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历史就这样几十年地告诉我们的孩子们。
多少年中,一些抗战的先辈们在自己的国家并没有过上本该衣食无忧、神采飞扬的日子——
从劳改地释放出来的仵德厚,因妻子患子宫癌去世,他和大儿子生活在一起,一家人主要靠种地、养羊为生,地里没有什么收入,就是能吃一点不拿钱买的粮食;养几只羊是为了卖一点奶,一天换几毛钱,买点盐、灯油、肥皂等生活必需品,可能的话,再买一把蔬菜。如此清贫的生活,仵老汉没有什么抱怨,他说只要能吃饱就好。 历史,在精神家园里(2) 近年来老人已经不能下地干活了,他坚持干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活,还洗自己的衣服。他说他闲不住,一闲下来,就会想起自己这一生,没有没遭过的罪,没有没受过的苦,一辈子没有跟妻子在一块儿过过年。这一生,自己对得起国家,就是对不起妻子——仵夫人是个地道的大家闺秀,她的爷爷是翰林院的院士,清朝皇帝的老师。他们是在战火纷飞的抗战中由孙连仲将军介绍认识并喜结连理,婚后一周,他就上了抗战前线,以后又劳改就业27年。结婚30年了,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到两年。 自己也对不住孩子,当将军时自己就两袖清风, 解放后就别提了,给孩子没攒下一点积蓄,他一下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从1976年释放到1986年,他没有领到过国家一分钱。现在政府每月给他发300元钱的生活补贴,这让他非常满足,仵老汉说他感谢共产党的恩情。
仵老汉患有严重的前列腺疾病,过去没有钱根治,他一直吃一种很便宜的药,吃完总得昏迷几个小时。因为路途远,加上身体不好,仵老汉已经好多年没有去妻子坟上看看了。采访结束,《凤凰卫视》的记者特意从径阳县要了一辆出租车,和老人一起去看望他的妻子。
老汉在坟头对妻子说:今天有香港《凤凰卫视》的几位记者把我带这儿来,我今生没有再拜你的时候了,这是最后一次。我到你坟上来看你,我对不起你,一生也是三十年的夫妻,能在一块儿才几天,孩子们是你养大的,我没有照顾你们一天,你临走,我连面都没有见,我对不起你,也很伤心……
《凤凰卫视》记者离开时,尊敬地称仵老汉为将军,他赶忙说:实在不敢称将军,我实在担不起这样高尚的名称,你们说我是抗日战争一个幸存的老兵,这就够我光荣的啦。
《凤凰卫视》播出这次采访节目后,世界各地的许多华人打来电话。托《凤凰卫视》向这位抗战老兵转达敬意。一位马来西亚的华侨寄来2万港币给老汉治病,还有几位海外观众不辞万里,找到径阳县看他,老汉对他们说:“受之有愧,所有的荣誉都应属于那些死难的英雄。想到当初和我一起参加抗日的兄弟,几千人跟着我干,最后只有几个看到抗战的胜利……”
屈指数着为国捐躯的先烈,95岁的仵老汉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作家方军也挖掘出了一个名字叫张家福的“出土文物”。
1942年,张家福到中国远征军200师参谋处当了一名上尉书记员。在滇西的楚雄他被提升为少校作战秘书,专门辅佐戴安澜将军。200师入缅甸作战后,在一场恶战中,200师陷入了日军三个师团的包围。
“同日军作战很激烈,200师也是中国的精锐部队,数十天的大小激战下来,双方死伤人数相当。在同古那一仗,我们只有200人,而日军数量十几倍于我们,把我们团团包围,仗打了七天七夜,200人只打的剩我们18个人。战场上月黑风高,硝烟弥漫,冷枪不断,篝火丛丛。我们和师长一起突围,戴安澜师长走在最前面,周维汉参谋长走在第二,我走在第三,战士们跟在后面。近在咫尺的敌人发现了我们,师长腹部连中三枪。负伤。参谋长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会日语,他和日本人喊话,对方以为是自己人,我们才得以突围。”
“我们十几人轮流背着戴师长,翻越缅甸的野人山往中国云南方面走,由于没有吃的、没有药物,戴安澜师长两天以后就牺牲了。我们砍下胳臂粗细的树枝,做成担架,轮流抬着戴师长往祖国的方向走……和戴师长一起踏上祖国的土地那一刻,我们都放声大哭,我们回来了!那时,戴安澜将军的遗体已经开始高度腐烂了,一路上,我们都把军装脱下来裹在将军的身上。那些军装什么军衔都有,有士兵的,有尉官的,也有校官的。”
“在云南省的腾冲县,由县长张问德领全县父老乡亲沿街而跪,迎接我们200师的官兵。当时我就下了决心:可爱的祖国,为了你,为了我们的土地,我还要上前线!”
1946年,张家福和一位云南姑娘结婚,姑娘当时20岁,他当时已经42岁。两人感情非常好,生有一子一女。女儿2岁时,他被逮捕,此后女儿从没见过父亲。直到 1963年上初一,她在介水县的劳改队看见有七八个人在劳动,在他们当中一眼就认出了父亲。她回家告诉母亲,母亲不信,十来年里音讯全无,她认为丈夫早被枪毙了。实际上是张家福本人在押期间从不给家里写信,他担心连累家人。
张老汉的后半生很简单:1976年释放,这年他已72岁。分去个旧冶炼厂当工人,年年是先进工作者,82岁退休。现在每月退休费420元。
方军问张老汉在劳改队里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老人说是1958年去文山州修水库,从元月到8月,130人里只回来30个。那时的劳改队一顿饭只吃6两红薯片……
方军和张老汉父子三人照了一张合影。方军说要在照片下面加上这样的说明文字:
“1937年参军的张老汉退休金420,1965年参加工作的张云蜀退休金500,我的退休金1360。我们三人的退休金加起来,不够贪官污吏们吃一顿饭。”
张老汉大笑,说“你不应该当作家,应该回北京说相声去。”
………… 历史,在精神家园里(3) 从“二战”结束迄今,犹太民族一刻都未曾停止过对纳粹德国罪行的揭露、控诉、索赔以及对纳粹罪犯的追缉。这一努力波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久、力度之大、成效之高,令人叹为观止。犹太人决心让全世界都知道纳粹德国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知道得越详细、越具体越好,知道的人越多越好。为此,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所有文化载体上,从小说诗歌到电影戏剧,从报章杂志到教科书,对纳粹罪行的揭露与控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其效果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任何为纳粹翻案的企图都会激起公愤。加州伯克利是美国言论自由运动的发祥地,素以包容各种异端言论著称。几年前,一个否认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曾经发生的英国历史学家应邀前往伯克利加州大学演讲,终因学生团体的强烈抗议和示威警戒而未能进入校园。亲纳粹言论在言论自由圣地尚且成为禁忌,可见犹太人反纳粹宣传的声威之大。即使“二战”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犹太人还在不断推出《辛德勒名单》这样的鸿篇巨制,让全世界继续为犹太民族苦难的历程流泪。
60年里已经几代人过去,但各地的犹太墓园里总是碧拥红倚,粉追黄躲,一派生机。犹太人从未厌倦,也从不敢有半点懈怠,他们知道这事关自己民族在这个星球上的生死存亡。
中国似乎从来没有像法国在去年6月纪念诺曼底登陆60周年、像俄罗斯今年5月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那样,请来世界有关各国元首参加恢宏气势的纪念活动,并隆重宣传我们民族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周年。对于今年的胜利纪念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作出指示“采取一切措施,使庆祝活动的规模与事件的意义相符。”他并亲自担任此次约有50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的“胜利庆典”的活动组织委员会主席。
俄罗斯不愿意让这场庆典仅变成红场上空令人惊叹的、缤纷的壮丽烟火,让世界免费观赏一把,可放完了就完了——
国防部长伊万诺夫曾说过,在俄罗斯及其他国家近4万座阵亡将士公墓中总共埋葬了700万俄罗斯的保卫者,但核实造册的仅有60%,在其他国家的一些公墓中,这一比例甚至不足50%。在胜利60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伊万诺夫提议成立专门机构,由政府拨款,将战争失踪者的身份确认与残骸处理的工作进行到底。目前,约有12000名青年参与了相关工作,有关团体也已发现有8000人以上的军人墓地225个。俄罗斯联邦各主体也成立了临时工作小组,以期在胜利日之前尽可能地将英雄奖章送到老战士或其家属手中。
对参加战争的那一代人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正由政府的神圣职责逐步演化为全社会自觉的道义担当:除了改善老战士们的住房、医疗、交通、通讯等条件外,俄罗斯政府还拨款15.77亿卢布对残废军人、老战士及其遗孀们实行一次性补助;联邦各主体也拨款奖励这些老战士;对老战士们的优惠生活服务,打折20%—30%的“老战士商店”,政府拨款1.5亿卢布制作的“胜利60周年”奖章等措施,都受到了老战士们的热烈欢迎
俄罗斯人更看重的是在精神上的积淀。
俄罗斯政府强调:对老战士们而言,除去那些物质奖励, 还要让他们时时刻刻都能够感到,他们的功勋将世代永存,他们的后代将续写祖国光明的未来。几个月来,俄罗斯许多媒体都在宣传——卫国战争的胜利不但是整个俄罗斯军事史,也是俄罗斯精神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它凝聚了俄罗斯世世代代的传统。因此,不管是宏观上、战略上的经验与教训,还是老战士们个人的体验与感受,都是一笔极为丰富而宝贵的世界珍品与教育资源。
显然,俄罗斯朝野都希望借本次庆典之机,通过老一辈人现身说法,创造与年轻一代相互交流的新形式,掀起一轮新热潮。( 见 吕志英 《胜利日的“胜利”庆典 》 2005年4月14日《南方周末》)
韩国人的执著与自尊也令我感动。只举两个例子——
一是战后韩国朝野一直在清查“日据时期”的亲日派所为,去年,执政党总裁辛基南因查出其父当过日本宪兵而不得不辞职。
二是韩国慰安妇自己站出来,要求日本政府赔偿道歉。面对提交的罪恶事实板上钉钉,无奈之下,日本政府准备动用民间捐款(即国民基金)赔付。慰安妇们却不答应,称“这是对我们的第二次污辱。”对此,韩国国民未袖手作壁上观,社会各界纷纷捐款,其数目最后相当于日方原打算支付的国民基金。这帮七八十岁的老太太,此后再无生活之忧,每周二不管刮风下雨,都到日本大使馆前抗议示威,一定要日本政府赔偿、谢罪,至今已坚持七、八年了。她们说:不这样,我们就没有解放,没有真正的自由!
很多年里,从建国之初,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日友好的岁月,日本侵华战争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仿佛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依稀恶梦,而远不是今天精神上仍在隐隐作痛的一道伤疤。
那时,国人知道南京大屠杀的也不多,没有几本教科书提到这件曾经惊天动地的大血案。虽然有《地道战》、《地雷战》、《狼牙山五壮士》、《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等一批文艺作品,但宣传的价值远甚于认识历史的价值。在许多孩子们的眼里,日本侵华战争简化成了陈述先生扮演的松井少佐,一个“猪头”小队长,一个胖子翻译官,以及日本人爱吃鸡,进了村子暴土飞扬,到处抓鸡,还有“米西米西”、“八格牙路”、“统统死了死了的”口头禅。倘若要问日军具体在中国犯下那些罄竹难书的罪案,如同问起孙立人、张自忠、戴安澜是谁,孩子们不知道,十有八九,他们的老师也不知道…… 历史,在精神家园里(4) 中华民族在清算日本战争罪行方面的作为,当使每一个国人汗颜。
据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保守统计,中国在“二战”中的伤亡人数,军队方面为321余万人,民众方面为2000余万人,约是犹太人被害人数600万的三倍,可是中国人对侵略者暴行的揭露和控诉却不及犹太人努力的十分之一。中国从来没有对日本在华战争罪行进行过系统、全面、彻底的调查,以致时至今日还有许多日军暴行未被曝光,许多暴行虽有记载也不够 详尽确凿。中国人也从未像犹太人对纳粹那样利用一切可能的形式和手段将中国受害者的悲惨遭遇和日本兽行的残暴有效地曝露于世界面前。
具有嘲讽意味的是,当广岛、长崎被原子弹轰炸经日本人铺天盖地渲染成“世界末日”,终被列为“二战”中人类的三大惨案之一,而中国的南京大屠杀是否发生,是否遇难者真有30万之众,在许多世人心里却还成了个问号,这正是驱使大洋彼岸美丽如花的张纯如女士写出《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年南京浩劫》一书的动力,也因为写作此书时精神上受到的巨大创伤,这朵花以一种令人扼腕的方式过早凋谢了……
相形之下,在国内有多少专事写作的衮衮诸公,能像远在天涯的张纯如一样对此充满义愤充满血性,乃至欲罢不能、喋血方休?他们中有不少人写得很聪明,任江上潮涨潮落,总是锦上添花,赞歌入云;或是写得很实惠,自诩为“白领”与“小资”,这是两个自觉地把自身与社会底层对立起来的称谓,以示与穷人以邻为壑,并炫耀与富人比邻而居;或是写得很生猛,换一种时髦说法,那就是善于下半身写作……
如果对民族创痛最该有本能反应的一部分人都淡漠、麻木了,还怎么指望这个民族能永远不忘曾经的奇耻大辱呢?
一个没有精神家园的民族,便只能在荒芜的精神原野上如吉普赛人般流浪。
一个遗忘了历史或者不尊重历史的国度,再枝叶葳蕤也不过是舞台上一棵没有根系的大树。
越来越多的声音在激情呼吁, 当日本朝野念念不忘朝拜靖国神社时,中国应该给今天的人们一个给抗战英烈们下跪的地方——在上海,在湖北的西瓜洲,在湖南常德,在台儿庄,在太行山,在平型关,在云南腾冲,在重庆北碚,在川东小镇李庄……
不管是国民党方面的将士,还是共产党方面的将士,不管是拿枪的,还是握笔的,只要是中华民族的热血儿女,今天还有以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应该向他们的英灵顶礼膜拜!
报载,已有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向有关方面提出,应将中国抗战胜利日或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等重要日子定为国家级的公纪(祭)日。
越来越多的身影在忙碌地打捞历史、修复历史——
仵德厚、张家福老人那烙满历史事件与社会变革的脸上,有了豁齿的笑容。也许正因为豁齿,那笑容更显得像深秋经霜后的金菊。
尽管这一切在静悄悄地进行,但据说,上海的陵园里有了张灵甫等抗日名将的衣冠冢,戴笠故居和汤恩伯故居,业已修葺开放。湖南衡山在“文革”中被捣毁的、由蒋介石书写“忠烈祠”并供奉纪念湖南几次战役中牺牲将士的牌位,也在恢复。
不仅是王选女士和《凤凰卫视》,现在还有不少血性公民站出来,著名的有民间组织“保钓”联合会会长童增先生,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苏智良教授,十年来孤身奔走于中日两国之间、为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受害者搜寻并提供证据的哈尔滨律师苏向祥……
报端上也屡见这方面的文章,今年2月25日《中国青年报》上有一篇报道说起,1994年春天,侯冬娥老人悄无声息地死在山西盂县高庄一个最破烂的窑洞里。她的一生只留下记者记录的一些片段:“她是村子里最受轻视的女人,大家不叫她真名,称她是‘进过炮楼的’,更有人拿她的遭遇当笑话说。一个雨天,她重重地摔倒在村口,因为嫌她‘不干净’,没有人肯过去扶她。”
记者为之诘问到:如果对自己的受害姐妹都如此冷漠,又怎能指望施暴者忏悔、道歉、赔偿呢?
昔日一个狭隘得几近难找一块方寸之地给先烈们下跪的历史,如今经变革时代的开拓,正变得开阔起来;
昔日单调得只剩一个“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逻辑的历史,如今在求是之风的吹拂下,渐渐有了血肉。
历史大相无形,却又高耸入云;
历史宏大叙事,又细枝末节地反映在一个民族的心理框架与精神生活中。
倘若我们这个民族终于能像犹太民族一样自强自重,不屈不挠,像俄罗斯一样从政府到民间都如珍惜眼睛一样珍惜历史,并从历史中汲取民族走向再生之途的丰沛动力;
倘若中国青年在若干有关民族尊严的事件中有更多的人能像韩国民众一样做些切实可行的事情,而不是像有些大学生今天游行扔石子砸美国大使馆,次日在使馆门口排队等签证的学生却比满地的石子还多……
那么,日本打量中国的眼光将一定会少去些狡黠、虚与委蛇的东西。
唯有在一个正视历史并以历史为镜的国家面前,一个在历史上销赃灭迹的国家,最终才有可能在道德上自惭形秽。 绕不过的门槛(1)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谱系中,无庸质疑,“日本”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国家。
一旦点击了这个谱系,与此直接间接相联系的——“明治维新”、“甲午战争”、“抗日战争”、“中日关系”、“中日人民友好”、“天皇”、“武士道”、“右翼势力”、“靖国神社”、“汉奸”、“台独分子”等词语,便层层叠叠、带着各自的历史记忆排山倒海般地向国人涌来,并大厚度、大面积地搅动自近代以来国人总与东北边那个岛国一种揪扯不 断、欲理还乱的情感。
犹如很多女人的一生,就是对付男人的一生;
是否可以这样说,打明治维新起,至少在民族情感与国家利益上,这近一百四十年以来,中国主要便是在应对日本 ?
文化血脉上相融最深、历史交往最多、在彼此近代化、现代化路径上都起了重大作用的两个国家,近代以来却撕杀最烈、摩擦最频、阻隔最远,彼此间最缺乏信任,目光中密布着猜疑与警觉……在人类发展史上,似乎还找不到与此相类似的另外两个国家。
是文化同质又不同构的排斥性?
是一山难容二虎的地缘冲突?
真是过不去的仇山恨海,仇恨就像沙林毒气,销毁它远比制造它困难得多?
或者,两个临近的板块都要隆起,必然会在此时发生的碰撞的轰裂?
或许,亚洲文明不如欧洲文明成熟?历史上曾被德国几次占领的法国,如今和脱胎换骨的德国如胶似漆,成为了欧盟内最具稳定性的力量。
我不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没有精湛的专业学识。我更不是政治家,没有必要像政治家那样含蓄而又周到地说话。
我只是平民中的一个知识者与思考者,无妨说说当下自己的认识与感受——
在日本,极端右翼势力,或者说极端仇视中国的日本人,远不占日本社会的主流;同样,真正对中国友好、热爱中华文化的日本人,也不是主流。大部分的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只限于活色生香的中国菜,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人在日本逐年大幅度上升的犯罪率等。他们对美国的兴趣和崇拜,远远超过对中国的关注。
出于自身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精神文化传统,日本的主流意识认定中国“崛起”必将改变东亚秩序,日本人当然不希望中国强大起来。但在这个充满国家利益矛盾的星球上,谁希望别国强大?俄罗斯希望中国强大?印度希望中国强大?菲律宾、越南希望中国强大?或者中国愿意看到亚洲再出现一个世界宪兵式的美国?
忧心忡忡于中国“崛起”,却并不等于要与中国再度兵戎相见。广大的日本人是爱好和平、珍惜和平的。当今的日本,是一个民主和法律健全的社会,任何政治主张,只有得到大多数议会议员支持后,才能上升成为国家意志,任何个人或团体企图玩火,都不可能成为国家意志,这和“二战”时代军国主义的日本已是泾渭两河。
再有,阻扼战争发生的一个强大存在是美国。
对美国,多少中国人抱着一种复杂的感受——
可以称之为天堂,可以称之为地狱;
既是上帝怀抱里最得宠的小子,又是地球村里无事生非、狗拿耗子的邻居;
世界上每天有无数人在仇恨、咒骂美国,乃至针对它制造恐怖事件,可世界上每天又有无数人为进入这个国家或得到美国绿卡而望穿秋水,呕心沥血;
一方面,美国看起来像不远万里来中国支持抗战的白求恩同志,那么多的美国人在为某些国家由蒙昧走向开放、由暴政走向民主而流汗流血,另一方面,在白宫的椭圆型办公室里,绝对有一把周扒皮的算盘,汗毛茸茸的手下,总要敲打出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
无论心底里你是亲近美国,还是排斥美国,你都无法摆脱当今它几乎无所不在的影子。
美国是当今世界多极力量格局中最重要的一极。
她的强大当然在于其超级的科技与军力。一个最新的例子是,正在美国空军开始服役的F-22型战斗机,F-35垂直起降直升机,可能是未来30年内的最后一代有人驾驶的作战飞机。此后,美国无需派出一兵一卒,只要在国内的某个空军基地里点击鼠标,即可指挥这些飞机去国外参与某场战事。因为不会再看到血流成河,昔日在越南战场心理创伤累累的美国大兵们,从此将告别心理治疗所,走进了 “电脑游戏室”……
她的强大更在于立国二百多年来一直坚如磐石的民主制度,还有保证可以不犯错误、少犯错误,即使犯了错误也能很快纠正过来的决策体制。邓小平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像“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国性规模的动乱,若发生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争取与美国和平共处,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最重要的外部条件。
许多中国人往往只看到美国在亚洲只有一个潜在的对手,其实美国在亚洲有两个潜在的对手:中国和日本。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实力、军事潜力,以及经本尼迪克特描绘的“菊花与刀”的民族性格了然于胸。别看美国总统与日本首相会面时,一方总是春风拂面,一方肯定点头哈腰,俨然师徒兄长,彼此心里却明镜似地清楚:“靖国神社”里供奉的亡魂,有一大半是美军的枪下鬼。列岛上的某些右翼势力,不仅反华,也反美,远在中国的革命青年写出《中国可以说不》之前,石原慎太郎就说出:日本必须对美国说不!而珍珠港那恶狠狠血淋淋的一口,至今仍在让美国的孩子们惊悚…… 绕不过的门槛(2) 美国必然要警惕日本。日本的和平宪法、民主制度是美国设计与推行的,60年过去,天地玄黄,很难不作修改,中国的宪法不也修改了多次?但倘若要做伤筋动骨的大动,美国肯定不会处之泰然。在经贸关系上,两国间一向存在大量的摩擦与纠纷。1985年9月,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5国财政部长会议达成促使美元贬值的“广场协议”,使日元对美元一下升值38%,这正成了历来坚挺的日本经济高墙上的第一道豁口,引发了阴霾至今尚未退尽的金融危机。 时下,美国显然有提升日本军力之居心,以根据其在亚洲的利益应对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可能骤变的风云,但这并不意味美国要将日本这头东亚虎放出笼子。倘若真如此,日本可在一星期之内就会成为核大国,它的千万辆汽车产能的制造能力,不过几天就能将防守本土的自卫队变成耀武扬威于海外的冲锋队……
在《中国不配做我们的对手》一文里,小林史郎实实在在讲出了埋藏在大和民族心底里的几句话——
日本的唯一的对手是美国。我们目前的低调不是因为日本弱小,而是因为日本内敛,内敛是日本的优秀传统,只有内敛我们才能在哪些大国吵吵嚷嚷的时候发展自己的力量。有一天,当我们集聚了足够的力量,那么即便是美国也只能和日本平分世界的利益。这不是梦想,这正在变为现实。
美国深谙借力打力,在冷战时期的美、中、苏三角关系上,就已运用自如。基辛格当年游说那些不同意与北京联手制苏的参议员时讲了一句著名的话:“如果我们去不了北京,那么我们也去不了莫斯科。”当今在遏制日本上,一个正崛起的中国,无疑是美国的所借之力;而在遏制中国上,一个迫切要做“正常国家”的日本,在屡屡给中国添堵的同时,大概也让美国人一边偷着乐……
换位想想,从美国,或许还从欧洲的立场来看,一个二虎相争的亚洲力量格局具有内在制衡性,双方力量互为冲抵,比一家独大对欧美有利。甚至连东南亚诸小国,从心理上也会希望看到中日两国互为制衡的现实,以为他们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在未来的亚洲发展前景中,避免中国超霸或日本超霸,保持一种和平状态下的动平衡是中日两国可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其他非要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愿望或冲动,则必将引发丧失既得利益的沉重后果。
从日本的战略传统、民族性格及当今国际地缘政治来看,中日两国不可能友好,却必须和平相处,两国各自都有许多缠头的难题需要解决。对日本来说,如何彻底摆脱经济萧条的阴影;如何处理与周边国家日愈激烈的摩擦、冲突,并卸下亚洲国家对其普遍的不信任感;如何全面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不但在物质上强大,也在精神上强大,不但在制度上先进,也在文化上先进,而不像当今这样被许多外国人也被本国的有识之士视为一个跛脚的、孤独的二流大国。
199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先生在授奖仪式上,如是说——
我觉得,日本现在依然在持续着开国一百二十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的两极之间……暧昧的进程使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
……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就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
——(《我在暖昧的日本》许金龙译 载《世界文学》1995年2月号)
对中国来说,除了在前面已经提到的面临着比世界大多数国家都要沉重、艰巨得多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中国要真正崛起为为一个全方位的世界性大国,还必须成为比日本更为强大的国家,至少在东亚地区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中国还须将与美国的或明或暗的对峙与角力,更多地转换为彼此的谅解与互信,这些都需要一个和平状态下较长时间的演变过程,决不可能一蹴而就。
面对海龟一样趴在太平洋风涛里、似乎总令人琢磨不定的日本,中国当然得有高度的警惕。但最现实、又有着最深用心的图谋,却可能来自岛内,也可能来自岛外——即促使两国民族主义过激反应,在很多问题上纠缠不清,从而转移中国国家注意力,加重中国现代化的成本,大大迟缓或停顿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
中国能找到100个理由谴责日本,中国更能找到100个理由与日本和平相处。
我深深以为——
中国欲一扫近代以来的耻辱与颓唐,走向民族的全面复兴,非得通过日本这道心理门槛;
在很大程度上,这道门槛将考验中国能否成为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
日本要洗去孤独与暧昧,成长为世界性大国,更是绕不过中国这道道义门槛;
在某种意义上,这道门槛成了判断日本能否重铸为一个政治诚信国家的试金石。
2004年6月 初草
2004年12月5日——2005年3月31日 一稿
2005年4月3日—— 4月18日改定
于 南昌大学 主要参考书(篇)目 《日本管窥》 周作人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3年5月第一版
《日本人的缩小意识》 [韩国] 李御宁 著 张乃丽 译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3年第一版 《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 尚会鹏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11月第一版
《日本文化史》 叶开渠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4月第一版
《内藤湖南研究》 钱婉约 著 中华书局 2004年7月第一版
《菊与刀》 [美国] 鲁思·本尼迪克特 著 商务印书馆 1990年6月第一版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美国] 孙隆基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
5月第一版
《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 [美国] 赫伯特·比克思 著 王丽萍
孙盛萍 译 新华出版社 2004年9月第一版
《中国与日本的他者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3月第一版
《疯狂的岛国》 [美国] 时代生活丛书编辑 著 唐奇芳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海南出版社 2004年9月第一版
《肆虐的太阳旗》 [美国] 亚瑟·查齐 著 胡修雷 译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海南出版社 2004年9月第一版
《日本的崩溃》 [美国] 基斯·惠勒 时代生活丛书编辑 著 李海钢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海南出版社 2004年9月第一版
《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 [德国] 威尔海姆·赖希 著 张峰 译 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三版)
《1937:深重的灾难与历史的转折》 忻平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
12月第一版
《李宗仁回忆录》 广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0年编
《八年抗战与台湾光复》 何应钦 著 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1981年
《抗战胜利的代价——抗战胜利40周年学术论文》 台湾联经事业出版公司 1986年9月初版
《战争罪责》 [日本] 野田正彰 著 朱春立 刘燕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7月第一版
《国共抗战肃奸记》 王晓华 孟国祥 张庆军 编著 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1年3月第二版
《铁与犁——百年中日关系沉思录》 余杰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4年6月第一版
《东史郎日记》 [日本] 东史郎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9年3月第一版
《第三帝国党卫队》 [美国] 时代生活丛书编辑 著 孙逊 译 海南出版社
2000年10月第一版
《第三只眼睛看江西》 胡平 编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4年4月第一版
《国家的事——2001年—2003年中国走读报告》 胡平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4年10月第一版
许介鳞 《日本的现代化是中国资助的》《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学刊》转载
张国功 《国难期间的“李庄精神”》 《随笔》2005年第一期
2005年02月15日《万维读者网》 《蒋介石曾想逃亡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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