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拒绝遗忘.18

迁徙途中，暴土狼烟，风浴雨泼，盗骚匪扰，其惨状近乎“半人半鬼”，“曳尾涂中”。

损失更是巨大，仅中央研究院，抗战爆发后的两年里，大量设备仪器被毁、遗失，损失达72万余元之多。其心理研究所迁到重庆北碚时，仅剩下显微镜5架及若干小仪表，书籍杂志仅保存五分之一。

中央研究院所有的人文社科研究所，如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再有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和金陵大学文学研究所等学术机构，则集聚到一个名叫李庄的川东小镇。一时间，小镇上的宫观庙宇、会馆祠堂，或是民家小院，户户有蓝田之玉，家家握北海之珠。李庄成为了现代学术史上一个堪与重庆、昆明、成都并列为中国四大抗战文化中心的人文学术重镇。

且不说学术信息交流不畅，图书设备在辗转颠簸中的丢失毁损，也不说抬头明月时的他乡旅愁，自己或家人时常来袭的病痛死伤，就连起码水平的衣食温饱也得不到保证。

“北大校长蒋梦麟家中山穷水尽，依靠典当衣物维持基本生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和社会学家潘光旦的夫人一起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放到冠生园去寄卖；学者和诗人闻一多支撑着一个八口之家，他业余时候在街头摆个小摊，靠给人篆刻印章赚取家用；古典文学专家萧涤非任教于多所学校，收入仍然不足以供养子女，只好将刚出生的第三个孩子送给别人抚养；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家中连蜡烛都买不起，只好等天亮才开始写作……”（ 余杰《铁与犁》） 大悲壮，大不朽(8) 　　按国民政府的规定，战时知识分子所拿到的薪金，只有战前的十分之一 。无怪乎从来视权力与金钱如粪土、正在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任上的傅斯年自嘲道：学者“此一职业，在战前颇为舒服，今日所入，几夷为皂隶。”他不得不低下那本自由如风的脑袋，写信给当地的保安司令求助：“请你不要忘记我们在山坳里尚有一些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们，期待着食米……” 　　信中，他坦诚地说起上一次难得的陪宴，致使自己腹泻一周。

就在如此艰难困顿的环境中——

尽管亦有如考古学家吴金鼎等人投笔从戎参加战地服务团和同济学子慷慨从军等悲壮之举，但更多的则充分体现出了胡识所倡导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救国的事业须要各式各样的人才；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国家的纷扰，外间的刺激，更加增加了他们同学的热情，培育了他们钻研的定力。在看似绝不关系时局的学问生涯中，他们信奉“在纷乱的喊声里，能立定脚跟，打定主意，救出你自己，努力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个有用的东西！”

……梁思成“体重只有47公斤，每天和徽因工作到夜半，写完11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他已透支过度，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并维持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一样的高贵和斯文”；童第周在同济大学“点菜油灯，没有仪器，只能利用下雪天的光线或太阳光在显微镜下做实验”，却做出了与国外权威学者不谋而合的胚胎学实验；董作宾在李庄板栗坳戏台子的工作室，孜孜整理一屋子甲骨，“以挣扎度此伟大之时代”。

……从昆明来此休假的金岳霖，亦抓紧时间，开始重写因躲防空警报而丢失的《知识论》书稿；凌纯声、芮逸夫完成了民族学的奠基之作《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李方桂、马学良奔走于丛林深处，出事西南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完成了《撒尼倮倮语语法》；梁思永在病榻上撑着硬脊梁，赶写着山东龙山城子崖和河南安阳西北岗考古发掘报告……

夏鼐不畏故里沦陷、经费困窘等困难，完成西北科学考察……

陶孟和组织社会所的同人进行战时经济研究……

他们抱着挽斯文于不坠的恒固信念，在山坳的书案上焚膏继晷，播火传薪；在动心忍性困心衡虑的艰苦生活中，仍尽着一介知识分子的本分责职。

——（张国功 《国难期间的“李庄精神”》）

1941年，美国学者费正清来李庄，住在朋友梁思成家中。目睹了这一切，他由衷地感叹道：

“我为我的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动。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淳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中间。”（《费正清对华回忆录》）

人文科学如此，理工科学亦如此。从1937年起奔赴大后方的工程技术人员，达2万多人。

其聪明才智、工作热情与创造精神使得后方的科学技术事业日新月异，科技发明以几何级数增加，如酒精代汽油、松香炼柴油、桐油汽车、木炭汽车、棉杆造纸、旋蓖式锅炉及竖立回火管锅炉等。化学家范旭东领着200多名技工入川，在自流井推广德国的晒盐卤技术，对于四川盐业改进影响极大。化学家侯德榜潜心研究制碱技术，实现了生产的完全连续化，开辟了世界制碱业的新途径，他也因此而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化学家。光学专家龚祖同，研制成了中国第一台军用望远镜和机枪瞄准镜，并与他人合作制成第一台倒影测远机。女工程师丰云鹤在重庆办厂，从肥皂废液中提炼甘油以制造炸药。又以麻杆制成丝绵一样的物料，以补当时军队棉布之不足……

大后方科技，尤其是工业科技的发展，成就了中国近代工业科技史上少有的浑厚气象。从民国初年北京政府核准中国第一件发明专利到1929年，中国的科技专利发明仅73件，从1929年到1936年共160件，而从1937年到1944年达到了423件，发明专利的数量是前两个时期总和的182%。除了适应战时需要，完成了大量应用科学的研究外，也在基础理论的研究方面，有所发展和创造，这为战后及新中国成立后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见 《1937：深重的灾难与历史的转折》）

如果说在后方的许多知识分子，在用自己专业的开掘与发现，去向侵略者宣战；在沦陷区的一些知识分子，则是磨砺着民族气节之剑，以其闪闪寒光昭示中华民族的不可亵渎，不可征服。后者的代表人物便是陈寅恪先生。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北平随即沦陷。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1852——1937）忧愤交加，遽然病发，拒不服药而死。陈寅恪料理父亲的丧事完毕，携家眷仓皇逃离北平，辗转到长沙，1938年秋天本人亦随西南联大南迁。不久，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职称。因在昆明不适应高原气候，时有病痛，又欲与家人团聚，陈寅恪遂决定离开西南联大。次年暑假到香港，准备全家乘轮船赴英。此时欧洲战事激烈，地中海已完全不能通航，只能在香港等候，并应邀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授。 大悲壮，大不朽(9)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旋即香港沦陷，进入了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时期。日本人很快找上门来，一是为着送面粉给陈寅恪。当时生活物质极端缺乏，据陈哲三《 陈寅恪轶事及其著作》（ 台湾《传记文学》第16卷第3期，1970年3月）所述：“大概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要他们不可麻烦陈教授。军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宪兵队照顾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宪兵往屋里搬，陈先生陈师母往外拖，就是不吃敌人的面粉。”二是，据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闻香港日人以日金40万圆强付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 寅恪力拒之，获免。”

时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席的陈君葆先生，在他1942年4月22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刘孙二人昨携米16斤、罐头7罐予陈寅恪，今日回来报告陈近况，据谓他已捱饥两三天了，闻此为之黯然。”米、罐头正是陈君葆安排校内两名职员送去的。（ 《陈君葆日记全集》香港商务印书馆 2004年）

同年5月5日，陈寅恪取道广州返回内地，随即任教于在桂林的广西大学。

八年抗战的内容无比丰富：武器抗战，血肉抗战，气节抗战，谋略抗战，教育抗战，文化抗战，科技抗战……

八年抗战的内涵则是——所有的舍生忘死，所有的惊天动地，所有的颠沛流离，所有的青灯黄卷，所有的忍饥受冻，大抵都在一个极衰弱、极混乱之中国的舞台上，上演着一个大悲壮、大不朽之中国。

最终，中国并没有倒下成为一块被日本人踩着的残壁断碣，却耸立起一块中华民族足以照耀千古的丰碑。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1) 　　李宗仁曾疑惑：“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为何不一鼓作气，倾全力由北而南打下中国，却改变此向，逐次增兵，因淞沪一战而变成由东向西？

他在回忆录里说：“……侵华战事既已发动，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高潮，以致‘芦沟桥事变’无法收场，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 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国地广人密，日军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开入中国，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为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日本人便是这样一滴滴地，滴进了六、七十个师团在中国大陆，但是还是泥腿深陷，坐以待毙。”

在指挥了台儿庄大捷而名声大噪的李宗仁将军眼里，此种“酱油入水”战法，无疑是侵华日军的致命死穴。

或许，为避免元朝的蒙古人和满清征服了后却又被中华文化给同化、颠覆的前车之鉴，日本并不想全面侵华，一个早上吃出个胖子。它要采取的是将中国一块块地加以吞并，“分而治之，渐之殖民化”——即由甲午战争后染指朝鲜、台湾开始，直到伪满洲国成立、华北“自治”，无不重复着这一套路——驻军，策反，积蓄力量，发动事变，不宣而战，完成吞并，近而成立“独立”国家，或建立独立殖民区。

以台湾为例，1941年春，成立了看似民意团体的组织“皇民奉公会”，由台湾总督长谷川清兼任总裁，按照行政区，设立支会、分会，最基层的则是近7万个“皇民奉公班”，将全岛的民众都纳入了组织，宣称“一视同仁”，极力推行“皇民化运动”。该运动的主要内容是：

要求台湾民众改用日本姓名。

当然有愿意改的——在殖民当局通过户口规则修订后的半年里，台湾人改姓名的有168人；其中便有李登辉及其哥哥李登钦，弟弟改名为岩里政男，哥哥则叫岩里武则。

1941年，李登辉正就读的台北高等学校高等科，共计有467个学生，其中日本人363名，台湾学生只有104人。高校时期长得眉清目秀的岩里政男，在日本同学眼里是一个“非常害羞，非常谦虚”，从而显得冷静、沉默的台湾同学；同时，他在日籍老师岛田谨二眼里也是“唯一没有制造麻烦的学生。”高等科毕业后，岩里政男去京都帝国大学读了一年左右的时间，1944年1月，他就离开学校，被强制志愿入伍服役，成为日本陆军预备役军官教育第11期生。

岩里武则在高雄左营“海军特别志愿兵训练所”受训以后被编入海兵团，1944年7月派赴菲律宾作战。出征前，岩里武则回到小基隆向亲友道别，他“身着深色军礼服，腰际配挂武士军刀，脚穿黑面长筒马靴”，“神气非常地向乡亲及家人道别……”同年12月15日战死，至今李登钦仍是以岩里武则的日本名被祭奉在东京的靖国神社里。（ 蓝博洲 著 《共产青年李登辉》）

可以说，李登辉日后所表现出来的亲日意识与仇中意识，乃至今日成了岛上“台独”狂流里一株老而弥坚的白色的罂粟花，确是如一首儿歌里唱的“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种子结什么果”。

大多数人不愿意改日本名。不改却显然会招致种种的不利，此外，日本当局又制定一种奖励方法，规定改了日本名字又说日语的家庭为“国语家庭”，在诸如物资配给等实际生活上，给予与日本人同等的待遇。这样，到1943年6月，改姓名的台湾人已达10万之多。

尽管如此，还有许多人挖空心思，尽可能地保留下民族遗存的信息，如姓“吕”的改姓“宫下”。姓“石”的改姓“岩下”。姓“刘”的改姓“中山”，因为刘备是中山靖王之后。姓“陈”的改姓“颍川”，因为陈姓是古代颍川郡的圣族。姓“魏”的则改姓“大梁”，大梁是战国时代魏国的国都……

提倡改变生活方式。每家必须有一个榻榻米房间，同时成年人都要穿和服，不准穿中式长袍或短衫裤。在公共场所，若日本警察看到有穿中国服装的人，即将其衣服剪掉。

实行“诸神升天”。强迫台湾民众改变信仰，将家里厅堂上供奉的祖先神位和祖先从大陆上带来的神像，统统撤下来烧掉，美其名曰“诸神升天”，不再奉祀；然后买一具日本的“神棚”，供奉“天照大神”。

组织参拜神社。硬性规定各地民众轮流参拜日本神社，每人每月至少须参拜一次。

禁止演唱中国戏剧。在“皇民奉公会”中，设有“演剧协会”，研究改变中国戏剧用日本语的唱法，以便消灭中国戏剧的民族色彩。

钳制言论。台湾总督府下令禁用汉文——任何学校商业机关都不准使用汉文之外，台湾各报章杂志的汉文版，也一律撤废。太平洋战争后，更以物质短缺为借口，迫使全岛报纸统一发行。殖民当局一方面强迫台湾人民学习日语、日文，一方面又封锁一切来自大陆的新闻，企图让更多的台湾人因此而淡忘自己的母语与母土，误认自己也是“日本人”。

日本投降后台湾回归中国，岛上多数人不识汉字，不会讲国语。于是出身在台湾又去了大陆回来的人成了官方与民间沟通的“翻译”。报纸上好长一段时间得汉字、日文并用，学校里上课也要用中文、日文及台语。虽然这时已经很少看到日本人，可是无论都市与乡村，都是一片“大和风”——进别人家门先要脱鞋，跪坐榻榻米上；街上到处是木屐踏地刺耳的声音，喇叭里传出来的台语歌曲，听起来却是完全的日式曲风，日式料理更是满街充斥， “寿司”、“亲子丼”（将鸡肉切丝与洋葱丝、鱼板丝、少许青菜一起炒，加入一点酱油和糖，起锅前再加一个蛋，然后覆盖在饭上，口味微咸且又微甜）是许多台湾孩子爱吃的东西……那感觉与走在日本街头甚无大异。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2) 　　在东北，亦大力实行奴化教育。

日军占领东北之后，迅速收缴焚烧关于中国历史和地理的教科书，从1932年3月到7月的5个月间，焚烧书籍达650万册，9000名教师受到逮捕、枪杀或强迫改行。从此在各级学校里，将日语作为第一语言，汉语退居第二位。在日本人编印的教科书里，连中国地理和历史都不让儿童多了解，反之在专门接纳日本儿童的中小学里，特别重视学习汉语，和中国国情的 介绍。伪满洲国成立以后，东北没有新开办一所大学。日本人认为不必过高地提高中国人的文化水平，这样更便于巩固其统治。但为了培养高级奴才，先后派被他们视为可靠的中国学生去日本留学，从1935年至1945年的十年之内，有5000人左右。

日本政府还以南满铁路为中心，大量向东北移植侨民，先以旅大作起点，渐次向各地渗透。1920年，在沈阳的日侨不到5万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增加到15万人以上。在锦州、营口、鞍山等地的日人也同样激增。占领当局在各大小城市划定日本人的住宅、娱乐场所和工厂地区，各城市中风景较优美的地区，多半划为日人的住宅区，不准中国人居住，甚至通行。另外指定一些被称为“中国通”的日本浪人杂居在中国人中间，他们大都负有日本特务机关的特殊任务，此外，还贩卖鸦片、白面和吗啡，开设赌场、烟馆和妓院等，进行毒化中国人的罪恶活动。

根据沈阳日侨联络总处1946年的统计，哈尔滨、齐齐哈尔和佳木斯等地的日侨约25万至30万人；长春、吉林、沈阳、鞍山、锦州等地的有90万人；旅大、营口和风城等地约有20万人；再加上内蒙地区的12万日侨，共计一百五六十万人以上。

在东北听不到任何关内的消息，完全不了解关内抗日进展的情况，所见所闻全是日本的宣传：日军如何神勇，武士道精神如何伟大，中国人如何无能，中国军队如何惨败，日军又在华南、华中某地打了胜仗……特别是在占领一个大城市后，都会举行庆祝胜利的大型活动，并强迫中国学生参加，由此使一些青年人在思想上彷徨，在生活上消极，对抗战及国家前途愈来愈感到失望，而对东边的那个岛国却愈加佩服起来……

日本破解文化中国之心，其迫切、歹毒远甚于掠夺地理中国。

在立足于几十年、乃至百年的长距离历史眼光下，他们做起来又多么阴柔，极具有耐心，像文火慢炖猪头，一定要把它炖烂了；也像莫言先生笔下的檀香刑，刽子手慢悠悠地片下犯人的肉，可达千刀以上，才气绝命断，他要充分地享受“片人”的愉悦。

我猜想，日军取这种“酱油入水”战法，可能也是由他们的战场布局所决定的。

“二战”中日本陆军有四大战略集团，即在日本本土的“国内军”（含驻台湾、朝鲜的日军），太平洋战场的“南方军”，以及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和关内的“中国派遣军”。　　

1931年，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全东北，此时东北的抗日力量主要有两支。一支是东北义勇军，高峰期达到30万人，另一支是中共领导的抗日联军，最多时接近5万人。但在关东军残酷清剿下，前者30年代上半期已大部覆灭，少数退入关内；后者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后主力基本被打散，1940年残部退入苏联编成1个旅，只有1000多人。

这就是说，中国八年抗战的战场，主要就是在关内与日军“中国派遣军”作战的战场。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战争的规模空前扩大，面对美军越来越猛烈的反攻，战略重心逐渐转移，“南方军”自当成为最精锐的战略集团。为抗击美军可能登陆本土，“国内军”也通过总动员而使自己空前膨胀。关东军全部精锐师团和“中国派遣军”大部主力师团都调往太平洋加强“南方军”和“国内军”，成为战略预备队。此后的 “中国派遣军”只有27个师团，而“南方军”和“国内军”合计约120个师团，不但占日本陆军师团总数171个的70%，而且云集了绝大部分精锐师团。

至日本投降时，日军总数为720万，其中“中国派遣军”105万，不到15%；向苏军投降的关东军68万，占9%。在太平洋战场向以美军为首的盟军投降的“南方军”和“国内军”合计约550万，占76%。 由此可以看出，在日本军部的部署中，中国战场并不是日军的主战场，投放在中国战场的军队，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也不是其精锐师团。

许多战斗场合，中国人不是在与日本人打，而是中国人在打中国人，或者是中国人的“单打”在对中国人、日本人的“混合双打”。淞沪会战时就屡见这样的场景——伪满洲国的军队在坦克车前面冲，日寇则跟在坦克车后，都穿一样的军装，使一样的武器。只有当他们被俘后，我方士兵才清楚这些人高马大的家伙是来自松花江畔的东北人。

为“分而治之，渐之殖民化”，日本侵华后，先后在沦陷区扶植了五个较大的伪政权，即：伪满洲国、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伪华北临时政府、伪德王蒙疆政权和伪汪精卫政权。每个伪政权都有自己的军队。再有从1941年起，随大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丢失，国民党敌后武装开始急剧衰落，出现了被中共方面称之为的“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原国民党第69军军长、冀察战区察哈尔游击总司令石友三的投敌。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3) 　　一时间，招牌林立，山头各异，如治安军、兴亚同盟军、蒙古军、剿共军、皇协军、防共军、绥靖自治军、联防救国军、和平建国军、绥蒙联军……据中共方面的资料，伪军总数由1941年的35万人激增至1943年的80万人。（莫岳云、郭铁仓：《试论国共两党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关系》，载《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

在这乱世，中华文化里“有枪就是草头王”的绿林哲学，被各路宵小强人用得淋漓尽致 。其中，华北的伪军最多，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地雷一响，炸死三个鬼子，十八个伪军。”

至八年抗战结束，为日寇作战的伪军已超过百万之数。

根据不完全统计，华北方面的伪军的主要头目有：华北伪治安军总司令齐燮元，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伪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化文，伪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副总司令孙殿英，伪暂第十五军军长荣子恒，伪兴亚同盟军总司令王胜武，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伪东亚同盟救国军总司令白凤翔，伪山西“剿共”军总司令×××（名字不详），伪东亚皇协军总司令蔡雄飞，伪绥靖警备队司令丁其昌，伪绥蒙联军总司令王英，伪“剿共”第一军总司令李英，伪满军总司令×××（名字不详）；

华中方面，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苏北绥靖公署主任汪精卫所辖李长江第一集团军，杨仲华第二集团军及其他各部，伪武汉行营主任杨揆一，鄂中伪清乡军司令潘尚武，伪苏皖边区绥靖军总司令胡毓坤，伪和平反共兴亚建国第三军军长徐继泰，伪第二军军长刘培善，伪护国救国独立师师长刘夷；

华南方面：伪闽粤绥靖军总司令黄大伟，伪广州绥靖主任陈耀祖……

如阿Q身上的虱子，伪军在一些地方密到了什么程度呢？在阿Q的故乡绍兴，“汉奸之多，全省第一，伪军之多，全省第一”。绍兴的伪军，在全盛时期有伪“陆军第13师”、伪“南岸地区自卫纵队”、伪“浙东自卫纵队”、伪“中顺部队”及伪“浙东保安队”，加在一起，有两万余人，分布在日寇据点外围的交通线上，番号林立，妖形万象。一个叫黄阿宝的鸡鸣狗盗之徒四处找来几条烂枪，又请日军一个上士曹长在信纸上划了几笔，便算是有了委任状，也可以称“司令”做“队长”……

站在前面的是伪军，躲在后面的是汉奸。看得见的是伪军，看不见的是汉奸。

与伪军比起来，汉奸的为祸之烈，从华北到陕北，从长江沿岸到东部沿海，从正面战场到敌后战场，更是遍布国中！

1937年9月下旬，日军西进一路主力在平型关惨败后，改变了作战部署，其先头部队在汉奸的带领下，从平型关和雁门关之间的隘口——菇越口越过长城，置我军防线于其后，而此地是晋北御敌主阵地之要点。日军突破后，一面南下直趋太原，一面威胁平型关、雁门关之后侧翼。战区内汉奸到处活动。他们给日军指路，白昼发射带烟信号弹，晚间乱照手电筒，暴露国民党军阵地与八路军埋伏地点，致使坚守平型关一线的八路军第115师连夜向五台、代县一带撤退，未能进一步扩大战果。

1942年，中共抗日根据地最困难之际，侵华日军大肆收罗汉奸，破坏中国抗战，“除了军事行动之外，日寇还暗地派特务到我们根据地活动。4月27日，集总（指十八集团军总部）通报说，近日敌人正在收买大烟鬼和流氓，进行短期训练，然后派他们到熟悉的地方散布鼠疫菌，刺探我军情。保定日本特务机关开办的‘日华训练队’，为配合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已经提前毕业。据最近的情报，已知派出50多人，大部分是青年学生。他们化装成商人、难民和学生，潜入我根据地，任务是配合日寇的军事扫荡和散布慢性毒菌……据说，日本特务要刺杀的第一个，就是‘独眼将军刘伯承’，连相片、履历书他们都印好。”后来，八路军从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发现了一个袖珍折子，每一页上都贴着129师主要负责同志的照片。在邓小平政委的照片下面还加上了“在太岳”几个字。折子上的照片和姓名绝大部份是准确的，只是错把卢仁灿的照片当成了罗瑞卿。（ 见李达 著 《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129师》）

潜伏在山西辽县桐峪的特务汉奸要三寿、王献林、阎祥云等人，利用收买女色探刺军情和暗杀八路军首长。阎祥云与当地妇女杨新莲通奸后，以50元收买她加入特务，指使杨新莲勾引警卫员王满兴，阴谋毒害彭德怀副总司令，并以“不执行任务，特务机关就暗杀”相威胁。被拖下水的王满兴不敢或不忍下手，又慑于汉奸特务的要挟威胁，不敢报告揭发，最后选择了“自杀身亡”。杨新莲、黄改香还腐蚀“军民饭馆”厨子王文福，要其假扮进步，以送饭菜之际与干部接近，寻找机会到干部住室或办公地方偷窃文件，刺探秘密。当他被捕时，从他家中搜出各种机要文件20多种。由此，敌人“扫荡”搜山时，往往拿着照片、地图等重要资料，寻找八路军活动的行踪，给太行根据地军民造成很大损失。

在冀中平原广为传颂的抗日英雄甄风山，是晋察冀军区三分区第一游击队第五大队队长。日寇指示定县伪县长出面收买甄风山，此计未成，敌人再选了一位20多岁颇有姿色的女人，充当特务，假装到第五大队参军，企图勾引甄风山，被甄识破。敌人又收买了五大队的战士杜长春，寻机谋害队长。杜叛变后，一次见甄风山外出回来晚了，便假献殷勤，在给甄做饭时偷偷放上毒药。巧的是，这时来了客人，甄只顾与客人谈话没顾上吃，司务长将凉面条喂了狗，不一会狗就死了。杜的阴谋未能得逞，引起了甄的注意。同年的一天，第五大队开庆功宴，杜长春乘伙夫不备将毒药放在锅里，致使警卫连部分战士中毒。甄风山马上追查投毒药的人，并派人到每个班逐一搜查，结果在杜的铺下搜出一包毒药。在事实面前，杜只好低头认罪，后被执行枪决。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4) 　　1943年3月左权县军角等十余村5000余人曾发生集体中毒，时称“军角中毒案”。八路军某师卫生部一次就破获了20多名放毒的小汉奸。汉奸投毒一时弄得人心紧张，此后许多村庄的水井都得有专人日夜守护，极大地干扰了根据地的建设和稳定。

1944年日寇的秋季“扫荡”中，华北一些善于打“地道战”的村庄里，地道遭到了严重地破坏，就像突然长了一副狗鼻子，敌人很轻易地找出多个地道口，并在最要害的部位开挖 引爆，造成了地道网大面积地瘫痪。事后查找原因时，干部和村民一致认为，如果没有汉奸的告密破坏，日寇不可能有如此大的神通……（ 见 王晓华 张庆军 编著 《国共抗战——肃奸记》）

针对日伪对抗战部队及根据地日益猖獗的汉奸特务活动，我方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锄奸斗争。

仅一个太行区，1942年处理汉奸特务案2681件；1943年处理汉奸特务案1857件；1944年处理汉奸特务案1779件。

1942年，山东清河、鲁中、鲁南、滨海四区锄奸案达1149件。

在国民党方面，1941年在鲁中一带的锄奸小组有2044个，共6755名成员。仅鲁中一地，国民党便投入如此巨大的力量对付汉奸，其祸害之炽烈也就可想而知了。

由《陈赓日记》中的几个片断，可略知八路军锄奸斗争之一斑——

1937年9月12日：“最近几天，汉奸到处活动，暗中挑唆我们战士开小差，现在已经破获两起。”

1937年9月27日：“反对临阵脱逃，甘心为奸的逃亡者……经军事裁判所判决，枪毙组织逃跑及叛变红军的犯人各一名，大快人心。”

1937年10月5日：进芝川镇。“此间汉奸活动甚獗，竟敢发出较强的电波扰乱我发报。”

1937年11月16日：“赖际发同志率工人游击队及教导五连在榆次附近之坑西，夜袭汉奸集团，即所谓‘榆次治安维持会’，除旧太谷县县长及另一汉奸在逃外，全部捉获，无一漏网。”

1938年4月30日：“汉奸申国栋率伪军百余人，枪约70余支、轻机枪4挺，打着民训处的招牌，到处掳人勒索，群众痛恨已极。昨日我七七一团以17分钟的战斗，将其全部解决，一人一枪未逃脱”。

1938年5月5日：“今七七二团第一营出发洛阳镇以东破坏铁路，并摧毁铁路附近之汉奸维持会。”

1938年5月7日：“柏山村似有日人侦探机关，每日均有邢城之人来往。当令该团立刻带队逮捕，今日果捕来男女共八人，并有三瓦特半电台一架。”

1938年5月11日：“七七一团来电，进到皇寺镇后，先后共破坏铁道四次，两次袭敌之列车，捕拿汉奸二名，已枪决”……

军队锄奸工作卓有成效，地方上也积极行动起来。在陕甘宁边区，自1937年10月起边区各级政府建立了锄奸委员会，1939年3月5日，又正式更名为“边区民众锄奸委员会”，作为人民自愿协助政府进行保卫工作的民众抗日团体。在山东，《大众日报》专门介绍了严防汉奸的几种办法，最主要的是加强站岗放哨，严格检查行人，但对本地或本村的土产汉奸，强调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注意：

平常是一个穷光蛋，现在生活忽然阔起来，吃穿有明显的改善；

平日不常和外界交往，现在家中常有宿客，而且大多是陌生人，有时又晚来夜走，飘忽不定；

平时不大接近人，现在忽然对邻居街坊特别好起来了，见面满面春风，有时还无故请客；

时常出门不在家，朝出晚归，抛弃了以往的职业，在街上总好多打听诸如司令是什么样子，部队开到哪里之类的消息。

敌人来了不害怕，别人家坚壁清野藏东西，他偏不理。敌机来了别人去防空，他却拿着目标清楚的东西，在街上乱跑。

在谈话时，无意中露出亲日的口气，如说什么中国军队不行，不能打仗之类的话；

对地痞流氓不务正业的人也要加以注意，因为他们最容易被敌人收买……

这些办法并不深奥，无需多少专门的反奸技术，当时在民众的锄奸斗争中却很管用。

汉奸，在北方多得像走进了一个管理不善的牧马场，随时都可能踏上的一脚马粪。在南方，也叹为观止，恍若黄梅雨天气里到处在滋生、蔓延的霉斑，尤其在两次会战里给我方造成了巨大损失。

一是淞沪会战。此战最后中国军队溃退的导引，在于日军增援部队成功地从杭州湾登陆成功，立时陷中国军队于腹背受敌之窘境。日军将登陆地点选在了出乎所有中国高级将领意料之外的金山卫，便首推汉奸的“功劳”。

一个奉命早期潜入金山卫的日军军曹山田武一，事后有这样的回忆——

我在接受任务时，感到了迷惑，我没有受过搜集情报这类事的训练，中国话也讲得不好，可是同伴们都鼓动我，用轻松的口气告诉我这是一趟愉快的旅行。我们随身带着许多当地人喜欢的小礼物，糖果、烟卷、电筒、胶靴，还有为数可观的“法币”，那是前两年刚在中国流通的一种纸币，信誉很好，中国人相信它。我们都穿着便衣。

大概在战争爆发后一个星期，我们从上海出发，自松江县，经金山县来到金山卫。住在一个姓陆的当地人家中。我敢肯定，这家姓陆的，接待过的日本人，我们既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后一批。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5)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在向导的带领下，走遍了这里的海滩，这里的海面辽阔，地形开展，很方便大部队的集散、运动，但是，水比较浅，根据我们的测量，军舰停下后，士兵们划着小艇需20分钟左右才能到达海岸，在这段时间里，守卫部队完全能够组织起一种有效的阻击。即使上了岸后，还未脱离危险，有大片的滩涂，泥沼可以陷没你的足膝，如果考虑到你身上还几十斤重的装备，情况就更糟了，守卫部队要做的事就是用准星对准目标。 　　庆幸的是，中国军队没有在这里布防，金山卫就像敞开了胸怀。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证实这一点……

我们和当地人平安相处，以略高于市场的价格买进他们售出的物品（尽管这些物品我们也不需要），你就可以得到他们的帮助，甚至满足你过份的要求。他们都知道我们是日本人，而且正在战争状态，但是没有人向当地政府或者警察报告我们的活动，我们很安全。

主人的儿子是我们的向导，向我们带一天路的价格是10元“法币”，这是个不低的价格，当时中国的一个普通飞行员的月薪也不过30元左右。他显然很珍惜这份工作，十分卖力和热情，有时候赤着上身钻进海中，快活地溅起一身水花，这种情绪也感染了我们。

我们随身携带的礼品发挥了很大作用，将许多当地人联系到了一些，通过这悠悠众口，我们证实，防守这里的中国军队是属于“杂牌”的地方武装，他们没有战斗力，不堪一击，而且防区远离海岸线，对登陆部队构不成威胁。

为了使我们的工作成果得到维持，我们又发展了许多亲日分子，发给他们电筒和信号枪。约定暗号，规定他们联络时间，在登陆的前几夜，金山卫一带海岸线，到处都可以看到电筒的光柱和信号弹，像夏日夜空中划过的流星。这种景象，连飘泊在海上的帝国军队都能清晰地看见，这是一个海军陆战队士兵亲自告诉我的。 （ 转引自 《国共抗战——肃奸记》）

二是武汉会战。

南京失陷后，武汉已成为国民政府实际上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为了阻止日军沿平汉线南下，攻占武汉，国民党军队在郑州东北郊花园口炸决黄河大堤，洪峰突发，夺路东去，淮河流域尽成泽国，日军运动极其困难，其进攻路线只能沿长江西上,别无它途。长江的江防顿成万众瞩目的焦点。马当，便是长江下游南京到武汉之间的第一道屏障。在此，中国海军设人工暗礁30处,沉船30艘,布雷1600余颗，无疑指望这一带江面能成为阻挡鬼子西进的滑铁卢。

1938年6月8日，拂晓。某部连长率着两个士兵沿江边查哨时，抓到一个形迹可疑的青年。刚刚挨了几下枪托，细皮嫩肉的此人便竹筒倒了豆子——

问：你叫什么名字？何处人氏？战前系何职业？

答：我叫周文冠，苏州人，22岁，辍学后在上海一家日本纱厂做事。

问：你接受什么人的命令？有什么任务？

答：我的表哥在伪市府做事，他是日本留学生，是他让做这些事的，他只是让我把看到的记下来就行。

问：这些东西你交给谁？

答：有人从安庆过来取，但到现在还未有过一次。

问：还有哪些同伙？

答：就我一个……临来时，听我表哥说，不止我一个，他这是替我壮胆。

问：你知道这是出卖国家、出卖军事机密的行为吗？

答：我被人欺骗了，知道有罪。

在周文冠的交待材料里，有一段叙述了他“落水”为汉奸的过程。

……上海打起来前，我就失业了，靠帮人家抄写和表哥接济生活，苏州乡下的父母都老了，没有力量再负担我，我也不愿回去。中央军队撤退上海后，有一天表哥找我，问我愿不愿找事干，我说愿意。后来就有日本人找到我，还有其他一些人，给了我们任务，说完成以后，就在上海市为我们安排就业，有的人想去日本上学，他们也可以帮忙。我当时正走投无路，连生活都很困难，听说这些条件，没有细细考虑，就答应了。（ 转引自 《国共抗战——肃奸记》）

周文冠因刺探军事情报罪被立即枪决。

像周文冠这样的大大小小汉奸几乎布满了长江沿线，有渔民，有船工，有农夫，有商人，有学生，有士绅，有流氓。周文冠的情报没有送出去，但其他汉奸的情报送出去了，日本人对马当的江面情况、中国军队的配置了如指掌。6月24日，日军波田支队乘八艘运输舰顺江而下，至东流舍舟登陆，连陷马当东面的香山、黄山、香口诸要地，乘胜攻向马当。马当要塞500名中国士兵尽管拚死抵抗，却因众寡悬殊，援兵不至，伤亡殆尽。26日，马当失陷，日军又拿下湖口，凶锋直抵九江。

九江若破，武汉下游则屏障尽失，国民党方面决心要固守九江，在此积集数十万兵力，但日军的进攻势头风掣电闪，九江防务应对却仓促不周。更严重的是，作战部队都有一种被汉奸包围了的感觉。一个到处在口口相传的例子是——

在九江与瑞昌之间，有一处炮兵阵地，驻守该地的是某炮团三连。某日，该连正接收查验刚从后方运来的两门山炮。山炮由两辆美国道奇卡车拉着来到炮场，正是开晚饭时分，几乎所有官兵都围过来等着看这新家伙。连长指挥几个士兵卸下大炮，又脱去炮衣时，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了——两门大炮的炮身、炮筒上，都赫然刷着攻击蒋介石、反对抗战的口号。连长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是他亲自押的车，一路上日夜提防，戒备森严，汉奸尚且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大炮上刷“反标”，那么，这些来无影遁无形的蟊贼日后再在炮身上做点其他手脚不也是轻而易举？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6) 　　孙猴子钻进了铁扇公主肚皮里，数十万兵力又奈若何？

一位署名味夫的作者在一份叫做《呼声》的刊物上撰文惊叹：

“在这九省通衢之地，抗战后重心所在的武汉，也不知有多少魑魅魍魉。贩夫走卒，衣冠士林，即或在你每天打招呼的熟人中间，保不准许有一个黑透了心的汉奸特务，如果把武 汉彻底清扫一遍，准能理出一大堆这样的垃圾，熏臭武汉的江面。”

现在看来，九江的失守，武汉的沦陷，可能很大程度上在于我军未开仗之前，士气即已被有恃无恐的汉奸们耗散大半。

沦陷区里，汉奸更是波澜壮阔。

1939年2月，日军占领汉口后，汉奸们迅速公开麇集起来，成立了“新民会”的组织，并在闹市区召开支持侵略者的“民众救国大会”。上千面小太阳旗在汉奸们的手里哗哗地挥舞，会场上方的标语竟然写着“新中国万岁”，将铁蹄下正饱受蹂躏的中国称为“新中国”，其寡廉鲜耻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港岛、沪上，一些报纸一夜变色，昨天还疾呼抗日，今天已一言一字均受日人指使。每星期中，总有几次什么“海军报导会”、“陆军报导会”、“大使馆报导会”，各报社派记者参加，由日人主持，讲解时事，提供消息。于是，版面上不是“日本飞机生产急速进展”、“日本海军新锐飞机雄姿”等大幅图片，就是“世界人民所以遭此空前之惨祸，莫不皆由贪婪无厌之英美帝国主义之野心造成”等一类高论，或者请来希特勒的语录：“自由时代已成过去，民主主义之复活已完全失败，各国未能觅得社会改造之真正途径者势必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