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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设想，父亲积极支持。他深信，研制人造卫星，探索宇宙空间，对我国的科技事业，无论是在民用和军用方面，都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早点动手比晚动手要好。

6月初，父亲患眼疾，住院治疗。6月9日，安东来医院探望他，他问起研制人造卫星的安排落实情况，说：“我很关心这件事，希望你再找五院、科学院、一机部等单位开个会，赶快把力量组织起来，各就各位，开始工作。”

按照父亲的要求，8月份，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中国科学院581小组”，负责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国科学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由钱学森任组长，赵九章、卫一清任副组长。但限于我国当时的技术条件，这项工作开始时主要进行理论上的研究。

当时计划筹建卫星运载火箭及总体、卫星控制系统、卫星探测仪器及空间物理3个研究设计院。因种种原因，这个计划当时没能实现。

8月20日，在父亲签署的向中央上报的《关于12年科学规划执行情况的检查报告》中，正式提出了研制人造卫星的建议。这是吵嚷了半年多来，第一次在上报中央的正式文件中提出卫星的事。

1960年4月，父亲参观上海电机厂

报告上说——

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将使尖端科学技术加速前进；开辟新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领域，为导弹技术动员后备力量。同时，大型的卫星上天是洲际弹道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围绕人造地球卫星的研究，一系列工作将被带动起来。其中包括：高能燃料、耐高温合金和精密机械加工技术的发展、利用能源发电的新技术、无线电电子学、应用数学和电子计算技术等。人造地球卫星首先成为高空物理研究工作的一个有力工具……将成为高空中生物研究和开展星际航行探索工作的前奏。实施的步骤：首先发射探空火箭，展开高空物理研究工作，解决遥控、遥测技术和观察中的一系列问题。 我很关心这件事(2) 连载:山高水长 作者：聂力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此后，中国科学院加快了成立卫星运载火箭及总体设计院的工作。同年11月，为充分利用上海的科研力量，经父亲批准，这个院迁往上海，组建了中国科学院上海机电设计院，专门从事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

1959年1月上旬，父亲到上海主持第一次全国地方科技工作会议。他在会上多次鼓励上海的科技界和国防科研单位，要大力支持中国科学院搞好探空火箭和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 　　上海地方科技工作会议后不久，张劲夫传达了邓小平、陈云的指示：现在拨巨款研制人造卫星，与国力不相称，要调整空间技术研究任务。

据此，张劲夫提出，科学院的近期研制方针是，集中力量搞探空火箭。

父亲表示，完全同意邓小平、陈云的指示和中国科学院的近期方针。目前，确实出现了科研战线拉得太长的情况，某些项目收缩一下，对集中力量研制导弹、原子弹是有好处的。搞探空火箭，本来就是我们研究人造卫星的第一步任务，今后就要在研制探空火箭方面做扎实、细致、艰苦的工作。

此后，中国科学院上海机电设计院在王希季等科技人员的艰苦努力下，在研制探空火箭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60年2月，他们自行研制成功了“T-7M”型液体探空火箭，火箭直径只有250毫米，起飞重量190公斤，发射高度8公里。虽然它像个大炮仗，但它毕竟是中国人研制出的第一枚探空火箭。

这一年的4月18日，父亲在张劲夫、郭沫若、钱学森等人陪同下，冒雨来到位于上海江湾机场内的简易试车台，观察了“T-7M”火箭发动机的热试车，对研制火箭发动机的专家们给予了热情的鼓励。

5月28日，毛泽东在上海科技展览会上察看了这种探空火箭后，大加赞扬，勉励说：“8公里，那也了不起。”

毛泽东似乎意犹未尽，又说：“应该是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上去。”

1960年4月18日在上海，父亲（左四）、张劲夫（左三）、钱学森（左二）

视察探空火箭发动机试车情况

5个月后，发射重量达1138公斤，飞行高度60公里，携带25公斤气象探测仪器的我国第一枚T-7型高空气象火箭，在安徽省广德县山区发射成功。这应该算作中国人在人造卫星的研制中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绩。

但是，由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由于苏联单方面撕毁新技术协定，在国防尖端项目研究“缩短战线”的政策调整中，中国的卫星研究，先是悄悄地退到一旁，然后便是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这颗卫星，本来可以早一点上天的(1) 连载:山高水长 作者：聂力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4年，中国的地对地弹道导弹、原子弹先后炸响，震惊世界。沉默了许久的卫星，又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1965年初，著名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了一份关于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问题的建议书，引起周恩来的关注。 　　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建议书，建议我国暂停研制的人造卫星，应该重新上马。

钱学森写道——

自苏联1957年10月4日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以来，中国科学院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对这些技术都有过一些考虑，但未作为一项研制任务。现在看来，弹道导弹已有一定基础，如进一步发展，即能发射携带仪器的卫星，计划中的洲际导弹也有发射人造卫星的能力。工作是艰苦复杂的，必须及早开展有关研究，才能到时拿出东西。因此，建议早日主持制定研究计划，列入国家计划，促其发展。

1965年2月初，父亲看过钱学森写的报告之后，作出如下批示——

我国导弹必须有步骤地向远程、洲际和人造卫星发展，这点我一直很明确。人造卫星早就有过考虑，但过去由于中程弹道式导弹还未搞出来，技术力量安排上有困难，所以一直未正式提出这个问题。钱的这个建议，我意，请张爱萍邀钱学森、张劲夫等有关同志及部门座谈一下，只要力量上有可能，就要积极去搞。步骤上，还是先把中程导弹搞出来，作为运载工具。头部（卫星）要与中国科学院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地球物理所及搞探空技术的力量。如何分工，请在座谈会上研究一下。可考虑卫星以中国科学院为主进行研制。

根据父亲的意见，国防科委组织力量对研制卫星进行了可行性论证，并将论证结果报告给中央专委。

1965年3月，在张爱萍的主持下，国防科委召开了发展我国人造卫星的可行性座谈会，张劲夫、钱学森、孙俊人、赵九章、吕强等3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上，与会者对发射人造卫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并对运载工具的选择及卫星的重量问题也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最后一致认为，现在技术基础已经具备，研制和发射卫星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科技上都有重要意义，应该统一规划，有步骤地开展卫星工程的研制。

5月初，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科委的报告，将研制卫星列入国家计划。

7月2日那天，父亲专门听取张劲夫、张震寰的汇报，内容是中国科学院提出的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方案。

听完汇报后，父亲说：“研制、发射人造卫星是个很复杂的任务，要很好地分工。卫星本身真正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科学尖端，它过了关，可以带动一系列技术的发展。运载火箭及其第三级火箭还是由七机部研制。”

他又说：“我国的第一颗卫星能发射上天，能听到、看到，考验了运载工具和探测仪器就不错了。为抓好研制、发射人造卫星这项工作，需要组织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或小组，下设一个业务局做具体工作。我国究竟需要发射一些什么型号的卫星，要很好论证、研究。型号不要太多。……西北导弹试验基地将来要成为一个基本的卫星发射试验基地，搞一些可以移动的测量设备，搞一些临时的或辅助的试验基地。”

半个月以后，父亲在听取七机部领导王秉璋、钱学森等人汇报时，又谈到了卫星的问题。他说，如果运载工具1969年能搞出来，1970年放人造卫星是可能的。

他又说，人造卫星的研制由中国科学院担任，这个担子已不轻。运载工具包括第三级火箭，应由七机部搞。第一颗人造卫星不必搞什么更多的科学探测，只要放上去，送入轨道，能转起来，听得着，看得见，就行。成功后，再搞通信、侦察、气象等卫星。

他还说，“大跃进”时，谁都要搞上天的，各搞各的型号，事实教训我们，上天不是那么容易，各搞各的是不行的。

多年以来，父亲一直反对各搞各的，提倡集中力量，形成拳头，搞大协作。搞卫星，他仍然是这个观点。

随后，中国科学院上报了卫星研制规划。

8月2日，中央专委会第12次会议批准了这个报告。专委会对中国第一颗卫星提出的要求是：必须考虑政治影响。我国第一颗卫星应该比苏美第一个卫星先进，表现在比他们重量重，发射机的功率大，工作寿命长，技术新，听得见。

中央专委会还确定了中国发展人造卫星的方针：由简到繁，由易到难，从低级到高级，循序渐进，逐步发展。并对卫星工程作了明确分工：整个卫星工程由国防科委组织协调；卫星本体和地面测控系统由中国科学院负责；运载火箭由七机部第八设计院负责；卫星发射场由国防科委试验基地负责建设。 这颗卫星，本来可以早一点上天的(2) 连载:山高水长 作者：聂力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这样，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便开始进入了工程研制阶段。为全国协作方便和保密起见，再加上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中央专委确定，把搞人造卫星的代号定为“651”任务。

9月，中国科学院组建了卫星设计院，由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 　　中国人造卫星的研制工程，终于正式起步。

东方红一号上马不久，文化大革命来临了，人造卫星工程的研制受到很大干扰。父亲那时候紧紧盯着“两弹结合”试验，盯着氢弹，除此之外，他还盯着核潜艇和卫星。搞两弹结合试验成功后，他到马兰核试验基地视察，离开马兰，他没有直飞北京，而是和张震寰、钱学森等人一起，又回到了酒泉。时间是1966年11月17日。

他这次来，是专门为了卫星来的。

导弹试验基地的领导李福泽、栗在山、张贻祥等，起初不明白父亲他们为什么又来这里。父亲说：“我这次来，是有件要紧事和你们商量。”

父亲说的要紧事，就是卫星的事。父亲告诉他们：现在科委机关和北京的研究院都乱了，为了不影响整个卫星发射试验的进度，卫星地面观测台、站的筹建工作要交给你们基地管。我回北京后，让总参发个文件，各个台站的工程建设由各大军区组织实施，站址勘选、设备安装、业务工作都由你们负责。你们要抽出技术骨干，到各个台站负责技术工艺性建设和设备安装。科学院的“七零一工程处”现在已无法正常运转，也要交给你们。你们可以先作些准备工作。

听父亲说完，李福泽不禁面露难色，他老老实实地说出了基地的难处：“聂老总，这方面的工作，难度非常大，科学院的‘七零一工程处’又属于地方单位，任务协调、人员管理比较复杂，让基地来接管是很困难的。”

钱学森着急了，说：“科学院的人现在正忙于搞‘文化大革命’运动，北京没法安安静静地搞，照目前这个样子，卫星的事，恐怕一年半载都难以走上正轨。”

父亲对李福泽说：“你们先吃后吐嘛。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先接收过来再慢慢消化吧。不管现在遇到了多大的困难，我们的人造卫星发射试验一定要如期实施。现在再不抓紧卫星观测台站的建设，就赶不上了。”

1967年2月至10月，东风基地副参谋长乔平率领由基地和中国科学院、北京工业设计院、北京邮电设计院等单位有关人员组成的勘察组，先后在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勘察，确定了各卫星地面观测站的站址，并确定将陕西渭南作为基地卫星测量部（即第六试验部）所在地。

1967年6月23日，东风导弹试验基地成立了卫星测量部，统一负责全国卫星测量台、站的规划、建设及建后的使用管理。

此后，东风导弹试验基地正式接管了中国科学院的“七零一工程处”，并编入基地设在陕西渭南的第六试验部。至此，从事卫星测控研究和从事火箭、导弹靶场测控工作的两支队伍汇集在了一起，在混乱的年代里，开始了卫星测量控制网的建设。

这还不够，为了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对国防尖端科研项目的冲击，1967年3月，父亲建议将各国防科研院所，以及中国科学院承担国防科研任务的研究机构，由国防科委实行军事接管。

这个重要建议得到毛主席批准。

事实上，正是这个决定，使中国的卫星研制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下来了。

随后，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1967年5月，父亲听取钱学森等关于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问题的汇报时指出：“科研机构要精干，工作要紧张，不要人浮于事。电子技术，是各军兵种、研究院都需要的，都要各自做些研究工作。”

1968年2月，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由钱学森兼任院长，这使得卫星研制工作得以在“文革”动乱中继续进行。而这时候，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已经含冤非正常死亡。

做完这几件事情，父亲就被卷进了“二月逆流”里，连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了。也使他渐渐被迫离开了他所钟爱的国防尖端事业，这时的他，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关于卫星，当时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刘华清回忆说——

七十年代第一个春天，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叫“东方红一号”。这是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的体现，但却被说成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正是“文化大革命”，给“东方红一号”带来许多不应有的困扰和麻烦。

我不懂卫星，也不管这项工作。到了1968年，“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遇到了问题，各分系统文齐武不齐，不协调不配套。为了保证1970年发射，空间技术研究院领导和设计人员在原方案基础上进行了合理的修改，但这一修改方案却找不到拍板的人。五院总体主任设计师孙家栋拿着方案找到我，孙家栋说话很直率：你懂也得管，不懂也得管。你们定了，拍个板，我们就可以往前走。 这颗卫星，本来可以早一点上天的(3) 连载:山高水长 作者：聂力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听了他们的汇报，问了有关情况，我心想，这事不能拖，总得有人承担责任。便对他说：“技术上你负责，其他问题我负责，我拍板。”

这个时期，七机部也没有什么人管事了。关于“东方红”卫星的事，后来我又听过一次机关汇报，也到现场看了看。卫星方案的若干修改和简化我就拍板定了。我当时强调，最后总体决策还要向党中央、周总理和聂帅报告。我把卫星方案修改和简化情况报告了聂帅，聂 帅也批准了。卫星计划才得以进行下去。回想起来，当时这么干，除了有一种强烈责任感外，也有一点儿傻大胆的味道。

1970年4月24日，重达173公斤的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东方红》乐曲响彻神州大地，中国万民欢腾。此时的父亲，刚从邯郸下放回来不久，赋闲在家，心情郁闷。但当他从广播上得知，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时，他仍然是欣慰不已，紧皱的额头一下子舒展开了。

记得第一颗卫星发射成功的那一天，我正下放在河南“五七干校”劳动，喜讯传来，我们连夜敲锣打鼓到农村向贫下中农报喜。老乡从睡梦中醒来，问：“这么热闹，啥事啊？”我们说：“我国的人造卫星上天了。”他们说：“天上有那么多星星了，还造什么地球卫星？”现在想起来，这似乎有点可笑；再一想，又让人笑不起来。那时候，科学离我们的人民群众太远了。

当年回到北京后，有一天晚上，天气出奇的好。父亲在院子里散步，不经意间，我们抬头，看到了从北京上空划过的东方红一号。父亲久久地望着它，望着它的轨迹，喃喃地说：“这颗卫星，本来可以早一点上天的……”

中国是世界上第5个发射卫星的国家。

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飞天梦想，终于一步步变成现实。从1970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以来，截止到2006年9月，已有9种长征系列型号的火箭进行了数十次卫星发射。在激烈的竞争中，中国航天走向世界，成功地发射了亚星、澳星、铱星，在国际航天领域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一份秘密报告，催生第一代中国核潜艇(1) 连载:山高水长 作者：聂力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父亲在全力领导组织“两弹”研制的同时，十分关注我国核潜艇的研制。

我国第一座实验性原子能反应堆开始运转后，1958年6月18日，父亲召集罗舜初、刘杰、张连奎、万毅、安东等开会，讨论研制核潜艇问题。

6月27日，父亲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写了关于研制导弹核潜艇的报告。报告说— —我国的原子能反应堆已开始运转，这就提出了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和原子能动力利用于国防的问题。关于和平利用方面，国家科委曾开过几次会进行研究，已有布置。在国防利用方面，我认为也应早作安排。为此，曾邀集有关同志进行了研究，根据现有的力量，考虑到国防的需要，本着自力更生的方针，拟首先自行设计和试制能够发射导弹的原子潜艇，先设计试制××××吨的原子潜艇，接着再设计××××吨的，前者争取在1961年10月1日前下水。……拟以罗舜初、刘杰、张连奎、王诤等4同志组成一个小组，并指定罗舜初同志任组长，张连奎同志为副组长，筹划和组织领导这一工作。

报告还就海军、一机部、二机部、五院的研制分工、核潜艇生产工厂的建设等问题提出了建议。

这个报告一送上去，当即就得到了批准。1958年6月28日，报告送审第二天，周恩来总理对报告作了如下批示：“请小平同志审阅后提请中央常委批准，退聂办。”次日，邓小平总书记仔细审阅报告后批示道：“拟同意。请主席、彭总阅后退聂。”毛主席和彭德怀也随即圈阅了这个报告。就这样，一项关系到海军建设大局、关系到国防现代化建设大局的重要尖端技术工程确定了，我国核潜艇研制工作正式启动。

1958年9月，二机部组建了反应堆研究室，负责核动力研究；海军和一机部共同组建了核潜艇总体研究室，负责总体设计、研制和任务的安排落实。

在核潜艇研制工作开展不久，1959年9月，赫鲁晓夫来华，周总理和我父亲在同他的谈话中，提出核潜艇的技术援助问题。可是赫鲁晓夫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你们搞不了，花钱太多，你们不要搞。”

对此，毛泽东十分坚定地表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这是一个响当当的誓言，是一个不可摧毁的信念。它代表了父亲那一代人的雄心壮志，那就是，无论如何，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核潜艇。

从此，中国走上了独立研制核武器的道路，其中就包括核潜艇。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指示以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为主，开始潜艇核动力装置的开发研究工作。当时，核科学人才奇缺，除了少数几个人懂得核科学之外，大多数人对核的了解还是比较肤浅的。世界上也只有美国、苏联两国拥有核潜艇，为了不至于使新中国成为一个军事强国，它们都对中国进行了核技术封锁。在开始核动力潜艇研究时，科学家手中所掌握的“资料”，仅仅只有两张外国杂志上发表的并不完全的核潜艇外形照片。就这样，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凭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开始了核潜艇的研制工作。

3年经济困难时期，再加上苏联撤走专家，使我国没有力量同时支撑原子弹、导弹与核潜艇这3个攻关摊子。中央专委决定集中力量先搞两弹，让核潜艇研制工作暂停。

此前，曾有一种意见，完全停止这项工作。

父亲知道，完全停止研制核潜艇，尤其是人才流失后，将来再组织力量就难了，必须想办法坚持下去。这时候，国防部第七研究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七院，该院是核潜艇研制的主要单位）院长刘华清、政治委员戴润生也向父亲建议：核潜艇工作不宜全部下马，否则，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且技术队伍也将散失，以后再重新上马，困难更多。

父亲同意他们的意见，最终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支持，决定在国民经济困难情况下，仍然保留一个由50多人组成的核动力研究室，按照少花钱、少用人的原则，把重点放在一些关键技术的攻关研究上，保持研制工作不断线。

彭湃烈士的儿子彭士禄是我国核潜艇的总设计师，就常来我家做客。彭士禄回忆说：“由于经济困难，核潜艇1962年下马，目的是为确保‘两弹’成功。这时，聂帅留下50余人，在原子能研究所核动力研究室，继续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我当时正好调到这个研究室当副主任，主持这项研究工作。当聂帅知道我在核动力研究所当副总工程师并且抓这项工作时，非常高兴，嘱咐我核潜艇这项工作极为重要，希望你们努力搞好。”

1964年，我国先后成功发射中近程地地导弹、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后，1965年3月，中央专委批准核潜艇工程重新全面展开研制。

核潜艇总体方案论证一开始，设计上就面临着“常规艇型加核动力”与“水滴线型加核动力”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 一份秘密报告，催生第一代中国核潜艇(2) 连载:山高水长 作者：聂力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因经济困难，科学技术、工业基础还较落后，应采用“常规艇型加核动力”。其根据是，人家先进国家都是遵从这样的路子：普通线型核动力—常规水滴型—核动力水滴型。认为现在不能再犯五十年代后期那种“冒进”的错误，在自身实力不强的情况下，将人家的“三步”化为“一步”走。

黄旭华总工程师等人坚决主张搞“核动力水滴线型”方案，认为我们不能因为五十年代 的“冒进”而裹足不前。“核动力水滴线型”方案是经过几年调查研究和在一定的实验基础上提出的。它的特点是：圆形截 面，流线性好，水下操作性好，阻力小，机动灵活，生命力强，可以大大提高航速，是目前世界上先进国家都在研制的目标。只要我们解 放思想，群策群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三步”并作“一步”不是没有可能的。

12月5日，父亲专门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就核潜艇的艇型、鱼雷核潜艇和导弹核潜艇研制程序和研制实施等重要问题，进行研究。

父亲听得很认真，不时地插话询问情况，并当场与有关方面负责人商量探讨。最后，父亲做结论说：

“总体不要用常规潜艇的艇型，要重新设计，不然搞得两不像，又不像常规潜艇，又不像核潜艇。”

“中国的核潜艇绝不是‘核动力加常规艇型’，而应该是‘好马配金鞍’，搞‘核动力水滴线型’！”

多年后，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来看望父亲。黄旭华回忆说：“聂帅的这个决策，意义非常深远。别看是简单几句话，使我们受到极大鼓舞。小木屋是房子，摩天大厦也是房子，但摩天大厦决不等于小木屋的相加，也不等于是小木屋的放大。核潜艇决不等于常规潜艇加一个核电站就可以成功。”

1982年，美国“核潜艇之父”里科弗上将在参观我国“长征一号”水滴型核潜艇后，颇为惊奇。中国六十年代能研制成功核动力水滴型潜艇使他感叹不已。他伸出大拇指称赞说：“这完全可以与同时代先进国家的核潜艇媲美！”

在要不要建造核潜艇陆上模式堆问题上，也曾有几种不同意见。

一种观点认为：建造1比1核动力模式堆装置“花钱太多，不值得”。

以钱三强、彭士禄、赵仁恺代表的专家们则认为，我们没有反应堆设计和核动力装置试验运行经验，为验证设计、摸索可控核裂变的规律，考验材料设备、培训艇员，这不是任何单项模拟装置能够代替的。美、英、法等国都曾经建有核潜艇陆上模式堆，不是没有科学道理的。我们这样做，不是盲目照搬外国的做法，而是按科学规律办事。试想，造架飞机，造辆汽车都需要制作一个真实的样品，何况制造核潜艇呢！

父亲和国防科委领导在认真分析两种不同观点的争鸣后，决定采纳二机部建造陆上模式堆的方案。会后，研制部门根据父亲指示，又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向中央专委和中央军委正式报告，仅用6天时间就得到批准。1965年8月中央专委第11次会议决定，将于1970年建成陆上模式堆。 中央军委“特别公函”(1) 连载:山高水长 作者：聂力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核潜艇工程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复杂程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它最起码涉及27个省市和上千个科研、生产单位，任何一个环节上出问题，都会影响整个研制的进度。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很多参与核潜艇工程的单位受到冲击，部分工厂停工，许多研制项目经有关部门进行协调仍然无法落实。 　　情况反映到父亲那里，父亲坐不住了。他决定在北京召开有几百人参加的工程协调会议，并明确规定接到通知的同志都要到会，即使正在被批斗的也要来。为保证与会代表顺利到京，父亲还要求在会议通知上注明，凡是接到通知的厂长、书记，不论是否在接受批判和审查，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理由阻挡。

在那个时候召开这样的会议，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搞不好就要惹怒中央“文革”那帮人。尤其是那个时候，父亲的政治处境已经十分困难，身体也很虚弱，但他还是下决心要开这个会，不然，核潜艇的建造，就会变得遥遥无期。

1967年6月25日，有关核潜艇的秘密会议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参加会议的同志都希望中央领导能到会作指示，给大家鼓鼓劲。6月28日下午，父亲一身戎装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他说： “工程工作量很大，协作面很广，一环套一环，紧紧相扣，每个部分的工作都要从大局出发，只能提前，不要拖后，不要因为自己的部分，影响整个进程。困难是很多的，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克服解决。”

最后，他又说：“一定要按时完成任务，为加强我国的国防做出新的贡献！”

父亲出席这次会议的情况深深地印在了一些与会代表的脑子里，许多年后，他们还能回忆起很多的细节。

会上，有人反映，造反派对核潜艇研制工作横加干涉和阻挠。父亲忍不住发火了，大声说：“不要理他们！抓国防建设，何罪之有？就是戴手铐，这个工程我也抓定了！”

协调会后，大多数单位的研制工作开展起来了，但也有少数单位，任务迟迟落实不下去，甚至连协调会的精神也无法传达。

刘华清回忆说：“‘文革’中，由于工厂、科研单位陷于混乱，核潜艇的研制工作面临中断的危险。有的厂、所领导就来北京要求工程办公室派人去解难。开始还能派人去，以后多了，也应付不过来。有的同志建议以中央军委名义发一个专门文件，但有的同志怕这样被误解为‘以生产压革命’。我和大家反复研究后，决定向聂帅提出建议，以中央军委名义发一个关于核潜艇工程特别公函，强调核潜艇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对国防建设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任何人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生产研究现场，不准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必须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1967年8月，中央军委发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特别公函’。当时各有关部、院主管核潜艇工程的同志以‘特别公函’为依据，确实排除了不少干扰，保证了科研任务不致中断。”

父亲是1967年8月30日那天，签发那份史无前例的“特别公函”的。早晨一上班，刘华清怀揣着打印好的一份材料，来到父亲在国防部的办公室。刘华清说了没几句，父亲全明白了，他戴上老花镜，仔细地看完“特别公函”，沉默了片刻，拿起笔来，庄重地签上了“聂荣臻”三个大字。

不经军委常委会研究，不经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点头，当时已经卷进了“二月逆流”的父亲，签发这样一份面向全国的文件，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大胆，父亲想了想说：“豁出去了。”

当天，刘华清把父亲签发的那份“特别公函”带到了核潜艇工程协调办公室，人们的激动之情难以言表。

刘华清认为，在这件事情上，父亲有着“大无畏的精神”。

后来的事实证明，“特别公函” 是动乱年代里的一柄“尚方宝剑”。各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亲自带人到生产厂、制造车间、试验室、研究所传达“特别公函” ：“核潜艇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尖端国防工程。任何单位，任何人，均不得以任何借口和理由冲击车间，更不能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

“尚方宝剑”一亮出，与核潜艇有关的单位，生产科研秩序纷纷恢复了。

后来，总设计师彭士禄、黄旭华，以及陈佑铭这些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的元老，感慨地说：我们能在动乱的岁月里，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按中央预定的日期将核潜艇研制成功，如果没有“特别公函”，没有毛主席、周总理、聂帅等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直接领导，没有全国工人阶级、科技人员的大力协作，我们不可能创造奇迹。

1970年12月26日，科研人员和建设者们将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推向海洋。 中央军委“特别公函”(2) 连载:山高水长 作者：聂力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1971年8月，第一艘核潜艇经过半年的反应堆安装和调试，开始下水试航。

1974年8月， 88岁高龄的朱德元帅登上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的指挥舰，在碧波荡漾的大海上检阅了中国自己研制的核潜艇。

这年的12月4日下午，父亲听取海军领导汇报我军核潜艇和新型导弹驱逐舰的研制情况， 并观看了这两型舰艇的纪录片。父亲高兴地称赞说：这两年海军装备的研制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

中国是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核潜艇在较短的时间内研制成功，使中国人在海洋上有了一个战略制高点，它的重大意义是难以估量的。中国核潜艇制造者们在完成第一代核潜艇后，不久又将中国的弹道导弹核潜艇推下了水。1988年9月，中国水下发射运载火箭成功。这是我国弹道导弹核潜艇在世界上的首次亮相。

1990年，又一艘核潜艇下水，新任军委主席江泽民到场剪彩，我当时就站在江泽民和其他军委领导同志身边，一股强烈的自豪感令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与核潜艇有关研制人员合影

七十年代初，我调到海军“船办”、国务院、中央军委“09、718”工程办公室，开始参与海军装备研制的组织管理工作，有机会到第七研究院的一些研究所，深深地感受到了广大科技人员和工人为核潜艇的研制、为海军新装备研制的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也到过核潜艇总装厂，接触过军队搞核潜艇工程的许多同志，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搞核潜艇不容易，搞核潜艇光荣！都感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策英明。核潜艇在较短的时间内研制成功，使我国的海军战斗威力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目前，我国第一代核潜艇仍在有效地服役，更可喜的是我国的核潜艇装备技术又有了新的发展。我想，父亲对此一定会感到十分欣慰的。 让你牵挂让你忧(1) 连载:山高水长 作者：聂力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父亲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兼党组书记、国防科委主任兼党委书记等职务。自从1956年他主动请缨，率领知识分子努力攀登科技领域里的“珠穆朗玛峰”以来，一晃10年过去了。这10年里，他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领导科技工作上。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是不平凡的10年。众所周知，科技战线捷报频传，“两弹”的横 空出世，让中国步入了大国行列；科技工作的全面发展，前景喜人。许多事实已经证明，中国人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美好愿望，已不再是遥远的梦想。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骤然降临了。

父亲联想到五七年的“反右”风暴，他意识到，在这场政治风浪中，自己应该尽力保护好科技界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没有他们，新中国将一事无成。

1966年6月22日，也就是“五·一六通知”下发后的一个多月后，父亲与有关方面一起研究起草了《关于文化大革命中对待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几个政策界限》的初稿，其中指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属于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左派、中派，应予团结保护。对科研机构的要害部门要严加保卫，如有人抢档案、武器、爆炸物、毒品或泄露国家机密、破坏仪器设备等，一律以反革命论处。

这算是父亲在“文革”初期发出的第一个声音：他要保护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科研机构。

但是，这个文件遭到了“中央‘文革’”的强烈反对，勉强在少数科研部门试行了一段时间，很快就夭折了。

6月23日，父亲与李富春在听取中国科学院汇报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情况时，又重申了保护知识分子、保护科研设备的观点。

而这时候，造反派已经开始点名批判他了。不久，北京街头出现了更多的“炮轰聂荣臻”的大标语。我记得有一天我外出，看到一座大烟囱上垂下来一幅巨型标语，上书：“万炮齐轰聂荣臻”。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听人讲，北京火车站的一幅批判聂荣臻的标语最为“壮观”——一辆解放牌卡车横过来，竟然遮不住其中的一个字。

父亲的处境已经很不妙了。可是，此时父亲所想的，并不是保持自己，而仍然是保护知识分子和科研设备，保持科研工作的秩序，一有机会，他就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建议，要保护像钱学森、华罗庚这样的著名科学家，这些人是“国宝”，你不能连“国宝”都不要啊！

7月12日，父亲给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打电话，说：“我历来主张，对老一代的自然科学家，只要他们爱国，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就应该充分利用他们的所长。至于世界观的改造，慢慢地通过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斗争，逐步加以改造。这样做，对我们的事业有利。”

8月上旬，父亲出席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就是有名的“十六条”。

父亲当上政治局委员，我没见他有丝毫的高兴。倒是知道，这次会议上，经过他的努力，把保护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这一条写进了“十六条”中，该文件第十二条明确规定：“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虽然只有一句话，但父亲对此感到欣慰。

然而，他担心的事情仍然是接二连三地出现。一天，他收到一封山东大学造反派组织的来信，说他们的校长成仿吾是牛鬼蛇神，要求打倒，请他给予支持。父亲一看就火了，当即回信说，成仿吾参加过长征，在晋察冀边区敌后艰苦的条件下创办大学，很有成绩，是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不存在反党问题。据说，因为这封信，成仿吾暂时过了关。

又有一天，父亲收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建人的来信，信上说，浙江大学的副校长、著名教授陈建功正在遭受批斗，罪名是莫须有的，请聂帅关心一下，帮助陈教授摆脱厄运。父亲和周建人、陈建功并不熟悉，但是他相信陈教授不可能反党，一个大学教授，顶多是给党提几条意见建议，是为了党好，才这么做的呀！看过信，父亲立即将信批转给当时中央“文革”分管华东地区工作的张春桥，要张出面保护一下陈教授。然而得到的答复是：这类事，只有群众才能决定，张某人管不了。

这个答复令父亲愤慨。就是从这件事情上，他看出了张春桥这个人居心不良。无奈之下，父亲又写信给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可是这时候江华也是自身难保，父亲的信石沉大海。过了好久，他还在念叨：“也不知陈教授怎么样了……”

文化大革命的势头越来越猛，大大超出了父亲的预料。本来，他以为这场革命主要是文化界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事情，对科技界来说，主要是加强政治学习，进一步改造世界观的问题。现在，事情远不是那么回事。 让你牵挂让你忧(2) 连载:山高水长 作者：聂力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八一建军节的前两天，中央“文革”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召开科学口万人大会，这预示着他们要对科学口动手。那天下午3点，戚本禹给父亲的办公室打来电话，对接电话的秘书说：“今天晚上8点，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科学口万人大会，动员开展文化大革命，你们要立即组织落实参加会议的人员以及与开会有关的事项。”

秘书问：“此事是报告聂帅征求意见，还是已经决定了？” 　　戚本禹说：“已经报告江青、陈伯达同意，不管聂老总同不同意，会议都得开，你们通知他到会就行了。”

父亲接到报告，不由一愣：8点钟的会议现在才通知，显然是突然袭击。看来那些人没安好心啊。

会议由中央文革主持，一直开到午夜2点才结束。会上公开点了一些领导干部和科学家的名，并且叫喊科学口运动很不得力，要加温。对此，父亲毫不掩饰自己的反感，当会议主持人要他讲话时，他一言不发。最终他一句话也没讲，而且提前退出会场，以表达他的愤怒之情。

事情往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在父亲殷殷盼望科学界不要出乱子时，他分管的中国科学院贴出了大字报，说：“中国科学院是黑的。”“科学工作十四条是黑线。”

这让父亲愤怒不已，他气愤地说：“我看中国科学院是红的！科学工作十四条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是红线，怎么能说是黑线呢？”

他又说：“要批就来批我好了！”

他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听了也很生气，通过自己在中国科学院的联络员正式宣布：“科学工作十四条是红线。”这才把问题平息下去。“文革”初期，中国科学院还算是比较安静的，这与父亲和周恩来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但是后来他们都无能为力了，中国科学院成了“文革”的重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