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拒绝遗忘.12

日本人对于美国的这一复杂而又微妙的情感，突出体现在长崎和平公园里的一个名为“和平”的雕塑上。该主体是个高达十几米，肩披斗篷、左手食指伸向碧天的人物，其发式与脸部的造型却不像日本人。导游要我注意，它有些像美国人。

这仿佛是山姆大叔在扪心自问，悔过自责：天呀天，当年我干嘛要在这里扔下原子弹？

又像是山姆大叔伫立于这座自古以来就是日本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向着世界举证：我的脚下是一片充满奇迹的土地……

可以认为，正是这种想要以物质成就遮掩战败罪责的或深或浅的用心，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日本战后拒绝历史反思、抹杀精神创伤的文化空间。

从武士道传统至今在日本社会沛然不竭来看，大和民族本是一个敢于承担罪责的民族。延至当代，“知死”之人仍层出不穷：1997年日本经济低迷，引咎自杀的人数大增，自杀者共有21851人，比前一年增加20%。1999年日本有22000人左右自杀，为交通事故罹难数的两倍。到了2003年，自杀者高达37400余人，其中仍以引咎自杀者为多，这种情形在其他国家极为罕见。

在林林总总的非亲属集团内部，言必践行，事必尽善，职必尽心。一旦言不践行，事未尽善，职未尽心，轻者降职降薪，引咎辞去，重者则自裁自决，舍生赴死。在日本，“忠”的思想，“义”的观念，浸透了整个社会，藩国或团体的安危成败历来重于个人生命，这是所有阶层的共同准则，如同一个不见教堂寺院却同样庄严肃穆的宗教。 “旅行之中无耻辱”(3) 　　本尼迪克特在《菊花与刀》一书里指出，古代日本从中国吸收了“忠”、“义”等伦理思想，他们却没有接纳“仁”这一观念。

这样说可能绝对了，但即使存在一些，“仁”的坐标也只是建立在藩国或团体的利益取舍上。少有超出这利益取舍的“是”与“非”、“善”与“恶”、“好”与“坏”的理性区分，更遑论中国人十分熟悉的、很长一段时间像打麻将一样得心应手的“落后”与“进步” 、“左派”与“右派”、“革命”与“反动”的政治鉴定。

在日本，“忠”、“义”有着普遍突出的意义，它们是日本人精神上的天条律令。

一件事情能不能做，主要是看是否合“忠”，是否合“义”。

在冲绳有一座知名的“姬百合之塔”，为着纪念“二战”中集体自杀的100名平民女子而建。每日前来的凭吊者络绎不绝，导游的介绍无比虔诚，人们亦像进入庄严的庙殿，不过是把一束束的鲜花当成了香火，又双手合十，眼睛微闭，默默地祈祷……

按中国人的看法，这100名女子为“不义”之战而死，形同炮灰，轻于鸿毛，没有什么值得敬拜的。可在多数日本人心里，“义”不“义”战另说，就算是不“义”之战，但不管是什么人，干了多么不好的事，只要为日本与天皇“体面地一死”，他们就已经与人间的是非无碍，飘飘欲仙，上天成“神”，而成为后人祭拜的对象。

“仁”则仅仅是在藩国或团体内部的一个价值标准，是日本人上班必带出门、远行却不必带上的一张出勤卡。换句话说，当大“仁”与小“仁”一致时，如祈愿和平，这个民族比谁都快地爬墙上竿，声高浪大，俨然和平是一块绿宝石，它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已有三百年；一旦大“仁”不合于小“仁”时，如反思“二战”罪责，这个民族便临阵逃脱，又搔首弄姿，仿佛与当今的德意志民族比起来，是它纯洁、烂漫得像个花季少女……

在日本，“忠”、“义”的要义还有——

不但藩国或团体的安危成败历来高于个人生命，它们的荣辱毁誉也重于泰山。众多日本人决心赴死，既是引咎平责，更为着洗刷耻辱保全名誉。对名誉的极度敏感是日本民族的又一心理特点，它却未能导引出西方文化中的所谓“罪恶感”。

大和民族的罪恶感，与它的“仁”的观念一样，都是关起门来使用的，即辜负或背叛了自己所属的藩国或团体的信赖才会产生罪感；当想到自己的行为对所辜负或背叛的集团以及他人带来了麻烦时，才会产生罪感，并因此要向对方谢罪不迭。但只要出了门外，这名誉的敏感器便顿时失灵了，如日本有一句谚语所说“旅行之中无耻辱”，这即是说：

当一个人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时，可以不受原来道德规则的约束。没有熟悉的旁观者也就没有了耻辱感，对圈子以外的人即便做出违反常规的事也不会有罪恶感……当前一些日本人因害怕背上“残忍民族”的标签而拒不承认战争的罪过，不能不说也是这种传统心态的反映。 （尚会鹏 著 《中国人与日本人》）

日本人理性的薄弱，使得列岛上不乏如是的人物——一个鹤发红颜、手脚勤快、精通园艺的老翁，过去是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一个慈眉善目、热情可掬、衣服上发现了一点尘灰竟像在身上看到了一个弹洞一样惊讶的老妪，却是当年丈夫暴行最坚定的支持者。余杰先生出访日本时便有这样的经历：“这个老兵的妻子，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静静地在旁边给我们张罗点心和茶水，她对丈夫诉说的一切也没有丝毫的惊讶和不安。她和气地向我们微笑，像是我的外婆。她还特意指出一种可口的糕点，并让我们每人带一个走……”（ 余 杰 著 《暧昧的邻居》）

人性如此之大分裂，两极如此之遥远，在其他国家多数的情况是，要不他们出自于精神病院，要不他们出自演技一流的剧院。在日本，他们却是泰然自若的，对此社会也是泰然自若的，没有谁会觉得奇怪与不安。

日本人的理性薄弱，对本民族的社会进程而言，恐似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若不是是非观念不强，实用主义盛行，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而像中国人那样上千年来经卷压身，理学滞重，以后又意识形态满咀，人人都是批判家，孩子也有一双火眼金睛，在一块薄地上偏要区分出“社会主义的苗”与“资本主义的草”来，日本就不可能在东方最早实现近代化，最先达到现代化；

另一方面，因为是非观念不强，窥时善变，除了总让亚洲各国忐忑不安，在世界地平线上屡有“经济动物”之称，在国内，国民的这一心理特点也容易为一些心怀叵测的人所利用。靖国神社大概就是这样的例子，许多普通的日本人来这里祭奠战争中失去的亲人，一些右翼团体却在此凭吊战争罪犯的亡灵，鼓吹复活军国主义，政府的一些有右翼思想的高官也来这里参拜。当亚洲国家及国内频频出现反对声音时，老百姓与传统就成了挡箭牌，声称这是“尊重民众的习惯”。 黄世仁追债(1) 　　中国人特别喜欢谈友情、友谊，更欢喜用“友好”（友谊）这个词。

人人都知道国民党亲美，但早期的共产党也对美国充满了赞誉：

“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 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

这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1947年7月4日发表的社论。

三年之后，朝鲜的皑皑冰雪之中，站起来了的中国人和美国人兵戎相见，中国宣传机器开足了马力，将美国描绘成世界上最邪恶的帝国主义元凶。

每一个中国大陆的人，看到这篇近六十年前的中共社论，大概都会感到惊讶，或许还会想——胡平老矣，漶眼昏花，肯定是抄错了。

接下来，是“中苏友好”，“中朝友好”，“中德友好”，“中匈友好”，“中罗友好”，“中捷友好”，“中保友好”，“中蒙友好”，“中阿友好”，“中越友好”……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统统友好。并且，找了北京郊区的若干个人民公社，每一个公社命名为一个“友好”，如“中苏友好人民公社”。

上世纪五十年代最突出的“友好”是中苏友好、中朝友好。六七十年代最突出的“友好”，是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和越南的友好。前者，毛泽东称之为“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后者，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向全世界表示：中国愿做越南反击美帝国主义的辽阔而有坚强的后方。

到了七十年代末，至改革开放初期，国人记忆的天穹上如星光一样熠熠放亮的，大约就是“中日友好”了。

那个年代里，中国对日本充满了好奇。先是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这是邓又一次复出后的第一次出国，也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到日本访问。随行的电视台记者，拍摄了日本农村和邓小平参观工厂的情形，当时能通过电视看到日本实际情况的中国人感到很吃惊，城市不用说了，就是农村，很多日本农民家庭都有两辆汽车，一辆是用于搬运东西的工具车，一辆是用于家人交通的小轿车。而按照不久之前终于结束的“文化大革命”的说法，日本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坐新干线时，邓小平对记者说，有一种“从背后推着跑”的感觉。正是在这风掣电驶般的速度之中，邓小平决心加快进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此后好些年里，索尼、日立、松下、东芝、夏普、雅玛哈、三洋……成了一个先进的、精巧的、友好的日本的代名词。中国人的家里如果有几样日本产的家用电器，算是有了某种地位与关系、还有财富的象征物。青年人拎着一个半、两个、四个喇叭的收录机，或挂在自行车车把上，放着旋律强劲的音乐去聚会、郊游，成了当时许多城市的一道街景。而且，何止是彩电、冰箱，大到汽车、机床，下至化妆用品、剃须刀，国人普遍趋之若骛，这形成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第一次进口热潮。

国人也十分心仪日本的文化产品：《望乡》、《追捕》、《生死恋》、《野麦岭》、《沙器》、《阿信》、《排球女将》等等。一句《追捕》插曲“啦呀啦……”风靡全中国，骑马飞逃的高仓健和中野良子成为全国老少皆知的灿烂影星。前者一副冷硬、满是沧桑的面孔，让中国多少“奶油小生”在银幕上香消玉殒；而一家服装厂仿他身上穿的那款风衣生产了10万件，不到半个月便销售一空。冰清玉洁、仪态万方的栗原小卷，更是许多中国男人的梦中情人。

随后，日本的卡拉0K经香港进入中国大陆，其开路先锋是邓丽君。国民党统一不了中国，共产党至今也未能统一中国，邓丽君却用歌声统一了中国。虽然她唱过中国各省的小调，但细心的听众知道，她唱的许多歌曲，如“空港”、“岛国之情歌”，用的却是日式曲风。她早期接受的是日本声乐家山田茂的严格训练，14岁正式进入歌坛，红遍港台后，很长一段时间又在日本发展。好几年里，卡拉0K甚至成了社交中的一种款待，吃完了酒席，就得去歌厅卡拉一番，如同今日碰完了酒杯子，就得去抱小姐的细腰子，这叫一条龙服务。

那时，各地盼望来自列岛的技术与资金，犹如大旱之中翘首云霓。若真有夹着皮包的日本人来了，即使是当年鬼子进村之处，人们也展开了由衷地热烈欢迎。当时有限的国际航线上，最热门的是飞日本。飞机上坐满了常常夹带着榨菜、面包的考察团，日中贸易迅速扩大。1979年，在当时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和中国有关部门的努力下，两国政府间达成了一揽子长期援助协议，利用这些援助，中国建成了一批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实施了文化、环保、农业、医疗保健等领域的一些项目，对奠定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基础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此期间，日本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无论在经济援助、投资还是贸易等任何领域，都遥遥领先于欧美各国。

那时，中国各级干部中，和日本侵略者打过仗的不少，对日军暴行记忆犹新的老百姓更多，但开放初期的中国人好像“历经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据说日本驻华大使每月都与胡耀邦总书记会几次面，胡耀邦还应邀到大使官邸赴宴，这在历届共产党的总书记任上都是少见的。 黄世仁追债(2) 　　一曲“中日友好”唱到最华彩处，不但当代人民要友好，而且子子孙孙也要友好下去。1983年胡耀邦访问日本，一下邀请了三千名日本青年来华串门。当时一位正在日本读博士的中国学者日后在网上发帖子说,他亲眼看到在他所在的大学，所谓的日中友好青年是怎么通过划拳选出来的……

实际上往上溯，中国人早就在讲两国友好了，“中日友好”可谓是中国一切“友好”产 品里的老字号。

“二战”结束后，除了远东军事法庭审判的28名Ａ级战犯以外，在受到日本侵略的各国和地区的50 多个法庭上，分别审判Ｂ、Ｃ级战犯共5700人。当时的定性标准为：Ａ级战犯为日本政府、军部首脑官员，Ｂ级战犯为违反交战法的中上层军官，Ｃ级战犯是大量残杀平民百姓的中下层日本军人。

中国是受害最大、被侵略时间最长的国家，但在中国受审的战犯不到一半，只有2357名，这2357人中，35名战犯被执行死刑，遣返回日本者933名，引渡出国者27名，尚有在押战犯1100余名。这些人可谓个个罪大恶极，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即是说，在这些本来就少得可怜、约占兵员总数万分之三的战犯，还有将近一半的人被国民党政府友好地释放回国。

可以相比较的是，在战犯审理上，盟军在欧洲各地审判德国法西斯战犯共8万多人。8万比5700，这个数字是很耐人寻味的。

给我印象较深刻的是，一个名叫厄尔玛的德国女子，她是农夫的女儿，没有读过多少书，审判时只有22岁。此前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做了二年看守，因为虐待成性，并开枪打死几名女奴工，即被判处死刑。难道日本战犯的暴行真的比不上德国战犯的暴行？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那么，审判的力度为何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而且，欧洲各国政府对纳粹战犯的追究至今仍然在进行，而亚洲各国政府对日本战犯的追查自五十年代中期之后便大体停止了。

看来国民党政府制订了内外不同的双重政治标准，对许多与日军合作的中国人处以死刑，而对使用这些中国人的日本人却网开一面，放了一条生路。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45年9月10日，为要求宽大伪国民政府主席陈公博，日本外务大臣致电国民党政府：“如果您们要责难秉着和平救国宗旨进行活动的陈先生，那么受到责难的应该是日本。他在那种形势下尽力维持和平地区民生，仅凭这一点，相信贵方也会酌量而行，无论如何我们都希望对陈公博氏宽大处理。”

帝国已是一片残垣断壁，似仍有道义压肩，为将要交出去的走卒说话，一块“分享艰难”。10月2日，来京都为母亲扫墓的前首相近卫文磨，听说了陈公博当晚即要被遣送回国，即赶到金阁寺与他诀别。两人见面，相顾黯然，谈及往事，不胜唏嘘，互道珍重而告别。

结果是——不要说陈公博了，就是与军统方面早有联系、暗通款曲，军统方面并有保证生命无忧承诺的周佛海、缪斌等伪国民政府要员，那些承诺最后都一风吹了，蒋介石均一一签署命令枪决。但对于日本驻华派遣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大将等一批日军高级将领，蒋介石放了他们一条生路外，在走走过场的审判之后，很快又放他们回国。

人放了回去，赔偿不要也无所谓。俨然骆驼倒了架子还在，还是当年大中华俯瞰番夷诸国的光景。

“二战”期间，日本从中国搜刮了多少，鲸吞的又是些什么东西呢？

按日本政府的记录，日本在“大东亚战争”(包括对中国本土的侵略与太平洋战争)的战费，共达7559亿日元，如按消费者物价指数换算，约为现在的170兆日元以上。此战费的大部分，即利用日本政府所操纵的“蒙疆银行”（1937年总行设立于张家口）、 “中国联合准备银行”(1938年总行设立于北平) 、“华兴银行”（1939年总行设立于上海）和“中央储备银行”(1941年总行设立于南京)开销。这四家银行都享有钞票发行权，它们所发行的储备券、蒙疆券、联银券、军用票等，均准备金不足或毫无准备金，这意味着对沦陷区人民进行普遍性的掠夺。

1937年以前，日本以“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为大本营，控制了东北的主要矿产资源。“七七事变”之后，日本财阀鲇川义介在关东军的支持下，成立了“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对东北资源进行有系统的全面掠夺。据一项1940年的调查，当时在东北全部工业中，日本人资本占到总资本的80%以上。对关内占领区，除少数已内迁的工业外，留下的新式工业大部分均为日本人所霸占。日军还大规模掠夺土地，有的用于建机场、军火库、兵营、公路网，有的则无偿提供给日本移民使用。为长期占领中国打算，关内各省日本移民比“七七事变”前增加了80倍，即由1937年夏的8600余人，猛增至1941年秋的67万余人……（郑竹园 《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见 台湾联合报丛书《抗战胜利的代价》）

日本筹借战费和搜括中国资源，也还用其它“国家犯罪”的手段进行。

以“皇军的阿片（即鸦片）谋略”来说，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关东军参谋部即要“满铁”调查部内的“忍者”，潜入东北整个地区的金融机关，侦探其数目、内容和通货状况等。关东军进攻察哈尔等地后，这些“忍者”立刻进入该地的金融机关、银行，第一时间接收并改换日方银行招牌。随后，以代金收买蒙疆农民种植鸦片，到伪“满洲国”崩溃为止，共生产鸦片３亿两。鸦片经北京、天津运送到华北、华中地区。蒙疆银行由此所赚取的利润巨大，在1938年度鸦片收益为4382万日元，到了1945年时，鸦片收益超过4亿2000万日元。 黄世仁追债(3) 　　日本还秘密进行“伪钞”的谋略战。即由日本陆军的秘密机关——第九技术研究所（因在神奈川县川崎市生田的登户，而称为登户研究所）第三科进行中华民国“法币”的伪造工作。登户第三科制造的伪钞总额约40亿元，伪钞在中国已流通的金额约25亿元。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额在1938年为24亿元，1939年为28亿5000万元，其中战费前者为18亿元，后者为24亿元。由此可见，登户研究所制造的伪钞，相当于抗日初期两年的中国战费。 　　此外，据溥杰的妻子爱新觉罗·浩(日本侯爵嵯峨家宫女)的传记《流转之王妃——满洲宫廷的悲剧》一书透露,“满洲国”的约４亿日元的金块，在苏联大军进入前夕，由“满洲国”中央银行总裁利用飞机运到日本。

又据《朝日新闻》记者大久保泰的《支那派遣军和平交涉秘录》里说， 1945年8月12日，即日本投降前三天，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部派出一支陆战队，运出正金银行上海支店的一箱箱金块，并由卡车载入驱逐舰。９月底，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将3吨金块交给国民党政府受降代表何应钦。其余金块下落如何，至今如泥牛入海。

还有日本海军在上海的情报机关——儿玉机关，也从中国大陆带回大量的钻石、白金等资产。

依当事人岩田幸雄的记述:“在终战8月15日的前一天，我使用朝日新闻社的飞机，将值钱的物资运送到日本内地。儿玉机关派遣高源重吉(最高干部之一)一同搭机。指挥官是志村参谋(海军中佐)。为何选用朝日新闻社的飞机？因终战时军机不能用，而朝日新闻社的飞机在机体上画着绿十字，可以说是‘救星’。但在起飞之前一直担心，因为虽选了金条、白金、钻石、翡翠等轻而值钱的东西运载，然而堆载过多而怕飞机飞不起来，高源重吉害怕机轮会折断而喊叫……但是做梦也没想到，这批贵重物资在战后变成了日本政党组成的资金。” （ 以上见 许介鳞 《日本的现代化是中国资助的》 《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学刊》转载）

日军从上到下都将抢劫文物珠宝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以南京沦陷后为例，日军有计划地去城内所有的机关、学校、博物馆、图书馆、大公司、大商家以及达官富贾的公馆，水洗一般地搜刮，仅在石霸街50号一位叫石筱轩的名中医的私宅搜去的物件就有：名贵书籍四大箱，字画古玩二千余件，木器四百件，衣服三十余箱。对于制造枪炮子弹的原料——铜铁制品，如住户的铁门、铁栅、铜锁、铜栓，也不放过，有时一天之内，一户人家被日军抢夺五六次，乃至上十次，直到家徒四壁为止。自1937年12月21日起，古董字画，珠宝古玩，以及大量的铜铁制品，在下关码头堆积如山，等着船只运回列岛。除了“国抢”满山满谷，“私盗”也盆满钵满，当时的南京，大多数日军官兵的裤腰带上都穿着50到200个金戒指……（ 陈嘉定 《日军南京大屠杀之研究》）

台湾中央研究院日本综合研究所的许介鳞先生的结论是，如果没有对主要是中国以及亚洲各地的资源的搜刮与鲸吞，日本不可能几乎同时在半个西太平洋地区打仗，更难与资源丰富、国土辽阔的美国打上四年的战争。

如果再往上溯，中国甲午战争的对日赔款为2亿3000万两（3000万两是归还辽东半岛所追加），换算成当年日币为3亿6451万元。而日本在发动甲午战争的1894年，国家预算只不过是9000万日元，可见赔款数目达到当时日本财政预算的四年之多，成为日本推行“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政策的巨大资金来源。事实上，日本从明治维新至日俄战争期间，有85% 的企业是在甲午战争后建立的。例如日本近代钢铁业的始祖——著名的八幡制铁所，就是为配合军需工业，从该赔款项目下拨出58万日元经费设立的，其原料也长期仰赖从中国与朝鲜进口，1938年变身为“日本制铁”，战后被盟军总司令部分割，而后再合并为“新日铁”。

因此，可以说，不但日本的现代化是中国资助的；就是日本的近代化，中国也买了单。

持有相似看法的还有日本学者。

日本学者林直道在所著《现代日本经济》（色文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第一章的内容便是：战后日本的经济能够迅速恢复和发展，除了美国的帮助外，还有如下重要原因：日本发动战争的经济机器并没有被打烂，反而有所增强，其次是日本的军阀和财阀相勾结，隐藏了大量从战争中掠夺来的资源。其三是不用向中国政府偿还战争赔款，而“日本人仅在《马关条约》中就讹诈了中国人民2亿多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它的利息至今仍在中国人的身上流血”。其四是日本战后的发展时期，正好赶上朝鲜战争和后来的越南战争。

总之，“日本战后的经济复苏是以被日本曾侵略的国家的灾难为基础的，战后日本发的还是战争财。”

“二战”结束后，据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按照当时价格的估计，中国的战时损失，不低于620亿美元。新中国成立后又再次统计，称各种损失折合当时美元计算数额高达1000亿以上。

1945年11月5日，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同盟国在日本投降后成立了一个赔偿委员会，专门协商日本赔偿问题。1947年10月25日，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核实，同盟各国向日本提出了索赔要求，总计金额为540亿美元，中国也在其中。中国以“受害最久，牺牲最烈”为由据理力争，坚持应获日本赔偿总数的40 ％，但各国不依，仅同意占30％，此后各方争执不休，问题一拖再拖，久而未决。国民党政府又忙于打内战，对日本赔偿的分配问题也就日渐无心顾及。 黄世仁追债(4) 　　此后不到两年，中国天翻地覆、江山易主。天安门城楼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新中国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此前不久，美国陆军部长亚罗尔在一次演讲中公开宣布：“今后对日占领政策是扶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以便起到可以防御今后在远东方面发生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作用。”这标志着美国对日政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由战后初期的抑日变为扶日。 　　1950年6月，朝鲜半岛爆发的战争点燃了美苏两大阵营间的第一次武装冲突。随着美国和中国先后介入，朝鲜战争已由单纯的内战升级为一场国际战争。为了打赢这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战争，启用日本这一反共先锋，美国力主尽快与日本缔结和约，解除对日本的军事管制，恢复其主权。美国极力张罗将在旧金山召开的对日和约会议，在邀请北京、台湾哪一方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问题上美苏发生了争执：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张由台湾蒋介石政府参加和会，这遭到了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美国随即就驴下坡，满脸波诡云谲，提出中国应在会外与日本单独缔结和约，对于将由中国哪一方与日本缔约，“应由日本去决定”。

当时，日本首相吉田茂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日本现在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对于如何行使此权，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形以及其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拟轻予决定。”此后，吉田政府以考虑为由，一直在对华赔偿问题上蓄意拖延，企图搁浅。

1951年10月25日，蒋介石派驻日本代表董显光拜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询问有关缔约的事宜。冈崎的回答是：“我国现在若与贵国订立双边和约，势将引起大陆中国国民对我之仇视”，因此，“我们现在的政策是要慢慢等待时机，以待日本实现独立自主后，研究何时同中国签订和约或选择中国的哪一方问题，我国历来尊重中华民国政府，遗憾的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土只限于台湾。”

冈崎胜男的一番话，更让蒋介石心惊肉跳，如坐针毡。这话的潜台词，傻瓜也能听得出来：你若不放弃赔偿，我就承认北京政府，不承认你台湾政府。

倘若说在这之前，蒋介石还有些黄世仁追帐不依不饶的勇气，但自“二·二八”事件之后的台湾，在他的铁血手腕下，至少枪决了三千人，拘禁了八千人，总刑期超过一万年，风雨飘摇的局势才获初步扭转。此时，国民党政权太需要国际社会的承认了，尤其需要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支持。倘若日本真一头扎向了五星红旗，岂不是讨债不成，反烧掉了自家的后院？

日本人的敲诈成功了，为了保住所谓的正统地位，台湾当局在草拟的对日和约当中广作让步，只要求“利用日本国民为中华民国从事生产打捞及其他工作，以作为补偿。除此以外，中华民国放弃一切赔偿要求，放弃该国及其国民因日本国及日本国民在作战过程中所采取任何行动而产生之其他要求。”这份草案已初步放弃了日本赔偿，仅保留了一部分劳务补偿内容。

日本对此仍坚决反对，仿佛是日本人在中国作战是可以的，日本人要在中国干活是不可以的，而且，仿佛把战败国的身份忘在了脑后，日本多次提出由它起草和约草案，气焰嚣张至极。在谈判中台湾本打算据理力争，以中方草案为底线，绝不再作让步。岂料1952年３月下旬，风云突变，美国国会批准了《旧金山对日和约》，不久又宣布该和约将于4月28日生效。这意味着在与日本人谈判的一副牌里，最大的一张王牌被美国人抽掉了，而且，一旦和约正式生效，日本将解脱战败国的束缚，恢复主权，在与海峡哪边中国人缔约问题上更为主动……

1952年3月25日蒋介石政府决定放弃全部赔偿。

仅在条约草案中列入下述文字：“日本承认其赔偿之义务，我方亦承认日本无力作出全部赔偿，为此……我方宣布放弃以劳务进行赔偿之要求。”

得了势的日本变本加厉，抓住鱼儿急于上钩的心理，对上述行文也不接受，坚持在和约中取消有关赔偿问题的条款，否则采取拖延的方法，拒不谈判。黄世仁千真万确怕起杨白劳来，蒋介石身心憔悴，台湾当局于4月12日答应了日本的要求。28日下午3时双方在和约上签字，此时距旧金山和约生效仅仅还剩７个小时。

最后，在双方签定的议定书第一条乙项原文为：

“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

另一处相关内容是在和约正文附录的记录中，原文是：

日本国全权代表：

“本人了解：中华民国既已如本约议定书第一项乙款所述自动放弃服务补偿……是否如此？”

中华民国全权代表：

“然，即系如此。”

蒋日和约的缔结，引起了新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1952年5月5日，即和约签字一周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严正声明：“对于美国所宣布生效的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对于公开侮辱并敌视中国人民的吉田蒋介石和约，是坚决反对的”。并且指责蒋介石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

允诺是“慷他人之慨”，中国政府和人民绝对不予承认。 黄世仁追债(5) 　　日本人真是美国人的影子。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7月，田中角荣内阁登场的当天便表示了要与中国恢复邦交的愿望。

当时日本政府要想恢复中日邦交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对待中国一再坚持的中日复交三原则（三原则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 除），另一个就是有关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关于后者，中国政府在不承认日台条约时已强调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杀害了上千万中国人，使中国蒙受数百亿美元的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损失。中国拥有要求赔偿这些损失的权利”。这便意味着中国要求日本赔偿的数额可能将会相当大。田中指望中国高抬贵手，并表示如果中方索赔数目适当，日本将考虑对华赔偿问题。为了打探中国的态度，预先就双方可能的争执达成谅解，需要一个从中穿针引线的人。当时正在访华的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充当了这个重要的角色。

1975年，竹入义胜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在1972年7月25日与中国方面会晤的细节：

“我把我们的意见全说了，共有十几条，并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赞成这些意见，事情就好办了……周总理最后问我，假如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日本政府会采取行动吗？于是，我就从北京打电话给田中先生，请他作出决断。田中回答‘行’，很干脆。最后一次拜会周恩来总理的时候，周总理拿出一份打印文件，并对我说‘这基本上是我们关于日中联合声明的原始方案。’我很吃惊，内容和后来的日中联合声明差不太多。”

竹入义胜不可能不吃惊，原以为在日本战争赔偿问题上肯定会有一番讨价还价，但在中方草案的第七条里这样写着：“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

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时20分，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第七条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与竹入义胜看过的草案比较，正文只有个别改动，即将第七条里的“权利”二字换上了“要求”。

至此，中日两国间悬而未决长达27年之久的赔偿问题画上了句号。

战后，亚洲其他受害国家都得到了战争赔偿，其中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所得赔款分别为2亿美元、5.5亿美元和2.23亿美元，甚至连当时尚未统一的越南南方吴庭艳政权也获得了赔款3900万美元。美国、苏联更是大赢家，日本投降后，苏联除将列岛上大量的各种物质与设备运回本国，又占领了日本北方的色丹、国后、择捉、齿舞群岛四岛。美国则是军队开进列岛，在日本各地建立了军事基地，从政治、军事上控制了日本，许多年里成了日本事实上惟命是从的主子。

中国也不是没拿到一个子儿。1948年及次年，中国赔偿委员会派船只到横须贺港接收日本的赔偿物资，共22次，运回赔偿物资15000余箱，全部价值仅为2250万美元。每条船的货值不过100万美元左右，虽然运走的不会是盟军大轰炸过后的一片废铜烂铁，但其价值也不会强出废铜烂铁很多。 暗暗的期许(1) 　　中国也称为战胜国，却未要日本付出什么伤筋动骨的代价。

尽管内心里在赔偿问题上有几分无奈，总体上表现的还是一种以德报怨的风范。

这是因为文化血脉里与过去的日本有一种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还是因为对未来的日本始终存有某种暗暗的期许？ 　　暗暗的期许肯定是有的。

1949年1月，把包袱甩给副总统李宗仁后，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决定下野。他带着儿子及少数随从离开南京，回到了奉化老家。他心里明白，眼看共产党军队就要打过长江，自己在奉化老家也呆不了多久，他必须考虑自己最终的落脚问题。

一个选择是去美国。夫人宋美龄在美国留学、生活多年，一口标准的英语；孔祥熙、宋子文也在那里置了大量产业，去美国居住比较方便。但想到美政界要人大多不喜欢他，作为流亡者去美国恐遭奚落，于是放弃了去美国的念头。

经过反复考虑，蒋介石决定去日本。他早年在日本呆过，懂日语，对日本的社会和风土人情比较了解，生活也很习惯，再加上战后，他顶着压力释放了包括冈村宁次在内的一大批战犯，日本人对他很感激，他自信流亡日本，日本人会欢迎。此外，台湾离日本较近，一旦台湾也危如悬卵，跑起来很方便。

同年4月初，蒋介石发电给国民党政府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要其尽快回国，有要事相商，而且回国后不要在南京停留，径直前往奉化溪口。

4月16日上午，蒋介石在溪口接见了朱世明。以往蒋介石接见部属，陈布雷、陶希圣等少数身边要员均参与。此次例外了，他不要任何人在场。

蒋介石先向朱世明问了一下日本的情况，然后对朱说：

“我这次叫你回来，主要有两件事，一是招聘日本军事教官，二是代我在日本找一处住宅。这半年来，我们在东北、华北、徐蚌（淮海）战役中遭受了大挫折，共产党进军江南已不可避免。我们在江南、西南虽然还有半壁江山，与共军的斗争仍很艰难。根据目前形势，我们在军事上要迅速扭转不利局面，不大可能。通过这两三年的作战，我感到我们之所以连连失利，主因是国军战斗力不强，战斗一打响就纷纷溃逃、投降，没有杀身成仁的精神。这说明，我们国军以往的思想教育、军事训练很不到位，或者说是走了过场。我们要扭转败局，战胜共军，没有一支训练有素、战斗力很强的军队是不行的。我们军队差的就是日本军人的‘武士道’精神。你返回日本后，将我们过去释放的日本高级军官，一一造册登记，然后登门拜访，并向他们表示，我国政府将聘用他们为军事教官，用日军的训练方法帮助我们训练反共军队。冈村宁次回去只有几个月，估计他会接受我们聘请的。”

蒋介石还特别嘱咐朱世明，最好让冈村宁次推荐人选。

接着，蒋介石对朱世明说：“要你代我找住房的问题，是因为我考虑国内局势越来越坏，李德邻（李宗仁）他们正在与中共和谈，如果和谈成功，等于投降，我就不好住在国内了。桂系四处造谣说我干预政务，又屡逼我出洋，故我想在日本买一处房子。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我想到日本住一段时间。如果我将来在国内实在无法立足，干脆就长住日本了。”

蒋介石又说：“房子的地点最好是东京市郊，既不要太热闹，也不能太偏僻，但周围的环境、风景要好，还要比较安全，大小以能住20人为宜。”

朱世明告诉蒋介石，战后日本经济萧条，东京市郊的房子很便宜，比较好找，他将尽力去办好这件事。

谈完之后，蒋介石又嘱咐朱世明：“你先多选择几处，然后再电告我，我作了决定再告诉你买哪一处。”

临别，蒋介石还特别嘱咐朱世明：“这两件事要高度保密，任何人都不能透露，更不能让李德邻、白崇禧他们知道。”

朱世明返回日本后，先在东京找到了冈村宁次，谈好了聘请日本战犯担任国民党军队军事教官的事情。随后，他派驻日参事宋越伦等几名助手，分头到东京市郊找房。经过数路人马几天的寻访，终于在箱根为蒋介石找到了一处豪宅。此处豪宅有大小房屋20余间，是皇室一位亲王的故邸，环境优美，配套齐全，有会客室、花园、荷花池、健身房，价格约1.5万美元。

朱世明感到这处房子很不错，当即发电告知了蒋介石，蒋介石回电表示同意购买。朱世明马上派人向房东交了预订金。

不料，此事走漏了消息，日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几家大报，纷纷做了报道。蒋介石得知此事曝光，十分恼火。在他逃到台湾后，国民党驻日军事代表团又发生“挂旗事件”（即改挂五星红旗），蒋介石对朱世明更加痛恨。他以任“国防部副部长”为饵，电召朱回台。感到凶多吉少的朱世明，深知是饵，立即辞去“团长”职务，跑到日本叶山隐居起来。不久，台湾方面派特务暗中追到叶山，将朱害死。死后好几天，尸体才被人发现。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国民党政权得以在台湾惊魂甫定，蒋介石无需去日本了。他在箱根预定的豪宅被转卖给日本一新贵。

蒋介石曾打算逃亡日本的这一内幕，只有蒋本人与极少数心腹知道。2003年9月，此事过去54年之后，才由其当年的秘书之一周宏涛在台湾说出来。 暗暗的期许(2) 　　如此看来，咀里总说国军要好好学习武士道精神的蒋介石，这武士道对他来说却是咀里临睡前可以拆下来的一副假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尚在押的日本战犯1000余名，绝大部分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周恩来总理对东北人民政府的公安部门指示说：“对外要严加警戒，确保战犯们的安全。不能出现一个逃走者，一个死亡者。对内要宽松，不殴打，不侮辱人格。要尊重他们的民族风俗和习惯，从思想上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

根据这个指示，管理所为战犯做大米饭，按照将官、佐官、尉官以下分为三级制作各种副食。而看守们，无论干部还是士兵，经常吃的是高梁米饭和白菜汤。他们中的许多人当初都吃过日军的苦头，有的亲属被日军残杀。通过所长、副所长不断进行的思想教育，看守、医师、护士、炊事员等工作人员终于接受这些战犯，并为贯彻周总理的指示而竭尽全力。

对于有重大战争犯罪行为的佐官以上的70名战犯，东北公安部门和抚顺战犯管理所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处以极刑的要求。1955年末，他们去北京汇报时，在中南海听取了周恩来总理的如下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