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拒绝遗忘.19

其中有一家报纸为大名鼎鼎的《申报》，总编辑是由占领当局委派的陈彬龢。此人在30年代初已是该报的总编辑，因在报上多有激烈文字让蒋介石不悦，令其离开，此后斗志不坠，又参加了宋庆龄等在沪上发起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自他再主持《申报》以来，该报一切言论完全站在日方立场，影响最为恶劣。比如为日军容易收购“军米”，他便在报上撰文，劝自己的同胞吃杂粮，理由极为充足，当然他自己仍每餐大菜，常是国际饭店的坐上客。日本人很是满意他，送他两辆汽车，他自己还有三轮车包车和马车，出门行走煞是威风，时称“五车先生”。

在上海的“中华影业公司”，所辖演职员达3000余人。在占领当局所举行的各种“祝捷”、“反英美”活动中，无不有赞颂“皇军神勇”的宣传片予以积极配合。此外，还摄制了不少充斥风花雪月、靡靡之音的影片，让百姓不知有晋，何论汉唐。

北京大学并入西南联大去了昆明，日本人也要这块招牌来点缀“大东亚共荣圈”的古色古香，书声琅琅。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曾被郑振铎称为“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现在一个“重镇”居然成了一名力夫，帮助日本人挑起了这块牌子。与此相似的还有，中央大学搬迁去了重庆，但在南京也有一帮人物仍在操持着伪“中央大学”……

就在大厦将倾之刻，1945年3月5日下午5时，在上海外滩的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里举行了一场由《申报》张罗的所谓“神鹫赞美歌词”应征歌曲音乐会。陈彬龢先宣布：去年冬天美国在太平洋蠢动以来，盟邦陆军航空部队组织“神风特别攻击队”，以一人一机粉碎一舰。此英勇精神在后方有广泛宣扬之必要，对本报公开征求“神鹫赞美歌词”，社会反映异常踊跃……在海军报导部部长松岛致辞后演唱开始，“歌声雄伟，听者动容”。第一首歌由日本作曲家指挥，第二首是——

神风神风兮我武维扬

百战百胜兮太平洋

美俘束手兮战力强

威加天南兮黄人之光

神鹫振翼兮每发必中

协力同心兮海陆空

健儿身手兮个个英雄

指挥这首歌的是一个中国人——钱刚先生称自己“没有勇气秉笔直书”其名字的一位著名的音乐家（钱刚 《请原谅我隐去他的名字》 2005年4月7日《南方周末》）……

在国统区，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确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惩治汉奸的法令。对于潜入后方的间谍汉奸，一经发现，证据确凿，即予枪决，并及时广播登报，以示惩戒。抗战八年中，在后方捕获而被枪毙的汉奸见于报端者为数不少：

在淞沪会战中，在松江抓获汉奸20余名，证据凿实，均处极刑；在常熟，发现乔装买药及伪装僧人多人，抓获后供认受日军派遣，前来刺探军事地理不讳，均处极刑；在苏州，捕获汉奸数十名，均已正法。其中有一蔡姓少年，在他的日记册里记有日军所给百元、八十元等款项数目，并有拍发去日本的电报收据一张；在上海，先后枪决了龙学荣、史华甫、杨金标、李瑞占、朱山久、周甫宁、史春劳、曹炳炎、楼子甫、吴才荣、沈留仁、张金坤、陆云琪、陈友同、周小六、吴云喜、杨阿洪、王吴氏、高李氏等20多名汉奸。

在武汉保卫战中，武汉警卫部队分别枪决了以张宗铎、周华山、宋少同、钟汉伯等为首的数批刺探军情的汉奸。

1938年6月10日，在广州枪决了为日机轰炸放信号的汉奸15人。

1939年12月19日，在重庆枪决了为日本刺探情报的王金廷、佘金山两汉奸。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7) 　　1940年7月15日，又枪毙了在沙坪坝、小龙坝等处以手电筒为日机轰炸重庆施放信号的刘荣华、张锡彬。

1943年9月20日，图谋刺杀美国空军人员的赵忠绥也被执行枪决……

一位住在上海多年的英国侨民柯林斯，在他日后的一篇回忆录里满是疑惑地写道： 　　“中国是一个让人难解的国家，它的古老、它的悠久，都说明这个国家有它存在的道理和能力，许多在华外侨都亲眼目睹了中国军人勇敢抗敌的一幕，视死如归，较之西方的军队犹有过之。即使他们的一些童子军，那种爱国的热情也足以让人感动得流泪。但是在这些事迹发生的同时，汉奸的数量也达到可怕、惊人的程度，他们几乎是不受良心谴责，不在乎公众舆论。假如在英国，在西方随便一个国家，这种压力就能把他们压垮，而在这里，他们几乎感受不到这种压力。” （ 转引自 《国共抗战——肃奸记》）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按照中国的路数，“精英”多“荟萃”于官场，因此比起草根卖国来，“精英”卖国更可怕，亦更彻底。

以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为例：政务长官殷汝耕，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秘书长池宗墨，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财政厅长赵从懿，留学日本法律科毕业。建设厅长刘云笙，日本弘文学院毕业。实业厅长殷体新，日本庆应大学毕业。秘书处长陈曾式，日本明治大学毕业。保安处长刘宗纪，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在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17名主要官员中，留学日本的为11人，比例高达五分之三强。在“精英”汉奸中，留学日本或在列岛生活过的人比比皆是。如伪华北临时政府的王克敏、王揖唐、王荫泰、汪时璟、周作人，汪伪政权之周佛海、高宗武，淞沪之战之前任职于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主任、有资格参加最高级别的军事会议，因而出卖了我军在长江的江防情报的黄濬……大量接纳培养中国留学生，显然也是日本破解我文化中国的得力手段之一。

在“精英”汉奸里，旧官僚、失意军人也占一定比例。由于北洋政府、旧军阀的垮台与失势，他们都成了过了气的人物，偏偏又不甘于过气，这便转化为对任何权力、哪怕是危险权力的狂热追求。若再有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满，即便是其双亲从坟墓里站起来拖住他，也拦不住他要走卖国求荣的道路了。前者的典型是马良，70多岁一老朽，仍在老骥伏枥，可惜日本人嫌其昏庸，找了另一个人来继任其伪山东省省长之职，他却老泪纵横，迟迟不去；后者的典型是周佛海，他一向自命为可经纬天下的干才，一直觊觎能执掌全国的财政大权，可这位置总给宋子文、孔祥熙等皇亲国戚坐着，不让他染指，于是“不以国士待之，当不以国士报之”……

像原本是“民主斗士”的陈彬龢这样具有角色的多变性、丰富性的“精英”汉奸，决不在少数——

如汪精卫这样曾谋刺清摄政王、被捕入狱时写下“行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倒清干将；

如陈公博、周佛海这样激扬文字的“五四”名将；

如王克敏、梁鸿志这样当时几乎妇孺皆知的民国闻人……

谁能料到，郑孝胥这样的前清巨绅，在当上了伪满洲国的“国务总理”后，亲自操刀写下深得日本军部大加赞赏的“满洲国国歌”：“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顶天立地无苦无忧，造成我国家自由亲爱并无怨愁。人民三千万，人民三千万，纵加十倍也得自由……”

谁能估计，一向标榜在书房里“不会诗下酒，岂是文作饭”，自许要向大众传道布施的周作人，一旦走出了书房，撑起了伪北大门头外，1941年11月至1942年11月一年之间，还三次南下，风尘仆仆于徐州、涿县、保定、井陉、彰德、石门一带，“视察”各地治安强化运动开展情况。每到一处，都先去拜见当地日本宪兵队及特务机关，然后慰问陆军医院伤病“勇士”，检阅地方保甲自卫团，视察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发表各种训示……再马不停蹄地奔往另一处。回京后又接见记者，发表“感怀”。他还曾头戴日本军帽，身穿日本军装，站在天安门上检阅“中华民国新民青少年团”训练的分列式。当年周作人在《五十自寿诗》中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如今袈裟不穿却穿上了日本人的戎装，实在是滑稽到家了。

又有谁能想到，曾受过欧风美雨熏陶的温宗尧——年青时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对于建立民国助过一臂之力，以上海广肇所名义垫款42万两银子给孙中山，民国成立“南北议和”时，他为广东大元帅府七总裁之一。他“落水”后先任南京维持会长，后当上汪伪政权立法院长，竭尽种种卖国之能事不算，居然率尔操觚，阐述日本侵华的一片善心：

“日本之攻打中国，与西洋各国之攻打，其性质全不相同，盖西洋之攻打中国，其目标是在瓜分中国，日本之攻打中国，是欲中国之合作，以图共荣共存也。日本首次与中国战斗，是在1894年，其时中国串通高丽国，以谄媚俄国而排挤日本，日本惧高丽一旦落于俄国之手，必危害日本之生存，故为自身之存亡计，而不得已与中国战斗也。假使当时中国与高丽，能与日本携手合作，则东亚之新秩序早经成立，而中国与高丽之富强，亦必与日本无异。果尔，则不独1894年之战祸不致发生，即1932年之战役，与今日之战祸，亦即可避免也。”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8) 　　再有李士群和丁默村二人，都曾经是中共党员，又都先后背叛，都曾经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或中统特务，又都先后“反水”，毛遂自荐，替日本人张罗起特务组织，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巨大、组织完备，足与国民党方面军统局相对抗的特务行动机关，成为汪伪汉奸集团生存和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支柱。这个特工总部设在上海极司非尔路76号，“76号”即成为它的代名词。在抗战后期，在广大的华东地区，人们谈到它不免为之色变，连陈璧君也不得不承认“76号是一处太有血腥味的地方”…… 　　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些“精英”汉奸里，有不少人，包括周佛海、王克敏、周作人、李士群在内，都是明里担当伪职的同时，暗地里又脚踩国民党、共产党两条船。

这些“精英”汉奸们，真是旋转似水滨之鹤，腾挪如泽地之鳄，善变似风中之标，善舞如燕瘦环肥。革命时可以气冲牛斗，卖国时可以娓娓道来。行文时闲适冲淡，为武时不惜血海滔天。要高尚起来，他们或可称先驱义士；要无耻起来，若地下的吴三桂有知，与他们比，立马会觉得自己纯洁如处子……

他们一切都能够在刹那间改变，像一场焰火开放，你不知下一个烟火什么颜色，如何形状。他们一切都可以算计，只要有足够高的红利，哪怕纵火烧了大半生历史的房子，只为的煮熟 眼前的几个鸡蛋。

你不知道他们心中的“善”是怎样一点点、一块块霉变成“恶”的，“恶”又如何在胸中越垒越厚，如同一片原始树林千万年里被雷电、山火无数次击中后，纷纷倒下变成了一个瘴气弥漫的黑黝黝深谷……

你只知道，他们是他们自己豢养了多少年的“大恶”，他们还是中华民族在和平时期难以观赏更难引进铁笼子里的“大恶”。在一个民族危难的特殊时刻，这些“大恶”得以释放出来，至少证明在中国是如此——历史的一面有着多少光明与温暖，另一面便一定有着多少阴暗与卑劣！

在下层汉奸中，除了少数在“落水”前已是流氓、无赖、兵痞者外，多数人本是中华民国的良民顺民。日本人往往利用后者的贫穷、饥饿，还利用中华民国某些地方政府的麻木与无能来诱惑或威胁他们参加汉奸组织，或汉奸活动。这一手段不仅在贫瘠苦寒的华北大地上攻无不克，就是在锦绣江南也屡试不爽。

刘震云在自己的一部带有浓厚写实风格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里写到：

“日本人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但在1943年冬至1944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乡亲的命。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所以，当时我的乡亲们，我的亲戚朋友，为日军带路的，给日军支前的，抬担架的，甚至加入队伍，帮助日军去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的，不计其数。”

据说，这一段时间在河南，至少有5万中国士兵被自己的民众缴了械。

《东史郎日记》也有内容证实了当年河南的情形——

“河南，汲县。其实三天前，就传来了大概有数千名残敌会来袭击的消息。这儿的村民对日军抱有好感，而对残敌的暴戾心有余悸，他们常常会在残敌袭击前，就向在附近干活的工兵们通报消息。工兵们每次接到这种报告后，在日常作业中都注意加强警戒。情报三天前就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第一、第二天都平安无事，所以他们就放松了警惕……”

柯林斯在他的回忆录里说起：

日本人“就像到市场采购物品那样随便和容易，发现合适的目标后，就想法接近猎物，赤裸裸的用金钱勾引。附带说明一下，上海附近一带居民的生活，如果用英国的标准来衡量，他们比长期失业的家庭也有不如，但是同贫困的北方农村相比，可算是天上人间。这里的商业已经进入了繁荣的阶段，金钱的魔力已经显示出作用，老派人士常常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这句话批评当今许多人的行为，就像英国工业革命以后，道德、品质、出现了一种普遍的沦丧和堕落。

所以，日本人很容易用金钱收买他们，或者答应提供就业机会，答应提供保护，答应向更高的一个阶层进行推荐，而他们索要报酬却不是直接的，马上兑现的，就好像将钱存入了银行，不愁在今后取出来时不附上一笔利息。”

1999年，以99岁高龄征婚而陡然成了国内新闻人物的章克标老人，抗战时期也是一个“落水”人物。先在日伪掌管的报纸当资料翻译，曾代表报社赴日参加“东亚操觚者恳谈会”。以后又在汪伪政权任宣传部科长、司长帮办（相当副司长）、伪《浙江日报》总编辑、社长（日本投降前主动卸去伪职），其间再度赴日参加“大东亚文学家大会”……

1999年，章克标老人出版了一本书《世纪挥手》，书中有一段对当年“落水”心态剖析的文字，值得照录——

我单个人在南京，过的又是怎样的生活呢？可以说是陷落在泥淖之中难以自拔就是了。只是自己决心不大，勇气不足，否则要脱出去也是没多大困难的。确实也曾有许多人，脱身出去找寻到了正确道路了。但大多数人，我们在汪伪组织任职的中下级工作者，大都知道这是一种不光彩的而且是罪恶的事，是为了生活吃饭问题而来做工作的，心里虽不顺遂，却是认为由于是生活压迫，也不过如做小偷做强盗一样，不过没有像小偷强盗那样的危险和明显地直接损害人民，以此来自己宽解。有时也会发生自责之念，但过后也就自己麻痹了。一方面也有个比较，以为既然别人如此，自己不过跟着去做，这是可以原谅的， 来自己曲谅自己，自己麻痹自己，自己宽慰自己。既然同一路道的人不少，全都有这种心情，也很容易一天天糊里糊涂过去了。这样的一批人，成了心灵相通的朋友，可以不必吐露心曲，而在行动、行为上表示出来，都能相互理解。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9) 　　在中国极少难看到自身忏悔的文字，并不从新中国始。

那时的“落水”文人有为数不少的一批，此后仍从事著述的还很有几个。当时在北平“落水”的周作人，晚年笔下回顾附逆情形则要惜墨如金得多，在一本近40万字的《知堂回想录》里，不过寥寥数页两千来字而已，且多是关于自己曾被行刺的记录。而《世纪挥手》近30万言，涉及的附逆内容有三四万字，其中章克标还写到自己任伪职时不再用为社会所熟悉 的本名，改成“章建之“，“好象有了这个伪名之后，就可以把一切罪恶都归这个伪名去负担，这无异于掩耳盗铃……”

老人如此直逼内心的反省、检讨，在中国，真堪称是士林“异类”了。倘若不是具有“异类”精神，我想，老人也就不会有在99岁上公开征婚、再求良缘的惊世骇俗之举。

从章克标的回忆里，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比起鹑衣百结的华北老百姓来，都市里一般文人们的生活肯定会好过些，而且不会有敌人的刺刀顶在后脑勺上，但为生活所迫，仍是他们成批“落水”的一个理由，也是他们自责时的一针麻醉剂。

若完全能用生活所迫来解释，也不尽然。

在孔孟被抬举得比泰山还高的山东，常常见一个班的日寇，就轻易地占领了一个县城。七、八个鬼子扛着面太阳旗来扫荡，三四万根据地军民就赶紧“跑反”。

北方叫“跑反”，在南方也叫“逃难”。1944年，从桂林逃到贵阳这一线，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经济学家茅于轼是这样回忆的：

那次，因为火车、汽车的运输能力锐减，我方几十万军民只好扶老携幼、沿公路徒步撤退。难民们饥寒交迫，疾病加疲劳，死伤无数。

尤其可悲的是难民们在这种困难条件下，非但不是互相帮助共渡难关，而是乘人之危，彼此算计。我父亲的一辆自行车，当时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被人偷走。还有一个单位的几十口人为了逃避后面追赶的日军，离开公路，走小路上山寨躲避，被当地百姓收留。不料一个恶霸看中了一家人的女儿，非要逼她成亲，否则几十人性命难保，患难之中被人逼得骨肉分离。类似的趁火打劫的事层出不穷。后有敌军追赶，上有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周围还有自己人的暗算，从柳州到贵阳六百多公里的沿线弃尸无数，财产的损失更无法统计。当时沿黔贵线撤退的百姓估计有几十万之众，而日军从柳州进犯的部队仅仅3000名骑兵，既无重型作战装备，甚至缺乏粮草辎重，却造成了如此结局。为什么？我想起孙中山先生形容中国四万万人是“一盘散沙”。

——（ 中国文联出版社 《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精品茅于轼》）

南京大屠城后，近百个日本兵，押着五万名国民党军俘虏到燕子矶去枪杀。途中，几次有人提议跟鬼子们拼了，但周围是铅块一般沉重的沉默。不要说反抗，他们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

同是“二战”中，列宁格勒被围困900天，苏联军民战死达90余万人，是南京大屠杀的三倍，但是他们消灭了20多万德军。更重要的是，苏联人决不后退，即使在城市大部被占的情况下依然顽强战斗，最终将德军赶出了列宁格勒。前苏联解体后，列宁格勒叫回了原来的名字：圣彼得堡。虽然红星已从国旗上摘去，但圣彼得堡这座最具“二战”同盟国英雄气概的伟大城市，依然让俄罗斯民族世代为之骄傲。

回过头来看南京大屠杀，中国人的心头除了切肤的仇恨，难道没有其他难言的滋味？

在中国从来孝优于忠，忠孝不能两全时，大部分国人选择孝，少数人例如岳飞的母亲，要岳飞不必尽孝，先去尽忠，结果是岳飞反被皇帝及奸臣陷害，成为尽忠的反面教材，日后的千百万“红卫兵”更是为此悔青了肠子。中国的忠也只要求吃皇粮的，古来老百姓就有一句形容自己与政府关系的话：“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在抗战最激烈的时候，不少日本战斗机飞行员会惊愕于一个奇特的景象，日军与我军正在城内外激战，城外不远的农田中，农民竟然若无其事地在田里劳作……

“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时下版，便是日军军曹山田武一对金山卫农民的一番评价：“从我们对主人家，以及当地居民的观察看，他们对现政权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他们常说这样的话，卢永祥时代我们要吃饭，孙传芳时代我们要吃饭，蒋介石时代我们还是要吃饭，日本人来了我们仍然这样。只要你和他们拉上家常，先递上烟卷和糖果，他们就会打开话匣子，即使你中国话说得不流利也没问题，重要的是你必须听懂和事后的证实……”

于是，历史若不算是惊人地重复， 也不过是稍稍往前移了几寸——

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时的景象是：“‘顺民’之旗，户户高悬，‘德政’之伞，署衙千百！”

37年后，日军进入北平时，没有出现任何民间自发地抵抗，有的只是一座静默的城市，街道上空无一人……

痛心于此的梁启超的结论是，正是自古以来政治体制中“国民权利”的丧失，才导致了国民国家观念的阙如及文化信念的崩溃：“其能受阉宦、差役之娈索而安之者，必其能受外国之割一省而亦能安之者也；其能奴颜婢膝乞怜于权贵之间者，必能悬‘顺民’之旗、箪食壶浆以迎他族之师也”。（《新民说·论权利思想》）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10) 　　胡适先生后来也说过大约同样意思的话——一个现代而又自由的国家，不可能是由一群听话的奴隶们建造起来的。

柯林斯的看法，则紧扣了当下的战局：“看来，蒋政府应该认真地考虑这种现象了。由于政府的无力，或者说是庸碌和腐败，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矛盾，中国的许多事情都是可以让老百姓责难的，也许，汉奸们正是利用这种普遍的不满，为他们的行为作出辩解的理由。” 雷歌一般骤然(1) 　　到了1945年元旦，历史已在悄悄地为我们民族开辟走向胜利的通道，但当时，中国的各派政治力量，还有老百姓们却并不知晓。

因为犯了兵家大忌的“酱油滴水”战略，也因总体上我军英勇地抵抗，日本未能像德国以闪电战在欧洲频频得逞那样完全占领中国，而且，随着40年代的到来，两者间渐进入相持阶段，这已经咬紧了牙关，实属不易；虽然在欧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是处处反攻，一片 光明，但这片光明，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能降临到亚洲、中国来，许多人心里都没有数。有数的那只是在后来的电影与小说里……

元旦这一天，在上海的《申报》刊登了伪行政院代院长陈公博的元旦献辞《努力三大工作，完成复兴使命》。三大工作是所谓“肃正思想”、“保障治安”、“增加生产”。《申报》自己的元旦献辞里，则重申伪中央政府的“革新政治四原则”：一、强力政治，二、专家政治，三、亲民政治，四、廉洁政治。字里行间远看不出大厦将倾、狼奔豕突的意味。

这一天，重庆的《大公报》在显著位置刊载的也是领袖的贺岁演讲，题目是“蒋主席元旦昭告军民 安危胜败枢纽今年》，副题是《充实战力确立信心争取胜利 召开国民大会不待军事结束》。从标题可透露出，蒋介石正面临着扭转军事和政治颓势的双重压力。可以断定，此时蒋介石决难料到仅仅7个月之后，他就享有和杜鲁门总统、邱吉尔首相以三大战胜国身份在波茨坦发表联合声明的巨大风光。

元旦那天，延安《解放日报》的新年献词是《争取胜利早日实现》，基调是胜利仍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不可能之处便在于“如果不驱除政府中的失败主义、法西斯主义分子，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而代之以代表人民意志与力量、能够领导中国走向胜利和自由的新人物，那么，日寇继续深入是无法阻止的，更谈不上配合盟国在远东战场上的海陆攻势。”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两封电报。

1945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正在实施南下战略（即与国民党军队争夺南方广大地区）的王震、李先念等：“美军由欧洲东调须要时间，日美决战当在明年夏季以后，故你们尚有一年至一年半以上时间可以利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

直至美国投放原子弹的前两天，8月4日，毛泽东在致李先念等人的电报中仍判断：“估计日寇明冬可能失败，还有一年时间供农民做准备工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

8月6日，9日，美国在广岛、长崎分别投下原子弹。

9日，苏联对日宣战。当晚，约150万红军在苏联元帅华西里夫斯基指挥下，披坚执锐，势不可当，分东、西、北三路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另一路攻入朝鲜。仅仅十几天内，击毙日军6万多名，俘虏关东军高级将领148名和官兵60余万人。大批武器弹药日后移交给了中共军队，仅第一、第二两个方面军移交的就有：3700门火炮和迫击炮，600辆坦克，861架飞机，1200挺机枪，680座各种军用仓库，以及松花江舰队的船只。

15日，裕仁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9月9日上午9时，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何应钦陆军一级上将代表国民党政府接受在华百余万日军正式投降，在投降书上签字的是日本驻华派遣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大将。

就在中国人远没有意料到的时候，光明降临到了这片满是血泪与苍痍的土地上。

金箔一样辉煌……

天锦一样壮丽……

雷歌一样骤然……

在北平，上海，在重庆，在松花江沿岸和辽阔的中部腹地，乍一听日本投降的消息，许多人开始以为是哪个炮楼、那个城池里的鬼子投降了。当被告之决没有听错时，又如同从长久呆着的暗室里走到了强烈的阳光下，有一阵巨大的心理晕眩：是梦？是醒？是真？是幻？

这之后，才会感到体内连每一根神经末梢上都袭来的汹涌欢乐……

中国的神圣抗战，8个年头刚刚过去，就此画上了一个句号，不能不说是险胜。

非险胜之胜是胜，险胜也是胜。

两者都确切地指向“二战”中的日本必然要走向玩火者自焚的结局。

一个国家再无法无天，再高唱邪说，与世界深沟高垒，贻历史万世之羞， 但总有一天它会消停下来，它会气焰散尽，拆垒填沟，洗刷羞辱，承认并追随起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这其实是宇宙间无可更改的第一铁律。

许多日本人对此总有些不明白，仿佛不是中国的险胜，日本就能抵挡得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1946年，对日本有深入研究的《大公报》总编辑、著名报人王芸生到日本考察后，他发现许多日本民众中有一种对中国的普遍看法，即“以为中国人不是自力战胜日本的，竟参加联合国逞威风，满心不佩服。”

此外，时下中国人并没有享有和平，更没有重建国家，鸽子几乎还没有来得及在哪棵树或阳台上打个盹，天上又是战云密布，“时间过了一年多，听听中国国内还陷于战乱，看看在日本的中国人的地位之无足轻重，又轻视中国人了。”（ 王芸生 《中日关系七十年》） 雷歌一般骤然(2) 　　或许，这正是日本至今未肯向亚洲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低头认罪、虔心谢罪的深层原因之一。

对于一向奉行实力崇拜的日本来说，它只心口一致地承认、屈从强者，而在骨子里鄙薄、歧视弱者。 真正的强大(1) 　　要使日本对“二战”中的侵华失败服输、认罪，可能只有两个途径：

一是中国与日本再打一场战争，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将日本彻底打趴下了，日本方能变得老实起来。

虽然此岸有“愤青”们在网上排兵布阵，横刀跃马，直嚷着要杀过东京湾去，彼岸也有 右翼分子在靖国神社门口吹吹打打，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旧梦，但中日之间再燃战火，肯定不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与利益，此说只能作罢。

二是中国真正强大起来，这便成了唯一的途径。

若强大只意味GDP总量的增长，比起亚洲、非洲不少国家，中国肯定强大无疑；比起20多年前的自己，中国也强大无疑。但若要日本惊慑于中国的强大，中国必须与日本比。恰恰是与日本的比较上，中国的强大还有很艰难的路要走。仅说一个方面——

日本的许多产品驰名世界，若入无人之境：丰田、尼桑、日产、五十铃、松下、索尼、夏普、日立、NEC、西铁城、精工、本田、铃木、雅马哈……即使在这十余年的经济萧条时期，与许多国家相比，日本也有着强劲的出口产品竞争力。而在这十余年的中国经济的一片繁荣景象之中，中国有什么世界知名的品牌呢？唯一一个是海尔，据说是打进了美国市场，在日本市场上却没看到。今天，遍及许多国家的中国商口都是没有品牌的大路货，在日本市场上总是和越南、印度尼西亚的商品摆放一起……

这还是一个小的方面。就大的方面而言，中国其实面临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要沉重、艰巨得多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

真正的强大，从不是一个只有少数人、少数地方为之欢呼并可以纵情享用的盛世。

当盛世的颂歌如蝉雨般扑打着我的耳膜，我却从大量的历史文献中感知，当今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感受到的矛盾、艰难与忧患，并不亚于上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前后。只不过那时更多地系于民族的兴亡，时下则更多地体现在阶层与个体利益日益扩张的消长上。

现在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是先富起来了，但这个“富”是不是可以经得起道德的叩问？如果经得起道德的叩问，是不是又能被广大的下层民众所接受？

倘若这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仍在为“与国际接轨”、“与国际潮流同步”而洋洋自得，睥睨天下，他们和它们并没有成为带动更多的人、更多的地区富起来的外部条件，情况却可能相反，前者成了后者难以富起来的现实原因，那么，中国的未来就变得十分可怕了——眼下一场社会剧烈的转型，在很大程度上，便表现于我们民族的又一回“一盘散沙”，其触目惊心，肯定尤甚于抗战之时；其病入膏肓，即使是华佗再世，也回天乏术。

诚如茅于轼先生忧虑的——

今天中国的百姓有没有进步？再碰到战争、天灾人祸、金融危机、政治运动这些意外，我们能否处惊不乱，团结起来战胜困难？杀人越货，借钱不还，假冒伪劣这种种坏事是少数人做的，大多数人还是好人。但是在红灯面前抢行，随地扔脏东西，排队夹塞却是经常能见到的。事情虽小，但到了紧要关头，这一部分人就可以坏大事情……（《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精品茅于轼》）

在2003年，中国成了一口热油锅，从来没有如此多地弹射出社会各层面种种质疑的“豆子”：诸如为什么国家经济增长迅猛，却有那么多的人贫困不堪？为什么物质文明常表现得结实显赫，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却总显得滞后，或者说有几分空洞？为什么在一些地方凡涉及老百姓的改革总是大刀阔斧，轻舟驶过万重山，凡有既得利益集团的所在，比如精简机构，公车改革，总是瞻前顾后，手足失措，或由终点回到了起点，由其沉疴日深？

2004年，香车宝马在暗淡，灯红酒绿在剥落，关于盛世的涨潮般的合唱在退潮。

与此同时，连田野上的热风也在呼唤公平，连站在电线上的麻雀也有了哲学家般的沉思。

当代中国人正在经历第三次思想风暴的冲击：第一次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第二次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次风暴，“公平”终于被提到突出的位置。

或者换一种说法，让中国自觉地将目光投向社会底层，更多地将好处惠及于社会底层——

请看看马路的尘灰中那些擦皮鞋的妇女，这里有着中国当今本质的真实，有着时下这方生方死时代郁重而又悲壮的气质。请看看湖南老汉李绍为，为了让客死他乡的同乡遗体安葬故土，他千里背尸，屡闯门关，其信义与忠诚可谓感天地，泣鬼神，这里更有一个物质上日愈强大起来的中国日愈疏远，其实却缺失严重的精神之钙。

切不要抓“发展”时，社会底层总是被遗忘的角落，而一旦抓“稳定”，社会底层便成了惕惧的人群。

发展，唯有社会各阶层普遍受惠的发展才成奔腾澎湃的江河；

稳定，以全体国民幸福与快乐为基石的稳定才是郁郁苍苍的山脉。

中国的每一次挪动都曾经那么艰难，从阶级斗争的“火线”上转过来，从现代迷信的“教义”上转过来，从计划经济的“威权”下转过来，从国有经济的“图腾”下转过来……现在又一次将自己庞大的身影从对GDP的崇拜下掉转过来。每一次转向，都付出了几代人的聪明才智，乃至身家性命。但每一次转向，中国在放弃了什么的同时，又有了一回新的跨越。这一次转向算是快的，确也耗去了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大部的经验教训。 真正的强大(2) 　　天晴风暖，山光树影，秀蔚天成……

中国的这个新高度，在2005年的“两会”上已清晰可见——这就是“和谐”。

因为这两个字的出现，往年在“两会”上必定站出来为富人们讲话的一位经济学家，这次却成了富人们的导师，他告戒他们说：你必须让别人活好，自己才能活得更好。往年怎么 也拉不住的那架冲向两极分化、几近疯狂的马车，这次却切切实实地被一股坚韧的合力给拉住了。

有社会学家如是描绘这个高度——

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应该是一个社会结构合理的社会；应该是一个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各阶层利益关系能够不断得到协调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没有身份歧视，每个社会阶层之间相互开放，阶层关系融洽，社会流动畅通的开放社会；应该是一个社会事业发达，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各阶层人民有共同理想，讲诚信、守法度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治安良好，社会稳定有序的社会。

倘若有一天站在了这样的高度上，任沧海横流，天下板荡，却始终标举着社会主义旗帜的中国，就切实地在实践着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马克思的话。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更重要的是，站在了这样的高度上，中国必然拥有了真正的强大——

这是一种大音稀声的境界，静水深流的力量，从容不迫的气度。

无须任何炒作与包装，她将对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进程透射出深刻而又深远的影响。 历史，在精神家园里(1)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

只要文化的根脉不断，不管政治上经历怎样的天崩地坼，经济上如何地撕肝裂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便依然能在这个星球上繁衍、生长。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冷战时期，在与中国发生最激烈论战的苏联，在斯大林铁腕统治的阴 影远没有驱散的莫斯科，仍可看到法国印象派艺术家的作品，听到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演奏会。仍有30多家剧院提供丰富多采的剧目，从果戈里、契诃夫到布莱希特的剧作……

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厅，一名日本记者注意到，有两个十几岁的女孩挤在一个座位，他不知道她们是怎样用一张票子进来的。一个女孩正飞针走线，给膝盖上的布娃娃缝上最后几针。音乐会结束时，她推开众人冲向台前，把布娃娃作为礼物献给了走上台的作曲家……

窃深深以为，这个金发碧眼的女孩当年飞针走线的，并不是一个布娃娃，而是近半个世纪后浴火重生、依然英气逼人的俄罗斯！

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历史则是这个精神家园里最幽深也最生动的部分。

倘若没有俄国早期的革命者——十二月党人英勇地倒在枢密院广场的血泊中，又无畏地踏上去西伯利亚漫天风雪的流徙之途，就很难展现俄罗斯文化本质的特征——博大沉雄而又蕴籍典丽的人文主义精神，以及丰沛的人民性传统。

倘若抹去被德寇围攻了900个日日夜夜，一副焦黑的身架没有哗然倒地成炭，却锻打为钢筋铁骨的列宁格勒，当年柴可夫斯基音乐厅里就不会出现那个走向台前的女孩，以及她手里飞针走线、虽饱经折腾却总在不懈地寻觅再生之途的俄罗斯……

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呢？

经过革命铁与血的洗礼，多年里威力不亚于武器的批判的批判武器，又走过“文革”的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再顿然进入时下红尘万丈的商业化社会，我们还有多少传统文化的传承？

远些的历史，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几乎就只剩一片帝王们的停尸场了。不过这些帝王们都被从棺椁中请了出来，秦始皇，汉武大帝，明太祖，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雍正皇帝……一个个经涂脂抹粉后，大都变成了宵衣旰食、席无暇暖、兢兢业业、文韬武略，为人民打天下为百姓坐江山的好公仆。

近些的历史，亦幽明难分，时有剪裁，屡见空白。

16年前，我的一个正在读小学的外甥女，问老师：什么是“文化大革命”？老师回答说：学生斗老师，坏人整好人，林彪、“四人帮”欺骗毛主席。

一场人神共愤、浩歌长哭、长达10年的举国动乱，就这样被颠覆为三句话，二十几个字——几近对口词，还有一个答后便可以置于脑后的幽默。

许多时候，中国人的集体叙事不过是掩过取功，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则沦为隐恶扬善。而且，因掺和了太多的政治功利和伦理意图，有些属于“功”和“善”的部分也轻描淡写，或者干脆一笔勾销。

于是，有着太多太多鼎鱼焦烂、幕燕倾危的中国历史，却未能在自己白发万丈的岁月里培育出深刻的悲剧意识，以至于总在不断更迭的悲剧中重复着令后人唏嘘不已的历史……

于是，许多年里，对抗战的宣传与评价，以及相应的对日本侵华罪行的调查与清算，总显得有些低调与游移。我们近代以来的历史教育似乎太专注民族的苦难，反而对胜利抱着谦谦君子的态度。曾在报纸上看到，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纪念馆馆长王新华曾对记者说，应该在我们的历史教育中再加上一点，就是胜利教育。他说：“我们在近代就这么几个大的胜利，为什么不纪念呢？”

大轰炸中屹立不倒的重庆，抗战胜利后在市中心树立了“抗战胜利纪功碑”，一解放即被改建成“人民解放纪念碑”。当年志士仁人风集影从的陪都，还留下了大量的抗战遗迹，但有许多都随着城市的建设与发展被毁掉了。

南京大屠杀、奥斯威辛集中营和日本广岛原子弹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人类三大惨案。据说其他两地的纪念馆不但是国家级的，而且都申报了“世界文化遗产”。时下，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纪念馆却仍不是国家级的纪念馆。

孙立人、薛岳、何应钦、胡宗南等抗日名将，只是漏网之鱼，逃去了台湾的国民党战犯。杜聿明、黄维、王耀武……只是“改造好了”的国民党战犯，盖棺论定时则有可能变成“著名的爱国人士”。最不济的，是死了的戴笠、张灵甫等在抗战中声名也不小的人物，他们在大陆成了十恶不赦的反派角色。特务头子戴笠的“青面獠牙”就不必说了，长篇小说《红日》的“修订本序言”里这样提到抗日战场上的常胜将军、但自己被打瘸了一条腿的张灵甫：“他骄纵、冷酷、矜持、虚伪、狡诈……为了传之后世和警顽惩恶，让大家记住这个反动人物的丑恶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