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如此,也是个热。
黄元亮:"真热,修飞机和工厂车间不一样,没有厂房,工作都在露天里,大家只穿条短裤。飞机蒙皮被太阳烤得像火一样热,踩在上面,隔着鞋子都烫脚。
张照珊:"这一生,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在加尔各答,那个热,让人头昏脑涨,拼命喝水,这边喝,那边就挥发掉了。碰到在机身下的活还好一些,虽然地面热,但躲在下面,起码还有个'阴凉',最苦的是站在机身上面的,实际上就是在阳光下暴晒。
几次眼看着有人干着干着就晕了过去-中暑了!"梁鹤英:"都是使劲干、拼命干。那时大家都晓得,眼下国家就靠这么一条航线运送物资和联系,抗战的成败就维系在驼峰航线上,能多修一架飞机,就多一点儿舱位向国内运输物资,大家都是使劲干、拼命干,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乔文劲老人是"中航"地勤,当年也在加尔各答。我在上海见到他时,当年在飞机机身、机翼上爬上跳下那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已到耄耋之年,只能坐在轮椅上和我说话。
乔文劲:"累不算什么,为了前方的抗战,大家都是一门心思干活。就是那个热,实在是难以忍受,每次爬上机翼后,我的感觉如同孙悟空被放进了蒸笼,就是那个感觉。
开始是浑身一层层地"暴皮",轻轻一揭就是一大片,有点像米汤贴在锅沿上那一层,后来晒出来了,不掉皮了,晚上回到宿舍,就能闻到肉皮发出的焦油味道,每个人都是。"也有晒不着的,马达人当时在加尔各答负责中航核算。可以用英语把方程式、微积分、高等数学表述得清清楚楚的老人告诉我,每天坐在小板房里,还真挺羡慕那些修飞机的,起码是在外面,可以随便活动,能吹吹风。这可好,晚上都回到宿舍了,眼前还都是"小蝌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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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飞的"去上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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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夏季的事情。
"中航"公司那些没日没夜穿梭在驼峰航线上的飞行员可能对这件事情不太清楚,但所有在加尔各答基地工作过的老人们,对印度人的大罢工至今记忆犹新。
蒋委员长在1942年请宋子文转交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一封信笺中,曾用焦虑的口吻对在英国人统治下的印度政治"前景"忧心忡忡,作为战略后方和重要的补给基地,他最担心的就是印度,尤其是加尔各答,哪怕出现一丝动荡,都会严重影响中国的抗日战争。
国民政府之所以在加尔各答使用那里的码头、港口、铁路、机场,是因中、美、英三方是同盟国,而英国人又是印度的殖民统治者,说话"好使",于是对中国大开方便之门。委员长担忧的是,假设,那里真要来一场"革命"、造个什么"反"的,英国人抗不过,来个脚底抹油-溜了,那对于在一场旷日持久的反侵略战争中的中国,将是非常不利的。
委员长一直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那边,中国人挥汗如雨地全面抗战,"中航"基地的员工拼命地工作,而在他们生活、一名军士从一架废弃的C-47上拆卸未损坏的零件作为后备之用。
机师在维修C-46的尾翼。白天机身金属温度过高,所以维修只能在夜间进行。
工作的这个国家里,加尔各答的印度人全面罢工。
目的-赶走英国殖民统治者!
梁鹤英:"一开始,印度人罢工我们大家都没当回事儿,不是吗,你们罢你们的工好了,我们是中国人,干我们的工作,和你们没关系。但第二天早上上班,发现情况不对头。"黄元亮:"公司不提供宿舍,大家都是在市区合租的房子,每天下班后回宿舍,第二天再搭公司班车上班…"罢工后,加尔各答大街小巷全是砖头、碎石、瓦片,路上是横七竖八的公交车、卡车…老人说,第二天上班时,班车是辆货车,夜里就停在这边,上车后,人还没等站稳,砖头、石块噼里啪啦砸过来。汽车风挡玻璃嘁里喀嚓就碎了,每个人身上都挨了几砖头,印度小孩和大人,投掷手法还真准,想打的,基本上都打到了。下车后半天
没回过味来,路边也没看到人啊,这东西都是从哪儿撇来的呢?
没办法啊,大家又都下了车。
典型的东方式"民主"-我不去上班,也不允许你上班。
别说,印度人还蛮讲理的,看见这些人下车了,石头、瓦块什么的也都停止了投掷,大家站在那里,心里火烧眉毛似的焦急,基地,好几架飞机等待维修和保养,一天不上班,要耽误多少事情!
你罢你的工好了,你得让我上班啊!
十几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被石头、砖头打下车后,也没觉得疼,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就站在马路边,有的要回宿舍,有的说,上不了班,还有一堆活呐怎么办?
同伴中有个美国人,年龄也和大家差不多,二十多岁,他让大家回宿舍等消息,他开车去公司。
梁鹤英:"大家还没反应过来,那个人跳上车子,发动后就跑,这下我们看清楚了,路边的小院、胡同里都是人,砖头、石块全是从那里撇出来的。石头就从我们头顶上飞,砸在车厢板上,'啪啪'地响,就那么一瞬间,好像把后风挡玻璃也砸碎了。不佩服不行,那些人打得确实准!"黄元亮:"那个车子一溜烟就没影了,路上那么多障碍,也不知那家伙是怎么过去的。"车子跑远了,大家三三两两回宿舍。开车那伙计速度是快,我们这边人还没进门,电话过来了,是公司打来的,就是一句话:请大家相互转告,都到某地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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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飞的"去上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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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因印度罢工,"中航"请员工到某地"集结"一事,采访中,有的老人说,"集结"地点是在马路边,因为他记得地面是条石渣路,有的老人说是在公园里,因为他进了公园,也有的老人说是在加尔各答跑马场…时间过去久远,老人们记忆衰退,于是众说纷纭。很是费了一番工夫求证,最后在黄元亮老人那里得到确认-"集结"的地点,是在加尔各答公园里的一条能"跑马"的马路附近。
黄元亮:"公司的电话通知只说到公园,也没说干什么。加尔各答那个公园里有几条油渣路,好像是可以平时用来赛马的,和它相邻是一条宽长都适中、更好一点儿的马路,据说是当局专为'备战'修建的。等大家聚在那里后,正面面相觑-都不知到这里干什么。正琢磨着,就听天上传来一阵低沉的声,都是干这行的,不用看就知道是C-47,这里也不是航线,它来这里干什么?正想着,抬头一看,一架机身上涂着一个大大'中'字的C-47就在头顶,那是公司的飞机啊!"老人说,当C-47出现在大家眼前后,大家先是本能地吃惊,当看到它把航向对准跑马场的赛道后,就非常紧张了-谁都知道,"跑马"的路肯定不能起降飞机,那"备战"路就算是能让飞机落下,也是为战斗机设计的,也就百十米长,而运输机起飞滑跑、降落都需要比这更长的跑道。要在这里起降,难度相当大,要求驾驶技术相当高才行。
老人说,当时还挺担心的,现场的气氛有些复杂,此时如果出现的是一架直升机,也许还好些。
都是天天和飞机打交道,对飞行真是太熟悉不过了,正想着,C-47飘飘悠悠顺着那条"备战"路还真下来了,舱门洞开后,也就不管那么多了,大家伙一拥而上。
老人们都说,天天都和飞机打交道,维修后试飞时上天兜一圈也是常事,但像这次,在一个城市中,用现在的话就是搭着"飞的"上班,还是开天辟地头一回,这下可算长见识了。
汽车不能通行的路,C-47只用了十几分钟就走完了。
再问老人:是谁驾驶的飞机?
梁鹤英:"记不太清,但应该是夏普,因为公司的飞行员都在汀江-昆明的驼峰航线上飞行,他是公司机航组主任。在加尔各答,也只有他有这个本事让C-47降在那样的地方。那次他把一架快散架的飞机从南雄飞到加尔各答,弄得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一个个性张扬的人,碰上这个机会,他应该是不会放过的。"是夏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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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敌当前,并非真正的"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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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一次采访中,隐约地听到一位老人说过"中航"也曾有一次罢工,邦德日记也很含糊地提到此事,于是在我印象中,一直都认为这是继印度人罢工后不久中航自己的一次罢工,也在加尔各答。直到写下这个题目后,晚间和梁鹤英老人在电话中闲谈时,老人听说我写"中航"在印度的罢工,在话筒那一边,明显感觉到老人急了:"没有、没有,我们在印度肯定没有罢工。大敌当前,一切都是为了抗战,哪还有心思去罢工啊,再说,罢工不外乎是增加薪水、减少工作量、提高待遇什么的,我们拼命干还怕每天干得少呢,罢什么工啊!"再问老人,在加尔各答肯定没有罢工?
老人回答:"起码,我在印度三年,没经历过。"陆元斌:"飞'驼峰'的三年多时间,大家都异常紧张,不仅飞行员如此,地面的机务、商务人员更是忙碌。无论是潮湿酷热、还是大雨滂沱,排除故障、维修飞机,迅速装卸货物、编制舱单,都是在最快时间内完成,所有的人目的只有一个-使飞
机尽快起飞。大家忘我地劳动,效率极高,在'驼峰'飞行期间,由于机务或商务原因而耽误飞行的事,就我所知,还没听说过。"想想也是,老人说得对。中国人在外辱面前,从来都是空前团结,一致对外,说老人在加尔各答罢工的确是没有道理。
但还是有疑虑,连续问了几个老人后,老人们说,真正的"罢工"有一次,是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是"中航"公司从加尔各答回迁到上海龙华机场以后,起因…老人们说也是由于很小很小的一件事,后引发众怒,此时,抗战已结束,没有"大敌"了,于是发生了罢工。
老人的话只是讲述了表层,因为我相信,任何一件重大事情的发生,都有其内在的实质,如果单是一桶润滑油就造成整个"中航"公司的动荡,肯定有深层次的"罢工"因素在其内,诸如中美双方待遇不平等,中方副驾驶升迁慢…没错,之所以后来导致全体罢工,矛盾全在中美双方的待遇不平等上。
可王承黻和"中航"顾问亚瑟.扬在1943年9月提交交通部的报告中,确实提到了出现罢工的苗头。这又是怎样一回事儿?不是"真正"的罢工有没有?
再一次请教黄元亮,听完我的陈述后,老人沉思片刻,然后告诉我,在加尔各答是有一次,但不是罢工,而是通过工会和美方协商。因为那个时候,抗战是每个人心中的头等大事,不会出现罢工这一说。
起因:美国领班让一位中国青工看修好后的C-47还有多少存油,也许是天太热、也许是那名青工认为这不是一件多大的事情、他随便报了一个数。
几个小时后,此事"东窗事发"。一开始,也没有人往心里去,这也不算什么事啊。
但在合资的"另一半"中,这,就是天大的事件。美国领班没有通过中方,直接将此事上报他的顶头上司,据说,没多长时间,给这个青工还安了一个"罪名",要将其开除。
大家这才着了慌,在这异国他乡、人生地不熟的,开除一个人,让他去哪儿?直接去找美方,对方不应,于是,大家忽地想到了,自己还有一个"组织"-工会!
工会协调的结果,"中航"收回开除青工成命。受王承黻指派,前往加尔各答调查的"中航"顾问亚瑟.扬给公司高层写下了这样的报告:
我们发现情况是复杂的。麻烦的近因是因为一个不幸的恶作剧被不相称地夸大了,以至成为接近罢工的诱因。但是不满的真正原因隐藏得较深…这里和汀江的地勤人员不得不在临时简陋的车间里工作,没有足够的机器和工具-仅仅因为建造和购买都需要时间和排队。还有住房短缺、文娱设施不足等等,使人员福利工作没有能够做得像要求的那样多。这样,有些人在这种大集体生活中难免的有个人牢骚。(注三)在某种程度上公司的责任是没有早一些处理抱怨的原因。我们现在正在纠正这些问题。
想想看,几百名二十一二岁、正值"青春激昂"年代的"孩子",如果是在和平年代,他们本应该或是继续求学、或是和女友缠绵、或是已经成家立业,可是现在,他们却每天在另外一个世界、在地球上最酷热的地方、在火一样的太阳下面,重复着单调的劳动。
毒辣的太阳,是他们的伴侣;周身的油污,是他们的标记;单调的日子,是他们每天的生活…在中国,他们都有温暖的家,有着爱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是这该死的战争,让他们颠沛流离…问老人,在加尔各答那几年,回过家吗?
梁鹤英:"想啊,可是家在哪里啊,都不知道。"黄元亮:"做梦都想,想我妈妈,但就是回不去啊。现在多好,在外面读书打工的,想家,买张车票就回去了,我们那个时候不行啊,有的人想家,说着说着就哭,我们就赶紧劝,也是边劝边哭…"感谢"洋"顾问那份"报告",对职工们的苗头和倾向,他没有一句"指责"和"上纲上线"。
注一:李永着《刘敬宜传》第118页注二:李永着《刘敬宜传》第120页。
注三:亚瑟.扬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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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从未让女人走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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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让女人走开!
二十多年前,这绝对是一句时髦话,现在听起来,还是那么极富有诗意和冠冕堂皇。
然而,真实的情况是,战争,女人从来就不能走开!
不仅不能"走开",而且,还要付出巨大的牺牲。
从日本人拦截民航班机、阻断中国空中通道开始,中国航空公司、欧亚航空公司的客运航班就是日本人重点攻击对象。在日本人的狂轰滥炸下,两家航空公司的飞机,无论是停靠地面还是在空中飞翔,全都遭受日本人不问青红皂白的毁灭性攻击。欧亚航空公司本来飞机就少,几次攻击后,飞机已丧失殆尽,等到全面抗战开始后,作为"轴心国"的"同盟",欧亚航空公司合资的另一方-德方人员撤走,航空公司已经处于无"机"可飞的窘境,完全陷于停航状态。"欧亚"停业,但机师还在,1942年年末,航委会一纸调令,把公司中最优秀的飞行员、曾载着蒋公子差点和委员长飞机相撞的林大纲机组抽调出去,执行"特殊任务"。
执行"特殊任务"的机组总共三人:机长:林大纲,副驾驶:房荫枢,报务员:
174萨本道。
林大纲,1912年出生,福建福州人,空军笕桥二期毕业,这是六年采访中,笔者所知道的,在中国空军和"两航"所有飞行员中,资格最"老"的一位。
副驾驶房荫枢的个人简历一直没有查到多少,报务员萨本道可谓出于声名显赫世家。
萨本道之祖父,系北洋水师"康济"号管带萨镇冰是也,其本家还有一位同样在中国历史上注定要留重重笔墨之兄弟-萨师俊,"中山"舰舰长。1938年10月24日下午,湖北武昌附近,六架日机轰炸"中山"号,萨师俊率领全舰官兵奋勇抵抗,直至最后壮烈牺牲。
萨家祖辈几乎全是在中国海军,一生都与波涛汹涌的大海搏击,偏偏到了萨本道这里,没有游向大海,而是选择了蓝天。
林大纲夫人苏蔓莎回忆说,当时在整个中国空军中,只有衣复恩和林大纲能飞夜航,自从林大纲接受"特殊任务"后,几乎都是昼伏夜出。
和林大纲、房荫枢有着密切交情的原"欧亚航空公司"报务员郭永凡老人也说,林大纲是欧亚航空公司技术最高超的飞行员。老人告诉说,副驾驶房荫枢原是正驾驶,调至机组后,才屈格使用,至于萨本道的通讯技术就更不用说了。
两个飞行精英,一个名门后代加报务好手,这样雄厚技术力量组成的机组,可见航委会挑选机组要求之高、标准之严格。
一切可以证明,这是非常"特殊"的任务。
不仅飞行人员精挑细选,连飞行任务也绝对保密。
保密之程度,飞行路线、飞行航线有时连航委会都不是很清楚,都是委员长侍从室那边直接调动。
苏蔓莎老人说,大纲什么都不和我说,我也知道他执行的是特殊任务,也不多问。
每次出任务,外面接他的车来了,他拿起皮囊就走,几天后,人回来了。每次看见他出去,我就开始提心吊胆,不知为什么,仿佛是在天之灵的提示,我总是有一种预感,总是觉得要有事情发生。不敢想,却偏偏总是往那个上面想。
妻子的预感是真的。
1943年10月28日凌晨两点,林大纲机组在印度汀江机场起飞,地面只在飞机起飞四十分钟后,收到过随机报务员萨本道发来的一份"飞行正常"的电报后,就杳无音讯了。
从时间上推算,他们失踪的地方,正好是在"驼峰"中最艰险、最难飞的一段航线上。
林大纲机组和所执飞的那架C-47究竟遇到了什么,以至于连最后的呼喊、求救电报都没有发出,就这样消失在茫茫冰山雪川间?直到天明,林大纲机组也没有按照事先的计划降落在重庆珊瑚坝机场。航委会整整一天不断地和重庆、昆明、汀江间联络,最后确认,机组在飞越驼峰时失踪。
直到现在,也依旧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林大纲机组失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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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从未让女人走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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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劣气候?据后来从汀江地面站测得的气象表明,机组起飞时,汀江附近气象很好,几架刚飞经"驼峰"回来的"中航"驾驶员也曾告诉林大纲机组,整条航线、包括"驼峰"上空,没有"复杂"气象,是难得的一个"好"夜晚。
被日本人击落,更不可能,"中航"飞越"驼峰"之所以从白昼改至黑夜,正是因为只有这样可以避开零式机-日本人是绝对不会在漆黑之夜出来的。
月光在云雾缭绕下,时显时隐、或暗或明,茫茫的冰山雪峰,在隐约的月光映照下,透着悚人的惨白。山峦间,一架C-47飞机,在黑夜中,借着暗淡的月色,小心翼翼地穿行在被冰雪包围着的峰脊、沟壑之间。
机舱内,仪表盘上一丝淡绿色荧光,反射到正副驾驶刚毅的面庞上。"中航"、印中联队的运输机大多是以汀江、加尔各答为起点,到昆明卸货后,一般都是返回,和他们刚好相反,林大纲机组是以重庆为起点,到了汀江后返回,因为他们执行的是特殊任务。
这次飞行,在汀江起飞就是凌晨两点,全程做"盲飞",安全保证只能靠仪表。
也许感觉连绵起伏的峰峦"态势"与以往不太一样,副驾驶房荫枢下意识地察觉到是罗盘出现故障,他指给林大纲。
可能林大纲也意识到了罗盘有问题,他也对飞机的方位产生怀疑,看着副驾递过来的坐标图,疑惑中的林大纲此时最想知道的,C-47是否在正确的航线上。
见正副驾驶正在商讨航线,后座的报务员萨本道直起身,向前探望着。
一座巨大的黑影扑面跃入舷窗…山峰!林大纲大声喊叫,急速拉起机头,希望越过。
来不及了,C-47一头撞上冰峰。
随着"轰隆"一声巨响,一团火光向下坠去,不一会儿,一切又都恢复平静,除了轻轻刮过的风声掠过寂静夜空,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一切都是推测。
只有这样"推测",才能解释三个在驼峰航线上消失的飞行精英在生命中最后的那一刻。
一架飞机消失了,留下的是三个美丽的女人和他们幼小的孩子。
机组失事的消息是三天后证实的,和那些在空战中壮烈殉国的将士不太一样,也和"中航"对待在驼峰航线上遇难的那些勇士不同,军方通知三个家属:林大纲机组在从汀江返回重庆途中,在"驼峰航线"上"失踪"。
"失踪"意即"还没有死亡",那三个人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也许就在他们经过的原始森林中终日以野果充饥,只要他们还活着,终有一天能走出那片林子。一切不过是冥冥中幻想而已,因为谁都清楚,在驼峰航线上,"失踪",就是死亡的代名词。
战争年代,别说中下级官佐,连普通飞行员都算上,别说是结婚,连恋爱的人都
不多,但"失踪"的三个人,恰恰都有一个完整的家。翻看他们的简历让我知道,林大纲、房荫枢、萨本道都是毕业于空军早期航校,抗战前,他们就已娶妻生子。如今,他们的集体"消失",让三个完整的家庭出现了缺口。
三个执行"特殊任务"的飞行精英走了,留下了三个女人、八个幼小的孩子,三个家庭的"天"顿时塌了。
三个家庭的突然解体只是处于战争下的中国一个小缩影,八年抗战,中国死难的民众即达三千七百万,这个数字,占"二战"期间死亡比例的百分之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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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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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马牛不相及的题目,与悲壮的"驼峰"似乎毫无之关联,但却又不得不说。
"气质",乃一个人的外在"风貌"。在采访中,我有一个最强烈的感觉,就是还残留在这些老人们身上的"气质"。
那些从海外回来拜祖、寻根、探亲、访友的老兵及他们的夫人就不用说了,就是那些或被俘、起义、投诚的原中国空军、"两航"员工,虽然已融入大陆社会几十年,从"三反五反"到"大跃进"及"反右"运动直至持续十年的"文革",从归国时梳理整齐的头发和笔挺的西服,到最后备受煎熬的磨难带给他们的是满面的饱经风霜,但只要开口说话,语气、用词、动作,说到高兴之处,不由自主地零星蹦出几个英文单词,让你马上会意识到,曾经,他们都是受到过良好的教育熏陶。光阴如此荏苒几十年,岁月流逝,他们的外貌变了,但内心深处,年轻时的生活印记,依旧是没有完全磨去。
这是另外的一种气质。
陈学波,原空军七期毕业,和日本人从兰州打到成都,1949年之后当了一辈子农民。当我第一次在一处低矮、破旧的房舍里见到老人时,我怎么都不能相信,这是一位种了一辈子田的农民-头发稀疏,但梳理得整整齐齐,一双脱色掉皮的皮鞋已▲ 云南驿的红十字会成员露斯.D.布里克。
第二十航空队B-29轰炸机机长雷德福德成受伤后和中国女护士在一起。
经穿得露出了底色,但却擦得干干净净。
梁鹤英,"回归"这么多年了,还有那个"劲"儿。
张义声,外貌酷似饱经"风霜",但一谈到"中美混合团",一串串英文像水中的气泡一样,"咕嘟咕嘟"地往外冒。
…不仅仅是这些"当兵"的人,"两航"中的每一位老人,都过了这么多年了,可眉宇之间,你还能感觉到那种气宇轩昂…还有他们的夫人。
任西纯的夫人、黄元亮的太太、吴子丹的妻子…都是八旬老人了,照样是装扮漂亮、光彩宜人,很容易就能感觉到,少女时代,她们一定是如此之美丽。
其实,所谓的"气质"也不都是生来具有的。
中国空军赴美受训,美国人开讲的第一课,是吃饭的方法。
原"中美混合团"、曾在美受训过的很多老人都说,听到吃饭还需要他们"教授"、还需要"礼仪",大伙都非常气愤,甚至觉得这美国人是不是犯病了,我们都"吃"了五千年,把"吃"已经发挥到极至的中国人难道连吃饭都不会"吃",还要他们教?
不仅教吃饭的"规矩",还教基本日常"行为",要求会"跳舞",中国空军没有一个不会跳舞的,什么"伦巴"、"探戈"的,跳舞不是主要的,关键是教你在交际场合中怎样对待女性,迎送、安排座位、说话…老人说,几天下来,整个人,言谈举止,全变了,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文明、素养,不仅仅是"言行",这里面包含的东西太多。
抗战胜利后,原"中美混合团"成建制并入国民党的中国空军,党国命令他们打内战。
"看见下面都是中国人,下不去手啊!"原中美混合团B-25飞行员杨训伟老人说,大家都对打内战毫无兴趣,往往在出任务时,不愿意对地开炮扫射,很多人投弹时,故意把炸弹扔到远离人群的地方…如果说这些从台湾回来的老兵是到了大陆才这样讲,"回避"难以启齿的自相残杀,那么这个却是事实-飞行员是离地三尺后就无法控制,于是每次出任务之前,飞机上机关炮上都被报纸糊住炮口,回航后要检查报纸是否被"洞穿",以证明你开火了,不只是现在把这段"考证"说出来,就是在内战时期,在空军,谁都知道这事儿。
其实"发明"报纸堵枪口那位老兄也是白痴,或也是"书生气十足",也不好好想想-我向天开炮、朝没人的地方打枪,不也是一样嘛!
杨训伟老人说,内战开始不久,他坚决要求调离战斗部队,开运输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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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之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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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杏杉老人当年是欧亚航空公司兰州地面站公认的"沙漠之花"。
战争前期,欧亚航空公司执飞迪化(今乌鲁木齐)航线时,兰州是一处较大的地面中转站,萨本道执飞这条航线时,把妻子李杏杉和孩子接到这里。李杏杉的到来立时在这个小场站引起一阵不小的骚动-缘自于李杏杉的美丽。
认识萨本道和李杏杉的老人说,那时,每遇萨本道执飞,李杏杉总是带着刚会走路的孩子一直把丈夫送到飞机旁,飞机起飞了,都看不见影子了,她还是向空中眺望着。
跑道旁,一个漂亮女人,看着渐渐远去的飞机,心里默默企盼着它能早点儿平安归来。
一阵微风掠过,轻轻掠起她的裙摆…有时,萨本道驻站外场回不来,李杏杉就带着孩子在机场旁走走,当时兰州机场附近有沙丘,更远处就是沙漠,场站都是年轻人,又以单身汉居多,每当李杏杉在他们面前经过的时候,大家不免多看几眼。久而久之,只要看到一个美丽动人身姿和一缕淡淡的清香,大家就知道,他们的嫂子过来了。于是,那些调皮的年轻人给李杏杉起了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沙漠之花"。
大家都喜欢这枝有着一双美丽大眼睛的"沙漠之花"。
1942年底,萨本道被航委会抽调,执行"特殊任务",以重庆为基地,在中国-印度之间进进出出,在驼峰航线上来来往往,李杏杉又跟随丈夫来到重庆。机组在"驼峰"上空失踪后,萨本道留下的是一个女人和四个幼小的孩子。
四个孩子年龄相近,都在嗷嗷待哺之中,李杏杉整日以泪洗面。
郭永凡老人回忆,机组出事后,他一连走了这三个家庭,每家都是幼小的孩子依偎在眼睛红肿的女主人怀里,大人小孩一齐泪水涟涟。孩子太小,还不知出了什么事情,只是看见大人哭,也跟着哭。
老人说,有相当一段时间,每当夕阳西下之时,总能看见一个女人孤零零地站在机场跑道旁,一看轮廓,所有的人都知道,是李杏杉。
她在等待,等待着冥冥世界中,一个"奇迹"的出现-丈夫从天边的彩云中走出来,站在她面前,把她揽在怀中,轻轻地对她耳语:"我回来了…"长长的跑道,只有飞机一架接一架地不停起降,那发动机发出巨大的轰鸣声,足以把一个女人的心震碎!
三个男人走了,三个家庭立刻陷入饥寒交迫的窘境之中,还是经过公司机航主任林擎岱跑前跑后地张罗和安排,总算把三个女人都集中安排到公司后院,并负责解决吃住,这才解决一点儿权宜之计。
但这样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罗蔓莎毕业于暨南大学,于是找了一份工作,继续从事教育,房荫枢太太携子投靠亲友,仿佛命中注定,房夫人搭乘的飞机途中失事坠毁,房夫人殉难,仅存怀中两子,靠亲戚抚养成人,只有李杏杉带着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无法出去工作。
劈柴、担水的重担全都落在了一个孱弱的女人身上。
2004年5月9日,北京和平里,几乎是走上十几步,我就要摸出手机给老人打过去,在一个接一个的电话"引导"下,当我跌跌撞撞、反反复复地找到吕和声老人所住的单元楼时,老人已经站在楼下等待我多时了。在吕和声老人家,我意外地见到了李杏杉老人。同样也是八旬老人,岁月已过去这么久了,但老人"气质"中,依旧残留着当年"沙漠之花"的印痕。
丈夫"失踪"后,在机航主任林擎岱的努力下,李杏杉带着四个孤儿住进"欧亚"公司后院的一幢小楼上,楼下恰好就是"中航"地面通讯站,吕和声当时是"中航"一名地面报务员。
几次,值班间隙,吕和声出来在小院中散步,都能看到李杏杉吃力地拎水担柴在楼上、楼下间往返,男人的职责使吕和声义不容辞地上前,帮助眼前这个娇弱的女人。
那时,吕和声还不知道在这个自己挑水、担柴的女人身上发生的一切,他只知道后院住着个拖累着四个孩子的年轻女子。几次帮忙后,吕和声渐渐知道了这个苦命女人的丈夫失踪在驼峰航线上,让他更平添了几分照顾她的勇气。
她比他大两岁。
他称她为姐姐。
于是,每每不当班的时候,通讯站的人们经常能看到,和煦的阳光下,姐弟俩带着四个孩子在草地上快乐地嬉戏着,失去父爱的孩子已经很久没有露出这样欢快的笑声了。见到孩子们这样高兴,坐在一边的年轻姐姐苍白的面庞也流露出几分不易察觉的笑容,但马上,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丝淡淡的哀愁不经意间跃上眉梢,因为她知道,弟弟,很快,也要飞"驼峰"了。
果然,没多长时间,吕和声被递补上机,开始了在驼峰航线飞行。
几乎向所有认识林大纲和萨本道的老人们都问了一遍:林大纲机组到底执行的是什么"特殊任务"?
回答也都差不多,都说不清楚。
现在意外见到李杏杉,自然也不放过。
作为妻子,李杏杉说她也不知道丈夫究竟执行什么"特殊"任务,萨本道从来没说过,她也从来没问。她只是非常清楚地记得,1943年10月27日晚上,萨本道和孩子们在房间里耍闹,她在厨房里忙着做晚饭,一辆车子出现在家门前。见到车子,知道有飞行任务的丈夫抓起飞行图囊就往外走,她和孩子们追出去"送行",丈夫临上车前,逐一贴贴孩子们的小脸,然后看着美丽的妻子,只说了一句话:"三天后,我就回来…"四个孩子依偎在妈妈身边看着绝尘而去的吉普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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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之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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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杏杉:和他每次出任务时的感觉不一样,那次,看着他远去,我总是有一种莫名的惆怅,心里乱纷纷的,似乎是预感,果然,他这一走,就再没回来…有的老人猜测,林大纲机组执行的特殊任务是为国民政府运送黄金、钞票。当时,国内没有印钞技术,所有的钱币都是在美国印刷,再运回中国,黄金也是托付那里的银行代为保管。
这话刚一出口,马上有老人反驳,不对,如果是运钞票、黄金,用不着搞得那么神经兮兮的,只派一架飞机。"中航"飞"驼峰"的飞机都运载过黄金和钞票,不仅运载,在"驼峰"上空还扔掉许多-遇险时减重。
的确,"中航"的老人们,几乎都在驼峰航线上往外扔过钞票、黄金。
惟一能解释的,林大纲机组是专为蒋委员长传送最机密的情报命令,既要"机密"又要"可靠",还要飞行技术高超,在当时,也只有没有"外人"的林大纲机组能担当了。
由于结论是"失踪",再加上又是航委会从"欧亚航空公司"抽调,在中国,只要涉及到政出多门马上就是麻烦,"党国"那边也不例外,战场激战正酣,别说死伤一个机组,南京被杀死了几十万人,死也就那么死了,什么都来不及做,这是"整体",但对于"个体"死一个人就是击碎一个完整的家庭。人都没了,只有用补偿薪水的办法稍稍抚慰一下受伤的心-"欧亚航空公司"补偿了机组家属三个月的薪水,之后不再负责。面对责问,公司也是振振有辞:林大纲机组系"失踪",如果要追讨"抚恤金",那就必须等查明失踪原因和下落后才能发放。
说了等于没说,驼峰航线,铝片斑斑、尸骨累累,你都能去查明原因吗?
这让三个女人和八个嗷嗷待哺的孩子顿时陷入困境。
一些老人说,对比之下,中美"合资"的中国航空公司的做法要明显比当时已是"独资"的"欧亚"这边强得多。老人说,在战争时期,"中航"完全是军事化管理,任何一次飞越驼峰航线都是执行一次重要的飞行任务,没有人贪生怕死去拒绝,也无法拒绝。但除此之外,它的管理又和商业航空公司一样,每个人进入"中航"前,都要签订一份"协议"(很多老人称之"生死状"),在这份"协议"中,有明确的条款注明,如果工作中出现意外(死亡)的补偿规定,实际上就是在随时有生命为代价的工作中,把"丑话"说在前头,所以,"中航"飞越"驼峰",损失甚巨,但未有一起"劳资纠纷"。
麻烦一直持续到现在、持续到两岸对峙时期。
1996年,为了给丈夫讨个"公道",使林大纲能在另外的世界得到"安宁",林大纲之妻苏蔓莎女士致书丈夫生前好友,现居台湾的蒋纬国先生,不久,在病榻中的蒋纬国先生亲笔回信:
曼莎嫂:
时序轮转,岁月不居,一峡之隔竟成海天之隔。曩昔,大纲兄于抗战时,壮烈成仁,纬国与其公私情谊,至深悲悼,此后未尝忘怀,而吾嫂情况时在念中。
前承托人转来五月十日大扎。诵之余,往事回环,吾嫂遭遇,仍不楚鼻卒。
敬稔吾嫂。备尝人间艰苦,而终能克服困境,其不移志节与坚忍不拔精神,令人敬佩。
复稔侄辈均已成家,业有所长,所慰奚如。料大纲兄九泉有知,当亦颔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