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专制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人治。人心叵测，相应地，人治也就打上了变幻莫测的色彩。唐太宗曾说过：“为臣贵于尽忠，亏之者有罪。”每位皇帝都要求臣下尽忠于自己。因此，封建常常出现“人在政举，人亡政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普遍现象。皇帝根据自己的好恶感情用事，政策没有延续性与稳定性，“法治”的严肃性及法律的程序化于封建而言，无异于天方夜谭。封建盛世往往如白驹过隙、昙花一现，中华民众，更多的时候是生于庸世苟且偷安、陷于战乱猪狗不如。
就表面现象而言，每一皇帝执政时都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享尽了天下的权势、威严、金钱、美女、荣誉。然而，这一看似令人羡慕的挥霍往往都是虚幻的云烟，谁也不能担保皇帝能够永享富贵。没有完善的保障体制，今日在台上作威作福，也许明天就是阶下囚、刀下鬼。封建帝王之中，就有三分之一死于非命。不仅如此，帝王的浮华还要以后代的生命与鲜血为代价。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大规模的血腥战争与残酷屠杀，而首当其冲地就是皇族子弟。每一皇族后代的生命断裂都是在为自己的先祖赎罪，那一颗颗屈死的冤魂当于阴间向他们的先祖大声哭诉、斥骂乃至殴扑。与此同时，前朝经过几百年积累起来的文明成果，也大多毁于战乱之中。，就这样在一种循环往复的怪圈中自我挣扎。
限制皇帝的权力，推行严厉的法治，给人民以民主自由，实质上就是封建君主对自己家族的一种变相保护与坚强捍卫。如果有一种人人可以竞争、充分施展才能的良好政体，并用制度加以确定、保证，人们就犯不着用暴力摧毁前朝的腐朽统治，也就没有了几千年文明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必不可少的血腥屠杀。封建帝王如果真正出于家族利益的话，早就应该换一种统治方式了。而古代所有帝王们，恐怕没有任何一人想到这一点，这实在是我们民族的莫大悲哀。
走向封建人治的盛世之巅 六
如果说中国上没有法治，恐怕有人会提出异议：战国时的法家治理不就是法治吗？以法律规范民众不是像一根红线一样一直贯串于整个中国的古代之中吗？
然而，本文所指的法治，并非法家治理，也非封建专制的法律管理，而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法治。
正如封建专制的特征是人治，民主宪政的特征则是法治。在此，我们有必要将法家治理、封建法律管理与现代的民主法治进行一番比较。
法家的政治理论建立在封建集权基础之上，他们主张国君“独断”。《商君书?修权》篇中就明确指出：“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从君权独断论出发，发展到后来，法家们甚至主张国君要专杀大臣。《韩非子?外储说》就提倡对具有不同意见的谏臣，“势不足以化则除之”，而且应“忍痛”诛杀。谏臣可杀，则何人不可杀？正是一代代法家的共同努力，他们将封建专制集权推到了顶峰与极致。由于法家治国推行严刑峻法容易引起报复，更由于他们“鼓励”国君随便杀人，因此，法家大臣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个个到头来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严格说来，法家学说属战时体制理论；一旦国家统一，统治者大都采用儒学治国。自秦朝覆亡，西汉独尊儒术，传统法治虽然一息尚存，但已没有多大的“市场”。“文革”时期的评法批儒，全国只允许一个声音，计划经济过于集中，对老干部、知识分子压抑打击等等，实质上就是法家战时体制专制统治的一种回光返照。
中国古代当然也有不同于法家治理的传统法治。这一法治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华法系，它于秦朝开始形成；在隋唐时期臻于完备，今存《唐律疏议》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也是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尔后继续发展，至20世纪初逐渐解体，但其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中华法系的主要特征为：
一、皇帝超出于法律之上。
皇帝集国家一切大权于一身，既是立法者，也是司法者和执法者。历代封建王朝有治吏、治民之法，却没有治君之法。所有法律的解释权、审批权、执行权都在帝王手中。皇帝可一言定法，也可一言废法，其诏、令、敕、谕等同样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二、法律不平等。
皇帝不受法律约束，自古皆然。此外，法律的弹性相当之大，各人的身份不同，犯同样的法，处罚也各各有别。对待贵族官僚，更是赋予种种豁免特权。
三、法律的儒家化——礼法结合。
儒家的纲常名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法调整着生活的方方面面，所谓“德主刑辅”，“出礼入刑”便是封建法律的一大特点。董仲舒更是开创了“经义决狱”的司法传统，以《春秋》大义进行裁决，将儒家经典置于法律之上。传统法律只涉及行政、刑事等公共事务，而民事方面则受传统礼教风俗控制，没有关于家庭、贸易的私法与民法。宋朝以后，家族法规、乡规民约也成为国家法律的一种补充。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在中国人那里，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
四、行政司法合一。中央司法机关不能独立行使职权，只是皇帝的附庸；地方司法机关则由行政机关兼理，最高行政长官就是最高司法官，他们全都隶属一人——封建帝王。
而西方现代民主法制的核心内容与原则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严格实行立法、司法、执法三权分立。现代法治与民主宪政相联系，在本质上反映公众的意志而非个人或某些团体的意志，它是一切生活及公共权力的基础。法律就是“上帝”，就是神意。它凌驾于一切之上，所有权力包括国家权力都置于法律的范围之内，即使国王、总统、首相，都得受其制约，必须遵法守法，只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行使职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既没有谁可以超越法律之上，也没有谁拥有任何特权逃脱或减轻法律的裁决。其内部机制的重要特点就是法官终身任职、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力量干预、左右与影响；为确立司法公正与司法信任，司法机关在法律上享有绝对权威，而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了法律约束，最终都要接受司法机关的检验。
由此可见，中华法系悠久，但并非严格意义的现代法治，其专制性、残暴性、随意性与封建政体相吻合，长期地施行着一种人治政治。
所谓人治，就是“为政在人”，主要依靠统治者的个人才识及人格感召力，人凌驾于法之上，没有“人”这一先决条件，“法”就失去效用无从谈起；使其政治理性化的唯一方式就是统治者个人的良心发现与自我约束，其统治方式以暴力强权为主、道德教化为辅。这种政治方式注定了政策的不连贯性及政权的不稳定性，这是中国封建周期性动荡的根源之所在。
异化，是人治政体下不可避免的一大特征。人治模式中的官员是人民的统治者、支配者，具有管理、教化人民的职能。他们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逐渐集名、利、权于一身，具有高于普通人的尊贵特权。官职成了一根闪闪发光的“魔杖”，拥有官职就意味着拥有一切。于是，一种以官为本、官贱民贵的群体心理——“官本位”就这样形成了。官本位突出官权，贬低民权，以官为主，以民为仆，本末倒置，官位就这样慢慢地异化了；而那些拥有官职者“一登龙门，身价十倍”，自我膨胀，对上则奴，对下则主，没有人格的平等，被权力阉割，完全失去了“人味”。因此，人治模式下的人，都已异化得不成人样，难以找到一个真正的、纯粹的、大写的人！
人治模式下，必须形成任人唯亲、虚伪谄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因循守旧、朋党之争、庸官当道、外戚专权、宦官为祸等诸多恶习与弊端。
与人治关系最密的，就是令封建皇帝最为头疼的贪污腐败现象。历代都有严厉惩治贪官的法律，朱元璋更是将那些被判死刑的贪官拉到每个府、州、县设有的“皮场庙”去剥皮，并将剥下的皮填充稻草、石灰等物，然后挂在衙门的公座旁以儆效尤。可贪官们总是“前仆后继”、屡禁不止，一个比一个更贪。根源就在于人治下的封建法律本身的缺陷——人民没有法权。官场属“黑箱”操作，政治不透明，只有自上而下的直线制约，没有自下而上的普遍监督。民众除了叹息、旁观、祈祷而外，对贪官无可奈何，也就难怪清官意识在广大民间上升为某种类似宗教的虔诚崇拜了。
人治是中国古代所特有的一种政治现象，它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思想，也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是长期积淀形成的传统。
中国古代文明是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文明，农民以家庭为单位，从事个体生产与经营活动。这种经济的长期延续，一方面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从春秋战国到清朝末年，铁器始终是农村主要的生产工具；另一方面，封建统治者人为地制造了一些适合小农生存的条件，如重农抑商政策就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被固定在一块土地上相互隔绝，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也就没有必要建立民法、商法等法律体系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行为准则。也就是说，性的法治缺乏诞生的土壤与条件。
而西方的民主法治一开始就与商业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达紧密相连。以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文明而言，由于希腊半岛依山傍海，农业的大规模发展受到限制，经济主要依靠向海外殖民和从事商业活动来维持。商品经济打乱了原来的血缘氏族制度，各个不同氏族混居杂处，成员间只有通过共同协商才能决定当地的事务。慢慢地，便形成了不同利益集团相互妥协又相互制衡、少数服从多数的政治机制，这就是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早期雏形。
从上我们可以寻到中西两种法律的不同起源。
中国法律是“圣人”或国家主观设计制定的，它自上而下，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治民之具”，统治者希望人民不懂法、远离法，而由他们为民做主，其目的是安排成员间的身份地位，然后各归其位、安分守己地生活；而西方是由成员在彼此的交往中由个人自下而上自发产生的，具有公约的性质，它有一个民众认同的天然保护层，其任务在于确定成员间的平等权力义务关系，保障规则之下的个人自由。
中国商品经济不发达，也就没有以商品经济为内容的民法。正是民法，充分体现了法治的价值，其中的人权、所有权、平等权是现代公民权的原型；民法中的契约观念、平等自由精神、个人主权意识正是宪政法治的源泉与基础。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所决定的土壤，难以自发地诞生现代宪政法治。即以哲学思想而言，直到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才具有一点真正的的民主意识。他在《明夷待访录》中指出，秦以后的法律都是“一家之法”、“非法之法”，而不是“天下之法”，于是“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而此前上所有思想家的认识，都没有超出封建人治的基本范畴。
哪怕鸦片战争后的列强入侵，虽然对中国封建国家主权有所打击、削弱，但并没有对内部的专制政体构成冲击与破坏。
近代的仁人志士们引来西方“火种”，追求民主、科学、自由，即使他们，民主也非政治变革所追求的真正目的，而是作为一种富国强兵、反帝救亡的手段。此后，救亡的呼声便一直压倒、掩盖了民主的启蒙，直到公元1949年全国解放。
而“文革”时期，虚无主义又使得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一点民主与法制建设摧毁得荡然无存。
直到今天，痛定思痛之际，我们才对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施政原则引起足够的重视，并作为一种合理的行政管理模式加以借鉴。
外来的民主宪政、法治建设能否嫁接移植，茁壮地长成一颗参天大树？
民主政体固然不是尽善尽美，也不是最好的理想政体，然而，它却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好的政治体制。
人治，必将被现代文明与民主法治所抛弃。
其实，当唐太宗将封建人治推至顶峰后，后人们在无法企及的失落与衰败中早该认真反思，换一种“活法”了。
尽管如此，唐朝仍是中国人心中一个遥远的理想、一片灿烂的文明梦景。当中华民族的民主法治走上正轨，封建人治作为一种永远不再的遗迹后，我们再来回望唐太宗所开创的传统人治与封建盛世之巅，感受唐朝的博大、强盛与阳刚，或许会从另一角度获得某种独特而深刻的启迪感悟，获得一种永恒而神圣的朗朗光照与奋斗不息的精神动力。
不胜重负的黄袍加身 一
当大唐盛世的最后一抹余晖于公元906年彻底消失在的地平线之后，代之而起的是无数割据一方的短命王朝。“唐室既衰，五季迭兴，凡易八姓，纷乱天下五十余年”，后代史官在叙述这一战乱频仍的黑暗时代时，总是无法保持惯有的客观冷静态度，笔墨间往往饱含着一股强烈的愤激之情。相比于大唐的繁华、强盛、富裕与博大，五代十国的分裂、动荡、衰微与混乱仿佛使人感到具有几千年的悠悠古国已经进入了它的末世。
事实也正是如此，自唐以后，中华文明虽然有过多次复兴，然而大唐盛世已成为中国封建一座难以逾越的山峰和标高，人们只有在对的回望中才能领略当年黄金时代的灿烂。
尽管辉煌难再，但那“天下大势，分久必合”的大一统观念早已深入人心，黎民百姓在战乱的夹缝中艰难而执著地生存着，总是满怀希望地渴望天下明主早日诞生，期盼中华民族再度统一，憧憬朗朗乾坤重现人世。
就在人们焦灼难耐的强烈期盼中，“明主”犹如难产的婴儿终于呱呱坠地，真的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了——这位明主不是别人，就是宋朝的开国君主赵匡胤。
后周显德七年（公元960年）正月初四这一天，一群即将远征的军人在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群起鼓噪，于一片喧嚣地闹嚷中将一件黄袍披在时任检校太尉、殿前都指挥使的赵匡胤身上。于是乎，一位开国君主与封建王朝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年仅三十四岁的赵匡胤抚摸着披在身上鲜艳而高贵的黄龙袍，昨天还在为立足与发展而奔波祈祷的他没想到眨眼间就变成了位居九五之尊的天子，一切恍惚如在梦中。这一变化实在是太大太快了，面对群臣的磕首跪拜，他一时还无法适应，难以端足皇帝的威严与架子……
赵匡胤于后唐天成二年（公元927年）三月十六日出生于洛阳城内的一个官宦世家，先祖曾为唐朝政府官员，父亲赵敬是一名战功卓著的出色将领。赵匡胤从小聪颖过人，无论什么一点就通，一学就会，可就是受不得半点束缚，仿佛一匹脱缰的野马随意奔驰。家人曾送他到学馆念书，但他对读书习文兴趣不大，分裂割据的现实使他认识到唯有武夫才能称王称霸；就他本人家世而言，所谓的官宦世家，先祖们做的也都是一些武官。于是，他将练功习武、驰骋疆场、建功立业视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父亲给他取名匡胤，就有扶救后世之意。因此，儿时的赵匡胤嘴里虽然装模作样地念着诗云子曰，而一颗不安分的灵魂，却早就“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而射之”了。
随着局势的动荡不安，赵匡胤十二岁那年，举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虽然政权走马灯似的更迭，时局变幻不定，但有家庭的卵翼与庇护，赵匡胤完全可以像其他官宦子弟那样过一种无忧无虑的闲适生活。可对一心想干一番事业的赵匡胤来说，平静的生活只能使他感到乏味与惘然。他的内心深处，时常涌动着一股莫名其妙的冲动，向往外面那征战杀伐的刺激与硝烟。于是，二十一岁那年，赵匡胤怀着满腔热血、一身武艺毅然决然地告别爱妻，离开家庭，开始了孤零困苦的闯荡生涯。
他不知道自己的最终目的，也不知道究竟要干些什么，犹如一棵浮萍漂泊不定。他以惊人的活力与速度，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孤独的身影频频出现在陕西、甘肃、湖北、河南等地，吃透了苦头，遭尽了磨难。尽管如此，他没有半点后悔，如果长期待在家中，除了安逸、平淡，将不会有多大的出息。希望在于寻找，命运在于把握，赵匡胤依凭自己的感觉，义无反顾地朝着冥冥之中的幸运之神走去。为了鼓励自己，他还写过一首以日为题、毫无文采但气势磋磅礴的明志诗：
欲出未出光辣达，
千山万山如火发。
须臾走向天上来，
赶却流星赶却月。
正是在这种远大志向的激发下，赵匡胤才能百折不回、毫不气馁地继续向前，顽强寻找。
乾佑二年（公元949年），一直在苦苦漂泊寻找的赵匡胤听说后汉重臣郭威正在招兵买马，他急忙赶来投奔。至此，赵匡胤才得以找到一棵可以依靠的“大树”，一处安身立命之所。
郭威出身贫寒，却能于卑微中脱颖而出，被委任为顾命大臣，拜为枢密使加检校太尉，后又发动澶州兵变，在部下的拥戴下正式登基称帝，建立后周政权。除了混乱的世事为他提供难得的机遇与土壤外，更与他那出类拔萃的卓越才能、笼络人心的高明手段及纵横捭阖的政治谋略密不可分。
赵匡胤初投郭威，既无人引荐，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见面礼”，只能从一个普通士卒干起，连名小小军官都没当上。然而，只要是真金，就总会闪光耀目。善于识别人才的郭威发现赵匡胤乃官宦子弟，既有文才，又通武略且作战勇敢，很快就将他提拔为东西班行首。东西班是直接护卫皇帝的禁卫武装，行首即小队长。官职不大，但经常跟随在皇帝身边，地位相当重要，只要勤于职守、忠心耿耿，就能得到皇帝的重用，从而占据要津。赵匡胤更是珍惜这一难得的职位，将它视为实现自己远大志向的一个有利契机。而郭威对聪颖过人、才华出众的赵匡胤也十分赏识，不久就委以重任，破格提拔为滑州（今河南滑县东）兴顺副指挥使。此后，赵匡胤又被任命为开封府马直军使、殿前都虞侯、定国军节度使、殿前都点检、检校太尉、归德节度使等要职，真可谓一路飙升，青云直上。
在赵匡胤的一生中，周太祖郭威对他影响最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赵匡胤作为一个普通士卒进入郭威帐下，或是以行首的身份追随在他的左右时，无不把他视为自己心中的楷模。赵匡胤在郭威身上学到了许多在别处无法学到的东西，小到为人处事，大至治国安民，都在他身上得到了启发；特别是郭威时时处处笼络人心建立威望，更是被赵匡胤学得维妙维肖；而赵匡胤后来策划的陈桥兵变，无疑就是郭威澶州兵变的翻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赵匡胤没有投奔郭威，如果郭威没有收留他、赏识他、重用他，如果没有郭威作为赵匡胤的先导楷模，那么，就不可能有“宋太祖”的问世，而中国的，也就极有可能走上一条有别于宋朝而难以预测的新路。
郭威病故，义子柴荣继位，是为周世宗。如同执事周太祖一般，赵匡胤仍忠诚地追随新主。柴荣胸怀大略精明强干，一心想平定天下，被后代史家称为五代十国分裂时代唯一的英明君主。刚一继位，他就着手统一全国的艰难大业，反击后汉，攻打后蜀，征伐南唐，拓展了大片版图，一时间声威大震。然而，周世宗却在北上伐辽收复燕云十六州时不幸患病，三十九岁即撒手人寰，将一个虽然颇有几分气象但四面皆敌的后周政权留给了年仅七岁的儿子柴宗训。
此前，民间就一直流行着“点检为天子”的传言；在伐辽途中，周世宗审阅奏章时，不知怎么就在“文件袋”里突然冒出一块来路不明的小木版，上面赫然写着“点检做天子”五个大字。一直疑惑不安的周世宗不得不有所顾忌了。点检，就是殿前都点检，为禁军最高指挥官。禁军，本是保卫京城和皇帝的安全部队，周世宗为了加强中央政府力量，吸取唐朝的灭亡教训，削弱藩镇力量，扩大禁军，将它改造成一支强大的直属中央的战斗部队。这样一来，地方将领就难以对中央政权构成事实上的威胁了，而周世宗南征北伐依靠的正是禁军这一主力与核心部队。当时担任点检的是周太祖郭威的女婿张永德，而周世宗柴荣也不过是郭威的义子和内侄，论关系，张永德与郭威更为亲近。如此一来，周世宗对张永德就不得不心存戒备了。为防意外，他立即果断地做了安排，免去张永德的都点检之职。那么，让谁担任这一要职呢？在周世宗眼里，最为合格的人选就是赵匡胤。赵匡胤对他不仅言听计从，指向哪里奔向哪里，还能为奉行君法而大义灭亲。那一年，赵匡胤率兵进驻滁州，时任马前都指挥使的父亲赵弘殷也领兵于半夜时分来到滁州城下传呼开门。听说父亲来到，赵匡胤自然不敢怠慢，急忙登上城楼问候，然而，却不让父亲立即进城，他说：“按照规定，夜半不准开门，我不能因为您是我的父亲而违反王法。”当时，他父亲正染病在身，没有办法，也只好带病坚持等到天亮。没想到赵弘殷却由此而一病不起，不久就命归黄泉了。赵匡胤为了王法能一至如此，这样的人若不可靠还有谁信得过呢？于是，周世宗毫不犹豫地将都点检一职转授给了赵匡胤。于是，赵匡胤一步登天，立时手握军政要职，成为后周最有实权的重臣。
，总是不断地眷顾那些幸运儿；机遇，又一次出现在赵匡胤面前。如果说此前他的心中仅只有过一些朦胧的远大志向，那么现在，可就水落石出逐渐清晰明朗了——他不仅要做威震一方的大臣，更要成为执掌天下的皇帝！天下一统，乾坤朗朗，人们各归其位，倒也能够安分守己；而一旦天下混乱，稍有本事的就会不安分起来，那些实权派更是如此，正所谓“将士强了就想驱除主帅，主帅强了就想背叛皇帝”。五代十国更是一个军人称雄的时代，谁拥有强大的军队，谁就可以占领一块地盘尝尝皇帝的滋味。而他们手下的将领，只要羽翼丰满，也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地推翻旧主改朝换代。弱肉强食，大家都是这么做的，谁也不会怀疑皇位的正统、抨击道德的堕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即使怀疑、抨击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赵匡胤虽然早年胸怀大志，一心想着能够出人头地，干成一番大业，但对那高高在上的皇位何敢奢望？距离太大了只要想想恐怕就会脑袋发晕呢。而现在则不同了，握有后周军政大权的他离君王之位只有半步之遥了——在臣民眼里，他比那刚刚继位，年仅七岁的恭帝不知要威风多少倍呢！
世间不是流行过“点检为天子”的传言么？现在的点检是谁？赵匡胤！那么，就让这一传言尽快变为现实吧！
赵匡胤选择周恭帝元年（公元960年）大年初一这一万物复苏、万象更新、极富象征意义的日子开始有声有色地上演了一出夺权活剧。
新年伊始，人们正陶醉在浓酽的节日氛围之中，没想到突然间接到紧急军情报告：契丹辽在后汉的配合下正大举入侵后周！朝廷上下，顿时一片慌乱，而最有资格领兵御敌就是赵匡胤。于是，赵匡胤先派副都点检慕容延钊为先锋于初二开拔，然后亲率大军于正月初三浩浩荡荡出征御敌。大军走了一整天，仅只行了四十来里路程，在一个当时既不热闹又无名气的小镇陈桥驿安营扎寨。赵匡胤晚餐时喝了几杯酒，就安心安逸地睡觉去了。具体事情，自有手下人做得滴水不漏——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官场艺术与政治传统。
天快亮时，一群手执兵仗的军士在赵匡胤弟弟赵光义及赵匡胤亲信、书记官赵普的指挥下，高声叫嚷着突然闯入驿站：“众兵无主，奉太尉称帝。”赵匡胤睡意地披衣起床，似乎还没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情，立时就有一件黄袍披在他的身上，紧接着便是一干人众齐崭崭地跪拜在他的脚下山呼万岁。赵匡胤当然是推辞不受，众人自然是不肯依允。如此再三，赵匡胤只得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道：“你们贪恋富贵，拥我为天子，唉，真是没有办法。罢罢罢，我就只好依从你们了。不过我有言在先，你们须得听从我的命令，不然的话，我是万万不当这天子的。”众人自然表示无条件听从命令。天子一言九鼎，谁敢不从？赵匡胤不过是想把这出戏演得更加逼真罢了。
拥立活剧刚一结束，那入侵后周的契丹与后汉军队就“不战自退”，眨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于是，出征大军开始班师返京、打道回府。回师的速度远比出征要快，刚过正午大军就已返回汴京。京城早在赵匡胤亲信、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等人的控制之下，除了内宫卫队将领、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不知天高地厚准备反抗被杀外，一切都显得波澜不兴。
进入皇宫，赵匡胤先是对宝座上的小皇帝象征性地磕了一个头以示尊重，然后，站在一旁的翰林学士承旨陶谷变戏法似的从怀中掏出一份禅位诏书，朗朗有声地宣读起来。诏书读毕，赵匡胤面北拜受，他与小皇帝仅在短暂的一瞬间就发生了位移——赵匡胤俨乎其然地坐上皇位，小皇帝柴宗训跪在他的脚下被封为郑王。然后是百官跪拜，山呼万岁。赵匡胤曾任归德军节度使，所镇归德军在宋州（今河南商丘），春秋时为宋国封地，所以立国号为宋。从天亮时黄袍加身，到黄昏时禅让结束，周、宋易代就这样顺利地完成了它们之间的“交接班”过程。
本为一场惊天动地的兵变，仅杀韩通一人、在短短的一天里就大获成功，真可以称得上是漂亮的“大手笔”，比他的老师周太祖郭威发动的澶州兵变做得可要周密严谨、娴熟自如多了。因此，后人每每提及中国上“黄袍加身”的故事，似乎也就成了宋太祖赵匡胤的个人“专利”。
不胜重负的黄袍加身 二
陈桥兵变的成功，仅只意味着赵匡胤的皇业成功了一半。他还有两件既重要又棘手的事情要做：一是巩固政权，二是统一天下。
自从朱温于公元907年灭唐建梁以来，在短短的五十多年时间里，中原地区就先后建立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因为这些名称以前都曾用过，按习惯便在这些朝代前面加上一个“后”字；与此同时，南方也曾先后建立过南唐等九个王朝，加上西北部的北汉，共是十个，这就是史家所谓的“五代十国”。若以平均值计算，每三年多就有一次政权的更迭在中华大地发生，这是中国古代上最不稳定的一个特殊时期。于五代十国政权的兴衰变化，有人形象地比喻为像在铁炉上面烤烧饼，总是翻来覆去地烤个不停没完没了。
宋代轻而易举地篡夺了后周统治，不少人情不自禁地感叹道，自古以来得天下者没有像赵匡胤这么容易的。在那政权如走马灯般变换不休的时代，当时恐怕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建立在后周基础之上的宋王朝会延续三百多年之久。一切的一切，当然都与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密切相关。
宋朝建立之初，只控制了中国一小部分领土，地盘仅仅局限于中原核心地带。它的周围，还存在着南平、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后汉、契丹辽等多个或强大、或弱小的封建割据政权。赵匡胤刚刚穿上黄袍、登上皇位之时，政权的首要威胁并非来自外部，“攘外必先安内”，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内部隐患，新生王朝将随时面临着重蹈后周覆辙的兵变危险。
当他御驾亲征，平定了李筠、李重进等公开反对势力后，就开始考虑内部的长治久安了。赵匡胤最为宠信的军政参谋赵普分析说：“天下战乱不息的根本原因是方镇地位太重，君主权势微弱。要想整治，只须削夺臣下的权力，限制他们的钱粮，收回他们的精兵，天下自然就会变得安宁起来。”
赵普之言可谓切中要害，之所以出现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大动荡局面，其根源就在于藩镇割据。对此，赵匡胤本人的感受、体会最为深刻，他之所以能够登上皇帝宝座，就是沾了藩镇权重的“光”。赵匡胤心里非常清楚，就是那些在自己脚下俯首磕拜的大臣，又有多少心悦诚服者呢？并且，他手下的那些诸镇节度使们照样手握重权，说不定什么时候也会上演一出类似的兵变，或是干脆亮出旗号武装夺权。他所发动的陈桥兵变，直接榜样无疑便是郭威；但在郭威之前，还有过唐明宗李嗣源、唐废帝潞王李从珂的“成功范例”；包括他的这次所谓拥戴性的兵变，类似的在上已重演过四次。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应将这种武将兵变在他手中成为“绝版”才是，不能让它们再次上演了。于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在宋朝的开国史上就赫然写下了“杯酒释兵权”这一读者耳熟能详的故事。赵匡胤在一次专设的酒宴中以皇帝身份与那些握有重兵的大臣们“摊牌”：以金钱、豪宅、良田等优厚的经济条件换取他们手中的兵权。众将即使不愿，也不敢对抗；况且，能在皇帝的保护下不担风险、不必操心地享受人生，也是一桩求之不得的美事，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一个个赶紧上书，要求解除军职。一场权钱交易就这样不知不觉地顺利地完成了，赵匡胤以他的委婉、圆滑等谋略手段把当时最强大也是最容易发生动乱的禁军完全控制在个人手中，再也不必为难以预料的军事政变而忧心忡忡了。而宋朝在此后的三百多年统治中，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黄袍加身”的兵变，看来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确曾起到了“一劳永逸”之效。
赵匡胤坐稳了龙椅，这时，他的目光开始鹰隼般地环顾四周，威严地抖抖身上的黄袍，发出了南征北讨的命令。他采取先弱后强、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南并荆湖，西吞后蜀，远征南汉，降服南唐，收归吴越。
然而，就在统一大业进入关键时刻的公元976年，正值壮年的宋太祖赵匡胤却突然暴卒而亡。
其时，赵匡胤正在指挥征伐北汉的战役。临死前夕，还在紧张地处理一应公务，并未出现什么身体不适的迹象。各路捷报频频传入宫中，多年梦寐以求的统一大业眼看有望，他自然高兴得不行，显得精神饱满，情绪良好，一直处于难以抑制的兴奋状态。这天夜晚，天空中纷纷扬扬地飘着大雪，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将时任晋王的皇弟赵光义召入宫中，然后支开众人，兄弟两人举杯开怀，尽情畅饮。渐渐地，酒量不大的赵光义就有点难以招架了，一再起立表示不能再饮。可赵匡胤不依，不断地将他按下继续对饮。
饮至夜半，赵匡胤拿着一把斧头走到室外斫雪，想看雪已下了多厚，他一边斫着一边大声叫道：“好自为之，好自为之！”然后就进屋睡了。早已喝得乱醉如泥的皇弟赵光义当晚自然也睡在了宫中。将近五更，突然传出消息，太祖驾崩。
第二天，赵光义就在兄长的灵柩前继承了皇位。
兄弟两人饮酒时，守候在外面的人只是远远地看见屏风之上，烛光摇曳人影散乱，赵光义不胜酒力不时离席，赵匡胤又不断地将他按回原位，兄弟间难以分晓的“你推我让”自然也可理解为两人之间的纠缠、矛盾甚或打斗；而赵匡胤的斫雪行为及那把斧头更是染上了神秘恐怖的暴力色彩；皇位一般由儿子继续，这回却是兄死弟及，后来更是弄出了一个所谓的“金匮之盟”；赵匡胤自己暴死不说，他的两个儿子不久也不明不白地命丧黄泉……这一切的一切，都让人有足够的理由怀疑甚至认为就是宋太祖的亲弟赵光义谋杀了兄长，篡夺了皇位。
赵匡胤之死不仅留下了“烛影斧声”这一千古之谜，更留下了统一大业未竟的遗憾：北汉、辽仍在北面虎视眈眈地与宋对峙。
继位的宋太宗赵光义虽然很快就收复了后汉，但契丹辽却成为宋朝最大的劲敌与死敌，那凌厉而强劲的铁蹄常使得宋代在它的蹂躏下艰难挣扎，发出一声声痛苦的呻吟。
不胜重负的黄袍加身 三
宋太宗赵光义在消灭北汉——“十国”中的最后一国之后，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就此结束，黄河、长江两大流域重归一统，有宋一代的版图就基本上奠定下来了。然而，还有西南的大理、吐蕃，西北的高昌、党项，北方的契丹辽均在宋朝版图之外，它不仅没有汉唐的辽阔，就连秦、晋时期的规模也未能恢复。宋朝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中原统治集团，在赵光义收复北汉后其领土即达至顶点，此后便在周边少数民族的不断蚕食中日渐萎缩，南宋时更是沦落为一个地方性政府或割据政权。
国家的强盛与领土的辽阔常构成一种正比例关系，宋朝的积弱与版图的不断缩小息息相关。
纵观中国古代，还没有哪个统一王朝像宋代那样一开始就弥漫着一股柔弱、僵化与衰亡的气息。宋王朝似乎没有过上一天安稳日子，总在外敌的逼迫下气喘如牛，就更不用说出现汉朝的文景之治、盛唐的贞观之治了。每当我们回望这一时时讲和、处处挨打却又延续了三百多的腐朽王朝时，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一股深深的屈辱、沉重、压抑与悲愤。只要能够，我总是匆匆跳过这段令人丧气而难堪的。
追本溯源，宋朝的祸根早在后唐就已种下。
公元936年，后唐节度使石敬瑭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取得辽国的支持建立后唐政权，竟将河北、山西一带的幽云十六州拱手割让给契丹贵族，恬不知耻地做起了儿皇帝。契丹辽王耶律德光在册封石敬瑭的文表中说：“我对待你，就像对待儿子一样；你对待我，就像对待父亲一般……愿我们永远结为父子之邦。”儿子石敬瑭时年四十五岁，而父亲耶律德光却只有三十五岁，这样的父子关系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世界奇观，进入“吉尼斯大全”了。为了表示孝意，石敬瑭每年必献帛三十万匹，还经常派遣使者奉送金银珍宝及各种饮食。他的无耻就连阅读史书的后人都感到无地自容，也不知他当时是一种怎样的畸变心态。看来中国的“汉奸”可谓悠久、源远流长，且队伍不断茁大，发展至现代的抗日战争时期，汉奸总数高达二百多万。这真是一个庞大且令人汗颜的黑色数字，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壤为何如此“盛产”汉奸？这实在值得我们深思。
石敬瑭为求一时之欢不择手段，却将一颗艰涩难以消化的苦果留给了后人。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共约十二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及其资源拱手送给异族契丹，在冷兵器时代能起阻挡之效的万里长城顿时失去作用，辽军可轻而易举地进入中国本土。从新划定的边界到宋朝首都开封，五百公里的距离全是一马平川，不仅没有广阔的天然屏障，就连一个险要的关隘也没有。门户完全洞开，辽军铁骑可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地纵横驰骋，中原大地，真的成了一块“逐鹿”之地。
幽云十六州对每一个中原政权来说，都是一块决定其生死存亡的黄金宝地。得之则政权稳固，失之则危如累卵。因此，从后周开始，就与辽朝围绕这块领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周世宗北伐契丹，在收回了其中的瀛、莫二州后不幸病故。宋太祖虽然统一了中原及江南，但上长期由汉人聚居、与中原政权休戚相关的幽云十六州却一直控制在辽朝手中，京城汴都处于辽朝的直接军事威胁之下。辽宋对立，实际上构成了中国古代第二次南北朝并存之势。宋朝只有全力攻占幽云地区，将边界推进到长城以北，恢复长城防线的屏障作用，才能从根本上摆被动局面。宋太祖时时想着恢复前朝版图，然而，却在征伐契丹南部分裂政权北汉时就暴死宫中。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刚一收复北汉，紧接着就开始对辽用兵。虽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都是局部的、暂时的，总起来说，是败多胜少。特别是高梁河之战和雍熙北伐两次惨败，宋军几乎损失了所有精锐。以此为转折，宋朝不得不变主动的进攻而为消极的防御，国势日蹙国力日弱，直至彻底衰亡为止，宋朝的外交史上也没有出现过一次扬眉吐气、像模像样的美好日子。
如果周世宗柴荣不是突染重病英年早逝，在攻取两州的情况下乘胜前进，幽云十六州或许早就收归中原政权了。然而，在后周政权成功地过渡为宋朝之后，赵匡胤却未能立即施行周世宗北伐契丹、收复幽云地区的战争方略。他虽然也在不断地南征北讨，然而，却采取了先易后难、先弱后强的策略，这多少有点投机取巧的意味。在赵匡胤的骨子里头，似乎从来就缺少一种硬碰硬的铁血气概，总在玩弄着某种计谋与手腕，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等莫不如此；在一些重大事情上，也显得优柔寡断，心中决定的事情却无法果断地进行，比如迁都之议就是如此。说得好听一点是虚心开明、从善如流，而中国封建集权统治有时似乎需要某种说一不二的专横独断才能解决实际问题。其实，在赵匡胤内心深处，并没有把臣下视为平起平坐、平等对话的“伙伴”，而是严格意义上的君臣之别。“黄袍加身”后的赵匡胤由一名重臣一跃而为皇帝，昔日的战友、同事眨眼间变为自己的臣子，他们真的心服口服了吗？即使没有，那三拜九叩的仪式，倒也很能让他产生一种莫名的陶醉与满足。然而，在那群俯首称臣的黑压压的臣子中，却有宰相一人与他同样傲然地坐在椅中。如果往前再进一步，是否会取而代之登上龙椅呢？无论如何，这是赵匡胤不愿想象、无法接受的。他最忌讳的事情可能就是皇位二字，绝不允许别人对他屁股下面的宝座产生任何非分之想。于是，他颁布了一项看似不大、却影响国民心理人格的新的圣旨——废除宰相在君前坐议之礼。也就是说，宰相晋见、议事不再赐坐，也得如普通臣子般匍匐于地、三拜九磕才行。而人的双腿一屈，什么人格、尊严也就全部消失殆尽了。如此一来，不仅普通百姓、政府大臣，就连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也变得奴性十足、没有人性了。在宋代封建专制集权统治之下，从上到下，也就彻底地“太监化”了——一种心理上的残酷阉割。而那俨乎其然的皇帝，便是全国最高最大、最为变态的“太监”总头目。
宋太祖赵匡胤的变态、柔弱与谋略不仅影响了当时的臣民，更深深地烙印在他所开创的帝国之中，作为一种“风格”弥漫开来，成为有宋一代的“时尚”。
如果赵匡胤在篡夺后周政权后继续推行北伐契丹的军事方针，而不是调转“枪口”首先向当时最为弱小的荆南小国开刀平定江南，那将会出现一种怎样的局势呢？两强相碰，要么一举收复幽云十六州，要么仓皇败北皇位岌岌可危。以赵匡胤的血性，自然不敢碰硬，没有把握、风险太大的事情他似乎从来不做。表面看来，赵匡胤在平定南方的胜利中获取了广阔的领土，扩充了自己的力量，然而，长年累月的战争也使得原先的精锐有所丧失，内耗严重。而那些刚刚并入的分裂王国似乎并没有壮大后来的北伐力量，也没有成为有效的战略后方。如果宋朝建国之初，就倾全力夺取曾被石敬瑭割让出去的幽云地区，然后一鼓作气回身平南，先强后弱，所到之处要么势如破竹，要么望风而降，统一天下将易如反掌。是先吃软后拼硬，还是先攻强后对弱，两种战争方略，孰优孰劣？在后人眼里自然十分明了。
赵匡胤虽然对周边弱小政权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对迅疾如风的契丹铁骑却怀有一种深深的忧虑与恐惧，最使他担忧的就是都城开封地势平坦、无险可守。此时的开封，虽然后梁、后晋、后汉、后周都曾建都于此，后周时还对城郭宫殿进行过一番大规模的整修，但辽国一旦兴兵，强大的铁骑将如潮水般越过长城，无遮无拦地汹涌而至，一直涌到开封城下。一国之都，随时面临覆灭的危险，这不能说不是当权者的严重失误。赵匡胤的黄袍加身乃从后周手中直接接管政权，定都开封的后周属地方性割据政权，篡权之初的赵匡胤也只能承认这一现实。随着地盘的扩大及形势的发展，开封显然不再适应作为宋朝国都。为了扭转这一被动不利局面，赵匡胤开始考虑迁都，从而达到“据山河之胜，去冗兵”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