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拒绝遗忘.16

在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了，100多家汽车整装厂中，大部分生产的轿车品牌是洋品牌，或者是难以掩饰的仿洋品牌。剩下的自有品牌，除近些年问世的奇瑞、吉利蔚然气象， 红旗有点老本——从“文革”前闹到“文革”后，只因某种政治效应给撑着，这面红旗才没有趴窝，但在市场上远没有形成规模效应，其他的均三瓜两枣，有一搭没一搭……

读一个学士只要4年，加上硕博连读，最多不过10年，可20多年过去了，在技术上中国人学到了外国人多少东西呢，能肯定的只有20多年的合资利润大部分都让给外国人了。“上汽”和“北汽”是合资最早的公司，至今仍没有生产出有影响的自主轿车（包括SUV，即越野车）。一家特大的汽车集团干脆在和日本人合资后裁掉自己的轿车研发人员；富有嘲讽意味的是，另一家特大汽车集团的老总在当当响的《东方之子》栏目中说：要等到中国轿车产量上了600万辆时，才有可能培育出自己的民族品牌。

2003年10月，日产总裁卡洛斯·戈恩在东京车展上表示：“合资企业的中方合作伙伴对实际经营和管理的贡献几乎为零。”

为了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中国汽车产业竞争力，以有利于相关政府部门的决策参考，商务部不久前出台了《中国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研究报告》。该报告从四大方面14项具体指标研究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比较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德国、韩国。

商务部得出的结论是：“我国汽车企业与跨国公司存在巨大差距，国际竞争力十分低下。”其中，“研发是中国汽车工业最落后的环节，无论是从研发经费的投入比率还是总量来看，我国汽车工业研发能力与其他四国的汽车厂商根本无法相比。由于研发能力低下，我国汽车技术始终落后于世界汽车技术发展水平。”（ 2005年3月17日《南方周末》）

大耳阔面的国字号企业，早就对外国厂家横扫中国本土构不成任何威胁，倒是近年来出身野路子，一身乡土气，且狗洞可钻、龙门敢跳的奇瑞、吉利，让他们感到了咄咄逼人之势。它们可能还蒲柳弱质，但只要回顾过去20多年的家电业，长虹、海尔也是由初期的名不经传，逐渐成长为国内无人撼动、且走出国门的巨无霸。过去很多想买轿车的国人都想等到中国加入“世贸”后购买，现在看来这只是一个幻想，入关后的外国厂家不会主动降价，合资轿车也不会主动降价，在中国赚钱轻松而又愉快的外国人还没有“主动”的习惯。当今市场上轿车不断降价，这首先是因为受民族品牌轿车的拉动。有条件消费轿车的同胞们应该明白，不管你现在买的是什么车，你都应该感谢民族品牌轿车的成长给你带来的好处。

既然说到了汽车，不妨说说在日本我对汽车的一些印象、感受。

在福冈、长崎，在北海道的札幌，马路上跑着的大多是微型车，如昌河北斗星，或小排量汽车，导游说日本人家庭购车，一般都是买此类车，他们会考虑经济、适用、环保。像国内一些地方近几年修出来的几十米宽的大马路，在日本看不到。在比较窄的路上走起来，微型车显然如鱼在水。在东京、大阪、横滨等大都市，要想见到一辆奔驰、宝马，你的脖子一定会拧得发酸，更遑论宾利、劳斯莱斯了，就是日本产的豪华车也不多见。人们大多是开国产车，包括一些大公司的老板都是开着丰田、尼桑上下班，他们的公司肯定有劳斯莱斯、奔驰、宝马，但只用于对外接待，自己不开进口车上下班。在日本人眼中，开进口车的人大多不务正业，像开地下钱庄一类发了横财的暴发户，或者具有黑社会背景……

日本已是世界第二大汽车工业国，仅看丰田公司——这个1933年才开始在一家自动纺织机厂里生产汽车的跨国企业，如今已在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有46个生产厂家，在国内有15处分厂，2003年的总产量已达到650万辆，远高于中国的总产量400余万辆，仅次于美国通用。日本的汽车制造业很发达，但真正开车上下班的只有20%—30%的人，大多数人还是乘坐轻轨或地铁上下班，坐轻轨或地铁不存在塞车，一趟车是几分钟就是几分钟到，自己开车，时间很难掌握，路况之复杂多变非本人所能预料。日本城市的地上交通已经密如蛛网，各大城市都有轻轨电车，但仍很重视地下交通，像东京、大阪、名古屋、京都、神户、横滨、仙台、札幌等九大城市都有地铁。 “恐日症”，“恐韩症”(3) 　　在日本的城市、村镇里转着，一个稍有心的中国人很难不发出这样的感喟：日本的好车，大排量的车，大概相当一部分卖给了中国。

行程中有一天是去离名古屋20公里的丰田堤工厂参观，近中午又到附近的丰田总公司会所。在这里，我不禁就这个想法问起丰田公司中国课企划室主任宫下先生，他说：以丰田公司而言，它在中国的营销策略只能适应中国的市场，前几年，中国课在中国搞了一次市场调 查，大多数客户要买的是排汽量在2.0以上的三厢轿车，最好是日本、德国车，连中德合资生产的二厢POLO车，他们都不放在眼里。

宫下先生显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些了解，他还说：中国人认为轿车就要像轿子，二厢车怎么像轿子呢？

在日本，汽车市场主要是面向个人、家庭；在中国，轿车的相当多客户来自于各级官员。2003年，这笔轿车费及人工、维修费在全国达到了3500亿元人民币，约占当年全国总税收20461亿元（不含关税和农业税）的17%。据公认的说法，公务车使用中，公用占1/3，官员私用占1/3，司机私用占1/3。

某些日本人是否会如是想——让中国官员们去装饰豪华、舒适的小车里峨冠博带、面含矜持吧；让北京这个全世界原本羡慕的自行车城 ，在欧洲许多城市开始“自行车化”之时去变成一个狂躁奔突的汽车城，让中国大大小小城市的马路、立交桥上都堵得几近一块铁板、一个蒸笼；让一些早就开车，而且开大车的精英们去高谈大睨：“美国人能开大车，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开大车？”，而被噪音与废气包裹的老百姓们侧眼相视、怨言相对……

或许我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但我们自己照此“膨胀”下去，前景极其严峻——

日本目前的GDP比中国大了三倍，但石油消耗和中国大体相当。无庸置疑，世界石油供应链具有极大的脆弱性。一方面，据英国石油公司宣布的全球石油评估报告，截止2003年底，全球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为11500亿桶，按照目前的开采速度只够开采41年。另一方面，世界过于依赖海湾的石油，中东偏偏又是最大的火药桶。难怪已经有人在问：是否有一天，中国要为争夺石油而战？

让国人普遍沮丧的还有足球。

现在中国在奥运会上赢过日本的项目，大多是日本不太重视的项目。也是中国国民参与较少的项目，比如中国的强项体操，有几个老百姓会进体育馆去练体操？雅典奥运会上，中国的皮划艇是有实力争夺金牌的项目，绝大多数中国人却根本没有见过皮划艇是个什么样子。在日本认真对待的事情上，中国似乎还没有赢过。

13年前，日本足球队还不是中国足球队的对手。1981年世界杯预选赛亚太赛区，中国队与日本队遭遇，中国队以1：0胜日本；1987年奥运会预选赛东亚赛区，中国队与日本队相遇，中国队在东京以2：0击败日本队；1992年奥运会出线权争夺赛，中国队以2：1击败日本队……大概就是从1992年起，日本开始抓足球，此后日本足球突飞猛进。现在日本队是亚洲最强的队伍，上届亚洲杯决赛中，竟然在8名主力队员缺席的情况下，用“半支球队”击败了中国队。

中国足球队员的身体素质比日本队员好，个子高，速度快，中国队败给日本队，在身体素质方面找不到理由。战术上，从稳守反击到攻守平衡再到压出去打，阵形从352到442，再到451，连韩国人都承认中国队员的技术并不比他们差。

日本请外籍教练，中国也请外籍教练；日本在国内搞职业足球联赛，中国也在国内搞职业足球联赛；日本请外籍球员参加国内职业球赛，中国也请外籍球员参加国内职业球赛；日本职业球员收入高，中国职业球员收入更高。日本职业球员年薪低者为4万美元，年薪高者不过25万美元；中国职业球员今年以前年薪100万元人民币算是普通（约合12万美元），身价高的达年薪500万元人民币（约合60万美元）。

日本搞物质刺激，中国后来者居上。日本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奖金标准是：金牌300万日元、银牌200万日元、铜牌100万日元。日本一般人的年收入在400万日元以上，300万日元金牌奖金，还不到普通人一年的工资，只能说是春天里的一阵牛毛细雨；中国对雅典奥运会的奖金标准是：金牌20万人民币、银牌12万人民币、铜牌8万人民币。对于中国一般老百姓来说，20万人民币的奖金则是一场夏日的滂沱豪雨。从客观上的物质条件来说，中国队更找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

中国足球打不过日本的原因，排除了客观上的物质因素，只能是主观上的因素了。

我不是足球迷，看电视上的足球比赛也不多。原因是看过有中国队参加的几场，感觉总是不爽——犹如春和景明、怡红快绿时节，一家人去郊外踏青，走着走着，自己的脚板是却突然爆出了鸡眼，痛得不行；或者如几个好友坐下来，一杯茶，一包烟，一碟花生米，正要开聊起兴，抽烟，烟是假烟。喝茶，茶窜了味。扔进咀里的花生米，接连几个都是臭的……

据方家的看法，中国队不敌日本队，第一因素是输在心理素质上。这种心理素质可以说是一种叫做“斗志”的拼搏精神，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挑战者精神”。前韩国国家队教练崔殷泽也认为，中国队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一种“精神力”。他说，韩国运动员是为荣誉而踢球，职业球员把足球当成了自己的生命，为了赢球死在球场上都可以。而中国队缺乏的就是必胜的信念和坚持到底的决心。 “恐日症”，“恐韩症”(4) 　　在那场亚洲杯的决赛中，很多中国人说日本队取胜是靠裁判的“上帝之手”，不公平地赢了比赛。但始终看过日本队比赛的观众，都明白日本队在本次亚洲杯各场比赛中遭到的“黑哨”，远远多于中国队。特别是日本对巴林一战，上半场中，双方队员不过是身体很轻微接触一下，新加坡裁判居然判日本队员红牌出场，使日本队面临10个人打对方11个人的被动局面。 这时日本电视的足球解说员说：“居然有这样的事发生！不过没关系，日本队10个人打对方11个人照样能赢，这才是真正显示日本队的实力。” 　　巴林队在比赛结束前5分钟进球，比分为3∶2，观众都认为这次日本队肯定完了，日本队却阵形不乱，仍然寻找机会，终于在比赛结束前1分钟把比分扳平，最后在加时赛上战胜巴林队。日本队教练济科说：“直到最后一刻，队员们的心理上也没有放弃比赛，良好心态使我们获胜。”

在中日决赛中，日本队一个有“黑哨”嫌疑的“手球”进球后，离比赛结束还有20多分钟，中国队完全有扳平比分的机会。可是这个“手球”让中国队员倍感凄风苦雨，士气与斗志一下大打折扣。央视的解说员雪上加霜，也不停地埋怨对裁判的不满，诸如“我们呼唤公平的比赛”，却没有说出一句鼓励中国队背水一战的“豪言”。在比赛最后几分钟，中国队已阵形大乱，队员在心理上已经放弃了比赛，就在这时，日本队再进一球，锁定了胜局。

正是凭着一种挑战者的斗志和心态，日本足球协会已经不满足于在亚洲丛林里老虎一样气定神闲，他们宣言日本队的下一个目标是夺取洲际奖杯，并且放出30年后超过巴西队的豪言。中国足球协会什么时候也能为中国足球制定一个挑战性的目标：“5年内赶上日本队”，5年没底，那就再打一场“抗日战争”，8年内赶上。8年再心虚，一代人总够吧，“12年内超过日本队”。看来至今未提出一个挑战性目标，首先缺的便是直面日本队的勇气。而且，据说现在不但有了“恐日症”，还有了“恐韩症”。

似乎勇气不足的并不只是中国足球协会。日本队战胜中国队后，球迷们山呼海啸地开骂日本人“鬼子”，诅咒裁判“出门撞车，上天摔机”，骂完了，咒完了，就算是报仇雪耻了。有多少中国人为中国足球打不过日本而真感到羞耻呢，又有多少中国人因坚信中国队早晚会打败日本队而而满怀憧憬呢？在人们的潜意识里，中国队打不过日本队，便犹如国产货没有日本货好使耐用一样，这仿佛早已无庸质疑。

有论者也注意到了这并不仅仅是盘旋在绿茵场上的心态——

在北京决赛场外，我们看到球迷打出“抗日”的认输心态标语（因为他们默认日本比我们强，所以才需要“抗”），却没有人打出“超日”这样有挑战者心态的标语。

同样我们经常看到有人发起“抵制日货”的认输心态的号召，却没看到过有人发起一个“超过日货”的挑战性的号召。

——（林思云《中国足球为什么打不过日本》）

一方面，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体育竞技上附载了那么多厚重的政治内容，奥运金牌的竞争俨然已经上升到国家荣辱的竞争，据说为备战雅典奥运会的费用达到200亿元人民币，这笔钱如果投入在教育上，可修建10万所希望小学，让1000万农村失学儿童再背上书包；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泱泱大国，它的国家队几十年来却能安然接受总是在亚洲的二流足球队中混日子的现实。一向视面子比泰山还重的中国人亦默认在最能与日本人争面子的地方失去面子。

历史上也与日本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韩国人，上世纪60年代的一次世界杯预选赛，韩国队飞赴日本进行比赛。临行前，韩国总统亲自接见了全体队员，总统简短地讲了一番鼓励的话，最后说：“如果输掉了，你们就不要再过大韩海峡（即日本海峡）了！” 那意思就是——如果输掉了你们就全部蹈海自杀以谢国人吧！（ 见 张宏杰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点什么》）

在所有的体育运动中，足球最能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格。巴西人华丽，阿根廷人剽悍，法国人浪漫，英国人细腻，日本人坚韧，韩国人顽强。绿茵场上，反映出了我们民族什么性格呢？ 乌龟有肉不在外面(1) 　　看过冯小刚导演的电影《手机》后，我倒有了这样一个发现——

如今在中国，几乎除了聋哑人不用手机，坐班房的不让用手机，谁不用手机？人们随时随地掏出手机来，不管身边有人无人，哼哼哈哈、哇啦哇啦说上一阵，随意得像在中国久治不愈的随地吐痰、扔瓜皮果壳。手机在时下，已经几近于阳光、空气，没有了手机，可能就没有了生活。但我怀疑，天空下有如此多的资讯、决定、商榷、友谊、嘱咐、期待在作无形 而勃勃地纷飞？

上个世纪80年代，手机还在科学家的脑子里受孕，三支歌风靡了亿万中国人：一曲《希望的田野上》展开噩梦醒来是早晨的泉水般叮咚的阳光；一曲《我们的生活比蜜甜》流泻着似蜜一样浓稠的热情；一曲《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放飞一只只白鸽般悠远而又纯洁的理想……

如今有了手机，却像是少了阳光、热情与理想，多了空话、假话、骚扰、陷阱，乃至新的作案手段、作弊方式，那一张张使用频繁、用后即扔掉的“神州行”卡，在破案片里屡屡可见，利用手机在考试时作弊，更是层出不穷，以至于要发明“探测狗”来对付。

手机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敞开，更快捷，也更阻隔、更虚假，明明你是在本埠，却可以说是在外地，明明你可以接电话，却关了机，说是没有电，或是没有了信号。手机让许多人以一副羔羊般无辜的神情，去从容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尴尬与破绽。

手机可以使阴谋的策划脱离于暗室，同时也成了阴谋破灭后的罪证。手机让许多节日的问候失去了温馨与私情，变得程式化，流水线化。手机制造了数不胜数、防不胜防的信息垃圾。如果你没有耐心及时删除，它们就像一条条翻着白花花肚皮的死鱼晾在你的信息箱里。

手机还是当代某些人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道具——再没有格调的人，拿着它便显得严肃起来。再无所事事的人，拿着它便像是时代先锋。再卑微的人，手里握着它便几近握着一个世界。

手机产量与销量均为世界第一的大国，却未能使我国的经济、科技，更有文明与文化，也名列前茅于世界。如果让我在时下与没有手机的80年代间选择，我愿意回到那个年代的朝气、希望与单纯中去。至今偶尔在哪里听到那三首歌子，我耳边还恍若飘来了一阵天籁之音……

在某种意义上说，时下的这个手机时代，只是个“伪手机”时代。

若套用这个说法，现在不少的国人看似有牢记民族耻辱、溢满浓重悲情的反日仇日情结，可究其实，那份悲情是否只是一种“伪悲情”？

可以做得到的说说，不管日后如何，至少眼下让人感到真诚。

做不到的事情，可能说起来不无动听，诸如一些贪官墨吏上了法庭，回顾平生时老是说“我是人民养育的儿子”，人民的奶头是圆的还是扁的呢？你们在台上时人民能够左右“儿子”些什么呢？道理说得越是像是诗情，可能就越没有道理。

或者，连国家的力量都很难操作的事情，也老挂在咀上说，说得越是宏阔如太空，但做起来越是够不着……

倘若在中国实行彻底的抵制日货，那将会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呢——

抵制丰田、日产、本田？恰恰是不那么普通的中国人，如热带鱼向往华贵的鱼缸一样向往它们。抵制三菱电梯、TOTO洁具？亦是不那么普通的中国人，过江之鲫般去星级酒店、高级写字楼。抵制日本料理、资生堂的化妆品，中国的老百姓打生下来一直到死都在英勇地抵制。

从根子上看，抵制它们所代表的优质或优雅的日货，是在抵制一种生活方式。毛主席老人家那么大的魄力，不惜发动一场横扫每个人灵魂的“文化大革命”，最终未能抵制它在中国的登陆，今天谁又能抵制得了？

不久前，日本《新华侨报》副主编孙秀萍在该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题为《中国人团体是电器街的最佳客户》，内称——

且看下面的几个事实。东京秋叶园电器街的“赤木国际店”每天大约有1000人左右来客，其中四成左右是中国人。记者看到一河南省的男性一个人就买了三台价值9万4千日元的摄像机。一桂林的女性买了数码相机等，消费总额为13万日元。

“赤木国际店”是主要以中国人为消费对象开设的店铺，仅仅两年就衍生出三家分店。社长阿部介绍说，店铺发展如此之快，完全是靠着中国人旺盛的购买力。他就曾经遇到一个中国人，一次买下了10台数码相机，一台大型电离子电视，总额达200万日元。现在的中国人还喜欢购买100万日元左右的大型电视。这种大型电视是他们店的热销商品之一，卖得非常好。他说中国人能花钱是世界第一。

……而且，这些在日本购买商品的中国人在购物时都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那就是必须买日本原装货，而对于那些廉价的“中国造”连看也不看一眼。

……目前，中国人能够来日本旅游观光的地区还屈指可数，只有几个地区开放，中国的观光客就给秋叶园电器街带来了无尽的财富和繁荣。如果真是全面开放了，日本国内市场的日本制电器恐怕要成为紧俏商品，供不应求了。

在日本尚且如此，在中国国内也好不了多少。中国人对“日货”的情有独钟随处可见。日前到了上海，那璀璨的夜景令人赞叹，然而仔细一看，却有些尴尬，最醒目的霓虹灯广告几乎都是日本公司的，其次是欧美企业。还有，从大连到北京再到上海，日本餐馆人气经久不衰，发展势头越来越旺。日本音乐、漫画的盗版屡禁不绝。还有日本的化妆品几乎无所不在，乃至资生堂、嘉那宝公然成为最受欢迎的贵重礼品，为众多国人女性青睐。如此例子，不胜枚举…… 乌龟有肉不在外面(2) 　　抵制日货，与普通的老百姓也有关。

比起商品，资本输出是更可怕的“侵略”。如果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把直接投资占近10％，总额已过500亿美元的日资一扫而净，那么，从珠江三角洲到长江三角洲，再到东北地区的无数日本独资、与中方合资的企业也就全得关停并转。当然会再多上几十万下岗职工，国内的下岗人员已经海了去，但有英明的党中央、国务院，有伟大的“三个代表”，天也塌不下 来。不进日货，商家可能也要受损，当年国难当头时，为抵制日货，老字号的“林家铺子”不就倒闭了，但比起爱国至上，这更是小菜一碟。

日货，日资都不要了，日元的贷款，援助就更不能要了！一切有骨气的中国人，都要抵制用日元贷款建设的项目——北京首都机场扩建工程用的是日元贷款，大家以后去北京都不要坐飞机。实在要坐，可以飞到天津，再改乘火车、大巴。北京城市用水净化也是用日元搞的，大家以后都别喝，出差时自带饮料，市民家里备足矿泉水。

还有北京地铁二期，秦皇岛码头，朔黄铁路，南昆铁路，重庆长江第二大桥，武汉天河机场……统统都得抵制。历史上日本人建在中国土地上的东西也属“国耻”，先把从长春到大连的那段“南满铁路”拆了，再将中国最早的水利发电站丰满水电站给填了，也是日本人最早搞的鞍钢得炸了。还有长春，大连等城市那一幢幢的日本建筑，即使不拆也要关门，改成“日据时期”日本人罪恶的陈列馆……咱宁可GDP往下掉5个百分点，也要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大牛市往上涨50个百分点！

不仅有形的物质商品要抵制，软刀子割肉的的文化产品也不能放过。这些年日本的电影、电视在国内已经很少见了，但渡边淳一的《失乐园》，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及他们的其他作品等，还受一小部分人的热捧，今后不但他们的书不能在书店卖，就是川瑞康成、大江健三郎这些获诺贝尔文学奖大师的作品也不准出版。更重要的是，在华的日本留学生统统要他们走人，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统统召回，全国的大学都必须撤消日语系或日语专业，可以留下百十个革命立场坚定的青年继续学习，以免将来战事一开，小日本求饶时我方没有人做翻译。

不能说提倡抵制日货的人们都是“伪悲情”。

我尊敬那些在自己的生活里有条件使用日货却坚决杜绝日货的人们。我也以为在可以不用或者少用日货的时候，应该多用国货。有相当多的国人真正是因近些年日本在中日关系诸多问题上寻隙挑衅而充满了义愤，总想迅速拿起一件奇门利器予以回击，让日本人痛到脊梁，悔青肠子，而“抵制日货”便是平民们最容易想到、也方便拿起的暗器。

只可惜这既非奇门，我请教了一下经济学家，世界上还没有仅靠抵制一国的产品就能把这个国家给灰飞烟灭了的先例；亦不属利器，很可能还是小泉首相正等着的一件“反利器”——

已经有长期研究日本的资深专家分析：自民党的主要政治对手民主党不久前在参议院选举中大胜，已经直接威胁到小泉的政治生涯。小泉在激怒邻国，尤其是激怒中国上愈演愈烈的主要目的就是逼迫中国作出强烈反应。中国一旦作出强烈反应，日本舆论就会一片翻腾，民主党内部重视中国和对中国强硬的不同派别，就会发生分化甚至分裂。此消彼长，小泉和自民党就能重新取得明显的政治优势。

“伪悲情”者肯定是大量存在的。

看过网上流传的前年西北某大学学生反日游行视频的人可能都注意到，在队伍中确有不少面容严肃、坚毅，显然胸燃一腔怒火的青年，但也有不少参加游行的学生谈笑风生，红颊生涡，就像是陕北农村的少男少女去赶一个大集，或是西方盛装的绅士、小姐去参加圣诞晚会，在他们脸上看不到一点悲情的影子，似乎他们并不在乎要“仇”什么，只希望能“与子同仇”，与大多数人一起“仇”，他们像是因为愿意分享“和你在一起”的感觉而参加游行的。

这种具有精神意味的仇日情结，已若即若离于仇恨目标，上升为共同从事一种爱国壮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鲁迅说，中国人向来只有“合群的自大”，当个体融入一个无边无际的群体时，个体就会感到力量的膨胀，肉身的不朽。在社会剧烈转型的今天，部分年轻人和社会边缘人，因对社会的种种不公而满腹牢骚，因对未来命运的难以预测而深感个体之渺小，而仇日，或许便是他们时下唯一能在大街上排泄牢骚、摆脱渺小的一项“伟大事业”。

“伪悲情”者们大多数是不自觉的，或者说是潜意识的。但自觉的、非常理性的“伪悲情”者，现在也屡见不鲜。

在国内发行量据说早已过百万册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里提到这样一件事：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发生爆炸事件后，“当时在美国使馆门前的抗议人群中，有一名大学生向记者气势汹汹地痛斥了美国的傲慢思维，即美国认为应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强加给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当这名学生继续高声漫骂时，采访他的记者紧着问，他打算这样骂多久。这位年轻人就事论事地回答说，他在这儿呆不了多长时间。他解释说，他必须回家准备即将到来的GRE考试——美国研究生院的入学考试。” 乌龟有肉不在外面(3) 　　1996年，克林顿总统访华，并去北京大学演讲，当时有7名学生提问。他们与克林顿“交锋”的一幕，在美国一些政界人物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陆士达在当天对美国记者说：在中国这一代年轻人身上有一种正在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它反映出一种真实的趋势，对此美国必须加以关注。

陆士达先生显然多虑了。 　　近些年，北京大学每年有将近40% 的学生参加出国考试，在出国的人中，九成以上首选美国。赴美留学成功的人数占了全校学生总数的20% 。据北京大学招生办主任刘明利先生4月13日在搜狐教育网2005年高校招生系列访谈节目中回答考生问题时说，在北大目前形成了出国和在国内读研究生、就业三维天下的一个局面，理科学生多一点，但基本上是各占三分之一。有北大学生戏称自己是“寄--托（GREH TOFEL）的一代”。

在清华出现了同样的现象，很多学生在大二、大三的时候不是去上基础课，而是手里捧着新东方的“红宝书”准备“寄—托”考试。已去了美国的一位清华学生的经验之谈是：“能在本科毕业时出去，就不要在本国读研究生。”《中国青年报》曾经在清华校园做了一个随机采访，被采访的18位清华学生中，明确表示希望出国深造的有14位，另外4位视情况而定。在被问到是否会回国时，表态坚决回国的只有3位；还有3位说现在是倾向于回国的，但不敢保证以后会有什么变化；表示要看情况再作决定和不打算回国的各有４位。

从1999年起，为了支持北大、清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国家分三年累计单独给北大、清华各拨款18个亿。18个亿，也许对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所需要的资金可能还差得很远，但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绝不是一笔小数目。而且，这是一种额外的投入，一种特别的预算。但在18个亿和更多的投入之后，中国的高教宝塔尖上却日愈陷入一个怪圈——投入最多的地方，摩肩接踵的去国者也最多，国家最宠爱的青年，与国家“bey-bey”也最急不可耐。

据说当克林顿的面指责美国人权状况之恶劣的一位女生，本科毕业后两年，即打出“翻天印”来，她不但去了美国，还嫁给了一个美国人。

《纽约时报》曾经报导的一个小消息亦很能说明问题。

某日一位领事面试了几十个要求赴美留学的年青学子，他们来自国内不少著名高校。他们所有人都保证在美完成学业后一定回来效力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但“9.11”事件后美国对外国人入境卡得特别紧，而且所有人都未能获得美方学校的全额奖学金，领事先生全都拒签了，唯有一个人例外。他说，自己出国是为了学习“造更好的假肢”，美国在这方面有着世界上最好的技术，他的母亲因残疾而使用国产假肢。领事长吁了一口气，愉快地在这个年轻人的护照上敲上了准予入境的大印：“小伙子，你说的话是我一上午里听到的最好的故事，祝你成功。”

这消息在互联网上不胫而走，此后的几天里，来申请签证的人，几乎有一半都说要去美国是为母亲学习“造更好的假肢”……

乌龟有肉不在外面。时下一些年轻人，尤其是部分自命为“天之骄子”的年轻人，从外面看他们有着那么坚实的“爱国主义”之壳，可观其言察其行，他们也是有厚实的一团“肉”包在里面。

这“肉”便是几乎无处不在的心机，几乎无时不在的考量的利益。

他们是善于观测政治风标的气象工作者，又是善于揣摩对方心态的心理分析师。无论是站在美国大使馆门前痛骂，当着克林顿的面指责美国恶劣的人权记录，还是在美国领事面前诉说一个有关东方传统道德里母慈子孝的故事……他们都十分清醒地知道自己的一番话里所包括的弦内之音和弦外之音，在场的听众及可能不在场的听众。

像为了人类的光明而辛勤劳作于地下几千米的矿工，他们能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空开掘出自己的最大现实利益与潜在利益。又如杰出的小品演员，在每一个特定的时空里“情真意切”地SHOW完了，打动了听众，感染了观众，当一片掌声响起之时，他们退场后很快便做回了自己，他们不会打算按SHOW里自己信誓旦旦说的去做，也不会因没有这样做而有一丝内疚或不安。

由一个特定的时空转向下一个特定的时空，比如由“反美”到“亲美”，他们如变色龙一样衔接得自然而又光滑。如果出现障碍，这可能会导致内心分裂，人格扭曲。而他们不可能如此，他们从来以为自己是最健康不过的一代人，或者说是最能适应时代变迁的一代人。这些年里，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有年长者感慨：如果这一代人真都像他们这样，那么，这将是“可怕”的一代人。

“可怕”的含义，要琢磨起来绝不简单，但其中必有一条是——

这些喊起来总是遏阻流云，说起来仿佛总能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精英”们，又因为总是比一般的老百姓有着较多的“话语权”，因此往往容易被政府，也被外国人视为民心的激荡，民气的蒸腾，使之成为政府的掣肘，从而不得不对外采取强硬立场，使国家在国际矛盾与冲突中的回旋余地大大减少，其结果则可能是国家被不必要地推到严重危机，甚至擦枪走火，逼近武力边缘。 乌龟有肉不在外面(4) 　　重闻历史往事，往往不禁会有历经劫波之后再翻检少年时代日记的感受。

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中苏两党论战中，双方都高举“马列主义”大旗，引经据典以论说自己的正统与纯洁，对方却在离经叛道。但开始双方均较克制，彼此致信都以“亲爱的同志们”相称，彼此都完整地公开发表对方的文章。随着论战的不断升级，“火药味”才日益浓烈，先是彼此往对方头上扣各种大“帽子”—— 　　中方给苏方的有：鼓吹“全民国家”、“全民党”、“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主张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社会主义自己则“和平过渡”，以及“认同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路线”；

苏方回敬中方的有：“左倾冒险主义”、“教条主义”、“大跃进是经济狂热病”、“狭隘的民族主义”、“阶级斗争扩大化”……

昔日彼此都颂扬为“永葆长青”的双方友谊，演变成了彼此眼里穷凶极恶的头号敌人。随之边境各自陈兵百万，思想的批判发展成了武器的批判，最终在珍宝岛上大动起干戈。

个中原因，当然是中苏两党、两国领袖为巩固捍卫自身的领导权威，进而维护国家利益使然。此外，还有一个深层原因：

中苏两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均缺乏弹性，缺乏灵活有效的纠错机制。“反对意见”在中苏两国内部都难有存活的空间。事实上……从国家利益的大原则出发，对相互关系做一些调整，使论战适当降温，起码维持正常的国家关系，是完全可能的。但中苏两党高度集中的政权体制，使主要领导的意志很难得到修正。即使有主张缓和的人，也不愿承受妥协、退让，更别说承认错误可能会带来的国内政治风险。而恰恰相反，起劲地按领袖意志同对方坚决斗争，反而会获取国内政治资本……

这种“无路可退”的体制，使论战的立场、观点具有了某种“刚”性，这也是促使论战你追我赶、步步攀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冯群力 《中苏论战缘何开》）

负责制造“九评”重磅炸弹的是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自1962年成立起，直到“文革”前夕收摊，康生一直担任组长。“文革”甫一发动，康生即获重用，一时兴云播雨，两掌遮天，显然与此有关。

今天再翻看当年念起来印堂也在炯炯放亮的《九评》，凡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大概无不感喟不已。按照中国当年的逻辑，今日之中国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肯定比南斯拉夫更一路绝尘；而苏联则进行了一场“心脏移植手术”，昔日让多少中国革命者魂牵梦绕的克里姆林宫仍在，但此宫已非彼宫了……

积极的爱国主义不会是大轰大嗡的口水仗，项庄舞剑的政治秀。

更不会有股市的熊牛变幻，有利益时人头攒动，无利益了门可罗雀。

它的真谛，应该是像大多数中国普通人一样辛劳地建设这块土地，努力地改变这块土地。

国家不强大，“爱国”便是空穴来风；

国家不文明，“爱国”就可能放出魔鬼来——德国、日本放出过毒焰万丈的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中国自己也在无际的红色咆哮中放出了大伤了民族元气的“文革”。

建设一个强大而又文明的国家，必然是亿万中国人民共同的、持久的目标，必然是一个向世界开放并逐步接轨于人类普世价值的伟业。“愚公移山”的典故，用在这里是第一贴切了。白叟黄童，每天挖山不止，举袂成幕，挥汗如雨，既有咏歌于大风之快意，亦有眺望远山之忧戚。与他们比起来，自命为“精英”的“伪悲情”者们，不过是王屋山下几个聚啸而来、呼哨而去的小混混……

1932年12月6日，胡适在接受北平《晨报》采访时说：“大凡一个国家的兴亡强弱，都不是偶然的，就是日本蕞尔三岛，一跃而为世界强国，再一跃而为世界五强之一，更进而为世界三大海军国之一。所以能够如此，也有他的道理。我们不可认为偶然的。我们要抵抗日本，也应该研究日本，知已知彼，百战百胜。”

当涂着血红的膏药旗的坦克已经碾进了东北的白山黑水之时，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鲁迅也持有与胡适相同的认识：“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的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

在那个非凡的年代里——举国已经被抗日洪流席卷得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两位中国现代史的泰斗能说出这样一番话来，自有非凡的眼光与胆略。

当今的中国远没有到兵临城下的地步，窃以为，与其人云亦云，义愤填膺，还不如中国有更多的人坐下来，认真地读一些日本的战前史、战后史，看几部日本的电影、小说，有可能去列岛走一趟，实地打量一番东边的这个邻居……

当然，我也敬佩像王选这样的行动者——

1977年她从杭州大学毕业后，当了8年中学教师。1987年，留学日本筑波大学，毕业后到丈夫的贸易公司担任海外特派员。1995年8月3日，她无意中看到一则日本共同社采写的消息：首届731部队国际研讨会在中国哈尔滨召开，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有3个村民代表就当年日军实施细菌战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参加本次研讨会的几名日本人将赴崇山村调查。 乌龟有肉不在外面(5) 　　“崇山村，我的老家！”王选看到这里一下子跳了起来，并从此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她的叔叔王海宝也死于日军细菌战，时年只有13岁。1969年，她作为知识青年，从上海下放到崇山村，和村民们一起生活了近4年。“末日般的鼠疫灾难、强奸、抢劫、放火、活体解剖，无恶不作的日军罪行，深埋在村民们记忆中。我，一个农民的子孙，在青少年时代，从村民们那里受到了最好的历史和爱国主义教育。” 　 　　王选很快与这些日本人取得联系，她告诉他们：“崇山村就我一个人在日本，只有我才能准确地把崇山方言翻译成日语。”就这样，她加入到日本细菌战调查团。1997年，中国第一批原告起诉时，一致推举她担任原告代表团团长。

这场长达5年的官司最后输了，作为原告，历经27次开庭的上百名七八十岁的中国老头老太太，已经辞世了十分之一。可以预料，剩下的原告亲自与日本政府对阵的几率也越来越小。但在所有中国人起诉日本的官司中，细菌战官司所造的声势是最大的一起。它在整个国际社会都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王选不是什么专家，却特别善于调用国际社会的资源，她与世界上几乎所有与细菌战有关的专家、学者、律师都有联系，无论他们是在日本、在美国、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什么地方。此后，不仅中国媒体，就是西方主流媒体，如英国 B BC、美国《纽约时报》、路透社、美联社等都会时常报道中国人状告日本政府的细菌战官司。

在法律上，她和她所代表的原告暂时输了，一个已年届50的中国女子和一帮中国老头老太太，却在道义上战胜了日本政府。

在一个长期以来只习惯于官方组织、只承认官方级别的国度，她只是一个民间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对比于对手们——在“二战”结束后的今天，依然有很多日本大企业极力赞助日本国内的右翼活动；她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清算与抗争，在国内却难觅经济后盾，她只能无奈而又紧巴巴地花着日本民间人士捐赠的每一分钱。

可以想见，王选的际遇时有尴尬。她经常被人骂为“有病”，经常被骚扰，她的电话和邮箱总是无来由地出毛病。她不被众多的国人所理解，甚至在一个中国男记者眼里，她远不合中国传统女人的规范，她是一个失败的中国女人。

王选的日子也过得很清贫，她经常睡在日本简陋的办公室里。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国内；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她住旅馆总是拣几乎是最便宜的。有记者为采写一篇她的稿子，曾与她有几十次的电话交谈，十几次的见面，但每次见面，不管是喝咖啡，吃便当，她从未请客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