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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云南落雪山宇宙观测站一位科学家打电话给国防科委，告急说：“由于两派武斗，观测站已经开了枪，现在有人正在烧房子，如果局势发展下去，观测站可就要被毁了。”

“那里不是有‘支左’的部队吗？”

“有是有，可是上面不准‘支左’的部队动手，阻止不住啊！”

情况十分危急，国防科委立即向父亲请示。这个观测站太重要了，绝不能让其毁掉。父亲焦急万分，立即打电话给云南省军区领导人，严厉地明确指示：“部队不是‘支左’，而是要保护好观测站。”

正是由于父亲的当机立断，这个观测站保住了，有关的科学家和国防科研项目也被保护下来。

11月30日，军委召开常委会，父亲不失时机地汇报说，现在有些科学家不断受到冲击，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批斗，有的被隔离。这对“两弹”的研制十分不利。他建议请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接见一次有关的科学家，一方面可以鼓励他们努力搞科研，另一方面也可以向造反派表示，中央肯定科学家的贡献，不要再去无端地干扰他们。

会议同意了父亲的意见，包括林彪，他也支持父亲的想法。这次会议还做出决定：对科学家抄家，是违反党的政策的，有关部门和个人，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

虽然后来毛泽东没有出面接见科学家，但是父亲的意见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了保护科学家，父亲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竭尽全力。

文化大革命初期，父亲的老部下傅崇碧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这位正直、勇敢的将领帮了父亲的大忙，他理解父亲，也尊重、敬佩父亲，知道父亲是在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着想，才舍身去保护科学家的。所以，他宁可自己受委屈，受责难，也要冒险去按老领导说的办。他说：“聂帅都豁出去了，我还怕什么？”

傅崇碧永远忘不了，1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上半年，父亲两次忧心如焚地找到他，叫他派兵保护那些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专家，说这些人是我们国家非常需要的，并把名单提供给他，还特别叮嘱，一定要保管好涉及国防尖端的机密材料。

傅崇碧点头答应了。很快，卫戍区对专家们的驻地加强了警卫，还派了一些便衣。江青闻知，怒不可遏地说：“他们造反，你们为什么这个也限制，那个也限制，就是开红灯不开绿灯。”

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再次命令造反派去揪斗专家。父亲得到消息，马上亲自给傅崇碧打电话，下令“无论如何要保护这些人”。于是，这批曾对中国国防尖端事业做出过卓越贡献的科学家，被请到七机部的一座僻静的楼上。傅崇碧先是派一个连在楼下警戒，感到还是有些不放心，又派了一个加强连，相当于一个营的兵力在此保护，其他一些科研机构也加强了警戒。

江青很快知道了这事，她责问傅崇碧：“谁叫你保护这些‘臭老九’的？” 让你牵挂让你忧(3) 连载:山高水长 作者：聂力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傅崇碧将军晚年回忆说：“我也不能讲是聂帅要我加强警戒，保护他们的。我就打了周总理的旗号，也打了毛主席的旗号……毛主席给我说过，不能叫知识分子‘臭老九’，还说：‘老九不能走’。就是这样讲的。”

傅崇碧就这样把江青顶了回去。后来他把情况报给周总理。周总理旗帜鲜明地说：“聂老总的做法对！” 　　正是由于周恩来、父亲和傅崇碧等人采取了这个严密的措施，那些科学家才顺利地度过了文革初期最混乱的岁月。

没过多久，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一批与核试验有关的绝密资料，被造反派装上汽车拉走了！傅崇碧问研究人员，得知这些资料非常重要，他立即向父亲作了汇报，父亲一听，急了，他斩钉截铁地说：“要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把材料搞回来！”

傅崇碧也向周总理作了报告，总理也是这个态度。于是，傅崇碧指派副司令员刘光甫具体负责，组织了100多人，连夜分乘10多辆汽车四处去追讨，自己在家坐镇指挥。

傅崇碧后来说：“这中间，聂老帅几乎是每过一个小时打次电话，问：材料追回来了没有？他都没有睡觉，不停地过问这个事情。我说还没有，还没有音讯。一晚上他就问了4次，亲自打电话，最后快到天明了，把这些材料追回来了，给他报告了，他很高兴。说：这些材料无论如何要严格封闭起来，不能让造反派乱动。”

事后人们才知道，那是一批决定着中国科研事业命运的宝贵资料。全部追回来后，父亲才放心，并亲自给周总理打电话作了汇报。

傅崇碧说：“没有总理、聂帅，老实讲，这些搞原子弹，搞导弹的专家，没有人保护，很危险。只要总理、聂帅讲要保护，我们坚决执行。不管你江青，还是“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怎么捣乱也不成。你江青、文革小组这些人，没有在党里干过什么事，我们不能马马虎虎听你的，虽然不敢反对，你讲了我可以听，但不执行，拖，还是按聂帅、总理讲的办，对这些人进行保护……正因为如此，‘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没有放过聂帅，为什么？因为他保护‘臭老九’，保护这些知识分子。”

动乱发生后，各地的国防工厂纷纷告急。这些工厂有的十分重要，关系到国家的重大利益，必须保护好，否则一出问题就是大问题，就难以收拾。

父亲平时最担心的，除了科学家们，就是那些事关国家命运的国防工厂。

最早出现问题的国防机密工厂，是设在青海省西宁市的221厂。前面已经讲过，由于父亲的立机立断，经请示周总理后，这才平息了该厂的内乱。

接着，兰州的国防工厂也告急。七机部两派之间的武斗不断升级，各国防研究院、工厂与国防科研协作关系密切的中国科学院的某些研究单位，也都纷纷告急。

那段时间，每天都有告急的电话打到父亲那里。父亲意识到，任其乱下去，如不采取断然措施，国家将会蒙受重大损失，因为那些国防工厂、科研单位不是一般的单位，一般的工厂受到冲击，顶多停产，而这些单位事关国家机密，有的还对社会安全构成隐患，如果大乱，局面肯定会难以收拾。

忧心如焚的父亲想到了一个办法。3月11日，他向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中央常委、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送上了《关于军事接管和调整改组国防科研机构的报告》，报告中说：现在国防工业部的各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承担国防科研任务的各研究所，大多瘫痪，研究工作停顿，三线建设问题很多。这种状况十分不利，必须迅速改变。建议将二机部九院、三机部六院、五机部机械研究所、四机部十院、六机部七院、七机部、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所属各单位，由国防科委军事接管，以恢复科研和生产工作。

据父亲的秘书们回忆，报告送上去后，父亲寝食不安，就怕万一给打回来，他若再想保护国防科研单位和工厂，就无能为力了。

10天之后，毛泽东批示：“退总理照办。”

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批示发给父亲，父亲心中大喜，10天来的忧虑，终于有了结果。他立即组织国防科委落实。他在对参加军管的人员讲话时，明确提出：“国防机密工厂不搞夺权，群众组织不得监督单位领导人的工作，所有接管的单位，要尽快着手组建党委，使他们自身走上正轨，以便撤出军管人员。”

不久，被军管的各单位形势一度好转。父亲终于松了口气。他想趁热打铁，在7月15日的军委常委会议上，他又提议把军事接管的单位，组成18个研究院，以便开展国防科研工作。9月20日，这个提议在经过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业务组会议讨论后，正式形成了《聂荣臻同志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上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中央常委、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审批。 让你牵挂让你忧(4) 连载:山高水长 作者：聂力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报告中说：“根据集中统一、分工协作、以军为主、军民结合的原则，从军队发展武器装备的需要出发，进行全面规划，统筹安排，拟将中央批准接管的国防科研单位，调整改组为18个研究院。”

这18个研究院分别是：1、地对地导弹，2、地对空导弹，3、舰对舰导弹，4、潜对地导弹，5、卫星，6、飞机，7、舰艇，8、探空火箭，9、核武器，10、电子整机，11、火炮，1 2、装甲坦克，13、特种武器，14、电子元件，15、光学和精密机械，16、新材料，17、空气动力，18、工程设计。父亲在报告中说，这样调整改组的好处是：可使研究与作战使用紧密结合，更好地为我军战略方针服务；有利于大力协同；可更好地贯彻“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努力发展电子技术”的方针；可迅速自行设计武器装备。

这18个研究院，大部分是原有的，进一步补充加强；一部分是把分散的急需的科技力量集中起来，新组建的。

这是文革中父亲为摆脱国防科研工作面临的困难局面，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可以说，这是父亲在动乱年代为保护国防科研所做出的最大努力。他的愿望是，既要保护好这些单位不受冲击，同时还不中断国防科研工作。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10月25日，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荣臻同志：此件压了很久，今天看过，很好，照办。”

11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出中共中央文件，要求各单位遵照执行。

父亲太爱科学事业了，他的努力没有白费。正是这个举措，使国防科研单位在混乱的年代里基本得以保全。而且“文革”期间，科研成果仍然能够涌现，比如氢弹爆炸，比如卫星上天，比如核潜艇下水。这都是在“文革”的狂风暴雨中试验成功的。中国的国防科研人员，于逆境中为民族做出的贡献，更是弥足珍贵。

但是，他个人却又为此多了一份“罪状”，国防科委的造反派说：“聂荣臻为了垒聂氏山头，所以想出了组建18个研究院的主意。”

还有人说：“过去说罗长子（罗瑞卿）手伸得很长，现在聂荣臻的手伸得比罗长子更长，他从原子弹一直抓到了山药蛋（马铃薯）。”这个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不久前，父亲在听取刘西尧汇报原子能利用问题时，曾经说过，放射性同位素如何用在民用方面，值得研究，比如山药蛋经过同位素辐照，有利于防止霉变和种子的提纯复壮。

父亲去世之后，“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王大珩说：“‘文革’期间，聂帅提出，要保护从事国家任务的专家。我也是保护对象。我很幸运地受到聂帅的保护，虽受到精神压抑，总算没受皮肉之苦。这也是要向聂帅表示衷心感谢的一件事。这件事才使我有可能在以后更好地从事科研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科技界尤其是国防科技界所受的冲击比较少些，父亲为此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父亲牵挂科学家，牵挂科研单位，牵挂国家的科技事业。同时他作为一名军人，一名老兵，更牵挂、忧心国家的安全和部队的稳定。父亲太爱这支军队了，他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睛和生命一样，最不愿意看到部队出乱子。

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如果部队不稳定，国家也就谈不上安全。可是，1967年1月6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手制造了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夺权的高潮，形势越来越混乱，并且很快波及到军队。解放军总部等领导机关暗流涌动，形势严峻。

这种情况下，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父亲等几位军委副主席为保持部队稳定，进行了各种努力，费尽了心血。

从1967年1月8日到4月下旬，连续召开多次军委碰头会，老帅们在会上表示，上海带头掀起的夺权风，把许多单位搞乱了，不值得提倡。

父亲在一次军委会议上说：“这么多下级和战友，都是从战争年代一起考验过来的，互相都比较了解，怎么都成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一下子就被打倒了，或者成了有严重问题的人？无法理解嘛！这样乱下去，怎么行！”

其实，早在“文革”开始的时候，父亲就和那些正直的领导人一样，首先想到要保持部队的稳定，他说：“人民军队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天下大乱，军队不能乱。”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的目的，是要借“文革”造成的大乱夺权。江青一伙先从夺取地方的权力着手，进而夺取中央的权力；林彪一伙先从夺取军队的权力着手，进而夺取中央权力。这其中，江青一伙也想插手军队，搞乱军队。这两派政治势力兴风作浪，引起许多老革命家的强烈不满。你不让他夺权，等于挡了他的道，他必将置你于死地而后快。 让你牵挂让你忧(5) 连载:山高水长 作者：聂力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发生不久，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以及我父亲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成员，就在中央领导同志碰头会上，多次和林彪、江青一伙发生对立。后来这些和他们对立的人，被诬蔑为“二月逆流”。

老革命家们竭尽全力想稳定部队，林彪、江青一伙挖空心思想乱中夺权，两方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1月19日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对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 ，老帅们与林彪、江青一伙展开了激烈争论，发生了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斗争。后来，在2月14日到16日，又发生了所谓“大闹怀仁堂”的激烈斗争。

说到底，老革命家们和林彪、江青一伙的这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无法调和的。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怀仁堂会议之后，江青等人到毛泽东那里告恶状，歪曲事实，说这些老帅都反对毛主席。

毛泽东居然相信了。2月18日晚上，他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一些老革命家，并决定召开批判会。从25日起，父亲和其他人在怀仁堂参加了7次“政治生活会”，接受围攻批斗。从此，中央政治局中大部分委员逐渐被打倒或不能正常工作，而由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由军委办事组取代了中央军委。林彪、江青一伙终于达到了目的。

“二月逆流”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著名的政治事件。在当时，父亲和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这些老战友们确实被搞得很狼狈。他们想不通，他们很无奈。但是，更严峻的形势还在后面，这些革命了一辈子的老革命家，这些一辈子对党忠诚的老共产党员，最终被定性为所谓“二月逆流”反党成员。 “逆流”中的沉与浮(1) 连载:山高水长 作者：聂力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二月逆流”事件，使父亲的处境急转直下，他的日子日益艰难起来。那时我在七机部一个研究所工作，不能每天回家，每周回来一次，见到父亲，想安慰他几句，又不知说什么好。他明显瘦了，目光深沉，更加沉默寡言。

我了解父亲，他是讲原则的人，有委屈都憋在肚子里，守口如瓶，轻易不会说给家人听。当时很多的情况我并不知道，是后来从别人那里听说的。 　　据说，毛泽东曾经说过：聂管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爱翘尾巴，翘到天上去就不好了。

这个说法不算严厉。林彪、“四人帮”一伙想凭这句话打倒我的父亲，一时还办不到。

但他们并不死心，一次次找借口。有很多受蒙蔽的群众，也跟着瞎起哄。国防科委机关和七机部的造反派揪住父亲不放，掀起了炮轰聂荣臻的新高潮。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父亲反复受到批判，甚至受到侮辱。

危急的时候，叶剑英和傅崇碧等人暗中保护了父亲。叶剑英给傅崇碧出主意说：“造反派要来抄聂帅的家，你们要加强警卫，对他们不客气。以后他们会到你卫戍区来闹，就把他们扣起来。”

结果真被叶帅说准了。造反派想抄我们家，被警卫赶走，他们去了1千多人到卫戍区闹，傅崇碧紧急调了两个团，把他们包围起来，他们一看形势不好，跑了，但是一个造反派头头没有走掉，被卫戍区抓了起来，扣了10多天。后来江青出面干涉，那个造反派头头写了检讨，傅崇碧才把他放走。

正是由于叶帅和傅崇碧将军的暗中帮助，我们才躲过了抄家之劫。那个时候，抄家是一个信号，家被抄，往往就会受到人身攻击。很多老干部都是先被抄家，后被批斗致死的。说到底，父亲和我们全家都算是幸运的。

父亲一边挨批一边工作，他主抓的国防科技工作在艰难中前行，几乎成为“文革”期间最有成效的部门，核潜艇、人造卫星的研制仍然能够按计划进行。这是让他备感欣慰的。

虽然不断挨批，名誉受到影响，但是父亲在国防科研系统的威信仍在。拥护他的同志在某些场合说，聂荣臻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还说他“是国防科研系统的最高统帅”。结果被反对他的人抓住了“辫子”。尤其是国防科委提出“坚决拥护以聂荣臻同志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并作为选举出席“国防科委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的条件，更是把父亲架到了火上烤，使造反派有了“依据”。

1968年4月以后，“四人帮”一伙的人拿这件事情大做文章，直接添油加醋报告到毛泽东那里，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在当时的一些单位里，具体工作中提出以主要领导人为核心，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比如总参开始树立“以杨成武同志为核心”，空军提出过“以吴法宪同志为核心”，海军提过“以李作鹏同志为核心”。这都没有成为什么问题，也没有引起毛泽东的重视。据一些同志分析：那些自封为核心的人，在毛泽东眼里都不过是小参谋，翻不了天，但到了父亲这里就不行了，父亲在红军时期就是一个军团的领导人，后来又担任一个方面军的领导，是个元帅，影响力大，因此毛泽东就认为是个问题了。

但是，上面的那些提法，那些颂扬，我的父亲事前一概不知，他知道的时候，“学代会”的代表已经选出来了，不可能重新再制订条件选代表。显然，是那些支持、拥护他的同志“好心办了坏事”，当时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刘华清在回忆录里也提到了这件事，周恩来批评他们“给聂老总帮了倒忙”。

尽管事前不知，检讨、挨批却是少不了的。父亲特意给毛泽东写了检讨，说自己“没有及时察觉和制止对自己的颂扬”。

8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彻底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的社论，此后，国防科委系统掀起了批判父亲“多中心论”的高潮。

在批判“多中心论”的过程中，有人还提出，父亲历史上就曾有过不适当突出自己的问题。比如在1942年的《晋察冀画报》第一期上，刊登了邓拓的《晋察冀舵师聂荣臻》一文，对父亲进行了过头的赞誉，那一期里面的插图，父亲的照片也比毛主席的醒目。这个事情当时父亲也不知情，是别人编排的，事先父亲没有看到过。为此，延安整风时曾经批评过父亲，父亲也诚恳地作过检讨。

批判“多中心论”，这些历史老账都被翻了出来。对这类问题，父亲不回避，该检讨就检讨。

1968年8月19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父亲到京西宾馆听取七机部造反派代表的意见，有人诬称父亲搞两面派，父亲立即义正词严地说：“我几十年来是不搞阴谋的，两面派我绝对不会做，这一条是站得住的。”父亲在原则问题上的毫不妥协，使造反派们无计可施。 “逆流”中的沉与浮(2) 连载:山高水长 作者：聂力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多中心论”的事情还没过去，“二月逆流”的事情又来了，真是祸不单行。

1968年10月份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对“二月逆流”的批判达到高潮。林彪在讲话中说——

“二月逆流”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 ，它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他坚持革命的同志的。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成绩。是想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他们的手段是在“党的领导”、“保护老干部”、“保护高干子女”、“稳定军队”、“抓生产”等漂亮的口号下，实现反党反革命路线的目的。

林彪的讲话，为“二月逆流”定了性。从这以后，批判所谓“二月逆流”时，都是按照林彪的这个说法进行。当时，毛泽东没有表示不同意见。结果，这些开国元勋们陷入了人生的低谷。

父亲在检讨中始终不承认“二月逆流”是有预谋的反党活动。有人背后揭发他和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经常见面，说了不少反党的话。他认为，那是正常的同志间的接触，对许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议论，那是正常的议论，因为对有些问题想不通。会上，陈伯达等人步步紧逼，追问父亲与叶剑英、陈毅和徐向前接触了多少次。有人拿出监视父亲活动的登记，逼他承认是“反党集团”的活动。父亲气愤不已，当场痛斥这种严重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我们政治局委员之间就不能交往了吗？有事就不能相互商量了吗？党内还有什么民主？你们这是搞什么？是搞特务活动！”

无论父亲他们怎么辩解和解释，林彪、江青一伙是不会手下留情的。因为那些人看到，这些老同志虽然靠边站，不管事了，但仍然是打而不倒，轰而未垮，而且许多正直的人还或明或暗地站在他们一边，很不甘心。更重要的是，尽管他们在毛泽东面前不断告状，不断诬蔑和造谣，而毛泽东就是不说这些老同志可以打倒。这样，林彪、江青一伙就认为老同志仍然是他们夺权的重大障碍，所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们串通起来，有计划地对这些老同志发动了总攻。

据父亲回忆，老同志们被分别编在不同的小组，林彪一伙、“四人帮”和康生、陈伯达等一齐出动，在各个组对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进行无情打击，把这些人往“反党集团”上生拉硬靠。父亲被编在陈伯达掌握的第二小组，组里成员大多是历史上与父亲共过事的老部下。他们这样安排，一方面可以挑拨父亲和这些老部下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可以增加简报的分量——这些老部下揭发的材料不是更可靠吗？

还好，那些老部下除了一般的表态之外，没有揭发什么。有位老部下私下里对父亲的秘书说：“聂老总是个正派人，几十年了我们都知道，什么参加反党集团？我就根本不信。你们心里也要有个数，把他的身体照顾好。”

父亲清楚，如果不做点检讨，这次会议上，要想过关，不是那么容易。况且他承认，工作中有失误。谁没有失误呢？有了，就要承认。于是，他交了一份“检讨”，主要还是关于“多中心论”的问题。

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对这个问题再次进行了深刻的检讨。他想用这个事情冲一冲所谓“二月逆流”的事情。“多中心论”的问题不至于让他成为反党分子。他最不愿意的，就是戴上反党的帽子。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就是抓住不放，说他和叶剑英、陈毅等老同志是一条线上的，谁也逃不脱。他们就想把老同志“一棍子打死”。最终，八届十二中全会为“二月逆流”定了调子，“二月逆流”成员全都成了反党分子。从此，父亲成为国防工业、国防科研系统的主要批判对象。

一夜之间成了反党分子，这让父亲感到很痛苦。他变得更沉默了，常常是老半天一言不发，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那段时间他的饭量也很小，端给他的饭，常常是没吃几口就又端回来了。

母亲张瑞华自然也受到了冲击。解放后，她一直在中组部工作。父亲出事后，中组部的造反派逼她交待历史上的问题，说她在白区工作过，坐过敌人的监狱，是叛徒。母亲既不辩解也不抗争，该干什么干什么，她表现得很冷静。

有一天，我问母亲：“妈，人家说你是叛徒，到底怎么回事呀？”

母亲严肃地说：“力力，你信吗？”

我说：“我不相信。”

母亲欣慰地点点头，也使我心安了许多。

母亲以前吃过太多的苦，经历过太多的事情，所以她意志坚强，特别有韧劲。文化大革命中，尽管父亲和她的处境一直不妙，但她从不消沉，从不唉声叹气，从不愁眉苦脸。她对父亲说：“我了解你，你知道我，我们是啥样的人，咱们自己最清楚。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嘛。” “逆流”中的沉与浮(3) 连载:山高水长 作者：聂力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母亲的乐观主义精神感染了我们。“文革”期间，尽管父亲时时坐在火山口上，但我并不是那么恐惧，不像有的高干子弟，整天吓得要死。

当然，在政治上我也受到了父亲的影响。在我们研究所，我被贬为“‘二月逆流’的小爬虫”，不允许再搞科研，被撵出实验室，在所里搞卫生，扫院子，打扫厕所，什么脏活都干。我以前吃过苦，这点苦不算什么，脏点臭点也没啥。我主要是担心父亲的身体。八届十 二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父亲因肺炎高烧39度以上，住进了301医院，他的心率每分钟达150多次，非常危险。他住院时，我不能照顾他，因为所里不准我请假。他出院回到家里后，我只能晚上偷偷跑回来看一下，然后再连夜回到所里。我发现，父亲突然之间变得苍老了。那个阶段，父亲给我的印象是：他好可怜。

那个时期，父亲不仅深受“二月逆流”事件的折磨，还受到“杨余傅事件”与“华北山头主义”事件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两个事件也都是著名的冤假错案。

1968年3月，林彪、江青一伙策划了又一起篡夺军权的阴谋活动。经过密谋后，22日，他们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突然发布了两个命令。一是宣布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他们的一切职务。二是宣布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任总参谋长，温玉成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在这个事件上，显然毛泽东受到了蒙蔽。他同意这个结果。而军队中如此重大的人事变更，父亲他们几位军委副主席却被蒙在鼓里，事先毫无所知。显然又是一次突然袭击。

在这两个命令宣布以前，杨成武等3人就已经被拘禁。“杨、余、傅事件”平反后，有一次傅崇碧将军来看望父亲，他对父亲说，早在3月22日，他就被拘押了，当他扒着铁窗，看到对面墙上有条标语，写着：“打倒杨余傅！”他心里很纳闷：“杨余傅”是个什么人呢，以前怎么没听说过？

父亲听了哈哈大笑。现在可以当个笑话来说了，但在当时，却是压抑得很，几乎令人窒息。

谁都清楚林彪、江青一伙这样做的目的。他们的终极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篡夺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在这几个关键位置上换上他们的人，是他们清除障碍的一大步骤。联想到几年前罗瑞卿被突然打倒，情况何其相似。

说起来，黄永胜和吴法宪也都是父亲在一军团时的老部下，对黄永胜这个人，父亲认为，他历史上打仗就不行，抗战之初，因为没有当上团长，心怀不满，平型关大战后，擅自率部离队打游击，父亲知道后，马上派人把他找回来，很少开口骂人的父亲，忍不住大骂了他一顿。解放战争初期他随林彪到了东北，以后便成了林的红人。此人生活作风不好，可以说声名狼藉，父亲“文革”前去广州时，他老婆曾多次找父亲告状，让父亲管管他。就是这样一个名声很差的人，而且他根本没有能力当总参谋长，但林彪却认为，只要大节好，小节无所谓。所谓小节，就是乱搞男女关系呀，多吃多占呀等等，所谓大节，就是忠于他，忠于他就行，因此委以重任。至于吴法宪，更是有名的“草包司令”。刘亚楼担任空军司令时，他鞍前马后，惟刘亚楼马首是瞻。刘亚楼去世后，他混上空军司令的宝座，马上就变了一副面孔，要搞臭刘亚楼。1967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碰头会，批判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在武汉“7·20事件”中的所谓错误，堂堂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身为政治局委员的吴法宪竟然对陈再道动起了手，打了陈再道几下子。父亲看在眼里，非常气愤。就从这个事件上可以看出，吴法宪此人恶劣到何种程度。这样一个人，最终也被林彪看上了，为了帮他把空军牢牢抓在手里，就得把碍手碍脚的余立金搬掉。

对于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这几人，“文革”初期，父亲和叶帅都曾经保护过他们。那时他们还没这么得势，军队的造反派屡屡冲击他们，黄永胜在广州呆不住，邱会作被总后反对他的群众组织整得够呛，吴法宪也被人冲得厉害，父亲和叶帅把他们叫到西山保护起来，西山那里，警戒严密，造反派冲不进去。可就是这几个人，到后来都是反咬一口。

3月24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干部大会。林彪在会上说：“杨、余、傅”有个人野心，互相勾结，阴谋篡权，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一次新反扑。林彪还特意说明杨成武是晋察冀的，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言外之意，是指杨成武在搞晋察冀的山头主义。康生在讲话中更露骨地说：“我相信杨成武的背后还有后台的，还有黑后台。” “逆流”中的沉与浮(4) 连载:山高水长 作者：聂力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康生显然是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我的父亲，与会的人都听出来了。他们一唱一和，配合默契。谁都能看出来，要挖晋察冀的“黑后台”，父亲当然是首当其冲。

父亲在这之前因心脏病严重发作，身体在恢复中，医生坚决不同意他参加会议。事后想起来，幸亏他没去，否则可能在会上给气死也说不定。 　　第二天上午，叶剑英来到父亲在西山的临时住处，气愤地把头天晚上开会的经过说了一遍。父亲听完叶帅的话，陷入了沉思。问题显然是很严重的，因为历史上杨成武长期是他的老部下。叶帅安慰了几句就走了，父亲心事重重，半天无语。最后，他叹口气，坦然地说：“揪就揪吧，反正我不是什么黑后台。”

父亲了解杨成武和傅崇碧，相信加给他们的罪名是莫须有的。林彪、江青一伙打倒杨余傅，“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还会有更大的动作。

“二月逆流”的问题还没搞清，又被影射为“黑后台”，父亲承受着双重的压力。虽然没人上门找他，但他知道事情不会善罢甘休。果然，从4月1日起，应该发给他的一些文件、电报停发了。这说明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父亲冷静地对秘书说：“不管他，文件爱发不发。‘杨余傅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弄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谁是黑后台。”

社会上的传言越来越多，揪“黑后台”的邪风越刮越猛，矛头大多是指向父亲的。父亲不想再保持沉默，任人宰割，他想小小地反击一下，于是，4月6日那天，他把电话打到林彪家。

电话是叶群接的。父亲问：“你们说的黑后台，究竟指的是谁？”

叶群支支吾吾，道：“并没点名嘛。”

那天在电话上，叶群自始至终没有说“黑后台”是父亲，但也没说“黑后台”不是父亲。只是说，社会上在轰，将来轰倒谁，就是谁。

当然，轰倒的越多，他们越高兴。

在林彪那里，是不会得到好结果的。无奈之下，父亲想到了毛泽东。4月7日，父亲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对杨成武的看法，以及历史上同杨成武一起工作的情况，要求同毛泽东面谈一次。

信送走后，父亲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着回音。3天后，周恩来着秘书周家鼎给父亲打来电话，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毛泽东在父亲的信上批了16个字——

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

这个批示让父亲心里有了一点底。父亲明白了，林彪搞的这一套并不是毛泽东的意思，或者说，毛泽东并不完全同意林彪的做法。

4月16日，父亲来到毛家湾林彪的住处。林彪表面上给“面子”，接见了父亲。一番寒暄后，父亲问林彪：“杨成武究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把他打倒？”

说到底，杨成武是一军团的，不仅是父亲的部下，也是林彪的部下呀。面对父亲的诘问，林彪也是支支吾吾，半天才说出一条理由：“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了。”

这让父亲想起，当年打倒罗瑞卿，林彪也说过类似的话。那意思分明是说，你不听话了，不靠我了，我就打倒你。

父亲感到这个理由太可笑了，就对林彪说：“他不到你这里来，你是副主席嘛，打个电话他不就来了。”

林彪沉默。话不投机半句多，说了没几句，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于是，父亲告辞。出了林家的门，父亲更感到杨成武、傅崇碧等三人太冤枉了，他为他们的处境感到担心。“文革”爆发后，不知有多少老干部惨遭迫害，不知死活，但愿他们能活下来……

不久，父亲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可能觉得父亲情绪有点低落，就说：“你不要背包袱，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毛泽东的这几句话让父亲心头的阴云消失了一大半。他更加深信，对林彪他们搞的那一套，毛泽东是有明显保留的。有了毛主席这几句话，“黑后台”的问题可以放一放了，杨成武他们的危险性就大大降低了。

“文革”期间，八大军区中最“倒霉”的要数北京军区，因为它的位置重要，要想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不把北京军区抓到手，恐怕是不行的，所以，林彪、江青一伙的目光，一直都盯着北京军区。“杨、余、傅事件”之后，反复揭批北京军区的“华北山头主义”，让北京军区各级领导干部人心惶惶，军区大多数领导干部被打倒。

1971年1月3日，江青在中央召开的华北会议上公然讲道：“从聂荣臻开始，华北山头有历史性。从聂荣臻、杨成武、郑维山，一个班底接着一个班底。”

又说：他们“都出在华北，是坏人当道。”

她在讲话中还诬蔑父亲，“从三七年就搞山头主义”，“是华北山头”的“黑后台”。江青的讲话再一次掀起揭批“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 “逆流”中的沉与浮(5) 连载:山高水长 作者：聂力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九·一三事件”之后，江青一伙攫取北京军区的念头并没有打消，他们灵机一动，居然又把北京军区与林彪挂上了钩，说北京军区是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借“批林整风”运动，在北京军区第三次开展了“揭华北山头主义窝子”的运动，又有很多人跟着倒霉。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革命的成功，是由一块块根据地发展壮大而成的，这里一坨，那里 一坨，应当承认，“山头”和所谓的“山头主义”在某些人头脑里是有的。毛泽东就曾公开讲过，确实存在各个“山头”。但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这些所谓的“山头”和“山头主义”并无大碍，不值得大惊小怪。而在父亲这里，他本来就是个很讲原则的人，他不搞什么山头，更不去搞什么“山头主义”。说到与晋察冀老部下的联系，无非是逢年过节的，有些老部下来看望一下他，彼此走动得多一点而已，我想这是很正常的。

现在，我并不是为父亲和华北的同志鸣不平，而是愿意用事实说话。当年在晋察冀，在华北军区，大批的部队和干部被抽调到别的战略区，很多领导同志舍不得，甚至有的背后骂娘，但是父亲非常大方，从来没有跟党中央讲过价钱，只要中央有命令，调哪个部队，调哪个干部，他都是二话不说，坚决服从。结果到解放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华北的部队几乎全调开了，看着一手培养起来的部队跟着别的野战军走了，很多领导人心疼，有的还落眼泪，父亲却是一句不痛快的话也不说。他常说：“全军一盘棋嘛。”

傅崇碧将军有一回说：“什么山头主义，华北的很多部队都分散出去了嘛，聂老帅这个人的胸怀真是宽阔啊！”

后来进城了，父亲主要精力放到整顿北京的治安和抗美援朝上，对华北军区的事情就管得很少了，1954年，中央军委免去了他的司令员职务以后，就从不过问军区的事，用他的话来说，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我的印象中，偶尔有个别军区的干部来我家，请父亲帮忙解决他们的职务或其他个人问题，父亲总是委婉地拒绝。为此，还得罪了一些人。再往后，他主抓国防科委和国家科委，就更是与北京军区没有什么来往了。

林彪、“四人帮”把父亲当成“华北山头主义的黑后台”，其用意自然还是通过把他搞倒搞臭，进而把北京军区的军权抓到手，扫除篡党夺权的障碍。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我还能做点什么？(1) 连载:山高水长 作者：聂力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一夜之间成为“二月逆流反党分子”，这对父亲的打击是惨痛的。可以说有生以来，对他打击最大的，莫过于这一次。

出事以后，父亲召集刘长明、甘子玉、周均伦三位秘书开了个小会，他说：“我主观上是想做好工作的，我的所作所为，你们都很清楚，谁知道会变成‘二月逆流’成员，连累了你们，我心里很难过，向你们表示歉意。” 　　三位秘书当然知道，父亲是无辜的，谈话时他们都很激动，不禁潸然泪下。

不久，按照中央和军委的规定，家里的工作人员要削减，四个秘书只能保留一个。刘长明、甘子玉被“群众”要求回原机关参加运动，周均伦提出，他想离开，打算报名到新疆建设兵团参加劳动。周均伦心里想的是，北京太乱了，局势让人失望，这种情况下，呆在机关也没意思。

但是，父亲却动员周均伦留下。周均伦思考再三，决定留下来，继续为首长服务。他知道，首长是个正派人，不可能反党，这个冤案总有昭雪的那一天。他下决心留下了，并且一直陪同我的父亲走到人生的终点。

转机在一点点地出现，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简报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毛泽东总是这样，他想保一些人，又不是全力地保。也许他认为，批一批，斗一斗，还是应该的。但不管怎么说，正是由于毛泽东的态度，才使得“二月逆流”的参与者，没有遭到像彭德怀、贺龙那样的下场。试想，如果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这些老同志都被打倒，乃至给整死，毛泽东还能依靠谁？林彪、江青一伙那可真要大摆庆功宴了，离他们实现篡党夺权的目的，也就真的不远了。

尽管毛泽东有批示，但林彪、江青一伙阳奉阴违，严密封锁消息，以便他们在适当时机，继续抓住“二月逆流”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