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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父亲的病很重，说话很吃力。梁洁见状，心里一动，感激地说：“好多了，请首长放心，您自己要好好休息。”

王德龙是父亲的医疗小组里唯一的一位男护士，因为父亲洗澡时需要男同志帮他，所以301医院特配一名男护士来。父亲多年来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洗澡时都要躺在热水中泡一泡，这也是医疗组专家的意见，对父亲的身体有好处。父亲年龄大了，行动不便，每次洗澡需要人照顾。王德龙来了后，承担起了这一特殊工作。王德龙记得，每逢过年过节，不论是谁在值班，父亲都要把他们请到一起吃一顿饭，如同一家人一样。父亲还从点点滴滴的小事上关心他。他住的房间在走廊旁，父亲有时在走廊散步，只要知道小王在休息，总是会放慢脚步，对陪同他的工作人员说：“轻一点，小王昨晚上夜班，不要大声说话。”有一次，正在补觉的小王听到了这句话，感动得鼻子一酸，差点落下泪来。

朱焕改说：“我觉得爷爷在我印象中，是完美无缺的一个形象。他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当成自己家里的人，每个人都是家里的一员。比如说一吃饭，他就问：谁谁到哪里去了，怎么缺个人啊？”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不把工作人员当外人。每次在一块吃饭，谁吃得多他就夸奖谁，就像老祖父对待亲孙子的感觉一样。

护士孙蕴君回忆道：“凡逢八一建军节，他都要请我们吃饭、喝酒，谁喝得多他就高兴，谁吃得多他就喜欢。看到我们喝酒的样子，他就‘咯咯咯’地笑个不停，就像孩童似的。”

赵建华护士是23岁那年来到父亲身边的。父亲觉察到小赵已到谈恋爱的年龄，很是关心，生怕因为照顾自己，而耽搁了人家姑娘的终身大事。他时常幽默地和赵建华她们几个女孩子开玩笑，说，谈恋爱是很正常的事，用不着对他保密。还说：“如果需要我帮忙，一定会尽力。”

有一年，小赵患急性阑尾炎做了手术，父亲执意让秘书用车把她接到玉泉山休息，说：“小赵没结婚，没人照顾。玉泉山条件好，在这里有人照顾，可以吃好，睡好，又凉快，身体恢复得快。”

后来小赵的婚姻有了着落，父亲为她感到由衷的高兴。她刚结婚时，爱人在首钢工作，离她上班的地方远，又没有房子。父亲知道后，特意交待秘书，想办法给小赵在驻地附近找一间房子，暂时住一阵。很快，房子安排好了，小赵夫妇搬了进去。

一天，父亲问她：“你满意不满意啊？”

小赵红着脸回答：“谢谢老爷爷，很满意。”

父亲还向其他人交待说：“小赵刚结婚不久，你们要帮忙把房子布置得像新房一样。”

父亲给小赵留下的印象是：老爷爷很会关心人，尤其是对女同志。父亲常说：“比起男同志，女同志更辛苦，更劳累，她们的付出是很大的，所以要特别关心她们啊。”

赵建华回忆说——

我们医疗组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聂帅年纪虽然那么大，身体又不好，但是他心里特别清楚明白，如今天该谁值班啦，谁的家里有事啦，谁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啦，等等，心里都明白着呢！据我所知，凡是在聂帅医疗组工作过的人员，无论是谁结婚，都得到过他送的红包和礼品。在我怀孕几个月后，组织上调我暂时离开驻地回医院上班。这期间，聂帅很是放心不下，有时把我叫过来，说要看看我变成啥样子了。当他见到我时，如同长辈对待自己的孙女，关爱地说：“怀孕时千万别摔着，自己想吃点什么就吃，一定要保证营养啊。”聂帅对待我们实在是太关心、太好了。

说到父亲给身边工作人员送结婚的红包或礼物，我是再清楚不过了。那些年里，不断有保健医生、护士，或者是秘书、警卫人员、司机等人来到他身边工作，每次，遇到谁结婚了，或是听说谁家里有困难了，他都提前向母亲或者秘书要钱，然后揣在衣兜里，到时候悄悄地拿出来，亲手送给人家，以表示祝贺和慰问。这个方面体现了他的细心和细致。 点点滴滴暖心怀(3) 连载:山高水长 作者：聂力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年，梁洁要结婚，本来不想声张，但却被父亲知道了。父亲把她叫到身边，递给她一床重庆出的真丝被面，天蓝色的，很好看。我知道，这是父亲专门托重庆方面的人买来的，一共买了两条，另一条送给了另外一位准备结婚的护士谭耕文。梁洁感到，这床被面是一件最有价值和意义的礼物，结婚那几天用过后，就保存起来，不舍得再用，一直珍藏到今天。 　　1983年，王德龙准备结婚。一天，父亲坐着轮椅散步，在路过小王的房间门口时，停了下来。小王看到，父亲从右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了30元钱，说是从秘书那里，知道了他要结婚。又说，这是大喜事，给他一点钱，买件纪念品吧，算是对他的祝贺。小王早就听说，每逢身边的工作人员结婚，父亲都要送点钱或是纪念品，他就收下了。20多年后，已是中年人的王德龙谈起这件事时，说：“在80年代初期，30元钱已经不少了。聂帅总是像待孩子那样对待我们每一个医务人员。平时他比较严肃，但是特别爱关心人，对我们特别好。”

1989年1月初，孙蕴君要结婚了。一天早晨，父亲起床后，拿过纸和笔，题写了四个大字：“幸福之家。”孙蕴君注意到，父亲的手颤抖得厉害，但他神情特别专注，写完后，他望着孙蕴君说：“这是我90岁做的第一件事。送给你。” 孙蕴君马上意识到，父亲进入90岁了。捧着题字，她当时感动得眼圈红了。下班回到家，她把父亲的题字珍藏在纪念册中，作为永久的纪念。

父亲俭朴的生活，以及对自己严格的要求，也令大家记忆深刻。有件事情对梁洁触动很大：父亲每次去人民大会堂开会，离开时，总要问警卫参谋：“去结账没有？”所谓结账，就是去交价值两毛钱的一杯龙井茶钱。就这么一杯茶水钱，细心的父亲都记得这么清楚，公私分明，公家的便宜一点都不沾。梁洁认为，现在的人是很难理解和做到的。对这件小事她一直忘不掉，后来时常给儿子谈起，教育孩子不要沾别人的便宜。

孙蕴君一直忘不掉一件小事：1989年，工作人员们陪同父亲到北戴河度夏。8月底的一天，下起了大雨，天气突然变凉了，正在值班的孙蕴君把所有衣服都穿上还感到冷。父亲看见她，就把自己的一件毛背心拿了出来，说：“你把我的毛背心拿去穿上吧。” 孙蕴君记得非常清楚，那件毛背心是浅褐色的，上面还有一个小洞洞，是虫子咬的。穿上毛背心，她感慨不已：堂堂一位元帅，居然舍不得丢掉一件穿了不知多少年的毛背心。老爷爷的简朴让孙蕴君鼻子一酸，差点落下泪来。

父亲喜欢孩子，工作人员不管谁家的孩子来了，他都欢喜的不得了。警卫参谋杨何的的儿子杨帆他格外喜欢，那个小家伙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常来我家玩，他戴大盖帽，扎腰带，穿自制的“军装”，异常活泼可爱，而且不怕生人，“天生不怕大官”，父亲非常喜欢他。每次他来了，都叫到跟前说说话。父亲鼓励他好好学习，将来要考上大学。

后来听说这孩子很有出息，18岁那年考上了杭州的大学。他家里有父亲的像片，每逢父亲的生日和忌日，他就对着相片磕个头，算是对老爷爷的纪念。

在医疗组工作了10年的护士长王显聪回忆说，有一年，她带着5岁的儿子到驻地来，父亲见了孩子高兴得问这问那，特别疼爱，给她儿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后，每次坐车路过驻地，他都会指着院子说：“我去过那个老爷爷家，老爷爷可好啦。”孩子当时虽然小，不知道老爷爷是谁，叫什么名字，然而老爷爷那慈祥、亲切的神态却在他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工作需要，来家里护理父亲的医护人员经常变动。每逢离开时，大家都恋恋不舍。

梁洁离开医疗组之前，父亲对她说：“你把纸和笔给我。”当时，她不知道老爷爷想干啥。待他写完字递给她，看一眼她就激动了，没想到老爷爷会给她写下这么一句话：“梁洁同志，感谢你六年来对我的关心和精心护理。”

她把父亲的这帧题字，收藏到影集里。她说：“聂帅就像一棵不老的青松，永远活在我心里面。因为我感到，在聂帅身边学到的东西，是最真实、最朴实、最实在的，我永远忘不了首长的一言一行。”

1984年底，王德龙要离开我家了，父亲把厨师叫过来，说：“小王明天就要走了，今天晚上做几个菜，叫医生也过来陪陪。”父亲觉得小王这么长时间护理他不容易，非常感谢。

王德龙永远也忘不掉，父亲说这话时，他感觉老人就像是他的爷爷，他的长辈。他感慨地说：“很难忘啊！”

护士吴淑芬说：“我离开老爷爷的时候，是流着眼泪，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走的。”

除了上面的那些人，徐淑清、崔媛、唐丽君、朱财兴、刘立明、刘冰等人，也曾在父亲的医疗组工作过。在时光流逝了10多年，甚至20多年之后，他们仍然忘不掉在父亲身边工作的日日夜夜，我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深深地感受到他们对父亲的怀念之情，我也从内心里感激这些为父亲做出过奉献和牺牲的医务工作者。 点点滴滴暖心怀(4) 连载:山高水长 作者：聂力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说到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应该忘记陈兆保、范济生、刘长明、甘子玉、周均伦、陈克勤、李常海、杨曙光、杨何的、张宝信、戴钰书、罗晓霞、张程荣、丁绍武等同志，在长期的工作、生活中，他们与我们一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亲，形同骨肉。

陈兆保是1945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个子高高的，为人忠厚，任劳任怨，1953年就到父 亲身边担任警卫参谋，深得父亲的信赖，家里的事，尤其是父亲生活上的事，均由他来管。他是名副其实的大管家。为了工作，陈兆保没有让家属随军来北京，平时也很少回老家探亲。在我的印象中，他几乎没有休过假。他不仅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父亲，就连我们家生活上的事，他都管。有一次我女儿菲菲发高烧，他二话没说，抱起菲菲就去了医院。可惜的是，他47岁时就被癌症夺去了生命。

记得陈兆保患病期间，父亲很难过，亲自到医院看望他，鼓励他战胜病魔，派人一次次给他送营养品。陈兆保病逝后，父亲让周均伦给组织上写报告，请求批准陈兆保为烈士。有一天，周均伦见到叶剑英，叶帅突然很不客气地说：“周秘书呀，我对陈兆保有一个意见。”

周均伦急忙问：“您有什么指示呀？”

叶帅说：“陈兆保跟了聂帅那么多年，聂帅最困难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回家去？”

周秘书解释道，实际情况是，父亲被定为“二月逆流反党成员”后，陈兆保思想不通，心情很不好，正巧他老家要盖房子，父亲就给了他几百元钱，让他回老家看看，也借机散散心，就这样，多年不回家的陈兆保回去休息了两个月。叶帅听完周均伦的汇报，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亲自批准陈兆保为烈士。

陈兆保离开我们几十年了，他的抚恤金一直由父亲办公室代领转寄他家，直到几年前他的妻子病逝，才停发了抚恤金。

秘书们忠于职守，工作认真，为人正派，待人谦虚，并且善于与人共事，办事讲原则，从不搞歪门邪道，都有个好名声。他们说，这都是跟父亲学的，是父亲影响了他们，是父亲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结果。

他们辛勤地在父亲身边工作，父亲母亲也时常关心他们。就说上世纪60年代最困难的时候吧，二老若知道谁家有困难，总要给予帮助。刘长明家里孩子多，粮食紧张，母亲每隔一段时间就送给他一些粮票。有一次，东北来人送父亲一条大鳇鱼，有10多斤重，母亲赶紧张罗着把它切成段分给工作人员，三年困难时期能吃到鱼，大家太高兴了，所以几十年后，老同志们提到那次分鱼，仍然念念不忘。

陈克勤秘书患了脑膜瘤，确诊后要立即开颅摘除。这是个大手术，父母亲非常为他担心，父亲亲自给医院的领导交待，要精心组织手术。手术当天，又派周均伦守候在医院，并随时向他报告进展情况。手术成功的消息传来后，我注意到父母亲长出了一口气。母亲又张罗着每天派人往医院送营养食品。4个月后，陈克勤出院回到驻地，父亲嘱咐他先恢复身体，不要急于上班，以后上班也只能量力而行，殷殷之情，溢于言表。10多年过去了，至今谈起此事，仍然令陈克勤感动不已。

父母亲对驻地的警卫战士，也一样地关心爱护。驻地的警卫战士虽然属卫戍区管理，但在父母眼里，关起门来就是一家人。父亲去世后，早已复员回山西家乡的战士索文彬，写了一篇名为《在聂帅身边工作的日子里》的文章，他写道：“平时，聂帅不仅从政治上关心我们，而且生活上也无微不至地关心爱护我们……在当时电视机尚不普及的情况下，聂帅将一台当年苏联赠送给他的电视机送给我们看。每当过年过节的时候，他总要送一些水果之类的食品让我们吃。记得1975年建军节时，他正在外地疗养，特意给我们捎来了哈密瓜等水果。” 索文彬还谈到，1977年他们复员离开驻地时，父亲特意把他们几个战士叫到身旁一起合影留念，并且嘱咐他们，将来不论到了哪里，都要努力学习，勤奋工作，遵纪守法，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索文彬说：“那个场面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父母亲所关心的人里面，还有一个老职工，他叫李炳元，是北京军区北戴河281疗养院的职工。解放后，中央在北戴河为一些领导同志安排了住处，盛夏时节一般都来这儿办公。281疗养院就把李炳元派到父亲的住处，由他负责搞环境卫生，帮助干一些杂活，冬天时照看房子。老实能干、性格耿直的李炳元得到了父亲的肯定，几十年下来，父亲从来没把他当外人。五六十年代，父亲见李炳元家里孩子多，生活困难，每年来北戴河，离开的时候都让母亲或者是秘书给他留下二百块钱，这些钱在当时顶得上李炳元5个月的工资。 点点滴滴暖心怀(5) 连载:山高水长 作者：聂力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六十年代初，父亲看到李炳元跑来跑去的，家里连个自行车都没有，决定帮他买辆自行车。正好父亲从北戴河去天津开会，那里生产的飞鸽牌自行车挺有名，管理员就和李炳元商量，由他出点钱，父亲替他补贴一部分，买辆自行车带回来。不久，自行车买来了。那辆车子李炳元骑了很多年，他说他如今一闭上眼睛，就能想起那辆自行车来。

李炳元至今清楚地记得父亲的一些事情，比如他说道，父亲每年到北戴河，一下车就去 附近的渔村，问村里有没有挨饿的，社员的生活怎么样，有什么要求。三年经济困难期间，群众生活很苦，父亲告诉大家，等我们把欠苏联的账还完了，日子就会好过的。五六十年代，父亲早晨起床后，喜欢到海边散步。那时海边到处都是渔船，碰到渔民出海，父亲就上前帮着往水里推船，边干边和大伙拉家常。对此，李炳元感叹道：“聂帅不怕群众。那时的干部好像都不怕群众。”

父亲曾对李炳元说：“北戴河是你的家，北京也是你的家，欢迎你来北京做客。”因此，在我记忆中，李炳元师傅多次来北京，到了家里，父亲和他聊天，和他一起吃饭。如果不说，谁也不会想到，一个元帅，居然和一个普通的职工成了忘年交。

父亲去世十多年了，当年他身边的那些工作人员，与我们的联系一直未断。现在，那些老秘书们还在为“聂荣臻研究会”工作和忙碌着。他们对父亲的这份真挚的感情令我十分感动。

重温往事，无论是医生护士也好，秘书们也好，一般的工作人员也好，他们与父亲之间的那些点点滴滴的小事情，虽然年代已久远，却仍然能够令人感到穿越时空的温暖，我想，这既是他们与父亲母亲的一种缘分，也是老前辈留给他们的一笔小小的精神财富吧。 黄埔情深(1) 连载:山高水长 作者：聂力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黄埔，是广州郊外珠江上的一个小岛，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先生倡导建立的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当时恐怕谁也想不到，这所军校会给20世纪的中国带来那么大的影响力。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师生同心协力，先后进行了东征和北伐，为结束军阀割据立下大功；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师生再度携手，同全国人民一道，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殊勋。在中国现代史上，黄埔军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父亲的晚年，把能够辞掉的职务全都辞掉了，惟独一个职务他愿意担任——黄埔军校同学会的顾问。这是父亲此生的最后一个职务。说起来，父亲的军旅生涯是从黄埔军校开始的，他又是在黄埔军校同学会顾问这个职务上辞世的，因此可以说，他与黄埔的缘分太深了。

说起与黄埔的缘分，还不止这些。我母亲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由此成为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第一批女兵，晚年她还担任黄埔军校同学会的理事。像我家这种情况的，据我所知，只有徐向前元帅家，徐帅是黄埔一期学生，他夫人黄杰阿姨和我母亲都是武汉分校的同学。

1984年6月16日是黄埔军校60周年校庆纪念日。在邓小平亲自倡议下，6月13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主要目的是利用黄埔军校师生情谊，团结共勉，共同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中央任命徐向前元帅为会长，父亲和许德珩为顾问。同学会成立后，即为贯彻邓小平提出的和平统一、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方针和“一国两制”构想，做了大量工作。

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前后，父亲两次题词：“纪念黄埔，促进祖国统一”、“团结共勉，统一祖国”。1988年3月，黄埔军校同学会创办了会刊《黄埔》，父亲在创刊号上再度题词：“海峡两岸人民都是炎黄子孙，黄埔校友自当共促祖国统一。”

祖国统一，是父亲他们这代人最大的心愿啊！

那几年，父亲心系祖国的统一大业，心系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的开展。需要他做什么，二话不说，立即支持。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两岸统一的呼声更高。1990年初，89岁高龄的徐帅和91岁高龄的父亲，联名向海内外的黄埔师生发表了春节谈话，主要历数了黄埔师生遵照孙中山先生的遗训，在两次国共合作中做出的巨大贡献。但现在“祖国尚未统一，同学仍须努力”，号召海峡两岸及旅居海外的黄埔师生，当以和平奋斗、“一国两制”的构想统一祖国，反对任何形式的分裂活动，为新的历史使命。

这次谈话被海内外称之为“两帅春节谈话”。谈话立即得到在台和旅美黄埔同学的热烈响应。5月初，在台的黄埔一期生邓文仪以及陈舜钦、周乐军等同学，首先组团来北京访问，在京的黄埔一期学生侯镜如会长、一期学生郑洞国副会长、十六期学生杨荫东副会长兼秘书长等陪同他们看望了两帅。5月10日，与徐向前名誉会长会见，11日，父亲在家里热情接待了他们，当时气氛热烈，畅所欲言，充满了师生久别重逢的喜悦。父亲鼓励大家，黄埔同学就是要发扬黄埔精神，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以促进祖国统一、振兴中华为己任。现在就是要两岸多交往，多沟通，多做工作。

会见后，父亲及时将情况通报给邓小平，促成邓小平也亲切会见了邓文仪等人，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1990年9月，海外归来的黄埔一期学生李默庵在杨荫东陪同下，来会见了父亲。父亲寄语在台黄埔师生，希望他们敦促中国国民党早日与中国共产党举行两党对等谈判，商谈祖国统一问题。李默庵认为父亲的话语重心长，对黄埔师生寄予很大希望。他又表示完全赞成徐、聂两帅春节向两岸黄埔师生发表的重要讲话，他激动地说：“您对我这个漂泊海外几十年的老黄埔如此关爱，我万分感谢！”他们还情不自禁地回忆起抗战初期著名的忻口战役，回忆起国民党军和八路军并肩战斗的情形。李默庵说：“偏安不能自保，分裂必取灭亡。台湾的出路在于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中国国民党的出路在于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中国早日统一，更富强起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李默庵的话道出了黄埔同学的心声。

1991年元旦，在台的黄埔同学成立了“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简称黄埔会），明确提出以“联合黄埔同学，推动祖国统一”为宗旨，积极回应了邓小平和两帅与他们的会见。父亲闻知，备感欣慰。2月初，“黄埔会”的执行长张琦来京，就两岸同学共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问题，进一步交换意见。父亲当时已91岁高龄，身体非常虚弱，但他还是抱病会见了“黄埔会”负责人，对他们热心两岸同学密切交往深表赞许，并勉励他们再接再厉，扩大交流。 黄埔情深(2) 连载:山高水长 作者：聂力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4月初，由邓文仪、刘璠等组成的“黄埔会”谒陵代表团来大陆，晋谒中山陵和祭拜黄帝陵。代表团一行到京后，父亲身体不适，实在无法参加活动，就委托母亲代表他出席欢迎会并致辞，母亲在致辞时说：“希望在台同学众志成城，为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努力奋斗。”同学们对她报以热烈的掌声。随后，当父亲从报纸上看到江泽民总书记会见谒陵代表团的消息时，十分高兴。中央对黄埔军校同学会的重视可见一斑。 　　父亲对在大陆的黄埔同学也很关心，尤其是对参加过两次国共合作的老黄埔印象很深。1990年，他会见了侯镜如、郑洞国，殷切希望黄埔师生应本着革命初衷，团结起来，为祖国统一，振兴中华而奋斗。他还说，黄埔同学的工作很重要，主要是做在台黄埔同学的工作。

父亲的晚年，可以说一直心系祖国统一大业，他们这代人抛却身家性命干革命，图的就是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而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的至高利益。即便自己有生之年看不到国家统一的那一天，但竭尽全力做点工作，为后人打下个好基础，便成为父亲执著的追求。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在临别遗言中，他提到四个希望，其中一个就是“我希望海峡两岸尽快统一”。这是父亲美好的向往，也是对黄埔同学的最后重托。

父亲逝世的那天下午，在听到一条有关台湾的消息时，他还对秘书说：“海峡两岸的统一，是大势所趋，只是时间问题。‘一国两制’是最好的形式。”

父亲去世的第二天，在台刘璠、刘咏尧、邓文仪、王叔铭、刘安祺、张炎元、何志浩、张琦等八位同学联名发来唁电：“百战沙场，功耀华夏，星沉南海千古恨；一代人杰，勋尊元帅，月冷西山万民悲。”此外，旅美黄埔同学蔡文治、中南美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罗大诚也发来唁电。海内外黄埔同学为父亲这位黄埔前辈的谢世深表哀痛！

父亲逝世后，母亲同样抱着病弱之躯，关心同学会的工作，参加有关活动，直到她逝世前最后一次住院时，还在关心台湾同学来北京访问的情况。

在父母的感召下，作为黄埔后代，我也成为黄埔军校同学会的热心参与者。2001年6月9日，在黄埔军校建校77周年纪念大会上，我作了发言，收到很好的效果。现在，老一辈的黄埔人大多不在了，共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使命传给了下一代，子孙相承，使分裂主义者的阴谋不能得逞，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我想，也许不久的将来，祖国完全统一之日，父亲母亲在天有知，当会含笑于九泉！ 操不完的心(1) 连载:山高水长 作者：聂力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父亲老了，在他85岁以后，就不能走路了，他坐上了轮椅车。那辆轮椅车是邓朴方送给他的，坐着很舒适。

坐在轮椅车上的父亲，仍然仪容严整，风纪扣系得紧紧的，衣服穿得板板正正，哪儿不平整，自己够得着的，自己动手整理；够不着的，就喊别人帮忙抻平。他仍然爱干净，爱整洁，这与他历来讲究军容风纪，早已形成习惯有关。当年在晋察冀，没人敢在他房间里丢烟 头，更没人敢在他的房间里吐痰。他一辈子爱干净，到老了，他不想让别人觉得他邋遢。

这还不算，他看见谁的衣服皱皱巴巴，他就要提醒人家注意。他认为，一个人，如果这点都做不到，做不好，那你做事情可能就会粗心大意。

坐在轮椅车上的父亲，仍然有操不完的心。他爱操心，操了一辈子心，所以，不让他操心，那是不可能的。每天必不可少的事情，就是听秘书们念报纸、文件，重要的地方，他要反复听。只要醒着，他的脑子就不停地转动，他还要思考问题。他说，脑子越用越好用，脑子懒惰的人都是蠢人。想到某些问题，一旦深思熟虑，他就吩咐秘书记下来，或者给中央反映，或者给有关部门写信、打电话。总之，他不会让问题白白溜掉。

他关心部队军衔制的问题。早在1983年，他就向中央建议，尽快恢复军衔制。85岁那年，他又给杨尚昆写信，建议尽快恢复军衔制度。信中说：“军衔制是我军正规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干部评定了军衔，有利于他们开展工作和提高责任感。军衔又是终身荣誉，老同志退下来或转业时有了军衔，对他们也是一种安慰。”

1988年，我军终于恢复了军衔制。

听说社会上对高干子女反映比较大，88岁那年，他给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写信，希望部队的高级干部对子女严加管教，他写道：“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确有少数干部子弟依仗权势为非作歹，或靠父母之荫升官发财。这些极易引起义愤……群众对这类子弟的义愤是对的。我们一定要秉公处理：提拔不当的，该降就降，该罢就罢；为非作歹的，该关就关，该杀就杀，决不留情。”

有人说，这封信显示出一位老共产党员、老革命家的铮铮铁骨。

晚年，除了黄埔的事情，他还热心支持我国的老龄事业。老龄事业在中国发展较晚，1982年中国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才成立。有一天，父亲从保健医生那儿看到一本新创刊的《中国老年》杂志，引起他的注意。当他得知该杂志很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时，他便高兴地写了一封信，祝贺《中国老年》的创刊与发行，希望“把老龄问题提到战略高度，加强领导，统筹规划，做好这项工作”。

老龄委正想找到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出来支持他们的工作，见父亲“自投罗网”，高兴坏了，因此极力报请国务院，聘任父亲为全国老龄委的名誉主任。父亲慨然应允。1984年4月，国务院下发了聘任书。

老龄问题是个很突出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在中国，人口基数大，老年人比例逐年上升，而且百分之八十生活在农村，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父亲认为，必须妥善解决老年人的各种问题，才能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此，他先后14次致信或题词，予以支持和指导，并两次会见老龄委的领导同志，探讨老龄工作的情况和问题。

父亲担任了6年的名誉主任。直到1990年3月12日，他约见陈丕显，提出自己实在年迈体衰，不能再担任这一职务了，恳请陈丕显继任此职。4月27日，国务院批准父亲的请求，并任命陈丕显担任该职。

虽然辞掉了这一职务，但父亲仍然关心老龄事业。1992年3月，也就是他去世之前的两个月，已经病情危重的他，得知《中国老年》要搞创刊100期纪念，不顾医生的劝阻，硬是让秘书代写一封贺信，并经他推敲后，才同意发走。

父亲一辈子钟情于科学事业，在他的晚年，他依然痴迷于此。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经济、科技、教育的全面发展，为了调动广大群众发明创造的积极性，在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武衡等人的热心组织下，1985年10月，由包括钱学森、王大珩、金善宝等几十位院士（当时叫学部委员）和胡锦涛、王兆国、倪志福等关心群众性发明创造活动的领导同志发起，成立了中国发明协会。父亲获悉后，立即给予了热情的支持。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担任国家科委主任时，就在科委设立了“发明局”，主管全国发明创造工作，他对组织群众性的发明创造活动一直大力支持。因此当武衡向他汇报，并请他担任名誉会长时，他当场欣然允诺。

1985年10月16日，中国发明协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成立大会，父亲向大会发去贺电。贺电中说：“这是促进科技工作发展的又一条重要途径”，相信协会将“使群众性的发明创造活动蓬勃发展，硕果累累”。他祝同志们“团结奋斗，再展宏图”。据国家专利局原副局长、中国发明协会副董事长明廷华回忆，父亲的贺电宣读完毕后，会场上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明廷华从中感受到父亲在科技界的威望和影响。 操不完的心(2) 连载:山高水长 作者：聂力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7年，第三届全国发明展览会在长春市开幕后，反响空前强烈。消息传来，父亲备感欣慰，他说：“这次展览会，是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举办的，这是全国发明家对十三大的献礼，小平同志曾多次指出科学技术工作在四化建设中的战略意义，号召全党抓科学技术。”他勉励大家：“鼓足干劲，再接再厉，把发明创造的群众活动更有力地向前推进。”

据武衡回忆，父亲虽然已是久卧病榻，但他一直关心、询问发明协会的工作情况，每次 听到发明协会取得的新成绩，新进展，总是由衷地高兴，喜形于色。一次，有一位青年发明家，请武衡代送一套他发明的煮茶的炊具给他们的名誉会长，父亲在轮椅上拿起来看看，连说：“很好很好，谢谢他，告诉他以更多的发明贡献给祖国，为劳动人民服务。”

武衡后来感叹道：“这就是一位革命老人对青年人的最真挚的爱和最殷切的希望。”

如今的中国发明协会早已是一家在海内外发明界有一定影响力的民间组织。如今的发明证书上，“发明证书”四个大字仍然沿用毛主席的墨迹，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由父亲出面请毛主席专门题写的。

父亲非常关心编写红军史的工作。88岁那年，他得知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五六十年代相继编写的战史的基础上，又组成了战史编委会，重新修订战史，而涌现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和8个元帅的红一方面军，却一直没有编史，他认为红一方面军的军史也应该及早编写。1987年11月9日，父亲写信给杨尚昆，建议“趁许多老同志还健在，把红一方面军的军史写出来”。3天后，军委同意父亲的建议，并批准组成以杨得志为主任，王平、杨成武为副主任的编审委员会。1991年5月，92岁的父亲又在家中与编委会的全体同志见面，老战友们见面，格外高兴，父亲对孙毅说：“胡子，好久没见面了。”孙毅忙向父亲敬个礼，说：“老总，我们都非常想念您，祝您长寿啊！”

那天，父亲对他的一群老部下、老战友说：“你们辛苦了！红一方面军的军史就要面世了，是你们和编写同志的功劳，谢谢大家！”

父亲欣然同意为红一方面军史作序言。

巧合的是，一年后的5月14日，也就是父亲去世的那天上午，编委会开会，最终审定了红一方面军史。

父亲强烈地思念故乡江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怀乡之情更加浓烈。自从20岁离开家乡之后，父亲只在五十年代中期回去过一次，以后再也没能成行。他非常惋惜地说：“看来再回家乡的愿望是不能实现了，真是终身遗憾。”

解放之前，父亲完全和老家失去联系。白色恐怖下，故乡曾一度谣传他已经牺牲。解放之初，到了北京后，老家开始不断有人来找他，他总是兴致勃勃地打听老家的情况，而且慷慨解囊，资助乡亲。据父亲的同乡聂汉荣回忆，1951年底他从北京返回四川时，母亲拿出70万元（合人民币70元）给他作路费。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而这些钱都是母亲平时节省下来的。

思乡，成为父亲晚年的一大心事，因此，每逢家乡来人，不管多忙，不管身体状况是否允许，他总是愿意见一见。见到来人，又总会引起他的遐思。父亲的表侄杨辉宗回忆说，1986年1月，他和江津县的领导来到家里，坐在轮椅上的父亲见到来人，高兴极了，挥动着双手表示欢迎，说：“有意思，有亲戚来了！”他用亲切的目光注视着来人，不顾医生不让多说话的交待，提起家乡就滔滔不绝，对杨辉宗说：“我比你妈只大四岁，你看我现在腿不能动了，几十年没有回家乡了，真是想念啊！”

每逢家乡来人，他就请人家介绍情况，家乡建设的好坏，牵动着他的神经。听到来自家乡的好消息时，他比谁都高兴；听到不好的消息时，他就心情沉重，郁闷不安。

出于这种感情，但凡家乡有人找他题词，他有求必应，他给家乡的题词，我没细算过，至少有十多个。最能代表他心情的一个题词是：“江津是个好地方！”还有，父亲非常关心自己的母校江津一中，我记得他给母校的师生写过一封信，情真意切，充满期待和鼓励，那封信教育、感动着一批批故乡的学子。

父亲关心江津的特产花椒、脐橙、米花糖等名优产品，就怕这些产品质量出问题。江津成立了柑橘研究所，他很高兴，告诉当地领导，现在不仅我们国内已有研究改良的品种，就是日本、美国也在积极研究，如果我们停滞不前，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被淘汰出国内外的柑橘市场，这是很危险的。

有一次，父亲因病在301住院，家乡来人给他送去一点广柑，他高兴得很，拿在手里对医护人员介绍说：“这是我家乡的广柑，你们看多好啊！” 操不完的心(3) 连载:山高水长 作者：聂力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他喜欢川剧，认为川剧很有特色，唱腔和表演都很优美，对川剧的一些老演员，名字他都熟悉，经常过问他们的情况。那时还没有VCD，省里来人给他捎来几盘川剧的录像带，他看了很高兴，还请工作人员看，并问他们好看吗？如果有人说不好看，他就半开玩笑说：“明天再看，多看几次你们就觉得好看了。”

红军渡的老船工有些还健在，但有的生活困难的事情让他知道了，他对省、市的领导说 ：“长征期间，老百姓在那样艰苦的情况下帮助我们，为革命做出了贡献，现在他们老了，生活上困难，一定要帮助解决。”后来省里落实了资金，他才放下了心，说：“凡是对革命做过贡献的人，我们都不应该忘记，如果有困难，我们就要帮助。”

家乡断不了有些亲戚朋友写信甚至跑到北京来，要求解决这样那样的问题，父亲对这些事既非常关心，又严格要求，他总是提醒工作人员和省、市领导，一定要按政策办，我们是共产党，不能徇私情。

八十年代，父亲旧居的老房子年久失修，成了危房，当时的江津县几次提出修复意见，父亲都没同意，他怕浪费公家的钱财。后来旧居快要垮塌了，不保护不行了，他三番五次告诫省里和县里的领导：“你们一定要把好关，不要劳民伤财，造成不好影响。这方面的事，中央有规定，要严格按规定办。”母亲也对当地领导再三交待：“尽量少花钱，按中央的要求来。”

根据父亲的要求，县里又重新修改了旧居修复方案。工程开始后，父亲再次强调，一定要节约，要如旧，不能搞新的装饰。据父亲办公室的工作日志上记载，1985年2月14日，父亲不放心，让办公室与江津文物征集办联系，叮嘱他们，修复旧居一定按原平面图办，不准另占任何农田，不准铺张浪费，修复后希望在环境周围种些松柏竹子。另外，家乡要注意绿化。

父亲说：“希望家乡多种树，搞绿化，这是我最大愿望。”

父亲的旧居修好了，可是他却再也不能回来看一眼了。

对故乡，父亲充满深情。对晋察冀，父亲亦充满深情，甚至更有过之。

在我记忆中，父亲无数次提及晋察冀，提及华北，他眷恋着革命老区，惦记着那里的人民，早就把河北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他深爱这个故乡。

1989年暑假，张家口六中同学组织长城古道行夏令营，行经河北涞源的黄土岭地区，当地的老人陈云祥、陈云才得知同学们还要到北京，于是就托同学们带上一小袋小米，请替他们转交给“聂司令”。当那一小袋小米辗转送到父亲手上时，父亲捧着黄澄澄的小米，眼睛突然湿润了。

1984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可爱的河北》一书，父亲得知后，去信祝贺，他在信中说：“河北确实可爱，我与河北机缘最长。早在1930年我到顺直省委工作时，就与河北结了深缘。后来1937年成立了晋察冀边区时，我又在河北工作，一住就是12年。所以……我常说我的大半生都是在河北度过的。河北的父老兄弟，河北的山水草木，我是熟悉的，很有感情，的确可爱！”

1987年8月，“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和平山县妇联的同志，给父亲寄来一双他当年爱穿的纳底儿布鞋，希望他穿上纳底儿布鞋回到第二故乡来，再走一走他走过的路，再看一看当年他栽下的树，再喝一口滹沱河里的甜水，再吃一个太行山上的红枣，再与乡亲们拉拉家常。

父亲感动得不行，立即给戎冠秀和平山县妇联复信，信中说：“你们的来信和纳底布鞋，一下子又引起我对战争年代解放区生活的回忆。进城后，因工作等原因没有空到老区看看。文革后，几次想去，又因身体不好，未能如愿。现在腿脚更不便了，真是遗憾！不过，我始终怀念着老区人民。我常讲，从八一南昌起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打了22年的革命仗，而其中11年都是在华北，主要是在河北度过的。所以，河北的一草一木，我都不会忘记……”

我发现，父亲的身上，带有很多晋察冀的痕迹。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当年在那里打仗，他养成了看天气的习惯，因为天气决定收成，决定着人民群众和部队的生活，也影响着作战行动。“早看东南，晚看西北”、“火烧云，热死人”、“云烧火，没处躲”，这些谚语，是当年跟老房东学的，他一辈子都没忘。我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日子里，不知多少次听他念叨这些谚语。他似乎每天都盼着华北地区下雨。在他坐上轮椅以后，仍然像过去那样，坚持看电视台的天气预报，傍晚散步活动时，时不时地问一句：“西边天烧了没有？”意思是有无火烧云。华北地区的干旱牵动着他的心，遇到风调雨顺的时候，他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 操不完的心(4) 连载:山高水长 作者：聂力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河北省的领导有时来家里看他，他不停地嘱咐：要重视老区的建设，抓好太行山的绿化，搞好水土保持，治理好滹沱河、沙河、大清河、永定河，逐步改变靠天吃饭的局面。

92岁那年，他还让秘书写信给晋察冀老区几个县的党政领导，表达他的意见：“由衷地感谢老区人民对我的关心……当我听到老区大部分人民生活还比较困难，深感不安，心里不是滋味。所以，你们以后来，无论如何不要再带什么东西了（包括土特产）。否则，只会增 加我的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