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后，郭子兴病故。有了远大志向的朱元璋不惜利用一切手段，翦灭郭子兴之子及郭帅内弟势力，将其旧部控制在自己手下，成为威震一方的都元帅，只在名义上还暂时归附小明王韩林儿指挥。
随后，握有重兵的朱元璋开始主动向四周出击，很快就占领了应天，建立起一块西起滁州，东到溧阳的地盘。
就当时群雄割据的天下大势而言，朱元璋根据地小，兵力不强。但从与元军主力对峙这一点而言，他的中间隔着三个割据政权，东面是张士诚，西面为徐寿辉，北面乃红巾军主力小明王。他们抵抗着元军的进攻，拱卫着朱元璋的地盘，这一客观环境与有利条件为他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
就在小明王率领的红巾军主力在北方与元军进行着殊死搏斗、两败俱伤的关键时刻，朱元璋却从中大获其利，不断向南面和东南发展，将应天周围的战略据点全数攻下，作为向外发展的坚固堡垒与前哨基地。
打下徽州后，儒士朱升向朱元璋献上三句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意思是要他暂时巩固后方，发展生产，缩小目标，慢慢谋取天下。朱元璋深以为然，一方面将战斗力量与生产力量合而为一，另一方面又把地方武装与正规部队分开，不但扩大了生产力，还加强了战斗力，这也是朱元璋能在群雄割据的战争中“一枝独秀”、最终大获全胜的主要原因之所在。
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一政治策略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还影响着中国的党、政、军最高领袖毛泽东，他将那九个字稍作改动，变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在朱元璋的军事生涯中，最惊险、具决定意义的便是与陈友谅之间爆发的鄱阳湖大战。
西面的徐寿辉为部将陈友谅谋杀后，陈友谅控制了他的旧部，尽有江西、湖广之地，群雄中数他军力最强，疆土最广，野心最大。陈友谅顺流而下，在“地利”上也占有明显优势。两军在鄱阳湖遭遇，苦战三十六天之久。陈友谅的汉军号称六十万，朱元璋军二十万；汉军船舰高大，联舟布阵，而朱军都是些小船，人力与装备明显居于劣势；朱元璋唯一可恃的，就是“人和”，上下一心，士气高涨。
陈友谅仗着势力强盛，硬冲猛攻；朱元璋见对方铁索联舰，运动迟缓，便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以火攻对敌造成威胁。两军相持，互有胜负，双方伤亡惨重。朱元璋为鼓舞士气，多次临危不惧，亲自督军深入敌阵，好几次死里逃生。
就这样拼持着打到最后，陈友谅军粮不支，内部出现不和，左金吾将军、右金吾将军先后来降，朱元璋略占上风。但汉军仍然强大，两军激战犹酣。
然而，一个看似偶然的事件突然爆发了，不仅决定了这场战争的胜负，也决定了朱元璋在天下群雄中的脱颖而出与独占鳌头。
就在战斗最为激烈的时刻，待在指挥船中的陈友谅怎么也坐不住了，他想走出船外探明敌情，以便决策指挥作战。部下一个劲地阻拦，说外面情况危险，最好是不要出去。陈友谅也是一员饱经战乱的枭雄，他哪里听得进部下的劝告？可是，当他的脑袋刚刚伸出船窗之外，还来不及放眼观望之时，就有一支流箭“嗖”地飞来正中脸面。主帅一死，战争急转直下，全军顿时溃不成军。
如果陈友谅不死，战争的最后胜负还真难逆料。即使朱元璋侥幸得胜，也将元气大丧。
陈友谅的及时而亡，对汉军来说固然是衰败之始；而对朱元璋而言，却是他登上权力顶峰的重大转折。
命运之神，仿佛于不经意间瞟了朱元璋一眼，人世间的军事、政治格局却因此而大为改观。
狭隘变态的农民皇帝 四
强敌陈友谅一消灭，东吴张士诚、西吴方国珍也就指日可下了。
在此期间，于朱元璋来说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是用计杀害了小明王韩林儿。
小明王一直率领着红巾军的主力在北线顽强地抗击着元军的进攻。朱元璋隶属其下，俯首称臣，显得毕恭毕敬。然而，随着小明王与元军间的相互消耗及朱元璋力量的不断强大，他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龙凤九年（公元1363年）二月，小明王在军力日弱、形势日窘的情况下，被围困在安丰。红巾军处于粮尽援绝的危急状态，赶紧派人向朱元璋求救。
安丰一失，应天就会失去屏障，再则碍于与小明王的君臣名分，朱元璋不顾部下劝阻，决定率兵亲援。安丰解围后，朱元璋摆驾设銮，将小明王迎到滁州居住。表面上极为尊崇，为他建造宫殿，供养充足，实际上则把他软禁起来，就连宫中左右侍宦都换上朱元璋的亲信，一举一动都在他的严密监视与控制之下。
此时，小明王的红巾军已不存在，将领已死亡殆尽，他真的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尽管如此，朱元璋对小明王仍心存疑忌。他曾是小明王的部将，只要小明王活着一天，他的头上就刻勒着一道难以摆脱的“紧箍咒”。力量强大、羽翼已丰的朱元璋怎能继续甘居人下？哪怕仅是形式上的，他也不能接受。
经过一番谋划，朱元璋大张旗鼓地派大将廖永忠前往滁州迎接小明王。廖永忠领命依计而行，在瓜州渡江时，船行中流，秘密凿穿船底，小明王在劫难逃，溺死江中。
小明王一死，朱元璋不觉吁了一口长气，仿佛去年了一块压在他头顶的沉沉磐石。只有这时，他也觉得自己熬到了头，再也没有谁可以在他面前指手画脚、为所欲为，哪怕形式上的都没有了。那么，他就成了“老子天下第一”，他要主宰别人的命运，要将长期压在心头的憋闷、痛苦、仇恨一股脑地倾泻出去。他没有立即行动，他还在等待，选择一个最佳时机。
此后，朱元璋对他曾隶属于红巾军这段十分忌讳，有关小明王的龙凤年号及龙凤史料，都被他删毁得一干二净。就连《明太祖实录》一书，对他与小明王曾经有过的隶属关系也只字未提。
为了显示自己的威严高大，他要在心头抹掉过去的所有屈辱，他想通过有关记载让后人知道，他朱元璋从来就是“无法无天”为所欲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第二件大事是在攻打张士诚时的诸暨争夺战中，谢再兴叛变投敌。
谢再兴是淮西老将，朱元璋亲侄朱文正的岳父。谢再兴部下有两个将领携带违禁物品到扬州贩卖被朱元璋获悉，他不仅将这两人杀了，还把他们的头颅挂在谢再兴厅上，谢再兴心里自然吃不消。接着，朱元璋没有征求谢再兴的意见就擅自做主将他的次女嫁给徐达，谢再兴心里更是不高兴，说嫁女“有同给配”。不久，朱元璋又派李梦庚节制诸暨兵马，将谢再兴贬为副将。谢再兴一忍再忍，终于怒不可遏，一气之下率军投敌。
朱元璋得知此事，也万分气恼：“谢再兴是我亲家，反背我降张氏，情不可恕。”
正是以此为起点，朱元璋对部下产生了严重的猜疑心理，密切监视他们的言行举止。后来制定严格的军卫法及大肆杀戮功臣，若追根溯源的话，似乎都与此事有关。
张士诚、方国珍一灭，朱元璋马不停蹄，又平定了福建两广。然后，集中人力财力，北伐中原。
此时的朱元璋已远非昔日可比，十多年的战斗生活与艰苦磨炼已将他培养成一名既胆大又细心，既重视局部又能宏观总揽的军事、政治统帅。元军已在红巾军的打击与内部间的明争暗斗中元气大丧，元朝已如一座被蛀空梁柱的大厦，只消稍稍一推，就会轰然坍塌。尽管如此，朱元璋并未掉以轻心，而是周密策划，制定出一套进可以攻可以守、既严谨又明确的北伐方略：
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其郡；鼓行而西，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
从上可见，朱元璋的战术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逐渐扩大战果。他对中国军事地理形势的准确分析及成竹在胸的战略意图，远非元末其他草莽军阀可比。即使不能稳操胜券，也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可见朱元璋的成功并非偶然，其中有着某种必然的内在因素。
北伐军按既定的战略方针而行，所到之处，元军不逃即降，真可谓势如破竹。
当各地守将的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向大都之时，元军内部正值内讧，你争我斗，打得不可开交。北伐军占山东、下河南，抓住有利战机，一鼓作气，直指元朝都城大都。
元顺帝担心重蹈宋朝徽、钦二帝被俘的覆辙，于深夜率太子、后妃仓皇出逃，经过居庸关，奔向他们的发迹之地——茫茫草原中的上都。
北伐之战于朱元璋来说，似乎打得轻而易举，游刃有余，远没有鄱阳湖大战之激烈。除了唯一的一次前往汴梁大会诸将研究新的战局外，也不必他亲临前线坐镇指挥。
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八月初二，北伐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在征虏大将军徐达等人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进大都。以此为标志，历时九十八年（一说一百一十八年）的元朝统治正式宣告终结，退出了中国的舞台。
朱元璋之所以在后世经常受到人们的称颂，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是一位抗元民族英雄。是他领导的农民军彻底打垮了蒙古军队，推翻了强加于中原人民头上的元朝统治，结束了饱受欺凌的百年屈辱。
狭隘变态的农民皇帝 五
中国古代每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之后，都是换汤不换药的改朝换代。欧洲农民起义的规模虽然不如中国，但也十分频繁，对封建统治有着毁灭性的打击。但是，起义者却很少有自己想当皇帝的，他们恨透了封建贵族，起义的目的就是消灭他们，取消农奴制，建立土地公有的村社制。而中国农民起义领袖心中，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打倒皇帝、消灭皇帝，而是要取而代之，自己登上权力的峰巅。“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句话便反映了中国民众的普遍心态及主流思想。因此，新建的政权统治不过是前朝的复制与翻版，高高在上的是所谓的“真龙天子”——皇帝，下面的官僚机构一仍其旧。所不同的是经过农民起义摧枯拉朽的扫荡，贪官污吏、恶霸地主被清除殆尽，新朝的开国皇帝较为英明，朝廷官僚较为清廉，地主剥削较为轻缓。而时间一长，污垢积累，统治会渐趋黑暗，又得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开展“清污”工作。中国古代的发展，就这样循环着往复不断。无所谓向前，也没有什么落后，正如黑格尔所概括的中华帝国属于“停滞的帝国”。
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也不例外，以他的农民意识而言，不仅不能挣脱这一模式，反而会加固其运行功能。所不同的，那就是农民起义的领袖获得了成功，坐上了皇位。
以元末纷乱的天下大势而言，如果没有朱元璋的农民军，也会有另一支取而代之，达到推翻蒙古元朝政权统治的目的。因此，朱元璋对中国的主要影响并非战争时期，而是他建立明朝登上皇位后的一系列政治策略。
他首先做的事情就是专制集权。权力是一剂神奇的魔药，一旦服用，就会染上毒瘾、自我膨胀、异化变态，而没有制约的权力更是如此。一个曾以填饱肚皮为志向的穷汉，一旦尝到权力的滋味，心头的狂喜与留恋可想而知。而他的权力又是从别人手中夺过来的，当然害怕有人从他手中夺走。因此，他不得处心积虑地为稳固自己的权力而耗尽心血，乃至“奋斗终生”。
除开皇帝，天下要数宰相（或称丞相）权力最大，赵高可能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权势炙手到天下侧目、“指鹿为马”的地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便是对宰相地位及权力的高度概括。不少皇帝担心宰相分权，都曾对其权限做过一定的限制。
上曾有过三次皇权与相权的较量：
第一次是汉武帝时。皇帝刘彻一改过去“非有功不封侯”、“非封侯不拜相”的传统，让仅有儒生资格的公孙弘为相。如此一来，宰相对皇帝不仅再无居功之傲，反而对皇帝知恩图报；
第二次是隋唐之时。将丞相之职分为尚书省、中书省与门下省三个部分，它们各司其职又互相制约。
第三次是明朝。朱元璋为了实行绝对的专制集权与皇帝的一元化领导，他索性借故废除了中书省和宰相职位。并严令规定，谁要再提设立宰相之议，就砍掉谁的脑袋。宰相不再，其职由皇帝兼理，中央集权发展到顶峰，朱元璋成为中国上权力最大的皇帝。
与赵匡胤的“皇袍加身”那种玩弄政治权术的夺权方式不同，朱元璋的统治是经过血与火的战斗夺得的。因此，他的巩固方式也与赵匡胤大相径庭。赵匡胤集权以绵里藏针之柔为主，而朱元璋则是以威猛治国，甚至不惜在和平时期祭起杀人的屠刀。
他觉得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太过柔弱，对大臣们有什么价钱可讲的？莫说权力，就是他们的性命也在皇帝手中，根本没有必要“婆婆妈妈”，索性将那些开国员勋一个个处死，就会免去很多烦恼，也没有半点后顾之忧了。
他最先开刀的，就是那个为他秘密沉舟溺死小明王韩林儿的大将廖永忠。杀害小明王，本是朱元璋心中一个最大的忌讳与隐秘，而作为武将的廖永忠却不懂半点谋略，竟愚蠢地以此向朱元璋邀功请赏。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朱元璋给他安上一个偷用龙凤衣服的不法罪名，突然降旨杀掉。
廖永忠一死，朱元璋的杀戒一开，元勋们可就接二连三地大倒其霉了。也许是觉得杀一个两个并不过瘾，朱元璋干脆大兴党狱，进行集体大屠杀，最著名的有胡蓝党案、空印案、郭桓案等。
宰相胡唯庸精明强干，在某些方面远胜朱元璋。而部下超过自己，是专制的一大忌讳。部下比自己强，其个人统治、声誉、威望都受到严厉挑战，这是任何一个统治者所不能接受的。朱元璋一再隐忍，终于在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以擅权枉法之罪将胡唯庸杀掉，并屠灭三族。他也因此而“理直气壮”地为皇权与相权之争画上了句号，废除了具有1500多年的宰相制度。
此后，只要谁稍不顺眼，朱元璋就将他罗列进胡唯庸案之中，说成是同党分子，然后毫不留情地处死。一大批朝廷官员、贵族地主被处死，发展到后来，就连七十多岁的开国元老李善长（正是他激发了朱元璋心中潜藏着的帝王欲望，这才有了一个明确而远大的目标志向）也不放过。
胡唯庸一案，牵涉其中被处死的多达两万余人。所杀多为文臣，因为当时全国并未完全统一，他还需要武将为他效命沙场，也就暂时对他们网开一面。随着统一大业的日趋完成，朱元璋屠杀武将的计划也就列入了他的日程安排。
第二次大规模地屠杀活动是在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有人告发大将蓝玉谋反。
蓝玉战功卓著，可朱元璋并不念及他的功劳，接到谋反密报，立即将其处死、灭族。又采取株连蔓引的方式，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将牵涉此案的功臣及其家族一万五千多人杀害。
即使在胡蓝两案中侥幸“漏网”的有功之臣，朱元璋也要寻找机会与借口一一处死。
享有“明朝开国功臣第一”之誉的徐达背上突然生了一个痈，正当病情见好时，突然接到朱元璋的“皇上赐膳”。徐达打开一看，却是一只蒸鹅。医生曾再三吩咐过，此病禁吃蒸鹅。既为皇上所赐，徐达不得不含泪吃下。后果不言自明，不几天，他就病重而亡。
朱元璋还毒死了开国元勋刘基，绞死曾为宰相之一的汪广洋，将平定广东的朱亮祖父子、儿时小伙伴江夏侯周德兴一一处死……
只要心怀疑忌，稍有不满，朱元璋唯一的处治方式就是杀。他几乎杀红了眼，就连自己的亲侄李文忠也不放过。
朱元璋利用几次党狱，前后一共诛杀大臣四万五千多人，将骁勇之将、有功之臣几乎杀了个一干二净。
一次，心地较为仁慈的皇太子朱标委婉地劝谏朱元璋说：“陛下杀人过滥，恐伤和气。”朱元璋沉默不语。第二天，他将一条荆棘放在地下，要皇太子拿在手中。皇太子面有难色，朱元璋说：“你怕上面的刺刺手不敢拿是不是？我把这些刺都给削掉了交给你岂不更好？”
直到临死前夕，朱元璋还在处心积虑地为巩固子孙后代的“江山”而“削棘”。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大屠杀中，好不容易还剩下傅友德、冯胜等几个“硕果仅存”的元勋宿将，朱元璋担心自己死后他们不服调度，又将这些“漏网之鱼”杀得干干净净、一个不留。
朱元璋集权的目的达到了，他的统治地位也得到了巩固，不再担心有人谋反篡权。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此后的皇权之争变成了内部相残。就在他死后不久，燕王朱棣从北京挥师南下夺权，朝中却找不出一个可以抵御、抗击燕王的军事将领。朱元璋自食其果，经他传下的皇权不知不觉地于朱氏家族内部变了颜色。倘若地下有知，他将作何感想？
狭隘变态的农民皇帝 六
朱元璋大肆杀戮功臣，在中国上首屈一指，还没有哪位帝王能够超出其右。为了达到加强中央集权、巩固政权统治的目的，难道非得大肆杀戮功臣不可吗？天下有识之士希望赶跑蒙古异族后汉人可以扬眉吐气地过上幸福舒适的日子，出现汉唐的博大恢弘与繁荣昌盛，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盼来的是前所未有的专制残酷与血雨腥风，等来的是一副套在自己身上的沉重枷锁。
朱元璋之所为，很大程度上出于严重的心理变态与人格分裂。
从一个食不果腹的放牛娃，一跃而为主宰天下生杀大权的“天子”，这一反差实在是太大了。如果是一个破落的贵族，他时常回味、陶醉着的，肯定是往昔那耀眼的荣华与富贵；而对朱元璋来说，虽然当了皇帝，他时常忆念与咀嚼着的，却是过去的贫穷与落魄。尽管不堪回首，可它们总是不由自主、不依不饶、不期而至地闯入他的睡梦与心头。而只要想到过去的贫穷、屈辱与痛苦，他的心中就会莫名其妙地涌出一股愤怒，当然还有自卑。至尊与自卑是一对相依相随、形影不离的孪生兄弟。有愤怒就要发泄、要报复，只要他愿意他可以为所欲为地杀掉任何碍眼之人；有自卑就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他有着至高无上的世俗地位、实际权力，他渴望在任何方面至高无上，更希望在人们眼里、心中至高无上。
他恨一切达官贵人，更恨他们的作威作福，因此他首先拿获得既得利益的新贵们“开刀”。
他恨那些贪污腐化、欺压百姓的官僚，贪赃六十两银钱以上的就要枭首示众，并处以剥皮之刑。各府州县衙门左首的土地庙，就是剥皮刑场，人称皮场庙。而贪官总像韭菜般割了一茬又一茬，急得朱元璋直跺脚：“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
他恨地主富农，对田主刘德的无情无义仍然记忆犹新。他将江南一带的地主迁往凤阳，又徙天下富户于南京。这些地主、富户一旦离开原来的地盘，也就丧失了过去的地位与经济优势，对他们无疑是一种沉重的打击。朱元璋强迫天下第一富户沈万三捐献家财修筑南京城墙的三分之一，后来又找了一个岔子，说他出钱犒赏皇帝的军队居心不良，将其家产全部没收，然后充军云南。
他恨天下文人，因为他们比曾经是大老粗的朱元璋强似百倍，他就是“老子天下第一”，不能允许有人超过自己。过去，要征服天下，需要文人，他对他们极为尊崇、礼待，还盖了礼贤馆作为贤士的住处。当然，他也从他们身上获益多多，并受到儒家较深的影响。没有文人的支持帮助，不说打天下，就是那样的念头，他也难以自发地产生；而坐了天下之后，文人就不可爱了，一个个都变得酸溜溜的了。与老百姓相比，他们有自己的思想，最不好统治，有时口服了，心里却在反感、大骂。因此，在大杀功臣的同时，他对天下文人、儒士也祭起了屠刀。他毒死刘基；贬抑宋濂，最后死于流放途中；人称四杰的明初吴中诗人杨基、张羽、徐贲、高启没有一个善终……他还大兴文字狱，弄出了有名的“南北榜案”……
朱元璋虽然个子高大，但长相并不怎么英俊。他很自卑，就想通过画像来弥补。他找了不少画工，可他们却无法揣摩朱元璋的心意，一个个照实画来，结果都不能过关，当然也就没有一人能够活着出宫。后来一个画家吸取教训，将汉高祖刘邦与朱元璋两人的相貌糅在一起，画得面庞丰满，端庄威严，这下才得到了他的首肯与赏识。没想到这位画家还冒死偷偷地画了一幅带出宫外，后人由此才知道他的真正容颜：额骨隆起，眉毛倒竖，鼻子上翘，下颚突出，脸上麻斑点点。
他常说自己“朕本淮右布衣”、“起自田亩”之类的话语，表面看是承认事实，是一种谦虚的表现，实则是变态的自尊，无非炫耀自己空手起家，本事高强。当然，别人若是提及他的出身与贫寒，他可是万万不依的。
他当过和尚，最忌讳别人说“光”谈“亮”；他靠红巾农民军起家，常被元朝统治者骂为贼子，对“贼”、“盗”也就格外敏感。凡是犯忌的，都被他毫不留情地处以死刑。除个人禁忌外，他还规定了不少臣民应该遵守的普遍禁忌。
就刑罚的野蛮程度而言，朱元璋也超过了上的任何一位帝王。刑罚有凌迟、枭首、诛族、刷洗、秤竿、抽肠、剥皮，有黥刺、劓、阉割、挑膝盖、锡蛇游等种种名目的非刑。还有一种专门慑服公卿、处罚大臣的廷杖制度，官僚大臣随时都有可能在殿上的大庭广众之中遭受杖责，朱元璋侄儿大都督朱文正、工部尚书薛祥等都被杖死。作为一种传统，有明一代，廷杖常被滥用。
在朱元璋当政的三十一年中，据他自己的著述《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等书统计，所列凌迟、枭示、诛族的案子有几千起；而弃市（即杀头）的则高达一万多件。
与严酷刑罚“配套”对应的，便是庞大的特务网络——检校与锦衣卫。
检校是朱元璋专门设置的特务人员，以察听所有在京大小官吏的不法行为为职责，街头巷尾的风闻之事，也在获取之列。说到底，检校是一种专门告发别人阴私的勾当，他们的足迹无处不到，直接对皇帝负责，没有其他中间环节。朱元璋便根据他们的汇报决定官员的惩罚，弄得大臣们人人自危，日夜提心吊胆。就连朱元璋本人也说道：“有这几个人（指检校头目），譬如人家养了恶犬，则人怕。”
检校只能执行察听、侦伺之类的事务，并无扣押处罚犯人之权。朱元璋犹嫌不足，又特别设立一个具有法庭与监狱的正式机构——锦衣卫。
锦衣卫与皇朝的府、部、院没有隶属关系，它超越于一切机构之上，由皇帝直接主管。朱元璋对此相当倚重，将全国所有政治重犯交它审理判处。此后，明朝历代皇帝都将它作为自己的耳目爪牙，职权也就日益扩大。
生活在明朝的所有臣民，不仅没有人格、自由可言，就连半点隐私，也在检校、锦衣卫的监视与掌握之中。
由朱元璋的害怕政权不稳、怀疑功臣篡逆、血腥报复大肆屠杀、极度自尊心理变态、人格分裂不能自拔为起点，必然建立起一个仅对他个人负责的特务监视网络，网络收集的全是一些“噩讯”更加导致他的暴怒，暴怒下的惩罚机制与惩罚手段将变得更加酷烈。这一恶性循环如滚雪球般地越滚越大，使得中国古代的封建集权统治与残暴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
狭隘变态的农民皇帝 七
就有关史料而言，朱元璋的“口碑”历来却并不怎么坏。除了他推翻蒙古元朝功臣被人称颂外，还在于他复兴了中原传统，并恢复了一度被元朝中断了的科举制度。
朱元璋小时没有上学念书，对此，他在《资世通训序》中写道：“朕在幼年，家贫亲老，无钱求师学习，兄弟力耕于田亩之中。更入佛门以致圣人、贤人之道，一概无知，几乎毁了一生。”在浮萍般的化缘漂泊生涯中，才懂得读书的重要。回皇觉寺后，开始发奋念书。此后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也不曾间断。占领理学中心婺州之后，他招揽十三名儒士讲解经史。慢慢地，他就能够亲笔写些命令告示之类的语体文。后来，还能写诗作赋，注解经书。他亲手制作的《御制皇陵碑》，全篇用韵，写得如泣如诉，相当感人。在《御制文集》中，存有他创作的一百多首诗歌，也写得粗放豪迈，透着一股磅礴的帝王气概。比如《咏菊花》：
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
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再如一首云游诗：
天为帐幕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
夜间不敢长伸腿，恐把山河一脚穿。
朱元璋受儒家理学影响非常深刻，如果说宋朝是理学的理论形成与成熟期，那么明朝则是理学的深入与实践期，他将儒家理学渗入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
因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儒学体系难以被蒙古游牧民族所理解，加之地域辽阔的蒙古帝国除本土与儒家外，所选择的还有吐蕃喇叭教、中亚伊斯兰、欧洲基督教等，所以元代建立后，对儒学采取拒斥的态度，废除了自隋朝开始的科举制。汉人为此而悲痛欲绝，读书人也没了晋升出头的机会，对元朝自然恨之入骨。朱元璋对儒士的重用、对儒学的复兴、对科举的恢复无疑是汉人及民族的一道福音，特别是那些文人学士，更将他视为拯救衰世的“救星”，对他大唱赞歌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朱元璋却继承了元朝的“家产制国家”政权体制，将宋朝的“开明专制”、“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传统抛得一干二净，以暴力治天下，以威猛制民众，“果于戮辱，视士大夫若仆隶”。黄宗羲曾经论述道：“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
即使恢复后的科举制，也非前代可比。朱元璋将他纳入一条狭窄的轨道，将天下读书人的才华束缚成一条随意舞弄的绳索。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四书五经的文句命题，解释要以朱熹的注为依据，文章格式规定为八股文，即每篇文章必须包括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天下文人为了猎取功名，只埋头于四书五经、孔孟之道、程朱理学，只写空洞的八股文，对、时事、人生一无所知，“与之交谈，两目瞠然视，舌木强不能对”。培养了一大批被人视为书呆子的蠢材，造成了人才的空前浪费，严重阻碍了科学的发展。
朱元璋由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严格而言，刘邦不属正统农民）跃上龙椅，这在中国上可是开天辟地第一遭。这也是自陈胜、吴广以来每一位农民起义者梦寐以求的理想，“上天”终于通过朱元璋这一人物得以实现。农民——在当时占中国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中国农民，全都眼巴巴地望着朱元璋这颗闪光夺目的救星，对他寄予了无限的企盼与希望。
朱元璋同样感到了自己肩头的重任与使命，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也似乎没有让那些处于最底层的农民兄弟失望。
朱元璋是中国农民的典型代表，他最了解农民的疾苦。在他身上，既凝聚着农民俭朴勤奋、吃苦耐劳的优点，也汇积了农民那根深蒂固的缺点。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中国农民那无时不在、无所不在的“农民意识”。
就个人而言，朱元璋登上龙椅，已达到了个体生命所能达到的峰巅，但是，他的心中还有一个可以触摸的目标与理想——那就是建立一个平等俭朴、富足安乐的农业。
据《明太祖实录》所载，朱元璋曾经说过：“四民之中，农民最劳最苦。春天鸡一叫就起床，赶牛下田耕种。插下秧子，得除草，得施肥，大太阳里晒得汗水直流，劳碌得不成人样。好容易等到收割了，完粮纳税之后，剩不了多少。万一碰上水旱虫蝗灾荒，全家着急，毫无办法。可是国家的赋税全是农民出的，当差作工也是农民分内的事，要使国家富强，必得让农民安居乐业，才有可能。”
他将农业视为立国之本，采取了历代统治者一以贯之的重农抑商政策，他扼杀了宋末兴起的资本主义萌芽——十分微弱的商品经济。他认为农民是世上最为高贵的职业，在他眼里，似乎只有亲自参加农业劳动，过一种艰苦朴素的生活才算符合道德。
为了对全国民众加以控制管理，征收赋税，建立有效的统治秩序，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户籍制度，实行人口普查，核实民数，被西方统计史学家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口普查记录。户籍制度建立后，他将农民严格地限制在田垄之中。“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焉。”并以此推而广之，把全国所有军民的活动限制在百里之内。超出这一范围，就得向地方官请领路引，即相当于现在的通行证或身份证。如果违反，必须擒拿送官。将广大民众局限于固定的地盘，所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其结果是变得更加封闭，如一潭死水般没有半点生机。
朱元璋还将儒家的教化政策落实到基层。他很讲究实际，并不指望人人都成尧舜，却要求普通百姓不犯上作难、不滋扰官府。他发布了六句明白易懂的圣谕：“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勿作非为。”规定由各里甲老人每天摇铃高声朗诵。还发布教民榜文、《御制大诰》等，不时“训导”，要求人民趋善避恶。朱元璋出身农民，最了解农民，他知道农民不懂什么“之乎者也”之类诘屈聱牙的文言文，就尽量将这类文告写得通俗易懂，或是将有关法典翻译成大白话，叫做“直解”。与以威猛治官相反，朱元璋对农民似乎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而是以教化为主，刑罚为辅。
他提倡节俭勤劳，讨厌游手好闲之辈，对赌博更是深恶痛绝。他治贪无路，治赌却成效显著。他在南京城内建了一座“逍遥楼”，将赌徒送入其中，让他们在里面赌个够，可就是不给饭吃。此举一出，弄得那些好赌者人人自危，个个悚然，不敢再赌。
朱元璋念念不忘的就是给农民一个生存和发展的良好空间，以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他严惩贪官污吏、打击豪强地主，目的都是为了保护、扶植小农。
朱元璋大兴狱案杀死的十万多人中，大多数都是朝廷官员及民间富裕大户。对农村占有田土的地主，规定了许多义务条款，严厉限制他们的家财膨胀。朱元璋心中平等的理想，不是人人富裕的，而是要将所有富豪变为普通平民百姓。没有贫富之分，只有大贫和小贫之别。追求一种人人都是自耕农，人人有饭吃有衣穿，人人自给自足安贫乐道的“小国寡民”。不唯农村，他也试图努力将整个中国大地变成具有田园风光的乡村，将整个中华民族的每一成员全部农民化。
朱元璋不可能超越他所置身的时代，更无法摆脱“农民出身”这一局限。直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从上到下的普遍思想，也认为只有体力劳动才算是真正的劳动，那些属于复杂劳动范畴的脑力劳动者都是一些寄生虫，劳动改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一种时尚。即使今天，占中国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们还固执地认为唯有他们的职业才是天底下最为重要的——如果没有我们这些种田人，天下人都得饿死，这是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口头禅。一位农民进城后不禁疑窦大生：“那么多人游手好闲，也不知他们哪来饭吃，空着肚子怎么还活得有滋有味呢？”
农业、农民，是中国永远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六百多年以前的朱元璋更当如此。而要命的是，他将全国视为一个扩大的农村，用管理农业的手段治理国家，将整个中国农业化，攥住了已然前进的车轮，使得中国更加凝固不变、停滞不前。
在外交方面，朱元璋对世界的认识，仅局限于周边及邻近的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出于对外界的陌生恐惧及短视自足，他故步自封，推行以守代攻的外交策略；他取消了历代曾经有过的民间自由贸易交往，曾下达过六次禁海令，“不许片板下海”，禁止一切中外商民贸易。他说：“朕因为海道可以沟通外国，因此禁止中国百姓往来，如果不禁止告诫，那就会使人人都为利益所惑而触犯刑律。”
他命人编定《大明律》，又亲加裁酌，作为有明一代始终生效、维护君主集权与封建等级制度的法律条文。
他以农村春耕秋收、四时循环、万世不移的固定模式为本，将明代的基本国策用《皇明祖训》固定下来。他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朱氏后代子孙遵守他制定的成法，就可以稳坐江山，世世代代永不变色。因此，从内政到外交，从生活而治国，他都根据自己的个人经验，制定得相当全面而详尽。然后，他嘱咐道：“凡我子孙，钦承朕命，勿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颁行时，他又对礼部训令道：“后世敢有言更改祖制者，即以奸臣论。”世代在发展，却为子孙后代制定一些条条框框，墨守成规，也就难怪明朝时期，中国即进入了发展的死胡同。他在提倡节俭勤劳的同时，却将皇族集团变为一个庞大的寄生阶层。朱元璋规定，皇族的禄饷一律由朝廷支给。凡出生的皇族成员，所有生活负担及死后安葬全由朝廷负担，一生都被国家给“包养”起来了。法律规定，皇族既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做官为吏，也不许做工务农经商，只能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空度时日。而皇族成员却在不断地呈几何级数增加，一百多年后，即达到了五万多人；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皇族已近十万人。这样一支庞大的人口，所有生活负担全由国家“承包”，仅诸王府禄米的支出就占全国粮米总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皇族寄生阶层成为巨大的沉重包袱，使得明朝经济、财政不胜重负。
……
写到这里，如果我们将目光稍稍移开，看看同一时期的欧洲，定有许多发人深思的感喟与感悟。当时的欧洲内部，正在进行着一场全面的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运动，其主旋律是高扬人性，提倡人文主义，开展科学、民主与自由的启蒙；对外，为了寻找财富，开辟新的市场，一批勇者强者正在进行着激荡人心的地理大发现探险活动。于西方而言，那是一个充满了青春活力与蓬勃朝气的，是一个意气风发、昂扬向上的伟大时期。
而我们却陶醉在迷人的“小国寡民”的田园风光中不能自拔，人民被狭窄的田亩与地盘所束缚，国家画地为牢自我封闭，一大批、知识精英正在“六经注我”的八股科举中虚掷青春空耗才华，全国上下构成了一个没有隐私、没有人格、没有尊严、没有自由的庞大“集中营”。
一方是昂扬奋发突飞猛进，一方是萎靡不振故步自封，两相比较，优劣自现。时间一长，差距就大了，西方的发达与中国的落后势不可免。而落后就要挨打，，就这样看似偶然却不可避免地注定了中华民族的多灾多难。
中国的积贫积弱与落后挨打，这笔“陈年老账”固然不能算在朱元璋一人头上，但明朝是中国的一大转折，他那与生俱来的农民意识，他的嗜杀成性、专制集权、短视自足、狭隘变态具有不可估量的潜在作用与深刻影响，对中国的发展也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举足轻重的砝码 一
吴三桂虽然是一个人所熟知的人物，但如果将他放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比较，显然是一个不甚起眼的角色。他不是政治家，缺乏纵横捭阖、总揽全局的远见卓识；也算不上出类拔萃的军事家，在那漫长的戎马生涯中，他的个人武功固然高强，打了不少大大小小的胜仗，但所逞多为匹夫之勇，并无突出的军事建树，而在后来的叛清大战中，更是指挥失误，将自己一辈子积累的所有资本输得一干二净；在道德伦理方面，他仕明叛明，降清反清，反复无常，被视为没有廉耻的小人而遭万众唾弃；他与创造更是毫不沾边，一个连道德信仰都不具备的“小人”，哪有什么独特的思想体系可言？……然而，正是这么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人物，却在明清之际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那风云变幻的关键性时刻，吴三桂被命运突然推到的前台，成为一颗决定性的砝码，左右了的天平。
吴三桂于明朝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生于辽东一个武将之家。其时，正是明代衰微，满族兴起，辽东战事频仍之际。吴三桂父亲吴襄为明朝武进士，因守辽东有功而官至总兵。舅舅祖大寿、祖大乐、祖大弼是赫赫有名的三员大将，他们率领的“家兵”是明廷倚重的抗清精锐。父辈的战场厮杀对吴三桂的儿时成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血雨腥风的环境培养了他的剽悍勇猛、坚毅果敢与冷酷无情，也决定了他此后的人生道路。
父亲吴襄身为军人，却对血腥残酷、动荡不定、命运莫测的军旅生活产生了某种厌倦之情，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过上一种安定而平静的生活，就让他投拜在当时颇有名气的书画家董其昌门下。董其昌学识丰富，诗文书画样样精通，吴三桂如能得其精义，在文坛上自有一番了不得的出息。然而，从小就为父辈驰骋疆场的矫健身姿所吸引，被刀光剑影的刺激撩拨得热血沸腾的吴三桂怎么也不可能安静地坐在斗室，在那狭小的纸页与局促的范围内消耗自己的青春与激情。他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志向，只是好动，喜欢舞刀弄剑。吴襄也只得顺其本性让他弃文练武。也许是父辈基因的遗传，吴三桂对习武似乎有着一股超出常人的领悟与天赋，加之他的刻苦勤奋，不出几年便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武功：十八般武艺样样俱能，对骑射尤为精通。就连自视甚高，以骑射为生的满人、蒙人也不得不对他啧啧称赞、刮目相看。
吴三桂精湛的武功是他最值得骄傲的个人资本，也是他日后能够成为“砝码”的先决条件。此外，他还有一大足以引为自豪的天然优势——俊美丰逸、风流倜傥。他是一位典型的翩翩美男子，据有关史书记载，吴三桂“美风姿，善骑射，躯干不甚伟硕，而勇力绝人，沈鸷多谋，颇以风流自赏。”“三桂巨耳隆准，无须，瞻视顾盼，尊严若神。”吴三桂祖籍江南，生于北方，兼得南北所长：既有南方人的潇洒俊秀，又有北方人的粗犷豪放。一位长相俊美的男人，自然深得风月女性的垂青与爱慕，何况还是一位有钱有才、权威势重的朝廷武将，更免不了要弄出一些沸沸扬扬的风流韵事，惹出一段轰轰烈烈的浪漫情缘。由此可见，当明清之际的发展到决定性的转折关头时，吴三桂那“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砝码”倾斜与他俊逸秀美的外表也不无关系。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被诗人吴梅村赞为“白皙通侯最少年”的俊美男子，其外表却有一个无法掩饰的缺憾——鼻梁正中有一道深深的刀痕，刀痕正中，不知怎么还有一线细丝般的黑纹。对于这条十分显眼的刀痕，吴三桂心中充满了一种奇特的感情：既爱又恨，既自豪又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