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拒绝遗忘.15

要指望他们领着日本反省与谢罪，便犹如要期待他们有一天会小学生般举起手来，通过将14名A级战犯的牌位移出靖国神社的方案。但在中日关系上，是共享和平发展，还是重卷战争烽烟？让好容易由“一衣带血”变为“一衣带水”的历史又沦为“一衣带血”，这在多数日本重臣大吏那里，不但是个人人心知肚明的问题，而且还是个得尽量小心处理，否则一有乱子将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问题。

日本政界的这一特点，相当明显地折射在中曾根身上。这位在当今日本最资深、最有名望的政界元老，在1982年刚刚担任首相时，即挑战“公式参拜”、并在“终战日”参拜——这两个此前历届首相不敢涉足的敏感禁区。

2003年众议院选举时，已经86岁的中曾根没有再参选议员。但他仍在发挥余热，经常给自民党和内阁提建议，接受电视和报纸采访，现在比起当议员时还要忙上两三倍。在2004年中国纪念邓小平诞辰百年之际，他在百忙之中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采访。 中国人打官司，日本人掏钱(3) 　　中曾根对记者说，毛泽东建立了新中国。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中国才有今天。换句话说，经济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彻底实施了市场经济，政治方面避免了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完全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当今中国经济取得巨大发展的根本原因。他又告诉记者，20世纪80年代，他曾与邓小平就中日关系达成一致，即中日两国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中日友好的大局比什么都重要，处理问题应该从中日友好的大局出发。他认为，日中两国的关系应继承邓小平的方针并按此方针走下去。 　　当记者问中曾根，最想向中国人民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时，他脱口而出：“共存共荣，共存共荣。”

由中曾根的话里，可以发现他对于中国的国情有着不亚于《人民日报》评论员的高度评价。

也许因为同种，又近于同文，对西部的这块大陆民族性的认识比英美等西方国家深刻；也许还有着大和民族特有的实用主义因素，在几个关键时刻，日本政府并没有釜底抽薪，相反，还有让中国官员们心里为之一热的举动——

1989年的那场政治风波过后，西方各国纷纷制裁中国，日元贷款也不得不延期。但在1990年在法国阿尔苏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海部俊树首相即表示世界不应当孤立中国。次年，他又访华，提出重新开始提供日元贷款。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日本在中国加盟WTO上一直持积极态度，早在1999年夏天小渊首相访华时，两国就结束了贸易谈判，在欧美国家之前完成了与中国的所有双边谈判。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爆炸事件等问题上，日本一般也站在理解中国的立场上，为避免中国与美国关系剑拔弩张，擦枪走火，亦有修复两者关系之举。

就在我写作本章的日子里，即2005年2月的最后几天，日本三大在野党——民主党、共产党和社民党，联合向参议院提交一份《促进解决战争性强制受害者问题的法案》，要求日本政府向“随军慰安妇”谢罪，调查受害者实情，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并采取措施恢复她们的名誉等内容。

与此同时，执政党自民党也提交一份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的动议。

这一条的内容是“日本国民诚心诚意希求以正义和秩序为基调的国际和平，并永久放弃以国权所发动的战争及武力威吓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为了实现前项之目的，将不再保存、持有陆海空三军及其他战斗力，将不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自民党的动议是，将自卫队变成“名副其实的军队”，并将该党成立50周年即2005年，作为修宪的时间表。此动议若要成为现实，必须获得参众两院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还须有一半以上的国民赞成。但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恰恰是一半以上的国民不予赞同。早在2004年6月，大江健三郎、加藤周一、井上厦、小田实等9位日本当今著名的文化界人士就组成“九条会”，其宗旨是捍卫“和平宪法”第九条。现在，列岛上出现了许多“九条会”，如“科学家九条会”，“影视界九条会”“女性九条会”等，而且在一些都、道、府、县到市、町，也成立了与之相呼应的“九条会”。 幻觉”的悲哀(1) 　　倘若说，真如国歌里所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个危险并不来自动枪动炮的战场上，而是来自早已悄悄打响，因不见炮火硝烟许多中国人浑然不觉的其他战场。

即使在当今大腕大鳄云集的密度并不亚于演艺圈的经济学界，也出现了无视这些战场的倾向。 　　我的同乡和朋友，现在国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任职的赵晓博士，在一篇文章的开头就说：有段时间，北京盛传着一个笑话，说将来全球只要有三个经济学家就够了，一个懂美国经济，一个懂欧洲经济，还有一个懂中国经济的。至于日本，回答是轻蔑地一笑：日本，哈哈，日本可以不用管它了！

如果说在和平年代里，国与国的角逐也是一场无形的却常常不无激烈的“战争”，那么，经济与科技显然是两支主力军团。赵晓博士在这方面有着深入的考量——

首先的基本数据是，中国的国土面积是960万平方公里，人口13亿。日本的国土面积是37.8万平方公里，人口1.3亿。中国国土面积是日本的25倍，人口是日本的10倍。从版图和人口数量而言，中国的确是大中国，日本的确是小日本。但是，两国的经济总量却掉了个个。2003年，按世界银行2004年《全球发展指标》统计，中国的GDP是116898亿人民币，合美元1．4万亿美元，屈居全球第七位。日本的GDP却高达4．3万亿美元，傲列全球第二。小日本是大中国的3倍。

单纯的一国GDP数值或许不会给人以深刻印象，那就用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所作的一组城市的比较来说明：作为日本国的首都城市，东京的GDP总量相当于上海的20倍、汉城的10倍、香港的7倍、巴黎的5倍、伦敦的3.5倍。想想后面这五大城市的总量加起来也不过东京的五分之四，就可以知道日本列岛4.3万亿美元的GDP总额是一个什么概念。

在战后的第一个四分之一世纪，日本即轻松成为全球第二号发达国家。中国，尽管经历了过去20多年有史以来最快的增长，GDP总量仍在全球排第六、第七的位置。若以综合经济现代化指数排名，中国则根本不可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据中国科学院2005年1月18日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2002年中国综合经济现代化指数排世界108个国家的第69位。又据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传启的看法，“2001年，中国与美国等7个西方国家的综合年代差在100年左右。”

日本的经济实力既表现在国内，也表现在海外。中国近年来以引进外资多多为傲，然而日本却是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2000年底，日本的海外总资产达到3.2万亿美元，相当于2003年中国全部GDP的2.3倍，其制造业在海外的销售总额为1.3万多亿美元，大约与中国的GDP相当。最近又有一则关于日本企业的新闻弥足观瞻，即是索尼公司收购米高梅事件。此事已于2004年9月13日画押，这标志着索尼在与美国时代华纳的竞争中胜出，成为全球持有电影资产数目最多的公司。

如此强大的一个隐形“海外日本”，足令开放了20多年如今才跃跃欲试，又左顾右盼要“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汗颜！

在经济结构上，1999 年，日本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例是2：36：62，早已是明显的“后工业社会”。1975年，日本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比率首次超过50%，标志着日本早在70 年代就逐步进入了服务业为中心的“后工业化”时代。相比之下，2003年，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是14.7:53:32.3，中国甚至没有完成前工业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过渡。按国家统计局的工业化定义，一个国家工业化全部实现的标志：一是农业产值在15%以下，这条线中国可以说刚刚跨过；二是农业就业在20%以下，中国目前仍高达50%，可以说还远远不够线；三是城镇人口比重须在60%以上，中国目前大概只有40%，与1950年的日本大致相当，而今天的日本人大部分都居住在城市。

2003 年，中国重工业增长超过轻工业4个百分点，重工业的投资开始进入旺盛期。举国上下为中国经济进入“重化工业”阶段欢欣鼓舞不已。然而，中国人很少知道，早在1955年日本就进入到了这一阶段，并向资金、技术密集型经济过渡。仅从工业结构上看，中国大约只相当于日本40年前的水平。

中国目前的增长动力主要是来自于所谓“世界工厂”的牵引。但从制造业总量看，2003年日本是9111亿美元，中国为3825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2.4倍。显然，中国的“世界工厂”有些自说自话的味道，日本却是名符其实的国际制造业中心。按过去的赶超速度，在“世界工厂”的道路上，中国要赶上日本，至少还有几十年的路要走，而且接下来会越走越难，能源问题、环保问题、劳工问题、市场问题……可谓百难猬集，将长期困扰中国。

中国现在开始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亡羊补牢，犹为未晚，但时下以单位能源的使用所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计，中国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等许多发展中国家，每千克油当量大约是0.7美元，日本却高达10.5美元，为全球之冠。这意味着同样的资源和能源，在日本人手里竟创造出比中国高出15倍的产值。

目前，中国正进入新一轮黄金增长时期。2004年GDP总量刚刚占到世界的4％，石油消费已跃居世界第二，发电量消耗占全球消耗的 13%，此外还有钢材消耗占全球的27%，煤炭消耗占全球的31%。水泥则将近有全球的一半倾泄在了神州的土地上……世界上现在不是少数人在担心：中国长期增长是否会导致全球资源枯竭，或者说“中国会不会饿死全世界”？ 幻觉”的悲哀(2) 　　同样是高速增长时期，1960年至1975年间，日本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1，07％；1980年至2000年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只有5.19％，按美元计年均增长2．59％。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对比充分表明，中国的高速增长靠的是人海战术，日本靠的却是劳动效率的提高。除了靠人海战术，中国的增长还靠大量投资，可是投资质量又如何呢？

从国民拥有的财富来看，日本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国民储蓄总额世界第一，是世界第 一金融大国和最大的债权国。都说日本坏帐严重，可是在从高速增长走向经济衰退的过程中，日本银行的坏帐率仅5％，而中国在2000年四大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经高达28．78％，如将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计算在内，则不良贷款率近45％。

R&D（研究和开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是一组国际通用的用于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活动规模及科技投入强度的重要指标，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2000年，在这一指标上中国的支出为896亿元人民币，历史上占GDP的比重第一次达到1个百分点。同一指标，日本2000年是3.12，不仅远高于中国，也高于美国的2.65、以及德国的2.37、法国的2.17、英国的1.87，在全球又是雄居榜首。事实上，1990年以来，日本R&D经费支出占GDP 的比重一直是世界第一。

专利发明方面：1995年，中国申请专利数只占全世界的1.45％，批准量占全世界的0.48％，日本申请专利数占全世界的13.48％，批准数占全世界的 15.3％。中国企业中研究型人才微乎其微，并不断向外企流失。而每万名劳动人口中，日本的研究人员数又是全球之最。2000年为109.3人，高于美国的73.8人、法国的60.3人、德国的59.6人以及英国的54.8人。中国企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销售收入比例通常不到1%，而日本企业早已建立起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企业的研发费用一般水平都在5-10%以上。

中国人还必须时时记住的一个数字就是：日本人中获诺贝尔奖的人数已达到12人，中国仍是0。

中国以进入世界500强为企业发展之梦寐以求的目标。1994年，日本在世界500强中的企业，已经与美国平分秋色，并包揽前四名，前十名当中，也一大半都是日本企业。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唱衰日本，日本自己亦作悲情状，但2003年，日本企业在世界500强中仍高居88席之多。同年中国只有12 席，而且多是垄断型国有企业，最排前的是中石油，名列第69名。

这几年，许多外国人或“海龟”来中国，面对从南到北、气势如虹地扩城、造城运动，无不惊叹，无不震撼，这为一些过上了好日子的国人因当下拥有的“太平盛世”撑足了面子。尤其是在北京，上海，人们感觉——与北京相比，纽约都显得老态龙钟了，与上海相比，东京都成了美人迟暮。

去其他城市看看，也触目皆是——蜂起的万丈高楼，阳光照得白花花的广场，原汁原味或是串了味的MALL，以及人造痕迹明显或是不那么明显的各式美景……大都处于一种在膨胀、要爆发的态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宛如一凤一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金光闪闪，飞舞鸣歌，令举世瞩目！

这是一种看问题的角度。 还有一种角度，那就是不是比谁的GDP高，谁的高楼多、广场大，也不是比谁的夜景美丽。而是比谁的老百姓富裕，谁的人民享有广泛而真实的权利。

2003年，中国人均收入首次超过1000美元，接近1080美元；日本是33077美元，为中国的31倍。仅以人均GDP作为收入计，中国只相当于日本1966年的水平。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即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是反映生活水准的指标。2002年，日本的恩格尔系数是22.3％，而中国目前城市为37.1%，农村为45.6%。也就是说，中国人目前生活支出主要是忙乎吃，日本却将主要支出花在食物之外的其他方面，中国是生存消费，日本是发展消费。

教育，在国与国角逐的这场无形“战争”里，肯定是一支决定未来胜负的预备部队。

中国人一向自认为最重视教育，人们在许多地方可以看到这样感情浓郁的标语：“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中国的父母也的确是为了孩子“敢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但今天的中国人中，成人识字率才81．5%，文盲半文盲人数约占人口的15%以上，离教育现代化的起限相差8．5%；大学毛入学率为5%，离教育现代化起限30%相差25%。日本早已实现100%的小学教育和100%的初中教育；大学毛入学率为40.3%，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48%；成人识字率近100％。

在日本，可能让中国人最为感慨的是参观一些乡村小学——不仅有宽敞明亮的教室，花木扶疏的操场，而且保健室、电教室、实验室、手工室、标本室、图书馆、体育馆、室内游泳池等一应俱全，简直可与国内一些号称要办成“世界一流”的大学的设施媲美，堪称“世界一流”小学。

中日两国的教育相差多远呢？据专家估计，中国的初级教育大约相当于日本1900年的水平，落后100年；中等教育大约相当于日本1910年的水平，落后90年；高等教育大约相当于日本1920年的水平，落后80年。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教育经费只相当于日本1920年左右的水平。 幻觉”的悲哀(3) 　　长期以来，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又不是唯一的原因。举一个与日本在华ODA有关的例子，《参考消息》曾转载日本《产经新闻》2004年6月10日的一篇报道：

青海省某贫困县本年度刚刚成为日本政府基层援助对象。此事缘于来之日本的一名高中教师阿布治平先生，现在该县民族师范学校任日语教师。他看到当地学校没有一间像样的教室、学生们在破屋子里上课的惨状，向日本大使馆提出建造几幢校舍的申请。视察过该县的 一名大使馆官员说：“当我看到那随时都可能坍塌的破房子时，倒吸了一口凉气。”日本大使馆随即决定，对其中一个项目给予约1000万日元的无偿援助。

从2003年至2004年4月，该县共购车27辆，其中除了调拨给公安局等事业单位使用以外，其他车送给了县里的干部。当地群众对此十分愤怒，群众在来信中说：“在县领导的带头下，各个单位竞相买车……所购的车辆除几个乡镇外都是豪华车。”

通过报道，得知此事的阿布先生仰天长叹：“我还和县里的干部说过，拿到援助可千万不能挪作他用……”日本大使馆向青海省外事办公室询问此事时，后者对此予以否认。他们说：“报道不属实，没有挪用援助资金。”这件事让日本驻华大使馆不知如何是好，虽然青海省当局否认挪用基层援助资金，但日本今后恐怕很难再对该省实施援助。

中日教育之间的差距还体现在教师、学生的素质上。

在日本，无论是私立学校，还是政府公立学校，教师无不兢兢业业，快快乐乐。他们视教学为一门必须终生钻研的艺术，他们身上浓厚的“艺术”气息，使他们好像不是在教学，而是在享受教书育人的乐趣。他们又异常严格，严格到几乎任何一个有些懈怠的学生走进教室，顿时就像一个走进海关的走私犯。特别在论文上，若不达到相应水平，无论学生怎样和教师套近乎都没有用。相比之下，我国高校每年都要炮制出来的成十上百吨论文，你知我知他知，不过就是不说穿而已，若说穿了，有许多不过就是装裱精美的文字垃圾。

在日本的科学馆、国家公园、风景名胜等场合，经常可以看到日本学校组织的郊游、参观等活动。看到小小“军国主义分子”的表现，真有些让我“不寒而栗”！他们自成天地，始终不被外界所动，小小年纪就表现出令人惊叹的组织纪律性、极强的团队性、超乎想象的自觉性，而且，骨子里似乎天生就有一种傲视“异人”的气质。

1992年和1993年，中日两国少年两次在内蒙古草原参加探险夏令营。1993年那次，夏令营有67名日本孩子和20名中国孩子参加。每天得徒步行走20多公里，期间露宿3夜，自己动手做8顿饭，每人还要负责10多公斤生活必需品。开始，两国的儿童没什么差别，不久差异就显露出来了：中国孩子嘻嘻哈哈，走着走着，便不顾队形凑成一堆，一会儿丢了这个，一会儿落了那个，总是让领队不停地招呼；日本孩子行进时紧随队伍，不说一句话，也绝不丢三落四。在野外吃的是粗菜淡饭，日本孩子盛上饭菜先谦让，然后吃得很香；中国的孩子则等着领队给盛，觉得不好吃一下就倒掉。因为夏令营限量供应食品，结果，中国孩子一片喊饿声。最后谈体会时，日本孩子言语生动、有趣，几乎各人有各人的发现与感受，中国孩子则大多是从一个复印机下出来的——通过什么，培养了什么，增长了什么……

此外，据宋庆龄基金会联络处的一位干部说，中国孩子的环境意识和情操修养也明显缺乏，“1993年的夏令营，给每人都发了装废弃物的塑料袋，有意培养孩子的环境意识。闭营时，一个日本孩子来不及倒掉垃圾，就提着上了车，一直带到呼和浩特。而我们的孩子有老师提醒时还可以，稍不留意就随手扔垃圾。他们的观念里，野外本来就是可以随便扔东西的地方，难道还要保护？”

中日两国少年在探险夏令营活动中的不同表现，当年在中国引起了广泛关注，为此还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

在国与国角逐的这场“战争”里，彼此能否在国内做到公正、和谐、人道，则决定着各自是否有着自己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民心、民气，有着坚若磐石的后方。

美林集团和凯捷顾问公司发布的一项2004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在2003年拥有100万美元资产以上的人，接近24万。这些中国富人的总资产超过9600亿美元，约是中国当年国民生产总值1.4万亿美元的三分之二强。报告指出，中国富人增加的速度在亚洲仅次于印度，近些年来中国的财富一直在向少数人的手中积聚。

200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14，已达到国际警戒线水平。让很多人想不到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却是全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公平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仅为0.285，可以堪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最公平的时期。

几个月前，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以“改革面临挑战”为主题，在海口举办了第四次改革形势分析会。来自北京有关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以及地方政府的20余名专家学者和官员参加会议并发表意见。我想，这个会上的几个主要观点肯定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高度关注——

当今社会分化的速度大大加快了，最终的结果是形成两个越来越大的集团，即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强势集团大体包括权力的拥有者和上层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了一个集团，并已基本形成稳定的联盟，这个联盟决定着中国社会的基本走向。另外一个社会集团：弱势群体，包括农民、下岗职工等。由于这样一个基本格局的形成，使得我们对一些基本问题不得不放在这个格局当中去考虑…… 幻觉”的悲哀(4) 　　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一部分人的社会心态发生变化。80年代社会资源的分配虽然非常不均衡，个体户、工人、知识分子，每个阶层有它的不满，但也有它改善的一面。90年代却存在着普遍的不平衡感，特别是到了90年代末期，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由普遍的不平衡感变成一部分群体严重的挫折感……

前苏联解体不在于后期戈尔巴乔夫公开化的改革，而在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相当长的“稳 定”。表面上的稳定，把各种矛盾掩盖了，等于一个大厦被蛀空了，一触即倒，我们应该引以为戒……

日本还是世界上较为廉洁的国家之一。2004年3月25日，著名的反腐败国际性非政府组织 “透明国际”发布了《2004年全球反腐败年度报告》，对世界各地区腐败形势进行了评估。在133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清廉指数得分为3.4分，与斯里兰卡和叙利亚并列第66位，日本却处于最清廉的前30个国家之列。

在日本的日子里，我怀藏的一颗大大咧咧又硬如核桃的中国心，总是会在某些时刻、某些地点为一些细节而感喟、感动——

到日本的第一个晚上，住在大阪关西塔门全日空饭店，同屋泡好茶，他立即就发现两个茶杯的茶托颜色不一样。临睡时刷牙，盥洗台上面摆放的牙刷颜色也有不同。凡住过国内饭店的人，大概都有同房人用混茶杯、牙刷的经历。饭店叫早电话铃声音量轻柔适中，在寂静的早上既能把旅客叫醒，又不会顿然一惊，颇像在家里家人笑盈盈提醒你“该起床”。过了几天去富士山，下榻的是河口湖富之湖温泉饭店，偶然发现电梯里除门两边有两排竖形键外，在一面墙上还有一排横形键，大约只有一米高，恰好能让坐在残疾车上的旅客够着。从大分到神户坐船，四人一间，或六人一间，均为上下铺。每个床都有床头灯，分两种光源：弱光、强光。而且每个床有一道布帘子可以拉上，旅客可以很方便地换衣服，整理东西。

每个公园或旅游景点都有免费的饮水机。街边有自动售货机，遍布城乡，24小时可以买饮料。但如果买烟就必须用驾驶执照在识别器上扫一下才能购买，既方便了成人又防止未成年人买烟。在闹市，在冷清的小街，在饭店商场，在名胜遗址，无论走到哪里，几分钟内总能解决“内急”。卫生间里都备有在国内只有星级饭店才会使用的洁白手纸。卫生间的硬件设备亦维护如新，光可鉴人，大都是“TOTO”品牌。此外，每个卫生间都有残疾人的专用位置，马桶边上两根横杆，方便腿脚不灵的残疾人和老人使用。残疾人像是社会的宠儿，日本政府规定，所有的公共场所都必须有残疾人的专用通道和电梯。给游客留下突出印象的是，在冲绳琉球古王国的遗址上不准建任何设施，唯一能建的是残疾人专用的电梯。在公园、商场等处的卫生间里，一面墙上约一米高处有一块翻板，放平就可以让妈妈们暂时放宝宝，或给婴儿换尿布，用完再翻上去，一点也不占地方……

反之，在国内考虑到残疾人与母亲之虞的卫生间极少。在国内许多单位，最重视的是大门与大楼，最不受重视的是卫生间，如果有四个位置，往往总有一个门被封上，上面写着“已坏”。插销坏了、水箱的钩子掉了、马桶漏水更是家常便饭。若工资袋里少了十元钱，有可能扯起脚就找领导，但若有谁会为这些破事找领导，周围的人准说他有神经病！

还可以再说一件颇为极端的事情：在东京、大阪的一些中心公园里立着一排排蓝色塑料布搭成的简易棚子，由公园经过，总让外国人觉得突兀。住在这些棚子里的是一些无家可归或有家难归的流浪汉，他们喜好“野鹤闲云”般的闲散生活，除了在公园里闲逛什么也不做，要做也只是捡些空易拉罐、啤酒瓶，换点自己的烟酒钱。

这是一批从不向国家交税的人，政府却并没有因为不是纳税人而将他们摒弃在社会的服务体系之外。流浪汉们从无饥腹之忧——超级市场、便利店每天都有不少过了点就要扔掉的食物，由于日本食品卫生法异常严格，过点食品只是新鲜度不行了，并没有变味变质。每天晚上，在超级市场、便利店的后门口，都能看到流浪汉们秩序井然的排队领取过点食品。他们行也无忧，住也无忧——警察不会以有碍观瞻为名像驱赶麻雀一样驱赶他们，更不会因为来了阁内大僚、外国政要，而将他们抓进号子关个七天、八天。流浪汉们倒有些像大爷，政府见他们多聚集在公园，就在公园里给他们盖上统一规格的简易棚子，一让他们有地方躲雨避寒，二也是个标识，以免外面的人去打扰……

如此的细节是大量的，无所不在的，仿佛总有一双温情脉脉却又锐利似刀片的无形眼睛在处处逡巡，它要洞察疏忽又填补精心，它要发现粗砺又代之细腻。你很难说这是资本主义作秀，如果这一切都是作秀的话，那么，春日的春草与细雨，夏天的蝉鸣与热风，也成了作秀。

你只能承认这是这个制度对国民的普遍尊重，对人性需求的全面关怀。

可以肯定日本政府对自己国民的关爱与服务是第一流的。而且，在政府的引导下，生活质量与人的健康，被全社会摆上了突出的位置。在商场、超市里，不断被开发出来的日用小家电，与不断投放市场的家用保健产品，真是凝霞敷锦，乱花迷眼，让要买东西回去送人的中国旅客只恨日元换得太少。 2004年6月初，日立、松下电器、东陶等10家公司联手展开“在家健康管理服务”，即提倡日常轻松的测量血糖值、心跳次数等，以期能早日发现疾病。各公司以无线联系各自开发的产品，自秋天起在大阪、札幌进行实验，以期在2006年在列岛全面展开这一事业。各企业为此开发的产品有：夏普的“生活节奏计”，测量每日运动量。东陶的“健康计测便器”，测量尿中盐分、糖分。日立的“健康枕”，铺在垫被下测量心跳。松下电器的“脂肪厚计”，测量腹部等处脂肪厚度。松下电工的“血糖值计”，不用抽血测定血糖值…… 幻觉”的悲哀(5) 　　健康的饮食习惯和医疗保健体系的有效建立，使日本成了当今世界上拥有百岁老人最多的国家，也是预期寿命最长的国家之一。2003年，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为85.33岁，男性为78.33岁，均创下全球最高纪录。日本男女平均寿命已连续4年名列世界第一，女性寿命从1985年以来一直名列第一。

日本是个什么国家呢？在许多中国人眼里，它似乎是一个野蛮成性的国家，一个冷漠如 霜的国家，一个物价奇高、天底下工作压力最大的国家，因而也是一个国民不会幸福，郁郁寡欢、甚至生不如死的国家。可是，从一个个统计数据的比较，我们却发现，日本是个经济发达、科技先进、百姓富足、社会公平、吏治良好、教育优秀、环境优美、国民预期寿命高的国家。

若你到了今天的日本，过去脑子里关于这个民族的种种标记与特征，包括残忍与冷漠，都会让你的经验性系统摇摇欲坠，如一架找不到机场降落的客机，如走进了蒙蒙水气的浴室，你会一下失去感觉，从而极大地挑战你的理性界面。

尽管过去20多年特别是最近10多年中，中国蒸蒸日上，经济建设高歌猛进，日本却有似乎走下坡路的趋势，经济陷于停滞甚至负增长的泥淖。但在两国一个不见炮火硝烟的“战场”上，中国已处于下风，确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中国人不必妄自菲薄，我们亦有一些扬眉吐气之处。

比如我国连续发射成功“神一”至“神五”；

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中国金牌总数名列第二……

或许还有，澳大利亚旅游部门统计，自2003年7月至04年6月，中国内地到澳旅游的人数超过10万，居各国之首。出手也大方，人均消费2200美元，而日本游客只花费约712美元。一走出国门，被普遍认为“民以食为天”的中国人变了样，在吃上很矜持，很顽固，只吃中国菜，对购物却抱着几乎是来者不拒的态度。在巴黎，过去总是对日本游客下猛药的许多销售奢侈品或品牌的各公司，如今纷纷雇佣能讲普通话的店员。（见2004年10月《新周刊》）

再有，日本公司在美国买下了大量的地产、股票、企业；但在纽约长岛北岸，也有一座座宫殿般的豪宅掩映在绿树红花之中。这些起价至少在200万美元的豪宅，因许多来自大陆的中国人一次性付款购下，让美国人大跌了眼镜……

少数中国人的暴紫骤红，呼风唤雨，或许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日本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炮制的“中国威胁”论。如此的“假雨村言”，在亚洲和世界上可能会推销出去一些盗版滥印的《红楼梦》，但大多数精明的日本人是不相信的。不相信的一个例证是，即使在日本的右翼网站和报纸上，其实恐华排华的言论并不多见。可以说，从千年前披漓着“唐风文化”的时代至今，日本对于中国的了解，甚于中国对日本的认识。

并非几个中国留日学生有这样突出的印象——中国远没有达到引起日本高度关注的地步，日本人的眼睛一直是盯着西方的，日本身在亚洲，却历来以为自己是西方国家。大多数日本人心底里并不认为中国现在有资格做日本的对手。

一个现居东京都千代田、名叫小林次郎的日本人，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学习中文，能够阅读原版的《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等中国名著。2004年用中文在几家网站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不配做我们的对手》的文章。内称：

日本不会担心中国，中国没有资格做日本的对手，我一直相信中国会自己把自己打倒。日本民族是非常优秀的民族，我们的一草一木都是金子，我们的每一位国民都是日本的生命 ，无论科学家，教师，政府人员，还是企业家，每一个日本国民都会自觉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的信息，每一个人都以生为日本人而自豪，即便像秘鲁总统藤森这样的一国之尊，也以能成为日本人而感到骄傲……

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更称不上强国。我们在经济泥潭中慢步前进的时候，中国飞速的经济增长不会引起我们的任何羡慕，因为日本知道中国永远超越不了日本，中国的经济规模越大，它面临的风险和问题也会越大，一些棘手的问题已经如我早前的研究，开始在中国出现……

认定一场真刀真枪的战争必将爆发，心目中的对手却不以你为对手，这便有些像你已经买好定婚钻戒，可心目中的佳人却不愿戴上，这颇有几分悲哀。但这决不是“不再战”的悲哀，而是“幻觉”的悲哀。

依我这十几年的观察，国内有一批制造、描绘幻觉的人从不下岗，最明显因而也最易指的便是在股市房市上，他们总让别人钻进幻觉中去，自己从中获得的各项收益却是真金白银。再比如，当时下许多城市的老百姓在为交通拥塞而怨声迭起时，肯定有人说：“堵车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对我等这样的清风草民来说，只有在好莱坞电影里才看过的长岛那样的豪宅，对他们中的一些人却是切实存在的。

满是幻觉的日子，可入歌星们唱一曲便有几万、十几万元的热烈或甜腻的歌子，可进黑乎乎的穷街陋巷的外面那灯海璀璨如银河落地的大道，可串起故事总是发生在海滨、别墅、高级酒店和房车里的电视连续剧，却纷纷坠落于老百姓的沉默与叹息，更镌刻不进历史苍劲的年轮。 幻觉”的悲哀(6) 　　摈弃幻觉的日子，才是脚踏实地的日子。

因此，日本既非伊索寓言里的那条冻僵了的蛇，也不是一片跌没西山的残阳；

而是一个在许多方面仍出类拨萃，值得中国人认真借鉴和学习的国家。 　　中国，也并非太平盛世，值得弦歌不缀，百兽率舞。

正如赵晓博士所言：“中国，只是一个刚刚恢复元气，有着远大前程，同时需要在各方面倍加努力的国家而已。” “恐日症”，“恐韩症”(1) 　　在许多国家，大约爱国主义是不需要唤起的，只要一个人知道自己是谁，自己从哪里来，他就会爱自己的祖国，如同从血管里流出来的一定是血。

这里当然有一个前提，即当政者必须把国家治理得人人安居乐业，生死无忧，如同一匹杭锦，经纬分明不说，还光彩照人。倘若逼近天下板荡、河决鱼烂之时，再提倡爱国主义，古语云：“乱邦不入，危邦不居”，那就肯定不灵了。美国就是由千千万万不爱自己祖国的 “叛国者”们向往并踏上的一片新大陆，但这些不同肤色的男男女女一旦在星条旗下宣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毕生热爱这个国家，并以自己是个美国人而自豪。

在中国，亿万中国人也由衷地热爱自己的国家。

其中，绝大多数人是普通的平民。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除了是自己这辈子的栖居之地，可以预料也是自己的子孙们身家性命的托付之地，他们流下滚滚汗水，抛洒殷殷心血，辛劳地建设这块土地，努力地改变这块土地。他们的眼界并不宽广，身上多的是与国情相适应的本分，从容，还有那么一点“阿Q精神”，即善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们很少拿中国去和西方国家比谁更进步，大约在他们看来对于有着五千年悠长历史、有饱经忧患的祖国，评价其进步的尺子的长

倘若说，上个世纪国破家亡，兵荒马乱，本世纪却享有政局一统，长久和平，这就是进步。

倘若说前40年天下饥馑，路有饿殍，有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40年后亿万农民却得从农业上转岗，城里人则流行起“富贵病”，如急着过冬的鼹鼠一般纷纷在寻野菜、杂粮，这就是跨越。

倘若说前30年还在举国搞全民大内斗，几乎人人都是批判家，30年后却举国开放大建设，男女老幼都在经济大潮里扑腾；还有前30年，你向一个小小的科长提意见，就有可能被扣上一顶右派的帽子，叫你此后20多年里生不如死，30年后你就是检举了一个厅长，甚至省长，只要自己行为端正，对方也拿你无可奈何，若要打击报复，你亦可拂袖而去，“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些就更是飞越了！

因此，没有谁比普通平民更能感受时下社会剧烈转型过程中的种种困惑与矛盾、沉重与艰难的了；也没有谁比普通平民顾盼回头时，更能察觉这个社会看似危机四伏，“山穷水尽”，却又总是犹如神助，“柳暗花明”。

他们从不用西方的“民主”、“人权”概念来苛求这个国家。也不懂得用“新左派”或“自由派”等词汇来标榜自己。如果要说他们是什么的话，他们中的多数人不过混了个“温饱派”，至今都是“打工一族”。

他们虽然也有沮丧，有时牢骚还挺大，但他们的要求归纳起来不过只有一点，即希望这个国家的变化能稍稍快一点，比如“社保”、“医保”，最好在自己的余生就能赶上，他们这辈子被耽误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还盼着变化能普遍一点，比如乡下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内陆的孩子和北京、上海的孩子，不能喝汤的总是喝汤，吃肉的总是吃肉……

可以说，对于亿万普通的中国人，如同他们的希望很现实，他们的爱国也很朴素，肯定与提不提倡爱国主义，是否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关系不大。

尽管如此，或许因为爱国主义被注入了太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成为了政治上的一个标杆，爱国主义的宣传与教育在中国一直常抓不懈。一旦国际上发生什么与中国有关的风吹草动，便成了某些“爱国者”们化蛹为蝶、蚌病成珠的好时机。他们在将自己的一头秀发经爱国激情贲张为一簇簇奋勇的怒火时，总将持不同看法者往死里上纲上线。

香港“凤凰卫视”著名时事评论员吕思宁在2003年11月4日的《时事开讲》栏目中说：

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强烈地感觉到一种现象，就是中日关系在民间很难冷静讨论。主张理性处理中日关系的言论，往往被民粹主义的热情所淹没，甚至为此常常出现人身攻击和漫骂，这些都是一个文化优秀的国家公民所应有的道德水平吗？中国最厉害的一个词就是“汉奸”，而这个“汉奸”直接就和中日关系相联系的。事实上，我们包括凤凰卫视的几位评论员，不管是在讨论任何问题上，只要谈论到对日的关系，都有人被骂“汉奸”的。但是，今天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我觉得在中日关系上这是一个很长远的问题，如果现在不把大家的理性的东西都调动出来，将来对中国并没有好处。

按理说，与普通的中国人比起来，不那么普通的中国人层次更高，见识更广，走出国门的日子不是隔三岔五，就是三年五载总有几回。为国家做脸为民族争光的机会多多，有能力如周恩来生前一直带着一块上海牌手表一样，多用国货，少用、拒用外国货，为发展壮大我国民族品牌添砖加瓦的机会亦多多。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应该更强烈，更自觉，并成为时代之先声，人民之楷模。现实的情况却是，他们中不少人的所作所为，让老百姓失望，甚至让外国人吃惊。

一个颇具说服力的事实在中国汽车行业。

有专家认为，如同上世纪90年代，中国民族品牌家电产品的崛起是当时中国国力跨上一个新台阶的标志，现在能否用自己研发的民族品牌轿车和中国芯的崛起，将是中国国力能否再上一个台阶的标志。日本和韩国就是靠着民族品牌交通产品的崛起而使自己上升到发达国家的行列，如前者的丰田、日产、本田，后者的大宇、现代…… “恐日症”，“恐韩症”(2) 　　汽车也不是日本人发明的，日本的汽车工业在上世纪30年代还是非常落后，生产的汽车质量很不稳定，开上路经常抛锚。据当时丰田汽车公司的“太子”丰田英二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当时他被丰田家族派到世界汽车之都底特律“朝圣”，起初被福特汽车公司的规模和气势震得“目瞪口呆”，大有乡下进入城的感觉。但一轮学习下来，临走时已经够胆量对美国人说：“福特也没有什么神奇妙法，如果我们想做，也是可以做到的。” 　　另有一个传说，1967年，衣不遮体的韩国人要在稻田上建立自己的汽车工业。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本彻听说了现代集团的这一设想后说：现代集团如果能造出汽车，我将用手指把蜡烛点着。仅仅20年后，本彻的话言犹在耳，现代集团已傲然成为世界汽车业的巨头。（ 见 张宏杰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