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拒绝遗忘.13

“关于日本战犯的处理，不要有一个死刑，不要有一个无期徒刑，有期徒刑者也要尽可能减少。起诉书一定要清楚地写明基本罪行。罪行不确实不能起诉。普通的犯罪者不予起诉。这是中央的决定。”

回到抚顺后，在内部传达了这个指示。但许多了解战犯罪状的干部想不通，为此领导们再次进京，反映干部们的情绪。据说这时周恩来回答说：

“不是部下不能接受，是你们不接受吧。如果你们想通了，部下自然就会接受。关于对日本战犯的宽大处理，20年后你们也许会理解中央决定的正确。”

在公开判决之前，中国政府制定了让战犯们参观新中国社会的计划。全体战犯分为三批，第一批从1956年2月末开始，去近处的抚顺煤矿和鞍山钢铁厂；第二批从4月中旬开始，去沈阳、长春、哈尔滨；第三批则到了天津、北京、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地，历时一个月。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为战犯复归社会而进行的修学旅行。

1956年6月，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上作出了对日本战犯“宽大处理”的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的特别法庭从6月到8月开庭。1017名被免予起诉，释放回国，其中有前文提到的土屋芳雄、岛村三郎、富永正三等人。45名被判有罪，刑期为8至20年徒刑，但刑期从成为俘虏或是战犯之日起开始计算，到了1964年4月9日，日本战犯全部释放并回国完毕。

一个名叫岩川隆的日本人，把被各国政府以“反人道罪”追究的日本B、C级战犯（残酷行为的命令者、实行者）的情况制成了一张表——

国 名 审判期间 死刑 无期 有期 免予起诉 其他 合计

美国 1945.11~1949.9 140 164 872 200 77 1453

英国 1946.12~194.3 223 54 502 133 66 978

澳大利亚 1945.2~1951.4 153 38 455 269 24 939

荷兰 1946.8~1949.12 226 30 713 55 14 1038

中国(国民党) 1946.5~1949.1 149 83 272 350 29 883

法国(西贡) 1946.2~1949.3 63 23 112 31 1 230

菲律宾 1947.8~1949.12 17 87 27 11 27 169

合计 971 479 2953 1049 238 5690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6.6~8 0 0 45 1017 0 1062

（ 岩川隆的《至今还没有开口》 《潮》1976年8月号。 转引自《战争罪责》 ）

就在绝大多数日本战犯得以“免予起诉”、释放回国的1956年，同样被称为“战犯”的中国人，如杜聿明、宋希濂、黄维等，仍被关在监狱里，有的还就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该所在关押日本战犯和溥仪等伪“满洲国”战犯的同时，还关押了354名国民党战犯。他们中的许多人既是抗日战争中血战沙场、气壮山河的猛将，又是国共两党对垒中杀得天昏地暗、最终投诚或被俘的败将。

不知道他们和日本战犯们在同一片屋檐下“改造”的滋味如何，知道的只是他们“改造”的日子，远比日本战犯漫长，最早的是在1959年国庆十周年时获得特赦，最晚的，则延至1975年毛泽东签署发布“现在押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军警宪特一律释放，与家人团聚”的命令，才顶着一头雪峰蹒跚出狱。

去年经《凤凰卫视》采访、播出后才广为人知的仵德厚老人便是如此。

原为西北军军官的仵德厚，戎马半生，打过军阀，打过蒋介石，也打过共产党，历经大小数百次战斗，让他最为难忘的还是8年抗战，其中又以台儿庄战役、武汉保卫战最为艰苦，也最为惨烈。

在台儿庄战役中，仵德厚率领均由中校军官组成的敢死队，和三营官兵一起杀入台儿庄城内，与日军展开了逐街、逐巷、逐房、逐墙的争夺战，经过一天一夜的血战，日军龟缩到城西北角等待增援，两军形成对峙。次日，李宗仁将军下达总攻命令，仵德厚手舞大刀片，腰束手榴弹，率敢死队向日军发起最后冲锋。这场战役打下来，歼灭日军万余人，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速战速决的计划，但中国军队也付出了死伤2万余人的惨重代价。在仵德厚的敢死队里只有三个人活了下来，三营官兵也损失过半。 暗暗的期许(3) 　　八年抗战中，仵德厚率部与日军血战数十次，由于功勋卓著先后被授予：甲种一等嘉禾勋章、贵胄荣誉勋章、宝鼎二等勋章，升任少将副师长。

1948年7月，数十万人民解放军对山西太原国民党守军发起进攻，先后七次总攻，1949年4月攻破太原。时任国民党三十军二十七师少将师长的仵德厚被俘。8月，仵德厚即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被押送到山西太原市第一监狱服刑。 　　期间，他参加的主要劳动是做鞋底子。以后又在厨房里做了一年零七个月的饭。昔日扛大刀片子的肩，如今扛一袋180斤的米，倒在一个四尺的大锅里，再使铁锹捣平，加水做饭。劳改人员都反映他做的饭好吃。

1959年，仵德厚十年刑满释放，被指定到山西太原东台堡太原砖厂当了一名就业工人，犹如摘帽右派还是右派一样，他并没有获得彻底自由。直到1975年，16岁当兵离乡的他，时隔半个世纪，已年届65岁，才踏上了返乡之路。

在这前一年，仵德厚的父亲离世，紧接着，妻子因患子宫癌去世。两个亲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归西，仵德厚都不知道。当他背着一个破旧的小包，回到陕西径阳县的家乡，看到两个来车站接的儿子都穿着白鞋，一见到他就失声痛哭，他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从火车站到雒仵村，30多公里路，三个人默默地走，一路无语。

回到家乡，仵德厚成了一个普通、纯粹的农民，从1975年释放到1986年，他没有领过这个国家一分钱。他每天种地，放羊，在他身上留下不多的军人经历的痕迹中，有一个是他仍像军人一样坚持早操，几十年风雨无阻。但随岁月流逝，他的早操由跑步变成了疾走，又由疾走变成了现在的慢步……

似乎总着眼于“未来”的中日友好，在“未来”的日子里，日本给了中国以怎样的回报呢？

面对一个经济实力和自己相差甚远的国家，经济援助成为日本改善和中国关系的一件利器。而恰在此时，一向闭关锁国、奉行自力更生方针的中国领导人也开始改变过去那种“国不欠债”的观念，开始寻求外部力量帮助中国发展经济。

大平正芳在1979年的中国之行中，正式提出向中国提供ODA（即政府开发援助）。1980年4月，双方首次签署了日本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的协议，还款期限是80年。

日本大使馆公布的对华ODA部分数据显示，至2003年，已经24年的经济援助，总计达30000亿左右的日元贷款，中国接受国际援助的半数以上来自日本。日本对华ODA分为三方面内容，日元贷款是最主要的一项，它属有偿资金援助，资金规模大，需要偿还，但贷款条件比较优厚：利率低，还贷期长。此外还包括无偿援助和对华技术合作，前者到2001年末，累计约53.6亿人民币；后者截至2000年末，达64.8亿人民币，援助项目涉及教育、医疗、农业、环保等领域。

1994—1998这五年，日元贷款与中国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之比分别为27.25%、25.67%、24.97%、24.02、14.16%。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许多基础设施都由日本援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等的建设资金均来自日元贷款。中国铁路电气化总长的38% 、港湾建设的15% ，也是依靠日元借款实现的。仅是在一条长江上，就有五座大桥出自日本的经济援助。

随着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日本民间的各行各业亦去中国投资，以沿海城市为中心，建立了大量合资企业，主要从事加工贸易。现在中国已经有了2万多家日本公司，它们提供众多的就业机会，产品远销世界各地，为中国赢得不少的外汇储备。同时在引进先进技术上，其规模远远超过日本政府的技术援助。

长期以来，中国国内不少人认为，日本对华援助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战争赔偿。其意蕴为赎罪，中国不必感恩载德。但在有关ODA的文件里，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这种说法。

在日本国内，许多人将此举视为日本的乐善好施，如同一千年前强劲的唐文化提携了羸弱的日本文化，其意蕴为扶危帮困。有了道德上的几分优越感，便总想着中国人该有几分感激的表示。

据说，在北京首都机场新航站楼落成的时候，日本方面曾要求在站楼外树一块“日本援建”字样的牌子，但被中国方面所拒绝。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冯昭奎回忆说：“当时有日本朋友到首都机场后说，这比东京的成田机场还漂亮，他们非常高兴，觉得很自豪。但是我们的报纸报道时，连300亿日元的贷款都没有提。”（见 2004年04月12日《国际先驱导报》）

于是，日本人往往感到委屈，ODA数额这么大的援建，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多少人知道。直到2000年朱鎔基总理访日，中国政府才第一次公开对日本的援助表示感谢。

其实，日本的ODA从来不是免费的午餐，而是日本与接受国出于互利互惠的产物。对中国的好处无庸置疑，对日本而言，凡是在那些对日本ODA运用得比较成功的国家，日本也扩大了自身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利益。

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作为资源匮乏的国家，能源多样化是日本一直奉行的政策，而中国在1980年代的能源消耗很低，日本希望通过对中国的援助，获取自己所需要的能源。在第一次ODA援助中的大同至秦皇岛电气化铁路和秦皇岛港口建设项目，就是为了方便向日本运送大同的煤炭。很少有地方烧煤的列岛，却大量不断地向中国采购煤炭，秦皇岛港口建成后，均由此出船，在本国的下关卸船，然后统统用水泥封起来，封成一个个石方，再沉入内海的海底。据说现在已经沉下去的面积，相当于半个太原。这些煤炭是准备将来一旦世界发生能源危机或爆发战争用的。 暗暗的期许(4) 　　日本工业在80年代已经调整升级，与欧美一样，日本已经放弃或局部放弃低端产品。而中国拥有数亿的廉价劳动力，至少在未来的20年里都拥有劳动成本的优势，因此日本在必须进口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也必须要在中国投资，转移低端产品和某些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特别是在90年代的经济不景气时期，倘若不这样做，那就意味着进一步削弱日本经济的竞争力，并增加日本国民生活成本。除非未来的日子里中日之间发生重大贸易、政治和军事对抗，这种经贸格局不会改变。 　　诚然，日本也可以选择进口印度、南美等国家的低廉产品，并在这些国家加大投资力度，但这样做日本必须以丧失中国市场为代价，时下的中国市场显然比印度与南美更有诱惑力。倘若印度与南美比起中国市场更有优势，那么，即使中国做了天女散花般的友好姿态，日本也不会义无返顾地回头。在技术输出方面，日本也不比欧洲国家大方，比如汽车产业，在过去的30年里，日本只肯对中国出口散件，不肯在中国组装整车。只有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大发”在中国生产了微型面包，而 “丰田”、“日产”、“本田”等汽车巨头，都是在欧美汽车巨头早就进军中国以后，才急匆匆过海移师，在此之前，德国“大众”在上海仅普通桑塔桑就下线了200万辆……

日本上智大学教授村井吉敬曾对日本在各发展中国家进行的经援项目作过调查。他指出：“日本的经援，大部分都附带着有利于日本企业的条件。与其说它是一个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外交援助政策，倒不如说它是日本企业，尤其是建筑业，重工业对外伸张的向导。”

手伸得好，彼此互赢的例子有许多，但手伸到中国人的钱包里，再也不愿抽出来，几近于抢，最后分道扬镳的事情也并不罕见。

我就听到过这样一个例子：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期待引进日本的通信设备来改变国内通信落后的局面。富士通公司却不希望一步到位，先将旧的卖给你，旧的钱先赚到手，再卖新的给你，他们在技术上总能领先中国一代。80年代初，他们只给中国提供纵横制交换设备，而对中方想要的程控数字交换机漫天要价，且不提供技术转让。

中方无奈之下引进了前者，因为技术相对落后，难以适应巨大的扩容，故障时有发生。最严重的一次，造成京沪之间通信中断24小时。这一事件之后，德国西门子和美国贝尔迅速提出向中国提供程控交换设备，并且附带技术转让条件。富士通公司起初当秋风过耳，不相信中国有决心更换，因为日本的标准和欧洲不兼容。日本标准的传输接口是T1，速率1.544M。而欧美标准是E1，速率2.048M，两者根本无法对接，除非是整体淘汰。偏偏中方为了吐出长长一口鸟气，宁可壮士断臂，如今中国的邮电通信网络里面再也没有日本设备了。

日本对华ODA，除了着重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量外，政治上的冷战思维亦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背景。在苏联及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倾塌之前，尤其在70年代后期，中美日三国之间实质上是一个准同盟关系。

虽然意识形态大相迥异，孙子兵法却在肚子里滚瓜烂熟——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搁一个“敌人”在中间，这种朋友可能更靠得住。想想从田中角荣访华，直到《望乡》《追捕》……在中国很是火了一把的年代，不正是中日友好的晴空万里的岁月？ 纠葛从来存在(1) 　　其实，中日关系里，何曾有过晴空万里的日子，倘若有过，那只是人们没有看到——在两国经济、文化上越来越频繁交往的同时，两个民族心理与情感深层次之间的纠葛从来存在。不过，它们犹如深海水雷，你不触动，它们只是一方方黑黢黢的礁石。

战后60年来，在一些涉及到“二战”的基本认识上，在日本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参加过“二战”的老兵们，极少数天良复苏，深刻反省战争行为，致力于中日友好，为自己和国家赎罪，但他们的声音被淹没在“无罚化”的喧嚣里，他们的遭际也不啻于中国人眼里的“汉奸”。 大多数老兵对“自己进行的战争”毫无反省，他们不仅是否认侵略，还坚持这场战争是将黄种人从欧美殖民主义者手里解放出来的“圣战”。他们成立了很多类似于“宪友会”这样民间性的组织，它们大规模打压土屋芳雄、东史郎这样的“异己”，为战争罪犯涂脂抹粉，对于军国主义思潮至今得以在列岛不死起了重要作用。

老兵们如此“壮心不已”，在一些所谓有纪念性的日子里，还能全身披挂，再度戎装，精气神十足地去靖国神社门口耀武扬威，吹吹打打，这得益于衣食无忧，日本政府对老兵们发放“恩给”，此种“恩给”比日本国民年金要优厚许多，他们的待遇相当于中国参加过革命的离休老干部。

在一般的日本中学，历史课主要是讲解古代史。讲到现代史，特别是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行径少之又少，近年来有讲到的，也多经篡改。这类课程还常常因为不考试而被学生忽略。

在现代日本人中，日本的“加害者”意识远不如“受害者”意识那么强烈。每年８月１５日是日本投降的日子，日本叫做终战日，这一天，列岛上下都有很多有组织或者自发的纪念活动，悼念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同样，日本媒体反复诉说的往往都是日本受害的方面，如原子弹爆炸，东京空袭，冲绳战等等。对于日本曾给中国及亚洲各国所带来的深重灾难总是轻描淡写，或是一笔带过。

爱知县蒲郡市，在它的西边有一座临海的小山叫三根山。取名三根山，是因为它横跨宝饭郡、额田郡和幡豆郡三个郡。在三根山山顶处，有座墓叫“殉国七士墓”。

所谓“殉国七士”，是指日本战败后被处决的Ａ级战犯东条英机原陆军大将等7人。坟墓规模相当大，大坟堆的周围是石头砌的坚固而宽敞的底座，墓前立着一块花岗岩石碑，上面介绍了修建此墓的由来。大致意思是：东条英机原陆军大将等7人，在“太平洋战争”战败后，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以“破坏和平罪”被判处极刑。这是按照胜利者的逻辑判决的，是不公正的。他们7位的辞世，却奠定了国家的和平基础。作为后人绝不能忘记，今天的和平是建立在他们7位的牺牲之上。

这座“殉国七士墓”是东京审判时的律师三文字正平等人于1960年修建的。该墓没有建在列岛的中央地区，只是建在中部地区一个偏僻乡下小镇边，从这一点来看，当年仿佛有几分偷偷摸摸，但此后，随着一座座新石碑的耸立，这里越来越公开化、规模化了——

一座碑上，刻着日、德、意三国结盟时期的日本驻德大使、在东京法庭被判处无期徒刑的Ａ级战犯大岛浩悼念和歌颂被处决的以上7人的汉诗。

一座大石碑上，刻着演员鹤田浩二、横纲北湖、歌手艾·乔治等演艺界名人到此凭吊的联合签名。附近，还有刻着“陆军×××部队”、“海军×××部队”之类的石碑，它们好像一群高高矮矮的卫兵，在永远的海风里，永远地守护着中央的“殉国七士墓”。

1984年，在墓地的入口处，又树起了一个高4.7米、宽1.7米的巨型花岗石门柱，上书“殉国七士墓”五个大字，挥毫者是岸信介。

1955年，日本厚生省开始制作战殁者名单，战犯因被视为不是日本国内的犯罪者，“恩给”、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均未剥夺，战殁者（烈士）也没有将Ａ、Ｂ、Ｃ级战犯排除出去，一些被释放的战犯又重新回到政府担任要职。岸信介便是Ａ级战犯，50年代里当了日本首相。还有一个叫贺屋兴宣的Ａ级战犯，后来做了法务大臣，另一个Ａ级战犯重光葵则当上副总理、外务大臣。

这些事若发生在德国，当然匪夷所思；出现在日本，只要看看眼前的此墓是如何扩展为一个已名噪列岛的陵园，便会觉得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了。

1959年，Ｂ、Ｃ级战犯的牌位进了靖国神社。

1978年，Ａ级战犯的牌位进入靖国神社。

现在靖国神社里供奉着Ａ级战犯14名，Ｂ、Ｃ级战犯1000余名。

靖国神社里安放的全部是有名有姓的殉难者，还有许多无名氏，或无人认领者，则被安放在千鸟渊战殁者墓苑，约有35万人。

很多中国人有一种误解，以为日本首相是从中曾根康弘开始才重新参拜靖国神社，其实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并不是始自七八十年代，从1945年“二战”结束至今，历来都有日本首相参拜。粗粗算了一下，在战后至今的日本27位首相里，去参拜过的有14人——

东久稔彦（1945年 1次）

币原喜重郎（1945年2次）

吉田茂（1951－1954年5次） 纠葛从来存在(2) 　　岸信介（1957－1958年2次）

池田勇人1960－1963年5次）

佐藤荣作（1965－1972年11次） 　　田中角荣（1972－1974年5次）

三木武夫（1975－1976年3次）

福田赳夫（1977－1978年4次）

大平正芳（1979－1980年3次）

铃木善幸（1980－1982年9次）

中曾根康弘（1983－1985年10次）

桥本龙太郎（1996年1次）

小泉纯一郎（2001年－至今4次）

中曾根是战后第一个以首相身份进行公式参拜的首相，所谓公式参拜，就是所花费用全部由国家报销，用的是国民的税钱。这以前的历任首相均以私人身份参拜。公式参拜的，除了中曾根，还有就是当今的小泉纯一郎。

即使是在知识界，认识模糊者也大有人在。

《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6月3日发表该报记者采访北京大学教授严绍汤的文章。

文章里，严教授回忆说，1985年日本电视台播出当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判决，一位日本青年学者看过之后对他说：“太残酷了！”

严教授说：“他们都是战犯，他们杀了许多人。”

对方说：“那是战争，没有办法！”

严教授问：“为什么会有战争呢？是谁发动的战争呢？”

对方说：“战争已经结束了，为什么还要杀人呢？而且他们都是我们日本人哪！”

10年之后的1995年，严教授又到日本。

另一位日本青年学者对他说：“把大东亚战争说成是侵略战争是不对的，我们是与英美帝国主义决战，但是日本领土太小了，不得已借用中国的土地，动用中国的物资，这是给中国带来了麻烦。”

有一种看法认为 ，比起日本从美国和苏联方面得到的惨痛的教训，中国让日本有什么痛感呢？日本在战后对侵略历史与罪行不能作出深刻反省，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放虎归山”。

一颗颗“深海水雷”就这样在大和民族的胸臆间飘荡。

在中日恢复邦交后的大约10年间，因为大敌当前，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中国没有将历史认识问题作为两国关系中特别重要的问题对待。中日两国，无论是在官方，还是民间，大体上都保持了友好的气氛，海面上水族翩翩，海鸥悠然，风平浪静。

但即使这时，日本人对这“友好”也犯着嘀咕——耐人寻味的是，在报刊与电视等媒体里，日本与美、英、法、德等西方国家的来往交流，从来都是用“亲善”这个词，极少看见用“友好”的。莫非“友好”，仅仅只是日中关系的专门用词？莫非听起来恬淡如菊的“亲善”才靠得住，而看起来热乎劲儿如啤酒泡一样往外冒的“友好”，却有些靠不住？

世界格局的冷战状态终成历史，冷战思维不死，也是美人迟暮；

战败几十年过去，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总量的日本，决意要成为世界性的政治、军事大国。日本强悍了，过去不动声色处理的事，现在高调处理。过去暧昧中做的一些事，如今做得明确起来。但并非石破天惊，只是一种策略上的变化，为着在世界政治奥斯卡的灿烂星光下，有一个与大国风范相得益彰的道德形象，它必须在踏上红地毯前赶快从道义上洗刷自己；

坚持改革开放路线不动摇、始终以发展为硬道理的中国，也崛起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多极化政治中重要的一极，中国格外注意起不是一极却亦步亦趋另一极的日本的动向。

中国的强大，也使得“文革”后肚皮朝天、几乎要被晒成咸鱼干的民族主义思潮，泼刺刺地溅起了不大也不小的水花，一向在涉及国家大事上言辞木讷、谦谦君子的民间社会，却在对日关系话题上发生了大面积的井喷！

“深海水雷”一个个被触动了——修改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参拜靖国神社，钓鱼岛事件，中国劳工与慰安妇赔偿问题，“日美安保条约”，东海油田勘探事件，将台湾划入“安保”范围……

一串几乎接踵而来的爆炸，让许多善良的中国人猝不及防、气涌如山，还有了当年毛主席老人家被林彪欺骗了的感觉。

许多普通的日本国民心里也不是滋味，他们对中国方面不断提出日本必须进行反省、谢罪的要求感到茫然，或者厌烦，甚至抵触：“二战”后，若20年算一代人的话，三代人都过去了，日本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让中国满意呢？

民间有舆论认为：美国在经历“9.11事件”之前，所蒙受到的最大屈辱是日本给的。无论是在珍珠港，还是在新加坡、菲律宾战场，美国都付出了极其惨重的牺牲。但美国从未像中国这样喋喋不休地要求日本反省、谢罪，日美关系因此也从未像日中关系这般激波大澜，倏冷倏热……

日本还有学者说：若要翻陈年旧帐，近代以来中国人的“东亚病夫”的帽子是英国人给戴的，鸦片战争后英国从中国掠走的财富也是惊人的，仅从上海每年流失的白银就以10亿两计。当今的中国为什么不找英国平反昭雪，落实政策，独独找上日本不依不饶？难道日本好心好意给了中国20几年的ODA，日本的麻烦却没完没了？

对ODA在中国，不少日本国民也有看法，尤其在90年代日本经济出现不景气之后—— 纠葛从来存在(3) 　　明海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山下东子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时提到，在日本国内的确有一些人呼吁削减对华援助金额，这些人的理由就是中国已经变得很强盛，中国接受日本提供的援助，却在载人飞船等高科技领域超过了日本；不仅如此，中国在接受日本援助的同时还对老挝、柬埔寨等国家解囊相助，这让部分日本民众感觉“不太好”。

近几年来，中国的“神一”、“神二”、“神三”、“神四”、“神五”无不飞行成功 ，让中国人大快朵颐，却让一些日本人嘴里咽进了青涩的葡萄。也是在这几年，日本的火箭飞船不是点不着火，就是摔去了瑞典的田野里。中国人可以骄傲的是，我们的科学家早在1975年就掌握了卫星回收技术。

事实上，日本人的复杂感情，并非是“神五”成功发射之后才突然出现的。

随着近几年“中国强盛论”与“中国援他论”在日本市场的扩大，削减对华援助的呼声从未停止过。对华的ODA是否应该进行下去，经常成为日本国会辩论的内容，并经电视向全国直播。有一次，小泉首相接受质询，有议员提出中国人不懂得感激日本的帮助，并且将大量的金钱用于军事用途，日本为什么还要继续给中国以援助？当时小泉表示，中日关系实在太重要了，日本还需要继续向中国提供援助。

在朝野强大的压力下，现在小泉内阁显然改变了看法，不久前宣布，对华ODA将会在近几年内逐步取消。

根据日本首相府每年进行的民意调查，在1989年以前，像“对中国是否还有亲近感”、“中日两国是否友好”之类的询问，持肯定回答的人占半数以上。但是到1997年和1998年，调查中持否定回答的人占半数。2000年，日本TBS电台进行的有关与中国关系的民意调查认为：“日本人对中国抱有好感”的占34％，而认为“中国人对日本抱有好感”的仅占20％。

这几年更是每况愈下，据最近的民意调查，日本的大学生大部份认为中国是日本的最大威胁，且极力向西方和亚洲散布“中国威胁论”的，也常常是本国军费开支为世界第二的日本人。

而在中国方面，去年《中国青年报》的一次调查表明，99.4% 的中国青年认为必须牢记日本的罪恶史，80% 以上的人认为日本正走向军事化的危险道路，已对亚洲以及世界和平构成威胁。在对日本民族的性格的评估中，半数以上的人选择了“残忍”作为主要特征。

今天年轻的中国人似乎比他们的长辈更加仇恨日本，他们的理由是——敌视正崛起的中国的，并不只是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和右翼势力，而是整个日本民族。

今天中日两国间的交往，包括民间来往，其广度与深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结果却像是两国人民之间的敌意，反随着来往的增多而深化。

是真的因一个个“深海水雷”爆炸所致？

是定数到了，千里搭长篷，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还是“友好”本身就是一个虚幻如云雾的词儿，看起来浪漫诗意，可以遮盖峻峭的山峰，但作为地球“最勇敢最孤独的犄角”（毕淑敏语），山峰却是千万年来真实的存在……

大半个世纪里，我们的国家有过多少这样云雾般聚而散之的友好呵——

中苏友好的年代里，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举国上下，到处都响彻着“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类宣传口号，撩拨了亿万中国人火热的心弦。毛泽东曾对一个苏联代表团说，“老大哥是只大乌龟，我们是只小乌龟，跟在你们后面慢慢爬就行了”：

搞苏联式的理工分家、院系调整，借鉴苏联的学制、教材。移植苏联的“集体农庄”。大概除了珠峰和戈壁滩，到处可见苏联一桶水与半桶水晃荡的专家。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更学习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与个人崇拜。还有穿布拉吉，跳交际舞，看苏联电影。《三套车》、《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共青团员之歌》、《伏尔加船夫曲》、《小路》、《卡秋莎》等经典的苏联歌曲伴随了一代人的成长……总之，必须一面倒向苏联，不能有半点的犹豫。因有犹豫，或有不同看法，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的有识之士，多如牛毛。

结果，“友好”不到10年即生裂痕，60年代彻底破裂。昔日的“老大哥”成了掐“小弟弟”脖子的恶棍。齐越、夏青同志气若长虹的声音播送《九评》。公开论战愈演愈烈，警觉愈布愈广。赫鲁晓夫成了刘少奇等高层“走资派”的代名词。冷战最终酿成珍宝岛上双方一场真刀真枪的热战。“文革”中，毛泽东以大人不计小人过的微笑与尼克松握手，却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中国的头号敌人。于是，长城内外，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

随着中苏友好走向末路的，是中阿友好的闪亮登场。

生猛的斯大林铜像的空缺，补上了巍巍的毛泽东塑像。与此同时，中国专门的几条船，运来了大批的卡车、机器、武器和粮食，还有巨额外汇。阿尔巴尼亚人戴上了上海牌手表，听上了红灯牌收音机，街上到处走着凤凰、永久牌自行车。有6000余名中国工程师，胸戴毛主席像章，帮助兴建电站、工厂、公路等基础设施。 纠葛从来存在(4) 　　1959年，阿尔巴尼亚政府总理谢胡访问中国，找到对外经贸部部长李强，要求支援粮食。此时，中国的大江南北正开始一场空前一定也绝后的大饥馑，若干年后官方所公布的数字是，在“三年自然灾害”里，全国非正常死亡超过了3000万人。李强不给，谢胡又向刘少奇主席要。结果，两艘正从加拿大装了小麦回来的轮船，由太平洋海域掉头，向地中海的都拉斯港驶去…… 　　“文革”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霍查，开口向中国要50亿人民币。毛泽东未答应，但给了10亿，霍查即心生芥蒂。1972年尼克松访华，霍查给中共中央致信表示震惊，声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与他本人，坚决反对中国与世界革命的头号敌人眉来眼去。1979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又公开谴责中国共产党完全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堕落程度远远超过了当年的“苏修”。

中国“红旗落地”后，霍查同志认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阿尔巴尼亚了，他将自己这个巴掌大的高山之国视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世界上许多袖珍党的领袖都被请到地拉那，连政治色彩颇为复杂的西哈努克也来过……

1985年，霍查去世。90年代初，接其位的阿利雅政权倒台，阿尔巴尼亚从此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中阿两国开始恢复交往，但昔日放置毛泽东塑像的地方，依然是一片刺目的空白……

中越友好的结局，更有广西、云南边境那一个个无语苍天下松柏相间的烈士陵园为证。

如果说，在“中苏友好”里，跟在后面爬的“小乌龟”不但迷失了方向，而且后来在极左的道路上竟快马加鞭，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中阿友好”、“中越友好”里，中华民族为之祭奠了太多竭尽心力的血汗，太多勒紧裤带的口粮，还有成千上万条年轻的宝贵生命；

那么，在“中日友好”中，因种种原因，陷入了某一历史误区与现实误区的中国人，则付出了巨大的情感代价。

如同从来没有亲密无间的关系，只有亲密有间的关系，也从来没有牢不可破的友好，只有牢却可破的友好；

犹如在多数男人的爱情排行榜上，总是“他”第一，不会是“她”第一，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友好天平上，总是利益第一，不会是情感第一；

太相信友好，便等于相信赵本山大叔的绝顶功夫——满咀的忽悠；

沉湎于友好，便几近现在的女人们沉湎于男人们的钢咀铁牙、海誓山盟，其结果十有八九，爱情变成了一部惊心动魄的历险记。

我们这代被称作“老三届”的家伙，这大半辈子就在这部“历险记”里折腾不休——

“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歌子还情不自禁地在咀里哼着，怎么往日的“老大哥”一下就成了“头号公敌”？昔日也得早敬晚敬的“副统帅”，怎么突然间“仓皇出逃”，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了？“一衣带水”、清风徐来的友好邻邦，怎么这些年仿佛一反常态，磨刀霍霍，亡我中华之心不死了……

就在这一个个问号里——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我们渐渐老去。 要爱国，上网去(1) 　　在当今中国，在最能倾泄社会心理的互联网上，反日仇日不但成了一种时尚，而且还仿佛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的立场，一个人是否反日仇日，大抵上等同于他是否爱国。

反日仇日的嗓门越高，调子越是激烈，那爱国的成色也越纯正，金光闪闪，如99.9999足金。 　　如同“有困难，找警察”，要爱国，上网去——可能已成了许多“爱国”青年的行为方式。

前几年，标语口号式的言论居多，像是忙里偷闲，放一枪就跑的游击队，腾挪盘旋于红尘滚滚的社会，谁没有很多事要干？一些“愤青”们激烈地高喊“抵制日货”、“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过日本湾，制造东京大屠杀！”……较有节制的帖子，也对日本人投之以刻骨的卑视，例如“看日本人选美，还不如回家躺在床上看动物世界有意义……”

在若干个黄色网站，网民们发上最多的帖画又骂得最厉害的，就是一个个裸体的日本女人，正如唐德刚先生早年的小说《战争与爱情》中写到的一个细节：能操日本女人就是抗战，就是救国，就是复仇雪耻！因为还只是“意淫”，就算是“备战”了。

近大半年来，雄论宏辞多了，像是深感“敌情”严峻，为此多少付出了一些心血。

不妨抄录三则，以供备考——

爱我中华、抵制日货　　从我开始做起! 从我家开始做起!! 从我的同学朋友开始做起!!! 从我身边的各个组织开始做起!!!!让我们行动起来----抵制日货！

日本政要屡次参拜靖国神社、否定“二战”罪行、淡化和美化侵略史、霸占我钓鱼岛，拒不赔偿中国“二战”受害劳工和齐齐哈尔毒气受害者、侮辱并称要遣送在东京的中国人，亚洲金融危机时日元贬值、充当促使人民币升值的急先锋，日本军舰驱赶中国“保钓”船只和渔船、非法扣留“保钓”人士，暗中支持台独、修改和平宪法、出兵伊拉克……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不仅如此，日本企业向三峡工程提供劣质钢材！东芝向大陆消费者出售劣质笔记本电脑，日航风波、丰田广告事件以及三菱汽车召回事件！SKⅡ和“立邦漆”正在毒害亿万中国人民！……见利忘义，狗彘不如。

不仅如此，日本人在2000年10月朱总理访日期间无礼挑衅、2003年9月16日珠海集体买春、2004年4月23日右翼分子开车撞击我国驻日本大阪总领事馆……丑恶嘴脸、天人共诛。

（胡注：珠海日本人集体买春事件——2003年9月16日，日本幸辉珠式会社在珠海国际会议中心大酒店召开该社表彰会，并在该酒店订了307个房间，供285名男性与会人员住宿。日本人并要求该酒店联系嫖娼业务，酒店负责人叶翔和业务员刘雪晶，以及酒店所属“金色年华歌舞厅的“妈咪”明红传为之四处奔走，召集了300多名中国小姐为日本人提供三陪服务，其中185名小姐当晚为日本人买淫。日本人共付了30万元的嫖娼费，其中，叶翔、刘雪晶二人各分得3万元“回扣”；明红传一人得8.9万元赃款；其余出面联系的中国人共分取了１万元“辛劳费”。剩下的嫖资分给提供性服务的小姐，每人800--1200元。）

与狼为邻，就不要以血饲狼！

古有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近有清华校友朱自清饿死不吃美国粮！

韩国汉城街头看不到日本汽车，韩国有40多个民间团体支持抵制日货，韩国女星金喜善拒绝乘坐日本车，日本正式向韩国道歉但拒绝向中国正式道歉。

作为普通民众，我们能做的就是汇集个人的力量来给日本以回击！如果世界各地的所有华人停止购买日货，日本每年将损失1000－140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相当于中国几十年的外汇储备！我们深知，仅凭我们的力量是不够的，因此我们需要发展壮大！一直到每一个有购买能力的人都加入到我们的行列！给日本经济以重创！

作为清华MBA，我们更加有能力和责任来宣传抵制日货，让抵制日货成为我们有血性的中国人的一种习惯。

　 靖康耻，犹未血。清华学子，行胜于言。

我们或许注定不能在战场上报国杀敌，无法体会“笑谈渴饮匈奴血，壮志饥餐胡虏肉”的痛快，那就让我们杀敌于无形，像圣雄甘地一样，用我们的执著和热情养成抵制日货的习惯，让敌人在无声无息中轰然倒塌，为先辈雪耻，为后辈解忧。

　 我们此次组织的募捐活动，所募资金将全部用于印制更多的抵制日货宣传，T恤和宣传材料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放，以号召更多的人加入到抵制日货的潮流中来。同胞们，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地增涨，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

在这份宣传单上所开列的须抵制的日货，从数码相机和数码摄像机、汽车产品，到家用电器及办公器材类、电脑及通讯产品，从化妆品及日常洗化类到烟酒、食品等，乃至富士胶卷、精工眼镜、太田胃药、野尻眼镜……日本的出口知名产品均被一网打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