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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虽然是一些曾经发生过的往事，早已随风而逝烟消云散，但对今天生活着的每一鲜活的个体生命而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影响。
人类并非从天而降凭空而生，而是从远古一步步地发展进化而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上每一个重大事件，每一次重要转折，无论多么久远，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或浓或淡、或隐或显地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刻下了一定的烙印。就像一条肉眼看不见的绵绵长河，不管我们承认与否，总之是从呱呱坠地的那一时刻起，便“身不由己”地跌入其中、陷入其中、融入其中了。
“活”在我们置身的现实之中，现实便是的浓缩与延伸。积淀的成果是，赋予人类语言、习俗、信仰、工具等方面的行为方式与生活内容。也就是说，我们从脱胎而来，自第一声长啼开始，就有一双看不见的“上帝之手”在某种程度上规范了我们的人生。因此，那已然消逝的每一阶段，都包蕴着相当密集而丰富的信息与内涵，这些信息与内涵对于我们今天的价值与意义，无论怎么形容都不过分。鲁迅先生就曾经说过：“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
尽管已经发生的一切无可更移，尽管的影响相当深远，但并不等于我们只能戴着沉重的镣铐在的阴影与宿命下蹒跚起舞，而是可以充分发挥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与内在潜力，以史为鉴，创造超越往昔的新的。于是，正确地认识，对今天生活着的我们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人们谈论时，常免不了提出多种假设：要是没有某某人物出现，要是没有某某事件发生，要是朝另一个方向稍微一拐，那么，我们今天的现实会是一番怎样的光景呢？
其实，这种种假设，便是的偶然性。偶然往往通过某些代言人予以体现，这些代言人便是人类的强者，的弄潮儿——伟人、英雄与豪杰。
透过纷繁驳杂的偶然表面，在的内里，又分明贯穿着一条清晰可现的脉络，一种颇富意味的规律——这便是的必然！
偶然与必然相互结合，才显出它的汪洋恣肆与斑斓多彩。
基于以上认识，我开始了《的刀锋》一书的构思与创作。
对卷帙浩繁的中国古代史经过一番爬梳剔抉，我从“改变”这一角度，选取了十一位对中国哲学、思想、、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等方面产生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巨大影响的典型人物：周文王、吕不韦、秦始皇、刘邦、董仲舒、曹操、拓跋宏、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吴三桂。在我眼里，他们都是一些被“上帝”选中的“代言人”，那大音稀声、大象无形的上帝正是通过他们拨动了的转盘，不仅决定了民族的命运，改变着的昨天与今天，还将继续影响中国的前途与未来。
我将选取的十一位人物还原于当时复杂纷纭的舞台，置放在整个人类漫长的长河与广阔的空间，以当代全新意识，对他们的时代背景、生长环境、独特经历、复杂心态、人格力量、智慧经验、功过是非、影响等进行观照比较、透视研究。
这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相当艰巨的工作，不仅需要翻阅、研读、掌握大量的资料，还得拥有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多学科多领域的丰富知识才行；除了纵向描述外，还得进行横向的中西比较；而最关键的是，这些代言人大多都是中国上如雷贯耳的顶尖级人物，他们的行止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好些都能耳熟其详，我非但不能重复前人的话语，更得有超越他人的独特描述与深刻感悟才是。
我选取十一位古代人物，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叙述这些显赫的个体，而是以他们为载体，对中国进行方方面面的描写与反思。
我以周文王及其推演的《周易》为本，探讨中国之源，正是一册薄薄的《周易》，改变了古代发展轨迹，影响了我们今天的基质；以秦始皇为线索，侧重于他对中国封建专制政体的奠定与作用；以刘邦的胜利说开，状写其流氓行径及怀柔政策上升为民族的主流话语后对国民性的改造；从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入手，论述专制如何与政治专制合谋，对民族激情、活力、智慧、创造的残酷扼杀；以孝文帝拓跋宏的主动接受中原先进为契机，论述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及中华民族那令人肃然生畏的内在同化力与凝聚力，即使世界上最富特色、最难同化的吉普赛人与犹太人，也能使他们如落入沙漠的雨滴般与汉族农耕融为一体；通过唐太宗“贞观之治”这一封建人治盛世之巅的描述，探讨中国的土壤能否自发诞生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外来的法治之苗能否移植成活长成参天大树；从宋太祖赵匡胤由黄袍加身登上皇位的不胜重负展开笔触，追寻北宋军事何以一误再误，并导致中原从此积贫积弱，成为少数民族逐鹿的广阔战场；以农民皇帝朱元璋的狭隘变态为由，写他如何用管理农业的方法治理国家，遏制商品经济之苗，将整个中国农业化，使得古代更加凝固不变、停滞不前，与同时期的西方形成鲜明对比……
偶然在进程中固然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由环境、气候、种族、时代所决定的必然性像一条红线，总是那么突出地贯穿于古今之中，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地呈螺旋状态势向前行进。中华文明在一个相当封闭的环境中自我发展，形成独具一格的亚细亚文明系统，与以古希腊为源的西方文明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其优劣得失，也在古今、中西间的纵横比较中展现在读者面前。
在具体创作时，我尽可能地以西来的启蒙思想为参照，将与现实联系在一起，打通文、史、哲之间的联系与通道，以与人物为载体，用哲学的思维审视反思，以文学的方式描摹再现，熔的厚重、文学的灵动、哲学的思考为一炉。
《的刀锋》不是学术论著，它是一部雅俗共赏的系列散文，适合于不同层次的读者。水平稍低的读者可以了解人物、故事，获得一定的中国古代知识；较高的读者则可领悟蕴涵其中的思想，对中国怎样一步步从远古走到今天，神秘莫测的“上帝之手”如何的刀锋，从而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命运等重大命题，获得较为明晰的认识与启发。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的转盘在一双看不见的“上帝之手”的操纵下，通过一个个走马灯似的“英雄”不断地拨动着旋转不已，一直转到了今天。天翻地覆的政治事件、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早就化为股股云烟飘散、消失在深处，犹如一道道流血的巨创，再大也可被时间缝合、痊愈。巨创不再，但伤疤永存。这疤痕就是代代积淀、凝聚而成的传统，它们形成一种民族潜意识、集体无意识不断地作用于、影响到今天，无声无息却又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地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个人信仰之中。
回望是为了活得更加清醒，研究是为了变被动人生为主动“出击”，反思是为了更好地创造未来。如果有一天，的发展规律与客观必然全在人类的认识与掌握之中，从而择优选取最佳时间、最佳人物、最佳途径等机动、可变的偶然因素，按照人们认可的理想模式加以改变、创造，那时的人类，当是一番怎样的光明与灿烂？
传统的“上帝之手”一
《易经》，一般称为《周易》。《周易》之名，最早见于《左传》一书。至西汉时，儒家学派将《周易》、《诗》、《书》、《礼》、《乐》、《春秋》等著作奉为经典，名曰“六经”，《周易》这才被称作《易经》。
《周易》一书到底成于何时？对此，《周易大传》曾以一种把握不定的疑虑口吻写道：“《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邪？”迄今为止，学术界虽然尚未得出一个无可置疑的肯定结论，但大都认为该书成于三千多年前的殷商之际或之前。
那么，作者又是谁呢？在中国古代史上，历来就有所谓伏羲画八卦、文王演六十四卦之说。《史记》作者司马迁也认为《周易》的作者就是周文王，他在《报任安书》一文中曾写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之语。西伯，也就是周文王，因其为商朝末年西方强大的方伯之国周族领袖，故称西伯。当然，也有人因为《周易》六十四卦的爻辞中记有周文王之后的史事而提出质疑，认为卦爻为周文王推演，而辞文出自周公或他人之手。其实，像《周易》这样的经典之作，其成书难以一蹴而就，肯定得有一个从雏形到充实、完善的漫长历程，必须经过多人乃至数代人的构思、采辑、撰写、订正、增补与润色才有可能形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周易》文本。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肯定作者就是周文王一人，但我们至少可以推断，周文王在《周易》成书的过程中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六经之首的《易经》，在我心中一直是部望而生畏的皇皇大著。它像一处深不见底的黑洞：错综复杂的卦爻符号令人眼花缭乱、简略古朴的文言语汇几乎不知所云、枯燥艰深的哲学内涵“密码”般难以破译、包罗万象的繁复别致一时无从言明……《易经》以一套古奥艰涩的话语系统，向我们诉说、展示的是一个遥远、朦胧而游移的陌生世界。
它像一个环环相扣的巨大迷宫：这里，既有远古的愚昧与浅稚，也有文明的智慧与深邃；既有僵化腐朽的因子，也有现代科学的朗朗光照；既有天人合一的融融交响，也有焦虑矛盾的痛苦撕扯；既有唯物的辩证，也有唯心的神秘；既有恬淡幽静、舒缓寂寞的小桥流水，也有惊涛拍岸、一泻千里的长江大河……《易经》将这些既矛盾又统一、既复杂又简单、既绚丽又平淡、既古朴又现代的对立融于一炉，总是搅得我们晕头转脑，无法理出一个了然于胸的明晰世界。
它像一座庞大的综合知识宝库：组成《易经》的“硬件”，即原有的文字与符号并不多，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就可全部囊括，然而，它却集中国古代天理、命理、圣理、数理、哲理、心理、文理于一炉，举凡哲学、史学、数学、美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生物学、生态学、经济学、文字学、符号学、伦理学、文艺学等多层次的自然学科，似乎无所不容。诚如《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所言：“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
它像一个硕大无朋的“空筐”：《易经》除了它本身固有的惊人容量外，人们还可将大千世界一些新的发现与发明、认识与解说等各式形形色色的东西装入其中，它也就像一个神奇的魔筐，似乎什么东西都可容纳得了，消化得了，解释得通。
……
哦，《易经》，这是怎样的一部大书、奇书、异书呵！
我第一次接触《易经》，除了陌生茫然，更多的是无所适从。我不知怎样来阅读它理解它破译它，只有借助注家们的解释与诠说。看得多了，注家们不仅大同小异，更多的则是自己都没弄懂就来装模作样地指手画脚，还有的则是自己钻了牛角尖走入迷潭进了死胡同之后又来误导读者。
要想深刻地认识理解某一事物，抵达本质进入胜景，除了前期必要的 引导外，更多的则靠自己的执著追求、艰苦努力与不懈探索。研习《易经》更是如此，作为一部中国古代思想与智慧综合宝库的神秘主义代表作品，除了常规的分析拆解，逐一串通外，更得依靠个人的灵气与悟性予以总体把握。阅读《易经》，得摒弃浮躁的心态入静入定，细细地揣摩、咀嚼、品味，慢慢进入《易经》那一个个古奥文字所营造的独特氛围与神秘的强力 “气场”之中，与它展开喁喁对话。由遥远而贴近，由陌生而熟悉，由神秘而理解，由深入而亲切，于是，两种不同的心态才有可能产生摩擦、对撞与交融，进而迸射出耀眼的火花，激荡出一个光彩夺目的灿烂世界。
十多年来，我不知捧读过多少个不同版本、不同注家的《易经》，有时，我似乎窥其堂奥，进入了它的深层内里；有时，我觉得还在它的外围兜圈子，只抓住了一些微不足道的皮毛；有时，我恍惚间与它融为一体，天上人间，遨游八极；有时，我又感觉着自己与它是两套相互拒斥的不同系统，无法认同那容纳其中、附着其上的杂质……就是这样一本薄薄的小书，它那独特的品格与精神气质磁铁般牢牢地吸附着你，它促你潜心思考、探赜索隐，它使你流连忘返、乐此不疲，它时而让你感到陌生神秘、茫然窘迫，时而又让你豁然贯通、惊喜莫名。
越是深入其中，你就越觉得《易经》实在是太博大太艰深太古奥了。自古至今，历代儒生皓首穷经，读《易》不辍，注家不下千余，留传下来的论著大约三千多种，几乎每年就有一种问世。据《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晚年喜《易》，“韦编三绝”，勤奋苦读而至编连竹简的绳子都断了多次。尽管如此，孔子仍不得不叹道：“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又曾言曰：“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连千百年来被历代统治者尊为圣人的孔子于《易》尚且如此，其古奥艰深、奇异独特、恢弘博大由此可见一斑。
《易经》，是中国古代史上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开启了中华文明之源，我国古代所有学问的哲学思想皆源于易学；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宣告了中华传说时代、半信史时代的结束，标志着信史时代的开始；它自诞生之初，就以其勃勃生机，一点一点、一天一天地冲刷、改造着我们脚下这块既贫瘠又肥沃的土壤，中华民族、中国之所以演变成今天这副模样，似乎都可以在它身上找到渊源与发展轨迹；它不仅在本土，即使在欧美、日本、东南亚也有广泛的知音；它至今仍然风采翩翩，熠熠生辉，以其独特的魅力影响着东方乃至整个世界。
传统的“上帝之手”二
且让我们将目光推向渺远的深处，以探寻《易经》的诞生与发展之源。
我们常说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悠久，那么，其源头则可追溯至公元前3000年。那破晓而出的东方文明曙光照临着的，便是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天皇、地皇、人皇谓之“三皇”，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称作“五帝”。其实，那时的华夏民族，已初步摆脱了原始的蒙昧状态，完成了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革命转变，出现了畜牧业和农业，开始安安稳稳地居住、生活在一块固定的土地上。
以我们今日的眼光而论，那时的人们仍然生活在原始的野蛮状态。殊不知，就是这道初现于华夏民族头上的一丝文明曙光——传说时代，也是人类在蒙昧的“黑暗时期”艰难地摸索了几百万年的结果。
据有关考古资料表明，大约五百万年以前，人类才由古猿开始缓慢地向原始人进化；约四百万年前，原始人诞生；约三百万年前，人类进入旧石器时代，与其他动物没有什么两样地四处流浪靠寻找、采集食物为生；约五十万年前，人类的直系祖先——直立人出现，学会了打制石器与使用火种；约一万年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成为可以进行思维、运用语言交流并能够创造的现代意义上的人；约五千年前，青铜时代开始，人类的文明这才正式拉开帷幕。
五千年与四百万年相比较，人类的文明史实在是太短暂太短暂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当我们站在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今天，实在难以想象远古人类面临的生存环境该是何等的艰难与残酷，其生存方式该是多么的野蛮与蒙昧。也许，我们只有在那些至今仍生活在荒野孤岛、深山老林里长期与世隔绝的少数原始部落中，才多少可以窥见一点早期人类的依稀身影。
“我是谁？我究竟从何处来，我又将向何处去？难道在这颗蔚蓝的星球上，在永恒的光阴逆旅中，我，只是一个匆匆过客？”当盘古开天辟地驱除了混沌与黑暗，当女娲造出一群富有灵魂的个体站立在东方辽阔的地平线，当我们的祖先第一次摘下宽大的树叶遮住赤裸的羞部，这一既古老又现代的疑问便一直纠缠、盘旋在具有主体意识的人类心中。在漫长的艰难生存中，他们无法理解那些神秘的自然及自然现象，以己度物，便产生了“万物有灵”的概念。莫说虎豹熊罴狼蛇鱼鸟等或奔跑或飞翔或游动的动物，就是一茎生长的野草、一棵枯死的树木、一块不动的石头也通灵性，而太阳的明晦、月亮的圆缺、狂风的长啸、雨雪的飘洒、电光的闪烁、雷霆的轰鸣则更是高高在上的神灵的某种思考与行为。既然万物有灵，那么世间万事万物总被一个高高在上的神所主宰，冥冥中总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控制操纵。于是，就产生了对超自然力量与异己力量崇拜的鬼神迷信观念。人们在生产与生活实践中，一种最为强烈的心理趋向就是渴求预知未来的后果。有后果，必有前因。他们认为，后果如何，早已包孕在前因之中；反之，由前因也可推测即将到来的后果。这种前因或曰前期现象，就是古人所说的前兆、预兆及征兆。既有了鬼神迷信概念，人们就误以为前兆是鬼神呈示于人的神秘信号——一种预示、启悟或警告。后果或凶或吉，就是鬼神对人的有意惩罚或奖赏。而人们的心态总是趋吉避凶，当远古人类将趋吉避凶这一前兆迷信所带来的心理指归转化为外在形式时，巫术也就应运而生了。
原始宗教的形式主要就是巫术，巫术的表现方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有作法、咒术、灵符、占卜等。
巫术萌芽之初，带有原始的“天启”性质，它以蒙上了神秘色彩的种种正常多见或怪异少见的自然现象为崇尚对象。这些对象没有经过人为的加工改造，保持其自在自为的本真状态，人们在万物有灵观的“指导”下，将它们与另一些关涉人生的事物进行某种组合与对接，以前物为因后物为果。时间一长，就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物事对接模式，积淀在人类的心灵深处代代相传。比如人们一听见乌鸦的叫声，就断为凶兆唯恐避之不及；而一听到喜鹊的叽喳，即认为是喜事降临兴高采烈。乌鸦与喜鹊的叫声都未经改造，仅凭灵感与天启，就将与它们没有任何必然逻辑联系的凶兆与喜讯各自对接，于是，一次不需任何占卜仪式的原始巫术就这样在个体自我的心灵之中完成了。
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思维与语言的进化催生了早期的天启巫术。随着先民的进步及对自然认识的逐渐加深，人为的因素慢慢渗入巫术之中。于是，巫术在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开始慢慢向它的第二阶段过渡，增加了稍经人力改造的自然物为占卜工具，创造了简单的前兆作为卜符。而完成这一具有意义的代表人物就是伏羲。
据《易经?系辞下传》所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者观象于天，俯者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也就是说，是伏羲氏（即包牺氏）在占卜的过程中，从天地自然中得到启发，从而发明创造了八卦。
伏羲，是远古人类由诚惶诚恐地仰视上天而面对自身的一个转折性标志。他是传说中的人类始祖，是女娲氏兄妹相婚的结晶。他娴熟于原始的生产与生活技能，教人结网从事渔猎，又教人驯养动物从事畜牧。他是人们心目中的一具神灵，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人，是一位神格化了的人。由伏羲身世与传说所透露出来的信息说明，长期匍匐在地的人类抬起了头颅挺直了腰身，自尊与自信开始在先民们心中涌动弥漫，“人”字第一次变成了大写。
据《洪洞县志》记载，伏羲演八卦之所在就在该县的卦底村，村中现存伏羲庙伏羲冢，村中设有画卦台。以卦底村为中心，周围又有八村环绕，距卦底村均为八里，呈太极图状，分别代表八卦中的乾坎震巽离坤兑艮，依次标志着天水雷风火地泽山。
除此而外，全国存有伏羲庙、伏羲墓的地方尚有多处，都标明、竞争着伏羲创造八卦的发明权。但我以为最值得可信的是位于河南巩义市沙渔沟乡洛口村的伏羲八卦台。一条深沟的底端，筑着一块高约两丈、面积约两亩的圆形土坛，土坛北对黄河与洛河的交汇处，南依莲花山。当年，伏羲极有可能就是静静地坐卧在这一土坛之上，背倚高山，俯视大地。“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而洛河，也因了一冬一春的积蓄，将一湾激流注入黄河以助其势。黄河浑浊，洛水清亮，一黑一白，泾渭分明。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黄河与洛水相互激荡，清浊交汇，黑白分明，形成一股巨大的漩涡，翻滚着漫向遥远的天际。伏羲定定地望着，心中突然一亮，掠过一道灵感的闪电：一清一浊，一黑一白，一阴一阳，相互包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不是一幅包蕴着天地万物的奇妙图画又是什么？于是，伏羲心潮起伏，一如黄洛之水汹涌澎湃，情不自持地信手一画，就有了我们今天见到的阴阳太极图。黑者阴，阴为虚，用符号表示即－－；白者阳，阳为实，符码为 －。有了黑白阴阳，有了虚实符码，将它们三三重叠，加以组合，构成八卦，不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吗？
其实，伏羲氏到底于哪儿画下八卦并不重要，就连伏羲氏其人是否真的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生存过也颇令人置疑，从那附缀其后的一个“氏”字，我们就有理由推测伏羲实质上是某个伟大的氏族群体，是整个部落的人们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逐渐学会了渔猎畜牧，发明了太极图，推演了阴阳八卦。因此，我们所看重的，是八卦这一既简单又复杂的抽象符号本身。卦，与“挂”同义，指挂万物于其上，颇有囊括大千世界、宇宙万物之意，也反映了早期先民心中跃动着的求知与认识渴望。
第二期巫术具有半天启半人为的属性，形成了较有规律的占卜操作过程，并有了精于此道的职业占卜者。
至此，华夏民族才由混沌未开的蒙昧，由无法证实的传说时代终于过渡到了零星记载的半信史时代。尽管此时的先民们仍未摆脱野蛮之气、怪异之气与神秘之气，但毕竟在开创文明的艰难道路上迈开了可喜的一步。
第二期巫术由伏羲而立， 经过我国上第一个父传子承的专制王朝——夏朝，于殷商时代达于鼎盛，其主要形式就是甲骨占卜术。
甲为龟甲，骨为牛骨。龟生命力顽强，长寿且富有灵气；牛体力充沛，集蛮劲与驯顺为一体，皆被古人视为灵物、神物。将它们作为占卜的首选之物，为的是增加巫术的权威性。以渔猎畜牧为主的先民们在宰杀龟牛为食时，龟甲与牛骨必在烈焰的熊熊烧烤中发出劈啪的爆裂之声，留下各式别致的裂纹之痕。极为凑巧的是，一桩幸运或悲伤的事情在龟甲的劈啪声中突然爆发了，先民们自然而然地会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将爆声与裂纹视为人生命运的一种前兆迷信。后来，先民们就有意灼烧龟甲牛骨，人为地制造一些所谓的前兆，以预测后果推导未来。迄今为止，殷墟共出土这样的龟甲牛骨十五万枚之多，可见当时的龟甲占卜是多么盛行。
就现有出土的甲骨来看，早期甲骨相当粗糙，大多出乎天然；中后期甲骨形状规整，表面较为平滑，明显地打上了人工的痕迹，其天启与人为的结合也由此可见一斑。
甲骨占卜有着一整套严格而规范的操作仪式，它由专门的卜史或贞人主持，首先倾听求卜者的内容与目的，并在心中反复默念着虔诚祈求那无所不在的神灵相通相助；然后是择龟杀龟，修饰龟甲，烧灼钻凿；接着观测兆象，破译解说，以断吉凶；最后，将卜辞刻于龟甲之上以便验证，同时也是为了增加占卜的肃穆与神圣。
颇有意味的是，我们的国粹方块汉字，就这样在一次次占卜的巫术行为中蹦跳而出了。它们依附、定格于龟甲之上发展成一套规整的语言体系，至今仍被广泛使用并越来越呈科学与普及之势。即以占卜的“卜”字而言，形状似甲骨烧烤而成的裂纹，读音像甲骨爆裂的声响，这一个典型的形声字无可争辩地向我们述说着古代的先民们正是在占卜的过程中创造了“卜”这个文字。189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的甲骨文，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文字。
龟骨裂纹所呈现的兆象千变万化，不会出现一块雷同；而先民们又无事不卜，无所不记，不仅留下了丰富多变的巫术内容，也为后人们研究远古提供了宝贵可靠的资料。
龟甲占卜经历了一段极其漫长的时期，那凝聚流传的积累之物，尽管数量、体积之多，令人惊叹不已，但所记内容全都零散琐碎、斑驳繁杂。在发展，人类每前进一步，神秘的世界就增加着一分透明。先民们不再满足于占卜中的天启成分，他们的自主意识在日益觉醒，要人为地控制操作整个过程：归纳总结过去的占卜内容，使之抽象化、系统化、符号化，上升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使占卜工具更少神灵因素，占卜程式更加严格规范，占卜结果更经得起检验，当然，还得创造出一套与之相应的新型占卜文字，呼唤着第三期人为巫术的诞生，呼唤着类似于伏羲氏的神与英雄横空出世。
传统的“上帝之手”三
这一新的神与英雄不是别人，就是周文王。
时代造就了周文王，选择了周文王，周文王也“不辱使命”很好地完成了第三期人为巫术的发明与创造。
周文王，姓姬名昌，又称西伯侯，周族首领。周，本是一个古老的旧邦，传说乃帝喾后裔，属姬姓之族。自夏初以来，周一直就是夏王朝西部的一个重要方国。商灭夏，周又受控于商。尔后，周人经过十几代人的刻苦经营，在太王古公禀父时迁居到被后人称为“周原”的岐山之阳，兴建城邑、开垦耕地，大力发展农业，增强军事力量，征伐西戎部落，臣服近邻小邦……很快就由一个蕞尔小邦，发展为势力强大的方伯之国。对此，《诗经?鲁颂》写道：“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也就是在太王手中，萌生了周人的“翦商”大业。商朝对周人势力的迅速发展与强大兴盛自然不会熟视无睹袖手旁观，必然进行强有力的遏制。据《史记? 殷本纪》所载，商王武乙曾“猎于河、渭之间”，为暴雷震死。河渭之间，即周人所居关中之地。堂堂一朝天子，竟在自己的方国打猎时被雷霆击中而亡，其中留给后人的想象空间实在是太大太大了。武乙身死，儿子文丁继位，后来就寻机杀死了当时的周王季历。从这一事实推断，很有可能是商周矛盾加剧，武乙率军西征，不幸战死沙场。为了报复，新王文丁又不惜动用武力，终于杀掉季历，将西周方国继续控制在商王朝的统治之下。由此可见，周人虽比过去兴盛，但势力还远远不及商朝强大。季历死，儿子姬昌继位，是为周文王。
姬昌在血雨腥风的背景、在臣服屈辱的羞耻中登上王位，当他在一片虔诚的祭祀与祈祷声中一步步走向父王被杀后留下的那空荡得令人刺目的王位时，心中唯一的念头，肯定就是发誓要为父王报仇，并将灭商宏愿定为周邦的基本国策。
然而，周人还较商朝弱小，姬昌不得不潜隐大志、委曲求全。一方面，他表面臣服商朝，装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将周地的珠宝特产不时进贡到商都朝歌，以博取商王的欢心；另一方面，他打着奉行商王之命的幌子，沿着父王的政策方略继续挺进，仍以主要力量展开对西北各部的进攻。他北逐，西攘混夷，灭掉泾水上游的密、阮、共等小邦弱国，扩大西方版图，建立起一个稳定而繁荣的反商灭商“大本营”。
而这时的商王朝，王位又经历了两次转移。文丁死，传位帝乙；帝乙亡，又传给纣辛。作为亡国之君的商纣王，在史书记载与民间传说中一直没有较好的声誉，总是作为一个残酷、凶恶、颟顸的暴君形象广为流传。如果我们拂去那经了千百年涂抹留在他身上的厚厚的“颜料与色彩”，还其真实的本来面目，就会发现他也算得上是一位人才。商纣王长相英俊，虎背熊腰，精通武功，也有一手治国方略，只是后来暴殄天物、偏听偏信、闭塞视听，又遇到了比他更具雄才大略的周文王、周武王、姜子牙等英雄豪杰，结果落得个身死国亡的下场，才为天下人耻笑。华夏民族自古就有“胜者英雄败者寇”的传统习惯，又由于更早的暴君夏桀要比他遥远六百多年，所记史料更为缺乏，自然而然地，他就成了中国上第一个愚昧昏聩、残酷凶恶、一无是处的昏君、暴君。
周文王“享国五十年”，一直在表面上奉行着毕恭毕敬尊崇商王的政策。商纣王虽为周文王的韬光隐讳所迷惑，但也没有完全掉以轻心，只是东夷之乱一直牵扯、束缚了他的手脚。待到东夷局势有所缓和，他的目光这才投向了西方。这时，周文王已完全巩固了后方，开始腾出手脚由岐周而向东边经略了，并在泾渭之间建立毕邑，作为向东扩展的前哨阵地。纣王并未忘记商周之间在过去上的一些恩恩怨怨，他隐隐地感到了来自西方及其他势力雄厚的方国的威胁。于是，他稍施谋略，以朝贡、封赏之名将国力强盛的西伯侯、九侯、鄂侯等三公召至商都朝歌，准备一一惩治。
姬昌自从继承王位以来，对商朝一直采取低眉顺眼、唯唯诺诺的韬晦之略；而在方国之内，他却严厉地推行富国强兵、伺机反商的政策；在内心深处，他一直将商朝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对商王根本不抱任何幻想。因此，在离开西周之前，他就作了两手准备，一旦身死朝歌，就由大儿子伯邑考继承王位，完成父王的未竟大业，并对有关后事做了有条不紊的安排。
三公离开方国到达朝歌，无异于变成了一只只毫无反抗之力，只有听凭商王宰割的羔羊。纣王虎视眈眈，终于找了一个借口露出狰狞面目举起了屠刀。
关于这段史实，《史记?殷本纪》记载道：
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熹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姜里。
商纣王以九侯女之淫乱为由头，首先拿九侯开刀；然后锋芒一转，将对此事不满、抗争“疾辨”的鄂侯剁成肉块；姬昌虽然对纣王心怀仇恨，充斥着一股难抑的怒火，但其韬晦策略救了他一命，只是私下叹息而已。崇侯虎的告密好不容易才使得商纣王抓到了一条整治姬昌的把柄，“窃叹”又够不上死罪，就将他囚禁姜里（今河南汤阴县），关在牢中，限制其人身自由，磨灭他的意志，以使周人永远臣服商朝。
两千多年以后，明代许仲琳依据有关商周冲突的神话、传说、轶闻、正史、野史等资料，敷衍出一部长约七十万字的长篇。写得神神鬼鬼、天上地下、荒诞不经，但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多少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商周之争的明晰线索与重要史实。
商纣王将西伯侯姬昌作为人质囚在姜里，一关就是八年。八年时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就看你怎样去认识它度过它。
周文王身遭囚禁，其结果似乎要比他预想的好得多多，因此，他不仅没有哀伤悲叹，反而还为自己的“漏网”而感到庆幸。当然，囚禁在一块方寸之地，一举一动全在商人的监视之下，连吃喝拉撒都没有半点自由，更不知何日、也不知能否活着返回西周，这对曾经为王几十年的西伯侯姬昌而言，与过去在西周发号施令、众人敬奉、养尊处优的日子相比，无异于从美好的天堂猛然跌入了凄惨的地狱。
然而，他要活下去，还得好好地活下去才是。早年立下的复仇、克商、建功、立业的宏愿是他顽强活着的信念与支撑。管它粗茶淡饭、破衣烂被，只要能够活命不至于饿死冻死就行。他虽囚身商地，但一颗心，却仍在故国上空盘旋。西周的统治王位，还虚席以待；西周的祭祀祈祷，仍供奉他为精神偶像；西周的发展，正按照他制定的模式一以贯之地前行。这些，似乎都不必他过多地牵挂与操心，那么，身居斗室，该做些什么好呢？
周文王感到了烦躁，还有空虚与无聊。他不能这样待在狱中，得好好地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才是。那时的部落，政治与宗教合而为一，既是首领，又是巫师，一般都是身兼二职，周文王自然也不例外。他身处斗室，虽然失去了政治领袖的身份，但他还可以继续扮演一个大巫的角色。于是，短暂的无所事事与无所适从过后，他很快就迫使自己进入到一种平和、自在与放松的状态之中。他因陋就简，随便找来或向狱卒讨要几根竹签或树枝作为占卜工具，从自己开始，天上人间世界万物一一卜来：我什么时候才能出狱？纣王是否继续怪罪于我？我能否逃过命运之劫？我有可能活着返回西周吗？回去后将做些什么？周国的未来到底会怎样发展结局如何？人活着的价值与意 义是什么？世界本源由什么构成？茫茫无涯的宇宙到底都有些什么？……他一边占卜，一边写写画画，并将一些独特而深邃的感悟零星地刻在地上、墙上或睡觉的床上。
这样一来，个人难以独处的枯燥日子就很好打发了。不知不觉间，白天一晃就变成了黑夜，一天时间眨眼间就过去了。
慢慢地，他就对过去惯用的伏羲八卦不甚满足了，觉得它们难以达到占卜宇宙万物的目的。于是就想，伏羲将阴爻阳爻三三相迭组成八卦，难道我就不能再将伏羲三三相迭的八卦再来它一次两两相迭吗？这如同闪电般一掠而过的念头很快就被他紧紧抓住不放，马上在地上阴爻阳爻重重叠叠地画了起来。阴爻阳爻三三相迭变为八卦，八卦两两相迭就组成了六十四卦。姬昌用这种方式占了几卦，觉得视野比过去要开阔多了，所占卜的内容更是天上地下、宇宙万物，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容。
他为自己的创造与发明而狂喜，他忘了周围的世界，忘了自己正置身小小的斗室，忘了吃饭睡觉，只觉得身与天地世界相连，心与万物神灵相通，进入到人生一种最佳的“气功场”之中，恍兮惚兮，物我两忘，他是一个人是万物中的一分子，又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通天神灵！他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地遨游八极，他上天，他入地，他雄心勃勃，他想穷尽人类、世界、宇宙的所有奥秘，将它们囊括在既有限又无限的八八六十四卦之中。于是，他一天到晚都在一个劲地占啊卜呀，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充实、得到了无可言说的启迪、获得了少有的智慧与力量。日子一长，就总结出了不少可循的规律。渐渐地，狱中已被他画得一塌糊涂画得满满当当半点空间都没有了。正在这时，周国派遣使节带着金银珠宝打通关节探监的来了，他什么也用不着什么也不想要，只是以一个大王的身份命令使节，要他们想办法弄一些羊皮与木炭送上前来。
不多日，一张张质量上乘的羊皮与一根根大小不一的炭条就放在了那小小的斗室之中。他手捏炭条，将编好次序的八八六十四卦卦爻一一写在羊皮上面，并为每卦取了一个卦名，用乾、坤、顿、蒙、需、讼、师、比等文字一一标示。然后，他根据自己对人生、诸多事物的分析、总结与概括，分别写在相应的卦爻下面。
框架虽然搭成，但其中的粗陋与不足显而易见。他没有满足，也没有休息，还是每天占卜不已，然后将所思、所想、所感、所悟作为爻辞一一充实在每卦之下。
为防失落，也为防范纣王，姬昌将它们一式两份，也就是说，同样的内容，写在两张羊皮上面。一张留在狱中供自己继续研究探索，另一张则买通狱卒，让他带到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藏好，转交使节带回西周，作为他对周人政治、生活、军事、经济等方方面面的一种指导，也是一份立志推翻商纣统治的政治宣言书。他要让周人知道，他虽然离开了周国，但还是他们的政治领袖与精神领袖，他们应该继续奋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日子过得真快，一眨眼，周文王待在狱中已近八年了。这时，周使前来告诉他，说周人向纣王奉献了莘氏美女、骊戎文马、有熊九驷等奇珍异物，纣王大悦，已有放他归国之意。其实，周文王早就用自己创造的神灵卦爻卜得了自己否极泰来的好运。纣王打算放他出狱，呈献奇珍异物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更在于已然平息了的战端又因东夷叛乱而重燃战火，商纣王顾头顾不了尾，顾东顾不了西，他可不想继续囚禁西伯而让周人找到挑起战端的口实。况且，他将西伯侯囚了八年，西周也没有半点轻举妄动，而姬昌在狱中也无冤言，只是像个疯子般一天到晚地写呀画呀，还发出一串串让人莫名所以的喃喃自语。是啊，八年时间，完全可以把一个正常人关疯关狂呢。为了笼络西周，稳定后方，以便全力对付东夷，狡猾的商纣王眼珠一转，也就准备“开恩”将他放回。
姬昌知道自己归国在即，在出狱之前，又将这些年来推演的卦爻归纳、总结、整理了一番。面对着一张张用黑黑的炭条工工整整地誊写好了的白白羊皮，西伯侯猛然就想到命名的问题，是啊，总得给自己这些年来的心血结晶取上一个合适的名字才是。那么，该叫什么为好呢？他冥思苦想，脑海里突然就冒出了一个大字——“易”！
什么是“易”？“易”义多多，主要有：一、“易之为字，从日从月， 阴阳具矣。”好，西周就应该阴阳相交、刚柔相济；二、“易，飞鸟形象也。”对，西周现在已是一只展翅翱翔于蓝天的飞鸟了；三、“易，即蜴。蜥蜴因环境而改变自身颜色，曰之易，取其变化之义。”哦，西周马上就要取代商周了……由此看来，以“易”而名命，是再好不过的了。它是我们周人的“易”，那么就该叫“周易”才是。当然，这个“周”字，除了西周方国之义外，还有“易道周普无所不备”的意思。
于是，一部比较完整的《周易》就这样诞生了。
由殷商零星散乱的龟骨占卜，到《周易》的抽象、规整与总结，是一次具有实质性突破的理性上升，具有超越具体物象的普遍意义。卡西尔在《人论》一书中写道：“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
《周易》的出现，象征着第三期人为巫术的正式诞生。据此，也有人将伏羲八卦称为天启八卦、先天八卦，文王八卦称为人为八卦、后天八卦。
如果没有八年的囚禁生活， 周文王绝对不会推演出一部规范完整的《周易》出来。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难以捉摸的人类产物，如果不是周文王，伏羲八卦肯定还会向前发展，巫术也会向着第三期的人为形式确立，但时间将会大大推迟，并且极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我们难以想见的模式，而中华民族的定型及对后世的影响，就肯定是另一种脉络与轨迹了。
是苦难造就了周文王，催生了《周易》的诞生。对此，史马迁写道：“盖西伯拘而演《周易》……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孟子也曾写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
周文王归返西周后，所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渡过渭水，将曾经告密的亲商近邻崇国灭掉。然后，他将都城由岐周迁至沣水西岸，将全部关中平原据为所有。而对商朝，周文王还是对它保持着过去那种毕恭毕敬的态度，周文王“享国五十年”，终其一生，不曾有过一次正式的反商之举。他是一个相当明智之人，他知道周人的势力还赶不上商朝，父王血的教训他实在是太深刻了，他不能轻举妄动，要以暂时的屈从换来发展的时间与扩张的空间。于是，他不断地征伐周边弱国小国，将它们置于自己的统辖之下。文王死时，周国已将版图与势力范围扩大到东至江淮，南及江汉，西南入于巴蜀的广大地带，“三分天下有其二”，为消灭商朝奠定了雄厚的政治、经济、军事及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