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拒绝遗忘.14

再有一份帖子，将国人购买日货的严重后果，由数字表达了出来。它是如何推算出来的不得而知，但有数字比没有数字总显得科学。遗憾的是只是表达了一半，又回到中国人习惯了的大而化之中—— 要爱国，上网去(2) 　　……每直接或间接地购买100元日本货，你就：1.为日本厂家增加40元的毛利收入。 2.为日本企业增加了20元的扩张资本。 3.为日本政府增加了5元的税收收入。 4.给日本的所谓自卫队增加了10颗子弹。 5.多印6～8页的篡改历史的教科书和文件。 6.送给“小犬蠢一狼”参拜鬼社的汽油费。7.如果你买日本汽车，将来开上中国街头的日本坦克就是你造的！8.如果你买日本橱具，将来射穿你儿子头颅的子弹就是你造的！。9.如果你买日本电视音响，将来就会在战地喇叭中听到中国人被杀的哀鸣！ 　　我们没有时间和权力去采取政治行动，我们只能作力所能及的事，拒买日货是我们对付日本人的最好行动，不但简单而且有效．我每天上网必做的一件事就是把这篇文章贴到可能的地方，只要上网，我至少要贴上10次！！！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来和我和许多爱国人士一起并肩战斗吧！！请把此文贴到一切可能的地方，你一定会为你的所作所为而自豪！

如果说，第一则清华MBA的宣传单，我多少还能理解那份悲愤的情感，以下一则恍若摇鹅毛扇的军师出身却又匿名的帖子，则让我眼睛发黑，差一点心肌梗塞，要打120叫救护车来……

消灭日本可以使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于太平洋西岸而后顾无忧。环顾亚洲以及太平洋沿岸，美国与我们有大洋之隔，俄罗斯是传统上的欧洲国家，印度与我们有高山之隔，都不具有对中国的直接威胁。只有日本，是中国最直接和最现实的威胁，並且有愿望与中国争夺东亚和西太平洋沿岸的領导权。但是，一山不容二虎。灭掉日本是我们最现实的选择。

灭掉日本可以打破美国的全球战略，使其势力范围大幅度从太平洋西岸和东亚地区退出，我们获得极为安全的周边环境，从而真正成为世界一极。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那么消灭日本的可行性和机会如何呢？日本虽然经济强大，但它与我们永远处於不对称的战略地位，关键是它沒有核武器而且国土狹小，沒有战略纵深。所以，与日本的战爭，我们要打不对称战爭，不与它打常規战爭，核武器开道，消灭其港口机场，军队集结地，工业设施，文明中心，然后陆军登陆，永远地占领并逐步同化和族为汉族，消灭其文化和同化其种族。

……对日本这样的国家使用核武器不应该犹豫，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搞这个核武器干什么？！而且，我们应该看到，对日本，你揍它越厉害，它越服你；你对它好，反而它瞧不起你。美国人給了日本两颗原子弹，日本就像哈巴狗一样舔了美国人的屁股几十年。中国免了日本的战爭赔款，它現在一直在和中国对抗。所以，对日本一定要往死里打，要打就打它个亡国灭种! 这样不但灭掉了日本，除掉了中华民族的一块心病，而且美国被嚇阻，其介入台海冲突的決心会受到打击，毕竟美国不会为台湾冒核战爭的风险。这样，既收回了台湾，又灭掉了日本，才是一石双鸟之计。

当然，具体操作上要花一些心思。实实虚虚，虚虚实实，外交上要灵活，手段要隱蔽，战略上考量要长远，战术上，还是那句话，打不对称战爭。

对于民间近些年来汹汹涌动的这一思潮，网上占压倒性优势的，是将其评论为爱国主义的高涨，或者是民族主义的回黄转绿。

说前者，这是针对近些年来日本在中日关系上，从历史问题到现实问题，寻隙挑衅，咄咄逼人，屡屡制造事端，中国人民对此在社会心理与民族情感上的强烈反弹。没有政府的导引，民众已经自觉走出“1895年”和“1905年”——在这两次日本入侵东北时，中国人还没有普遍的国家民族意识，日军的侵略与占领没有受到任何来自民间的反抗，以至一马平川，毫无孤军深入敌国的困难。民众又先于政府跨入了“1931年”——这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一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唱痛了中华河山，在东北，已经拥有了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的民众，就连土匪也汇集在抗日的旗帜之下浴血奋战。而这之后的中国全面抗战，没有人民对国家与民族的朴素、坚贞的忠诚，中国不可能够坚持下来，并最终成为战胜国之一。

说后者，是指上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了世界历史上少见的对自己民族“自虐性”的思潮，以《河殇》为代表的怀疑中国从历史的开端就先天不足的文化论一时十分流行。但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这些年来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以及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邻国不时泛起的“中国威胁论”的散布，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得到了极大的恢复，对民族权益的警觉与捍卫，也变得敏感与强硬起来。

与《河殇》批判“黄河文明”不同，当今的民族主义坚持维护自己的传统和文化的特殊价值，而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政治文化是中国最深厚和独特的传统，在一些民族主义者眼里，民主政治和专制政治各有短长，民主和专制都是实现“富国强兵”的手段，他们甚至认为中国更适合威权政体，在威权政体下同样可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现代化。

与《河殇》慕羡“蓝色文明”也不同，当今的民族主义总是以反对美国和西方“霸权”，以对抗西方的姿态出现。《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中国人惹谁了》等这些90年代民族主义的“经典”著作，无一不是以反西方主义为诉求的。在一些民族主义者眼里，以美国为首、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处处在阴谋削弱和灭亡中国，他们主张中国实施富国强兵政策与西方抗衡，并不同程度地相信，中国可以在不借鉴西方的情况下走出一条自己独特的“富国强兵”的现代化之路。 要爱国，上网去(3) 　　不怕顶着“汉奸”、“卖国贼”的飞来棍棒说话的，也没有绝迹。

一个网名叫“用户名未知”的帖子，如是说：

我们的历史观，或说一般教科书中的历史观，习惯于把中国的历史划分为“1840年前”和“1840年后”两个时期。在“1840年前”，中国被描绘为一直全面领先于世界，科技文化 发达，经济繁荣的辉煌史；而“1840年后”则是充溢着血仇、屈辱、叛卖和烈士破碎的骨肉的仇恨史。这种历史观告诉我们，我们也曾阔绰过，也有阿Q祖上“秀才娘子的宁式床”般可炫耀的家产，只是近百多年来，被外来的强盗和内部的坏人欺负才落后于世界。“我们也曾强大过”的意象，使我们常常过于自大，陶醉于祖宗的无限荣光，而“因被迫害而不再强大”的集体记忆，又使得我们时时自卑，不愿做真正触及痛处的自省，不去思考自己是否有先天不足或者后天不够勤奋，而将苦难归罪于“被迫害”。

……在“1840年前”与“1840年后”的史书上，所谓“爱国主义”的精髓其实是“恨”，即通过共同仇恨某些外在敌人，为现实的局面赋予“合法性”。被这种历史观浸染的国人，总要仇恨些什么，用代表正义、受难、复仇理想的“我们”和十恶不赦的“加害者”来建构想象中的历史。仇恨的对象过去是“美帝”或者“苏修”，日本则在近年来“脱颖而出”，被想象为一个极右的、变态的、处处挑衅的罪恶帝国。加上日本在历史上曾与中国有朝觐关系，就更被看作恩将仇报、犯上作乱的乱臣贼子，从而满足了我们建构仇恨世界观的一切条件。因此，从历史观角度来看，我们需要仇恨的对象，而被仇恨的重任，现在落在了日本头上。

在知识界，大抵亦有两种不同的声音。

一种意见认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如果完全没有制约，在任何领域、任何情况下都唯我独尊，那确实会有全民走火入魔的危险，但搞民族虚无主义的危险，与它相比却不会小，反而有过之而无不及。

相反的意见则认为，民族主义无疑是近现代民族国家反抗外来侵略、压迫，团结本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思想旗帜。但是，一旦外来威胁消失，民族矛盾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民族主义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根据。如同可以在马背上打天下，却不能在马背坐天下，一个国家在没有外来威胁、处于和平建设的情况下，仍然抱着民族主义不放，民族主义就有可能产生负面的恶果。如果当今民族主义想在近年来颇为紧张的中日关系上显示一下民间的正义诉求和民族的尊严与情感，自当是一支真正爱国的建设性力量；如果它想跨越这个界限，进而成为指导中国内政外交政策的主流意识形态，那么，其最终结果就可能阻碍甚至断送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大业，民族主义就不是爱国主义，而是害国主义。

我注意到，对当今民族主义的观察，比较贴近当下生活的是王彬彬先生。他“从秉有民族主义情绪和精神的主体方面来区分”，将民族主义大概分为三类：“知识精英的民族主义、政治家的民族主义、群众性的民族主义。”

从最近几年间，互联网上闹得沸反盈天的日本人的“珠海买春”、西北大学日本留学生的所谓“辱华事件”（胡注：2003年10月29日晚，在西北大学外语系的迎新晚会上，一名日籍男教师带领三名日本留学生在表演节目时，胸前佩戴红色胸罩，小腹部位系有倒扣的纸杯作生殖器状，并将藏于胸罩内的纸屑抛洒向观众席，并有下流的舞蹈表演动作，背上还贴有用日文写的“这就是中国人”的字样。在场中国师生对此十分不满，急剧扩大为校内带有打砸抢性质的学潮，并走上西安街头示威游行，最终惊动两国高层）， 还有网上众多让人感到像是“义和团运动”在复活的“民族英豪”的言论，都让他想到可以用“群众性民族主义”来概括。

他指出：对“人”的尊严很淡漠，身边每日每时地发生着种种践踏“人”的尊严的现象，他们习焉不察；对有涉“民族尊严”之事则感觉异常敏锐，随时准备捍卫“民族尊严”——这是“群众性民族主义”的一个特征。

再一个特征是，同样一种行为，假如是同胞所为，那就是正常的，不值一提，但若是外国人所为，那就十恶不赦。甚至可能是他们自己刚刚从“洗浴中心”或”洗头房”里提起裤子，便以“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神情，对外国人在中国的“买春”表现出满腔怒火。

而在一些国家的红灯区里，人们看得最多的是中国人的一片黑压压的脑袋。据说现在的荷兰红灯区，老鸨已经会说汉话了，不过只是一句：“中国客，您好！可以开发票！”年头长了，中国人互相见了再不会有忸怩遮掩之态，更多的倒是彼此会心地一笑，脸上一片释然……

关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这场争论，因为其内涵的丰富而又模糊，其外在强烈的“民意”色彩且紧扣中国的政治、外交，其标靶更有某些日本人伙同某些美国人一一制作、频频举起，显然成了近年来最热门的一场争论。而且，大狗叫，小狗叫，饱狗叫，饿狗叫。怎么叫，怎么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怎么慷慨激昂，毛焦火辣，肯定都平安无事，这在中国也是极其少见的。

我不想介入这场争论中去。一是学识有限，二是我总怀疑其中逡巡着某些利益集团的影子，而一有利益集团混迹其中，很多事情便说不清楚道不明白。根据自己肤浅的理性与一般的观察，我想说的只是两个问题： 要爱国，上网去(4) 　　一、中日两国是否真的在走向战争前夜？

二、在相当多的国人看似牢记民族耻辱、溢满浓重悲情的反日仇日情结中，那份悲情是否只是一种伪悲情？ 政治家与政客(1) 　　在日本，虽然右翼势力总在坚壁清野，消赃灭迹，然后戴上洁白的手套，去靖国神社门口吹吹打打，但是反对战争，告诫战争会给世人造成深重灾难的教育和声音要比右翼强大的多，也深入人心的多。

战后广泛的和平主义运动席卷了列岛上下，尽管许多人私下里以“无罚化”的剃须刀，尽可能地削去良知上冒出的任何一点不安，此后再出得门去，有了一张“受害者”苦海无边 的脸，但在向往和平上，他们坚决的面孔决不是赝品。

理性地对待过去，不要让战争悲剧重演的日本人占绝大多数，这是不容置疑的。

在冲绳有一个和平祈念公园，公园祭祀的不仅有在“二战”中阵亡的日本人，还有美国人、中国人和韩国人。在冲绳召开西方7国首脑会议时，克林顿曾在此发表了重要演讲。在广岛也有一个和平公园及和平纪念馆，四季常青的树木、喷泉与座椅、曲径间，有不少以和平为主题的大大小小的雕塑、小品。其中，有以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名义送的一件雕塑——一个侧头的长发少女，正凝望着肩头上伫立的一只鸽子……

即使是在靖国神社，还有遍布列岛的祭祀阵亡者魂灵的52个护国神社里，我曾与几位阵亡者家属交谈，他们说这些阵亡者出征前相约在神社重逢，神社是后者在天之灵相会的地方。作为亲人追悼他们，是出于一种血缘的朴素情感，绝不是在怀念、更不是要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相反，在祭祀先人的同时，亲人们都在心里祈愿世界和平，日本永不再战……

日本现在的年轻一代，也早不是战前那一大批出身贫寒、虾米紫泥般翻滚于经济危机的黑色浪涌中的少壮派军人。日本到处有樱花，也随处可见层林尽染的红叶。如果说少壮派军人看重的是因落花而起的知死之道，现在的年轻一代喜欢的则是“枫叶红于二月花”的生机勃勃之感。

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社会长期稳定，没有发生过大的动荡。许多年轻人从中学时想的是什么时候有第一次“性体验”，上了大学就琢磨怎么多打点工存点钱，假期去海外旅游。毕业了就想着进个固若金汤的大公司，把此生也“牢固”了。在日本好几个城市，我都看到有自卫队征募军官的广告，虽然从街头贴到巷角，从车站贴到加油站，观看者却始终寥若晨星。再看东京银座新宿那灯火如海的夜晚，天上人间，几乎应有尽有，一对对衣着光鲜的青年男女互相依偎，沉浸在舒适的现代化生活之中，早就斗志丧尽了。这代日本青年确实对历史无知，也不像时下的中国“愤青”们有着那么澎湃的爱国激情，若真要打起仗来，十有八九，他们决不会是中国“愤青”们的对手。

现在日本青年的世界形象是：时尚，潮流，创意，有趣。而且，随着日本游戏软件、漫画的大量出口，《机器猫》、《樱桃小丸子》等日剧的热播，酒井法子、木村拓哉、织田裕二这些名字迅速窜红为男男女女的偶像，“哈日”在许多国家已成为区别新一代与次新代、“小资”与“非小资”的标志。

再一个例子，是多年来在闹得在中国很有影响的“修改教科书事件”。

日本的教科书制度与中国不同。日本的教科书不是由国家编辑统一内容、并由官方出版的，而是由各个私营出版社自行编辑出版，经文部科学省审查批准后，私立学校可以选择任意一种教科书，公立学校采用何种教科书则需地方教育委员会决定。2001年以来，出版、修订了所谓《新历史教科书》的是一个叫扶桑社的出版社，现在在全日本中学生当中，用其作为教材的，不到百分之一，远不是全日本的所有学生都在使用。

《新历史教科书》的“代表执笔者”，是宣扬“南京大屠杀是中国方面捏造出来”的右翼学者西尾千二，另有20多名右翼学者为之撰稿。这些人主张彻底批判日本现有历史教科书中不必要的“自虐史观”，全部删除“影响日本国家和民族声誉、影响下一代对上辈人看法”的历史事件，要编撰出能够彻底消除“东京审判史观”和“社会主义幻想史观”的教科书。为此，该书极力歪曲和隐瞒历史真相，大肆美化侵略战争，纸页中泛出陈腐的军国主义气息。

该教科书于2000年4月递交给日本文部省审定，由于史实错误太多，实在看不下去，文部省指出其中137处错误，令其修改。“编撰会”在修改之后，仍然留有不少严重错误，却在次年4月获文部省通过。2004年4月，《新历史教科书》又一次修改送审，文部省要求对124处再修改，这些修改均属边边角角，书中美化侵略、篡改历史的原则性错误仍比比皆是。然而，文部省置韩国朝野的强烈抗议和中国政府的严正交涉于不顾，仍于今年4月通过了新版的《新历史教科书》。

目前在日本，可供初中学生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共有8个版本。东京都教委偏偏选中《新历史教科书》给白鸥中学使用，这与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有关。此人是一个著名的右翼分子，东京都教委两个最重要的职务——委员长清水司和教育长横山洋吉都是石原的亲信，同时也是《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狂热支持者。投票通过白鸥中学使用该教科书的东京都教委的其他成员，也均是由石原指定，其他人只提参考意见。显然，石原企图以白鸥中学为突破口，为日后在东京的所有普通中学采用《新历史教科书》创造条件。 政治家与政客(2) 　　东京都教委采用右翼历史教科书一事，遭到了日本广大爱好和平人士的强烈反对。由76个日本民间团体和教职员工会组成的“阻止采用编撰会主编教科书东京网络联盟”通过集会、演讲、游行、征集签名和举行记者招待会等方式，呼吁人们站出来阻止使用这部教科书。2004年8月6日，该联盟向东京都教委递交了有2.9万人署名的请愿书，认为这是将下一代引向战争，坚决要求东京都教委撤消这一错误决定。此后几个月里，以日本前首相三木武夫的夫人三木睦子为召集人，由白鸥历届高中毕业生组成的“白鸥有志者之会”也不断举行请愿、 散发传单、征集签名等各种活动，抗议东京都教委强迫母校使用歪曲历史的教科书。

就在新版《新历史教科书》获文部省批准的4月5日下午，又有日本“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21世纪”、“战争与对女性暴力”日本网络、日中韩三国通用历史教材委员会、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正视历史事实之会、“和平之舟”等16个民间团体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抗议日本政府这一不思悔改且变本加厉的错误行径。

不仅仅是抗议，日本民间还有人站出来，以理性、良知与血凝固的事实，与篡改者进行笔与笔的角逐。

2000年3月，为了专注于纠正日本修改教科书的问题，59岁的表义文从日本新兴出版社启林馆提前退休，专职担任日本市民团体“儿童和教科书全国网络21世纪”事务局长，奔走于中韩日三国之间。表义文和荒井信一教授在应对日本教科书歪曲历史等问题的过程中，深感要修正日本对历史的歪曲，巩固亚洲的和平，仅仅对右翼进行批判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作出忠于事实的“正史”。由此，2002年在南京召开的首届“历史认知与东亚和平论坛”上，两人提出了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编写一部统一的历史教材的建议，三国学者对这一建议热烈响应，会上即达成共同编写东亚三国近代历史的决议。

关于编写过程的艰辛，黑龙江社科院的王希亮先生对记者作过这样的描述——

“从编写历史开始，我们就得三国来回跑。2002年，我在这上边花了8000块钱；去年花了一万，全都是自费的。其实三国的学者都没什么钱，我们是住最便宜的旅馆，吃最便宜的饭菜，干最难干的事。在日本开会，表义文曾自己掏腰包，当场交给饭店50万日元。”

“每天开会都是，早晨门一关，中午吃盒饭，不到晚上12点，绝对没机会睡觉。那叫累……去年我第一次到汉城，结果到了汉城，连旅馆的门都没出去过。我对汉城的印象就是一间会议室，一圈人围着开会，争得面红耳赤的。别人看着，我也许就是花钱找罪受，但这个历史责任一定得完成。”

“日本有良心的历史学者，在做事的时候，右翼就虎视眈眈地盯着，你稍微有点漏洞，马上就是铺天盖地的指责。”（《南方周末》2004年9月23日）

类似这样自费、廉价而又劳碌的国际会议，日中韩学者举行了10次才完成定稿。今年5月，《东亚历史共同读本》就要在中国、韩国、日本以各自文字面世。

无庸置疑的是，在对待历史问题上，日本民间总体上仍然是尾大不掉。大约只有两类人能反省，一类是如表义文、荒井信一和大江健三郎这样充满理性精神的学者和作家，另一类则是东史郎这样意识到是“自己出事的战争”并受良知驱使的人。但这两类人，对日本社会的主流思潮又恰恰是无关紧要的人。

日本政府也从来没有一口咬断自己尾巴的勇气，但那条又粗又长的尾巴上，还是有些或深或浅的牙印。

战后，日本决心走和平主义的道路，在1947年的宪法里，告之以世界：一、不用军事行动和武力威胁来解决国际争端；二、只拥有最基本的自卫力量。这部宪法因此被称为和平宪法。目前，日本的国防经费虽说已居世界第二，但自卫队的兵员只有20几万，保家卫国大抵还要靠美国人罩着。

日本有“无核三原则”，就是不制造、不拥有和不让核武器入境。早在1974年，当时的首相羽田孜就告诉新闻媒体说：“日本当然有能力制造核武器，只不过现在日本还没有去将它们制造出来罢了。”到了今日，日本能够支持核武器发展和研究的科研部门所掌握的技术已十分先进，但这只老虎就是出不了笼子。

日本有禁止武器出口原则，不向任何国家出口武器。有资料显示，目前日本国内有能力进行军工生产的企业约2000家，如三菱重工、川崎重工、富士重工、三井造船及住友机械等著名企业，都拥有很强的尖端武器生产能力。但贸易大国的日本，几乎什么都出口过，就是没出口过一枪一弹。此外，还限制拥有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的武器，如航空母舰和远距离轰炸机等。

一块锈迹斑斑的铁板上，开不出火红的鸡冠花。大和民族对于侵略历史还是有些反省的，不反省，就不会产生这些原则。虽然日本国内总有一些人一直想突破它们，可迄今为止它们仍在生效。

在道歉上，许多日本人认为，日本政府早这样做了。其中主要的有——

《中日联合声明》(1972年9月29日)：“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政治家与政客(3) 　　《中日建立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1998年11月26日)：日本“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

1995年8月15日，村山富市首相发表谈话：“我国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为了避免未来再有错误，我谦虚地对待毫无疑问的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同日，村山首相书面答复《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写到：“在战后50周年之际，痛切反省由于我国的殖民统治和侵略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害和痛苦，在此表示衷心的道歉。”

这是日本首相第一次就日本侵华明确表示道歉。

2001年10月8日，小泉纯一郎首相在参观位于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之后发表谈话称：“今天我有机会参观了这个纪念馆，再一次痛感到战争之悲惨。我对遭受侵略而牺牲的中国人民感到由衷的歉意和哀悼，怀着这种心情观看了这里的许多展品。”

日本已经道歉了，但是没有按中国人所希望的那样道歉，更没有提及“谢罪”。

中国人最想看到的是有一天，有哪位日本首相来中国，会像1970年12月7日德国总统勃兰特向波兰犹太人墓地献花，再扑通一声，跪在湿漉漉的大理石石板上谢罪一样，跪拜在卢沟桥上或是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前，以这超出礼仪之举感动亿万中国人，目睹这一电视画面的各国政要和百姓也无不动容……

的确，“二战”后德国民族对纳粹罪恶的反省，对当时德国人全部沦为共犯结构的一环，以及当时德国人集体的灵魂堕落，都做了深刻的忏悔与反省，这方面的著作可谓车载斗量。科尔任总理期间，德国成立了“赎罪委员会”，彻底地解决了对战争中受害各国及人民赔偿的各种遗留问题。而且，在以色列建造“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时，德国出的钱最多，现在来旅游参观的也是德国人最多。

此外，人们还注意到，尽管德国已是欧洲第一强国，欧盟的经费它出得最多，但它行事低调，从不在欧盟强出头，在历年来富国免除穷国的债务，以及最近的南亚大海啸中，德国也都贡献最大。正是有着这种谦卑、和平、背负着原罪而独行的精神，当今的德国的确已成了一个全新的国家。

很多人都拿德国与日本的说事，人们却忽略了几个事实：

其一，德意志民族是一个理性的民族，其哲学思想深厚，善于思辨和反思，悠久的历史文化使其有足够的自信否定自己的某一段历史，而大和民族既缺乏理性的思辨和反思，又缺乏自己独特灿烂的历史文化，使其没有自信否定自己长期以来好容易“扩张”一回、并自诩自醉为“圣战”的历史。

在德国的土地上可以产生勃兰特，其实他青年时期就从事反纳粹斗争，并被迫流亡到国外，他同纳粹德国没有任何瓜葛，但他没有回避自己作为德国总理的历史责任，表现出卓越的政治家风度。勃兰特有一句名言：“谁忘记历史，谁就在灵魂上有病。”而在日本的土地上，无论是早年被中国人视为引来碧水清渠的田中角荣、太平正芳，还是时下在周边国家人民眼里总如乌鸦一样衔着不祥之符飞来飞去的小泉纯一郎，他们在本国的人望政绩，很大程度上都与他们各自对历史问题美化或否定的脸皮厚度成正比。与政治家的勃兰特比起来，日本的历届首相们还只处于政客水平。可以指望政治家高蹈远举去开辟一个新时代，但作为政客，只能是唯唯诺诺地去逢迎一个旧时代。

其二，长期以来欧洲统一的思想，使得德国的发展已经与其他欧洲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德国比较容易甩掉历史的包袱，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彻底清算。但日本所处的亚洲地区，国家间在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点，局部地区总是陷入多事之秋，现实利益常为犬牙交错，其融合性远不能望欧洲国家之项背。因为发达的经济与畸形的文化而显得跛脚的日本，在亚洲许多国家，其影子后留下的都是满地的胃酸与白眼珠子。这种倍显孤立的状态，又使得日本更加不愿意否定自我。

其三，德国纳粹迫害犹太人是从本国开始的，是在一个国家内开始的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迫害，日本侵略中国则属于外国入侵。战后，很多幸存的犹太人返回了家园，而且犹太人有了自己的祖国——以色列国，这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在追捕纳粹逃亡战犯上同心同力，锲而不舍，几十年如一日，哪怕逃去了月球上，也要把他们抓获归案。曾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血债累累的党卫军中校艾奇曼，就是在战后的第17年在阿根廷被捕的，次年即以大屠杀罪、反人类罪等15项罪名被处死刑。战后的日本却远没有感受到如此同仇敌忾、不依不饶的压力，换句话说，战后的德国和日本的外部条件迥然不同。

其四，德国民族的反省是高尚的，史无前例的，却远远没有成为人类正义与良知的普遍标准。至少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是独一无二的。可以想一想，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代以来，类似三个银币换一张印第安人头皮的罪行遍布于许多国家的开疆史，但横行了几百年的西方殖民者的子孙们反省过么？八国联军血洗北京的时代比南京大屠杀也就早30多年，有谁给中华民族道歉了？企图遮掩自己不光彩的历史，可能是每个人、每个民族都有的心态，不过大和民族表现得特别固执，尤其无耻。 政治家与政客(4) 　　中国人不妨扪心自问，我们对自己国土上曾经发生的种种罪孽做过全民族性的反省么？

一轮轮的“迫害者”，对一茬茬的“受害者”有过哪怕是口头上的谢罪么？

至今为止，其实不要说反省、谢罪，在历史龟裂的河床上，它们有很多还只是一块块古董陶器的残片，反倒是一些外国人在那里费尽心机地要把这些残片拼成原状。 　　此外，熟悉战后德国历史的人知道，德国的反省与谢罪也并不一帆风顺。

以奥斯威辛集中营为例，在此4年另3个月里共处死110多万犹太平民、苏军战俘及波兰人的8000余名党卫军中，战后也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受到审判。在德国国内，战后也一直存在否认奥斯威辛大屠杀的舆论，认为所谓的毒气室、焚尸炉只是某些变态了的犹太人编造出来的。更无须说今天绿荫如盖的德国，天蓝水蓝、鸟鸣流啭的欧洲，还有光着脑袋的新纳粹势力如秃鹫黑色的影子，不时在街头倏然一闪……

60年前的2月13日，即德国投降前三个月，德瑞斯登被盟军飞机密集轰炸了整整两天，死亡人数有说是3.5万人，有说是10万人，至今没有定论。60年后的这一天，这座德国历史上的文化名城出现了三股人潮：上千的市民胸前插上白玫瑰，他们默哀死者，祈祷和平；右翼分子游行，强烈要求美英两国承认罪行；左翼分子聚会，反对右翼分子，围堵新纳粹主义的再生。每一股人潮，其实都在试图掌握历史的话语权。 中国人打官司，日本人掏钱(1) 　　日本国民中，近些年来对中国持有种种令其不安看法的有不少，但依然对中国抱好感或理解态度的，也大有人在。

一件颇为感人的个案是一位叫刘惠明的中国人亲身经历的。

1998年，刘惠明赴日本学习法律。由于熟悉中日两国法律，又通日文，被在国内已名闻 遐迩的王选请去负责日本细菌战受害者索赔案法律文书的翻译工作，从此开始接触中国民间对日诉讼。此后，刘惠明又陆续接触了平顶山惨案、南京大屠杀损害赔偿，化学武器受害者索赔等一系列诉讼，并结识了已年愈古稀、在日本法律界享有盛誉的尾山宏律师，他在这些诉讼案的律师团里起着召集人作用。在日本，这是一个专门为日本侵华战争的中国受害者提供法律支持的组织，现有300多位律师成员。8年来，他们几乎代理了所有中国受害者的对日诉讼，包括广为人知的劳工案、细菌战案、慰安妇案、化学武器伤人案等，累计近30件，仅尾山宏就20多次来到中国。

2001年刘惠明学成回国，在江苏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做律师。离开日本前，尾山宏找到他，让他担任李秀英名誉侵权案的中方联络人（胡注：南京大屠杀中，19岁的李秀英被3名日本士兵砍刺37刀。在鼓楼医院经美国大夫罗伯特·威尔逊救治，得以保住性命，但失去了腹中的孩子。1998年11月，《对南京大屠杀的疑问》一书在日本初版，该书的一个要点是李秀英不是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为此，李秀英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诉该书作者松村俊夫、发行人相泽宏明和展转出版社名誉侵权）。在整个诉讼期间，刘惠明主要负责中日双方法律文书的翻译，协同日本律师在中国方面的取证等工作。

日本辩护团曾经向刘惠明提起过报酬的事情，刘惠明拒绝了。为了表示感谢，日本律师们每次来中国，就给刘惠明带一瓶日本清酒；而作为礼节，刘惠明每次都请日本律师吃一顿饭。

做李秀英的案子是一件很累的事情。每次给日本方面发去各种相关法律材料，刘惠明都会格外仔细地审看3遍以上，因为在接到材料后，每一个日本律师如果发现有一丝一毫的不妥或疑问，就会立即打来电话或发来电子邮件，进行询问和核实。

在日本的庭审中，很少出现像美国法庭上那样唇枪舌剑的当庭辩论，几乎所有的辩论都通过提交的答辩词体现。因此，答辩词，即日本律师所说的“准备书面”成为了最重要的诉讼手段。日方律师一共撰写了11次“准备书面”，每次都在20页左右，力求将答辩阐述得面面俱到。在2001年12月21日的一份“准备书面”里，日方律师仅仅论述“评论历史材料也构成名誉侵权”这一观点，就用了26页的篇幅。

在东京地方法院一、二审判决李秀英胜诉之后，被告方均向日本最高法院提起上诉。2005年1月20日，日本最高法院审判长导田仁郎等5位法官一致判定，驳回被告松村俊夫、相泽宏明及展转出版社的上诉请求，维持东京高等法院对该案的二审判决。

由此，刘惠明对日本律师的认真细致和对法律业务的钻研能力深感佩服，这也难怪，在日本司法考试的通过率为1% ，即每年获得律师资格的只有1000人左右。让刘惠明更觉钦佩的是，因为日中两国物价差距很大，飞机票也很贵，原告们的费用仅靠日本日本各界人士的募捐还不够，不足部分则由律师团补足，律师们来中国取证也是自掏腰包。在8年时间里，律师团已为案件支付了近千万元人民币的费用。在进项可谓寸阴寸金的日本律师界，却有这么多律师愿意倒贴钞票，而且耗费大量精力，帮助中国民间对自己的国家索赔诉讼。

刘惠明就此事问过前日本律师协会会长土屋公献，他是日本法律界泰山北斗级的人物，也在帮助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土屋说，他们这样做，首先是出于正义与公平的最高原则，作为律师，天经地义地要帮助那些战争中的受害者索要曾经受到蹂躏和残暴伤害的人权；其次，日本律师也并不仅为了中国人，更为了日本人。只有解决好战争遗留问题，中日人民才可能真正向前看，中日两国才可能真正互利互惠。

刘惠明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无偿帮助中国受害者的日本律师们，在本质上都是人权斗士。

他还有一个印象是，就他这些年与日本人的接触来讲，很多日本人尤其是年轻人并不知道侵华日军的所作所为。但当他们得知真相后，总是非常震惊，并诚挚地表示道歉。（见 《南方周末》2005年1月27日《中日友好，先要解决战争遗留问题》）

也据报载，王选——这个让日本十分头痛的中国女人，8年来总拉着上百名早年受过日本人侮辱与折磨的老头老太太在两国间来回打官司，她的经济来源也大抵是出自于日本各界人士的捐赠。

认为日本应该深刻反省战争罪行的有识之士，其际遇在国内并不像遭到追捕的杜丘。他们仍然可以公开地发表自己的见解。自1995年起就担任日本“中国人真正受害事件赔偿律师团”秘书长的渡边春已先生，不久前就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有人问日本需要多少次谢罪，我倒认为，如果真是诚心诚意谢罪，一次就可以。但是，目前只是表面上说的‘对不起’，对南京大屠杀否定的言论却接连出现，这肯定会刺激中国人的感情。否认 中国人打官司，日本人掏钱(2) 　　南京大屠杀的存在，这就好像美国的报纸说美国没在广岛投原子弹，没搞东京大空袭，日本人肯定会感到愤怒一样……”

2005年8月下旬，一台组织者、词曲作者、演唱者全部来自日本的演唱会，将会呈现在北京、南京、上海的观众面前。演出的重点曲目是揭露“二战”中日军“731部队”罪行的混声合唱组曲《恶魔的饱食》，届时将有200多名爱好和平的日本各界人士自费参加演出，还有 140多人来华声援。本次演唱会的组织者、监制持永伯子对记者介绍说：“选择在这个时间来华演出，是因为小泉首相可能在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我们想告诉大家，对于日本政府的行动，我们是反对的。”

在我所接触到的日本普通国民中，稻见健二先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素昧平生，互不相知如同庐山、富士山的两片树叶。就因为我朋友的朋友的一个电话，他就开了一辆车来，陪我在东京转了一天。他高中毕业后就工作了，手下有两家靠在印务技术上刷新为主打业务的小公司。与许多日本男人一样，下了班他也常去酒吧喝酒。因为白日的操劳，他很快便倒在椅子上打起了呼噜。我本以为除了寒暄，我们之间不会有什么深谈。哪知一路上他不断地抨击右翼势力的一些言论为“天方夜谭”，更关心当今中国经济的发展。

鉴于自己在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中的惨痛经历，当他听到因业务每年都要飞上海一、两次的朋友告诉他，看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近些年魔术般地矗起那么多直逼九霄的高楼，其中也有不少是空置的或少有灯光，他就有些担心……

至今未到过中国的他告诉我：日本经济泡沫的形成在民间是有些迹象的，开始是很多人打网球，不久又转为保龄球热，再后来官员们和各界成功人士纷纷以打高尔夫球为风尚……在中国，是不是这样？

他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发生在不同国家的经济、文化现象，很多都有着相同或相似的规律，他希望中国引他国的教训为镜子，踏踏实实地走好自己的路。

粗鄙如“西北大学事件”里的几个日本人，其挑衅行为亦不能代表日本国民的整体素质，就像2003年在日本的外国人犯罪急剧增加，其中近半数是中国人犯罪；同年日本遣返非法滞留外国人45910人，其中被遣返的中国人12382人，高居被遣返外国人的第一位（ 2004年2月4日《国际先驱导报》驻东京记者蓝建中 报道《中国人在日犯罪应引起重视》），但这并不代表中国人都是打家劫舍之徒，或有偷渡列岛之心。“西北大学事件”发生后，日本舆论并没有袒护那几个日本人，一位日本留学生家长还专门为此事给西北大学写了一封言辞诚恳的致歉信——

敬启 西北大学的老师跟同学们：

我是一位日本留学生的母亲，昨天晚上我看到日本的晚报，日本的留学生在学校做出那种没有修养的事情，实在感到非常羞耻、伤心，做父母的我们真是无地自容。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们的愤怒，我们非常理解，跟那样没有品行的学生同一个学校一起研究学问是无法容忍的，这种心情我也很明白。可是日本的留学生，不是全部那样的人格，有的是向往中国历史及文化，尤其西安是中国历史文化的起源地，他们抱着满怀的希望到贵校去留学，只去了两个月,遇到这种事件，实在非常遗憾。做父母的我们，只有在这里诚心诚意的对学校、老师及同学恳求原谅，希望同学们不要抱着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眼光来看全部的日本学生，让他们还有机会留在西安学习中国的语言，受中国文化的熏陶。

一位日本留学生的父母

2003年11月1日

近些年来，随着老人们的去世，一批战后出生的中青年官员进入权力中枢。他们之中有一些人的祖、父辈曾主导或参与了那场侵略战争，例如，现在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就是东条英机内阁的工商大臣，现任总务大臣麻生太郎的家族企业麻生煤矿曾经强迫朝鲜人做苦役，导致许多劳工惨死。现任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的父亲中川一郎曾是日本右翼势力著名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