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疤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一场酷烈战争的见证。
那是发生在明朝天启年间的事了。都指挥使吴襄正带着五百兵丁出城巡逻，突遭清廷皇帝皇太极亲自率领的四万八旗主力包围。吴三桂在锦州城楼上远远望见父亲被围，自然心急如焚，急忙请求身为总兵的舅父祖大寿发兵相救。当时城中只有三千兵丁，如果出城迎敌，无异于自取灭亡。祖大寿除了坚守城池外，别无他策。吴三桂突然跪在地下请求道：“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敌人剁成肉酱而见死不救，请允许我带家兵与敌决一死战。”吴三桂说完，不待舅父作答，便率领二十多名家丁骑马飞驰出城，旋风般地杀入敌阵。吴三桂挥舞大刀左冲右突，怒吼着拼死向前，二十多员家兵紧随其后，一时间如入无人之境，竟然杀开了一条冲向包围中心的血路。突然，一员满将高举红旗带着一群士兵从斜里刺杀过来，吴三桂急忙拉开弓弦一箭射去，对方应声仆倒在地。然而，正当他飞马向前割取敌将首级时，不料这位满将拼着最后一股勇力，挥刀向他砍来。吴三桂没有防备，躲闪不及，一刀正中鼻梁。处于万分危急之中的他根本顾不上包扎，只是顺手擦了一把，结果弄得满脸惨红，面目狰狞，而他的拼杀也更加神勇了。他终于杀到了父亲身边，不由得高声叫道：“快跟我来！”接着又转过身来，带领残剩的明军，向来路杀回。
二十多人的轻骑投入四万敌阵，无异于主动送到狼嘴里的一块肥肉。然而，正是这不合战争常规的突然袭击，弄得老谋深算的皇太极疑窦丛生，担心明军故设诱兵之计，竟未加追赶，听凭吴三桂父子逃逸而去。
虽然留下了一条刀疤，但吴三桂以同归于尽的气概拼死救出父亲，孝勇之名顿时传遍遐迩。就连皇太极弄清真相后，也赞不绝口，夸他是条“好汉子”，还不无遗憾地叹息道：“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皇太极更为遗憾的事恐怕还在死后，那就是没有亲眼见到他的这声叹息后来竟变成事实，吴三桂成了清廷夺取江山的得力鹰犬。
吴三桂的崭露头角对国势日蹙的明朝来说自然更是大加看重，先是让他承袭父职，官都督指挥；接着又担任游击、副将等职；此后，吴三桂一路看好，频频擢升，二十八岁那年，就被封为镇守一方、独当一面的宁远总兵官。
正是这条无法抹去的疤痕为吴三桂带来了鲜花与盛誉，它是忠诚、勇武、孝义的象征，也是他的发迹之始。因此，他“敝帚自珍”地爱惜这道伤疤，为这块荣誉之疤感到自豪。同时，这又是一块令他忧患乃至痛恨的伤疤。影响他那俊美的外在仪表倒算不得什么，关键是一位算命先生端详他的“尊容”后，竟在背地里说他的鼻梁刀疤是一块“败相”。他说吴三桂一生贵不可言，只是这条刀疤生得突兀，坏了“风水”，是为“断梁”耳。断梁，即房屋梁柱倒塌，那会有什么美好的结局与下场？吴三桂听了，也没有太大的反应，只是冷冷地笑笑而已。明明是一块发迹之疤、荣耀之疤，怎就坏了自己的“风水”呢？他不相信。但内心深处，却不时地生出一股隐忧，恨不得来点“美容术”把它抹个一干二净。因此，每遇重大决策及难解之事，吴三桂总是下意识将手移至脸面，捂住鼻梁上的那道疤痕。
吴三桂最初进入史家及后人视野，正是他的舍命救父行为：“最初救父出围一举，孝闻九边，勇冠三军，勋名富贵胥于此！”他后来的人生道路似乎也打上了这种孤注一掷、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独特风格。
身为职业军人，攻城略地、出生入死乃为家常便饭。吴三桂每每临阵，总是毫无惧色地一马当先。他带兵打仗不怎么讲究军事谋略，似乎都在硬碰硬、硬拼硬。
随着清廷与明廷争夺辽西走廊的战争愈趋激烈，被蓟辽总督洪承畴擢升为宁远总兵官的吴三桂更是不断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他从所部两万多兵士中严格挑出一千精甲，亲自训练直接指挥，组成一支类似敢死队的先锋营。这支先锋营分为二十队，每队五十骑，设一领骑。吴三桂将每一骑首的姓名刻于竹签之上，插入靴筒之内。紧急之时，信手抽出一签，上面刻有谁的名字，便大呼一声。这位领骑就头也不回地率领本部五十精骑视死如归地闯入敌阵。在这些冲锋陷阵的精骑鼓舞下，军威立时大振。因此，吴三桂这一奇异的练兵、用兵之法使得吴军实力大增，成为明廷对付清廷的一支劲旅。
在与清廷的长期交战中，吴三桂由一介武夫渐渐地变得机敏善变、干练成熟了。然而，由于他一直居于局部地位，应付的全是一些具体战务，也就缺乏统领全局的气魄及卓越军事家的宏观谋略。不论带兵打仗，还是为人处事，吴三桂的出发点首先考虑的便是个人私利。他那时时受宠、一帆风顺、平步青云的人生际遇也助长了这种唯我独尊、唯我至上的性格特征。机诈、权变、喜欢耍点小聪明，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些无可更移的弱点不仅注定了他难以成为一名“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大手笔”，也预示着他那悲惨的人生归宿。
常言道，烈火识真金，板荡识忠臣。一遇关键时刻，吴三桂的个性弱点便不由自主地暴露出来。
明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八月初，决定明、清命运的松锦之战进入了白热化的决战阶段。明军主帅洪承畴凭借八镇总兵、十三万人马的优势，以志在必得的气势逼近锦州城南，向围锦清军发动猛攻。身在沈阳的皇太极闻讯，不顾大病初愈的虚体，亲率救援大军赶赴锦州前线，切断明军退路及粮道，并乘机夺取了笔架山的积粮。于是，形势发生了逆转，明军顿时处于欲战力不支、欲守粮已尽的劣势与窘境之中。军心低落，士气动摇，各路将领都在考虑如何撤退了。而只要稍有军事头脑的人就会知道，除了与敌决一死战外，已无退路可走。于是，洪承畴只得将唯一的希望寄托在第二天与清军的生死大决战上，他说：“现在的情形是守亦死，不战亦死。只有决一死战，或可绝处逢生。往日大家都说要尽忠明廷，现在正是时候了。”
然而，就在当夜，却发生了大同总兵王朴率兵突然逃跑的意外事件。更出人意料之外的是，素日以勇武善战闻名的宁远总兵吴三桂也率众追随王朴逃遁而去。
部将的逃跑打乱了洪承畴的全盘计划，明军已完全丧失了抵抗的意识与能力，只得下令突围。这场临时决定的所谓突围，实质上就是一次少有的大溃败与大逃亡。黑夜之中，士兵不辨方向，建制混乱，无法指挥，自相践踏、跌入壕堑、掉进山涧、涌向海边溺死者不计其数；而清军又四面设伏，一排排箭矢、滚石铺天盖地袭来，结果五万多人马在这欲战不能、欲逃无路的溃败中丧生，致使明廷的这支庞大精锐遭到了毁灭性的重创。
吴三桂因紧随王朴抢先逃跑，占据了有利的时机，加上部众骁勇，相对而言，损失不大，基本保全了自己的实力。
如果说吴三桂早就开始谋划逃跑，那可能有点冤枉了他。此前，他也算得上是一个敢拼敢打、敢作敢为的血性男儿。在这明、清命运的大决战前夜，特别是听过洪承畴的训话之后，吴三桂肯定也想过要效忠朝廷。然而，王朴的突然逃跑在一瞬间就击垮了他的心理防线。与其说他的紧紧跟随是一场有目的的预谋，毋宁说是一瞬间的本能反应，一种保存实力、趋利避害的深层人格弱点的自然流露。也就是说，吴三桂这一潜藏极深的劣性在决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就开始暴露无遗。
举足轻重的砝码 二
吴三桂死里逃生，侥幸保存了自己的实力，他深知自己追随王朴逃跑带来六镇精兵尽失的悲惨败局，将为朝廷国法所不容。而崇祯皇帝的轻于杀人与刻薄寡恩更是人所共知，因此，对那不堪设想的惩处只要稍稍想想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心虚害怕。然而，数月后的结果却大大出乎意料之外：朝廷只将王朴一人判处死刑，对吴三桂仅作降罪三级的处分，仍命他镇守宁远。
同罪不同罚，吴三桂对朝廷的格外开恩不禁愧恨交加，感激涕零。而更大的幸运还在后头，没过多久，一纸诏书仿佛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明廷任命吴三桂为辽东提督，总领辽东主、客官兵。
一员逃兵之将，为何一再受到命运的青睐？难道崇祯皇帝一怒之下就不能将吴三桂与王朴两人等同视之开刀问斩吗？
关键是北方将领中，唯有吴三桂一人的实力、勇武、用兵可与清军的铁骑精锐抗衡。崇祯皇帝所面临的，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
是那纷乱动荡的复杂局势“成全”了吴三桂。
当时的明朝，已处于内外交困的风雨飘摇之中。农民起义波澜壮阔，愈演愈烈；清廷势力日益强盛，逐渐南下蚕食明朝领土。为了达到一劳永逸之效，崇祯皇帝抽调北方主力与清廷决战，将赌注押于松锦之战。一败涂地的战局不仅使得明朝失去了洪承畴、祖大寿、曹变蛟等一批有勇有谋的大将，更使得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两支农民起义军乘机攻克洛阳、襄阳等地，尔后挥师北上逼向京城，直接威胁明朝的统治。为了对付迫在眉睫的农民起义军，崇祯再也无暇顾及辽东。历来镇守辽东的祖氏家兵中，可以倚重的将领也只剩下吴三桂一人了。因此，面对吴三桂临阵逃跑的可杀之罪，崇祯皇帝不但没有严惩，还不得不采取先抑后扬的方式——在象征性地降了吴三桂三级之后，很快又将他升为辽东提督，并为此下了一份专诏：“欲专吴三桂提督之权，不欲掣其肘，至领兵官亦令三桂拣得心应手之人。”朝廷将拱卫辽东的重任一股脑地寄托在吴三桂身上，为了达到用人不疑、收买人心之效，还让他破例享有培养心腹、培植亲信之权。
可不要小看崇祯皇帝对吴三桂的提升及他当时所处的战略地位。松锦之战惨败不到一年，明王朝苦心经营的宁锦防线便被清军全部攻破。于是，吴三桂所镇守的宁远一下子变得突出起来，成为明军狙击清廷问鼎中原的前哨阵地。吴三桂若降清，辽西走廊大门则全然洞开，八旗铁骑将无遮无拦地跨越关城直取燕京；而吴三桂在明，明廷虽失重镇，边关依然可守。
一个犯有可杀之罪的区区武将，就这样慢慢地被风云变幻的推到了前台，成为明清争夺战中的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
明、清的战局形势今后将会如何发展？除了依靠吴三桂——依靠他的关宁铁骑，依靠他的顽强阻击，依靠他的忠心耿耿外，崇祯皇帝再也无法控制。他早已被糜烂的局势搅得焦头烂额，目光与精力之所在，全都放在了对付潮水般席卷而来的农民起义上。
清廷也自然非常看重吴三桂现在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自攻下锦州城后，就开始谋划收取宁远、招降吴三桂的策略。
通过激励的手段，往往能收到惩罚难以达到的奇妙效果。吴三桂于崇祯皇帝的不杀之恩与眷顾垂青自然是感激不尽，力图报效。因此，吴三桂对清军的招降一开始表现得相当坚决。清廷先后派遣已经投降的吴三桂舅父祖大寿，昔日同僚张存仁、祖可法，亲眷裴国珍等人劝降，吴三桂一一拒斥。然而，当他得知洪承畴被清军活捉后不仅没有以死效忠大明王朝，反而拜倒在清人脚下做了一名降臣时，不觉万分震惊，继而就有点犹疑不决了。降，还是不降？他真有点拿不定主意了。就在这关键时刻，舅妈的行为坚定了他的决心。舅父祖大寿降清后，不久便派人前来吴三桂镇守的宁远转移家眷。然而，舅妈却以一妇人之身，表现出难得的忠义，她宁可孤身待在宁远，也不肯前往被她视为“夷狄”的清营与家人团聚。舅妈的行为震撼了他，吴三桂权衡再三，最后还是留在了明朝。
而这时的明朝局势，已到了一塌糊涂不可收拾的地步。
自松锦大战后，崇祯皇帝可倚重的兵力仅有三支：一是吴三桂的辽东精锐，正与清军在宁远展开了一场持久的拉锯战；一支是湖北的左良玉，虽兵多将广，实跋扈难用；再一支便是陕西总督孙传庭统率的三边官兵，这也是崇祯皇帝唯一能够对付农民起义的部队。然而，正是这支长期与大顺政权为敌的朝廷劲旅，却在郏县被李自成的农民军全部歼灭。然后又浩浩荡荡、势如破竹地向京城奔袭而来。
为了保卫京城，明廷除了抽调吴三桂军队外，已别无他法。吴军入关，就意味着放弃宁远，那么，山海关外的所有土地，将全部落入清军之手。上自崇祯皇帝，下至朝廷要员，谁也不愿承担弃地的万世骂名。于是，吴三桂入关之议也就一议再议、一拖再拖，搁了两个月之久，还在议而不决。
就在明廷举棋不定的日子里，大顺农民军以秋风横扫落叶之势，快速逼近京畿。这时，崇祯皇帝才不得不匆匆下诏“征天下兵勤王”，正式命令吴三桂放弃宁远，火速入关，“屯宿近郊，以卫京师”。
命运，又一次将吴三桂推到了的漩涡中心。
其时，宁远已成为一座孤城，吴三桂早就上言督抚，请撤宁远。接到命令后，吴三桂并未“火速入关”。他心里非常清楚此放弃宁远意味着什么，一旦被清军据有，今后也许就难以回到这块生养自己的辽东大地了。于是，吴三桂不慌不忙地将有关事务料理一番后，才率领一支五十多万的兵民混杂队伍踏上了西进之路。这哪里是入关勤王？完全是在进行一场有条不紊的战略大转移。
就在吴三桂还在勤王路上缓缓行进之时，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已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一举攻克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吊死煤山，大明王朝正式落下了的帷幕。
两天后，分兵驻扎在昌黎、滦州等地的吴三桂才得知明朝覆亡的准确消息。凭着一个优秀军人的本能与直感，他毫不犹豫地下令撤兵，赶紧回军山海关，将自己横亘在清廷与大顺之间。
举足轻重的砝码 三
如果说此前是命运在光顾吴三桂，在选择吴三桂，那么，此次的退守山海关却是吴三桂抓住了命运，将自己放在了的天平上，变成了一颗举足轻重的砝码。
山海关是进入关里关外的一把神奇钥匙，它坐落在层峦迭嶂的群山怀抱，素有天下第一雄关之称，万里长城的东端就肇始于此。它东临大海，北有覆舟山和兔耳山，山海相依，地势险要，正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拥有山海关的吴三桂心里非常清楚，以他手中现有的三万“关宁铁骑”，还不足以构成一支独立于清廷与大顺之外的第三支武装力量。也就是说，他只能依附于其中的一支而存在。过去，大顺农民军与清廷政府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但配合默契，在实质上构成了对他们的共同敌人——明廷的南北夹击。明朝覆亡，剧变的形势必然导致两大新生而强大的军事集团水火不容、兵戎相见。而山海关，当是双方拼死争夺的首选之地与焦点所在。因此，吴三桂顿时变得身价十倍，显赫无比。明亡后的仿佛一架天平，一端是清廷政权，一端是大顺农民军，而他，则成了一颗砝码，正位于天平的中心。只要他往任何一方稍稍倾斜，天下大势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归服大顺则可阻止清军入关，使得刚刚奠都北京的新生政权赢得充裕的时间，从而顺利地完成取代明朝的使命；降清则清军长驱直入，抢占农民军的胜利果实，直取北京问鼎中原。
长得英俊潇洒的吴三桂雄踞于山海关之上，踌躇满志地望着关里关外两大前途未卜、忙乱不堪的军事集团，颇有一点待价而沽的味道。
很快地，李自成就向他抛来了“橄榄枝”，派遣降将唐通前来招抚，许诺将有“通侯之赏”。吴三桂自然心有所动，但他没有一口答应。
此时，清廷仍在争取他，封赏也非常优厚诱人。但吴三桂不会轻易倒向清廷，长期的边衅已使他与清人积怨甚深，多次的拒降更使得他顾虑重重。
吴三桂还在权衡、比较、选择、等待。
形势急迫，时不我待，他还在等待什么？
具体而言，他还在等待父亲吴襄的回信。
崇祯皇帝在初拟抽调吴三桂的宁远守兵时，就向朝野大臣做了一个暗示——将吴三桂之父吴襄升为中军府都督调至京城。京城失陷时，吴三桂曾给父亲去过一信，大意是说他将退驻关外，如果全家陷入农民军之手，为亲情计，那么他也只有归降大顺了。也就是说，吴三桂能否倾向农民军，父亲及家人的依归已成为一项重要的“指标”。不几日，吴三桂接到了吴襄回音。从而得知父亲已投降大顺政权，父母家小及其爱妾陈圆圆皆在京城，父亲在信中一再规劝他早日投降大顺，成为新朝元勋，与家人共享荣华富贵。
几乎在接到父亲书信的同时，李自成又派人送来四万两犒师银饷及一份封侯檄书。既能保全家人，又可高官厚禄，还有金钱银两，吴三桂不再犹豫，终于下定决心向李自成投降！
第二天，他就将山海关交到农民军代表唐通手中，再次亲领大军踏上了西进之路。此次并非勤王，而是进京归降。一路上，吴三桂想象着李自成隆重迎接的盛况及封王拜侯的荣耀，想象着与家人团聚的喜悦，特别是想象着在烛光摇曳之下与爱妾陈圆圆久别重逢后的融融泄泄，不由得心花怒放，陶醉神往。
在此，我们有必要稍稍展开笔墨，叙写一下吴三桂与陈圆圆的火热爱情。
陈圆圆从小天生丽质，只因家境贫困，被人贩到苏州当了一名歌妓。她美艳动人，擅长南戏，能吟诗作赋。很快地，其内慧外秀就赢得了众星捧月之宠，成为秦淮河畔鼎鼎有名的尤物，文人名士争相与她交往唱和。每当歌舞赔笑之后，面对孤寂的身影，想着悲苦的命运，陈圆圆总是免不了要黯然神伤一番。她内心唯一的憧憬与企盼，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寻得一个可以依托终生的如意郎君，摆脱这为人所不齿的卖笑生涯与低贱的地位。
第一位让她怦然心动的男子，便是当时号称江南四公子之一的冒襄。两人一见倾心，双双陶醉在浪漫的爱河之中。冒襄临别时，还许下了迎娶圆圆的吉日佳期。
然而，望眼欲穿的陈圆圆等来的不是冒襄，而是国丈田遇弘。这一年，田遇弘奉旨上南海普陀山进香，顺便前来苏州采买色艺双全的女子，被陈圆圆的艳名深深吸引，更被她的曼妙优雅弄得神魂颠倒，结果以重金强聘而去。
田家富有，有权有势，对一名普通妓女来说，未尝不是一个比较满意的归宿。然而，陈圆圆是一个性情中人，她所看重的，乃是心灵的交流与感情的契合。田遇弘年老衰迈，俗不可耐；加之他姬妾众多，喜新厌旧，虽然占有了陈圆圆的肉体，却怎么也不能赢得她的芳心。
就在陈圆圆对冒襄的日夜思念中，那高高在上、俯视人寰的命运之神于不经意间向她瞥了一眼。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与吴三桂邂逅相遇了。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五月，奉命率军奔赴京畿完成狙击清军任务的吴三桂正要北归，突然接到皇帝召见的圣旨。明朝的衰微使得不少趋炎附势之人都在寻找出路，手握兵权的吴三桂突然受到皇帝的宠幸，田遇弘不禁把他视为一把“保护伞”，希望关键时刻得到他的庇护。因此，圣上召见之后，吴三桂又受到了国丈的盛情邀请。
为讨得吴三桂欢心，酒过三巡之后，田遇弘便将他的“宠物”——一代佳人陈圆圆唤出歌舞助兴。
武士生性喜欢刺激，美女与烈酒，常是他们的第二战场与第二生命，吴三桂也不例外。他一见圆圆，就被她那天仙般的美貌深深吸引，而那翕动着的樱桃小嘴吐出的一串串美妙音符更是弄得他情不自持，飘飘然仿佛进入了人间天堂，竟“丢盔弃甲”，缴械投降，乖乖地做了圆圆的俘虏。
陈圆圆一见吴三桂，也被他那年轻英俊、威武潇洒的形象所沉醉。这种具有力度的阳刚之美，不仅使得坐在一旁的田遇弘黯然失色，恐怕就是陈圆圆心中的日夜思念的江南才子冒襄，也无可比拟。
两人按照千百年来流传的英雄爱美人，美人恋英雄的故事模式开始“盗版”“复印”。先是眉目传情，后来瞅了一个机会，在一阵低语中订下终生。这种闪电般的神速恐怕比今日盛行的后现代“快餐化”还要“快餐化”。
酒宴结束，吴三桂将要告辞时，田遇弘才道出了自己的心事：“设寇至，将奈何？”吴三桂也就开门见山地说：“能以圆圆见赠，吾当报公家，先于报国也。”没想到吴三桂为了陈圆圆，后来竟真的置国家与民族大业于不顾。田遇弘闻言，虽然一百个不情愿，也只得忍痛割爱。
吴三桂担心田遇弘反悔，当即留下千金聘礼。
不久，吴襄奉调进京，便按儿子的托付将陈圆圆接到了自家府中……
吴三桂马不停蹄地奔驰在进京途中，想到就要与爱妾陈圆圆久别重逢，心头情不自禁地涌过一股热流，还时不时地激动得浑身战栗不已。
然而，就在吴三桂来到永平以西的沙河驿时，突然遇到了从京城逃难的家人，事情就此发生了突如其来的变化。
原来，农民军进入北京后，采取了一项非常严厉的追赃助饷措施：所有前明官员都得依照官职大小，分等级交纳相应的银两，不从者则处以严刑竣罚。吴襄虽有招降儿子之功，但也没有躲过追比的惩罚：自身被关押，家财遭查抄。
吴三桂得知后，先是惊愕不已，回信上不是还说一切平安的么，怎就突生变故呢？继之是困惑不解，李自成对他封官许愿，赏赐银两，如此看重优待，怎会拷打拘禁他的父亲，还将吴氏满门家财洗劫一空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是不是家人走昏了头胡言乱语？因此，他不由得反问道：“这怎么可能呢？你们是不是弄错了？等我到了京城，父亲自然就会释放，家产也会原封不动地归还的。”说着就要启程继续西行。然而，家人又继续告诉他说：“不仅老爷被抓、财产被抢，就连你的爱妾陈圆圆也被李自成手下的大将刘宗敏给抢走了！”
吴三桂听了，顿时待在原地。刚才还在想象的爱河中陶醉，而事实上陈圆圆早已不属自己，他的所思所想，不过是一场典型的白日梦而已。父亲、财产可以原封不动地归还，可抢走的女人还能原封不动地回到自己手中吗？
何况这追赃助饷根本不是一场误会，而是大顺政权的一项重大策略，他吴三桂以一员降将之身能够改变农民军的政策吗？想于此，吴三桂不禁深深地失望了。不管怎样，再也不能继续向前行进了，一旦到了京城，就会受制于人，半点挽回的余地都没有了。
慢慢地，吴三桂就由失望而愤怒了。
时年三十三岁的吴三桂正值血气方刚之年，陈圆圆在他眼前不断晃动的娇美容颜像是不断泼洒在火焰之上的汽油，他有生以来恐怕还未受过如此难堪的羞辱，不禁咬牙切齿地叫道：“大丈夫连一女子也无以保护，还有何面目立于人世？我吴三桂不灭李贼，不杀刘宗敏，誓不为人！”
这就是流传至今“冲冠一怒为红颜”，吴三桂的为后人所知，在很大程度上与这则风流韵事的广为传播有关。
为了一个女人，为了家庭，为了个人利益，吴三桂那曾经暴露过的人格弱点在关键时刻又一次“浮出水面”。此时的他，完全忘了民族大业与国家利益，也忘了自己的身份及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是凭着一时的冲动、听任自己的本能决断行动。
如果大顺农民军严厉监守他的家人不让离京，如果吴三桂没有遇到他的家人，或者不是在永平以西的沙河驿这一足可回旋的地方碰上，那后来的发展又将会是一番怎样的情形呢？
无法假设，我们只能循着已然发生的一切继续追寻。
一阵暴怒过后，吴三桂调转马头，第二次循来路迅速返回。
他要重新夺回山海关！
的砝码本来已经倾向了大顺农民起义政权这一边，然而，却又稍纵即逝地偏向了清廷统治那一边。
大顺政权与成功、胜利擦肩而过、失之交臂，永远失去了一次难得的天赐良机。以此为转折，他们开始走下坡路了，总是被一些无法摆脱的失意与失败追赶纠缠，一天天地走向衰落，直至彻底覆亡。
这一切罪责，到底由谁造成？
难道是李自成的失误吗？显然不对，他早就意识到吴三桂这颗砝码的重要，即使错过这一机会之后，他还想尽力挽回，一而再、再而三地招降吴三桂，也就是说，他已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是李自成部将之过吗？也不对，他们是无辜的，只不过严厉执行了大顺政权制定的一项政策而已；那么，承担罪责的就该是抢走陈圆圆的刘宗敏了？也不尽然，作为一员武将，抢走个把女人也属“无伤大雅”之举，好像也在情理之中；看来，这引狼入室的罪责就只能算在反复无常的小人吴三桂一人头上了？似乎也不能够，如果设身处地为吴三桂想想，既要招降他，又要拷打他的父亲、占有他的财产、抢走他的女人，他的发怒、他的选择不也属人之常情吗？当时，如果他不返回山海关，而是继续进京，等待着他的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与结局呢？还真难以预料呢……
不是一个任人装扮的侍女，然而，它也会不时地展示一些奇光异彩、奇风异景来迷惑后人。
在这一连串的人物与事件中，到底是哪里出了毛病？该谁承担的责任与过错？
应该说，这些重要人物都难辞其咎，相应地负有某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这笔账又不能算在某一个人头上。正是一连串的偶然巧合与复杂多变的微妙因素构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左右了砝码的位移，改变了的航向。
举足轻重的砝码 四
吴三桂率领他的关宁铁骑旋风般地扑向山海关，向毫无戒备的农民军发动了猛烈进攻，很快就消灭了几乎所有的守城及增援部队，山海关又一次落入他的手中。
吴三桂重占山海关之举无疑是一份宣告与大顺政权彻底决裂的“白皮书”，将自己完全推向了农民军的反面。此时，站在山海关之上的吴三桂再也没了先前的志得意满，而是显得烦躁不安、忧心忡忡，他所面临着的，将是一场无法避免、命运未卜的与农民起义军的生死大搏斗。他虽然收编了两万多农民起义军，又招募了数千新兵，加上原有的三万多人马，共计六万多人，表面看来，兵力似乎相当可观，但仍无法与强大的农民军抗衡。为了保存自己，除了依附清廷一途外，他已无路可走。
然而，他还是不想“认贼作父”，背上投靠异族的千古骂名，便采纳了部将胡有亮的“借兵之计”——不是向清廷投降，而是借来对方的兵力，“共歼李贼，事成则重酬之。”
以往是清军诱降吴三桂，这次却是吴三桂主动致函，说得好听一点是“借兵”求援，但明眼人一看就清楚，这是身处绝境中的卖身投靠之举。
清摄政王多尔衮接信，不禁喜出望外。父兄两代人苦苦血战都难以打开的雄关，如今这把入关的钥匙却神奇般地落到了自己手中，怎不让他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几乎没有半点犹豫，清廷就定下了出兵大计。
山海关实在是太重要了，为了保住刚刚夺得的胜利成果，李自成不得不亲率精锐大军向山海关扑来。同时，他还将吴襄及明太子带在军中，再次招降吴三桂。
李自成抢在多尔衮之前到达山海关，命吴襄阵前致书劝降。
吴三桂心里清楚，清军此时正火速奔驰赶来援救。他已没了退路。为了自己，他不仅忘了国家利益、民族大义，即使面对年迈的父亲，也没了过去的孝慈之心，表现一副人间少有的铁石心肠。他回复父亲道：“父既不能为忠臣，桂亦安能为孝子？桂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旁以诱三桂，不顾也。”
于是，一场势不可免的大战终于爆发了。
吴三桂兵弱，农民军自然占了上风，关城眼看就要陷入农民军之手。这时，多尔衮的增援部队也已赶到。然而，足智多谋、机心颇深的多尔衮并没有及时地投入战斗，而是迫使吴三桂入彀：以便于识别为由要求吴三桂及其部属剃发，变名义上的借兵为实质上的投降。
一边是李自成的农民军愈攻愈猛，一边是多尔衮的要挟施压。吴三桂前不能进，后不能退，只得“束手就范”。以他为始，全体官兵一律剃发，一时来不及者则以白布斜束项背令清军辨识。然后开门揖盗，将多尔衮的清军迎入关内。吴三桂一厢情愿、以求两全的所谓借兵之策，至此全然失败，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归顺。
一次重大的转折就这样于不知不觉间完成了，而李自成却蒙在鼓中，对此全然不晓。
决战开始了，狡猾的多尔衮反客为主，命吴三桂作先锋，自己则躲在一旁观战，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既可检验吴三桂的诚意，又可于两败俱伤时坐收渔人之利。
清军与吴军联手，山海关大战以大顺农民军的惨败而告结束。
幸运之神倏尔远去，李自成的覆亡就此一战而定。除了逃遁、失败与灭亡的命运外，他所能做的，不过就是拼死挣扎，延缓一下灭亡的时日罢了。
弥漫在山海关头的硝烟还没散尽，多尔衮就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命他继续追赶仓皇逃亡的李自成。
如果说据有山海关时的吴三桂还可在天平的中间左右摇摆、选择，那么，当他出关迎接清军入关之后，砝码的使命一旦完成，的改写已成定局，他的地位与作用也就开始向下滑落。在那关键性的决定时刻，是他在选择、改变；而现在，他只能在已然改变的大框架中左奔右突，再无回天之力了。
吴三桂尾随逃亡的农民军紧追不舍，李自成还想尽最后一次努力，以摆脱吴三桂恶狗般的纠缠，从而赢得时间，稳住阵脚，以图再起。于是，他再一次遣使招降吴三桂。吴三桂不仅不降，还违反自古以来的“战争公约”，斩了来使。李自成的最后一次招降失败，他对吴三桂彻底绝望了，将满腔悲愤全部发泄在一直拘押在军营中的吴襄身上，命人将他一刀杀了。返回北京时，又将吴氏一门三十多口全部斩首。然后草草登基，回光返照般地坐上皇位，于虚幻的满足中自我陶醉了几天，便不得不匆匆弃京，向陕西方向仓皇撤退。
吴三桂马不停蹄，穷追不舍，紧紧咬着李自成不放。终于在望都与正定之间追上了李自成，夺回了陈圆圆。
这一切，难道真的是为了陈圆圆一个女人吗？为了女人，难道可以拱手献出山河，可以舍弃父亲家室，可以不顾民族大义？
这不应了中国传统的“女人是祸水”之说吗？
然而，陈圆圆是无辜的。她的确柔情似水，但一点也没为祸，罪不在她。
自从那天晚上吴三桂慷慨豪放、一掷千金将她聘下，陈圆圆就将自己的一颗心完全托付给了吴三桂。有时自然也会想到冒襄，但很快就压抑自己，只把他当成自己的兄长，不往男女情事方面想。不论外在名分，还是内心深处，她都属于吴三桂了。吴襄入京，将陈圆圆接到府上，她不禁吁了一口长气，满以为这回真的修成了“正果”。然而，没想到命运又跟她开了一次残酷的玩笑。她的名声实在是太大了，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后，大将刘宗敏慕名而至，想方设法将她强掳而去。吴三桂与刘宗敏虽同为武将，但前者俊逸潇洒，像一阵拂过林间的清风；后者鲁莽，像一块没有打磨的毛坯。这对生于江南、善唱南戏、吟诗作赋的陈圆圆来说，她不仅不能接受刘宗敏土匪般的抢劫占有方式，在心灵与感情方面更是格格不入。其实，她并未与吴三桂正儿八经地相处过一天，自那晚离别，吴三桂第二天就率军返回辽东去了。她只能在长期的思念中勾勒吴三桂的形象，而想象往往会把对方描绘得完美无缺。她渴望吴三桂，恨不得立时倒在他的怀中。
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拼死拼活地将她从刘宗敏手中抢回，按理说，陈圆圆应该感激涕零得恨不能跪在他的脚下，情不能融于他的血肉之中。然而，就在他们第一次见面之时，却在陈圆圆心中埋下了一道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吴三桂已不是第一次见面的吴三桂，虽然还是那么俊秀潇洒，但其装束却变成了一身令她不敢相认的满服，额前剃得精光，脑后还留着一条猪尾巴似的辫子。作为一个江南人来说，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早已根深蒂固。她不能接受眼前的吴三桂，但又不得不接受。尽管感激，却少了一份昔日那种刻骨铭心、梦牵魂萦的爱慕，甚至还有一丝失望。
如果说吴三桂开关降清是为她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那么后来的所有行为就让陈圆圆不可思议了。满人入关后，吴三桂就变成了清廷豢养的一条忠诚而驯顺的猎狗，只须一声轻轻呼唤，就会不分青红皂白地纵身扑向对方。吴三桂在多尔衮的驱使下，一路追至陕西，又循着李自成的撤退足迹，大败农民军于襄阳、武昌、九江，取得连战连捷的巨大胜利，使得李自成于湖北九宫山被杀身亡（一说于湖南石门出家）。然后，他又平定各地叛将，为巩固清廷统治效尽死力。最令人不耻的，是他进军云贵地区，对昔日曾有恩于他的明廷——逃到南方的残存势力南明王朝不遗余力地予以剿灭。他将南朝最后一位皇帝永历帝赶出国境，赶到缅甸，后又借机将其擒获，就地缢杀。至此，明朝的最后一抹余晖也从的地平线上彻底消失了。
清人自然不会忘记他的莫大功绩，在“嘉奖令”上写道：“王殚忠奋力，运筹谋略，调度有方，遂使国威远播，逆孽荡平，功莫大焉。宜加殊礼以示眷酬，著进封亲王。”农民军与南明朝廷的鲜血，染红了他的“亲王”宝座。对此，史家以其客观公正的态度秉笔写道：“明社之亡，虽由闯贼，然倒以宋室厓山，寔亡于三桂手。”
事实也正是如此，满人在中原大地建立的庞大帝国，主要是依靠了汉人力量，吴三桂不过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已。法国传教士白晋在《康熙帝传》一书中写道：“鞑靼人在征服帝国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而是汉人互相残杀，加上汉人中最勇敢的人，反而为了满洲人去对他们本民族而战。”又是汉奸！这些民族败类总是我们难以绕开的话题。中国自古以来汉奸何其多也，这似乎与封建体制、传统及国民性紧密相连。儒家的活命哲学、封建专制造成的奴才人格、国民素质的软弱阴柔，当是汉奸大量“繁殖”的适宜“温床”。
对于吴三桂的所作所为，陈圆圆肯定有过规劝。但吴三桂是一典型的利欲熏心之人，他对陈圆圆的“冲冠一怒”，说到底也是出于一种不可遏制的个人占有。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当吴三桂投向清廷“怀抱”之后，就将自己完全推向了大顺与南明的反面，没有什么比博得主子的欢心与信任更为重要的了。因此，陈圆圆想通过吹吹“枕头风”的方式改变他的行为，无异于比登天还难。同时，随着地位的不断上升，他采买江南优伶、遴选后宫粉黛，加之陈圆圆年纪一大，姿色渐衰，自自然然地就将她冷落了。
陈圆圆的感情也在翻转起伏，与时变更，历经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她由对吴三桂一见倾心的爱慕到刻骨铭心的爱恋，然后是惆怅、失望，再到怨艾。从贫寒到富贵，从冷清到喧嚣，从爱恋到怨恨……陈圆圆在这大起大落的升降起伏中终于参透了人生，看破了红尘，最后出家礼佛，做了一名尼姑，长年与钟磬、孤灯、青卷、寂寞相伴，直至生命之终。
还有一说为陈圆圆最后乃自尽而亡。若如此，那当是她对吴三桂的所作所为、对自己的个人命运、对天下大势的无可挽回产生了深深的绝望，然后以毅然决然的态度、以一个弱女子之所能而采取的一种别致的反抗方式。
如果说吴三桂年轻时于万人敌中拼死救父的忠勇令人称道，而后来，却变了一个人似的，完全置父子之情与孝敬之道于不顾，一副典型的铁石心肠与虎狼之心，实在令人不耻；如果说在一个男尊女卑的封建里为自己心爱的女人回师山海关多少还有一点男儿血性，那么后来的甘当清廷鹰犬追杀李自成、剿灭南明残剩势力，则完全堕落为民族的败类与的罪人。
举足轻重的砝码 五
也许，吴三桂在山海关面对多尔衮的逐渐施压时，就悔意萌生了。明明是说借兵报仇，而清军却乘人之危地以剃发辨别为由逼他就范，实在是太不仁义了。然而，政治是无情的，它只承认强者。吴三桂不得不剃发屈服，如此一来，也就构成事实上的投降了。后来，多尔衮又反客为再，将他视为一名降将，作为翦灭对手的急先锋。吴三桂受制于人，只有死心塌地地充当着一名刽子手的角色。
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却一直不肯承认自己的降清行为，潜意识层面保留着的，仍是“借兵复仇”四个大字。作为一介武夫，他似乎没有过多地考虑什么民族、国家、伟业之类的身外大事。一段时间，他那致命的人格弱点只容得下个人利益、一己私仇，“复仇”二字死死地盘踞在他的脑海，几乎占据了他的整个心胸。当他抢回陈圆圆、剿灭大顺农民政权后，着实轻松了一阵子。是的，美人重归，仇人覆灭，恨意已消，他那“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只有这时，他才开始正视自己的处境，考虑今后的生存与发展。他举目四顾，除了一些弱小的反叛力量及苟延残喘的南明小朝廷外，整个天下，已非清廷莫属，由他这颗“砝码”所造成的大局业已注定。事实上，他的军事力量也完全控制在清廷手下，容不得他有半点非分之想。他想抗拒，已无法抗拒。他这颗砝码，除了继续倾斜，凭着一种惯性与余力以助清廷扫平天下外，已没有别的更好的出路了。
聪明、机诈的吴三桂一旦明了天下发展大势，就顺着沛然莫能之御的滚滚潮流向前推进了。为了取得清廷的信任与重用，他将自己的亲生儿子吴应熊留在京师作为人质；他抛弃了忠孝仁义、道德廉耻，无所不用其极，做出了一个叛臣所能做到的一切；为了达到新的目的，他甚至一再身冒箭矢，亲临险境，置个人安危与生死于不顾。
一次，吴三桂在进剿四川时，被大西农民军团团围困在保宁。起义将领刘文秀决心不惜一切代价置吴三桂于死地，围层连营十五里，重重防范，还设以象阵相辅。就当时那壁垒森严的围网而言，吴三桂似乎插翅难逃。然而，农民军志在必得，不免骄傲轻敌；围攻时间一长，防守也不可避免地有所松懈，终于被负隅顽抗的吴三桂寻到一个薄弱环节，抓住有利战机，拼死突围，杀出了一条血路。
还有一次，吴三桂在追赶南明永历帝的过程中，中了李定国的埋伏之计，前锋已经进入二伏圈内。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一个名叫卢桂生的降官突然出现在吴三桂面前，道出了眼前的险情。吴三桂大吃一惊，急令撤军，不仅避免了可能的覆亡，还取得了一次决定性的胜利。
命运，似乎总是垂顾于他，让他担负、完成砝码的最后使命。
由于死心塌地地为清廷效劳，主子似乎也被他的忠诚感动了。天下平定后，吴三桂被封为云南王。
清初，汉人封王者共四人，其他三人为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都是早年降清的有功之臣。吴三桂降清虽晚，但功勋显著，首冠亲王之爵。那炙手可热的权威，就是满族“天潢贵胄”也难比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