教，那就是颠覆神道教。

在十七世纪，德川幕府采取了欧洲中世纪宗教法庭用来清洗异端者的同样方法，极力要把基督教从列岛赶出去。不论男人、女人，还是小孩，只要被查获信奉基督教的，就被剥光衣服扔进河里。更为严厉的惩罚，是把他们绑在马背上，马由士兵们赶着沿街奔跑，路人们用滚烫的水泼在他们身上。有些基督教徒，还被放进火山口的蒸汽与沸水中煮死……

1622年9月，在长崎，有50名基督教徒被挑选出来活活烧死，其他人则被捆住四肢，每人绑在一头牛腿上，由着狂奋的牛将他们踩成了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