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王死，儿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又经过几年的充分准备，周人羽毛渐丰，实力足与殷商抗衡，武王九年，大会八百诸侯于孟津，这才正式举起反叛商朝的大旗。“孟津之誓”不到两年，也就是大约公元前1057年，周武王亲率大军伐商，势如破竹地攻入商都朝歌，迫使商纣王自焚身亡，接管了商朝的统治，控制了商朝的所属地区。这年，周王朝在新都镐京正式建立。
传统的“上帝之手”四
周文王的事业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兴周灭商，二为创作《周易》。而这两个部分又是那样地密不可分，它们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贯串于他生命的始终。他完成了他的使命，剩下的事，就该由后人来做了。
周文王虽然从未正式举过反商大旗，但他奠定了推翻商朝的雄厚基础——西周以一个蛮化小邦的身份崛起渭上，占据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绝对优势，并在《周易》中明确了反商灭商的政治纲领及兴周建周的未来蓝图。周武王正是在乃父的基础之上大举兴兵挺进中原，代商而立，一跃而成为华夏民族的实际统治者。
周王朝存世八百多年，在野蛮与征服、融合与发展、文明与进化等方面经历了一番长期、艰难而痛苦的碰撞，尔后转化、定型、积淀为一份丰厚的民族遗产。
周代承续夏商的天神崇拜与祖先崇拜，将它们融为一体，发明了一套依靠血缘关系而建立的宗法制度——融族权与政权合为一体的家国同构模式。 国君集天地人神、政德君宗于一体，是广大民众最高最大的家长，他以王权为中心，把宗教、政治、军事、经济等所有职能紧密结合在一起，严格贯彻到家族与家庭之中，形成一套礼乐有序、尊卑有差、上下有别的等级制度，并将这种宗法制度推向专制集权的道路。为此，西周在殷商统治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庞大而精致的宗法制度和官僚机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王土王臣，又为周朝姬姓一家所有。家是国的缩小，国就是家的扩大。于是，西周在政体上实行分封制，将一块块土地分封给姬姓家族成员，形成一种小家、大家、国家相互融合的大一统“金字塔”式统治结构。并用一套与之适应的文明礼仪治理国家、统治人民。
我们常说华夏是一种早熟，其政治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基本定型了，尔后便香火不断，影响中国长达几千年之久。它留下的遗产主要包括王权的政治与宗教合一、政治与宗族合一，王权的金字塔统治结构，王权的嫡长子世袭制，政治组织系统的尊卑有序，政治指导思想的道德伦理化等等，直到今天，仍有一道脉脉余晖斜照在东方的中华大地。
西周，是华夏本体的形成之时，也是孔子心中典型的美好，他曾发自内心地说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作为中国传统主流并影响至今的儒家学说，正是从西周的土壤中吸取了充分的养料，不少思想直接源于《周易》，有着一脉相承的“血肉”关系。
周文王所推演的《周易》，虽较以往是一次突破与超越，但当时肯定还只是一个大致的框架与雏形而已。《周易》，其实可以将它拆解为两个部分，一为卦爻符号，它们由伏羲八卦两两相迭组成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共三百八十四爻，这是一个固定的不可更改的框架与结构；另一部分就是卦辞和爻辞，即对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的解说。解说部分由文字组成，当然也是一些符号，只是卦爻符号是一个高度凝练、抽象、简洁的符号，而文字符号要具体、复杂得多；卦爻是固定的，而文字则是灵活的；卦爻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对它的解说则因人、因时、因地而异，那么记载解说的文字符号当然就有所变化。于是，后人就在周文王所搭建的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框架内，进行着一些增补、充实、更改的工作，使它变得更加规范、规整、正确。经过一大批有名或无名人士的共同努力，慢慢地就达到了较为完善的程度，形成了一个大众能够普遍接受的版本，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周易》。
《周易》，本来是一部巫术占筮之书，既有神秘主义色彩，也有理性主义光芒；既有迷信的因子，也有科学的成分；既有面对上苍的诚惶诚恐与跪拜依附，也有作为大写的人的自信与自豪。因此，早年的孔子对其不屑一顾，后来才窥其堂奥，发现它包容广大，望之弥高，钻之弥深；秦始皇焚书之时，凡秦记以外的史书及诸子百家之书都要烧毁，只准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类的书籍，秦始皇将它视为一部普通的卜筮之书，这才逃过了一场厄运。正如《周易》的结构可以拆解为卦爻与解说两个部分一样，它的内容也有两套不同的语言系统：一套是有关卦象爻象及占筮方法的，它叙说的是如何预测人事、推导未来；另一套则是关于宇宙世界、人类的，它向我们解释宇宙的衍化法则、人类的起源及其发展规律。战国后，《周易》的两套语言体系便逐渐分离开来，其占筮方法被数术家所引用，它对宇宙、、人生的阐释与解说则为文人学者所器重。春秋以降，人们把《周易》与卜筮过程完全分开，将它作为直接阅读的文本，并逐渐经典化，为“文本——解释”的纯粹精神活动打开了通道。
《周易》，一本薄薄的小书，为何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人？它的魅力到底在哪里？它为何越钻越深，越学越广，难以窥见其底？它为什么能够将一些互相矛盾的对立事物纳于一体，它的“涵养”到底有多深，容量到底有多大？易，本身就包含有易学、易行之义，这，恐怕也是周文王命名之本意吧？“易学”既为容易之学、《易经》即为容易之经，为何艰深晦涩、难学难懂呢？……对于这些问题，虽然没有一个统一而完整的答案，但不少导读及介绍《易经》的书籍都有过或详或略的解释。在此，我没有必要一一重复，只想从《周易》对中国的影响这一角度简要地介绍一下它所包罗的内容。
《易经》是一部充满着辩证智慧的哲学著作，它最著名的命题就是“一阴一阳谓之道”，通过阴阳变化来说明宇宙万物的一切现象。《易经》的中心思想就是一阴一阳、相对相反、矛盾统一。老子的有无相生、崇尚阴柔以及孔子的仁义中庸、崇尚阳刚等核心思想即源于此。西方圣哲黑格尔曾有言曰：“《易经》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此言可谓一语中的。
《易经》是一把打开宇宙迷宫的钥匙，它为我国古代、科学提供了一套别开生面的思维模式，主要包括：一、取象比类，抽象的卦爻符号与文字解说的统一，造成了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相互诱导；二、阴阳对称，讲求万物调和、刚柔兼济与不温不火，其“保合太和”的理想原则，成为中国传统的基调；三、囊括宇宙万物的视野与雄心形成了国人的整体思维方式；四、强调序列，注重节律，“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顺应自然。
《易经》容理性与迷信、科学与愚昧于一体，它包容了太极图谱、五行生克关系、天干地支历法、四时八方方位、河图洛书数学系统，还有后人塞进去的什么“六神八门”、“奇门遁甲”、“纳甲”、“紫微斗数”、“六亲九煞”等芜杂的学说及方法。这也决定了中国古代科学总是精粹与芜杂并存、理性与迷信相随、启蒙与愚昧相伴。
《易经》是一部万世经邦的宝典，乃内圣外王之书，它的不少名言名句都为后来的封建统治者视为治国之本或治国之策，如“与民同患”；“万国咸宁”；“损益盈虚，与时偕行”；“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等等等等。
《易经》包含着一套规范的人生观念，它们像一根红线脉络清晰地贯穿在中华民族漫长的之中。这些人生观主要有：一、乐天知命。“与天地相似，故不违……乐天知命，故不忧。”二、顺天休命。主要形成了两条人生准则，“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三、遏恶扬善。主要体现为天尊地卑、扶阳抑阴、为君子谋等；四、天人合一的境界。
《易经》是一部上古知识的汇编与大全，它不仅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的自然知识，也有“观乎人文以成天下”学说，中国古代所有知识与学科都可从中找到源头。
《易经》所包蕴的丰富内容影响了不少学科的发展，比如它的整体辩证观及阴阳平衡原理启发并决定了中医学的发展走向，阴阳协调原理影响了建筑艺术与工艺艺术，取象思维原则启迪了古典诗歌的比兴法，“意”、“象”结合模式孕育了中国画的创作方法，八卦符号的间架结构启发了舞蹈家的审美认识……中国古代没有一门学问，其哲理思想不渊源于《周易》。
《易经》融象数与义理于一体，极具创造性与灵活性，凝滞与呆板似乎与它无缘，它总是生生不息、变化万千，与时代并肩同步，并能不断地创造、发明出某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奇迹。
传统的“上帝之手”五
当我将目光投向那遥远而模糊的远古，经过一番认真搜寻，最后的视点不得不凝聚在周文王身上。他的身影投射在中国古代的屏幕上，实在是太高大太突出了。当我以他为起点，将中国几千年来绵延不绝的政治与经过一番梳理之后，不得不慨然叹道，周文王对中国的影响实在是太大太深了，这种巨大与深远常在我的心头产生一种强烈的震惊之感！
在政治上，周文王所奠定的西周政体是为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集权之先声，前此已有所论述。现在，我们来看看《周易》对中国古代传统的深刻影响与巨大改变。
《周易》本是一部占卜之书，它的基质为术数、为巫术，是中国巫术智慧的结晶，是第三期人为巫术的代表与象征。这是一个我们不得不承认、不得不正视的事实！《周易》自它诞生之日起，就被奉若神明，直到今天，中国传统仍未在整体上有所突破与超越。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与，几千年来就一直笼罩在一股浓厚的“巫气”之下。这股“巫气”掺和在空气中，渗透在土壤里，积淀在民族心灵深处，强大的浸润与影响导致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后果。
巫术，说到底，是愚昧的象征。它的功能，就在于能使无助、绝望、痛苦的人们在心理上得到某种虚幻的满足。巫术与宗教的之根，都源于贫瘠的土壤之中，都信奉神灵，崇尚奇迹，透着一种神秘的氛围，有着一定的禁忌与戒律，给痛苦的心灵以缓释与安慰等等。但是，它们又有着截然的不同。
巫术是宗教与科学的前奏。当巫术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时，人类在慢慢成熟的过程中将会发现，占卜占筮之类的巫术在生产与生活中并非万能，它们常常失败“流产”，并不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于是，就由无条件地信奉过渡到无法释怀的疑惑，必然面临着一场新的抉择，而摆在他们面前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创立宗教，彻底皈依于神；二是从巫术的神秘氛围中走出，以理性战胜愚昧，走向科学的征途。
然而，中华古代的智慧之路，却出人意料之外，既没有实现巫术向宗教的转化，也没有步入充满理性之光的科学之路。一个我们毋庸讳言的事实就是，我国古代的宗教智慧与科学智慧都不怎么发达。
原因何在？其根由就在中华巫术特别是《周易》之中。以《周易》为象征的中华第三期巫术，是天启与人为的结合， 是神人的智慧结晶。六十四卦是圣人的创造，同时又是天神的启示。《周易》一旦创造出来，就成了一套自在自为的系统，既非后天所能企及，也非后人所能改造，它的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似乎已经穷尽了人类的方方面面。它本身就是一个宇宙，一个人神共创的可以囊括一切的神秘“宇宙”。
《周易》，是人对神的一种信赖，凡是自己无法理解、无法把握、无法控制的事物，都可向冥冥之中的上苍诉求祈祷；同时，它又是人类自主意识的一种体现，希望摆脱神灵的束缚，获得人的思想与行为，进入自在自为的状态之中。它是先民的一次瑰丽的童年梦幻，又是一道东方式的文明曙光。
《周易》的巫术境界，最为推崇的就是天人合一。这里，既没有人类可以完全托付的异己神灵，也没有完全站立的人类本体。既信仰神又要推开神，既依靠自己又要跪拜神。人与神，已经不可分离，似乎融于一体了。而宗教的素质，就是严格地实行“神人相分”与“神人对立”，人就是人，神就是神，是两个无法“合一”的异体，神灵高高在上，人不能对其产生怀疑，更不能拒斥，只有无条件的皈依与服从；在科学中，既没有巫术的“天人合一”，也没有宗教的异己神，人类不论渺小也罢，高大也好，他们只相信自己，通过自己的实践与努力创造一个充满了“人气”的世界。
《周易》既没有为宗教，也没有为科学提供充足的空气、土壤与养料。而后人们对《周易》又是那么奉若神明，因此，中华巫术也就没有完成向宗教或科学的转化。普通民众对《周易》的信奉，很大程度是因为它的“实用性”。《周易》的原质是一部占筮之书，当年的周文王就曾用它一个劲地占卜自己的出狱之日。后人待《易》，大多也从实用的目的出发，有关婚丧嫁娶、动土出行、耕种收获等生产生活行为，事前都要卜卜吉凶。人们的眼光只注重、讲求“实用”，根本不可能在思想意识上有所超越。《周易》的这种实用性又被后来的孔子所看重、利用，这样一来，国人便几千年来一以贯之地停留在“实用理性”的层面，只注重此岸，注重脚下，也就无法在纯粹的思想与真正的科学方面进行深刻的探索与发展了。
中华民族淡于宗教，只有以礼为核心的伦理准宗教；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只有以实用为目的伪科学。于是，中国人所能做的就只有如何“做人”一途了。所谓的做人，必须按照孔老夫子教导的一套“准则”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以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严格执行。不信天神，不信自我，只信地上那些大人、圣人、祖宗这样的“准神”。个人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人格，只存在于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之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今天，还有着广大的“市场”。
没有神灵之光的普照，没有科学之光的闪耀，《周易》长期笼罩着的，就是一股浓得难以化解的东方式神秘主义。
周文王在他所处的时代、被囚禁在一块屁股大小的地盘推演《周易》时，受到了无可克服的时空制约，他面对许许多多无法看清的事物、难以窥其底蕴的“黑洞”、怎么也打不开的“黑箱”，他无法解释，无法洞照，无法厘清，只有祈求神灵、凭借直觉、依靠灵感、借助神秘了。只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种神秘像团不散的阴云一直纠结盘旋在中华民族的上空，压抑得几乎让人抬不起头来：源于《周易》的老子哲学，其核心“道”是一种不可言说的神秘；国粹中医的哲学基础五行学说、诊断方式望闻问切及针灸、用药等是无法明晰的神秘；各种并非宗教的教派如太平道、五斗米教、白莲教、义和拳一直到今天的各种功法——包括曾经风靡中华大地的气功，一脉相承着的都是“神秘”二字；君主治国、官宦治民采取的政治手段与政策方略，全是神秘的“黑箱”操作，没有半点透明性可言，老百姓万难窥其堂奥；不少发明与发现也因“不可传与外姓外宗”等种种神秘因素而失传……国人似乎对神秘有着一种特殊的癖好，仿佛越神秘，就越伟大，就高人一等，就笼罩了一层炫目的光圈。然而，神秘却与迷信、狭隘、愚昧有着天生的血缘关系，如果我们不能厘清神秘的纠结，不能揭开神秘的面纱，不能廓清神秘的笼罩，就无法透明，就无法民主，就无法建立一个现代性的法制。
不仅如此，《周易》对国民心理素质、人生态度、价值取向等也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周文王在《易经》中构筑的六十四卦，其卦爻部分自搭建之日起，就已无可更改，今后也不可能有所改动。这一凝固的卦爻符号就是一个浓缩了的广阔无边的世界，它对应着我们所置身的宇宙。后人所能做的，只是增加或删除一些相应的卦辞与爻辞，也就是说，《易经》已将一个完整的宇宙构建好了，后人所能做的，只是“装修”，做做修修补补的工作而已。民族的活力与创造性就这样于无形中固定、束缚在一个狭小的圈子之中了。中华古代几乎每门学科一旦诞生，就已经大功告成，后人只能干干“填空”之类零打碎敲的活路了。同时，国人对创建与构建完整的体系似乎没有多大兴趣，中华古代的所有自然、学科，似乎都不讲究庞大、严谨而完整的系统性，这与周文王早在三千多年以前就创造了一个囊括一切的“宇宙”而带来的限制与束缚不无关系。
《易经》所创造的“宇宙”也真像一个“魔筐”，似乎什么都装得下，什么都有了。即以现代文明的一些科学成果而言，比如六十四卦严格地对应着遗传密码中的六十四个DNA密码符号，“凡事皆变”的观念完全适用于原子与亚原子世界的规律，一阴一阳的二进制引发微积分的发明使得计算机的创造成为可能……其实，它们并非依据《周易》文本或通过它的占筮之法推导而来，而是西方的科学家发明之后，才在《周易》中找到某种对应与观照，是一种典型的“马后炮”。可是，国人却长期陶醉于此，以为中国传统文明真是无所不包，我国古代简直无所不有，产生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夜郎自大的“天朝心态”。所谓天朝心态，就是盲目自信，在一种空想的基础上将自己拔高到“神”的地位，高高在上地俯视人间，总是想着万国朝仪，瞧不起别人，而自己又无所创造无所贡献。
人们借助《周易》，通过它可以发现许多预想不到的人与事，达到求神不如自求的功效，于是，也就俨然自以为成了一个具有高度智慧的神灵，可以达到神灵的境界做一些人力所不及的事情，慢慢地，就形成了一种盲目的乐观情绪。
人们运用《周易》的实用目的，就是趋吉避凶，表现在生死观上总是执著于生。《周易》大传有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孔子在《论语》中也曾言道：“未知生，焉知死？”于是，也就流连于生的快乐，忌讳死的悲哀。执著于生，既有生生不息的坚韧，也有对生殖的崇拜所形成的“多子多福”观念。多生、多子、多福在国人特别是在农民心中仍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周易》的每一卦、每一爻都有其严格的定位，构成它的基本“元素”只有两个不同的符号，即阴爻－－，阳爻－。 可它们在不同的卦爻之中，所产生的意义、所发挥的作用却截然不同。在《周易》文本中，占筮的吉凶结果如何，往往与爻的位置密切相关。比如乾卦的九五爻，经过《周易》大传一番伦理解说，就成了历代帝王的“专利”——封建帝王有着直薄青天的 “九五至尊”。因此，《周易》大传《系辞》篇一开头就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后来就有了孔子的君臣、父子、夫妇、 男女及尊卑有序、贵贱有位。于是，中国人做什么事都讲究定位与归位，每人都有他的等级、圈子，不可僭越躐等。
《周易》中多次讲到“中”，强调“中”，对“中”抱有一种崇拜兼审美的态度，于是，“中”也就深化演化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伦理范畴，乃至我们的国家也被称为了“中国”。即为中国，也就以为真的居于天下的中央与中心了。对此，宋代石介在其所著《中国论》一书中写道：“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这种居中的观念，对中华古建筑布局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而中华民族的图腾之物——龙，这一从未有过的虚构生灵，其信息在《周易》中也有记述，如“潜龙”、“见龙在天”、“飞龙在天”、“云从龙”等等。《周易》中所说的龙，是古人对自身生殖崇拜而创造的一种巫术兆象，是由云、雨、雷、电等自然天象的一种揉合与融汇。在此基础上，才慢慢发展成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龙的具象——“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龟，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
……
毋庸再举了，《周易》的影响实在是太深刻了，它是中华民族的之源，它改变了古代的发展轨迹，它影响了我们今天的基质……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远古的巫术智慧之果在起着某种决定性的作用。而后人三千多年来几乎每一年都有一次对《周易》的诠释与解说行为，无疑是对这一势能的凝聚、助长、增加与强化。
如果我们能够冷静一些、客观一些，将《周易》放在整个世界的大千景观中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周易》不过是中华古人认识、切入世界的一种独特方式而已，它只是某种生存环境、生产方式、生活状态下的产物。这一独特的认知方式只能适合于某一时代某一空间，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在多元的冲突、对话与融合中发展并存，才是《周易》应有的最佳坐标。
中华民族是一个早熟的民族，华夏文明也是一种早熟的文明，而《周易》，更是一颗早熟的智慧之果。正因为早熟，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几分青涩与遗憾。早熟也是一种“透支”，其代价必须由后人来偿付。我们是该为民族的早熟感到庆幸呢，还是感到悲哀？如果换一个角度，是否可以说《周易》是煮了一锅“夹生饭”呢？对此，我时常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
不管怎么说，我们脚下这块广袤的土地、 我们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早在三千多年以前就由一双看不见的“上帝之手”给决定了，这是我们站在今天反思、开拓未来的一个不容忽视且无可更改的事实！
玩弄“上帝骰子”的千古奇商 一
吕不韦是以一个成功的商人身份登上舞台的。
《史记?吕不韦列传》说他是“阳翟大贾”，《战国策》则称他为濮阳人。阳翟属郑国，濮阳属卫国，都是当时著名的商业繁荣城市。很有可能，吕不韦生于濮阳商人世家，而行商于阳翟，“往来贩贱卖贵，”，只要哪里的生意好做，能够赚大钱，他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行迹遍及赵、韩、魏、秦、楚等多个王国，也算得上是一个典型的“国际商人”了。很快地，吕不韦就以其卓越的才识与出色的经商本事成为“家累千金”的巨富而闻名遐迩。
然而，那时商人的地位却极其低下。其衣服式样，有着特殊的卑贱标志；商人再富有，也不能乘坐高车驷马；人们每每提及商人，都将他们视为不懂礼仪、毫无廉耻、奸猾狡诈的小人，并与罪犯、家奴等同。
写到这里，我的笔触将稍稍展开，探讨一下中国轻商传统的渊源。商业作为流通手段，是生产与消费之间不可或缺的桥梁与纽带，促进了的经济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理应受到敬重与鼓励，却为何总是饱受岐视、屡遭限制呢？我以为原因不外以下几点：
一、以自给自足、自然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不太需要商业这一中间环节，即使少量的商业活动，也为封建官僚所控制，民间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商业经济活动；
二、商业及商人只生产价值，不生产使用价值。一担谷子，经过商人转换到消费者手中，谷子只会少量损耗，绝不会多出一粒，这使得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生活的古代人们产生一种误解，认为商业多余，只有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农业才是天下之本；
三、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特别是战乱频仍时期，商业的利润极高，贱买贵卖，有时一转手就可获利几倍甚至数十倍之多。这对长年累月辛勤劳作仍然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农民来说，不仅得不到心理平衡，也是一种挡不住的诱惑。“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于是，他们纷纷弃农经商。长此以往，戮力本业的人们会越来越少，的根基不是面临着崩溃的危险吗？
四、商业的日益发展必然带动方方面面的公平竞争与人身自由，使得人本意识逐渐觉醒，导致民众反对血缘宗法制度、反对人身与思想的束缚、反对传统人治的长官意志、反对壁垒森严的封建等级……一句话，商业的自由与繁荣必将导致旧有礼法的分崩离析，动摇封建统治的基础；
五、勤劳朴实的农民最为痛恨的就是那些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在他们眼里，商人不事生产游手好闲，却累资巨万锦衣玉食，不正是这样的一类角色吗？于是，自然而然地将他们视为违背伦理道德的奸诈小人；
六、周灭殷商，商朝遗民大都受到迁徙，他们不仅退出了政治舞台，也失去了立身之基——土地，迫不得已，只得转而经商。久而久之，“商人”也就成了生意人的同义语。在周朝，殷商是被征服、被统治的氏族，以当时的道德观而言，商人是理所当然应该受到岐视的一个群体。这一观念一直贯穿于周朝八百多年的漫漫时光之中，时间一长，“商人”也就成了低贱的同义与象征……
吕不韦年轻聪颖、谋略过人，在经商中更是练就了一身处变不惊、纵横捭阖、游刃有余的过硬本领，加之具有雄厚的财力做后盾，他自然不甘心一辈子仅做一名地位低贱的商人。是的，为什么千金之富不如一爵之贵？难道商人就不是人吗？难道他们命该默默无闻受人岐视吗？难道就不能通过经世治国、折冲尊俎、驰骋疆场等途径改变命运，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吗？我们不难想见，这些念头肯定长久地积蓄在年轻巨富吕不韦的心中，不时地啃噬、咬啮着他的心灵，催他奋进。在一个不把人当人的里，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个体自主意识的觉醒，吕不韦想做的，就是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具有人格尊严、自由平等的大写的人！
于是，精力充沛的吕不韦在往来奔波的经商途中，在不断寻找商机的同时，也在顽强而敏锐地寻找着改变自己人生命运的良机。他肯定设想过许多方案，也捕捉过一些机会，但一直都没有付诸施行；也许实施了并未成功，也就没能进入史家的视野记录在案。
一个偶然的机会，吕不韦在赵国都城邯郸街头遇见了一位穷困潦倒的落魄王孙，此人名叫异人，乃秦国人质。顿时，吕不韦灵光一闪，一个绝妙的主意立即涌上心头：要是与异人达成一项协议，由我助他归国，扶他登上秦国国王的宝座，而他则以相国之位作为回报，到那时，我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苦苦追求的一切不是全都达到了吗？
就这看似不经意的一遇一闪， 竟然改变了秦国乃至中国的发展走向！
没有超常的智慧与超常的财富，就不会冒出这一绝妙的奇谋。然而，如果没有七国之争的风云激荡，而是铁板一块的专制集权大一统国家，就不会有这一奇谋的萌芽可能，是战国时代为其提供了成功的土壤。当然，这也是一种超常的冒险，要想达到目的，得有一套环环相扣、切实可行的周密计划，还得经过漫长的努力，若有一着不慎，就有可能前功尽弃。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吕不韦不乏谋略，更不怕冒险，经商本身就带有一定的赌博性质，承担一定的风险。经商成功了，一夜之间即可成为暴富；一旦失败，也许会弄得血本无归倾家荡产。然而，吕不韦只要一想到这些人来经商所遭到的不公正待遇及人们投在他的身上的白眼，他就不会存有半点犹豫。
于是，吕不韦马上放下手头的生意，风尘仆仆地赶回阳翟故宅，与父亲吕鑫相商。吕不韦的财产与父亲共有，如果没有他的同意，就不可能有足够的财力做后盾；如果没有父亲的参与，他的谋略就有可能搁浅受阻，很有可能还得背上不忠不孝的骂名。
下面就是吕氏父子间的一场对话，文见《战国策?秦策五》：吕不韦“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世。愿往事之。’”
由此可见，吕不韦决心义无反顾地舍弃“珠宝之赢”，开始施行他的“异人之赢”了。
第一步，当然是要获得异人的信任，与其达成一桩秘密交易，这并不难办到。
春秋战国时期的人质，与今天为达到某种要挟目的以绑架、劫持等暴力手段加以扣押的人质有所不同，虽然也是武力逼迫的结果，但在形式上还是双方以协商的方式达成某种盟约，由于诸侯国之间的信义日趋低落，相互不得不以人为质来支撑信誉。入质的人大多为太子、公子，个别情况也以大臣为质。
异人为秦王昭襄公之孙，父亲安国君共有二十多个儿子，异人不过其中的一个庶子。他既非长子，生母夏姬又已亡故，不仅没有被立为太子的希望，即使封爵，也难以轮得上他。异人入质于赵的具体时间为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79年），而吕不韦遇见异人则为公元前260年。也就是说，异人入赵已近二十年时间了。这二十年来，秦国恃强凌弱，多次进攻赵国，甚至发生过长平大战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的惨痛悲剧。两国关系如此恶劣，作为人质的异人在赵国的处境之艰险、生计之困厄可想而知。据我们推测，赵国很有可能做出过杀害人质的威胁，只是秦国根本不把异人当回事儿，加之赵国还对秦国抱有一定的幻想，才手下留情饶了他一命。二十年来，异人就在这种险恶与夹缝中浮沉着从一个不甚懂事的少年，眨眼间就变成了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而今的他，身边既无女人，囊中又无金银，而赵人又将他视为来自秦国的敌人予以蔑视侮辱。异人的年龄在增长，日子却越来越不好过了。
正值这种举步维艰的困窘时刻，吕不韦突然出现在异人面前，无异于他生命中的一颗救星。
异人早闻吕不韦大名，也知道他十分富有。然而，在他心中自己虽然穷愁潦倒，毕竟有着高贵的血统，对出身低贱仍为商人的吕不韦也就表现得颇为倨傲，甚至含有几分不敬的味道。吕不韦自然心知肚明，也不跟他做过多计较，就开门见山地说道：“我有能力光大你的门庭。”异人闻言嘲讽地笑了笑：“你知道我是谁吗？就凭你这副商人的样子，还想光大我的门庭？我说先生啊，你还是先光大光大自己的门庭再说吧！”吕不韦不动声色地说：“我的门庭，却要仰仗公子予以光大。”异人摇摇头道：“就我目前的处境，也无法光大你的门庭。”吕不韦认真地说道：“先光大你的门庭，然后由你来光大我的门庭，不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么！”异人想想，觉得言之成理，也就回道：“好吧，我倒是想听听，你有何等本事光大我的门庭？”
面对洗耳恭听的异人，吕不韦不禁侃侃而谈，他说：“你肯定知道秦国当今太子——哦，也就是你的父亲——他最宠幸的姬妾是华阳夫人。华阳夫人至今没有怀孕生子，而你的母亲夏姬早已不在人世。如果你拜华阳夫人嫡母，华阳夫子收你为儿子，你由无母而有母，华阳夫人由无子而有子，岂不是一桩两全其美的好事吗？如今，你爷爷昭襄王在位已五十多年，早就年迈力衰，你父亲安国君即位不过是早晚之事。安国君登上王位，必立华阳夫人子嗣——也就是你作为太子。由太子而为王，这可是秦国几百年来墨守的传统与规矩啊！”
异人一听，不觉茅塞顿开，神往之至：“归返故乡，立为太子，登上王位，世上还有比这更美更好的事情吗？这不是我平生梦寐以求的吗？吕先生，只要能够达到目的，异人我心甘情愿地听从先生一应安排。”
吕不韦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不韦能得公子如此信任，当不辞鲁钝，倾其所有，竭尽全力，以为公子往来驰驱。事不宜迟，我们得马上着手行动才是。于明日开始，我当购买天下奇珍异宝，立即动身赶往咸阳，利用这些年在秦国做生意时结下的故交，全力游说安国君与华阳夫人，以立公子为嗣。从今往后，公子你也就不要意志消沉天天泡茶馆打发时光了，应该振作奋发，多多结交邯郸宾客、各国使节以及名士闻人，借以增长见识传播声誉。至于所需资财，在下先奉上五百金以供开销。”
异人当即感激涕零地说道：“先生如此尽力并慷慨相助，他日若能登上王位，我必命你为相，分秦国与先生共有。天地昭昭，日月可鉴，异人我决不食言！”
吕不韦出师顺利，原也在预料与情理之中。
玩弄“上帝骰子”的千古奇商 二
吕不韦西游咸阳，兆头也不错，虽然比想象的要艰难得多，但事情总算是办成了。
他耗用钱财，费心尽力，好不容易打通华阳夫人姐姐和弟弟的关系，这才带着早就准备好的丰厚礼仪进宫，见到了美艳绝世的华阳夫人。
华阳夫人面对琳琅满目的珠宝首饰、亮衣丽裙与宠器玩物，一件件、一样样，都像是她自己精心挑选过似的称心如意，这对一个寂寞深宫的妇人来说，不啻为一种极大的安慰。顿时，华阳夫人眯缝着眼乐开了花。瞧着华阳夫人兴高采烈的样子，吕不韦推心置腹地进言道：“夫人如今美若天仙，正得太子专宠，如日中天。然而，岁月流转，光阴易逝，他日年迈色衰，一旦失宠，将何以自处？常言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夫人若想青春不衰富贵不败，不如赶紧在诸公子中择一贤者立为嫡嗣。这样，王上百岁之后，所立之子得以为王，夫人即为后宫之主，可葆终生宠幸于秦宫之中。”一番话，简直说到华阳夫人心窝窝里去了。天有不测风云，昭襄王老迈昏花，说不定哪天眼一闭腿一蹬说死就死了，那时候，将何以立身？这不能不说是她心头一桩最大的隐忧。就在华阳夫人听得心悦诚服，连连点头之时，吕不韦就不失时机地推出了异人。他继续说道：“今有王孙异人，少年之时便为国分忧离秦质赵，贤德闻于国中，声名远播诸侯；异人年幼丧母，自小视夫人为亲生母亲；他知夫人原为楚国人氏，便也爱上了楚国风物，穿上了楚国衣裳，佩上了楚国服饰。夫人若立贤德孝顺的异人为子，当可高枕无忧矣。”
华阳夫人闻言大喜，二话没说，当即拍板纳异人为嗣，并赐名子楚。
然后，华阳夫人使出女人天生的看家本事，在安国君耳边吹了几个晚上的“枕头风”，这立嗣大事也就成了。为了安全稳妥起见，她又要求安国君刻了一块玉符作为凭信。
就在吕不韦离开秦国返赵的前一天，安国君特地召见了他，亲口说道：“只等赵国臣服请和，就派人迎接子楚归返秦国。”并预拜吕不韦为子楚太傅。
于是，异人也就摇身一变，更名子楚。
为了庆贺，吕不韦在自家馆舍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特邀子楚赴宴。
两人席地而坐，频频对饮，喝至酣畅之际，吕不韦又叫出能歌善舞的爱妾赵姬以助酒兴。
身着舞服、略施粉黛、娇美动人的赵姬一上场，对女色长期处于饥渴状态的子楚一见，顿时神魂颠倒，不知所持，竟嗫嗫嚅嚅地向吕不韦提出迎娶的要求。对此，《史记?吕不韦列传》写道：
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
从上可知，赵姬献舞时已怀有身孕，对此。吕不韦心里当然十分清楚。原为饮酒助兴，没想到子楚一见钟情。因此，吕不韦心里十分恼怒，这个子楚，也太不像话了嘛，怎能对未来太傅的爱妾产生非分之想呢？从子楚方面而言，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赵姬是吕不韦新娶的爱妾，而是把她当成了吕府上一个普普通通的舞女；要不就是喝多了酒，一时晕头转脑言语失控，内心的真实念头一不小心就从口腔喷涌而出。不然的话，只要稍有头脑之人，是不会如此莽撞失态的。
吕不韦恼怒归恼怒，可一想到自己扶持异人立为太子已散尽千金，就不愿前功尽弃半途而废。为了达到目的，吕不韦于万般无奈之中只得献出赵姬。当然，他与赵姬肯定有过一番秘密而紧张的磋商，其焦点恐怕就是赵姬那微微隆起的肚子，他们可不想将这个刚刚怀上的孩子打掉，那么，就只有死守秘密瞒着子楚一途了。
在历代的史书及有关记载中，也有人认为这是吕不韦的又一条名为“嫁接术”的奇谋，是他主动献出了赵姬，其目的就是要使嬴姓之秦国变成吕姓之秦国。由司马迁所记，仅凭“吕不韦怒”这一“怒”字，我们就知此。
事并非先有预谋。吕不韦一心所念，是怎样扶立子楚登上秦王宝座，自己当上相国。至于要想改变秦国的“颜色”，恐怕他还没有想得那么深远，即以当时的情况而言，也一时无法顾及，是许许多多碰巧凑在一起的“偶然”造成了以后的事实。
当子楚酒醒或是得知赵姬乃吕不韦新娶之爱妾后，他肯定会为自己的轻佻放肆后悔得不行。然而，吕不韦不仅宽宏大量地原谅了他，还忍疼割爱将赵姬拱手奉献给他。这回，子楚真的感动了，他双腿一软，当即匍匐在地，三拜九叩，将吕不韦视为再生父母。
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子楚就名正言顺地将赵姬匆匆娶为夫人。婚后一个月，赵姬才敢将怀孕之事告知子楚。而这时，肚里的孩子已有三个来月了。他们婚后七个月，就生了一个儿子。幸而孩子长得又瘦又小，赵姬就欺骗子楚说正因为不足月，所以孩子才又瘦又小；要是长得胖墩墩的啊，那才不正常呢。一席话，硬是哄得子楚半点疑心都不曾有过。
小孩取名为政，因生在赵国，也就跟了母亲姓赵。赵政不仅瘦小，还长得尖嘴猴腮，丑陋难看。这恐怕也与子楚的日夜折腾有关，一个长期缺少女性的三十岁男人，一旦拥有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娇妻，那个欲火呀，不将他烧成炭块才怪呢。从医学、生理学、卫生学等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身怀六甲的女人在前三个月内夫妻应严禁同房（此后也是越少越好）。子楚不知赵姬有孕，就是知道，要他忍住欲火，恐怕也是一件难事；从赵姬而言，越能瞒着子楚越好，对他的同房不仅不好拒绝，还得违心地配合着才是。而受害最深的当数赵姬肚里的胎儿，在他娘肚子里就罩上了折磨、受虐的阴影。
这孩子不是别人，就是日后统一中国的秦始皇！这枚坚涩的苦果将以变态与报复、血腥与残酷的形式作为一种补偿，注定要让天下之人吃足苦头。此为后话，笔者将在《铁血之王嬴政》一文中予以详尽描述。
秦始皇出生时，吕不韦、子楚都在赵国。一个是实际上的父亲，一个是名义上的父亲，不管实际还是名义，两人对赵政的出生，肯定都非常高兴，很有可能又在一起喝酒庆贺了一番。
就在赵政还只两岁时，一件重大的事情发生了。长平之战后，赵国军力顿衰，昭襄王决意乘机一举吞并赵国。他先后派出数十万秦军，将邯郸围了个水泄不通。直到此时，赵国才如梦初醒，对秦国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与幻想，于是，赵王决意杀掉人质子楚。
一旦子楚被杀，吕不韦的计谋将成泡影。因此，当他通过赵宫内线获得这一信息后，比当事人子楚更加着急。经过一番谋划，吕不韦又一次运用了他那超常的智慧与超常的财富，拿出黄金六百贿赂守城将军偷偷放行。一出城门，就是将邯郸围得铁桶般的秦军阵营，子楚这才得以脱离虎口，返回离开了二十年的故土秦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