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诸葛亮北伐的心态分析，并非仅是本人的妄测臆断，历史上有极其相似之例，可资佐证。“欲立功河朔，还受九锡”的东晋大将桓温在其北伐的关键时刻，亦不欲与强敌决战于关中。永和十年（公元354年）二月，桓温率兵北伐，所向克捷，军锋直指长安。北方名士王猛“闻桓温入关，被褐诣之，扪虱而谈当世之务，旁若无人，温异之，问曰：‘吾奉天子之命，将锐兵十万，为百姓除残贼，而三秦豪杰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远数千里，深入敌境，今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温嘿然无以应”。胡三省注曰：“猛盖指出温之心事，以为温之伐秦，但欲以功名镇服江东，非真有心于伐罪吊民，恢复境土。不然何以不渡灞水，径攻长安。此温所以无以应也。然余观桓温用兵，伐秦至灞上，伐燕至枋头，皆乘胜进兵，逼其国都，乃持重观望，卒以取败。”《资治通鉴》卷九十九《晋纪》二十一。胡三省一语道破天机：桓温北伐，兵临长安，为何不攻，“持重观望”也。因何持重观望？其一要保存实力，其二害怕失利，会妨碍其篡夺帝位。
刘裕北伐，战果最为辉煌，曾一度攻克长安。然刘裕急欲篡晋，恐久留关中，朝廷有变，故留下年仅十二岁的儿子刘义真镇守长安，自己匆匆赶回建康。史载：三秦父老，闻裕将还，诣门流涕诉曰：“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贺，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室宅，舍此欲何之乎！”裕为之愍然，慰谕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八《晋纪》四十。
这是刘裕自欺欺人之言，夏国主赫连勃勃的军师王买德看透了刘裕的企图，他指出：“关中形胜之地，而以弱才小儿守之，非经远之规也。狼狈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无暇有意于中原。”《晋书》卷一百三十《赫连勃勃载记》。果不出王买德之所料，刘裕“欲速成篡事”，宁可弃关中而不顾，其篡晋不久，长安就再度沦于胡人之手。
与东晋国力相比，蜀汉远不如之。故诸葛亮北伐，始终不肯弄险。他把北伐的目标和方向选择在陇右一带，以图“分裂蚕食”《三国志》卷四十四《蒋琬传》。、“广拓境土”《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取得局部战争的胜利。从政治局势、地理及人和条件来看，陇右地区确是曹魏统治区域的最薄弱一环，也是最容易攻占的地方，诸葛亮认为“平取陇右”，即可稳操胜券，“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注引《魏略》。
魏延善养士卒，勇略过人，是蜀中唯一一员超群绝伦的上将，刘备拔魏延为汉中督，“一军皆惊”。在北伐中，魏延曾率兵大败魏国名将郭淮，立下赫赫战功。诸葛亮北伐时，“蜀兵轻锐，良将少”，《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袁子》。然而对于魏延这样一个难得的将才却始终不肯委以方面之任。“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魏延的军事才干，诸葛亮不是不知，但为何不尽其才？个中之因值得探究。由于北伐是诸葛亮“自取”的本钱，故北伐的军事指挥大权必须牢牢掌握在他自己手中。魏延可以建立战功，但必须在诸葛亮的直接指挥下，是诸葛亮神机妙算的结果。然而“性矜高”的魏延却冀图“如韩信故事”，单独统率一支军队，独当一面，这在诸葛亮看来，就是要摆脱他的“领导”，和诸葛亮争夺北伐的军功，这当然遭到诸葛亮的“制而不许”。
3.千古之谜：诸葛亮是否“自取”(5)
诸葛亮自出隆中以来，政治道路可谓一帆风顺，从一个“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耕夫，一跃而为总揽蜀汉军政大权的宰相。在刘备“自取”的许诺下，诸葛亮离帝位仅咫尺之遥，然而“北伐”就像一座高不可攀的大山，挡住了诸葛亮登上九五之尊的道路。从公元228年至234年，诸葛亮五次伐魏，可以说是连年动众而屡出无功，导致蜀国兵疲民困。为了北伐，蜀汉的青壮年男子几乎悉数充兵，为了保障后勤供给，乃至役及妇女。诸葛亮“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反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述佐篇》。，引起蜀中士民的普遍不满，在此局面下，一生谨慎持重的诸葛亮当然不敢受汉禅。随着星落关中，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其“自取”的目标最终未能实现。为了北伐，诸葛亮确实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其真实目的又是什么呢？除了世人一致敬仰的“忠心”以外，是否还有极其隐蔽、不易识破察觉的“私心”？当然要揭开这层厚重神秘的面纱绝非易事，正如白居易在《放言五首并序》诗中所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其实，人的欲望与追逐的目标是会随着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即如曹操“亦未遽有觊觎神器之心”《廿二史劄记》卷六“荀彧传”条。，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曰：其初起兵时，仅“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操之“不逊之志”，是在其“三分天下有其二”时，才逐渐萌生的。诸葛亮遭逢乱世，幸遇明主，初必竭尽全力酬答刘备的知遇之恩。然“后主时，诸葛亮功德盖世”《三国志》卷三十六《赵云传》。，又掌握了蜀汉全部的军政大权，其是否能心甘情愿地辅佐幼主，就很值得怀疑。汉魏之际，五德终始说盛行，皇权衰落到极点，君臣名分的纲常伦理亦遭到严重破坏，这就给权臣受九锡与禅代鼎革提供了政治土壤与舆论导向。在此历史背景下，一旦时机成熟，诸葛亮效仿“汉魏故事”，在蜀中筑起受禅台亦是极有可能的。
千百年来，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把诸葛亮奉为中国古代社会忠臣贤相的圭臬，而笔者却通过上述分析得出诸葛亮可能“自取”的结论，这是否有损于诸葛亮的形象？
我认为，倘若诸葛亮取代蜀汉王朝，自己登上九五之尊，即如同曹氏代汉、司马代魏一样，属于正常的易代更祚。在封建的纲常伦理、正统观早已被否定的今天，再去讨论所谓权臣“篡位”问题，已毫无意义。连古代有识之士都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所以我们现在来评价王莽、曹操、司马昭等人的历史功过，都不会迂腐到再以其是否篡位作为评判的标准。对诸葛亮而言，当然亦应同理。
客观地分析，诸葛亮代汉称帝，不仅不能视为罪状，反而应视为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天厌汉德久矣”，《后汉书·孝献帝纪》“论”中的这句话，极其准确地显示出当时社会舆论的主流倾向：东汉王朝腐败透顶，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同上。，这是大势所趋，是历史发展之必然，谁也阻挡不住。
既然汉朝气数已尽，汉家天子还值得辅佐吗？既然不值得辅佐，取而代之又有何不可？自古以来，帝王宁有种乎，大凡乱世之际，定是自负雄才伟略者风云际会之时。东汉末年的形势是“郡郡作帝，县县自王”，诚如曹操所言：“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袁绍、刘备、孙权等人皆骂曹操是汉贼，其实他们自己也不想当汉臣，也想称帝称王。诸葛亮才智谋略并不弱于曹操、孙权、司马懿等人，他手中又握有“自取”的先帝遗诏，若天假以年，诸葛亮长寿，且北伐成功，克复中原，诸葛亮本人，抑或其子孙，受九锡，登上皇帝宝座岂非顺理成章之事，我们又何必为之而惊讶呢！
诸葛亮袖手关羽“走麦城”辨析
诸葛亮袖手关羽“走麦城”辨析(1)
《光明日报》“史学”版（2004年12月14日）等报刊曾摘录过我的《诸葛亮择主与拜相再认识》一文，不久，众多网站纷纷转载，并将题目改为《诸葛亮借刀杀关羽》。此文被各网站及众多媒体刊载报道后，引起了广大文史爱好者及学术界专家学者的强烈反响，大都表示无法接受拙文的观点。山东电视台“放言天下”栏目对此进行了专题讨论，并于2005年2月22日对我进行了电话采访（详见本章附录2）。为此，笔者再作辨析，冀望能将这一问题的探讨引向深入。
专家们最主要的不同见解是，关羽攻打襄樊的前期，擒于禁，斩庞德，把曹仁围困在樊城，军事上节节胜利，诸葛亮没有必要派蜀兵来增援他。后来从丢失荆州到走麦城，时间很短，诸葛亮无法知道，即使知道了，也来不及增援。从表象看，这一理由似乎很充分，但若依据史实，细加考订，还是大有问题的。
我认为，关羽孤军北伐，攻打襄樊，是战略上的严重失误。稍懂三国史的人皆知，诸葛亮《隆中对》的决策是，待天下有变，益州和荆州两路大军同时北伐，一攻宛洛，一攻长安，使曹魏首尾不能兼顾。而关羽所率领的荆州军仅是蜀汉的偏师，在益州主力军没有出动的情况下，以偏师攻击强大的曹魏，无疑是极大的冒险。况且，此时孙刘两家在外交上已呈破裂之势。若不是曹操进兵攻打汉中，建安十九年，刘备和孙权为争夺荆州已几乎诉诸武力，刀兵相见。关羽出兵攻襄樊，荆州城防必然空虚。在此情况下，当然要防范孙权在背后捅上一刀，趁机偷袭荆州，诸葛亮一生用兵唯谨慎，且十分重视孙刘联盟的动态，难道他会掉以轻心？关羽虽为荆州军的主帅，但没有刘备的命令，关羽是不敢擅自进兵的。诸葛亮明知关羽北伐的条件不成熟，且同自己《隆中对》的战略决策相违背，为何不尽军师职责，力加劝阻，此其疑点之一也。
襄樊战役开始后，曹操极为重视，其坐镇洛阳，日夜同司马懿、刘晔、蒋济、桓阶等心腹谋士分析“敌情”，商量对策。并不断调动其最精锐的部队及猛将增援樊城。据笔者爬梳史料，发现曹操前后共派出多批援军。《三国志·关羽传》载：“（建安）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是岁，羽率众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率七军助仁。”《三国志·徐晃传》云：“复遣（徐）晃助曹仁讨关羽，屯宛。会汉水暴溢，于禁等没。羽围仁于樊，又围将军吕常于襄阳。晃所将多新卒，以羽难与争锋，遂前至阳陵陂屯。太祖复还，遣将军徐商、吕建等诣晃，令曰：‘须兵马集至，乃俱前。’……太祖前后遣殷署、朱盖等凡十二营诣晃。”《三国志·张辽传》云：“关羽围曹仁于樊，魏王召（张）辽及诸军悉还救仁。”《资治通鉴》卷六十八曰：“魏王操自洛阳南救曹仁，群下皆谓王不亟行，今败矣。侍中桓阶独曰：‘大王以仁等为足以料事势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遗力邪（按：二人谓曹仁、吕常也）’。曰‘不然’。‘然则何为自往？’曰‘吾恐虏众多而徐晃等势不便耳’。阶曰：‘今仁等处重围之中，而守死无贰者，诚以大王远为之势也。夫居万死之地，必有死争之心，内怀死争，外有强救，大王按六军以示余力，何忧于败而欲自往。’操善其言，乃驻军摩陂，前后遣殷署、朱盖等凡十二营诣晃。”
由上述史料可知，曹操为解樊城之围，共派出五批援军：第一批是于禁、庞德等率领的七军；第二批是徐晃的精兵；第三批是徐商、吕建的部队；第四批是殷署、朱盖的十二营；第五批是把曹操手中最精锐的王牌军——张辽的部队，从与孙权对垒的合肥前线调来增援曹仁。即便如此，曹操还不放心，为取得压倒优势，曹操还亲率十余万大军屯驻于离襄樊不远的摩陂（今河南郏县），以便随时增援。由此可见，为了对付关羽，曹魏方面已经实行了全国总动员。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和强烈反差的是，蜀汉方面却丝毫没有作出任何反映，采取任何军事部署。据《三国志·甘宁传》载：“羽号有三万人。”关羽以区区三万之众，既需留一半兵力于后防基地，防守荆州，又要攻取曹魏军事重镇襄樊，真乃捉襟见肘，其艰难自不待言。由于关羽兵微将寡，故在八月“汉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的有利条件下，都不能攻克樊城。及至曹操各路援军云集襄樊时，关羽军已处于绝对劣势。
诸葛亮袖手关羽“走麦城”辨析(2)
或许有人会认为，诸葛亮并非神人，亦难以预料吕蒙会偷袭荆州，故不给关羽增派援兵。其实即使东吴不背盟图羽，单凭关羽这支偏师亦很难攻取襄樊，而在曹操遣徐晃配合曹仁夹击关羽之际，羽军已面临覆灭的危险。史载“羽乘船临城，立围数重，外内断绝”《资治通鉴》卷六十八，胡三省注。，但曹魏大将徐晃就是凭借其优势兵力攻入重围，破羽围堑鹿角十重。史载，关羽军“围头有屯，又别屯四冢，徐晃扬声当攻围头屯，而密攻四冢。羽见四冢欲坏，自将步骑五千出战，晃击之，退走，遂追陷与俱入围，破之，或自投沔水死”《三国志》卷十七《徐晃传》。。关羽军伤亡惨重，只得撤襄樊之围返师南逃。只因曹操欲收渔翁之利，才停止追歼羽军。胡三省评曰：“使吕蒙不袭取江陵，羽亦必为操所破，而操假手于蒙者，欲使两寇自弊，而坐收渔人、田父之功也。”同①。王夫之也指出：“关羽之覆于吕蒙固意外之变，然而无吕蒙从中扰，羽能制操之死命乎，以制曹仁而有余，以敌操而固不足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真是智者所见略同，确是中的之论也。
战役关乎蜀汉北伐大计，诸葛亮既然以“兴汉”为己任，怎么可能不密切关注这一战役发展的一举一动？亮镇守荆州多年，对荆州军的兵力、装备也应该了如指掌，为何在曹魏大军几乎倾巢出动，军事态势如此严重的情况下无动于衷？蜀汉在益州的主力军难道就不能抽出一旅之师增援荆州，而让关羽以孤军抗击曹魏的十余万精锐之师，此诚不可解也。
论者又谓关羽骄狂轻敌，误中吕蒙、陆逊之计，尽撤荆州守兵以攻樊城，遂造成后方空虚，给孙权以可乘之机。其实这也需要分析。关羽抽调江陵守卒增援襄樊，固然是他对东吴偷袭荆州的可能性估计不足，但如果不是因为兵力不足，樊城久攻不克，关羽又何必“连呼刘封、孟达，令发兵相助”呢？如果这时成都或汉中的蜀军能够及时赶到，关羽又何必动用看守老家的部队？关羽南征北战数十年，虽称不上足智多谋，但亦并非一勇之夫，焉能虑不及此，他之所以出此下策，恐怕也有蜀中不肯发兵相助的难言之隐吧。
襄樊战役始于建安二十四年七月，终于是年十二月底，首尾凡半年。战役的转折点是在十月，即东吴背盟、吕子明白衣渡江，兵不血刃夺取荆州。关羽败走麦城，突围至临沮被吴兵擒杀是在十二月，这也就是说关羽的失败过程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令人费解的是，难道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刘备、诸葛亮对整个战役急转直下的形势竟然一无所闻？难道关羽和蜀汉统帅部、大本营就完全失去了联络？难道蜀汉这个刚刚建立的新兴政权的情报部门就全部失灵，完全瘫痪？按照一般的军事常识，襄樊战役打响后，魏、蜀、吴三方都应该把注意力、聚焦点全部集中于荆州战场。蜀汉益州地区在没有受到吴、魏任何威胁的情况下，绝不可能对荆州的战况置若罔闻，作壁上观。
必须指出的是，秦汉三国时期，军队中已建立起相当完善的军事情报系统。史家也对此作过系统研究。东汉时期，军中负责通报战况、从事情报和信息搜集工作的专职人员，称为“斥堠”。《尚书·禹贡》“五百里侯服”孔传：“侯，候也。斥堠而服事。”孔颖达疏：“斥堠，谓检行险阻，伺候盗贼。”《史记·李将军列传》：“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司马贞索引许慎注《淮南子》云：“斥，度也。候，视也，望也。”亦指侦察敌情的士兵。《三国志·诸葛恪传》云：“远遣斥候。”《三国志·孙韶传》曰：“常以警疆场，远斥候为务。”可见魏、吴两国对军事情报工作相当重视，蜀汉也不例外。例如，刘备在攻取汉中后，为了加强成都与汉中前线的通信联络，“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注引《典略》。刘备伐吴时，沿途派出许多“斥堠”，以保证前方和后方之间的联络畅通无阻。
诸葛亮袖手关羽“走麦城”辨析(3)
当然，我们也可假设吕蒙攻陷江陵、公安后，严密封锁消息，关羽的荆州军卒全被俘获，无一人漏网逃回成都报信，但问题是，东吴为了扩大战果，又遣陆逊“别取宜都，获秭归、枝江、夷道，还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孙吴的疆域已拓展至蜀汉西部边境的永安，即白帝城。在吴军凌厉的攻势下，“汉中王刘备所置宜都太守樊友”弃城而逃，奔回成都，“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毋庸置疑，刘备、诸葛亮此时对荆州的战况已基本清楚，只是关羽生死如何，尚不得而知。《三国志·陆逊传》明确记载宜都失守的时间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距离关羽被擒还有一个多月。
我认为，如果这时刘、葛即刻发兵，日夜兼程去营救关羽，或许还有机会，即使未能达到目的，救兵未及赶到，而关羽已遭不幸，刘、葛在此事上的处理总算还在情理之中。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如果连“人谋”也不尽，那又能作何解释呢？问题是，陈寿所撰的《三国志》及裴注中均无只言片语涉及刘、葛商议发兵营救关羽的记载，这当然引起了后人的困惑。章太炎作为近代的国学大师，以学术功底深厚、治学严谨而著称，他在《訄书》中提出的“葛氏假手于吴人，以陨关羽之命”的见解虽然仅是猜测，但确实很有道理，绝非无稽之谈。
已故著名史学家方诗铭先生袭用了章太炎的观点，但他却认为不是诸葛亮要除去关羽，而是刘备要剪除关羽。其理由是关羽骄横跋扈，“不但易代（即刘备死后）之后将难于控制，即刘备健在之时也感到没有把握”。方诗铭：《三国人物散论》，236～2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由此可见，章氏观点已为治三国史专家所接受，只不过是检讨刘、葛二人中是谁要借刀杀关羽。我认为，撇开世人皆知的“桃园结义”不论，《三国志·关羽传》明确记载，刘、关、张三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关、张“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他们对刘备忠心不贰，义贯神明。同样，刘备对关、张的手足之情亦是感天地、泣鬼神的。关羽死后，刘备深恨养子刘封，竟不顾昔日父子之情而将其处死。备称帝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倾国之师伐吴报仇。群臣分析利害，极力劝谏，备盛怒不从。最后在伐吴失利，不能为关羽复仇的痛苦中含恨而死。大量事实表明，方先生的见解是经不起推敲的，所以，章氏的观点虽然大胆，但却能言之成理。
我在《诸葛亮择主与拜相再认识》一文中曾经剖析了关羽与诸葛亮的矛盾，这里再略作补充。其实，羽、葛之间不仅有争夺权力的暗斗，更重要的是他们对蜀汉争夺天下的政治与外交主张截然不同。联吴抗魏是诸葛亮外交战略的核心，“不交吴，则内掣于吴而北伐不振”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诸葛亮为“交吴”而呕心沥血，成为其一以贯之、至死不渝的外交政策。但关羽却丝毫不能理解诸葛亮的良苦用心，他在联吴抗魏的大政方针上处处与诸葛亮作对。他辱骂孙权为“狢子”（意谓禽兽），还露骨地表示：“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言下之意，他一旦攻克樊城，立即就要移师灭吴。由此足见，关羽的所作所为完全破坏了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方针。所以，章太炎指出诸葛亮如不除去关羽，则必“将掣挠吾大政”。王夫之不愧为大史学家，他说：“欲合孙氏于昭烈以共图中原者，鲁肃也，欲合昭烈于孙氏以共拒曹操者，诸葛孔明也，二子者守之终身而不易。盖吴则周瑜、吕蒙乱子敬之谋，蜀则关羽、张飞破诸葛之策。”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又说，赤壁之战，羽未有寸箭之功，“羽于是以忌诸葛者忌肃，因之忌吴，而葛、鲁之成谋，遂为之灭裂而不可复收”。同①。船山先生的分析何其精辟，不由人不喟然叹服！既然关羽已成为诸葛亮联吴抗魏战略方针上的绊脚石，诸葛亮对关羽“临沮之败”作壁上观也就不是毫无道理的事，我们又何必为之惊讶呢！
诸葛亮袖手关羽“走麦城”辨析(4)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即蜀汉是否讨论过发兵营救关羽。我感到这里或许还有某些隐情。上文曾提及《三国志》及裴注无只字提及此事。这对后人而言，自然成了千古之谜。其实，恐怕《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本人也无从了解历史的真相。因为陈寿出生（公元233年）时距关羽遇害（公元219年）已有十余年。当然这还是其次，问题的关键是有蜀一代不设史官。故陈寿修《蜀书》所搜集的资料远不如魏、吴（按：魏、吴皆设史官，有自己的国史）。在蜀国没有保存官方档案，民间传闻亦不可靠的情况下，陈寿修《蜀书》的难度可想而知。所以《蜀书》在《三国志》中卷数最少，也最为简略。此事的关键，即《关羽传》的篇幅极短，使后人无从窥探其中的细节。蜀汉为何不修国史，其因不详。我认为，作为开国之君刘备的责任不大，因为他当皇帝时间极短，不足三年就驾崩白帝城了。刘禅继位，“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所以蜀汉不设史官，与诸葛亮大有关系。至于葛氏为何要违背汉家故事，就难以探究了。余大胆揣测，或许蜀汉统治阶级上层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不便披露，公之于众吧！按：有关关羽失荆州的详实分析请参阅第四章第二节“襄樊之役与关羽失荆州”。
补记
随着山东电视台对我的采访，以及同某些学者的商榷，使我对关羽“临沮之败”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我并不同意某些媒体擅作主张、刻意炒作，将我所撰的《诸葛亮择主与拜相再认识》一文中有关诸葛亮与关羽关系的部分单独抽出来，改头换面成《诸葛亮借刀杀关羽》，并以此来哗众取宠，说是“专家抖猛料”、“惊人的大发现”云云。其实，诸葛亮不救关羽并非我一人之发现，而是由章太炎先生首先提出的，我仅在章氏的观点上作了更为详实的考证。
其次，“借刀杀关羽”一词殊为不妥，因为如果是“借刀”，诸葛亮就是整个事件的蓄意制造者，是一个阴谋家。然而，之战的爆发以及战役的嬗变过程有许多偶然因素，关羽“水淹七军”、“围攻襄樊”，曹操增派大批援军，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关羽“走麦城”，都是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谁也无法事先预料。诸葛亮是人而不是神，他也不可能预测、把握战局的演变。襄樊之战的失利不是诸葛亮所导演的，他仅仅对整个战役采取了“壁上观”的态度，致使关羽兵败临沮，蜀中却无一卒往援。这就好比关羽落水，危难之际，诸葛亮却不肯施以援手，坐视其自生自灭。而“借刀杀关羽”的含义则成了诸葛亮是元凶，是杀害关羽的刽子手，这与“不救”大异其趣，余以为两者断不能混淆。
诸葛亮袖手关羽“走麦城”再辨析(1)
兼与盛巽昌研究员商榷拜读了盛巽昌研究员的近作《质疑诸葛亮“借刀”杀关羽》（见《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6期）后，感到盛文有很多地方不符合事实，现就下列问题与盛先生商榷，并求教于学界。
1.是谁使用《三国演义》作史料盛文在“莫把小说充历史”段中指出，“朱文有两处似涉及混淆史事的文字：一是诸葛亮是刘备的军师，为何不尽做军师的职责，力加劝阻关羽北征；二是关羽北征，没有刘备的命令，关羽是不敢擅自进兵的。”盛先生认为我的这两个观点都是来自小说《三国演义》，“有极大的形象思维文化成分”。我认为盛先生的指责完全是主观臆断，强加“罪名”。虽然《三国志》中对关羽北攻襄樊的军事行动是何人决策并无提及，但事关蜀汉北伐曹魏的军国大计，在其时都由蜀汉政权的最高统治者汉中王刘备亲自决策当是毫无疑义的。关羽虽和刘备“恩若兄弟”，但毕竟是刘备麾下的一员战将，汉魏之际，天下大乱，各个军事集团的主帅与部下皆已结成了君臣关系。关羽戎马一生，典军数十年，他难道会不懂得听令行事？没有成都蜀军统帅部的授意，亦即刘备发出的最高指令，作为方面军指挥员的关羽怎么可能擅作主张，攻打曹魏的军事重镇——襄阳、樊城。
盛文一方面指出关羽是“忠于刘备”的，一方面又说：“关羽因此乘势北上，并非刘备所命”，岂非自相矛盾，难圆其说。其实，古今中外，凡是重大战役都由军事统帅作出决策，这是人所共知的军事常识，笔者虽然“不敏”，但总不至于连这一点常理都不懂，何至于要借助于《三国演义》来作为“史据”呢，盛先生的“逻辑推理”似乎太离谱了吧！
关于诸葛亮是否是刘备的“军师”，是盛文对我质疑的主要内容，盛文中说：“诸葛亮从未任军师”，又云诸葛亮曾任“军师中郎将、军师将军”。我对秦汉三国有关职官的史料掌握不全，这里想请盛先生赐教有关“军师”名称及职掌的史料出自何处？盛文云：“三国时期确有‘军师’官职，且还有前后左右中军师的名称，为丞相府、将军府属官，均为第五品，多非军中官。”（案：不知其史料来源）但我却从《三国志》中觅出过硬史料，以确证盛先生此说之谬。其一，《三国志》卷六十《全琮传》曰：“赤乌九年，迁琮右大司马，左军师。”其二，《三国志》卷五十六《朱然传》云：“（孙权）遣使拜然为左大司马，右军师。”汉制，大司马位居三公，为军中级别最高的武官，两汉时常以大司马冠于大将军、骠骑将军之上，以示尊崇。众所周知，孙吴政权的官职仍然承袭汉制，难道朱然、全琮以左、右大司马身份兼任的右、左军师仅是丞相、将军府的属官，位居第五品？事实上，朱然、全琮两人因战功显赫，已被孙权擢为吴军的主帅，其“军师”身份已相当于吴主孙权的“总参谋长”了。
三国时，军师一职干系重大，皆为朝廷重臣所担任，如《三国志·孙皓传》注引干宝《晋记》云：“吴丞相军师张悌帅众三万济江。”《三国志·魏延传》载：“（魏）延大破（郭）淮等，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足见，三国时期，军师之职极其崇高，其常与丞相、大将军等最高军政职务相连。另外，所谓军师之职“为第五品”，亦是盛先生所犯的常识性错误。众所周知，汉代官员是以禄秩来定等级的。如三公为万石，九卿为中二千石，郡国守相为二千石等。而用做官僚等级的“品”，则始于魏晋以来的九品官制。诸葛亮任军师将军的时间是在刘备称汉中王时，其时三国政权尚未正式建立，怎么会有九品官制呢？
盛先生既然知道诸葛亮担任过“军师将军”，又说“诸葛亮从未任军师”，硬要把“军师将军”和“军师”划清界限，不知其史据何在？凡治汉史者皆知，汉代将军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为重号将军，即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以及前后左右将军。皆位比三公，地位尊贵。其二为杂号将军，地位略次于重号将军，位比九卿。杂号将军之名往往依事、因地、因性质或依所率兵种等而定，多有一定的意义。如汉武帝时，公孙敖率领骑兵进击匈奴，故被封为“骑将军”，杨仆率领以楼船为主力的水军征讨南越，故被封为“楼船将军”。东汉末年，孙坚因起兵讨伐国贼董卓而被封为“破虏将军”；孙策起初依附于袁术，后因袁术僭号称帝，“孙策与书责而绝之，曹公表策为讨逆将军”。《三国志》卷四十六《孙策传》。这样，孙策就成了征讨“逆贼”袁术的将军。可见，“杂号将军”之杂号并非随心所欲而定，而是蕴涵其意义的。
诸葛亮袖手关羽“走麦城”再辨析(2)
诸葛亮初出茅庐时并无官职，赤壁之战后，任“军师中郎将”，备取益州后，又加封亮为“军师将军”。毫无疑问，“军师将军”亦是杂号将军。其因乃刘备此时尚未即位称帝，他自己也只是个“左将军”（且是个轻量级的重号将军），所以不可能授予诸葛亮更高的“军衔”。众所周知，诸葛亮是文官，而非武将，但东汉末年乃军阀争战厮杀之时，故谋臣文官大都有将军名号。诸葛亮一生“事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其出草庐至刘备白帝托孤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诸葛亮并未执政，其主要职责就是为刘备出谋划策，创立基业。诸葛亮以“军师将军”身份“署左将军（刘备）府事”，不就充分证明了他的“军师”之职吗？而且从“署左将军府事”这个职务来看，诸葛亮其时的权力相当大，他全面掌管处理刘备左将军府军政之事的重任，相当于刘备的总参谋长。奇怪的是，盛先生不知依何为据，竟然得出了“军师将军”不是“军师”的结论。
抑或我的考证尚不能令盛先生心悦诚服，这里我不妨再举两例，以资佐证。其一，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魏晋南北朝史分册第268页“军师将军”条云：“官名，军师，掌监军务，三国蜀汉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其二，《辞海》第372页“军师”条曰：“古代官名，常监察军务，东汉、三国、晋都设置，如三国时魏以荀攸为军师，吴以朱然为右军师，蜀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
盛先生一再强调“莫把小说充历史”，言下之意，本人连《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之间的区别都不知道，这似乎把玩笑开大了。在我看来，盛先生自己倒是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可能是疏忽，在盛文中似乎也出现了《三国演义》的内容。盛文云：“刘备当时虽已据有两川，但还须巩固，刘备自建安十六年入川，为据西川就用兵三年。”所谓“两川”就是东川和西川，也就是巴蜀之地。但东、西两川都是《三国演义》的地理概念。如《三国演义》第八十七回云：“却说诸葛丞相在于成都，事无大小，皆亲自从公决断，两川之民，忻乐太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汉武帝时，将天下分为十三州，巴蜀之地称之为益州，《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史书只有巴蜀及益州的地理名称，而绝无“两川”及“东川”、“西川”之词。
作为正式行政区划的两川是在唐代才出现的。《旧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曰：“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十月，改蜀郡为成都府，又分为剑南东川、西川，置节度使。”可见，“两川”的地理概念是唐代肃宗朝才有的。盛文又言道：“关羽北征始于汉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当时的背景是刘备已取得汉中（东川）。”据《后汉书·志第二十三》载：东汉益州共有十二郡国，而汉中仅是益州的一个郡。以汉中为东川亦是唐代之事，且东川的地域远不止汉中之地。唐代剑南东川辖有梓、遂、绵、普、陵、泸、荣、剑、龙、昌、渝、合十二州，约当今四川盆地中部涪江流域以西，沱江下游流域以东，和剑阁、青川等县地。参阅《辞海》“剑南东川”条，18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总之，以“两川”来代替益州，罗贯中写小说可以无所顾忌，但学者在撰写三国史的学术论文似不便使用。在下揣测，盛文中的笔误，恐怕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吧！
2.陈寿的春秋笔法及关羽兵力辨析盛文说：“关羽北征，乃因中州地区内乱而曹仁等在平定后，驻扎襄樊，拟讨伐关羽，关羽因此乘势北上。”认为这场战争是曹魏发动的，而关羽是被迫应战，故根本谈不上关羽是“孤军北伐”，破坏《隆中对》。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我建议盛先生应仔细审阅《三国志》中的《武帝纪》、《曹仁传》、《先主传》、《关羽传》。《武帝纪》云：“初，曹仁讨关羽，屯樊城”；《曹仁传》云：（建安十四年）“以仁行征南将军，假节，屯樊，镇荆州。”《关羽传》说：“建安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是岁，羽率众攻曹仁于樊。”《先主传》云：“时关羽攻曹公将曹仁，禽于禁于樊。”从这些史料中可知，曹仁驻扎襄樊已有十年之久，对关羽始终处于守势，从未出一兵一卒进攻江陵。那么，陈寿为何写“曹仁讨关羽，屯樊城”呢？其实，熟悉《三国志》产生历史背景的人皆知，这是陈寿所用的“回护”春秋笔法。陈寿本蜀人，蜀亡后，入仕于晋，晋承魏统，故陈寿必须以魏为正统，否则就有杀身之祸。关羽攻襄樊，如陈寿写曹魏“拒”之，就有贬意，故必须用“讨”字，众所周知，“讨”乃“伐”也，必须是攻到敌国的地盘上，才用词恰当，那里有在自己的辖区内抵御敌方的进攻，用“讨”字的呢？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到作为亡国之臣的陈寿情非得已的苦衷。盛先生之所以因“讨”字而得出这场战争是曹魏方面主动挑起的结论，或是对“春秋笔法”不太熟悉的缘故。在下斗胆，不妨请盛先生读一下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六“《三国志》多回护”条。
诸葛亮袖手关羽“走麦城”再辨析(3)
盛文又说“关羽有雄厚的兵力，且一度占上风”，故无须益州出兵援助，而且认为关羽的总兵力远远超出我所估计的三万人左右。在这里，我想就关羽及整个蜀汉政权的兵力问题和盛先生一起算一笔细账。东汉末年，群雄争霸，至刘备取益州后，已初步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然而就三国实力相比较，蜀汉最弱是毋庸置疑的。天下十三州，曹魏占有九州及荆、扬二州之一部，而蜀汉在丢失荆州后，仅有一州之地，故当时人就说：“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又曰：“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当然，这是在吴、蜀夷陵之战以后，诸葛亮北伐时的状况。
或许，盛先生认为蜀汉在关羽未丢荆州前，军事实力并不弱。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且看刘备集团在赤壁之战前的兵力。《三国志·诸葛亮传》载：“亮曰：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刘备与刘琦合在一起，亦不过只有两万人。诚然，刘备集团在赤壁之战获胜后，攻占江南四郡，兵力会有所增加，增加多少呢？史无明文。我大胆推测，估算刘备兵力会增加三至四倍，但最多达到七至八万，不可能再多了。因为荆州地区虽为“用武之国”，但经过赤壁大战及周瑜与曹仁争夺江陵的苦战后，亦大受破坏。《三国志·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所记庞统的一段话，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统说备曰：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宋书》卷五十四传论亦云：“自汉氏以来，民户雕耗，荆楚四战之地，五达之交，井邑残亡，万不余一也。”可见，荆州的人力、财力资源已将近枯竭，刘备已不可能再从荆州获得更多的兵力补充了。要成就“鼎足之计”，必须另谋出路，那就是攻取益州。然而，益州牧刘璋虽然“暗弱”，但要攻占“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的天府之国亦绝非容易。所以刘备丝毫不敢轻敌，“先主留诸葛亮、关羽等据荆州，将步卒数万人入益州”《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
可能还是刘备兵力不足的缘故，荆州军遭到刘璋的顽强抵抗，刘备连连坐挫，甚至连军师中郎将庞统也在攻打雒城的血战中中箭身亡。由于雒城久攻不克，刘备进退失据，故不得不再次调荆州兵入蜀，“先主自葭萌还攻璋，（诸葛）亮与张飞等率众泝江，分定郡县，与先主共围成都”《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此次被调往益州的荆州军有多少呢？《三国志·法正传》所载郑度说刘璋曰：“今张翼德数万之众，已定巴东。”刘备的七八万荆州军经过二次分兵入蜀，剩下来还有多少，盛先生不妨算算。我想这是一道非常简单的算术题，我满打满算，认为最多只会给关羽留下三万之众。
其实，三万兵力对于蜀汉政权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字。关羽失荆州后，刘备震怒，起倾国之师以雪耻复仇，然伐吴之蜀军有多少呢？《资治通鉴》卷六十九“黄初二年”条记载得很清楚：“汉主遣将军吴班、冯习攻破权将李异、刘阿等于巫，进兵秭归，兵四万余人。”夷陵之战为三国时期著名的三大战役之一，刘备倾其全力，亦只能调动数万之众，可见其兵力资源之匮乏。蜀汉国小，人口不多，全蜀人口总计亦只有“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兵与户籍数是成比例的，蜀汉兵力最盛时亦不超过十万人。关羽仅镇守部分荆州地区（案：荆州七郡，南阳郡属曹魏，江夏、长沙、桂阳三郡属孙吴，仅零陵、武陵、南郡属关羽），又哪里会超过三万兵力呢？
至于曹魏一方，兵力雄厚自不待言，据《三国志·陈群传》注引《晋太康三年地记》载：“晋户有三百七十七万，吴、蜀不能居半，以此言之，魏虽始承丧乱，方晋亦当无乃大殊。”又据杜佑《通典·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载：“武皇帝克平天下，文帝受禅……景元四年，与蜀汉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扣除蜀国人口数，魏有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人口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按三国时期人口与士兵8∶1的比例数，魏国就有五十多万军队。《晋书》卷二《文帝纪》载司马昭上表讨伐诸葛诞时称：“今诸军可五十万，以众击寡，蔑不克矣。”
诸葛亮袖手关羽“走麦城”再辨析(4)
襄樊是曹魏的军事重镇，魏明帝曹睿说：“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三国志》卷三《明帝纪》。清人顾祖禹也说：“魏人之保襄阳，亦如手足之救头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九。可见，曹魏始终以重兵戍守襄樊。所以曹仁驻守襄樊部队至少与关羽的荆州军相当，及至曹操各路援军云集襄樊，关羽军已处于绝对劣势。盛文云：“关羽的荆州部队实力雄厚，仅俘虏、关押于禁败兵就有数万众。”关羽水淹七军，确实俘虏了不少曹家兵将，但是否能用这些降兵反戈一击确实是个大问题，盛文也认为关羽“骄横过甚”，试问，这样一个刚愎自用，连傅士仁、糜芳、黄忠、马超、刘封、孟达等自家人关系也协调不好的狂妄之人，怎么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做好俘虏兵的“思想政治”工作，让他们迅速掉转枪口，攻打樊城呢？如果关羽能迅速取胜，抑或这些降兵还能为其所用，但关羽久攻樊城不克，反为徐晃所败，这些迫不得已归降关羽的曹家兵将还不赶快归队，乞求曹操宽恕！盛先生不知是否熟悉曹魏的士家制度，其制规定：“将士父母妻子皆在内州”《三国志》卷十三《王朗附子肃传》。，作为人质，士兵如果降敌或逃亡，家属就会沦为奴婢。由此可见，使用降兵并非易事。正因为如此，白起才会活埋赵兵四十万，曹操才会在官渡之战后坑杀袁绍降兵八万之众。
盛文又云：“关羽为徐晃败后南撤，转战当阳地区长达一个多月，说明仍有实力，根本不需求救。”我认为盛先生似乎没有细看《吕蒙传》，才会得出这样奇怪的结论。实际情况是，关羽败退返回江陵时，前有兵不血刃而得江陵、公安二城，士气正旺，张网以待的东吴大军，后有随时可能乘胜追击的曹仁、徐晃的魏军，关羽的这些残兵败将人心惶惶，疲惫不堪，已处于四面楚歌中。关羽黔驴技穷，只得使出如此拙劣的计谋，“羽还，在道路，数使人与（吕）蒙相闻”，责问其违背同盟。吕蒙乘机展开攻心战术，厚待使者，并使其“周游城中，家家致问”，使者返回，私相传闻，关羽部将士卒“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致使关羽军心彻底瓦解，“吏士无斗心”《三国志》卷五十四《吕蒙传》。，最后败走麦城，全军覆没。试想，如果关羽军有实力，成都援兵能及时赶到，关羽智商再低，也不会做出如此愚蠢的决策，何况关羽平日骄横跋扈惯了，连吴主孙权都不放在眼里，而公然骂其为“狢子”（案：豺狼一类的禽兽），难道他会在兵力雄厚的情况下，低声下气地向孙权手下的将领吕蒙“乞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