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唯其死，就是刘邦的生存、生活方式，也为广大民众所普遍接受、认同、认可。
刘邦最近人情，他不刻意拔高自己，不故弄玄虚故作姿态。他当了皇帝，可骨子里还是一介布衣、一个平民，大家觉得他最为亲切。如果以我们今日的“市民化”概念作为类比，那么他就是古代典型的“农民化”。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这一性质直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多大改变。因此，刘邦的性格、观念、行为就是最为适合中国“国情”的一种典型与代表。他仿佛就是普通百姓中的一员，五情六欲，从不掩饰。他时常跟着感觉走，想吃就吃，想睡就睡，充分地享受生活享受人生，并不怎么苛刻自己，也不确立一个遥不可及的远大目标与远大志向。凭自己的能力与本事去做，达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他相信天命，认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那高高在上、大言希声的老天，谁也无法与之抗争。但他有韧性——一种“狗皮膏药”般的粘劲，他不怕失败，跌倒了爬起来，将身上的灰尘拍拍，抬头望望天空，又百折不回地开步前行。
是的，中国的老百姓真的很喜欢刘邦这位老大哥似的皇帝。当然，从另一角度而言，我们也可以说是刘邦奠定了中国的“汉魂”。“汉人”、“汉族”之称，不都肇始于刘邦所开创的汉朝么？
汉朝，的确是一个令人值得怀想、令人感到亲切的朝代。他们对人间现实葆有一份难得的执著与热情，并希望长期延续、永存不衰。我们从那些汉代的艺术品中常能见到有关生活场景、人物对象的刻画与塑造，有时甚至是非常世俗的普通之物，比如谷仓、火灶、猪圈、鸡舍等等。
然而，也正是汉朝，使得中华民族的实用主义精神更加深入大地。老百姓只讲究实际与实惠，享受安乐与富足，长此以往，必定失去宝贵的追求与高尚的理想；过于世俗化，必然远离崇高、伟大与创造，变得短视、平淡而平庸。
刘邦的所谓“流氓性”，其实也包含着多重意义。它的正面效应如充满活力、视野开阔、权变通达、豁达大度、百折不挠等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刘邦的帝王之业；它的负面因素如低级下流、放刁耍赖、为非作歹等常为人们所不齿而弃如敝屣；而对民众影响最大的乃是它的中性效应，如随遇而安、随缘而活、享受生活、讲求实际、精明圆滑、阴柔计谋等等。
刘邦的怀柔与流氓手段不仅成为后世帝王的典范，也使得中华民族的阳刚之气、高贵之风、磊落胸怀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一股阴柔、世俗、庸常之风逐渐弥漫开来，残酷地侵蚀了民族健康的肌体。
万马齐喑的始作俑者 一
秦始皇的焚书之举及对诸子百家的禁锢造成了那一时期中国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汉朝便是建立在对秦朝的大规模颠覆之上，表现在思想方面，就是一度沉寂了的诸子百家又开始以不同的形式迅速复活。据《汉书?刑法志》所载，在汉高祖刘邦时就已各家共存，兼收并用：“任萧曹之文，用良平之谋，骋陆郦之辨，明叔孙通之仪，文武相配大略举矣。”
汉初实行黄老无为政治，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经过上有名的“文景之治”，至汉武帝时，中央集权大大加强，汉朝的经济实力空前雄厚。内部安定与繁荣之后，汉武帝便将目光转向了外部，他北击匈奴，收复失地，凯旋而回，洗刷了汉高祖“白登之围”的耻辱；又破南越、降滇王、定闽越，建立起东自东海，西到巴尔喀什湖，北自贝加尔湖，南迄南海的辽阔而统一的疆域，使得中国封建进入了第一个鼎盛时期。百家共存，相互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竞争、攻诘与诋毁，以道、儒两家为首的派系矛盾愈演愈烈，斗争日趋尖锐。这种派系间的斗争一旦被分裂割据的诸侯所利用，便与当时削藩集权的政治大一统极不谐调。在疆域一统、政治一统、军事一统、经济一统的形势下，汉武帝也在积极地寻求着与之相适应的思想大一统。于是乎，政治大儒董仲舒应运而生，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汉武帝所激赏，并在全国范围内严厉推行。
学术自由似乎与封建割据相依伴，随着分裂的消失，百花齐放的局面自然终结，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即为思想统一之肇始；汉朝建立后，分封的刘姓诸侯势力日大，几成分裂割据之势，一时间，百家争鸣，似乎又出现了一个相当“繁荣”的时期，而汉王朝削藩的成功又注定了百家消亡的命运。专制集权统治者绝对容不得半点异己思想，听不得半点不同声音，大一统势在难免。只是董仲舒的“独尊儒术”被汉武帝作为一项“国策”严厉推行之后，儒家的“一言堂”便永远居于大一统的核心，即使在此后长期的战乱与封建割据时期，再也没有出现过一次诸子复兴、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直至“五?四”新运动盗来西方“火种”，才打破了这种儒家独尊的垄断地位。
诸子百家中，封建统治者为什么独独看中、选择儒家作为中国的轴心？儒学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哪怕在战乱纷纷、政权林立的分裂时代，也能“一枝独秀”地主宰中国的命运？董仲舒那“一劳永逸”的“成功”密码何在？儒教的“一家独唱”在两千多年的漫长中沉沉地笼罩着中华大地，给我们民族到底造成了多大的影响？……这些，都是我们在思考中国古代时不得不面临的严肃而重大的课题。
万马齐喑的始作俑者 二
汉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董仲舒诞生在赵国广川县一个名叫董家庄（今河北省景县河渠乡大董故庄村）的普通村子。有关他的家世，史书未见记载。但从他小时候就接受启蒙教育这一点来看，当是出生在一个家境比较富裕的庄户人家。董家庄没有学堂，小孩读书，得走上十多里路程，到邻近的十里长村去就学。十里长村有一个源自官宦人家、推崇儒家礼义的苏氏大家族，因此，学堂所教，不外乎也就是儒家的那一套学说。儿时的启蒙教育就这样决定、影响了董仲舒一辈子的人生道路。此后的学习、研究与发展，也只能沿着早年的儒学一脉深掘精进。
学业稍有所成，董仲舒做过一番继续向外发展的努力，但都没有取得重大成功。于是，他就回到故乡，当一名“传道、授业、解惑”的民间教师。
在教学的同时，他一直都在潜心研究《春秋》，寻求该书的微言大义。
春秋时期，各个封国都有编订史书的传统，《春秋》，本是一部记载鲁国的史书，也是中国上的第一部编年史。然而，经过孔子对它的一番刻意修订与整理之后，《春秋》顿时身价倍增，由一部普通的书籍变成了一部著名的儒家经典——融褒贬于其中，以儒家思想为宗纲的政治哲学典籍。《春秋》经文不长，只有一万六千多字，语言简练而意义朦胧，后人争相为之注解，流传且有名的主要有《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及《春秋梁传》。这三传分别阐述了作者不同的思想，它们各自成家，在上成为三门独立的学问。
《左传》是《春秋》的第一个注释文本，出自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之手，《春秋》只简单地记载史实，而《左传》则绘声绘色地叙述了事件的具体过程，它以事实解释《春秋》，是一部政治史书；《春秋公羊传》与《春秋梁传》皆得孔子正传，孔子将《春秋》的政治思想口授给弟子子夏，子夏又分别授予弟子公羊高与梁赤，这一口授心印的传承经过公羊高与梁赤的发挥，终至形成了两种独特的《春秋》学理论体系——《公羊传》与《梁传》，它们于汉代才形成文本，但《梁传》比《公羊传》还要稍晚一些。两书体例同一，很少叙述史实，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与想象发挥、注说《春秋》大义，其差异主要在于解释《春秋》的思想观念各各有别。
董仲舒早年曾到齐地求学，拜在公羊氏的门下，在公羊学馆滞留了很长一段时间，深得公羊学之真传。此后，董仲舒便将春秋公羊学作为自己终生不渝的主要研究目标。他的所有著述，其引文大都来自《春秋公羊传》。
董仲舒为探究《春秋》奥义，几乎达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据《御览》八百四十引《邹子》所载：“董仲舒三年不窥园，尝乘马不觉牝牡，志在经传也。”研究一深入，他书也顾不上教了，将自己关在屋内不分白天黑夜、废寝忘食地旁征博引、苦思冥想，三年时间，连到自家菜田边散步行走都不曾有过；骑马时也没想到要去分辨胯下所乘为雄为雌，一门心思所系，全在“经传”二字。上述文字虽然有点夸张，但多少反映了董仲舒那种锲而不舍、刻苦认真的钻研劲头。不仅如此，他还以儒家思想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一言一行，都染上了儒家的色彩，打上了儒学的烙印，具有了儒者的风范，乃至“进退容止，非礼不行”。
以董仲舒这种拼命的刻苦精神及他那与生俱来的聪明颖悟，可以想见的是，他在研究春秋公羊学方面肯定会取得超越他人的突出成绩。因此，在四十多岁时，他就被景帝拜为春秋公羊学博士，当时同拜这一官职只有两人，另一位是年事高迈的公羊学研究专家胡毋生。古代的博士并非现代的学位名称，而是学官名。秦朝时，只要通达某一领域的理论学说，都会授予博士官职，充当君王的参谋顾问，制定政策法令。由此看来，博士官不过是君王手中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一个工具而已，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御用文人。而专为春秋公羊学设立博士位，这在中国上还是第一次。
董仲舒被当朝皇帝授予博士，自然是春风得意、喜不待言，这可是自己长年努力的一种报偿，是学术成果得到承认的一种标志呵！然而，景帝时的博士官大多不过是一个空空的头衔，他们只能“具官待进”，等候皇帝的任用。于是，董仲舒与胡毋生一同待在京城，一天到晚眼巴巴地盼望着景帝的招用。他们在一起住了好长一段时间，也没有传来皇帝那掷地有声的神圣御旨。景帝只重黄老之学，其他学科的博士只是当当“摆设”，做出一种重用天下知识分子的姿态而已，根本不会受到朝廷的真正任用。
胡毋生早已等不及了，就对董仲舒说：“与其这样等着干耗，还不如回家找点事做呢。”于是，跟董仲舒道过一声别，就匆匆离京返乡走了。董仲舒又在京城待了一阵，实在看不到什么希望的曙光，只得无可奈何地清点行装打道回府，准备重操旧业。
董仲舒一脚踏上故乡的土地，便与京城的冷落形成鲜明的对比。现在，他可是受到皇帝钦点的博士，在普通人眼里，博士就是学问与权威的象征。听说他要正式收徒讲学，前来报名、求教的年轻人络绎不绝。他再也不像过去那样零碎而肤浅地讲说儒家学说，而是系统地向学生们传授春秋经传理论。学生一多，教室坐不下，有时不得不改在露天广场授课。董仲舒传授儒家经学，其规模与成就虽不如孔夫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但也培养了不少在中国具有一定影响的优秀人物。据《史记?儒林列传》所记：“仲舒弟子遂者：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长史……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就连《史记》作者太史令司马迁本人，也曾拜在董子门下求学。
董仲舒除在家乡授徒教学外，还游学四方，并受到河间献王的召见求教，一时声名鹊起，颇受世人尊崇。表面看来，他的日子似乎过得十分风光，可内心深处，却缠绕着一股无法化解的“从政情结”。“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是儒者们一贯的精神支柱与人生追求，深得儒学精髓的董仲舒更是如此。不能进入政治权力的中心，哪怕学问再多、名气再大、日子再风光，似乎也是没有多大的“出息”与价值的窝囊废。一晃悠，他已六十多岁的人了；再一晃悠，一辈子的时光可就过完了，于是乎，心里免不了有着一种难耐的急迫与焦灼。然而，除了热切渴盼与静心等待外，也别无他策。
机会终于来了！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即位。经过前几代君王“无为而治”的积累与铺垫，汉代的政治、经济都发展到了一个相当繁荣的时期。武帝认为，时代的发展再也不需要过去的黄老思想了，他可不想让无为而治束缚自己，他要站在祖辈的基础上实行有为而治，放开手脚大干一番。刚一即位，就征召贤良，表现出对儒家的极大兴趣，并相应地采取了一些重儒措施，结果受到他的祖母——执掌汉朝实际大权、深好黄老之学的窦太后的干预而夭折。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五月，窦太后去世，早就跃跃欲试一展鸿鹄之志的汉武帝认为真正属于他自己的时代已然来临，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更改年号，将建元改为元光。也正是从他开始，此后的帝王动不动就养成了更年改号的陋习，陶醉在一种虚幻的信仰、夸耀与自我安慰之中，却给平添了一份人为的繁杂。
接着是一番对内对外的“综合治理”，然后，汉武帝那鹰隼般的目光又投向了天下文人学士身上，再次向广召贤良，让他们出谋献策，辅助君王治国，使得天下英雄“尽入彀中”。
汉武帝初次征召贤良时，董仲舒正游学四方，停留在河间献王处与他切磋学问。他人居河间王国，户籍却在赵国，因此初次举荐的贤良之士中便没有他的名字。“福兮祸所伏”，如果初次征召进朝任用，以董仲舒的才能与性格而言，将很有可能遭到窦太后无情的压制与打击，当初建议、帮助汉武帝重用儒学的郎中令王臧、御史大夫赵绾就是在窦太后的威逼下撤职，尔后又自杀身亡。然而，董仲舒毕竟在年轻的皇帝身上看到了儒学振兴的曙光，并对他寄予了极大的期望。因此，他对春秋公羊学的研究也更加努力了，“专精于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等到汉武帝完全执掌朝政再次征召贤良这一年，董仲舒已是六十三岁的垂暮老人，虽然晚了一点，但他一直葆有着一颗“参政议政”的勃勃雄心，哪怕再老，他也不会轻易放过这一难得的也许是最后的一次机会。
于是，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又一次欣欣然地来到京城长安。这次，他不仅没像上次那样“坐冷板凳”，似乎为了补偿似的，还享受到了一份难得的殊荣：在所有被推荐的一百多名贤良中排列第一，考试结果出人意料地令人满意，汉武帝又特地为董仲舒加试两场，以虚心的态度向他垂询较为系统、完备的治国之策。汉武帝三次策问，董仲舒三次答对，这便是上有名的“天人三策”。
“天人三策”的主要内容为：一、君权虽为神授，但上天总是警告、谴责、威胁人间君王的恶劣行径。因此，君王要努力实施德教，贬抑刑罚，更化旧的陋习；二、兴办太学，培养贤士，知才善任；三、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也是董仲舒的落脚点之所在，他抬出毕生都在潜心研究的儒家经典《春秋》为据对汉武帝说道：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天人三策”是董仲舒思想理论的一个总纲，其展开、充实与完善都反映在他此后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之中。
董仲舒所言，可谓“正合孤意”。汉武帝审阅这些策论之后，自然大加赞赏，大多采纳，严厉推行：兴太学、建庠序、置明师，将儒家所存的五部经典《易》、《诗》、《书》、《礼》、《春秋》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使得“经”成为儒家典籍的专称；废除诸子博士，专立五经博士，博士之官由此为儒家所垄断，儒家之学也一跃而成为官学；将帝王的封禅活动及五行说纳入儒家体系，以神化儒学，运用五德始终说诏令天下，改定历法，使得普通百姓加深对儒家的神秘感，将其思想渗入政治生活与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此一来，儒学不仅成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而且成为生活行为的一种准则与规范。“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假汉武帝之手，将儒学奉为永恒不变的大法，奠定了儒学在当时以及此后两千多年封建统治中的主宰地位。
独尊儒学，虽然在维护国家的统一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实在是太深远了。其中一个最为直接的恶果，就是导致了儒学的政治化。对此，翦伯赞曾在《秦汉史》中论述道：“儒学哲学变成了封建制度之最高的政治原理，变成了衡量思想之标准的尺度。一切与这种原理相冲突的古典学说，即使比儒家学说含有更多的真理，也要从头到尾被摧毁。从这一时代起，孔子便从诸子百家之中超升出来，变成了东方世界之罗马教皇，而儒家哲学也就变成永恒不变的真理。谁要批判儒家哲学，谁就是名教的罪人，的叛逆。”直到今天，儒学仍被不少“卫道者”奉为不可更移的圭臬。
定儒家于一尊，这是类似于秦始皇大规模焚书的一次浩劫，所不同的是两者运用手段有别，一用强制毁灭的方式，一以柔性打磨的策略。汉武帝、董仲舒的钳制手段远比秦始皇、李斯高明，其改变也更为彻底，影响也更为深刻。胡寄窗在《中国经济思想史》认为：“秦以后的曾遭受到三次厄运：一次是秦始皇的焚书，一次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又一次是明初的科举制度。在这三次中，要算董仲舒所发动的这一次对封建政权的长期巩固所起的作用为最大，其在上危害也最长远。”
儒学一旦成为“国教”，也就变成了一门不是宗教的准宗教，广大民众的信仰在此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将那独一无二主宰宇宙的上帝降格为封建帝王将相与儒家代表人物。一个没有真正宗教的民族其想像力必然退化，思辨必然贫弱，信仰必然世俗，一个两眼只盯着自己脚下的极端实用主义者永远也不可能成长为一名伟大的巨人。
罢黜百家，使得全国只剩下了一门异化了的政治学问——儒教。当官的、教学的全都成了清一色的儒生，研究儒学成为一条通达之道，其他学说自然地就冷落了。孔子“学而优则仕”的主张，确立为正式的文官制度。从上到下，国人所读之书、所明之理全部都是儒家的一套“玩意儿”。而儒家经典不过就那么少量的几本，其教义更不能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两千多年来，全体儒生（几乎囊括了所有的知识分子）所干的事情，不是诵读六经，就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在一个狭小的圈子内左冲右突，怎么也突破不了那张无所不在的“儒教之网”。一代又一代精英的智慧、才华与创造就这样白白地空耗浪费，他们留下的所谓成果就是一大堆在数量上相当于其他诸子研究总和的没有半点用处的儒学专著。国民性中的自我封闭、盲目自足、因循守旧、不思奋进等莫不与儒学的定于一尊密切相关。
儒教以礼为规范，仁为思想核心，义为价值准绳，知（智）为认知手段。而礼教压抑人性，仁义限制经济的竞争与自由发展，一味地讲求道德使人变得虚伪，实用主义态度让人变得卑微委琐，怀旧复古使人陶醉于往昔的荣光中不思进取，三纲五常捆绑手脚束缚行为……人们没了自己的选择与思想，只能以统治者规范的儒家圣人与儒教经典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日子一长，国民的思想萎缩了，精神麻木了，情感异化了，创造僵化了……而封建统治者却从中大获其利，虽然君王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但封建制度、专制政权两千多年来却一以贯之地延续不断。
思想归于一统，形成了中国上政治干预学术的恶习，战国时期那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成为文人志士们只可缅怀的“绝响”。两千多年来，学术成了政治的附庸与奴婢，没有独立的地位，更没有竞争与争鸣。不论学术，还是思想全都僵化、凝固成一潭波澜不兴的“死水”。于是，除了原地踏步兜圈子外，哪里还有什么别的出路？
万马齐喑的始作俑者 三
儒学，本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之言，何以在中国封建两千多年的漫长中一直受到统治者的青睐而长盛不衰？其中肯定有它成功的内在因素。
儒源于“巫”，巫、儒两字属同音假借，也就是说，儒的前身就是巫。西周时，巫是从事占卜等宗教活动的高级知识分子。春秋时，巫成为儒，指教授经典、礼乐及指导贵族婚丧祭祀和其他典礼仪式的专家。由此可见，儒的可谓源远流长，在远古时一直位居中国的主流与中心地位。若论“年纪”，恐怕其他各家都比不上它，这一点，在论资排辈的中国非常重要，儒家占有诸子各家无可比拟的天然优势。
从早期中国的发展与演进来看，夏、商、周三代由原始宗教过渡到自然宗教而发展为伦理宗教，经历了巫觋、祭祀、礼乐，模式虽然各各有别，但一直贯穿着一种连续性的内在气质：重孝、亲人、贵民、崇德。这种气质是以黄河中下游为总体背景，在历代王朝对周边地区漫长的征服与融合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与长期安居一地、经营小块土地的农耕方式相互吻合。也可以说是黄河中下游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及农耕方式决定了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华夏民族气质。这一气质在西周开始定型，逐渐凝聚、形成中国的基本人格。而儒家思想产生的源泉与基体，正是重孝、亲人、贵民、崇德等中国的内在精神气质。早在孔子之前，中华本土就有了儒家思想，其中不少内容就直接源于《周易》。西周礼乐是儒家产生的肥沃土壤，为孔子及早期儒学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观、政治哲学、伦理德性的基础。儒学是一门生长于中华土壤之上的“智慧之树”，也是一门适合中国“国情”的学问。这一点，正是儒学得以统驭、凌驾于其他诸子之上的内在根源，只要中华民族的农耕方式未变，封建体制未变，这棵“智慧之树”就有可能长青不衰。
严格而论，中国上的第一位大儒并非孔子，而是西周初期的周公旦。周公乃周武王之弟，曾助武王灭商有功。武王死后，继位的儿子成王年幼，便由周公摄政。他平定了管叔、蔡叔、武庚及东方夷族的反叛，大规模分封诸侯，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如果我们还将视界稍微拓展，就会发现周公旦的一套也不是他的原创，而是源于周朝的创始人周文王及其《周易》。然而，毕竟是周公首开儒学世俗化之先，将其运用到、政治制度之中，形成了后世儒家之基础。杨向奎在《宗周与礼乐文明》一书中指出：“没有周公就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又说：“以德、礼为主的周公之道，世世相传，春秋末期遂有孔子以仁、礼为内容的儒家思想。”荀子也以周公为第一代大儒，孔子对周公及西周更是仰慕不已，曾发自内心地赞叹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并念念不忘“克己复礼”。
后人将孔子视为儒家创始人，其实颇有点名不副实。他对儒家的主要功绩是“述而不作”，他并没有创造性地贡献什么，不过从早已流传的典籍中选择六部，按照自己的意图增删、修订、编辑、整理了一番：序《书》、删《诗》、传《易》、正《礼》与《乐》、作《春秋》，将它们定为儒家的经典，作为学生的必学教材。真正属于他本人创作的著作只有一部《论语》，而这也是他的弟子们根据他生前的有关言论编辑整理而成。因此，后代就有不少学者将周公视为儒学的制作者，孔子则为儒学的传述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原道上》写道：“故隋唐以前，学校并祀周孔，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盖言制作之为圣，而立教之为师。”
作为政治家的孔子是失败的，他周游列国到处碰壁没有得到各国君王的重用；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多少空有其名，其创造性的东西实在是少之又少；作为教育家而言，孔子却是极其成功的。这，恐怕也是他一生的骄傲与安慰所在。他培养了不少方方面面的著名人才，学生们对他尊重达到了忠心耿耿、至高无上的程度，正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也许正是因为这一伟大的教化力量，孔子才被弟子推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并一代代地传承至今。
儒家虽不为孔子原创，却在他手中经过一番精心刻意的改造。早期儒学脱胎于占卜、祭祀、祈祷等活动，自自然然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而孔子所关心的却是形而下的东西，他很少谈论天命，总是关注着现实，思考的是怎样做人，怎样为君王服务，怎样治理民众等一套实实在在的东西。“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是他的学说准则。因此，孔子仿佛儒学的中介人，将过去带有宗教色彩的原始儒教引入世俗的范畴，一变而为世俗儒学，成为诸子百家中的一个学派。如此一来，儒家便在孔子的“摆弄”下拐了一个大弯，完全走上了一条新的发展轨道。
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除孔子外，还有孟子。包括此后的一些大儒及继承者，他们的思想虽然有所发展，但一以贯之的脉络却相当清晰，基本上是沿着孔子改造后的儒教在他圈定的世俗化轨道上前进，既缓慢又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与。
孔子世俗儒学的主要特征为：着眼于脚下的现实，不作思辨哲学之类的玄想，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人生；讲究中庸之道，将其视为为人处世的最高行为准则；提倡仁义礼德、内圣外王，强调个人服从国家，个性融于群体，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标准衡量个体的成败得失；崇尚三皇五帝及西周时代，推重远古圣贤，憧憬理想的大同世界……
孔子将他的这套仁义礼德及中庸复古学说四处“兜售”，而在封国林立各自凭借武力“说话”的春秋末期根本就不会有半点“市场”，他也就只有东奔西窜到处碰壁。
及至战国时代，秦国重用法家，一跃而成为天下强国，秦始皇一统天下大举焚书，儒学首当其冲地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秦朝短命而亡，西汉初期，统治者提倡无为而治，重用的一直是黄老学说。
表面看来，自春秋末期的战乱以来，孔子儒学已由初期占据华夏中心地位的原始儒学退居到的边缘地带，成为法学、黄老之学的陪衬。然而，我们只要稍稍深入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先秦时期，儒学虽然没能成为思想的中心，但它与法、墨、道等家并列，一直居于显学的位置。孔子作为先秦上最为成功的教育家，他所培养的儒家“学徒”就如播撒在中华大地上的一粒粒种子，在这块哺育了儒学的适宜土壤上继续生长。他的那些弟子们通过兴办“私学”的形式，很快就将孔子儒家学说在普通百姓中传播开来，占有了广阔的民间“市场”。因此，孔子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从政无门后降格以求的教育活动。
孔子儒家得到百姓的认可，在民间一天天长大，形成蔚为壮观的民间“气候”，再到官方重视、重用，不过是一桩时间迟早的事情罢了。
除教育活动外，孔子的另一成功因素就在于他的超常智慧。他通过编订典籍的方式将儒家学说既零散又系统地融于《易》、《春秋》、《诗》、《书》、《礼》、《乐》等书之中。后人只要阅读这些早已流传的经书，那么，就将自自然然地受到儒学潜移默化的影响。哪怕在秦始皇实行最为惨烈的浩劫——书之时，位于六经之首的《周易》却能以占卜之书的“身份”得以保全。孔子曾对《周易》进行过一番精心的改造，据司马迁所言：“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也就是说，在其他诸子百家惨遭毁灭性的打击之时，儒家思想虽也处于低潮，却依凭凝聚了儒学之精华的《周易》一书得以继续传承，学术源流从未有过停止与中断。
汉初统治者虽重黄老的新道家学说，但并不排斥儒学。有着广阔民间市场的儒学很快就在当时宽松自由的环境中复苏了，发展到堪与黄老学说分庭抗礼的地步。据清人张金吾《两汉五经博士考》所记，汉初可考的十五名博士中，绝大多数就是儒生。
儒学虽无开拓、创业的探索精神，但它积极用世的内容却极适宜于封建王朝统治者巩固政权，就连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也看到了这一点，认为“儒者可以守成”。儒学愚民思想可让底层人民浑浑噩噩无知无识，它的等级秩序将民众划分为森严壁垒的级别各自相安，它的仁义礼德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行为不敢越轨，它的中庸之道使人保持一种不偏不倚、回避矛盾的处世原则，它的怀念远古、憧憬理想的大同世界给人一种虚幻的安慰，它残留下来的宗教痕迹使得人们将它视为人生的一种准宗教信奉不渝……于是，当西汉中期之时，生产发展到较为繁荣的程度，“可以守成”、能够维护封建统治的儒学理所当然地就受到了汉武帝的青睐。儒学，在退出昔日的主流地位后沉寂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后，又粉墨登场，进入了喧嚣的中心。此后的历代封建帝王便一脉相承、始终不渝衷心信奉，并将它推崇到了至高无上的“国教”地位。
汉武帝刘彻那看似偶然的选择，其实包含着一种、与政治的内在必然。
万马齐喑的始作俑者 四
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董仲舒身上。他在完成策对之后，自我感觉相当良好，对其中的思想观点及建议措施都非常的满意。事实也正是如此，汉武帝对“天人三策”不仅激赏，而且及时、严厉地采纳施行。然而，汉武帝却并没有因此而重用他，连在中央的位置也没给安排一个，而是将他派往诸侯国江都为相。
汉武帝征召贤良之士的目的，就在于量材录用，以佐其政。董仲舒排名第一，策论又好，却为何得不到皇上的重用呢？这真让董仲舒百思不得其解。他一辈子盼望着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进入权力的中心位置一展宏图。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个自以为可以发挥、施展的机会，可皇上只对他欣赏，却不愿委以大任。于是，他的心中涌过了一股难抑的失落与惆怅。
他想不通，也许，是因为江都王的缘故吧？汉时江都，即今天的江苏省扬州市。封到那儿的易王刘非是汉武帝的同父异母哥哥，他喜好武力，崇尚冒险，为人骄横，颇有一点桀骜不驯的味道。很有可能，汉武帝派他去当江都相，是想依靠他以儒家礼仪去束缚、纠正易王的过错，从而维护中央的集权统治。如此说来，也可以认为这是汉武帝对他另一种形式的重用。也只有这样解释，他的内心才能够得到一点安慰与平衡。
君命一声如山倒，皇上圣旨一下，董仲舒无法违拗，只得满腹心事地离开长安，赶往江都赴任。
他一上任，就用自己熟知的那一套儒家礼仪来约束易王刘非，劝谏他遵循儒家的等级秩序、尊卑观念。董仲舒自“天人三策”一出，已是天下闻名，易王也不敢对他非礼，只得表示敬重，做出一副虚心纳谏的样子。一时间，王相之间也能相安无事。
董仲舒为探究春秋公羊学之精义，于儒家典籍之外，还涉猎了法、墨、道、名、阴阳等其他诸子百家的著作以融会贯通，特别是对阴阳五行学说，更是有着深刻的研究与独到的见解。因此，他除了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治理百官外，还常常用阴阳五行学说处理政事，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江都求雨、止雨。
董仲舒在江都为相的第二年，境内突然下起了连阴大雨，一时间，江河灌满，农田受渍，可大雨仍下个不停，没有半点止息的迹象。如果大雨继续不止，不仅农作物受损减产欠收，弄不好还会发大水闹洪灾。老百姓急了，大臣们也急了，董仲舒更是焦灼不安。无奈之际，他便想到了自己这些年来研究不辍的阴阳学说，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何不将其运用一番呢？于是，一番推演过后，董仲舒想出了一个法子，以阴阳五行中的相生相克原理止雨。他认为雨水连绵属阴气过盛，阳气衰弱。若要止雨，就得张扬阳气、收敛阴气，使得阴阳二气势力均衡。他相信天人感应之说，天人本为一体，只要人间有所行动，上天就会感应，反之亦然。女为阴，男为阳，开阳而闭阴，“女子欲其藏而匿也，丈夫欲其和而乐也”，如此一来，阴阳就能得以平衡，雨水就会自然而止。于是，董仲舒要求官吏们将妻子藏匿家中，女子不能随便出来走动，所有水井也要统统盖住以防阴气泄漏；而男子们则身穿红衣、头戴红帽、腰系红带，大力张扬阳刚之气；还打扫社祠，摆上牺牲，由巫祝在一旁祈求上苍止雨。按照董仲舒的预先安排，这一活动要进行三天。可是，还只第二天，一直阴沉着的天空似乎真的有所感应，突然间云收雨霁，一片晴和。百姓自然欢呼雀跃，而董仲舒的声名更是传遍江都王国的角角落落。
董仲舒运气真好，他这一套巫术般的装神弄鬼正巧赶上了雨将止息的时刻，结果博个得满堂彩。更为幸运的是，此后，他继续运用相生相克的五行原理求雨，“凡求雨之大体，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乐。”仍是止雨那一套“把戏”，只不过反其道而行之，结果又获成功。他的止雨、求雨分别选在久雨必晴、久晴必雨的时刻，因此颇为灵验。这种灵验与他的那一套阴阳五行及天人感应纯属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可这种偶然偏巧全让他碰上了。于是，在科学知识无法解释的情况下，董仲舒满怀虔诚之心，不得不认真地思考天、地、人之间的内在联系，由此形成了一套相应的观念，深刻地影响了他对儒学的改造。
董仲舒治理江都，经过他的一番艰苦努力，确也达到了政通人和、经济繁荣的兴盛景象。然而，他的政绩不仅没有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反而因为江都王刘非而获咎遭贬。
董仲舒想用儒家的那一套仁义礼德学说影响、束缚易王，可刘非从小养就的武人气质远非董仲舒几句不关痛痒的言语所能改变。其时，汉匈关系恶化，匈奴多次骚扰汉朝边境，好勇尚武的刘非多次主动请缨，要求带兵攻打匈奴，但武帝始终没有答应。刘非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中立有赫赫战功，他手下又有一帮有勇有谋之士，对汉廷一直构成潜在的威胁。平时，他也不太买武帝的账，颇有点我行我素的味道。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易王刘非又上书武帝，请求出兵进击匈奴，以平汉民心中长久淤积于心的愤恨之气。武帝对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干涉朝政相当反感，可一时又奈何不了他，便将满腹积怨一股脑地发泄在董仲舒头上：当初寄予厚望派你去当江都相，不就是希望能够匡正、劝谏易王循规蹈矩、忠心朝廷的吗？可易王不仅没有改变，还有点变本加厉了，你这个相国到底是怎么当的？！汉武帝一恼怒，就撤了董仲舒的江都相之职，将他召回长安，降为中大夫——一个没有固定责任的闲职。
董仲舒回到长安，怎么也闲不住。拿了皇上的薪俸，当然得干活才行，没有具体政务，就将他的一套《春秋》政治学说传授给汉武帝的近臣吾丘寿王及太子刘遂等人，同时还进行春秋公羊学理论与政治实践相互结合的探讨与研究。
董仲舒从“灵验”的求雨、止雨活动中得到启发，将这种思维方式推而广之，以《春秋》为据，把自然界的突发事件与的政治现实联系在一起，相互推导、相互求证。没有想到的是，他差点因此而遭致杀身之祸。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的一天晚上，董仲舒不知怎么就想起了前些年发生在辽东高庙及长陵高园便殿的失火事件，一时间，他不禁神思飞扬、灵感倍增，便以此为例，运用《春秋》中的灾异论分析、推演了一番。他认为之所以发生宗庙烧毁的非常事件，原因就在于朝政积弊未除，皇家宗室骄奢淫逸。而挽救的措施就是秉承天意，清明朝政，铲除朝廷内外的擅权作威之人。他一边分析推理一边顺手记下，乃至通宵达旦，才写成一篇草稿。然后，他走出门外，呼吸着清早的新鲜空气，沐浴着初露的晨曦，一边漫步一边继续推敲不已。
凑巧的是，与董仲舒来往密切的同事、中大夫主父偃一大早就前来拜访他。仆人让主父偃等候，他不禁慢慢地踅进董仲舒的书房，往书桌上一瞧，一眼就发现了一份刚刚草就的手稿。拿过一看，上面的内容不禁吓得他心惊肉跳。稍稍镇静，具有小人邪恶心理的主父偃认为自己飞黄腾达的机会终于来了，将这份“灾异之记”的草稿偷偷塞进怀里不辞而别，然后密奏朝廷将董仲舒告了一状。
汉武帝看了这篇草稿，也不想贸然处理，就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急召当朝贤良，传阅草稿，征求他们的意见。草稿没有署名，也没有誊写，字迹随意，一时难以分清何人所作。传到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手中时，他当然也不知道这则“灾异之记”出自恩师之手，就揣摸皇上的心理，针对其中的内容大加挞伐，认为作者不明事理犯上作乱，表面上是引经据典，实则是对经典的亵渎与歪曲。其他学者也一致附和、赞同吕步舒的抨击。于是，董仲舒被打入监狱。若以妖言惑众、下级诽谤上司等几条罪名而论，按当时的刑法，足可将董仲舒判个死罪。后来，汉武帝看在他那份卓越的“天人三策”分上，才下诏赦免了他。
不久，董仲舒又重获启用，官复原职。这时，江都王刘非去世，新主刘建继位，汉武帝又派董仲舒复出江都再次为相，辅佐少主。刘建从小作恶多端，对董仲舒的劝谏与辅佐根本就听不进去。为吸取上次汉武帝迁怒的教训，董仲舒主动请调，转徙胶西王国为相。胶西王刘端虽然能够善待他，但两人的合作也不愉快。后来，董仲舒看出刘端骄横暴戾图谋不轨，而自己又无法扭转，稍不小心，就有可能惹出杀身之灾与灭族之祸。惹不起躲得起，想到这些年伴君如伴虎的宦海沉浮，董仲舒对从政一途已然心灰意冷。于是，他向武帝递上辞呈，请求告老还乡。这一年，他已是七十七岁的老人了。
董仲舒的从政经历与孔子似有不少相同之处，孔子与其弟子到处碰壁，还不时遭受驱逐、围困与饥饿的“纠缠”；而董仲舒则是不受重用，每到一处，都与别人合不来，无法和谐相处，结果空有一腔大志，不得不主动引退。学术与政治，严格说来是两条不同道上跑的马，而孔子与董仲舒硬要将它们生拉硬扯在一起搞什么“拉郎配”，最后受到戕害的只能是学术。他们相当狼狈的从政之路，也从某一方面证明了儒学与政治的不合时宜。可是，他们却不明其理，一心想着为君王服务，为朝廷效命。自己从政不达，还将满腔希望寄托在后来的儒者身上。
董仲舒回到长安老家后，“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与早年对学问的学习研究有所不同，董仲舒晚年以著述为主，将毕生的研究成果与人生结晶形诸文字，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辞官居家后写成的。如果董仲舒老死官场，那些流传至今的总结性文字如《春秋繁露》等也许在它们还没有问世时就已“胎死腹中”了。由此看来，士以不遇为幸遇。
然而，董仲舒即使告老之后，还是念念不忘官宦仕途，心有所系，感慨万端，不禁黯然神伤地挥笔写了一篇《士不遇赋》的长文。其中的“时来曷迟，去之速矣”，“心之忧矣，不期禄矣”等句正是他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
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左右，董仲舒以九十多岁的高龄老死家中，走完了既热闹又寂寞、既坎坷又平坦、既伟大又可悲的一生。
万马齐喑的始作俑者 五
我之所以跳过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尊崇的圣人孔子，通过董仲舒来叙说儒教，是因为以我的一管之见，认为董仲舒在儒学发展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要远远超过孔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