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拒绝遗忘.11

而“岛国焦灼”，从追根溯源上说，乃是孱弱的原始先民们一种发自肺腑的生存恐惧。

“原始思维的一项基本纲领，就是认为自己永远处于各种凶恶的牛鬼蛇神致命的威胁之下，原始人把无数自己无法理解而又随时可能吞噬自己的自然力量想象成五花八门、凶残无比的恶魔，而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就只能在于用同样、甚至更凶残的手段去抗御这些可怕的威胁……关于原始文化和古代巫术认为只有用最残酷的手段才能与可怕的牛鬼蛇神相抗衡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如古代巫师惯用油炸、火烧、砸烂、污秽、对牛鬼蛇神的偶像节解分尸、万箭齐射等众多酷刑以驱除恶鬼，而这些方法在后来的‘文革’中，都被以各种形式（例如‘大批判’等等）而加以直接的模拟。”

“……所以对于原始人来说，对异族、异神的残忍非但不是罪恶，反而是最高是美德……在这类原始观念支配下，后人亦往往用最残酷的手段仇杀敌族，例如在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次‘一日之中，斩首数万’、‘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的种族仇杀。特别是这种原始残忍性不仅为文明水准较低的少数民族所尊尚，而且亦或显或隐地为华夏民族所承袭，著名的例子如汉代的韩威扬言要‘饥食虏肉，渴饮其血’，于是王莽‘壮其言，以（韩）威为将军。’这句话成了后人表示对敌族仇恨的成语而布在人口，例如妇孺传唱的岳飞《满江红》中的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以后每当民族矛盾尖锐时，这种发源于原始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就会强烈地爆发出来，这种对异族、异神的复仇心理在‘文革’时的典型表现，例如当时街头、红卫兵战报上随处可见的‘油炸勃列日涅夫’、‘绞死柯西金’之类口号；人们对‘美帝、苏修代理人’乃至一切外来文化的刻骨仇恨；以及‘武斗’、‘派仗’时对异己者灭此朝食的疯狂仇恨，等等。”

——（王毅 《文化大革命野蛮性和残酷性的文化根源》）

对大和民族而言，在其绝对信仰与生存恐惧间又构成了一对冲突——

天皇是日照大神在人间的“现代神”，本该号令天下，桴鼓相应。大和民族是优越于亚洲一切民族的太阳子民，本应在东方风樯阵马，仗剑浩歌。却偏偏受到千百年来独处海角一隅的狭小、贫瘠的岛国的制约，这两者间永恒的冲突，形成了日本国民心理的极大失衡，国民性格的极大张力。

倘若中国仅仅是亚洲一个小国，台湾这颗硕大、晶莹的绿宝石也没有镶在日本的出海口，倘若华夏文明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有一盏纸灯笼的光亮，而且，也没有让日本文化在一段很长的岁月里有过小媳妇般的压迫感；那么，对日本国民心理而言，其“开门见山”，大约就不会是中国。其极大失衡与极大张力，若形象为一个恶狠狠拿在手里时刻准备着吞咽的汉堡包的话，夹在中间的，也不一定就是中国。

偏偏与列岛隔海相望的辽阔无边的西部大陆是中国；

偏偏与大和民族为邻的是有着五千年文明史、尤其有过大汉雄姿、盛唐丽影的华夏民族。

此种安排莫非出自于天意，在非洲没有，在欧洲没有（法德两国稍有类似，但情况仍有大不同），美洲大陆亦未见，或许真是一个历史深藏玄机的吊诡？一个让华夏民族世世代代无法逃避、总要去面对的宿命？

除了武士道精神的传承，现在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视角，即日军在中国的残忍，更有着来自于信仰与原始性恐惧的双重动力。 “小人物”造反(2) 　　“现在，只要是支那人，士兵们杀起来毫不手软，没有半点踌躇，用刺刀杀人比杀一只鸡还容易。在他们看来支那人的尸体还不抵一头死猪。

那些苦力中有一个老人。他的脸长得很丑陋，给人一种心术不正的感觉，挺讨人嫌的。荒山上等兵说道：‘你的脸实在让人讨厌，你要是死了，也就不会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了。’说完上去就是一刀。可能刺到老人的肺了，只见他口吐鲜血，在地上挣扎了一会儿，就不动 弹了。

过了正午的时候，有一个四十岁左右的支那人用棍子挑着行李，从汲县的方向走来。野口一等兵马上前去拦住他检查行李，并让支那人朝山的那边走去。支那人什么也不知道，一步一步地向前走，根本没想到死亡正向自己逼近。

野口等支那人走出百米之后，把步枪架在土堆上瞄准他，就像孩子用气枪打麻雀一般，准备杀人取乐。

两声枪响，结束了一个支那人的生命。

现在士兵们觉得一头猪都比一个支那人的性命值钱，因为猪还可以用来饱餐一顿。”（ 《东史郎日记》）

在如此率性如此天然的兽性面前，还有少许的日军士兵残留着最后几点人性；或者说，看着人头似蒜头一样滚落在地，天天呼吸着带有血浆甜腥味的空气，让他们的心里有些发虚……

1937年10月17日。一轮皎洁的月光，水银一般泻在华北平原上。

刚随部队入侵中国不到2个月的东史郎，此夜无战事，他浴着月光，胸中有一股淡淡的哀婉和感伤之情袭来。前者是因秋欲去冬欲来的四季的轮回，后者是因思念远在大洋彼岸的故乡，今晚它上空的月亮是否也这样饱满、透亮，双亲和弟弟的眼波此刻是否也沉浴在这月波中？

很快，这一切如一只在耳边嗡嗡叫的蚊子，让他给驱赶走了。他及时地抓住了“活思想”，而且，很利索地展开了“斗私批修”，大约只要一支烟的工夫，便在日记上完成了由“个体化的东史郎”向“集团化的东史郎”的转变——

人间有正义，有感伤，有人道。

那就是人与生俱来的善。

但是，现实中有出自天生之善的正义。现实中的正义是力量。惟有力量才是正义。世上一切都是弱肉强食，此外什么也不是。有力量者就是正义者。在这个力量即是正义的面前，所有的善将不再是善。在力量的面前，人道不知为何物，恶道也可成为正义。

霸者的正义——高压的正义，只要有这样的东西存在，争斗就永远不会停息。

嘿，我们日本人！

不管是释迦，是孔子，还是基督，只要与日本违抗。就必须让他流血，必须同他作战！

……杀人并不是什麽罪恶的事，那是对祖国的忠诚。我们怀着这样的忠诚之心，为了继续杀敌，又开始前进了。我们是为了杀人才到支那来的，不需要任何花言巧语，只要是个杀人的魔鬼就行了。历史就是一部杀人史。

于是，第20步兵联队的歌，总随那面在弹雨与硝烟中被熏黑了的太阳旗，在华北平原月苦霜白却又总是铺满浓重血色的天空下猎猎作响——

凯歌震撼着黑暗在山谷里回响，

胜利时的喜悦，

叫人缅怀牺牲的战友，

他们曾喋血疆场。

长满野草的荒冢里，

长眠着的日出之国的武士啊！

生生死死都要做护卫吾皇的坚盾，

世世代代保卫我们的联队旗！

必须指出的是，比起日军在亚洲各国所犯下的罪恶，这支野蛮之伍在中国所犯下的，不但是最深重的—— 以对平民的屠杀而言，在我看过的资料里，只有在新加坡发生过超过5000人以上的处决，其中大部分还是坚定地支持祖国大陆抗战的华人，远远地小于一次南京大屠杀的规模；而且，日军通过在中国的施虐也获得了极大的精神快感，这种快感，是他们像被捆扎的粽子一样牢牢捆在国内大大小小的非亲属集团里很难企求的。

威尔海姆·赖希说：“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是‘小人’的精神，小人被奴役，渴望权威，同时又喜欢造反。所有法西斯主义独裁者都有小人物的反动社会背景……”（《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第三修订增补版序言》）

换句话说，小人物内心受虐／施虐的一体互动，即专制权威的受虐者，同时又强烈地渴望成为专制权威的体现者和施虐者，如此首鼠两端，人魔两极，对于考量法西斯主义何以在历史上似瘟疫一样蔓延的群众性基础，以及中外历史上一切打着“人民”旗号、其实质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的群众性运动，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来自于农村贫苦家庭的中下级军官翦除政界大佬，是典型的小人物造反；

其实，千年前恭谨的学生，千年后却打倒了先生，也是“小人物”造反；

一个历来以“缩小”为能事的小国，攻击并占领一个历来多做宏大叙事与布局的大国，更当是“小人物”造反了！

值得注意的还有，日军在中国大量的对女性令人发指、惨绝人寰的犯罪，这不仅是出于在世界上这是一支必须有两杆枪同时在岗、以好色著称于世的军队。

在华侵略战争期间，日军情报部大雄一男大佐在给日本陆军本部的文件中明确提出： “小人物”造反(3) 　　“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会抚慰那些因战败而产生沮丧情绪的士兵。他们在战场上被中国军队打败的心理，在中国慰安妇的身上得到了最有效的校正。

这种心理作用，惟有中国慰安妇能给我们的士兵产生。她们能鼓舞士兵的精神，能够在中国尽快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当日本武士道不能支撑崩溃的士兵时，中国慰安妇的肉体却能对复原治疗士兵必胜的信心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能在中国女人身上得到满足，必将能够在中国领土上得到满足。

占有中国女人，便能滋长占有中国的雄心。

我们必须更多秘密地征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从精神上和肉体上安慰我们的军人，树立他们必胜的信心。”（ 《远东审判案》备用资料 第103册第51章 ）

一个日本“志愿兵”披露了日本军方纵容官兵当年奸淫中国妇女的实情：“上级号召士兵们首先要去‘养精蓄锐’，”“没有体验过女人的人，就打不了仗”。“所谓‘养精蓄锐’，就是要去体验女人，我们上陆后，便结队成群地走向慰安妇……为了满足性的欲望，不，为了培养一个像样的杀人部队，使之玩弄一下敌国的女人，那简直算不了什么”。（[日]水野靖夫著 巩长金译 《反战士兵手记》 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有研究者认为，日军在南京强奸了8万名妇女。当年是南京某文化机关职员的李克痕逃出南京后，在汉口《大公报》上发表文章，他估计在整个南京大惨案里，南京三分之二的妇女遭日军强奸。

一个叫田所耕三的日本士兵在审判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证词是：“没有一个士兵不曾强奸过女人，奸过之后，还要把她杀死。”

一位叫河野公辉的日本记者在这个法庭上也作了证词：“强奸到倒了胃口之后，就捉到骨肉之亲的，命令他们交媾，当作游戏观赏，到处可以看到这种场面。”（ 转引自 陈嘉定 《南京大屠杀之研究》 见 联合报丛书 《抗战胜利的代价》）

一个叫富本的日本士兵在写给岛内友人的信中说：“……我们得到了中国的首都，也得到了首都的女人；这是个没有出息的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用；只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才有希望。”（引自 忻平 著 《1937：深重的灾难与历史的转折》）

在这里，中国女性亦是一个昔日“大人物”的符号——

一个国家倘若不是衰到了极点，弱到了极处，是不可能让它的女人——母亲、姑娘、老妪、妻子，像陡然被划开的鱼腹，身子似无边的白花花的盐碱地，如此大面积地暴露在异族面前，压倒在了侵略者的胯下，她们挣扎、辗转、撕磨，在令人窒息的血腥味中渐渐变得似泥河中的鱼虾一样奄奄一息……

对拍打一下中国女人的乳房，也可能平息大大小小的胆怯或沮丧的日本兵来说，这肯定会使他们产生爆发性的生理快感，与此同时，即使对一名最胆小的士兵来说，也会激起他胸中强烈的征服感——这个国家彻底完了，一个不能保卫自己女人、却要将女人血淋淋地放上战争祭坛的国家，已经具有种族灭绝的意义。

从1926年到1936年这十年间，中国经济本已具备“起飞”的制度基础，在若干方面，已萌露“起飞”的迹象。据亚洲开发银行章长基博士的研究，这十年间，中国现代化工业每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七点六，其中电力工业尤为突出。1926年时电力工业仅占现代工业的百分之十一点二，到了1936年，已占到了百分之二十二点二。电力是工业的火车头，电力工业的大幅上升，预示着中国工业化即将蓬勃展开。

但在这个被打碎的符号下，是中国半个多世纪所积累的财富多半化为乌有，是从1926年以后逐步开展的中国现代化与工业化运动被腰斩，更是当年激荡了内藤湖南胸臆的中华河山正变成一片废墟、焦土与裂谷。抗战中受破坏最大的地区正是中国工业最集中的沿海地区和华中地区，不过一年之内，中国工业菁华荟萃地带全部沦于敌手……

当今的日本，仍在为其“二战”时的所作所为付出诚信上的高昂代价。

无论是武士道传统，还是对天皇制的绝对信仰及根深蒂固的“岛国焦灼”，都深深地铭刻进了国民的集体无意识。

对于集体无意识，如果没有足够的理性飓风荡涤，使其如癌细胞一样得以消弭，即使一时淡化，乃至抹去了，在合适的条件下，它依然很容易如癌细胞一样复活，甚至扩散全身。与德意志民族比起来，大和民族却是个理性欠缺的民族，这大约就是亚洲各国总对卧榻之侧的日本不敢掉以轻心的根本原因。

因此，尽管其信誓旦旦，但来自列岛的某些举动、某种声响，常常被惕惧便是必然的，它们或许被有所放大亦是可能的。 日本特色的脸(1) 　　大约是1990年前，一位名叫野田正彰的日本社会学者，在近江的乡下见到一位叫川崎太二郎的老人。

老人这年79岁，还和妻子一起过着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可能除了稻米，食物几乎都是他们自己生产的。很难从川崎那清癯红润的脸上看出他过去的经历，从他对野田一再发出的由衷感叹里：“没有比百姓的生活方式更好的了”，人们会以为他毕生都是个赏心悦目于桑 麻渔渚的村夫野老。

老人领着野田参观了鸡舍，一块褪色的黑板上写着“米糠10公斤、鱼粉2.5公斤，牡蛎壳10公斤”等字样，像是鸡饲料的配料。下面，抄着的却是一首诗：

小小的鸡冠花哟，

让我想起上海原野上，

那采野菜的孩子。

问声你在做什么？

柔美地微笑着，

抬头向我张望，

开口说出“咪嘻咪嘻”。

那披在肩头的红布片，

是什么？

回答一句，

“女”

孩子若还在世上，

已50岁？

怀抱着孙儿，

讲不完战争年代的故事。

红色的山茶花哟，

宛如那穿着褪了色的、

美丽衣服的孩子。

由黑板下面的搁板上插着的一枝山茶花可以想见，这首诗并不是作者随意涂抹在此的。当野田问及过去，老人告诉他：“二战”期间，他先在中国经历了“上海事变”，以后又因太平洋战争被派到南方，在拉包尔迎来了战争结束……野田一下从这眼前山茶花到遥远的鸡冠花的意象跳跃里，感受到视自己为“战争加害者”的老人心灵深处的罪意识的表露。

视自己为“战争加害者”而有罪意识流露的，在日本的旧军人中，还有一些。前面提到的有直接间接血债达328人，被其逮捕、拷问者有近2000人的“特高课”少尉土屋芳雄，在做足了吃枪子、上绞刑架的心理准备，唯祈愿自己的骨灰盒能回到故土，却也在1956年7月，经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的特别军事法庭宣判，以免予起诉被释放，乘船回到了舞鹤港。

当他到达故乡的上山车站时，一心想悄悄回家的土屋，没想到大约有四五百人来迎接。一片交错飘扬的太阳旗和“祝归还”的旗帜，让他感到头晕目眩。市长的助手代表市长作了欢迎演说，学校的学生们也全体出动，加入了欢迎的行列，其情绪亢奋，如当初送他们出征时一样，只不过此批娃娃脸已不是那批娃娃脸了……

土屋芳雄的答词只有一句：“作为关东军的宪兵，对中国人民做了坏事，对此衷心地反省。”台下马上就有一句话掷过来：“说什么呀，不明白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回国后，土屋在农地改革后的农村重新成为百姓，并且在母亲开的食品店做帮手。上世纪50年代，列岛到处是蓬勃的反战和平运动。即使在比较封闭的上山乡间，也成立了“上山市和平恳话会”。劳动之余，只要对方有求，无论是学校、妇女组织、工会、市民集会或讨论，不论晴雨远近，土屋都去参加。他的发言都有作证性质，既为当年齐齐哈尔宪兵队的罪恶举证，又为自己当年在齐市几乎无人不知的恶名而自证。当人们纷纷在记忆中消赃灭迹，逃离现场，在现实中金盆洗手后为一双摇拂橄榄枝的御手时，王屋的言论显然破坏了游戏规则。对他发言的骚扰和抗议，总是十分激烈。1984年8月5日的《朝日新闻》以大篇幅介绍了他的手记《战犯的实录——半生的悔悟》之后，抗议文、骚扰信几乎扑门而来，它们多来自于原是宪兵的旧军人。

“宪友会”是全国范围的原宪兵的民间团体。1984年9月10日，《东京宪友会会报一八三号》重点刊载了该会会长写的《驳斥宪友的某个出版物》，内称：

“这是一篇实在令人吃惊的文章，越读越觉得是冒充的宪兵编出来的故事，于是翻开宪兵名簿。很遗憾，确有其人，该人一直在担任齐齐哈尔宪友会会长。同时搞清了该人极有可能是所谓被洗过脑的日本共产党党员，是以宪友会为对象进行工作的组织者。总之，这件事让人们看到了该氏巧妙地利用《朝日新闻》的反战反核宣传活动这种组织者的侧面，但结论是一切都无事实根据，充满谎言。”

该期会报大有炸平庐山之势，又发表一篇题为《面对悔悟记录的愕然》的文章，作者是千叶县的一位原宪兵：“在当前全国宪友会同心协力把对原宪兵的正确评价传给后世的活动中，绝对不能允许一个鲁莽的宪友使宪友会的活动泡汤。”

土屋本人还收到了一篇约有四五千字的长文章《宪兵科同期生对反叛祖国的宪友的公开质问信》。署名者都是昭和六年一起在关东宪兵队旅顺教习所学习的同期生，文中同样不容分辩地指责他为“洗脑”、“日本共产党员”。其言辞之粗暴，用心之狠毒，使他感到字里行间隐隐有溅出血肉的皮鞭在飞，有挪动在地的铁镣在响……

这位当初在中国的土地上被称为“特高之神”的男人，竟然在祖国的土地上屡屡被警方监视、跟踪。

从1956年7月到1984年，已经近五十年过去了，可土屋芳雄的一个强烈感觉是——

尽管和平了，但日本并没有改变。只是外表好起来了，其他和过去大抵一样，变化了只是自己。 日本特色的脸(2) 　　有土屋芳雄遭际的，比比皆是。

曾任华中派遣军第39师团步兵232联队中队长的富永正三，回国后按要求写了履历书。附信里他写了“吃尽了战争的苦头，以后要在反战的和平中生活”的意思，不久便传出“富永的脑袋变得不正常了，得让他先冷静冷静”的话来，被他所求职的部门长期拒之以门外。 　　原华北派遣军第59师团机关枪中队队长，从1942年至战败时为止，一直指挥150名手下在山东境内进行“三光”扫荡行动的小岛隆男，乘“兴安丸”号客轮回到了阔别17年的祖国。他穿一身抚顺战犯管理所送的新制服，随身的日用品和零花钱也是中国方面所赠送，大约正为此，几乎一下船，他就被贴上了“被洗过脑的男人”、“赤色”、“被锤炼过的人”这一类标签。

他的家在东京神田，当地的民政官员和警察不断来访，但不是为着解决他的求职问题。有大学教授及朋友们积极为他找工作，可因为是“中国归来者”，谁都不想雇用他。对他展开了弥勒佛般大度笑容的也有，那就是作为一名“帝国军人生还故国者”，他蒙热心地劝诱，让其返回自卫队。（以上参见 [日] 野田正彰 著 朱春立 刘燕 译 《战争罪责》）

1946年1月，东史郎就回到了祖国。他在家乡京都竹野郡先后经营电影院、机床制造业等，生活过得颇为富裕。1987年，东史郎出于对参加侵略战争的反省和向中国人民谢罪的愿望，在京都的和平展览会上，公布了他的战时日记，共5卷37万字，其中包括记录当年南京大屠杀情景的材料。他说：“对于一个退伍军人来说，战场上的事是不能磨灭的，因为我常常看到那本日记，当时的情况就常常在我的脑海中出现。半个世纪前的事情大家都忘记了，但我因为有这些日记，所以才能记得这些事。”

同年12月，东史郎以《我的南京步兵队》为题，将日记节选后交青木书店公开出版，在日本国内外产生较大反响，同时也遭到右翼势力的嫉恨。1987年12月至1998年3月，东史郎先后四次来南京，诚挚地“向南京人民谢罪”。他的家里因此接到不少右翼分子的恐吓电话，骂他是“叛徒”、“卖国贼”、“旧军人的耻辱”、“亵渎了英灵”、“罪该万死”等，东史郎及其家属却不惧威胁。他多次公开说：“我们日本人对蒙受原子弹的危害大声呼号，而对加害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痛苦却沉默不语……作为战争的经历者，讲出加害的真相以其作为反省的基础，这是参战者的义务。”

“中国归来者”中，有深感自己有罪的——风清月白之夜，花影弄窗之时，总让他们的灵魂似一件爬满了虱子的绣袍；也有决意要向世间袒露自己有罪的——倘若不说出来，以求得一场天律公理的瓢泼豪雨，他们就会像在广岛、长崎遭了原子弹辐射的许多人一样，在精神上干渴而死……

但两者的灵魂辗转不安时的呻吟，即使是无人在侧时的独自呻吟，也被他们周围的那一张张充满日本特色的脸所拒绝；倘若他们想在光天化日之下去长河大谷间奔走呼号，以老迈的龙钟之身焕发出大和民族真正的理性之光，这更为整个以非亲属集团做骨架的社会大厦所唾弃。

在德国，出生在“二战”期间、期后的这代青年，战后大约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对自己的父母在纳粹德国时的经历和行为有过一番比较深入地了解，并以此决定自己与父母的关系。因为父母的所作所为，不少人存有一种集体负罪感。这种负罪感，既决定了他们成年后的政治倾向和绝对的反战态度，也造成他们心理上自童年起难以摆脱的困惑与孤独。因此有人说，德国的这一代青年没有过快乐的童年……

在日本，有这么一个故事——

出生于1947年的仓桥绫子，与许多做女儿的一样，与父亲的关系很是密切，也从不辜负父亲的期待。在她小时，父亲便常常在夜间做噩梦，有时还发出凄厉的喊叫声。母亲总是用父亲过去有过痛苦的经历来解释此事，并安慰有些担心的女儿。她上中学时，父亲得了肝硬化，久治不愈，在1986年71岁时去世。上完中学，仓桥绫子进了早稻田大学文学系，毕业后在东京当中学老师。

这时，她为母亲当年的解释而感到隐隐不安，打定主意要搞清楚父亲“痛苦的经历”。退职以后，她开始走访战时认识父亲的人，从第1个到第19个，出现在她眼前的都是那张充满日本特色的脸，具敌意的寒暄，有礼貌的拒绝，东扯葫芦西扯瓢的太极。直到联系到第20个人时，终于出现一位承认是当年在宪兵队里是她父亲上司的人，此人住在名古屋……

四年之后，仓桥绫子据此创作了她的第二篇小说《悲伤的河》（《民主文学》1997年9月号）。在这篇作品里，父亲的病情进入了晚期，于世不久。悉心照顾父亲的女儿，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附有一张照片，上面是砍了中国人的头后正大笑着的3个日本军人，中间站的那个就是年轻时的父亲。

女儿极其震撼，不得不去打扰病榻上的父亲：

“爸爸，把真实情况告诉我。相信我，不论有什么事，我都是你的女儿。亲手杀死过很多人，这是真的吗？”

父亲的眼里流出泪水，不作声地转过头去。

过了一会儿，女儿收拾东西准备回去时，父亲用笔告诉女儿，他当年到过的中国的地方和杀人的数字。女儿目瞪口呆，问父亲：“怎么能干出这么残酷的事呢？” 日本特色的脸(3) 　　父亲再次颤抖着用铅笔回答：“我们是皇军。这是圣战。这才使得中国团结起来。”

“开始时很苦恼，但想到这是为了战胜中国，也就想通了。”

“那时真正的自己并不存在。实在是做了不好的事。” 　　女儿凑到父亲的耳边小声说：“爸爸，谢谢你。让你回忆起痛苦的事，对不起，但是这样的好。把实情告诉我，父亲也稍微踏实一点了吧？”

“我接受这个事实，接受父亲做过的事。”

父亲“失语”了，仓桥绫子却在父亲死后10年，在自己的笔下，倾听到了亡父的声音；

当父亲在国家不想对这场侵略战争谢罪的时候，她在小说中，以父亲的名义，作为一个人谢了罪，把“被迫进行的战争”变成了“自己从事的战争”。（见 《战争罪责》）

仓桥绫子身上，有一种穿透父母那代人的脸、去倾听历史大音稀声的力量。

但在列岛，快乐的童年依然在沿途撒下鲜花与歌声，出生在“二战”期间、期后的这代青年，因战后高速增长的经济，从国家体制到社会生活形态大跨度地西化，给这代青年以多少诱惑，又有多少机会。而且，他们早已习惯了父母那张一半朝着阳光、一半埋在阴影里的脸。列岛上下遍布着这样充满日本特色的脸，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怪诞。

何谓充满日本特色的脸的呢？

源自高村光太郎（1883——1956）的一首诗《坠子之国》。作为雕刻家和诗人，大约是因为主要生活在社会急剧动荡不安、理想与骗局肥皂泡般破灭的年代，在自己的作品中，他总以自嘲或自我厌恶的语气否定日本人。

坠子也是日本民间一种小手工艺品。将烟盒或药袋塞在腰间时， 为防止掉落而在其绳端附上雕有各种人物、动物等形状的坠子，材质有玛瑙、珊瑚、牛角、象牙等，手工十分精细。在高村眼里，坠子却是没有生命的，再精巧也只是雕虫小技。但一次，当他看到出自名家的几件坠子上雕着些许人物，惟妙惟肖，让他一下认定这就是日本人最典型的脸——

颊骨突出，厚唇，三角眼。长得像是名人三五郎雕出来的坠子/失魂落魄 神态木然 /不了解自己 汲汲营营 /生命如鸿毛 /爱慕虚荣 /藏头缩脑 不满现状 /如猿猴 ，如狐狸 ，如鼯鼠 ， 如鲨鱼 ，如兽头瓦 ，如破碗片 /一般的日本人

高村一定是“爱之切，恨之深”了。其实，高村笔下“一般的日本人”，我们在中曾根康弘、太平正芳、桥本龙太郎、村山富士等历任、甚至在现任上争议不断的小泉纯一郎首相的脸上看不到，在池田大作、胜田昭夫、松下幸之助、黑泽明、小泽征二、东山夷魁、高仓健等各界精英的脸上看不到，更不要说是最能体现日本女性气质、风度美的栗原小卷、中野良子、小鹿纯子了。

上世纪90年代访问过日本的梁晓声先生在他的访问记里写道：

“……最使我感到讶然的，是年轻的日本女人脸上那一种‘宁静’和‘澄净’。那一种‘宁静’，仿佛内心里毫无值得烦恼的心事，也没什么需要琢磨来琢磨去的心思；那一种‘澄净’，仿佛欲念世界里‘一片晴空’，‘万里无云’似的。仿佛外界根本没有什么事会搅动她们的思想，激起她们的不平似的。

我问翻译，日本女人的脸，怎么会“修炼”出那么一种神态？

翻译是上海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小伙子。已定居日本多年，受聘于某大公司，是临时翻译。我的问题使他一怔。沉吟良久，才顺水推舟地说：‘日本女人是和我们大多数中国女人不一样，脸上没那么多生活污染，没那么多复杂。我刚到日本时也感觉到了这点。’”

我亦有同感。而且，在我看来，近些年相当多的中国男人、中国女人，倒显得“汲汲营营”，“藏头缩脑”，或有猿猴般的灵活，或有狐狸般的狡黠，或更善鲨鱼一样的撕咬。以至于几乎人人发出“中国人素质太差”这个仿佛是万古不磨的感叹，与此同时，许多人又在一个强烈的“民族互憎感”中，以形形色色见怪不怪的“假冒伪劣”，以过江之鲫般的大案要案，轻贱同胞，作践同胞，榨取同胞，这可能在时下环球各民族中尚找不到第二例……

但在“二战”后的日本社会，凡要对待“中国归来者”，凡要应答仓桥绫子这样的后代，凡要谈论起这场战争，的确是遍布一张张充满日本特色的脸——

它们热情而又冷漠，充实而又空洞，坚毅而又暧昧，紧张而又迷茫。

可只要投去了其他对象，其他问题，它们瞬间就可能变得明净起来，和谐起来，真实起来，因此你可以说这张脸是一个四处游布的假面具。 “旅行之中无耻辱”(1) 　　大抵上说，战后大和民族的反应有两种类型——

一种反应是“无罚化”。主张无论是战争的参与者还是受害者，大家全都无须惩罚，因为不论胜了还是败了，战争都是悲惨的。

就战争的参与者而言，正如日本学者加藤周一在《日本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书中所 分析的：“在十五年战争中，作为个人，日本没有一个战争责任者，即大家都有错。战争责任由全体日本国民承担，不是由领导人承担。所谓‘一亿总忏悔’，就是说无论是香烟铺的老板娘还是东条首相，都有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事实上就是等于零，即变得没有责任。大家都有责任，几乎等同于没有责任。”

而且，更重要的，日本还是这场战争最惨重的受害者。在德国公众心目中，“二战”中标志性的事件是纳粹屠杀600万欧洲犹太人的惨剧，而不是盟军对柏林和文化名城德瑞斯登的轰炸；在日本国民心中，历史必须永远铭记的事件，却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而不是南京大屠杀。

战后日本的反战和平运动，大抵上是基于此种意识开展起来的。无论是广岛、长崎的反核和平运动，还是持续讲述战争体验及后果的大量书籍与文艺作品，说的都是一场似乎没有来由、或是说是“被迫进行的”战争如何使敌方、我方都成了牺牲者。而有来由的、或者说是“自己进行的”战争的声音，却尽可能将淹没在“无罚化”的喧嚣里。

于是，关于“受害者”的调查与彰显，可谓殚精竭虑，尽善尽美。

那场原子弹爆炸，使广岛和长崎共死了24万多日本平民百姓，这个数字准确到个位。它是以户籍本为普查根据的。每一个死者，都有生前户籍本上的照片为证，注明了当时的年纪，婚否，家庭情况，详细得令人无法怀疑。相比之下，上世纪90年代，在日本有四五个版本的揭露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书，作者都是中国人。但每本书上关于死亡者的数字都是模糊的，而且不一样。即使是从事日中友好的人士，不免也问中国人：我们究竟该相信哪一个数字呢？

广岛的原子弹爆炸资料馆，堪称四两拨千斤之作。该馆分东西两区，中间为设有观景口的走廊，可以看到两边广场的林荫和纪念性雕塑。由东区一楼进口，参观到三楼，通过走廊抵西区的三楼，再回到一楼的出口，其浑然一体，渐入千秋，恰似乘坐在新干线上看风景。

当然，这不是在看风景。参观者的心境常常处于压抑之中，让人们压抑的倒不是那些太周详的论述和一串串的数字，而是细节。越是小的细节，倒越有可能触目惊心——

一块表面上泛黄色、满是水渍的怀表，指针永远地停在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刻：8时15分；

一架儿童骑的玩具车，在高温中熔化了一大半，似一匹瘦骨嶙峋的小马，不畏沧桑的剥蚀，仍顽强地站在那里，在冥冥之中呼唤着当年它的主人；

还有一块花岗石，原是一家银行门口的台阶。原子弹爆炸的一瞬间，一个银行职员正走过，他倏然人间蒸发，只在这台阶上留下了一个模糊的黑影子。这块花岗石现在被称作“人影石”……

在中国的博物馆，如北京的抗战纪念馆、南京的大屠杀纪念馆，有多少此类“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展品呢？

英国作家艾伦布兹参观该馆后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从它的形容来看，原子弹仿佛凭空掉到广岛似的。没有任何的暗示让人知道，原子弹爆炸是因为过去的事件所引发的。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其他国家或民族也遭受到类似的战争悲剧。”

另一种反应，则是由极端精神主义转而为经济至上主义，认为日本是因为物质力量不够而输给了美国，急于要在一片废墟上重建工业，赶超西方经济，使本民族重新站立起来。其实质，并非是把昔日富国强兵的军国主义思想体系回炉改造，铸剑为犁，只不过将它推去了幕后，而在前台——貌似是以经济发展为重心的资本主义舞台上，隐隐约约按照过去的图腾：有了经济的强大，就有了一切，有了物质的力量，就有了日本的明天，上演着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

战后初期，城里人对乡下人十分羡慕，谁家要是有个农村的亲戚，特别是能背回一袋土豆什么的食品，周围的邻居要唠唠叨叨说上半天。男女工人在铝制饭盒里放两块咸萝卜干和几个饭团，顶着星星，疾步赶去上班，成了那个年月难忘的象征。

1956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日本立即成了美军军需品的最大采购地。从1951年到53年这段时间，日本为联合国军队提供了几十亿美元的食品物质和劳务。接着越南战争又开始了，工厂日夜繁忙，国民仍然节衣缩食。那一代的孩子，有许多光着脚丫却满面春风地去上学。那时日本待遇最高的是教师，教室里坐满了孩子，他们是日本的希望。

随后的六七十年代里，过去的武士道精神熔铸为现代日本的企业战士。当时，在日本人里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患心脏病，“过劳死”成为社会问题和普遍现象。尤其是年轻人毕业后一进入企业，日夜献身工作，从此如猎犬进入丛林，再也没有喘息的机会。

到了80年代，美国人为之惊呼：这头猎犬已悄悄冲进自己的家园！ “旅行之中无耻辱”(2) 　　1988年，日本石桥公司购买美国的费尔斯通轮胎公司。

1989年索尼公司购买好莱坞的哥伦比亚影片公司；

同年，三菱地产公司在一片争议声里购买了美国的偶像式建筑——纽约洛克菲勒中心大部分的股份。 　　1990年，丰田公司在美国的肯塔基建立汽车制造厂。

1991年，坐落于达拉斯和得克萨斯并拥有SEVEN ELEVEN便民商店连锁公司的美国东南公司，将它70%的股份卖给了伊藤洋华堂连锁店公司。

1992年，位于蒙特雷半岛、占地5300英亩的佩宝海滩被日本住友银行的两个附属公司接管……

在这10年间，忽然如空降过来的日本人，他们夹着公文包，戴着金丝眼镜，矜持地或者小人得志式地再挽着位金发碧眼的丽人，在美国的许多城市成了一道突出的风景。恰如当年的中国女人是一个符号，在许多日本男人眼里，大概美国小姐更是一个符号，一个打明治维新起便要“脱亚入欧”的“小人物”能否混进以美国为代表的“大人物”中去的心理符号。征服它，今天无须再用刺刀了，只要有大把的美元，一样可以粗暴地征服。

不仅仅如此，日本现代企业战士的手中还握有一把锋光闪闪的“武士刀”——科技。

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使自己的科技人员如此快地掌握最新技术，并迅速应用于降低消费品的价格，从而大规模地占领市场。似乎世界上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能与日本的石英表、电子照相机、摄像影机、立体音响设备或复印机、袖珍计算机的制造者进行激烈的竞争。尽管所有这些产品的基础技术都来自西方，但日本的技术都后来居上。

日本企业领袖常以生死来形容公司的科技开发，日立集团总经理在训话时说：“专利就是生或死！”由于极端重视专利技术，他要求研究人员每人每年都要提出新专利的申请。日本已成为全世界最大专利生产国，每年要向世界各国提出35万张以上的专利申请书。

在军事尖端技术上，亦如此。

从1970年起，美国国防部开始要求在美日“国防合作指导”中加入要求包含研发成果的分享，1980年又建立“美日系统及科技论坛”，美国再度要求日本以“分担费用”的名义，提供科技转移，包括军民两用的科技，例如电子及无线电的产品。这意味着当年被麦克阿瑟将军漫不经心的称为“小个子的日本人”，当今已长成为可以和山姆大叔比肩的巨人！

1990年美国打赢了波斯湾战争，日本的众多科技公司也一片沸腾，香槟酒一瓶瓶开得像点爆竹那样脆响。美国所使用的尖端武器里几乎都有重要的日本零件，例如飞弹里用的是新力公司的摄影机；非常规武器中的陶瓷容器、微波功率电晶体等许多重要零件，全数依靠京都陶瓷、日立、富士通、NEC等公司供给。如果日本停止出口零件，美国的高科技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就要找不到北。

日本人对于美国人，向来是又恨又怕，还心存几分感激。恨的是美国的两颗原子弹灭绝了24余万日本人的生命，终结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怕的是至今日本仍在美国的军事保护和核庇荫下。感激的是，战后日本全套引进了资本主义制度，却又保留了天皇。美国在恢复重建时也帮了大忙，早年很多技术人员都送去美国培训……

战后60年里，日本对美国大抵言听计从，美国一打仗，日本总是“哈依、哈依”地买单。老布什打伊拉克，日本出了90亿日元，前年小布什要灭萨达姆，小泉说现在国内经济不景气，没有钱，但出了人，首次向海外派遣自卫队……有人说，日本人对哪怕是一个美国乞丐都会毕恭毕敬。但毕恭毕敬之中，日本又总想对自己的仇人兼恩人施之以裹着天鹅绒的报复，泄之以让对方喝了黄莲汤却又有苦难言的快意。一千年前，蕞尔小岛对大唐中国俯首帖耳的同时，不也始终阴鸷着一只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