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 页

父亲曾经和叶剑英多次议论过这个不可一世的女人，他们有一个共识：投鼠忌器，还不到动她的时候。

毛泽东追悼会期间，按照中办的安排，中央领导人轮流守灵。轮到父亲守灵的那天，恰巧他的心脏病又发作了，医生的意见，必须卧床休息，这样父亲就不能参加守灵了，他让秘书陈克勤代他写报告向中央请假。

陈克勤按照当时的惯例，在报告的结尾加上了一句：望江青同志节哀保重。这在当时是很正常的。然而，稿子送到父亲手里，他认真看完后，说：“把最后一句勾掉。我是向中央请假，不要写那么多。”

当时正是“四人帮”气势汹汹的关口，父亲这么做，再次显示了他的爱与憎。

毛泽东追悼会之后，父亲感觉到，“四人帮”加紧了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行动，他们的野心昭然若揭。父亲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深深地担忧，思索着解决的办法。在当时，邓小平被软禁，其他老同志基本上都是靠边站了，能够起到定海神针作用的，只能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父亲相信老战友叶剑英，相信他能够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勇敢地站出来，为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再做一次惊天之举！当年，在南昌起义之前，在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后，叶剑英都曾有过改变历史的壮举。

9月21日，杨成武来探望父亲。他们关上门，小声地谈起了对“四人帮”的看法，他们都感觉到，最要紧的时刻就要来临了，形势异常严峻，刻不容缓。父亲深知，“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在中央会议上经常耍赖，蛮横不讲理，如果采取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恐怕无济于事。于是，他咬咬牙，坚定地对杨成武说：“成武，你立即到叶帅那里去一趟，转告我的意见：‘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杨成武郑重地点点头。

父亲又说：“华国锋现在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所以要注意争取得到华国锋的支持。”

杨成武向父亲敬个礼，带着父亲的重托走了。据说他很快赶到叶帅那里，转达了父亲的意见。叶帅听了后，说：“你转告聂帅，请他放心，就说我也有同感，聂帅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

叶剑英听从了父亲的建议后，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为防万一，马上搬家。他还诙谐地对杨成武说：“狡兔三窟哟，我要立即搬家。你告诉聂总，也要注意安全。”

杨成武马上又赶到我家，把叶帅的意见转告给父亲。父亲心里踏实了许多。

那段时间，父亲像重新回到战争年代那样，时刻警惕着，思索着，也期待着。10月5日，叶剑英通过杨成武，转告我的父亲，说：“对付‘四人帮’的问题已经商量好了，请聂帅放心。”

父亲意识到了什么，连日来紧皱的眉头舒展了一些。

10月6日，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拘留。在中国大地上横行了10年，造成了无数人间悲剧的这个反革命集团，终于被一举粉碎。 于无声处听惊雷(2) 连载:山高水长 作者：聂力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于无声处听惊雷。有人说，我的父亲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使的是“暗劲”。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在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关口，父亲尽到了自己一个老兵、老帅、老共产党员的历史责任。

而前面的这一切，我，甚至我的母亲事前都不知道，父亲的嘴巴太严实了，原则性太强了，不该说的，他一个字也不露，所以很多事情我们是后来才知道的。 　　大约是10月7日那天，我在办公室听人悄悄说起，“四人帮”给逮起来了。虽然中央的文件是几天后才传达的，但在当时的北京，很快就私下里传开了。

我心里暗暗高兴，也很兴奋。傍晚回到家，见父母正准备吃饭，我坐在他们身边，以为父亲会告诉我一点内部消息。耐心等了一会，见他面无表情，一点反应没有，我实在忍不住了，就拿过三个酒杯，放在他、母亲和我面前，然后又倒上酒。

父亲望着我，说：“你干吗？”

我说：“我已经知道了。”

父亲问：“知道什么了？”

我忍住笑，说：“‘四人帮’的事呀。”

父亲又问：“‘四人帮’，怎么了？”

我说：“给逮起来了呀！”

父亲这才笑了笑：“你都知道了？”

我说：“外面早传开了。来，我们干一杯，庆贺一下。”

父亲说：“好！”

他举起杯子，母亲也举起来，我们碰一下，干了。感觉好痛快！至今忘不掉，每每想起来，就觉得发生在眼前似的。

十月惊雷，云开日见。从此，我们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全国大多数人的命运，也发生了改变。多灾多难的中国大地，开始了她缓慢的复苏…… 从拨乱反正到小平出山 连载:山高水长 作者：聂力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1976年10月以后，来看望父亲的人明显多了。我听到，老同志们议论最多的话题，一是大家互相倾诉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苦难和曲折经历，二是必须拨乱反正，把错的改正过来。

如何拨乱反正？父亲认为，当务之急是要解放大批老同志，尽快恢复他们的工作。老同志里面，死的死了，没死的也扒了几层皮。需要解放的人里面，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邓小平。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从青年时代一起留法勤工俭学，在革命洪流中过从甚密，更主要是父亲 深切了解邓小平的人品和才能，中国革命需要这样的领袖人物。

父亲一开始就是这个态度。

1976年12月，邓小平因前列腺的问题住进301医院。虽说邓小平还未“解放”，但父亲听说后，执意要去探望他，还让管理员买了个大西瓜抱去了，因为西瓜利尿，对前列腺有好处。两位老战友见面，自然会谈起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父亲越来越感到，邓小平必须出来工作，而且越快越好。

很快，父亲找到叶剑英，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的事。叶剑英是粉碎“四人帮”的“主心骨”，为党和国家立了殊功，当时他说话最有分量。

叶剑英表示：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大家积极做各方面的工作。

当时很多老同志都是这个想法。他们在各种场合，积极向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建议，应请邓小平复出。

这是历史的潮流，不可抗拒。在这种强烈的呼声下，华国锋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肯定了邓小平与1976年春天的“天安门事件”无关，这就为邓小平复出扫清了部分障碍。华国锋同时表示，对邓的工作问题，要等到召开党的正式会议时解决，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正式做出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从此，邓小平为开创中国历史新时期，做出了最为重要的贡献。

接着，父亲又积极支持为刘少奇、彭德怀、陶铸等人平反。关于为彭德怀平反的问题，早在1975年5月7日，邓颖超妈妈来家看望父亲时，父亲就提出：“彭老总已经逝世，他有很大的战功，为人刚直。一位共和国的元帅，红卫兵把他从四川押回北京时，在火车上就遭受到残酷折磨，竟被打断了几根肋骨，令人非常气愤。请你转报恩来同志，建议为彭老总平反昭雪。”

在当时毛泽东还在世的情况下，为彭老总平反昭雪还不可能做到。但是，父亲在那个时候就有这种迫切想法，可见他后来为平反冤假错案积极呼吁奔走，不是心血来潮。一直拖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才为彭德怀平反作出决定，父亲感到欣慰，我记得父亲说过，这下彭总可以瞑目了。后来，父亲看到《人民日报》上报道彭总受到北航“红旗”造反派骨干分子刘汉如横加迫害的情况，十分愤慨，当即让告杨尚昆同志，对此人一定绳之以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1983年3月，彭总夫人浦安修来看望父亲，谈到彭总的历史功勋，父亲感慨万千地说：“要不是庐山会议时彭总受了委屈下台，林彪不敢这样放肆，‘文化大革命’也许不致造成这样大的损失。”说到这里时，他的眼睛湿润了。

此外，父亲还努力为彭真、薄一波、杨尚昆等一大批老同志平反做工作，要求对他们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并恢复他们的工作。为了给刘仁、邓拓平反，他曾给胡耀邦写信，讲：人虽殁，冤必雪。

正是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搞得彻底，才使得中国很快走出“文革”的阴影，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在那个激动人心，然而又是复杂多变的历史阶段，父亲的头脑一直是很清醒的，他与叶剑英、邓小平、徐向前、陈云、彭真、李先念等老同志一起，为维护稳定党、国家和军队的大局，应该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本质上说，父亲是位军人，在新的历史时期，他关心最多的，仍然是军队建设。

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重新主持军委工作，父亲重新担任军委副主席，协助叶剑英工作。后来，邓小平担任军委主席，父亲又协助邓小平工作。在他有生之年，他一如既往关心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1979年6月的一天，邓小平与父亲谈话，让他负责调整、配备新一届解放军总部、军兵种、大军区领导班子。这是邓小平对父亲的信任。父亲奉命与总政治部及干部部门领导反复研究，并找一些干部调查了解，提出了各级班子的人选，最后经军委邓小平、叶剑英、徐向前共同讨论，确定下来。这次配备班子，认真贯彻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上上下下比较满意。 “这个聂老总，考虑得真周到。” 连载:山高水长 作者：聂力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老同志出来工作后，随着时间推移，干部年轻化问题又显得尤为重要。这个问题现在似乎不那么严峻了，但在当时，想打破高级干部终身制，是有很大难度的，矛盾也很尖锐。父亲在这个问题上非常想得通，他不迷恋权力。为了让更多年富力强的人进入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1980年8月8日，他给中央写信，请求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他看望解放军代表团时说：“我已经83岁了，应该交班了，我请求交班。”1985年8月23日，他写信给中央，请求退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 　　他一直想在这方面带个好头。

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1986年夏天，为了进一步推动干部年轻化，中央内部提出了老同志全部退下来的方案。父亲立即在中办送传的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回他是下决心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无官一身轻了。

7月30日下午，王震突然来了。党内一般称王震为“王老”。当时父亲住在玉泉山，陈克勤秘书陪着他。陈秘书热情地把王老让进客厅，父亲和他寒暄几句，王老就把此次来访的意图讲了。

原来，王震是为“十三大”的人事安排而来的，他是中央指定的人事安排5人小组成员，受中央委托，来征求父亲的意见。有个重要安排，中央想听听父亲的意见，那就是，邓小平提出来：“十三大”上，他也全退。

王老说：“老帅，你拿个意见，我去报中央。”

这是个十分重大的问题，父亲异常慎重。陈秘书注意到，父亲当时沉默了好一阵，房间里静得出奇。他一定是在认真地思考。许久，父亲才开口缓缓说道：“我认为，现在是过渡期，局面还不稳，小平暂时还不能全退，他可以不参加常委会。他全退了，不当军委主席，一旦有事，怎么号令全军？只有他能镇得住，他在，军队就不会乱。所以，小平还不能全退。”

王老频频点头。交谈一阵，王老就离开了。

据陈秘书回忆，王老走后，父亲起身到院子里散步，散步时一语未发，只是沉思。散完步回到客厅，说：“还是写个正式的意见吧，说准确些，让王老带到北戴河去。”

当时中央领导集中到北戴河研究“十三大”有关问题。陈秘书根据父亲的意见，连夜起草好了。第二天起床后，陈秘书念给父亲听，父亲反复听了两遍，才点头同意，并说：“就叫‘备忘录’吧。快请王老来带走。”

“备忘录”里说：“7月30日王震同志来谈关于中央人事安排问题，因时间仓促，未得详细说明想法，故今日再请王老来谈。我总的想法是：我们党要有自己坚强的领袖……现在，我们党实际上的领袖就是小平同志。他是众望所归，自然形成的，无论党内外、国内外，一致公认他是我们的领袖。在当前形势下，小平同志不是退的问题，应该是继续进。他的健康情况也允许他再领导大家奋斗几年。由于我们现在没有党的主席职务，那就在政治局常委中仍然保持小平同志的重要的领导地位……当然，我们的事业还需要更多的新生力量，在政治局常委中再增加两三位年轻一点的同志也需要……人们对包括小平同志在内的政治局常委的充分信赖，正是构成我们今天建设事业发达的重要因素。关于军委主席一职，还是由小平同志兼一个时期好。当前大仗是一时难打，但自从宣布军队整编，裁军百万以后，基层思想很不稳定。如此时小平同志再退出，确实对稳定军心不利。”

这个“备忘录”，是父亲深思熟虑的结果，是他对党尽到的又一份重大责任。

事隔20年后，陈克勤回忆说：“这个‘备忘录’的草稿一直夹在工作日志里，王老此次任务就是征求对小平同志提出要退下来的事，看老帅意见如何，所以‘备忘录’里只谈了小平不能下的问题，尤其军委主席一职，小平绝不能下。这是聂帅明确坚持的。这是‘备忘录’的要点！我是据此起草的。”

王震带上它，到北戴河正式向中央进行了汇报。

不久，王老那里传过话来，说：聂老帅的意见给中央报了，小平说：“这个聂老总，考虑得真周到！”

据说，父亲的这个意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央决定，党的十三大上，“四老全退，三老半退”，“四老”是指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三老”是指邓小平、陈云、李先念。

事后想起来，中央这个决定应该说非常英明。试想，如果邓小平在十三大上全退，不当军委主席了，彻底交权了，那么3年之后，1989年的那场政治风波突然到来时，谁能出面收拾？搞不好真要出天大的乱子！ 重新“挂帅”(1) 连载:山高水长 作者：聂力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把后半生献给了科技事业的父亲，在新的历史时期，仍然以巨大热情关怀科技工作和知识分子。

粉碎“四人帮”之后，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发展科技是最重要的一环。1978年3月，终于隆重召开了科技工作者盼望已久的全国科学大会。对此，父亲欣喜异常。虽然此时他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正像他说的：由于文革之乱，使他很久没管科技之事，“但对科技工作仍然 是关心的，支持的，全力支持的。大家很着急，我也很着急。”他又说：我们已闻到新春的气息，科学的春天又来临了。

父亲对邓小平在大会上的讲话有两点非常赞赏：一是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二是明确了从事社会主义社会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当然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他们“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

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使父亲回想起1961年他领导制定“科学工作十四条”和1962年广州会议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时的情景，那段时间里知识分子心情舒畅，扬眉吐气，人们第一次感受到科学的春天，遗憾的是好景不长，“左”倾思想再度泛滥，知识分子再度遭受惨重打击，并很快坠入“文革”深渊。这段历史令人不堪回首。所以，粉碎“四人帮”之后，听了邓小平的讲话，父亲感到“如听仙乐耳暂明”，他还兴奋地赋诗一首《攀高峰，争朝夕》，以祝贺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其中有两句“廿余沧桑足堪训，奋起攻关新长征”，意思是过去的教训足堪训了，他希望全国的知识分子就像当年铆足劲搞“两弹一星”那样，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奋勇攻关，进行我们科技界的新长征，尽快地攀登世界科技的高峰。

那段时间，父亲除了军队里的必要工作外，他主要的精力，就是关注着新时期科技事业的发展。农业大学的部分教授联名给他写信，请他帮助解决迁回原校址办学问题，他立即给邓小平写信，表示支持教授们的意见，认为这也是当前振兴我国农业的一个重要问题。不久，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父亲在会上讲，要加强农业科研工作，首先要办好农业院校，但现在北京、南京、福建、四川、湖北等地，都发生“文革”中被挤占的农业院校要不回来的问题，我们应采取坚决措施予以纠正。后来，这个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成功，是中国科学家对人类的一大贡献，曾经在世界上引起较大反响。1978年，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工作召开总结大会时，有人提出，希望能够见一见父亲。科学家们不会忘记，60年代初，父亲积极支持这一工作，“文革”中，这项研究面临下马的危险，父亲亲自出面，召集具有不同意见的两派开会，他鼓励大家，说这项研究在国际上都是出了名的，不能遇到问题就下马，而是要坚持下去，不成功不罢休。

这项重要的研究课题终于坚持下来了，并最终取得了成功，在国际上引起轰动。因此，他们在庆功时，不由自主地想到了父亲。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主管这项工作，他说：“我也和大家的心情一样，也想在迎接科学春天的日子里，能见见知心的领导人聂总。”但他们又担心父亲身体不好，就试着联系了一下。钱三强回忆说，没想到“聂总很快就答应了，原来他老人家也想与大家见面”。

见面时，父亲与科学家们一一握手，他还能叫出一些科学家的名字。那天，气氛非常热烈，父亲问了国内外有关牛胰岛素研究工作的现状和问题，最后勉励大家说，千万不要忘记了自力更生、团结协作。有了这一条，就可以为四化建设做出更大成绩。

父亲为科学春天的到来而欣慰，但是另一方面，眼下的实际状况又让他为科技工作更加操心，更加着急。我们耽搁了10年多，如果不耽搁这10年多，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不知会高多少。现在，与世界的差距更大了，再不迎头赶上，中国人就会被彻底甩掉。父亲为此感到深深的惋惜。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老了，不能上一线了，但我还能摇旗呐喊，还可以出出点子。”

中国现代科技的发展，按照父亲的经验，就是自力更生，集中力量，全面规划，大力协同，缩短战线，坚持攻关，不断取胜。正是依靠这个经验，中国才有了“两弹一星”。

然而，由于“文革”期间，科技界是“重灾区”，积累下成堆的问题。进入新时期以后，大家都想迅速发展，但又都在各自为政，缺乏集中统一的指挥与协调。于是，父亲很快发现，国家科委、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中国科学院，这些中国科技界的重要阵地上，各个单位之间矛盾重重，各自为政，很难集中力量办事情，更谈不上多出成果，多出人才。 重新“挂帅”(2) 连载:山高水长 作者：聂力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父亲认为，照这样子下去，什么事情也做不好。

面对这种矛盾的状况，八十高龄的父亲似乎比谁都着急。一天，他去邓小平家，与邓小平谈起这方面的问题。小平说，中央也为之着急，但是要有老同志出面，帮助中央协调解决才行。 　　中央选来选去，又选到了我的父亲。那时在中央的上层领导中，对科技界最熟悉，最具领导经验的，最有威望的，还真是非父亲莫属。

1979年10月，中央决定成立科学协调委员会，请父亲任这个委员会的书记，出面掌握和协调。

父亲当时正在病中，身体时好时坏，尤其是心脏病，时常发作。但他还是抱病承担了中央的重托。

这使人想起1956年，也是邓小平出面找父亲谈话，父亲选择了他一生钟爱的科技事业。如今，八十高龄的父亲义无反顾，再度挂帅。

科学协调委员会的成员有：方毅、王震、张爱萍、洪学智、李昌。后来，又增加了武衡和李耀文。人虽不多，但代表了四大系统的关系与利益。

12月6日，父亲给邓小平写信，反映情况。信中写道——

我们现在分散主义严重，有些单位单干惯了，总想自成体系，万事不求人，搞小而全，大而全，重复、浪费很大，把力量分散了，结果谁也干不成。如最近有人向《光明日报》写信，说中国为什么在激光雷达方面，研究了13年还出不了成果，原因就是上面婆婆多，下面分散干，谁也不能解决问题。有些科研部门的领导人反映，一上班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应付扯皮的问题。这是生产力落后的反映……将来我们生产力发展了，更要集中统一，分工协作，充分发挥生产潜力，绝不允许搞小而全、大而全……目前几家矛盾，我折冲其间，尽量想法协调……当然文化大革命乱了十年，现在要马上统起来，是有困难的，但这是个方向，总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

信后面附上了关于卫星、原子能、计算机、计量工作等方面的协调意见。

两天后，邓小平批示：“我完全赞成你的意见，会有麻烦，不能顾虑太多，一经决定，坚决贯彻执行，一切请你下决心。”

那段时间，父亲多次召集国家科委、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中国科学院等单位的领导开会，做了大量协调工作。比如，关于卫星研制方面的矛盾，中国科学院过去与七机部和国防科委协调不好，想自成体系自己搞。对此，父亲说：“我们国家还不富裕，哪有力量一下搞两套卫星研制机构呢？我们的卫星事业是国家的，不是哪个部门的，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关部门通力合作，缺哪一部分配合都不行。”

经过讨论协商，大家同意本着大力协同精神，组成卫星协调规划组，统一规划卫星研制任务。卫星的研制由中国科学院负责，星体与运载火箭由七机部负责，国防科委负责发射。这种安排一直延续到现在。

基本任务明确后，父亲还提出，卫星的发射除着眼当前任务外，还要注意长远的发展规划，并注意基础理论研究的安排。总之，要通盘考虑，合理分工，充分发挥各自所长，长期定点协作。

那时，国家科委由方毅领导，国防科委由张爱萍主持。父亲根据他过去集中统一、全国一盘棋的经验，表示希望国家科委把国家的科学研究真正抓起来，成为国务院在科技战线上的总参谋部。

父亲对方毅说：“我过去主持国家科委工作时，不就是这样统起来的嘛。不能各自为政，事无巨细都要中央裁定。”

方毅有畏难情绪，说：“你是老帅，他们都是你的部下，你说什么，他们不敢不听。我说的就不行了。”

父亲鼓励方毅，大胆工作。万事开头难，慢慢就会好的。

父亲在这个位置上干了两年，协调了两年。最初科技界的混乱状况，渐渐得到改善，国家的科研工作，迎来了新的转机。

可以说，这两年，为新时期的国家科研，打下了一个还算良好的基础。

从此以后，中国的科技工作，又走上了快车道。

两年后，父亲根据中央党政要分开的指示，认为协调工作应由国务院进行为妥，就给中央打报告，建议取消中央科学协调委员会。不久，中央批准了他的报告。以后又成立了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负责协调工作。

1982年1月2日下发的《关于成立国务院科学技术领导小组的通知》中，引人注目地转达了邓小平很长的一段讲话——

聂荣臻同志担任科委主任的时候，曾进行了大量工作，把科学院、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国防科委和地方的科技力量，即所谓五个方面军组织起来，制定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按照规划分工协作，全国一盘棋。交给哪个单位什么任务，都感到光荣，很高兴地接受。互相照顾，全力支援，很少有扯皮、踢皮球之类的事。聂总那个科学小组既管任务又管人；既管军，又管民。把管任务和管人结合在一起。对用非所学、安排不当的，没有任务的科技人员，小组有权调整。急需人才的地方就调人去加强。所以，在科技攻关，特别是两弹的研制，效率很高，取得显著成果。 重新“挂帅”(3) 连载:山高水长 作者：聂力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在下达的通知中，转达这样一大段邓小平的谈话，的确意味深长。

党的十二大闭幕不久，1982年秋末冬初，《红旗》杂志总编熊复来联系，希望采访父亲。已经交出“帅印”的父亲表示，欢迎熊复同志来家做客。采访中，父亲说，现在科技战线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开创我国科技工作的新局面。根据历史的经验，父亲认为有这么几点需要注意。一要自力更生；二要制定恰当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三要组织好队伍； 四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

父亲似乎格外看重集中统一领导的问题。他引用邓小平的话说，要落实发展规划，要进行科技攻关，“没有一个很强有力的权威机构，搞不动。”父亲把他的经验归结为一句话：“只有我们克服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全国一盘棋，统筹规划，合理分工，互相支援，实行全国性的大协作，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能开创我国科技工作的新局面，出现科技工作的新的黄金时代！”

周培源、严济慈、钱三强很赞成统一协调的领导措施。他们联名给父亲写信，回忆了新中国科技走过的道路，最后总结说：“实践证明，在国家的统一规划下，分工合作，各有侧重，协调一致，就能更好地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解决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

1999年，著名半导体材料研究专家林兰英在纪念父亲百年诞辰时，讲到科技统帅的组织作用，她说：“这是十分关键的。单靠科研，没有统帅，事情也办不成。”她又说：“我们不一定各方面都要达到与美国一样的水平，但只要能将各家迫切需要的组织起来，一定能达到并超过美国。”她还说：“搞科研跟打仗是一样的，打仗的时候，你不可能没有个强有力的统帅。我现在遇到科研困难的时候，总是使我不断回忆聂帅当初对我们的领导，对我们的支持，对我们的帮助！” 今天的科研，就是明天的装备 连载:山高水长 作者：聂力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在新的历史时期，军队建设要走精兵强国之路，这是中央军委的决定，父亲也是这一方针的倡导人之一。1980年3月，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他同意把军委直属的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部队下放给野战军。他认为平时做好野战部队的合成训练，战时才能充分发挥作用。稍后，他进一步强调：现在是军兵种联合作战，那就要有合成作战的思想。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的有些部队要编到步兵军或师里去，平时编在一起，练在一起，战时才能统一指挥，否则不会指挥，也不会使用。 　　武器装备要逐步现代化，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是军队面临的又一个重大课题。父亲过去长期主管这方面的工作，所以他给予了更大的关注。

1977年2月，他在军委常委会议上说：搞卫星、导弹等尖端项目，仍要贯彻集中统一、大协作的精神。在试验某个型号时，对下一代的型号就要着手研究。新型号不能等老型号定型后再搞，因为研制一种武器特别是尖端武器的周期是很长的。

1980年7月，全军装备规划座谈会前夕，父亲给分管装备的副总长刘华清写信，谈了他的思路。信中说——

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是中央的方针。何谓中国式的道路？你们还可仔细研究。我粗浅考虑，就是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逐步地解决发展中的矛盾，从而实现现代化。现在，我们是一大二穷，技术比较落后。这就决定我们，既不可能像某些不发达而有钱的国家，买成个现代化，又不可能像某些技术先进国家，大搞他们的武器竞赛。我们的任务是，既要准备好有足够的力量，以应付强敌的侵略，又要节省开支拿出足够的钱来，迅速提高改善我们的装备水平。既要管今天，又要照顾到明天，当然明天的任务是更重些。我常说，我们今天的装备问题，严格讲，有许多并不是什么现代化的问题，还是解决有无的问题。当前，必须抓紧时机，力争尽快按编制齐装配套，备份有余。一旦有事要能打仗……明天的装备问题就是抓科研，全军要尽最大的力量来抓。

显然，父亲最关心的，仍然是装备的科研问题。后来刘华清在他的回忆录里说，父亲那时就向他强调过：“今天的科研，就是明天的装备。”这句话应该说是至理名言。

改革开放之后，有人认为，只要国家有了钱，我们可以走捷径，就可以花钱买装备，买技术，买一个军队现代化来，不必要花那么大力气，那么多时间自己研制。父亲坚决反对这种态度，他和张爱萍、刘华清、洪学智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他的主要观点有——

中国这么大，武器装备一定要立足自己研究生产，靠外国是靠不住的，我们不能受制于人。

武器装备依靠进口搞现代化是妄想。我们不能靠进口买个国防现代化……当然不排除引进个别关键技术，至于整套引进，那是做梦。 我们没有那么多外汇，外国人也不会把先进技术全部卖给我们。

买外国的，一定要注意买专利。引进的目的，主要是通过仿制研究，今后自力更生设计制造中国自己的武器装备。

有些人总想搞进口，是思想上的懒汉，不考虑后果怎么样！过去“两弹”靠自力更生还不是都搞出来了。中国人并不蠢。现在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只要坚持自力更生，大力协同，先进的武器装备是一定能搞出来的。

飞机用的雷达、电子装备、火控系统，这些配套设备很重要，否则你的飞机就起不了作用。这些设备也很复杂，在国外往往是几个国家协作搞，我们国内更要组织大协作，才能搞好。

军事工业中文明生产很重要，外国人一参观我们的工厂或科研单位，首先提出来的就是这个问题。

怎样尽快地使我军的武器装备现代化，是父亲后半生最为关注的大事之一。在经历了“文革”的停滞之后，我军的装备研制终于迎来了又一个收获的季节。 新的攀登(1) 连载:山高水长 作者：聂力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科学研究，其实就像登山一样，是个不断攀登的过程。这是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把不断攀登科技领域的高峰，当作科技事业前进的动力和目标。

导弹、原子弹、卫星、核潜艇的研制成功，是我国科技工作者攀登上的一座座科学的高峰。粉碎“四人帮”以后，各条战线加快了前进步伐，国防科技领域更是一马当先。中央确定的任务是：继两弹一星之后，我国要在洲际运载火箭、潜射导弹和同步卫星领域，取得重 大突破。在当时，这三项任务称之为“三抓”。

这时的父亲，已经年近八旬，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亲临重大试验的第一线了。他原先承担的一部分重任，已经放到了张爱萍的肩上。

早在“文革”后期，张爱萍就被邓小平、叶剑英和父亲等人推上第一线领导国防科技工作。多年以来，张爱萍一直在父亲直接领导下工作，父亲对他很信任，对他的工作也很满意。但是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和邓小平再度受冲击，张爱萍也受到“四人帮”一伙的猛烈批判，处境艰难。张爱萍住进医院，父亲牵挂他，亲自到医院看望，说：“爱萍，你务必好好休息，好好治疗，这些日子，你太辛苦了。有人说，我是你的后台。他们说得一点不假，我就是你的后台，我也乐意做你的后台！”

父亲的话，令病中的张爱萍深受感动，这句话他一直记着，父亲逝世后，他在一首悼念诗中，曾写道“翻案后台我愿当”，就是说的这件事。

“三抓”任务，是由张爱萍在第一线亲自指挥的。

“三抓”中的“第一抓” ，是洲际运载火箭发射试验。

早在1965年3月，中央专委就决定我国要研制洲际运载火箭。如果有了这种火箭，中国的“拳头”就可以伸得更长，国防更有保障了。由于“文革”的影响，研制工作被迫一再推迟。1975年5月25日，毛主席、周总理批准中央军委关于洲际运载火箭的研制计划。

为了完成洲际运载火箭的全程飞行试验，需要一支在海上活动的跟踪测量船队。1974年，我在国务院、中央军委“09、718”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后任副主任。当时，组织上安排我参加这一系统工程的组织协调工作，我感到非常高兴。说实在的，能为祖国国防科技事业尽力，就是我最大的幸福。远洋测量船在上海江南厂建造，说起来也是历经坎坷。1970年12月，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专委会议，决定把这项工程作为国家重点任务。1972年4月，叶剑英副主席召开军委办公会议听取工程进展情况的汇报。张春桥在会上提出上海地区承担大部分船舶的建造任务有困难。叶副主席听后非常气愤，用手拨过地球仪，指着“上海”大声地说：“下马不行，要硬着头皮搞，测量船一定要搞，而且要在上海搞。”

那时，父亲基本上靠边站，按照中央的分工，原本是他主抓的工作，他却使不上劲，感到着急上火。我把这个情况讲给他后，他说，叶帅的决心太重要了。

由于“文革”的干扰，测量船队的研制建造工作遇到了许多想象不到的困难。我因参加工作组，常住上海。为了赶进度，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想方设法进行协调。进度上、质量上出了问题，我们就及时同工厂的师傅和科研单位的技术人员协调解决。终于，测量船队有了“雏形”，我心里非常高兴，经常给父亲汇报进程，他也感到欣慰。

1979年，测量船总体建筑已基本完成。给船起个什么名字呢？正当大家都在费尽脑汁时，我看到了叶剑英元帅视察大连时写的一首诗《远望》，突发联想，就向李奇局长建议：“咱们的测量船叫远望号怎么样？航天测量既要看得远，更要有长远的发展规划。”

大家一致赞同，上报张爱萍主任批准，正式定名“远望”号。船体上的“远望”二字选用的是毛泽东主席的手书。

经中央批准，并向全世界发布消息：1980年5月18日，我国由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向南太平洋发射洲际运载火箭，进行全程飞行试验。那一天，以“远望”号测量船为首的12艘远洋船队，劈开波涛汹涌的海面，威武严整地向着南太平洋进发。“远望”号设备先进，堪称一座“科学城”。它的研制成功，填补了我国海上测量的空白。后来，在发射神舟系列飞船时，“远望”号等船只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远洋船队出发前，张爱萍问我：“测量船队能不能保证安全地开出去，顺利地返回来？”

我语气坚定地说：“能！”

因为准备工作很充分，跟船出海的有科技人员、工人师傅，有他们保驾，大家都充满信心。

这是“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科学工作者向新时代献上的一份厚礼。5月18日那天，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我国亿万人民翘首以待，期盼着那个惊天动地的时刻。 新的攀登(2) 连载:山高水长 作者：聂力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父亲和邓小平、胡耀邦、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北京的国防科工委指挥所大厅里观看发射实况。

“30分钟准备！”指挥员发出了指令。

“发射！” 指挥员发出了最激动人心的指令。 　　指挥所大厅里，人们聚集在宽大的彩色屏幕前，紧张而又兴奋地倾听着那一连串清晰的报告声、指令声、调度声，大家的心随之不停地跳动。一排排荧光屏上，一组组数据、图表不断地交替显示，屏幕上清楚地描绘出火箭飞行的轨迹。从“远望”号测量船队发回的信息，准确无误地传到指挥所里。

此时此刻，我就蹲在父亲、邓小平、胡耀邦和王震身旁，几乎是含着热泪介绍着每一个应答口令的含义。

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中国是继美国、苏联、法国之后，第四个拥有远程打击能力的国家，它表明我国液体火箭技术又攀登上一个新高峰，也为我国将来发射重型卫星和飞船创造了物质技术条件。同时，中国也是继美国、苏联、法国之后，第四个具有海上跟踪能力的国家。

在场的人，都为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又一重大进步而欢呼，而流泪。邓小平立即向参试人员表示热烈祝贺；胡耀邦振臂高呼：“同志们胜利了！人民胜利了！”父亲情不自禁地向在场的全体工作人员挥手，高声说：“一弹震全球，感谢同志们！”

那天回到家，我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父亲随手展开纸张，挥笔题写了贺词：“热烈祝贺参与发射运载火箭的全体同志取得圆满成功。这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同心同德、大力协同的伟大胜利！”

在这次试验任务中，丁衡高负责火箭落点精度鉴定工作。那一天我们全家和父亲办公室工作人员如同过节，都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

“三抓”中的“第二抓”——潜射导弹试验，于1982年10月7日在大连海域进行。父亲非常关注这次重要的试验。但是前方传来消息，试验失败了。本来导弹发射时是正常的，但点火后不久，导弹失控翻转，在空中自毁。

父亲得知情况后，嘱咐秘书给在现场的指挥人员打电话，传达他的意见：“既是试验，就有成功与失败两种可能，要像我国女排争冠军那样，胜不骄，败不馁！大家不要泄气，更不要埋怨，重要的是总结经验，更好地进行技术检验，找出问题所在，以利再战，我们一定会获得成功的！”

当时，丁衡高在试验现场。据他回忆，父亲的话传达后，现场的领导和科技人员，深受感动和鼓舞。其实，多年来在尖端武器研究试验中遭遇的失败也不仅这一两次，父亲都是以总结经验以利再战的态度鼓励大家。当年钱学森他们试验导弹失败，他不就这样说过吗？

大家说：还是聂帅懂得科技工作和理解科技人员，这种时候鼓励比责备更重要。

果然，在全体人员努力下，5天之后，第二次潜艇水下发射潜地导弹试验，获得成功。这又是一项震惊全世界的伟大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