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不仅如此说，而且还与东吴轻开衅端，他擒获于禁后，由于俘获了许多魏兵，时值淫雨大水，粮食异常匮乏，关羽便擅自派兵夺取东吴湘关的粮米。关羽如此骄狂无礼，这当然大大刺伤了东吴君臣的自尊心。无怪乎陆逊说：“羽矜其骁气，陵轹于人。”《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吕蒙也认为：“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复，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于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三国志》卷五十四《吕蒙传》。力谏孙权攻取荆州，“全据长江”。孙权也因此下了决心，与曹操联合，出奇兵偷袭江陵，关羽腹背受敌，当然必败无疑。
襄樊之役与关羽失荆州(6)
王夫之评论荆襄之战时说：“吴、蜀之好不终，关羽以死，荆州以失，曹操以乘二国之离，无忌而急于篡，关羽安能逃其责哉。”又云：“（赤壁之战）资孙氏以破曹，羽不能有功，而功出于亮。……羽于是以忌诸葛者忌肃，因之忌吴，而葛、肃之成谋，遂为之灭裂而不可复收。”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虽然王氏此论亦有偏颇之处，但细思之亦未尝全无道理。
3.刘备、诸葛亮用人之失三国时期，刘备虽不失为一个善于招贤纳士、举才用人的人主，但他在用人问题上也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亲亲疏疏”。这主要表现在他对义弟关羽“私其旧，骄其勇”宠信太过，后世史家甚至认为刘备待关羽之信胜于对诸葛亮之诚。刘备让关羽独当一面、镇守荆州，是他在用人问题上的严重失误。荆州不仅是军事上的要冲，刘备集团北伐中原的战略基地，还是孙、刘、曹三家各种矛盾的交叉点，因此刘备集团用谁来镇守荆州事关全局。关羽虽然资兼文武，骁勇绝伦，但他性情孤傲，气量狭小，缺乏战略头脑，不具备处理好各种错综复杂矛盾的政治素质。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这个统率荆州大军的上将之责，诸葛亮并无意于关羽，其实他是愿意自己承担这副重担的，关羽则不过是诸葛亮帐前一员大将而已。笔者认为，如让诸葛亮统率关羽、张飞等大将驻守荆州，不但荆州决然丢失不了，而且以后北伐曹魏这支军队承担起主力作用是无疑的。诚然，后来由于蜀中军事变化，诸葛亮自己西征入川，但留下关羽镇守荆州亦非他本意，实际出于刘备内定。
有的论者认为，刘备因攻蜀受挫，不得已调诸葛亮入川，留关羽守荆州实出于无奈。其实此论并不令人信服，从当时刘备收川的形势来看，即使在庞统死后，如果留诸葛亮守荆州，而调关羽领兵入川，以刘备之雄才，关羽之勇略，再加上谋士法正的智计，应该说对付昏庸无能的刘璋还是绰绰有余的，实在没有调诸葛亮入川的必要。正如王夫之所言：“为先主计，莫如留武侯率云与飞以守江陵，而北攻襄、邓，取蜀之事，先主以自任有余，而不必武侯也。然而终用羽者，以同起之恩私，矜其勇而见可任，而不知其忮吴怒吴，激孙权之降操。”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事实证明，留关羽守荆州铸成大错，给蜀汉统一大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王夫之据此批评刘备道：“关羽，可用之材也，失其可用卒至于败亡，昭烈之骄之也、私之也，非将将之道也。”同上。其实王夫之此论亦有偏颇之处，关羽败亡，固然有刘备对其“骄之”、“私之”、一味宠信姑息的因素，但作为军师的诸葛亮亦不能说没有一点责任。刘备安排关羽镇守荆州，鉴于刘、关之交关系密切，诸葛亮似有难言苦衷，自然不便阻挠，但如何教育、指导好关羽，使其扬长避短，坚定地贯彻联吴抗魏的方针，就是诸葛亮的责任了。据史而言，诸葛亮离荆入蜀之际，并没有帮助关羽出谋划策，亦未提及荆州固守的战略方针（《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对关羽所言“北据曹操，东和孙权”八字，乃罗贯中虚构）。这对作为军师，又曾经作为荆州主帅的诸葛亮来说是一种失职。
再如，诸葛亮对关羽的骄横，不仅不加任何抑止，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建安十九年，刘备平益州，西凉马超来投，这是一个东汉末年就颇具声望的虎将，刘备得之喜出望外，即封其为平西将军，位同关羽。远在荆州的关羽闻之极为不满，当即写信给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布）、彭（越）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尤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诸葛亮明白无误地告诉关羽，你是天下第一，无人能与你媲美。关羽阅信后，洋洋自得，将信遍示宾客。不管诸葛亮当时是如何考虑的，这封信给关羽骄火加油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致使关羽的头脑越来越热，最终因骄而坑害了自己，丢失了荆州。俗语“骄兵必败”，诸葛亮是深知其理的，他在《将骄吝》一文中，曾尖锐地指出：“将不可骄，骄则失礼，失礼则人离，人离则众叛。”《诸葛亮集》卷四《将骄吝》。深明此理的诸葛亮为何在明知关羽骄横、不可一世的情况下不去加以制止呢？笔者认为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碍于刘备的面子，二是怕刺伤关羽的自尊心。
襄樊之役与关羽失荆州(7)
综上所述，荆州的惨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并非单纯军事的原因或个人的失着。如要分清责任，恐怕刘备、关羽、诸葛亮都不能辞其咎。但由于刘备作为一国之主，总揽蜀汉政权的军事、政治、外交、用人之权，故荆州之失，他是要负首要责任的。关羽虽不失为可用之将才但并非帅才，他镇守荆州，攻打襄樊时，屡屡失误，且性格“刚而自矜”，“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三国志》卷三十六《张飞传》。故陈寿说他“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评曰。。
王夫之认为诸葛亮《隆中对》的两路北伐颠倒了军事上的奇正关系，是难以实行的。不少先生也表示赞同。我并不以为然，我认为诸葛亮的隆中对策在战略上是完全正确的，绝不能把失荆州的原因归之于《隆中对》。诸葛亮的失误是未能教育帮助好关羽，同时对东吴偷袭荆州的可能性估计不足，未能及时提醒刘备，对东吴加强防范。总之，把失荆州的原因找出来，不仅分清了历史上刘备、关羽、诸葛亮的责任问题，更可以使今人从中汲取一些有益的教训。
汉魏之际羌胡化的凉州军事集团(1)
刘昭为《续汉书·百官志五》作注时感慨地说：“焉牧益土，造帝服于岷峨，袁绍取冀，下制书于燕朔，刘表荆南，郊天祀地，魏祖据兖，遂构皇业；汉之殄灭，祸源于此。”对于刘昭这一观点，我并不以为然。因为，以东汉末年益州、荆州、冀州、兖州等地方割据势力对于中央政权及汉魏之际的历史影响而言，皆不及凉州军事集团远矣。刘昭既论述“汉之殄灭”，却未涉及羌胡化的凉州兵团，实在是疏略得很。
1.羌胡兵与“习于夷风”的凉州将领羌胡化的凉州兵团，要从董卓算起。董卓出身汉族，《三国志》、《后汉书》均有明确记载，然皇甫规之妻却斥其为“羌胡之种”《后汉书》卷八十四《皇甫规妻传》。，这大概是由于董卓颇染羌胡之风的缘故。《三国志·董卓传》载：董卓“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而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与俱还，杀耕牛与相宴乐，诸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赠卓”。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董卓少时所居之地毗邻羌中，他与羌帅频繁来往，不断接触羌胡习俗。他后来率兵入洛阳夺权之后的残暴嗜血行为，其实就是与“游羌中”、“与豪帅相结”所感染的胡风有关。
董卓所掌握的军事力量，是在凉州形成发展的。中平五年，朝廷“征卓为少府”，董卓不肯放弃兵权，拒不应召，他上书曰：“凉州扰乱，鲸鲵未灭，此臣奋发效命之秋。”《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注引《灵帝纪》。翌年，朝廷又任命董卓为并州牧。何进召董卓进京时，董卓是以并州牧、前将军的身份率兵进京的，其麾下之兵是从凉州带到并州，再带到洛阳的。这支军队民族成分十分复杂，《后汉书·董卓传》注引《英雄记》云：“董卓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在这百余战之中，董卓是打了不少胜仗的，被打败的羌胡兵投降了董卓，成了卓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平六年，董卓上书云：“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关于“湟中义从”，《后汉书·西羌传》说：“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余种分散，西逾葱岭。又数百户在张掖，号曰义从胡。中平元年，与北宫伯玉等反，杀护羌校尉冷征、金城太守陈懿，遂寇乱陇右焉。”可见，“湟中义从”是湟中地区完全羌化的大月氏后裔，曾在北宫伯玉领导下发动过反抗东汉政府的起义。至于“秦胡兵”，学者众说纷纭。方诗铭认为“秦”是指凉州的汉族士兵，“胡”则是指非汉族士兵，即所谓的“羌胡”，而台湾学者邢义田则释为胡化的汉人。不过，汉末凉州的胡化，实质上就是羌化或羌胡化。所以，无论羌化的胡（湟中义从）、羌化的汉（秦胡），还是羌（即羌胡），当时并无明确的界限。董卓可以将所率领的“湟中义从”及“秦胡兵”，一概称之为“羌胡”方诗铭：《释羌胡》，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1）。，而且羌胡兵都是极富战斗力的精兵。著名女诗人蔡文姬在其名篇《悲愤诗》中，描绘了她所亲身经历过的那个时代。其中写道：“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后汉书》卷八十四《董祀妻传》。对董卓军中大量的羌族士兵作了十分真切的描述。
名士郑泰曾对董卓言道：“天下之权勇，今见在者不过并、凉、匈奴、屠各、湟中义从、八种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权以为爪牙，壮夫震栗，况小丑乎。”《三国志》卷十六《郑浑传》注引张璠《汉纪》。这是在董卓与郑泰的对话中，郑泰对董卓武装力量的称颂。可见，董卓所部是一支汉胡混合队伍，除凉州汉人士卒、湟中义从、八种西羌外，又增加了并州和匈奴屠各族的士兵。而这支军队是董卓长期对西羌作战精心培植起来的部曲武装，它的基干是湟中义从和关中秦胡，皆是为“百姓素所畏服”的精兵。
汉魏之际羌胡化的凉州军事集团(2)
董卓部下的主要将领亦大都与羌胡有密切联系。《三国志·董卓传》注引《英雄记》云：“李傕，北地人。”北地郡属于凉州。同书注引《献帝起居注》曰：“李傕边鄙之人，习于夷风。”所谓“习于夷风”，主要应指羌胡之风。李傕在军中任校尉，是董卓手下最主要的大将，当董卓为吕布所杀后，他即成为凉州军的首领，继续招引“羌、胡数千人”，其中有“羌、胡大帅”在内，《三国志》卷十《贾诩传》注引《献帝纪》。以充实其军事力量。
董卓女婿牛辅帐下有“素所厚支胡赤儿等五六人相随”《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支胡即月氏胡，《后汉书·西羌传》“湟中月氏胡”条载：“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牛辅选支胡赤儿等为亲兵，可见其已十分习惯于“略与羌同”的“被服饮食言语”。董卓翁婿及李傕等西凉大将的经历绝非个别现象，由此说明凉州诸将中“习于夷风”者当不在少数，否则，他们是难于同羌胡之兵长期共处的。“董卓将、校及在位者多为凉州人”，《后汉书》卷六十六《王允传》。下面是凉州的汉族和非汉族，并以“羌胡”为主的精兵，从而组成极具战斗力的凉州军事集团，这是董卓起家，以及最后控制东汉政权的资本。
“习于夷风”或者具有羌胡血统的凉州大将在董卓、李傕之后，最有代表性的当数马超。《三国志·杨阜传》载：“杨阜言于太祖曰：‘马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这条记载十分重要，讲出马超的两个特点。第一是具有“信、布之勇”，如同西汉初年的韩信、英布那样；第二是“甚得羌、胡心”，在凉州为羌胡所拥护，这还与马超本人的羌族血统有关。马超号称扶风茂陵人，为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后，其实他是出生于羌胡杂居的凉州，血缘上与羌族有密切关系。《三国志·马超传》注引《典略》说：“桓帝时，其（指马腾）父字子硕，尝为天水兰干尉，后失官，因留陇西，与羌错居，家贫无妻，遂娶羌女，生腾。”马腾即马超之父，说明马超具有羌族血统，其祖母为羌女。
建安十六、十八年，马超两次被曹操打败，失去了原来的凉州根据地、军队与家族亲人，与从弟马岱等亲信投奔汉中张鲁。他在向张鲁借兵反攻凉州失败后，受到张鲁部将的排挤，处境危险，于是决计投靠刘备。《三国志·马超传》云：“闻先主围刘璋于成都，密书请降。”同书《李恢传》则云，是刘备“遣（李）恢至汉中交好马超，超遂从命”。
马超投奔刘备，究竟是谁采取主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刘备利用马超这张牌轻而易举地夺取了成都。《马超传》云：“先主遣人迎超，超将兵径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首。”在这段正文之下，插入的是裴松之的注。《典略》曰：“备闻超至，喜曰：‘吾得益州矣’，乃使人止超，而潜以兵资之，超到，令引军屯城北，超至未一旬而成都溃。”
刘备在马超尚未抵达成都之前，暗中先拨一批兵来冒充马超带来的部队，这当然要比马超等数人到了战场以后，再拨兵给他攻打成都，在威慑刘璋的心理效果上要强得多。但问题是，刘备凭什么有把握地说：“吾得益州矣。”而且，战事的发展完全在刘备的预料之中。马超兵到，“城中震怖，未一旬而成都溃”。
刘备攻益州，遇到了刘璋极其顽强的抵抗。且战事颇不顺利。在攻打雒城的战役中，刘备损兵折将，连军师中郎将庞统都战死沙场。刘备无奈，只得从荆州大本营调来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大将，全力进攻成都。成都是益州的州治，不仅城防坚固，且“城中尚有精兵三万人，谷帛足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战”《三国志》卷三十一《刘璋传》。。其实，刘备的荆州军亦不过只有数万之众，若刘璋死守成都，刘备是否能拿得下来，还是疑问。时间拖下去，曹操、孙权若腾出空儿来打巴东或荆州，刘备势必弃成都而回师应战。然而，令人惊讶不已的是，败兵之将的马超来到成都城下，“未一旬”，刘璋即“震怖”而降。
汉魏之际羌胡化的凉州军事集团(3)
马超虽是败军之将，但三国时期实力最强大的曹操打他仍然很费力，还是先离间了马超的盟友韩遂，分化了他们的战斗力，才打赢的。诸葛亮说马超“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曹操声称“马儿不死，吾无葬地也”《三国志》卷三十六《马超传》注引《山阳公载记》。。他在战场上惊人的战斗力，是刘璋害怕他的原因之一。
然而仅从这一方面来分析还是不够的，因为刘备部下的张飞、赵云的“雄壮威猛”《三国志》卷三十六《张飞传》。并不亚于马超，再加之诸葛亮的谋略，但马超未来之前，刘备“进围成都数十日”，也不能迫使刘璋献城投降。刘璋害怕马超，除了马超的神勇之外，其实还有他的羌族血统以及在氐人、羌人中的崇高威望。马超离开汉中投奔刘备时，为了防止张鲁派人追杀，是绕道而行，“从武都逃入氐中，转奔往蜀”的。《三国志·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云：“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近去建安中，兴国氐王阿贵、白项氐王千万各有部落万余，至十六年，从马超为乱。”说明马超在凉州起兵反对曹操时，曾与氐族贵族联合，关系密切，因而马超“逃入氐中”绝非偶然，很显然他是企图与氐族贵族继续联合。氐族分布在汉中与陇蜀交界地区，与羌族交错混杂，而羌族分布区中就有马超祖母的娘家亲人部落。马超绕道氐境再奔蜀，既摆脱了他原来败军之将的形象，又增加了“挟氐、羌自重”的新资本，使人更清楚地看到马超“甚得羌、胡心”，是得到氐、羌两个民族全力保护和支持的。所以，马超在刘备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大为提高。刘备坚信，马超的到来为攻取成都增加了重要筹码，因此刘备能如此有把握地说：“吾得益州矣。”
巴蜀地区自古以来就深受羌、氐人的骚扰和侵犯，益州民众对之十分忌惮。在刘备大军兵临城下的情况下，拥有氐、羌人作后盾的马超又归顺了刘备，所以刘璋觉得这个仗再也打不下去了，“遂开城出降”《三国志》卷三十一《刘璋传》。。
马超投奔刘备，未建寸功，即被封为平西将军，这个官职比之关羽的荡寇将军还要高，关羽当然不服，故写信给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诸葛亮无奈，只得作书安抚之。刘备称汉中王时，“拜超为左将军，假节”。左将军本是刘备任之多年的官职，竟然授予马超，可见其倚重之。更令人费解的是，当刘备自立为王，由刘备手下一百二十名臣工向汉献帝上表时，表文的第一名领衔者居然也是马超，而追随刘备多年、功勋卓著的诸葛亮、关羽、张飞、黄忠等人皆名列其后。马超的地位如此之高，只有一种解释是合理的，即马超“甚得羌、胡心”，其有羌、胡做靠山的政治背景。刘备称帝以后，封马超为“骠骑将军，领凉州牧，进封斄乡侯”，所用的“策”文中有这样的话：“以君信著北土，威武并昭，是以委任授君”，使得“氐、羌率服，獯鬻慕义”。《三国志》卷三十六《马超传》。獯鬻是古匈奴名，这是刘备以地处汉胡交杂的“汉中、巴蜀”帝王身份，正式宣布马超在种族战略地缘上的重要地位。马超死后，刘备再封其从弟马岱为侯，并为子刘理娶马超之女。可见，他是极其重视马超的羌胡背景的。
三国时期，最后一位羌胡化的将领是蜀汉朝廷后期的支柱——姜维。姜维是“天水冀人也”，被诸葛亮称之为“凉州上士”，《三国志》卷四十四《姜维传》。深得诸葛亮信任。诸葛亮北伐的战略目标是先攻取凉州，然后再平定关中，诸葛亮死后，姜维继承武侯之志，屡次领兵北伐。费祎曾劝姜维：“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三国志》卷四十四《姜维传》注引《汉晋春秋》。但姜维不听。为何不听从费祎之言呢？《三国志·姜维传》曰：“维自以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所谓“西方风俗”，就是羌胡风俗，说明姜维亦是一名羌胡化的悍将。
汉魏之际羌胡化的凉州军事集团(4)
陈寿对姜维的评价是，“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三国志》卷四十四《姜维传》。。凉州处于偏远边塞的文化落后地区，史称“凉州寡于学术”《后汉书》卷五十八《盖勋传》。。姜维能“粗有文武”，还是其中的佼佼者。而“玩众黩旅”就不仅仅是姜维个人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从董卓及其四大部将，到张绣、马腾、马超、韩遂与姜维，“玩众黩旅”几乎是他们一脉相承的特征，而且“玩众黩旅”和羌胡化的凉州兵团有必然联系。
凉州是汉武帝时才划入汉朝版图的，汉武帝之前，河西走廊本是月氏人所居。匈奴被打败之后，卫青、霍去病从匈奴手中夺取了这块并不适合汉人耕稼居住的草原地区，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军事四郡而合成凉州，但这个地区的居住人口实际上仍以羌、氐、匈奴为主，汉帝国只是派遣驻边的武装部队，这些戍边部队的生活方式日久必然当地化，即羌胡化，这就是羌胡化的凉州兵团的由来。
2.“关西兵精悍”，具有极强的战斗力东汉末年的凉州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尚武之风盛行，成为天下精兵良将所在之地。关于这方面的史料记载甚多。《汉书·地理志下》曰：“天水、陇西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矣。”《后汉书·陈龟传》说：“今西州（即凉州）边鄙，土地瘠埆，鞍马为居，射猎为业。”《后汉书·西羌传》云：“其兵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详。堪耐寒苦，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东汉永初四年，因羌胡作乱，朝廷军费开支吃紧，大将军邓骘欲弃凉州，虞诩反对，他说：“谚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余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后汉书》卷五十八《虞诩传》。以“鞍马为居，射猎为业”的凉州人不仅男子剽悍好斗，即便女子亦能上阵打仗。郑泰云：“关西诸郡……数与胡战，妇女载戟挟矛，弦弓负矢，况其悍夫，以此当山东忘战之民，譬驱群羊向虎狼，其胜可必。”《三国志》卷十六《郑浑传》注引张璠《汉纪》。
东汉末年董卓进京是导致天下大乱、汉王朝崩溃最主要的原因。召董卓进京的主谋者是大将军何进与司隶校尉袁绍，他们的目的是借董卓之手诛锄十常侍。“灵帝崩，太后兄大将军何进与绍谋诛诸阉宦，太后不从，乃召董卓，欲以胁太后。”《三国志》卷六《袁绍传》。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何进与袁绍的决策是极其愚蠢的。可谓引狼入室，自取其祸。但这里仍然有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即何进等人为何要假董卓之手诛灭宦官集团。我认为，这是因为董卓手中掌握着一支精锐的凉州军，凉州军是令人畏惧的天下“劲兵”，当是不争的事实。
董卓能在东汉末年擅权朝野，专断政事，除了其冠绝一时的武略，挟天子以令诸侯，招抚了马腾、韩遂、皇甫嵩、朱儁，使得满朝文武无可奈何外，更多的是因为董卓手握“凉州劲兵”，有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故而能在关、洛横行一时，对东汉政权形成毁灭性的打击。
然而，凉州军阀主宰天下的局面并不能得到世家大族的认同。袁绍等逃离京师，迅速组织起关东十余路诸侯，起兵讨伐董卓。关东联军与董卓所部的兵力孰众孰寡，史书上并无明确记载，但仍可作大致推算。董卓初入京师，兵力有限，据《三国志·董卓传》注引《九州春秋》所载：“卓初入洛阳，步骑不过三千，自嫌兵少，不为远近所服”，故采取欺骗手法，“率四五日，辄夜遣兵出四城门，明日陈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复入至洛中。人不觉，谓卓兵不可胜数”。当然，董卓掌握朝廷大权后，兵力有所扩充，如他通过招降吕布，兼并了丁原旧部的并州兵，以及何进、何苗兄弟二府（大将军、车骑将军府）之兵。尽管如此，董卓军的兵力仍少于关东联军。关东联军由十一路诸侯组成，“众各数万”，《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总数达数十万。但他们却分居河内、酸枣等地，不敢贸然进攻洛阳。曹操对袁绍等“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十分不满，对之言道：“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其实袁绍也是个有野心的人，他不是不想攻入京师，而是因为“卓兵强，绍等莫敢先进”同上。，关东军虽然兵多，但却畏惧董卓而不敢出战，说明董卓率领的西凉军战斗力相当强大，关东军远非其对手。正如郑泰所言：“袁（绍）本初公卿子弟，生处京师，体长妇人；张（邈）孟卓东平长者，坐不窥堂；孔（融）公绪能清谈高论，嘘枯吹生，无军帅之才，负霜露之勤；临锋履刃，决敌雌雄，皆非明公（指董卓）敌也。”《三国志》卷十六《郑浑传》注引张璠《汉纪》。董卓也曾对其长史刘艾说：“关东军败数矣。皆畏孤，无能为也。”《三国志》卷四十六《孙坚传》注引《山阳公载记》。并未把袁绍之辈放在眼里。
汉魏之际羌胡化的凉州军事集团(5)
既然如此，董卓为何要迁都长安呢？一些学者推断，董卓决策迁都是迫于关东兵的压力。对此，我持不同见解，我认为董卓迁都长安，其主要目的是以关陇为依托，与其凉州旧部会合，并从关中至凉州本土直接获得兵源，从而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实力。当然，除凉州军事集团之外，并州军事集团的战斗力也不可小觑，如猛将吕布“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骁武给并州。便弓马，臂力过人，号为飞将”《三国志》卷七《吕布传》。。张杨“云中人也，以武勇给并州，为武猛从事”《三国志》卷八《张杨传》。。张辽“雁门马邑人也，并州刺史丁原以辽武力过人，召为从事，使将兵诣京都”《三国志》卷十七《张辽传》。。并州刺史丁原以为有这几员猛将为其臂助，就足以与董卓相抗衡。然而未曾料到，吕布会突然倒戈，投靠董卓。我认为，吕布之所以背叛丁原不仅在于他的唯利是图、反复无常，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吕布认为以董卓为首的凉州军事集团的实力大大超过了并州集团。
董卓进京，专擅朝政，但不久即以失败而告终，但董卓之败并非军事上的原因，而是其在政治上一系列倒行逆施的行为而造成的。有关董卓失败的原因并非本文讨论的范畴，姑且不论。问题是董卓被杀后，凉州军事集团并没有由此而瓦解，反而聚结起更大的能量，进行疯狂的反扑。李傕、郭汜、张济、樊稠等人因王允不肯赦免他们的罪行，本打算亡命归乡里。结果贾诩为李傕划策：“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而诸君弃众单行，即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率众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三国志》卷十《贾诩传》。李傕等“用贾诩策，遂将其众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长安，众十余万”《三国志》卷六《董卓传》。。长安当时由吕布统率的并州军镇守，并州也是产生“武勇”之士的地区，与凉州士卒一样，勇敢善战，当时并称为“并凉劲兵”。吕布刺杀董卓后，并州与凉州两支军事力量势同水火。《三国志·吕布传》云：“布自杀卓后，畏恶凉州人，凉州人皆怨。由是李傕等遂相结还攻长安城，布不能拒，傕等遂入长安。”李傕只用了十天时间就打败吕布，攻克长安，杀死了王允。由此可见，并、凉虽同为“劲兵”，但并州兵的战斗力与凉州军相较，还是略逊一筹。
李傕等攻入长安，汉献帝遂成为其手中的傀儡。以后汉献帝流离颠沛，无处可依，惶惶如丧家之犬，直至曹操将献帝迎至许昌，才有了安身立命之地。如果说，董卓进京是东汉王朝崩溃的开端，那么，李傕、郭汜率十万西凉大军攻入长安，才标志着东汉王朝的彻底灭亡。因为在这之后，汉献帝“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东汉王朝是被胡化、羌化的凉州兵团所灭亡的。
曹操其实是汉族政权的拯救者，假如不是他奋力崛起，打败李傕、郭汜，凉州兵团使“长安城空四十余日”，“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的局面将可能延续下去，那就会使“五胡乱华”提前一个多世纪到来。由此可见凉州兵团的恐怖。
李傕、郭汜的失败，并不等于说凉州军事集团力量已被消灭。实际上，它在凉州本土的军事力量依然强大，甚至在曹操灭吕布、平二袁、降张绣、克刘表之后，以马超为首的凉州军依然是曹操的强劲对手。建安十六年，曹操派大将曹仁征讨马超、韩遂。两军相持于潼关，曹操对西凉军的战斗力素有耳闻，所以预先告诫诸将：“关西兵精悍，坚壁勿与战。”《三国志》卷一《武帝纪》。不久，曹操觉得曹仁不是马超的对手，于是他亲自领重兵西征。曹、马两军相持于潼关，以曹军的战斗力而言，如堂堂正正摆开阵地战，恐仍然难敌马超的西凉兵，所以曹操只能深沟高垒，坚壁不出，待机破敌。“议者多言，关西兵强，习长矛，非精选前锋，则不可以当也，公谓诸将，战在我，非在贼，贼虽习长矛，将使不得其刺，诸君但观之耳。”同①。可见关西兵精悍，善使长矛，如果强攻，打阵地战，曹军要付出沉重代价。可惜的是，西凉大将韩遂有勇无谋，《三国志·马超传》注引《山阳公载记》云：“初，曹公军蒲阪，欲西渡，马超谓韩遂曰：‘宜于渭北据之，不过二十日，河东谷尽，彼必走矣。’遂曰：‘可听令渡，蹙于河中，顾不快耶！’超计不得施，曹公闻之曰：‘马儿不死，吾无葬地也。’”由此可见，马超之神勇，连一向视天下群雄为鼠辈的曹操也对其畏惧三分。
汉魏之际羌胡化的凉州军事集团(6)
西凉军的战斗力虽强，但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群龙无首，互不服气，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战斗力。在曹、马决战之时，“贼每一部到，公（曹操）辄有喜色。贼破之后，诸将问其故。公答曰：‘关中长远，若贼各依险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来集，其众虽多，莫相归服，军无适主，一举可灭，为功差易，吾是以喜。’”《三国志》卷一《武帝纪》。马超、韩遂最后中了曹操的离间计，才被打败。马超率残部退回西凉。曹操“追至安定，会北方有事，引军东还”《三国志》卷三十六《马超传》。，但谋士杨阜认为马超仍然会聚集力量，卷土重来。他对曹操言道：“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若大军还，不严为之备，陇上诸郡非国家之有也。”曹操虽然认为杨阜的话不无道理，但毕竟对马超和西凉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因此在“军还仓卒”的情况下，“为备不周”。不久，“超率诸戎渠帅以击陇上郡县，陇上郡县皆应之”。《三国志》卷二十五《杨阜传》。凉州重新为马超所占领。曹操只得再遣大将夏侯渊、张郃前往征讨，在杨阜、姜叙等冀城、历城将士的配合下，经过数次苦战，才将马超的势力逐出凉州。
马超退出凉州，但凉州却从此成为蜀、魏两国反复争夺的战场。刘备、诸葛亮深知凉州的重要，故在夺取益州之后，就将下一个战略目标定在凉州。“（孙）权以备已得益州，令诸葛瑾从求荆州诸郡，备不许，曰：‘吾方图凉州，凉州定，乃尽以荆州与吴耳。’”《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虽然这是刘备不肯将荆州归还吴国的推托之词，但也足以证明凉州对于蜀汉的极端重要性。此后法正为刘备的北伐作出具体的战略部署，他说，若攻克汉中，“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
诸葛亮北伐曹魏时，同魏延发生用兵方向的严重分歧。魏延主张兵出子午谷，直捣长安，诸葛亮则认为此计“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注引《魏略》。。陇右即凉州，诸葛亮认为以蜀汉一州的兵力，还不足以拿下关中，唯有夺取凉州，才能逐步蚕食曹魏。而凉州的羌胡族正是可以利用的宝贵资源，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就派人联络羌胡的地方豪强，他们作好了积极的响应准备，“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大军北出，便欲率将兵马，奋戈先驱”《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注引《诸葛亮集》。。应该承认，刘备、诸葛亮的战略目标是有一定道理的。凉州自秦汉以来就是用武之地，其兵多精，其将多勇。蜀汉若能拿下凉州，确实能壮大自己的实力，与强大的曹魏进行持久的抗衡。
曹魏阵营中的谋臣智士也看出诸葛亮的战略企图是“断凉州之道，兼四郡民夷，据关陇之险”《三国志》卷二十二《陈群传》附子《陈泰传》。，故派遣智勇双全的大将郭淮、陈泰、邓艾等长期坚守陇右，寸土不让。曹魏固守陇右，不仅巩固了关中形势，还可从侧翼包围汉中。邓艾后来灭蜀正是以凉州为基地，以所统率的雍、凉精兵，出其不意地经阴平山路小道直捣蜀中腹地，迫使蜀后主刘禅投降。曹魏灭蜀为三分归一统奠定了基础，而这也是凉州兵团在汉末三国历史上发挥的最后一次重大的作用。
3.凶残暴虐、性多疑忌、反复无常的凉州将领以董卓为首的凉州兵团，其凶残暴虐确实令人发指。“卓性残忍不仁，遂以严刑胁众，睚眦之隙必报，人不自保，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贼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至于奸乱宫人公主，其凶逆如此。”董卓又“诱降北地反者数百人，于坐中先断其舌，或斩手足，或凿眼，或镬煮之”。董卓被诛杀后，李傕、郭汜等攻入长安，大肆烧杀掳掠。“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指李、郭入洛阳前），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三国志》卷六《董卓传》。长安城内“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尚书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饥死墙壁间。”同①。此种情景惨不忍睹。
汉魏之际羌胡化的凉州军事集团(7)
从公元189年八月董卓带兵入洛，到公元198年四月李傕覆灭，凉州兵团在汉末历史舞台活跃了整整十年，给神州大地带来了极大的破坏。长安、洛阳这两座城市经过两汉四百多年的经营，无论经济文化，还是城市规模和手工业水平在当时的中国乃至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领先的。董卓、李傕之乱使昔日繁华的帝京一朝化为“断墙残垣”、“无复人迹”，这就不仅是战争动乱时期不可避免的破坏，而且是反文明、反人类的极端的野兽行径。此风一开，影响极其恶劣。曹操虽然是东汉末年的大军阀，但他以儒雅文士自诩，其诗文堪称一流，曹操父子甚至还是建安文学的开创者。但曹操为父报仇，在攻打徐州时，居然杀死十数万徐州无辜百姓，一时间“泗水为之不流”。《三国志》卷八《陶谦传》。曹操征战，凡遇顽强抵抗，就残酷地整座整座地屠城。建安三年“九月，公东征（吕）布。冬十月，屠彭城”《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河北平定后，曹仁率军包围壶关，“太祖令曰：‘城拔，皆坑之。’”《三国志》卷九《曹仁传》。曹操部将夏侯渊“攻兴国，屠之”同②。。曹操还下令“围而后降者不赦”《三国志》卷十四《程昱传》注引《魏书》。。建安十三年，孙权为报杀父之仇，征讨江夏太守黄祖，“祖先遣舟兵拒军，都尉吕蒙破其前锋，而凌统、董袭等尽锐攻之，遂屠其城”《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曹操、孙权如此野蛮，如此滥杀无辜，这大大有悖于汉族的高度文明，然而这种现象为何在汉魏之际竟频频出现，我认为同羌胡化的凉州兵团有关，凉州军阀是始作俑者，其罪不可逭也。
东汉时已经用纸，但造纸术还不发达，不知书的凉州兵又把珍贵的简策帛书付之一炬，使两汉灿烂文化蒙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凉州将领的另一特点就是性多疑忌。李傕、郭汜、张济、樊稠四员大将打着为董卓报仇的旗号，很快攻克了长安，诛杀了王允，重新掌控了朝廷中枢。但为时不久，即遭覆灭。其败亡之因颇值得研究。前文已述，凉州兵极具战斗力，靠外部力量是很难将其打垮的。李傕、郭汜统率的凉州兵团主要毁之于持续不断的内讧。其因乃凉州将领性多猜忌，李傕在把持朝政后，很快就与樊稠发生冲突。马腾、韩遂攻长安不克，败退，樊稠在追赶中，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就放走了韩遂。然而此事被李傕之侄李利获知，“利还告傕，韩、樊交马语，不知所道，意爱甚密，傕以是疑稠与韩遂私和而有异意，稠欲将兵东出关，从傕索益兵。因请稠会议，便与坐杀稠”。《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注引《九州春秋》。樊稠被杀后，四大将中的张济驻军于弘农。朝中执掌大权的唯有李傕与郭汜。但不久，“汜与傕转相疑，战斗长安中”。李傕与郭汜为何会“相疑”呢？《三国志·董卓传》注引《典略》曰：“傕数设酒请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惧傕与汜婢妾而夺己爱，思有以离间之。会傕送馈，妻乃以豉为药，汜将食，妻曰：‘食从外来，倘或有故’，遂摘药示之，曰：‘一栖不二雄，我固疑将军之信李公也。’他日傕复请汜，大醉。汜疑傕药之，绞粪汁饮之乃解。于是遂生嫌隙，而治兵相攻。”
李、郭两人，一人劫持天子，一人劫持公卿，大战长安城中，直杀得凉州兵团四分五裂，土崩瓦解。最后，郭汜为部将所杀，张济出关攻穰城，战死。建安三年，段煨奉朝命讨灭李傕。自此，董卓、李傕这一派系的凉州兵团遂告覆灭。
马腾、韩遂属于另一派系的凉州兵团，但其内部亦是矛盾重重。马腾与韩遂先是“结为异姓兄弟，始甚相亲，后转以部曲相侵入，更为仇敌。腾攻遂，遂走，合众还攻腾，杀腾妻子，连兵不解”《三国志》卷三十六《马超传》注引《典略》。。建安之初，在司隶校尉钟繇的调解下，双方的冲突方才告一段落。
建安十三年，朝廷征马腾入京师，拜为卫尉。马超之弟马休与马铁分别被封为奉车都尉和铁骑都尉，其家属全部迁徙邺城。马超被拜为偏将军，统率留在关西的马腾部众。然而在建安十六年，马超竟然置老父马腾及亲兄弟马休、马铁等家属的生死安危于不顾，悍然起兵作反。这一举动的直接后果当然是导致“腾坐夷三族”，且不说君主专制社会株连制度和夷三族的做法对不对，只是就当时情况而论，曹操为了避免诸侯豪强割据，要各地诸侯抵押人质的措施显然是有他的道理的。而马超在曹操没有做任何对他不利举动的情况下，仅仅因为“疑（钟）繇欲自袭”这样子虚乌有的事，就与“韩遂、杨秋、李堪、成宜等叛”《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实在是极不明智的举动。
汉魏之际羌胡化的凉州军事集团(8)
曹操能够击败马超，并非操军实力强于西凉军，而是曹操利用了马超性格多疑的弱点，用了离间妙计。《三国志·武帝纪》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曹操用计的情节：“韩遂请与公相见，公与遂父同岁孝廉，又与遂同时侪辈，于是交马语移时，不及军事，但说京都旧故，拊手欢笑。既罢，超等问遂：‘公何言？’遂曰：‘无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公又与遂书，多所点窜，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这时曹操突然发起总攻。由于马超、韩遂有了隔阂，互相防范，不能合力形成拳头作战，结果被打得大败。
在三国历史上，最典型的“轻狡反覆”的人物当然是吕布。《三国演义》中的张飞斥其为“三姓家奴”，然而，凉州兵团中也不乏反复无常之徒。其中以马超、张绣最为突出。
马超失败，被逐出凉州，即赴汉中依附张鲁。《三国志·马超传》注引《典略》说，马超“后奔汉中，张鲁以为都讲祭酒，欲妻之以女，或谏鲁曰：‘有人若此不爱其亲，焉能爱人？’鲁乃止”。说明对马超来投，张鲁是重视的，并欲以女嫁之。但马超遭到张鲁手下的攻击，认为马超“不爱其亲，焉能爱人”，即暗示马超连自己家属的安危都不顾，也就完全有可能背叛张鲁。张鲁终于接受谏阻，不予重用。《典略》又说：“鲁将杨白等欲害其能，马超遂从武都逃入氐中，转奔往蜀。”这里用了一个“逃”字，说明马超并非光明正大地离开汉中，而是其背叛张鲁的阴谋已经败露，这才匆匆出逃的。关于这一点，还可以另一条史料佐证。“初，超之入蜀，其庶妻董及子秋，留依张鲁，鲁败，曹公得之，以董赐阎圃，以秋付鲁，鲁自手杀之。”《三国志》卷三十六《马超传》注引《典略》。马超仓皇出逃时，连自己的小妾和儿子都来不及带走，可见当时形势之紧急。张鲁当时因考虑到马超可能的报复，故没有对马超的家属予以惩治。等到曹操攻下汉中，张鲁投靠曹操时，张鲁也就没有后顾之忧，故手刃超子马秋。为何张鲁对马超充满刻骨仇恨，不能报于其本人而报于其子呢？这只有一个可能，即马超企图或者阴谋消灭张鲁，夺取汉中，马超之仓皇出逃，正是这个阴谋暴露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