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我们已有所论，孔子并非原始儒学的创始人，他不过以增删、编订、整理经书为手段，将宗教性质的原创儒学改造为积极入世的世俗儒学。他奠定了我们今日所认识的儒学之根基，但也不过就是诸子百家中的一门学说而已。即使我们承认孔子为儒学的创始人，也不过如墨翟之于墨家，老子之于道家，韩非之于法家，惠施、公孙龙之于名家，邹衍之于阴阳家而已。作为诸子百家中的代表性人物，尽管在本家学说中居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在相互争鸣的百家中却没有什么了不得的突出与炫耀之处。如果不是将儒家定于一尊，儒学虽属显学，也比法、墨、道等家高明不到哪里去。司马谈曾在《论六家要旨》中对重要的诸子学说之优劣做过一番相当客观、颇有见地的分析比较：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从上可以看出，司马谈最为推崇的还是与时而化的道家。然而，最后却是“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儒家占据了中国古代的“巢穴”，凌驾于其他各家之上，此中功绩当数董仲舒一人。如果不是他的明确建议，汉武帝就是推崇儒家，也不会如局中人那般一下子就置对手于死地——凡与儒家相左的皆以行政手段全部罢黜，一个个“斩尽杀绝”。这样的主意，只有互相攻讦、拆台的对手才能想得出来。董仲舒说出了封建君主想说而无法形诸语言的内容，就那么一眨眼的功夫，中国传统两千多年的命运就被一双看不见的“上帝之手”决定了。要说儒家的有功之臣，除了“毕功于一役”的董仲舒外，还能找出第二个可以与之比肩的吗？因此，王充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儒学的正宗、代表及落脚点就在董仲舒一人。
当然，封建帝王之所以在诸子百家中看重、选择了儒家，也因儒家有利于他们的统治。对此，梁启超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潮之演变》中写道：“周末大家，是与孔并者，无逾老墨。然墨氏主平等，大不利于专制；老氏主放任，亦不利于干涉，与霸者所持之术，固已异矣；唯孔学则严等差，贵秩序……于帝王驭民最为适合，故霸者窃取利用之，以宰制天下。”
儒学在董仲舒之前还只能算是一门学问，而一旦定于一尊，就成了一种“教”。教者，唯有一套凝固的模式，而少有发展与创新，比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它们的教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已明确，后人所能做的，就是诚惶诚恐地信奉。当然，为了适应时代，少量的改造也是有的，但万变不离其宗，教旨的框架与规范是怎么也突破不了的。人们之所以将儒家、儒学称为儒教，也在于它具有这种“万变不离其宗”的“功能”。
董仲舒对儒家的功劳似有两件，一是向汉武帝提建议，另一件便是将一辈子的心血耗于春秋公羊学的研究之上，并用它对儒家的学说加以改造。孔子的第一次改造使得原始儒学成为世俗儒学，而董仲舒的第二次大的改造则更是使它由早期的形而上“沦落”为统治者的一门地地道道的“驭民”工具——政治儒教。
董仲舒改造后的政治儒教影响了汉代及以后的政治、伦理、、经济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改变了我们脚下这块赖以生存的土壤，在此不得不略加阐述：
一、天人感应。这是董仲舒以阴阳五行原理为基础构建的一套宇宙模式论，他认为，天地之间充满着阴阳和五行之气，人生活在地面，与天隔着一层气，气是天和人的中介，人与天正是通过阴阳与五行之气进行精神层面的交流，相互感应，息息相通。天有所变，人有所感，只要细心体会，就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由此看来，若说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家没有形而上的思辨色彩，似乎多少有点冤枉了他。只是他的这种宇宙论模式完全是为政治服务的，比如他将天人感应、阴阳相克用于求雨止雨，以《春秋》推导灾异之变。发展到后来，经学中的神学因素与谶讳迷信相结合，成为两汉之际的一股思想浊流。这种与宗教巫术类似的畸变思想，其实质就是一种拙劣的骗术，它造成了中国史上极大的迷误。而始作俑者就是董仲舒，这种发展的结果恐怕是他本人也没有想到的。
二、平均主义。这与董仲舒的中和之理、阴阳平衡密切相关，他认为的动乱之源就是贫富不均，两极分化，因此，治乱之本就在于调整平均，缩小贫富差别。然而，他的这种平均只是经济的平均，与无关，他一再强调人们的地位应有所区别，贵贱应有不同的等级，服装应有区别的标志，朝廷应有不同的座位，民间应有尊卑老幼的顺序。如果形成规定，就有章可循，各就各位，不会竞争，更不会闹出乱子。孔子曾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而董仲舒第一次将这种思想形成具体化的措施献给帝王，成为实施的制度。于是，劫贫济富、平均主义的思想与行为一直影响至今。
三、性三品论。董仲舒将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即所谓的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他的三性说对后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逐渐演变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在南宋朱熹手中又变成了“天理”与“人欲”的关系。宋明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便可在董仲舒身上找到清晰的发展脉络。
四、义重于利。董仲舒提出了一个他认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原理，那就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一思想为历代儒者所推崇，朱熹曾将这两句写入《白鹿洞书院学规》之中。重义轻利，在中国古代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五、三纲五常。董仲舒认为：“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后世儒家据此概括为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除仁、义之外，董仲舒还强调了智的重要，加上礼、信，便是仁、义、礼、智、信这所谓的“五常之道”。三纲五常，是其后封建宗法统治的思想主线，广大民众特别是妇女深受其“吃人”之害。
六、以《春秋》为准绳。儒学以《周易》的无所不包为源，一到孔子手中去掉形而上的内涵，再到董仲舒手里仅以《春秋》一经为标准来衡量世间一切物事：他以《春秋》中的“爱人”反对一切战争，以《春秋》之褒贬明华夷之辨，从《春秋》中体会仁义之法，以《春秋》为例裁定诉讼、判断案情，以《春秋》的用词谨慎表达是非观念及好恶情感……一句话，《春秋》就是儒教的根本，他一辈子耗尽心血为之研究的就是春秋公羊学。董仲舒定儒家于一尊，其他诸子百家的身影便模糊了、消失了，天地也因此而局促了；他只重儒家六部经典中的一部《春秋》，使得探索的空间更为狭隘；最后又缩小到只选择、研究《春秋》三传中的其中一门公羊学，那进入的孔洞与探讨的范围实在是窄之又窄了。董仲舒框定的这一研究模式与发展轨道无形中限制、束缚了一代又一代后人的目光与手脚。
由原始的宗教儒学而孔子的世俗儒学，再到董仲舒设立的政治儒教，儒家的视野日渐缩小、道路越走越窄。当它在宋明时期变成理学之后，就完全沦为统治者的“杀人”工具了。不知有多少仁人志士在它的束缚下空有一腔报国热情含恨而终，不知有多少妇女被那“存人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夺去了鲜活的青春，不知有多少生命被它奴化变成一具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谁也没有想到，曾经具有健康活力，诞生于中华本土、有着合理内核的儒学，竟走向了它的反面：
一、儒教成为虚伪的象征。它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片面观念，实际上就是在告诉人们怎样做假。一部二十五史，弄不清哪里是真，哪儿为假，让人莫名所以。儒教的一套灭绝人性的伦理道德，就连他们本人都难以做到。比如大儒朱熹曾白字黑字地写有“革尽人欲，尽复天理”之语，可据他的同僚叶绍翁揭发，朱熹不仅引诱尼姑二人为妾，还使得一名寡妇怀孕。朱熹无法抵赖，只得向皇帝谢罪说：“臣乃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识明时之用。”儒教只能空言，不能实行；只能教人，不能律己；只有幼辈道德、家庭道德与国民道德，没有长辈道德、道德与政府道德。
二、表面文明，实则野蛮。儒教的“男女授受不亲”，发展到后来连夫妻也不得随便亲近，特别是把妇女不当人看待，要求女性缠足，认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知有多少青春男女在礼教的幌子下受到戕害。世界表明，越文明的民族，就越为开放；儒教的特别注重礼教，隔离男女，其实仍是一种野蛮习性的残留。
三、反民主、反自由、反科学。儒教提倡贵贱尊卑的等级制，要求臣民认君王为父亲，不允许思想、行为有任何自由：“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事君可贵可贱，可富可贫，可生可杀，而不可使为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儒教只重人伦，鄙视科学，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重政》中特别强调“能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所欲说也”。孔子也是只知“其所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反对寻根究底、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
四、门户之见严重。儒教看似中和、中庸，其实最讲极端，容不得别人提出半点争辩与非议，“道不同，不相为谋”。韩愈有言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
五、因循守旧、思想凝固。儒教信奉的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思开拓进取，一味陶醉于往日的“荣光”之中，日益教条化，容不得半点创新与改变。徐桐曾说过：“宁可亡国，不可变法。”
……
有关儒教的偏激缺陷以及对国民的遗毒残害，我们还可以列举许多。董仲舒罢黜百家，定儒家于一尊，影响并决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政治、、、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发展。民族的柔弱、虚伪的盛行、科技的落后、官员的腐败、教育的奴化……一切的一切，我们似乎都可以在这一决定民族命运的转折关头找到渊源与症结。
有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思想，原始儒学诞生于奴隶，也在一定程度上适合于封建，因为它们同为等级，其基础与体制如特权、礼教、宗法、世袭、分封等大致相同，并无根本性的区别与变化。然而，时代在发展，在进步，如果后人仍像董仲舒说的那样“天不变，道亦不变”，一味拘囿于儒教信条，那就是我们民族的悲哀了。美国当代哲学家郝大维与汉学家安乐哲在他们合作完成的《孔子哲学思微》中写道：“孔子哲学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创造性的失败……《论语》所反映的孔子的哲学完全不是的教条，但当人们被动地领会它，不向它赋予自己的意义和价值、不把它人格化时，它就成了一种教条了。孔子的失败，也是那些对传统负有责任的人的失败。他们未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创造精神，未能很好地维持这些规范来反对统治者强加的专制主义。”若论责任，儒学失败的最大责任当归于董仲舒身上，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蔡尚思在《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一书中也曾阐述过类似的观点：“我并不怪孔学的不合新时代，而只怪新时代的人们的尊孔学；又不怪封建派的尊孔帝，而只怪反封建派的尊孔学。”
然而，今天仍有大量的人们对儒教抱住不放，认为它是一济救世的灵丹妙药，值得大力“弘扬”。前些时，就有不少儒教信奉者为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而欢呼，将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的经济成功视为儒学复兴的象征，认定儒学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是千古不衰的永恒，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结果儒学还没有席卷全球，却有一场金融大风暴席卷了东南亚，于是，一阵刺耳的喧嚣与鼓噪也就烟消云散了。即使“四小龙”仍然如日中天，也不是什么现代新儒学的功劳。
儒学，作为一种重要的现象，确曾不可否认地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也存在着某些方面的价值与精华，但就其本质而言，儒教不仅束缚人们的思想，也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
“因政教而成风俗，因风俗而成心理。”儒教在历代统治者的倡导与推行下，成为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的主导思想，早已积淀在民族心灵深处，成为遗传基因密码中的分子代代承传，贯注于广大民众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只要稍不留神，就有可能于不经意的一瞬间死灰复燃。如何彻底消除两千多年的儒教遗毒，与新时代同步，与普世文明接轨，真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还得一番长期而艰苦的努力才行。
面对的双重改变 一
曹操从古到今，名气都一直很大，大到了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地步。只是他的这种“名气”往往作为诸葛亮、刘备、关羽等三国人物的反面陪衬而存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白脸”奸臣。
其实，与诸葛亮的“完人”形象——那高风亮节的人格力量、道德力量、智慧力量、意志力量相比较，曹操也算得上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完人”——集文治武功于一身的“完人”。论治国方略，三国时的政治、当数曹魏贡献最大，蜀、吴无甚地位；论军事业绩，曹操扫平群雄统一北方，虽然在赤壁之战中大败而回，但全国一统最终还是由他亲手创建并奠定了坚实基础的魏国完成；论聪明才智，就连智慧的化身诸葛亮也曾坦率地承认“曹操智计，殊绝于人”而为自己所不及；论个人成就，曹操不仅是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还是一名伟大的文学家，他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一直流传至今。像他这样集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于一身且成就卓著的“准帝王”，不唯三国时代，即使翻开整部中国古代的漫漫长卷，也难有超出其右者……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全才”，经过文学家、艺术家千百年来的“加工改造”，却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反派”人物。
小时候，受民间文艺的影响，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曹操在我心中也是一名“盗贼”、“小人”与“奸雄”。直到接触他的诗文之后，才产生了深深的怀疑。“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实在难以想象，对百姓疾苦有着强烈忧患与哀怜情怀的人会是一名盗贼；“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怎么也不能相信，怀着这样远大志向与昂扬进取之心的作者会是一名小人；再看他的一首《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诗言志，歌咏怀。没有广阔的胸襟、澎湃的激情与的沧桑，写得出如此气势磅礴的优美诗篇吗？如果曹操是名奸雄的话，我倒想见识见识，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旷世奸雄”！
其实，上一直流传着两个不同形象的曹操，一是以陈寿的《三国志》为代表的学家笔下的曹操，其叙述、描写与评说较为客观、真实而公正；一是以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为代表的文学家、艺术家笔下的曹操，脸上被涂抹了一层厚厚的白粉，扮演着窃国盗贼、奸臣小人的角色。而脸谱化的奸相曹操在民间所产生的力量、影响与效果要远远超过学家笔下的真实曹操。
曹操曾以一己之力在战乱纷纷、群雄割据的三国时代改变了的进程与走向，而又以一种潜在而深刻的力量改变了曹操的真实形象，这种互动发展滚雪球般地向前滚动着一直滚到了今天，乃至在我们眼前构成了一道真真假假、虚虚幻幻、奇异别致的独特“风景”。
曹操的真实形象到底如何？他脸上的白粉是怎样被后人涂抹上去的？是否与他本人有关而“咎”由自取？他对的改变以及对他的改变又是怎样构成了一种颇有趣味的互动关系？……探讨并回答这些问题，正是本文的目的与主旨之所在。
面对的双重改变 二
曹操生前死后一共留下了三大谜团：一是身世之谜，二是评价之谜，三是墓葬之谜。
曹操的祖父曹腾是一名宦官。宦官，是中国古代封建独有的畸形“产物”，一个正常的男人被阉割后在宫廷中专门侍奉皇帝及其家族成员，并赐予一定的官职官品，这种变态男人、王朝“家奴”就叫宦官，也称太监。宦官没有性生活与生育能力，哪来什么后代？也许是为了让这些“家奴”们更好地为皇族驱使、“服务”，东汉规定宦官可以娶妾养子，养子与亲子一视同仁，享有袭爵传封之权。当然，这娶来的妾不可能有正常的“夫妻关系”，只能算是聋子的耳朵——一个摆设而已；而养子没有血缘关系，也只能是名义上的。宦官们就在这种所谓的“家庭”与“亲情”中获得一种虚幻的情感慰藉与心理满足。
曹腾早年就进宫当了宦官，侍奉过东汉末期五个帝王，是一名颇有资历的宦官“元老”，在桓帝时被封为费亭侯，任大长秋。曹腾虽为宦官，但有权有势，能够被他收为养子，这对许多穷苦人家或家庭没有多少“背景”的孩子而言，肯定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因此，曹操的父亲曹嵩被曹腾收为养子后，顿时“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历任司隶校尉、大司农、大鸿胪，官至太尉三公。曹腾死后，他又依例承袭费亭侯。
东汉时宦官弄权，作威作福，民怨甚大；又因他们带有耻辱的生理缺陷，常为人们所不齿。曹操就出生在这样的一个特殊家庭，虽然得到过不少实惠，但其身世总不是那么光彩，特别是与刘表、袁绍、袁术那样的显赫皇族、世族、望族一比，就更是显得相形见绌了。
若以国人历来“攀龙附凤”的传统考稽曹操远祖，也有黄帝之后、姬姓之后、虞舜之后三说。可是，不管抬得多高，那都不是曹操具有血缘关系的真实远祖，而是他“干爷”曹腾的远祖。既然做了曹腾的养子，他父亲自然得将过去的名字改头换面，连原来的姓氏也一并抛弃了。于是，曹操的真正远祖也就无从考稽了；即使能够考究个所以然出来，恐怕也难以堂而皇之地进入史册。因此，有关曹操的身世，就有了“莫能审其生出本末”的说法。于是，曹操自打娘肚子里一钻出来，就背上了身世不明的“黑锅”，这在讲究祖先崇拜的古老国度里，恐怕要算得上一桩“大逆不道”之罪了。这口“黑锅”沉沉地笼罩在曹操头顶，官渡之战袁绍发布的讨曹檄文中就曾称他为“赘阉遗丑”，尴尬的身世背景在他心灵深处抹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也促使他一生都在进行着打破“黑锅”的努力，以期一展宏图扬眉吐气。因此，他有时不得不矫情饰志，以赢得世族集团的支持，不惜一切手段以达到跻身其中的目的。“名”与“实”的关系，几乎折磨了他整整一辈子，最终也没能彻底突破两者之间的纠缠，只能以类似周文王的“准天子”身份撒手归西。
曹操性格的形成，应该说也与这种不明不白的身世及特殊的家庭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在一首名叫《善哉行》（其二）的诗歌中追忆儿时的生活教育等情况时写道：
自惜身薄祜，夙残罹孤苦。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
曹操出生在一个称得上有钱有势的宦官之家，而他却在诗中认为自己出身微贱，可见他对自己的身世颇有一股“深恶痛绝”的意味，其态度、认识与当时士族清流对宦官集团的抨击与鄙薄十分一致，他后来背叛自己的家庭走上了宦官集团的反面便是一个最好的明证。在诗里，他还感叹从小既没有得到慈母的关怀，也没有受过严父的训斥。因此，所受的儒家传统教育也少，相应地就没有儒教那些繁琐无聊的礼法观念的束缚，他后来的行事洒脱、不拘一格莫不与早年的教育有关。
他享受着官宦之家的实惠却又对自己的出身不满，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博取功名、出人头地，以期改变与生俱来的卑微而屈辱的地位。远大的志向抱负、自由的家庭环境与宽松的教育内容培养了曹操的儿时个性，与坚韧不屈、聪颖机智、富于谋略、打抱不平等相生相伴的，是不务正业、放荡不羁、逞勇好斗与诡谲狡猾，这些复杂的性格特征几乎决定、影响了他的整个人生。
曹操早年的惹是生非、学习不刻苦、不注重个人道德修养等性格缺陷在一般人眼里，顶多不过是一个没有多大出息的孩子的顽皮表现。而他那超众的出色才华，却为不少知名人士所看重，有的认为他将来必成大器，还有的说他是一个能够安定天下的经邦济世之才，而最著名的评价则出于清议权威许劭之口，说他乃“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听了，当时也并没往心里去，只是感到十分开心，不觉哈哈大笑不已。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一评语不仅涵盖了他的一生，而且差不多成了他的盖棺定论。
曹操才华的确十分出众，他的观察敏锐、机警智慧、随机应变、干练果敢都为常人所不及，这笔潜在的巨大财富后来成了他安邦治国取用不竭的源泉；他不喜读书，只是不愿专攻儒家之学做一个皓首穷经的儒生，而对诸子百家特别是兵法之类的书籍非常喜爱，他的《孙子注》在历代现存所有关于《孙子兵法》的注释中注得最早最好，也最有特色，具有很高的价值；他既看重一切又超越一切的豁达开朗，以及不受拘束、自由狂放得近乎游刃有余的娴熟，使得他能在日后的岁月里吸引、团结一大批文武能臣，也每每使得他能于颠踬磋跌后再度爬起昂然而立，一阵哈哈大笑过后，就又恢复了过去的潇洒自如……
曹操二十岁时被乡里推举为孝廉，不久就被朝廷任命为郎。从此，他便踏上了当官从政的仕途。只要他将过去的放达行迹稍稍收敛，以他的聪明才智与顽强进取，定能官运亨通。事实也正是如此，当他被推荐为洛阳北部尉走马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官署大门左右各悬挂了十多根五色大棒，申明凡有违反治安条例的，不论平民百姓还是豪强权贵，统统棒杀。北部尉的官职不大，主要负责管理洛阳北部地区的治安。但洛阳位居“天子”脚下，权贵特多，实难治理，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差错。几个月后，受皇帝宠信的宦官蹇硕的叔父仗势违禁夜行，曹操不畏权贵，严令执法，一顿乱棒，将其活活打死。他拿宦官亲属“开刀”的严厉措施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从此“京师敛迹，莫敢犯者”，治安环境顿时改观。曹操的这一举动无疑就是一篇“政治宣言”，他于人生仕途第一站，就敢于与曾受过恩惠的宦官集团决裂，在士大夫及民间博得了正直果敢的美名。后来，他又谋诛宦官，完全走上了背叛宦官集团的反面，多少洗刷了身世不清的“污点”。
后来，曹操又升为顿丘令、朝廷议郎。如果没有东汉末年衰颓腐败的朝政及不堪忍受起兵反抗的大规模黄巾农民起义，曹操可能还会得到提升。然而，不论他再有多大才华，在一个循规蹈矩没有生气，唯以儒家标准衡量一切的腐朽官场里，曹操不会有太大的出息，他的超常才能也难能得到充分发挥。即以他早年的生活教育及在儒家眼里并无称道之处的操行品德而言，如果不是处于经学日渐衰微的东汉末年，人们的认识与价值观念趋向多元，他就不会受到清议的认可与名士的好评，更不会被乡里举为孝廉出官入仕。时势造英雄，是时代选择并造就了曹操！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二月，黄巾起义爆发。一直担任“闲职”的曹操受到重用，由六百石的议郎一下子提升为二千石的骑都尉，与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俊一起带兵前往颍川镇压黄巾军。
与军队正式结缘打“交道”，这才是曹操真正的政治生涯之始。
此后中原大地上发生的一连串重大事件，都是以武力为前提既促迫又舒缓地展开的：东汉王朝镇压黄巾起义、袁绍诛灭宦官、董卓率兵入京擅自废立、曹操陈留首举义兵讨伐董卓、关东诸将拥兵观望矛盾激化、群雄割据互相残杀战乱纷飞……在这一系列复杂频仍的事件中，曹操的意志与谋略虽然得到了锻炼，然而，他并没有从中捞到多大的“油水”与好处。没有一块可供立足的“根据地”，没有一支势力强大的军队，势力单薄得根本无法与各路诸侯抗衡。
于是，他采纳鲍信的建议，主动避开锋芒，转到黄河以南发展势力，将矛头指向黄巾军。经过一番惨烈的殊死战斗，曹操以他那超常的智谋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大破青州黄巾军，“受降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并“收其精锐，号为青州军”。他将陈留起兵时一直追随左右的骨干视为亲信家兵，而改编整顿后的青州兵，便成了他手下的一支骁勇善战的精锐部队。同时，他也得到了一块广阔的土地，自领兖州牧。有了固定的地盘、强大的军队及大批谋臣武将，曹操一跃而成为北方的大军阀，与冀州的袁绍、徐州的陶谦占据中原鼎足而居。
如果说收编青州军是曹操人生与事业道路上的第一次巨大成功，它使得曹操有了能与各路诸侯争雄的“本钱”；那么，第二次巨大成功便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汉献帝刘协自他登基的第一天起，就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没有正儿八经地当过一天执掌实权、发号施令、至高无上的皇帝，常被手下的臣子玩弄于股掌之间。尽管他是一个没有多大用处的“废物”，但毕竟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在一个讲究“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国度里，他受到了实权派人物的青睐，谁都想得到他、控制他、利用他，以他的名义号令讨伐、规范束缚他人而行自己之实。在这场激烈的“皇帝争夺战”中，最终获胜的却是原本没有多大声誉的曹操。
曹操占据兖州后，立即遣使长安，向汉献帝效忠，达到了一箭双雕之效，不仅得到了献帝对他自领兖州牧的正式承认，还获得了献帝周围一班文武大臣的好感，为西迎献帝、总揽朝政创造了条件。后来，他又不放过任何一次表白心迹忠于皇上的机会，以获取献帝的深深信任。不久，献帝对他身边一批擅权作威的大臣极为不满，自然就想到了“忠心耿耿”的曹操，暗中召他进京。求之不得的曹操赶紧带兵赶到洛阳，担负起保卫京都及献帝的重任。献帝授给曹操节钺，录尚书事，任司隶校尉，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曹操总揽朝政后，为了真正达到“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目的，决议将献帝迁到自己的大本营许县。他担心迁都会招来非议与动乱，就玩了一个相当巧妙的计谋，他说洛阳没有粮食，想把献帝暂时迁到离许县很近、运粮比较方便的鲁阳。这样一来，就没有引起他人过多的怀疑与反对，结果平稳而顺利地将献帝转移到了许县，并定都于此。
献帝刚到许都，曹操就得到了不少实惠，为奉正统，关中地区的割据势力纷纷降附，他兵不血刃，仅凭献帝的名义就得到了黄河以南的大片领土。迎献帝于许县，的确算得上是曹操的“得意之作”，当然，对他的许多非议也由此而来。从战略上看，他将献帝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也就占据了名正言顺的主动地位，他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最高大臣，他可以以献帝的名义发布命令、任免政府官员并动用军队征讨所谓的“叛逆”。而从汉献帝的角度而言，他一直处于窘困流徙的尴尬状态，谁都想胁迫他利用他，也不论落到谁的手中，他都不会真正执掌朝政，也只能做一名傀儡。自从得到曹操的“保护”之后，他才过上了安定的生活，免除了被废、被杀的危险。汉献帝虽然没有强大的个人实力，但他毕竟是国家最高权力与正统地位的象征，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不少割据者的分裂野心，对维护中央集权或多或少地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实，早在曹操下手之前，袁绍的谋士沮授就曾建议他将献帝迎到邺城挟天子以令诸侯，蓄士马以伐叛逆。几经周折，袁绍最终并未采纳。等到曹操因迎献帝而大获其利时，袁绍这才感到了后悔，但也永远失去了一次获取正统地位的良机。这也是袁绍事业的一个转折，尽管他此时势力远居曹操之上，但失去了天子“庇护”，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曹操人生与事业的第三次巨大成功便是因以少胜多而垂名青史的官渡之战。
不论从军队的数量，还是武器装备而言，曹军都远远不及袁军。但曹操士卒精练，他又善于出奇谋用奇兵，以退为进、避实击虚、奔袭乌巢、烧毁敌粮，灵活、机智、果断，自始至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因而大获全胜。后来，曹操的对手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向刘备谈及这场战争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道：“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唯天时，抑亦人谋也。”
官渡之战不仅消灭了袁绍的主力，也使得整个北方为之震撼，冀州各郡纷纷倒戈相向，投降曹操。以官渡之战为转折，曹操逐一荡平群雄统一北方，奠定魏国基业，便是一件势如破竹、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他的人生事业，也因此而进入了一个崭新而辉煌的鼎盛时期。
面对的双重改变 三
曹操的评价之谜主要表现在他的一言难尽。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人物，其言行举止往往因评价者所取的角度不同，观点与看法截然相反。就上的真实曹操而论，他不是某一理念的化身，而是具有多重性格、正邪兼揉的复杂人物，也就是说，他既不是神，也不是鬼，而是一个丰富完整、有血有肉的人。如果我们从这一角度理解曹操的“完人”形象，当更为准确贴切。
小时候，他就喜欢弄点恶作剧，并将这种“把戏”玩到了他的叔父身上。据传说，曹操的叔父一直看不惯他那无拘无束的行为，常到他父亲那里去告状，而每一次告状的结果免不了会遭来父亲的一顿斥责与怒骂。曹操对此又恨又怕，后来就转动脑子想了一个法子整治他的叔父。一天，他远远地看见叔父走了过来，就故意做出一副张牙咧嘴的样子，将一张小脸扭曲得不成人样。叔父惊异地问他：“你这是怎么啦？”曹操回答说自己突然中风了。叔父吓得不行，赶紧跑去告诉他的父亲曹嵩。曹嵩一听也急了，忙将曹操叫去一看，并未发现半点异样，就说：“叔父刚才说你中风，怎么这么快就好了？”曹操说：“我玩得好好地，怎么会中风呢？肯定是叔父不喜欢我，就这样故意诬告我、诅咒我。”曹嵩一听，也就听信了儿子的话。此后，叔父又来反映曹操的不是，曹嵩就不肯相信了。于是，曹操也就更加放荡无度了。
传说固然当不得真，即使所言不虚，也是小孩子的调皮捣蛋，大可不必“上纲上线”，可那些反对、丑化曹操的人却总是以此为据来证明曹操的奸诈与生俱来、无可更移。
另一则曹操忘恩负义的传说更是家喻户晓。说的是曹操不肯与董卓同流合污，带领几个亲随骑兵改名换姓逃出洛阳，抄小路朝东边他的家乡谯县急驰。出虎牢关路过成皋时，到他过去的好友吕伯奢家里借宿，突然听到磨刀霍霍的声音，又听得“缚而杀之，何如”的人语，曹操以为是友人家属为邀功请赏而捕杀自己，遂先行下手，挥刀杀死八名无辜后，却发现厨房里绑着一头肥猪。疑误杀人之后，一行人只得继续逃窜。结果途遇沽酒买果而归的吕伯奢本人，曹操又一错再错地乘机挥剑将友人砍于驴下。他对自己的残暴行径辩解道：“伯奢到家，见杀死多人，安肯干休？若率众来追，必遭其祸矣。”同行的陈宫说：“知而故杀，大不义也！”曹操回道：“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以上故事出自罗贯中之手，见诸《三国演义》第四回，充分说明了曹操的多疑不义、残忍自私及强词夺理的虎狼之心与卑鄙丑恶。特别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名言”，简直成了后来的独夫民贼们所信奉的一句格言与人生信条，在上起了相当恶劣的作用与影响。
然而，这段故事也只是罗贯中的“演义”而已。类似的记载还见之于《魏书》、《世语》、《杂记》三书。
据王沈所著《魏书》记载，曹操投奔吕伯奢，适逢友人不在。他的儿子及几个同伴见到曹操那健壮的马匹及珍贵的财物，顿起不义之心，不禁动手抢劫。曹操发觉，为夺回财物，便亲手将这几人杀了。由此可见，曹操杀人之举当属自卫性质，并无多少非议之处。
郭颁的《世语》一书比《魏书》稍晚，然内容则大不相同：曹操到吕伯奢家时，伯奢不在，他的五个儿子便热情地款待曹操。曹操疑心主人害他，趁天黑动手杀死八人而逃。这则记载明显是曹操出错，误杀无辜。
而比《世语》又晚的孙盛所著《杂记》，则在《世语》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产生误会的细节，就是将食器相碰之声误以为是兵器撞击之音。曹操以为吕伯奢的儿子要向他“下手”了，便“先发制人”地趁黑将其杀死而逃，事后还凄怆地说道：“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乍一看，作者所记内容并无多大更改，加一细节后，还使得曹操的杀人变得更加“合情合理”了，只是附着其后的那一句话语，才算绝妙的“神来之笔”。这笔一加，曹操的形象就发生了本质变化。
曹操在奔逃途中误杀吕伯奢家人决不会是空穴来风，看来还真有其事。但所杀是吕伯奢儿子一人，还是有他儿子的同伙及其家人，有否吕伯奢本人，所记就不一致了。从《魏书》到《世语》至《杂记》而《三国演义》，随着后人对曹操的评价越来越低及脸谱化的逐渐定型，这段故事也就越添越多，杀的人也由同伙变为家人再到《三国演义》中还有吕伯奢本人，并逐步根据需要“画龙点睛”地加上了那句“流传千古”的奸言奸语。
就曹操误杀吕伯奢家属这一事实本身而言，客观而论，曹操在神经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产生某种失误与幻觉，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后人叙说及评价的角度不同，添上一些细节、言语后，其褒贬也会泾渭分明。我们仅由这一故事的演变就可以想见后世文人及民间艺人在曹操身上该是添加了多少看似“合情合理”的不实之词。
还有一则流传较广的“割发代刑”故事。一次，曹操率军经过一片麦田，曾下令道：“士卒无败麦，犯者死。”军令如山，全体将士小心谨慎唯恐触犯，骑兵们都溜下战马，一手攥紧缰绳，一手扶着麦子慢慢前行。没想到曹操本人座下的战马突然受惊，猛地一下窜入麦田，将小麦踏倒了一大片。曹操自己触犯军令，立即叫来主簿，主动要求惩处。主簿说：“根据《春秋》之义，罚不加于尊，主帅可以免受刑处。”曹操道：“制定法度自己违反，怎能统率部下？只是我身为一军主帅，不可自杀，那就让我自己处罚自己吧！”于是，他举起宝剑将自己的头发割下一绺，权且充当脑袋扔在地上以代死刑。对此，有人认为曹操治军严明，严于律己，难能可贵，值得称道；也有人以为这是曹操玩弄权术故作姿态，十分虚伪；还有人分析这不过是曹操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出“割发代刑”的闹剧，可鄙可笑。同一则故事，分析的角度不同，对主人公的态度不同，便可得出不同的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认识与解释。
本文半点都没有要为曹操“翻案”的意图，只不过引导读者如何一点点地剥去后人披在曹操身上的那些花花绿绿的“外衣”，尽量再现一个真实的曹操，还他的本来面目。
当然，曹操身上之所以容得下厚厚的“外衣”，脸上能够涂抹一些厚厚的“白粉”，与他本人的德行操守有着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他那不甚检点的言行及有亏的操守为后人的“演义”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依据与基础。比如撒谎骗人、飞鹰走狗、不务正业、心思难窥、阴鸷猜忌以及为了达到某一目的而不择手段等等。他无拘无束，放荡不羁，我行我素，想说就说，想做就做，半点都不顾忌旁人的议论评说，时常做出一些违背儒家礼教的事情，自然为封建道德所不容。
然而，当曹操在二十岁时被举为孝廉走上从政之路后，他似乎革心洗命，开始规规矩矩地当官做人了。为了改变屈辱的宦官家世，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以曹操的智慧而言，他肯定能于一眼就可窥见官场的虚伪，因此，哪怕做出一些姿态，也是十分必要的。是的，他需要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得到世族清议的好评，获得谋官上进的政治资本。即使如此，他也没有过多地苛刻自己改变自己，始终保持着一种难得的人生本真。他与宦官集团决裂，首举义兵讨伐董卓，颇有一股慷慨激昂的英雄气概。而这，正是血管里流淌着的一腔青春澎湃的热血在推动着他博取功名、昂然奋进。
曹操迎献帝于许昌，既是他人生成功的“得意之作”，也是人们对他的评价开始“走下坡路”之肇始，他也因此而每每为后人所诟病，并落得个“奸臣”的骂名。
曹操最为后人称道之处，便是他对人才的重用。为了将真正有用的人才笼络、团结在自己身边以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曹操不计前嫌、不避亲仇、唯才是举，主张“举贤勿拘品行，取士勿废偏短”，不以儒家传统道德衡量人才之得失，即使是“不仁”、“不孝”之人，只要怀有“治国用兵之术”，他都大胆启用、重用，虚心地听取并采纳他们的良好建议。这些正确开明的“人才政策”也使得曹操身边猛将踊跃谋士云集，这也是他克平群雄、建国立业之根本。
曹操选人将才干放在首位，这与以德为主、德才兼备的传统标准大相径庭，简直就是对中华儒教观念采取的一次大规模颠覆行为，自然要遭到封建卫道士的猛烈抨击。
就曹操的人才观念本身而言，也确实存在有着许多攻击与贬斥之处。从维护自己的统治出发，他希望所用之才都是一些“吾得而用之”的奴才。他那宦官家世的出身在他心灵深处打下的烙印实在是太深刻了，他的“干爷”曾经惨遭阉割变成了一个不是男人的男人，他也因为诞生在这样的特殊家庭一直背着一口沉沉的“黑锅”。阉宦之人在儒家经典教义中没有政治地位，曹操从小深受其害，所以他将“唯才是举”作为高于其他一切标准之上的首要条件，“不拘一格降人才”。同时，“阉割意识”从小就积淀在他的潜意识深处，稍不留意，他就将这股无名的怒火发泄在天下人才身上：皇帝从肉体上阉割他的祖父，他就用心灵阉割进行残酷的报复。他容不得半点反抗，他希望所有人才对他循规蹈矩、服服帖帖。他无形中不知不觉地阉割着中原大地最优秀最杰出的宝贵人才，使得他们异化变态，没有阳刚之气，没有反抗精神，没有独立意识，有的只是一些阴柔与服从的“假男人”。
祢衡恃才傲物，喜欢随意褒贬人物，还当众脱衣击鼓羞辱曹操，曹操恐担不能容人的骂名，就将他送到南阳，变相地把他驱逐出境，使了个“借刀杀人”之计；孔融桀骜不驯，反对曹操专权，曹操用计构陷其罪，以图谋叛乱、大逆不道将他处死；名医华佗不愿做官为奴，曹操就派人将他从老家抓回关到狱中，活活拷打致死，结果使得一代名医绝术失传，等到曹操自己头痛发作及儿子曹冲病重无人医治时，已是悔之晚矣；荀或反对曹操晋爵魏公，曹操毫不犹豫地将他逼死；崔琰只因在给友人的信中写了句“会当有变时”的语句，就被认为是想推翻曹操的政权而命他自杀；陈留人边让居功自傲，曹操无法容忍，把他及其全家一同捕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