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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云瀚 当前章节:15272 字 更新时间:2026-6-6 00:52

宫廷中敢于讽谏的太监,能如阿丑这般幸运而不受责罚的可谓少之又少。元代宫廷中有一次上演杂剧,扮演卖瓜人的太监吆喝着卖瓜。一位长者走上台问:“这瓜怎么卖?”卖瓜者答道:“一两银子一个!”长者惊问:“怎么这般贵?”卖瓜人长叹一声道:“唉,税钱太重,怎能不涨价!”长者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地说:“吾穷人,买不起。”说着,一指旁边的南瓜道:“买黄的罢!”卖瓜的大声道:“黄的也要钱!”这最后一句是全剧的高潮与关键,而“黄的”则是“皇帝”的谐音,此话当然是讽谏穿龙袍的皇帝。在台下看戏的皇帝闻言大怒,随手抓起一把茶壶,劈头盖脸地砸了过去。那演戏的太监猝不及防,当即被砸掉了两颗门牙,血流满面。清朝雍正年间的一个太监,在戏台上只是因为笑问了一句:“当今常州知府是谁?”便被当场责问:“汝为优伶,何可擅问官守?”随即又被重打,终于在一顿毒杖之后,死于非命。古代宫廷中的太监是毫无人格可言的,真正敢大胆讽谏的少之又少。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逗趣调笑的玩物。南北朝时期,经过一番兄弟残杀而登位的宋世祖刘骏性情十分怪异,又特别喜好酒色,终日沉湎其中,而且每饮必醉,动辄杀人。对宫中太监都根据他们的高矮胖瘦、圆脸长脸、漂亮丑陋,一一赐给绰号,不论朝堂殿下,尽呼绰号取乐,从不称其名姓。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他让亲信太监手拿木杖,整日追随身边,兴之所至,见谁不顺眼就任意杖责。宫中有一位名叫宗灵秀的黄门侍郎,长得却一点也不“灵秀”,一身横肉,肥肥胖胖,拜见起坐极不灵便。刘骏最爱拿他取乐,动辄赐给宗灵秀一点东西,然后看着他笨拙的拜谢,开怀大笑。

解闷儿的小厮(7)

据晚清的太监们回忆,宫里的帝王,尤其是嫔妃们生活寂寞无聊得很。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闲聊散心,特别是到了晚上,没着没落的,便只好让宫女、太监陪着摸骨牌、讲笑话,乱扯一气,以打发漫漫长夜。闲极无聊之时,太监也得趴在地下学狗叫、猫叫,以博得主子们的欢心。清朝末帝溥仪特别喜欢狗,在宫里养了一百多只,有专门的太监负责,每天喂猪肝、大米饭。其中,溥仪最喜欢的是两条警犬,一名佛格、一名台格。台格十分强健,额头上有一“王”字;佛格非常机警,溥仪无论把东西藏到哪里,它总能找得到。溥仪常常好拿宫里的太监们取笑,若是有人从养心殿门口经过,他便暗暗命令佛格、台格向人扑,用前腿搭在人的肩上,把人吓得要死。有时将太监咬伤了,溥仪也毫不介意,反而高兴得很,无非给几个钱了事。

宫廷之外的任职(1)

宦官的职掌及活动范围无疑是以内廷杂役为主的,然而在宦官势力猖獗的年代,他们实际执掌的一般都大大超出了内廷事务的范围,其主要方式则是出任各类使职、军职或直接出任外朝官职。与之相联系,宦官的身份地位也渐次超越出“家奴”之外而具有了国家官员的身份。

(1)出任各类使职

宦官本属供君主驱策之人,临时因事受差遣本属正常,但因此而形成相对固定的官职便有些超常。事实上,历代宦官除本职之外,常常会因君主临时差遣而担任各种使职,但在宦官势力猖獗的唐、宋、明数朝,这些使职却往往演化成相对固定的官职,进而对有关官署的权力形成侵夺之势。大致说来,唐代、明代宦官出任的使职数目相对繁杂,粗略统计即达五十余种,可简单地分为如下几类:

其一,与中枢机要相关的使职。

唐代与中枢机要相关的使职,比较重要的有枢密使、宣徽使和学士使,其中尤其以枢密使较为关键。唐朝后期宦官专权的表现之一即通过担任枢密使一职而把持了中枢机要之权。枢密使由宦官出任始于唐代宗时期,但当时的职权范围受到一定限制,所谓“初不置司局,但有屋三楹,贮文书而已。其职掌唯受表奏,于内中进呈。”但不久后,枢密使便逐渐侵夺宰相之权,进而出现了“宰相、枢密共参国政”的局面。唐代的诸多权阉都是以枢密使的身份执掌机密并参预军国大政的议决,甚至决定君主的废立。唐代还有宣徽使的设置,其年代不迟于代宗时期。宣徽使处在通管北衙诸司的地位,“总领内诸司及三班内侍之籍,郊会、朝会、宴飨、供帐之事”,并在一定程度上参预中枢机要事务。唐代设有翰林学士之职,参掌机密,与闻大政,时人视为“内相”,而能够担任翰林学士之人则大多是贤良方正之士。唐代宦官独出心裁地设立了“学士使”这一职位,介于君主与翰林学士之间,“进则承睿旨而宣于下,退则受嘉谟而达于上”,从而参预中枢机要政务。

明代的司礼监尽管没有“使”的名义,但其职权范围却总括了唐朝的枢密使、宣徽使与学士使,且在许多方面甚至尤有过之。司礼监有权批答奏章,有权传宣谕旨,并总管宦官事务,下辖文书房、礼仪房、中书房、御前作,另外还有诸多外差,其职权远比唐朝三使为重,足当“内相”之称而毫不夸张。

其二,与经济事务相关的使职。

唐代有市舶使、营田使、群牧使、铸钱使等的设置。市舶使设于广州,史载:“唐置市舶使于广州以收商船之利,时以宦者为之。”可以其主要掌管外来船舶的税收贸易等事务。营田使所管理的是屯田事务。此类事务本属司农寺管辖,“安史之乱”后始由宦官兼领。朝廷的牧监事务本由太仆寺管辖,“安史之乱”后,设置群牧使,由权阉李辅国兼领。李辅国还同时兼领铸钱使,而该项事务本是由少府监管辖的。

明代与经济事务相关的宦官设置名目繁多,主要有市舶太监、监督仓场太监、税使、矿监、采办、织造等,尤其是明朝中后期大批宦官被差遣至各地任矿监、税使,对当时的社会经济造成巨大危害。明代的市舶太监不限于广州一地,而职权也较唐代为大。明代有浙江、福建、广东三市舶司的设置,一向由太监提督,职掌为“掌海外诸蕃朝贡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伪,禁通蕃,征私货,平交易。”除此之外,市舶太监还可获得职任权限,如造办进贡事务、提督沿海地区的军务等等。明代中央政府直辖的漕仓初由户部管辖,后来加派仓场太监加以监督,而属于中央政府的库藏,名义上属于政府各部,但实际上均由太监负责管理。明代宫廷所需各类物资的采办、宫廷所需纺织品的织造、宫廷所需砖瓦瓷器的烧造,也都有专门的监督太监加以监管。宫廷所需的物资范围甚广,大凡衣食住行所需的一切物资,如木材木器、珍珠香料、珍异药材、书版秘籍、金玉珠宝、禽鸟花木、果品海鲜、丝锦彩缎、各色瓷器,几乎无所不包,采办太监或监管太监不仅要监督采办与制造的全过程,而且要负责押运进京。

对明代经济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税使、矿监的设置。自明初开始,即有核查各地税务与矿务的太监的派遣,但并不普遍。明朝中朝以后,万历皇帝大量派遣内宦出任榷税之使,直接控制各地税务,进而形成了“通都大邑皆税监”的局面。与此同时,大量主持采矿事务的矿监也被派往各地。税使矿监所到之处,纷纷树旗建厂,网罗爪牙,设立所谓的中使衙门,进而对当地经济造成很大危害。

其三,皇庄与皇店的经营。

唐代设有庄宅使与内庄宅使。其中庄宅使负责管理该地区的官有庄田以及其他产业;内庄宅使专门管理皇室庄田以及皇家私有产业。庄宅使不一定由太监担任,而内庄宅使却都是由太监充任的。唐代的大宦官吐突承璀即曾任过内庄宅使。

宫廷之外的任职(2)

明朝的皇帝除了拥有规模巨大的皇庄外,还有众多的皇店。皇庄设有管庄太监,史载: “今所谓皇庄者,大率皆国初牧地及民田耳。岁计之入,有内官掌之,以为乘舆供奉。”皇店经营各处客商贩来杂货,所得利润除了大额进项须贡奉皇帝外,其余小额进项皆归太监使用。明朝的皇店数量不少,有宝和店、和远店、顺宁店、福德店、福吉店、宝延店等,各店设提督太监一员,其他无定员。

明代宦官出任使职又有新的特点,即除了国内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差遣外,还多奉诏出使外国,如著名的宦官郑和曾多次率船队下西洋。

(2)出任外朝官职

宦官的任职本应限于内廷范围,但历史上却有诸多宦官出任外朝官职的现象。秦朝著名的宦官赵高曾官任丞相,秦二世的篡位与废诛均操于其手,成为玩君主于股掌之上的“太上皇”。出任外朝官职较普遍且任职范围较广的应属北魏时期。如北魏前期弑帝害王的大奸宦宗爱曾任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秘书,不仅位极人臣,而且集内外大权于一身。其他具有一品或二品的职衔宦官如王琚曾任礼部尚书、王遇曾任吏部尚书、刘腾曾任兵部尚书并仪同三司。唐代的宦官还有直接出任中央三省、六部、九寺、五监诸机构重要官职者。鱼朝恩得势时,自诩文武全才,唐代宗委其判国子监事。每逢鱼朝恩赴国子监视事,大小臣工二百余人皆以本官备章服假充学生,列于国子监廊下。权阉李辅国曾兼任少府,后迁任兵部尚书犹不满足,径直向唐代宗求任宰相,终被册进司空兼中书令,从而开创了唐代宦官任职宰相的特例。

北魏时期的宦官还多有出任辖土治民的地方长官者。据《魏书·阉官传》载,当时曾出任县令、郡守、州刺史等地方宦官数以十计,而且他们多是实际到职任事,并非遥领虚职。宦官王质任瀛州刺史,“在州十年,风化粗行,察奸纠匿,究其情状,民庶畏服之,而刑政刻峻,多所笞戮,号为威酷。”不过,从总的看来,宦官直接出任州县长官的情形在历史毕竟不多见。

明代有镇守太监、分守太监及守备太监分驻各地,这虽与直接出任州县官不同,但却实际拥有凌驾于地方官员之上的权力。镇守、分守与守备本为明朝武官职衔,“总镇一方者为镇守,独镇一路者为分守,各守一城一堡者为守备。”奉旨监督地方军事的宦官,袭用上述职衔,称镇守太监、分守太监与守备太监。早在永乐年间,宫内太监出镇地方的情形即已普遍出现,且恣专军务,位在诸将之上。自洪熙之后,宦官具衔出镇的人数不断增加,出镇地区也日趋广泛。从职权范围上看,出镇宦官本为监督防区军事,但由于宦官往往恃宠而骄,民情政亦多有监管,所谓擅军事、巡地方、受民讼、理政事、杀无辜、劾不职之类的越权行事更属寻常。正德二年,明武宗干脆下诏:“敕各镇守太监预刑名政事。”这就使宦官干预地方政务的权力制度化与合法化了。

(3)出任军职

宦官出任军职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出任监军;二是直接出任军职,这在唐、宋、明诸朝表现得都很突出。唐代宦官多有充任监军使、观容军使及典掌左右神策军、南衙十六卫禁军者。监军使是唐代宦官所担任的最重要的军事使职,其目的是用来监视率军出征的将帅。至唐朝后期,天下诸道凡有兵马处莫不设监军。观军容使的设置始于唐肃宗时期的权阉鱼朝恩,后来渐渐普遍,但其名分职权均高于监军使,以至于唐朝后期竟以“军容”作为对权阉的尊称。

神策军的设立始于天宝年间,原为戍边部队,与宦官无甚关系。唐肃宗时,以宦官鱼朝恩监神策军。鱼朝恩被杀后,宦官不再典领其军。唐德宗建中年间,奉命讨伐叛军的泾源节度使在出征途中,突然反戈进攻长安,史称“泾源兵变”。唐德宗面对兵临城下的局面,慌忙召集禁军御敌,但禁军平日缺乏训练,早已奔逃一空,德宗无奈之下也只得弃城逃跑。兵变镇压后,唐德宗回到京城,罢除了原先的禁军将领,由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分别统领左、右神策军,并对神策军进一步扩充与完善,使之成为保卫京城的主要武装力量。由此而至唐末,宦官典领左右神策军遂成定制。左、右神策军中尉与把持中枢机要政务的两枢密使,时人并称为“四贵”。

唐代还有南衙十六卫的设置。唐承隋制,设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监门卫、左右千牛卫,合称“十六卫”。十六卫尽管兵权并不甚重,但因其官品较高,遂成为宦官极力争取的对象及常见的升转之阶。余华青在其所著《中国宦官制度史》中,曾列举两唐书《宦官传》中所载宦官出任十六卫军职的资料,计有鱼弘志、吐突承璀、刘贞亮、俱文珍、骆奉先、仇世良、孙荣义、马存亮、宋守义、杨复恭、田令孜、高力士、程元振、鱼朝恩、杨志廉、杨思助等①出任过十六卫军职。

宫廷之外的任职(3)

宋代宦官实际担任军职的情形也很多见,尤其是北宋时期,宦官广泛地参预各类军事活动,多有实任军事者。宦官秦翰历任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多次参加军事行动,先后担任过多种军职。宦官王崇贵也曾先后出任过监军、都监、钤辖、都钤辖等军职。宋朝君主对率军在外的武将猜忌甚深,宦官则可使其相对放心,因而宋代宦官还多有直接出任主帅的。北宋前期镇压李顺起义时,宦官王继恩官拜剑南两川招安使,镇压方腊起义时,宦官童贯官任江浙淮南宣抚制置使,俩人都身居全军统帅之位。

明代宦官出任军职者除了镇守、守备之外,还有提督京营和出任监军两种形式。所谓京营,即负责守卫京城的军队,此系明代征伐用兵时的主力部队。据《明史·兵志》载,宦官提督京营,始于明成祖永乐年间。当时创置京军三大营,即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其中五军营设提督内臣一人,武臣二人;三千营设提督内臣二人,武臣二人;神机营设提督内臣二人,武臣二人。当时这三大营互不统属,至天顺年间,宦官曹吉祥以司礼监总督三大营。由此,京军遂专掌于宦官之手。至崇祯年间,京营有派驻的提督太监、坐营太监和监枪太监,分别督责军中事务,甚至连京营的检阅也由司礼监派员负责。

自永乐年间开始,明朝对出征军队派遣监军,其名目有监军、观军、巡视、监视、劳军、监饷等,其位高者可加“总监”之名,甚至可以加授“总督军务”的头衔。除监督出征军队外,宦官直接率军出征者也大有人在。据史载,永乐年间,“中官郑和等率兵二万七千余人,遍历西洋诸国。复遣中官山寿帅师出云州。”此即为明代宦官直接统兵的开始。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这些担任内外朝官职以及出任军职、使职的宦官,大多有官位、有秩品、有俸禄、有冠服甚至有爵位、有食邑,并享有娶妻成家、养子传爵、购置田产、休沐归省等诸项权利,其身份地位已与普通官员没有明显差别。进而言之,唐、明两朝的少数上层宦官之所以能够达到了气焰熏天、势侔人主的程度,正是通过出任宫廷杂务之外的这些官职来实现的。他们借助于君主的宠信,侵夺朝臣之权,参预军国大政,进而把持朝政。在其势力猖獗之时,朝中的各部大臣见了内廷宦官亦须卑躬屈膝,毕恭毕敬,明朝官员见了权阉魏忠贤,竟有“长跪叩头,呼九千九百岁爷爷者。”

宦官干政

历朝宦祸十例(1)

(1)赵高指鹿为马

赵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秦朝时期的著名宦官。赵高是赵国人,出身卑微。其父因犯重罪,不仅自己被处以宫刑,而且也连累其母罚没为官家奴婢,后来其母与人野合而生下赵高。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大规模充实后宫,嫔妃多达万人。庞大的后宫需要众多的服务人员,阉割去势的宦官由此广泛使用于宫廷,宦官制度逐步完善。当时为了补充后宫服役者的队伍,一些战败国的宦官也与宫中美女一样作为“战利品”归入秦朝宫廷。赵高就是在秦灭亡赵国后,作为阉宦被掳入秦的。由于他身体强壮,又粗通法律,很快得到了秦始皇的信任,被任命为中车府令。

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东郡落下一块陨石,上书“始皇帝死而地分”几个大字。不久,秦始皇的使者从关东夜经华阴时,突然有人持玉璧拦住使者说:“秦始皇今年将死!”然后放下玉璧倏然而去。连续发生的不测之事,使秦始皇深感不安,急忙命人占卜,卦辞说只有外出巡游方可化凶为吉。秦始皇听信了术士之言,于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出京巡游,次子胡亥及丞相李斯陪同左右,赵高以负责皇帝乘舆的中车府令身份随驾出行。当车驾行至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县南)时,秦始皇突患重病。他自感时日无多,急令赵高给长子扶苏发诏书,让其把所属部队交由大将蒙恬掌管,然后迅速赶往咸阳办理后事并继承皇位。诏书尚未送出,时年五十岁的秦始皇即病亡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县西北)。丞相李斯认为贸然宣布秦始皇的死讯恐怕会引发全国的混乱,决定秘不发丧,而命令车骑加快向咸阳进发。

“秘不发丧”为赵高实施偷梁换柱的冒险计划创造了难得的机会。他深知为人正直的长子扶苏一向对自己不屑一顾,手握兵权的大将蒙恬又与扶苏关系亲密,蒙恬的弟弟蒙毅更在言谈举止间时常流落出对自己的厌恶。相反,胡亥却跟随自己学过书法与法律,一旦胡亥能够继位,自己必将得到重用。赵高思来想去,决定冒险扣留秦始皇遗诏,进而谋划胡亥继位,以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为了达到目的,赵高首先鼓动如簧之舌争取到大权在握的丞相李斯的支持,然后与李斯、胡亥一道,诈称始皇遗诏,立胡亥为太子,并恶毒地伪造了令扶苏与蒙恬自杀的遗诏。为人忠厚的扶苏与三代功臣蒙恬接到诏书后被迫自杀,稀里糊涂地成了赵高“沙丘之谋”的牺牲品。

偷梁换柱得逞后,赵高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了咸阳,随后向天下宣布了秦始皇驾崩的消息,胡亥宣布即皇帝位,称秦二世。赵高作为拥戴秦二世上台的头号功臣,理所当然受到了胡亥的宠信,被任命为中书令,身居列卿之位,成为朝中的实权人物。为了堵住众大臣与诸皇室公子对矫造诏书的怀疑与不满,赵高与胡亥对众人展开了残酷无情的诛杀。继扶苏、蒙恬之后,蒙毅、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等大批功臣都纷纷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而且还有难以数计的人被株连。与此同时,赵高与秦二世对皇室诸公子、公主也不放过,十二位公子“戮死咸阳市”,“十公主死于杜”,公子将闾在被逼自杀前仰天大呼“我无罪”,然后与其兄弟三人流着眼泪拔剑自杀。自此以后,大臣凡是进谏者均以诽谤罪论处,更有甚者,百姓面色不好也要治罪。整个国家,人人自危,天下处于一片恐怖之中。

每杀死一名大臣,赵高便安插自己的亲信补缺,很快许多要职都为赵高的亲信所把持。在赵高的愚弄下,本来安于享乐的秦二世更加纵情酒色、怠于政事,进而为赵高胡作非为、欺上瞒下创造了有利条件。此时朝廷统治腐败,百姓的赋敛、徭役相当沉重,加上阿房宫之类庞大工程的修建更使民穷财尽,陈胜、吴广起义随之暴发。可秦二世在赵高的蒙蔽下对岌岌可危的局势一无所知,继续过着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

秦二世荒淫愚昧,而手握重权的丞相李斯还是清醒的。李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及其后建立封建中央集权的过程中,立下了不少功劳,因而备受秦始皇的重用。李斯又是“沙丘之谋”的参与者,秦二世对他颇为宠信。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后,李斯基于对秦朝统治的忠心,曾多次上书进谏但毫无成效。赵高一方面担心秦二世了解朝局后会追究自己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将李斯视为其专擅朝政的唯一障碍,因而便把矛头对准了他。对秦二世的性格了如指掌的赵高设计了一个陷害李斯的绝妙圈套。他先对李斯说,如今盗贼猖狂,我很想劝谏皇上,但因为皇上深居皇宫,我没有劝谏的机会。李斯也表示自己很想找机会劝谏皇帝。赵高表示他负责给李斯制造劝谏的时机。于是,赵高特意找一些秦二世玩兴正高、最烦人打扰的时机让李斯进谏,如此再三,二世开始与李斯产生了嫌隙。赵高见时机一到,就诬蔑李斯因未能分土称王而心存不满,诬蔑李斯的儿子与陈胜等起义军有关连。秦二世偏听偏信,赵高又操纵了对李斯的刑讯过程,最终如愿以偿地把李斯父子腰斩于刑场,李斯三族以内的人也因受株连而被尽杀。

历朝宦祸十例(2)

赵高杀死李斯后,官拜中丞相,事无大小都由赵高裁决。起义军距咸阳已不足百里时,秦二世才认识到形势的严峻。他任少府章邯为统帅,率在骊山服徭役的二十万刑徒强行编入军队,用以镇压起义军。这些缺乏训练,又深怀不满的刑徒们一击即溃,章邯率军投降,秦王朝的武装基本瓦解。

面对秦王朝即将垮台的危险局面,当权者赵高不仅不思挽救之策,反而想乘势取秦二世而代之,进而体验一下帝王之尊的荣耀。为了检验群臣对他篡位的态度,他导演了一出历史上有名的“指鹿为马”的丑剧。

有一天朝会,赵高牵来一只鹿献给二世,并说这是马。二世以为赵高开玩笑,询问左右大臣。大臣们慑于赵高的淫威,有的说是马,有的沉默,也个别的说是鹿。事后,赵高把说鹿的大臣都杀死了。从此,赵高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伎俩层出不穷。

农民起义已严重危及到秦朝的统治,怠于政事的秦二世对此有所察觉,对长期专权的赵高产生了不满。坏事做尽的赵高害怕二世追究他的过失,决定先下手为强,利用自己掌握的宫内外大权派亲信强迫秦二世自杀,然后操纵政局,欲立秦二世之子公子婴为秦王。

秦王婴认识到赵高的险恶用意,经过周密的策划,在赵高督促其到宗庙受玺的时候,令早已埋伏好的手下人挥剑杀死了赵高,结束了赵高罪恶滔天的一生。随后子婴素车白马,手捧玉玺向刘邦投降,至此秦朝灭亡。

(2)东汉宦官与“党锢之祸”

东汉是中国历史上宦官最为猖獗的时期之一,而且其特点相当明显,即宦官在皇帝与外戚斗争的夹缝中逐步增强自身的势力进而把持朝政。东汉宦官专权开始于十岁即位的汉和帝时期。此后的历代东汉皇帝都是年幼即位,其中最小的殇帝即位时刚满百日,桓帝即位时年龄较大,但也不过十五岁。每当小皇帝上台,因其年幼无知,国政往往操之于母后之手,而母后当权又往往依赖于外戚,从而造成外戚专权的局面。当皇帝长大成人后,自然想亲政收权,而这必然形成与外戚之间的利益冲突。在皇帝与外戚的斗争中,皇帝因幼长深宫,势单力孤,所能依靠的大致也就是朝夕相处的宦官,而宦官一旦帮助皇帝取得大权,又会居功自傲,进而专权擅政。东汉宦官势力较为猖獗的时期是汉桓帝消灭外戚梁冀集团之后。由此而直至东汉灭亡,宦官专权擅政,排除异己,并制造一次次党锢事件,不仅败坏了朝政,而且加深了政治的黑暗。

梁冀是东汉后期著名的外戚。他的两个妹妹都曾先后被立为皇后,冲帝、质帝、桓帝也皆由梁冀策立为帝。梁冀把持朝政,一手遮天,其跋扈之气焰无以言表,皇帝反而成了无权的傀儡。汉桓帝即位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极力想摆脱其尴尬的境地,并与唐衡、单超、徐璜等五个宦官歃血为盟,决心除掉梁冀。唐衡、单超等五人在皇帝的支持下,经过周密策划,调动羽林军千余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梁冀的住宅。梁冀与其妻畏罪自杀,其家族成员及党羽宾客大多被杀。单超、唐衡、徐璜、具瑗等五人因诛杀梁冀有功,在一日之内同被封侯,食邑自二万户到一万三千户不等,时人并称“五侯”,朝政也随之为其垄断。

在以后的几年中,“五侯”任人唯亲,其亲属族人不仅多数升官,而且依仗其权势,排斥异己,为所欲为。如徐璜之侄看上了李氏女子,遭拒后竟然率官吏闯入李家,抢走此女戏射杀之。东海相黄浮依法处理,反而受到了桓帝的刑责。“五侯”权势日大,骄横日甚,进而对皇权构成威胁。汉桓帝趁具瑗之兄犯罪之机,痛加裁抑,下诏贬具瑗为都乡侯,单超、唐衡等人也因此受到牵连,纷纷遭贬,五侯专权告一段落。

“五侯”失势后,侯览、苏康、管霸等又成为新的一轮炙手可热的宦官。他们与五侯一样把持朝政、盘剥百姓、任人唯亲。宦官们的亲属及其党羽占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职,而大多数太学生及地方儒生的仕进之路由此被堵塞,朝政日趋黑暗,时人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面对宦官专权的局面,以正直官员李膺、陈蕃为首,形成了一股讨论时政、品评人物的“清议”潮流,并与宦官集团展开斗争。李膺时任司隶校尉。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贪残无道,以杀孕妇取乐,李膺将其逮捕后处死。宦官们因为惧于李膺的威势,行为收敛了不少,连休假时也不敢走出宫门。但心狠手辣的宦官自然不会就此善罢甘休,而是时刻寻找除掉李膺这个眼中钉的机会。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河南术士张成纵子杀人,李膺将其处死。张成曾给桓帝占过卦,与宦官也颇有来往。张成的弟子与宦官勾结,诬告李膺与太学生串通一气,诽谤朝廷。盛怒中的桓帝下令逮捕了李膺等二百余人,并在全国各地悬赏捉拿李膺的党人。宦官们趁机公报私仇,乱捕良民,一时间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但有些“党人”自请入狱,声援李膺等人。太尉陈蕃因为上书为李膺鸣不平,而被皇帝罢官。城门都尉窦武及尚书等人也上书为李膺喊冤。桓帝迫于压力,于公元167年赦免了李膺等二百余人,但终生禁锢乡里,不得为官。这就是东汉时期的第一次党锢。

历朝宦祸十例(3)

永康元年(公元167年),汉桓帝死后,窦太后及其父窦武迎立汉灵帝即位。当时灵帝年仅13岁,窦太后临朝称制,大将军窦武与太傅陈蕃扶持左右。窦武与陈蕃都对宦官专权深恶痛绝,因而密谋铲除宦官。在窦太后的支持下,他们杀死了在朝中专权宦官管霸、苏康二人。窦武还曾计划除掉大宦官曹节等人,但因事机不密被宦官们知悉。曹节等人见势不妙,急忙率人入宫劫持汉灵帝和窦太后,并假传圣旨,派兵捉拿窦武。窦武慌忙避入军营。宦官曹节、王甫等人纠集千余兵马围攻窦武,最终斩杀窦武及其宗亲、宾客,窦太后随之被囚禁。陈蕃得知曹节等宦官矫诏捕杀窦武的消息后,不顾年老体弱,召集属吏和学生八十余人持刀冲入承明门,正被捕杀窦武回宫的宦官王甫遇到。陈蕃因寡不敌众而遭杀害。

窦武、陈蕃被害后,宦官自行封赏、加官晋爵,完全控制了东汉的朝政。灵帝即位之初年少无知,重任宦官。成人后又耽于享乐与敛财,宦官们投其所好,朝政之混乱与腐败可以想见。宦官侯览的母亲及其家人在其家乡山东无恶不作,山东名士张俭上书弹劾。气急败坏的侯览指使无赖朱并诬告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结党,图谋造反。不明所以的灵帝下诏追捕张俭等人。张俭逃亡途中受到了多人的收留然后成功出塞。宦官们借此大肆捉拿张俭党人,凡是帮助张俭逃跑的人都被列入党人的行列,受牵连者甚众。

在第一次党锢事件中幸存的李膺在张俭事发后,没有接受亲朋的劝告而坦然受难,被捕后死于狱中,其子弟、亲戚全部削职为民。此外,杜密、虞放等百余官员及名人被诬杀,受牵连而被流放、禁锢、处死者多达六七百人。其后,宦官们又几次兴风作浪追捕党人,党人之狱遍及全国,形成了东汉时期的第二次党锢之祸。

其后,宦官把持下的东汉统治更加黑暗。朝臣上书指责宦官图谋不轨,昏庸的汉灵帝竟不知何为“不轨”。在灵帝身边随时侍从左右的中常侍有张让、赵忠等十二人,举其大数称“十常侍”。他们参预览阅朝臣章奏,把持朝政,而灵帝却心甘情愿地受制于宦官,公然觍颜称:“张常侍(张让)乃我公,赵常侍(赵忠)乃我母。”皇帝与宦官一道盘剥百姓、卖官鬻爵,朝政日益腐败,最终酿成了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

(3)刘腾废后戮相

北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建立北魏的鲜卑族拓跋部,最初活动于大兴安岭北端东麓一带,过着游牧的生活。其后拓跋部走出高山深谷,到达匈奴故地。西晋末年,占居了今河北、山西一带,并在什翼犍统治时,频繁地进行对外侵略战争,疆域不断扩大。经过多年的南征北战,公元424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继位时,北魏已成为北方最强大的政权。

然而北魏政权乃因势而兴,典章未备,宫内宦官遂乘机作乱。先是权阉宗爱杀死了太武帝拓跋焘及继任的吴王拓跋余,从而开创了历史上太监弑帝害王的恶劣先例。后来又有权阉刘腾废后戮相,并专权擅政,显赫一时。

北魏时期的另一个著名权阉是刘腾。刘腾,字青龙,北魏宦官。本是平原(今山东平原县)城的普通百姓,后迁居南兖州的进郡(今安徽亳州)。幼时因罪被阉,入宫做了宦官,补小黄门。刘腾自幼入宫,从未读过书,只不过会写自己的名字而已,因善于观察,心藏计谋,能通解人意,由是特蒙恩宠,很快由小黄门转补中黄门。

此时,正值孝文帝拓跋宏变夷从夏、变礼从华的关键时期。孝文帝的改制从一开始就遭到一部分保守的拓跋贵族的反对。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太子拓跋恂乘孝文帝巡幸嵩岳之机,企图回平城发动叛乱,被大将元微所阻。惊骇万分的孝文帝火速从汴口折返,召太子责问,亲加笞杖。后将其幽禁在金墉城的西别馆。太子拓跋恂素来懒惰,体态肥壮,受此打击,卧病在床。余怒未息的孝文帝召群臣共议把太子废为庶人,此后仅供其不致饥寒的食物。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反对改制的鲜卑贵族穆泰、陆睿勾结镇北大将军元思誉发动兵变。孝文帝急派任城王元澄前往镇压,将二人拘捕在平城狱中。孝文帝亲往审讯,诛杀穆泰,赐陆睿自尽。还至长安,又接中尉李彪密报,称废太子拓跋恂内外勾结,意图谋反。勃然大怒的孝文帝派咸阳王元禧与中书郎邢峦,奉诏强迫太子恂饮鸩而死。

内祸已除,孝文帝继续其统一大业。次年他即发兵二十万进攻南齐,并很顺利地攻下新野、南阳、樊城等地。当大军停在悬瓠一带休整时,宦官刘腾自洛阳宫中匆匆来报,称有机要秘事求见。惊诧万分的孝文帝随即召见。刘腾所报有两件大事,一是洛阳局势紧张。当日孝文帝出征时留尚书任城王元澄居守,太尉李彪、仆射李冲加以辅作。其中出身卑微的李彪本是由李冲推荐才得以担任太尉职位的,但此时偏偏与李冲意见不合,专权恣事。李冲盛怒之下把李彪私自关禁在尚书省内,并上书历数李彪的罪过,请求孝文帝将其处死。二是宫闱失德。孝文帝的皇后冯妙莲与中官高菩萨淫乱中宫,乌烟瘴气。对李冲与李彪之事,孝文帝认为二人行事皆有过错,但李彪罪不至死,可以撤职了事;而对皇后失德的密报,孝文帝则半信半疑。几日后,皇妹彭城公主忽然又从洛阳城冒雨前来求见。颇感蹊跷的孝文帝慌忙召见皇妹,了解皇后与宫中事宜。

历朝宦祸十例(4)

孝文帝皇后冯妙莲风采照人,妩媚艳丽。十四岁入宫,深得皇帝宠爱。未几身患疾病,被文明太后遣出宫外为尼,一年后,太后去世,一直挂念妙莲的孝文帝把她接入宫中,宠爱如初。当时孝文帝的皇后是冯妙莲的妹妹冯媛。冯媛端庄秀丽、文弱娴静,但对孝文帝改制中所提倡的说汉语、穿汉服之事颇不以为然,因而难以讨得孝文帝的欢心。加之冯妙莲因决心登上皇后的宝座而不顾姐妹的情分时常诋毁妹妹,最终使冯媛由皇后而被废为庶人,被迫到瑶光寺出家做了尼姑。冯妙莲于第二年,即公元497年,在孝文帝南征前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朝思暮想的皇后。

皇上领兵在外,在后宫做主的新皇后冯妙莲水性杨花的本性又显现出来。她与中官高菩萨一拍即合夜夜寻欢作乐,并在阉宦双蒙等的帮助下,淫乱宫闱。此种丑闻不久即传入朝中大臣耳中。年少寡居的彭城公主被冯妙莲不学无术的弟弟冯夙看中,冯妙莲逼公主于近日成婚。无奈的公主率几个婢仆秘密出宫,赶往皇帝军中,合盘端出了皇后与高菩萨的奸情。两相印证后孝文帝相信了刘腾的密报,遂提拔刘腾为冗从仆射,但皇帝因急怒攻心病倒在军中。

冯皇后得知刘腾与彭城公主把自己的丑行密告了皇帝后,忧惧之中忙与母亲常氏商讨对策。俩人求托女巫,诅咒孝文帝速死,并希图援引文明太后故例,另立少主临朝称制。同时为了侦探孝文帝的情况,多次派心腹双蒙到军中探望孝文帝,孝文帝为免打草惊蛇,对宫中之事佯作不知,冯后心中窃喜。

公元499年,孝文帝经周密安排,突然赶回洛阳,一入宫即捕拿高菩萨、双蒙等人,严刑之下两人供出皇后淫乱宫闱、找女巫咒皇帝死等事,把大病初愈的皇帝当即气昏。后派人把皇后传来,从皇后身上搜出一把三寸长的小匕首。顾念旧情的孝文帝在处死高菩萨与双蒙后还是留下了废后冯氏的性命。经此剧变,孝文帝竟致一病不起,临终时下旨:“后宫久乖阴德,自寻死路,我死后可赐冯皇后自尽,葬用后礼,庶可掩冯门之大过。”孝文帝死时年仅三十三岁。

孝文帝死后,次子元恪继位,是为宣武帝。他先立皇后于氏,后又专宠高贵嫔,并重用高贵嫔的哥哥高肇。于皇后暴毙后,高贵嫔继立为后。貌美如花的高皇后天性善妒,所有的宫嫔妃不许宣武帝召幸。她与皇帝所生的一子一女又皆不幸早亡,以至于及近壮年的宣武帝尚无后嗣。正巧宫中司徒胡国珍的女儿胡妃容色殊丽,据说出生时红光四绕,被术士预言是大富大贵之命。宣武帝宠幸于她,果然产下一子。按北魏旧制,嫔妃所生之子一旦被立为储君,其生母就应被处死。胡妃为皇家子嗣计,宁愿身死也不愿堕胎保全性命。性本和善的宣武帝不忍遵守祖制,不仅未赐死胡妃,反而晋升其为贵妃。胡妃所生之子名诩,三岁时立为太子,为防止怀恨在心的高皇后迫害皇子,宣武帝另择乳母抚养、保护。胡贵妃成为高皇后的眼中钉。

此时,高皇后和高肇在朝中专权行事,朝中大臣稍有不遂即被杀害。彭城王元勰乃数朝重臣、皇室至亲,却被其谗言所杀。宣武帝另一叔祖任城王元澄担心高肇加害自己,整日假装痴狂。司徒胡国珍无力保护女儿,胡贵妃不得不求助于给事中刘腾。刘腾为谋进身之路,慨然应允,并拉拢左庶子侯刚及已故于皇后的世兄于忠。刘腾和于忠献计,让宣武帝下旨令胡贵妃移居别宫,派亲军严加守护,从而防止了高皇后的迫害。

延昌四年(公元515年)正月,宣武帝元恪病死在皇宫式乾殿。当夜,领军将军于忠及左庶子侯刚至东宫迎太子元诩,趋入内殿,并与中常侍刘腾等加意保护胡贵妃,以防发生意外。詹事王显是高皇后的心腹,建议天亮后请示高皇后然后再讨论太子即位之事。崔光抗辩道:“皇帝驾崩,太子继位,这乃是国家常典,又何须皇后的命令!”众人随即请太子即皇帝位,是为北魏孝明帝。

孝明帝上台次日,即大赦天下。册封高皇后为皇太后,生母胡贵妃为皇太妃,请太尉高阳王元雍、任城王元澄、清河王元怿等有势力的皇族参预内务。高肇此时正领军在外,闻变匆忙回京,元雍与于忠下令卫士潜伏于内,当高肇为亡帝哭丧时将其扼死。然后让皇帝下旨,历数高肇罪恶,称其已畏罪自尽。胡太妃随即迫令大势已去的高皇后出家为尼。胡贵妃被尊为皇太后。当时孝明帝还是个六岁的孩子,胡太后临朝听政,总揽朝务,控制了北魏的大权。志得意满的胡太后时常念及刘腾对其母子的帮助,对刘腾倍加宠信。封刘腾为开国子,食邑三百户,后又任崇训太仆,加侍中,改封长乐县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连刘腾所养二子也被封为郡守和尚书郎。

不久,刘腾突患重病,胡太后以为其难以救治了,作为安慰再升其为卫将军,仪同三司。但刘腾得此高官后,渐渐康复。胡太后高兴之余,对他更是宠信有加。洛北永桥、太上公寺、太上君寺及城东三寺,都是太后主政时刘腾主持修建的。这几个寺院都极尽华丽、劳民伤财、靡费无度。刘腾趁机敛财,自幼信佛的胡太后不仅没有责怪,反而多次奖赏。刘腾因受宠于太后,威福一时。河间王元琛为求复职,屈王爷之尊拜刘腾为义父,刘腾权势之大由此可见。刘腾还卖官鬻爵,并派人到各地搜括财物,八方敛财。朝廷百官因为刘腾受宠,千方百计地讨好刘腾。只有清河王元怿对刘腾以法相责,刘腾与其矛盾日深。

历朝宦祸十例(5)

清河王元怿是宣武帝之弟。自幼聪敏,长相俊美。胡太后看上元怿的才貌,委其以重任,并时常招元怿夜宿宫中。元怿得太后恩幸后更加以天下事为己任,竭力匡辅,刘腾以及朝中亲贵、百官,但有不法之处以法论处,因此得罪了许多官僚。刘腾即利用朝中权贵对其不满,伺机报复。其中胡太后的妹夫元叉,恃宠而骄,多行不法之事,屡次受到元怿的责难与裁抑,对元怿恨之入骨。刘腾与元叉密谋,指使党羽在皇帝的御食中下毒,栽赃于元怿,诬蔑元怿欲害帝自立,年仅十一岁的小皇帝信以为真,含糊许可,元怿随即被处死,时年仅三十四岁。朝野上下对元怿之死充满了气愤与悲哀。

处死元怿后,刘腾为防太后报复,矫诏称太后身染重疾不能理政,还大政于孝明帝。刘腾将太后囚禁于北宫,宫门昼夜长闭,刘腾亲自掌管钥匙,任何人包括孝明帝也不能与太后见面。所供衣食不足果腹,胡太后常在宫中啼饥号寒,泪水长流。右卫将军奚康生不满刘腾废后的行为,被刘腾处死。百官中再无人敢有异议。刘腾更被进任司空,位列三公。

废后戮相后,刘腾与元叉控制了朝政。两人互为表里,共树党羽,专权擅事。朝中八座九卿,常常一早就去刘腾住宅静候,得到刘腾的训令后,依言而行。一些新上任的大臣,也必先朝拜刘腾。更有一些寡廉鲜耻之徒,甘愿为其义子,以求飞黄腾达。

刘腾政治得势后,在经济上愈加贪得无厌。凡公私之事请托者,只重财物不计其他。到各地搜括财物时,“舟车之利,水陆无遗;山泽之饶,所在固护;剥削六镇,交通互市”,每年利息数以万计。而且身为阉人的刘腾还尽挑美女侍寝。刘腾还广开室宇,营造豪宅,贪暴之状,无以形容。正光四年,公元523年,六十岁的刘腾因病而死,朝廷显贵都去送葬。丧礼之隆重无出其右者。

刘腾死后,大权在握的元叉更为不可一世。元叉耽于酒色、才疏学浅。致使政事懈怠,纲纪不举。被囚禁在北宫的胡太后,认为东山再起的时机已到。她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终于相机解除了元叉的兵权。正光元年(公元535年)四月,胡太后再次临朝摄政,下诏降罪元叉、刘腾,罢元叉为庶人,追削刘腾官爵。有人乘机为清河王元怿鸣冤,要求诛元叉,戮刘腾尸。此议正中胡太后下怀。她借此下令发掘刘腾墓,将刘腾骸骨撒露于野。刘腾的家产全部被没于官,其四十余位养子也被诛杀殆尽。

(4)把持枢要,逼宫弑帝的唐代宦官

宦官专权几乎贯穿了唐朝的中后期,一批批的宦官逼宫弑帝,专权横行,无恶不作。自号称“欺压皇上的老奴”李辅国始,继而有逼宫弑帝的俱文珍与王守澄、经历六代皇帝的仇士良、人称皇帝之“父”的田令孜以及唐昭宗时的权阉杨复恭、刘季述等人。这些人个个都是生前显赫无比,死后臭名昭著的大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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