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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辅国（公元７０３─７６２年）在唐玄宗年间入宫做了太监。后因尽心侍奉太子李亨而成为太子的心腹。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７５５年），“安史之乱”爆发，叛军所到之处，望风披靡，直逼京都长安，唐玄宗仓皇出逃。太子李亨奉命在后安抚百姓，安土重迁的百姓们希望太子留下抗击叛军。李辅国以国家大义劝说太子留下抗敌，太子遂与玄宗兵分两路，北上灵武。李辅国又劝太子迅速称帝，以安民心。公元７５６年，太子李亨即位，是为唐肃宗，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肃宗为人性格懦弱，此刻见李辅国忠心拥戴，便视其为左右臂，赐名“护国”，后又改名“辅国”，把军政大事都委托于他。

肃宗取玄宗而代之是战时的需要。公元７５７年，唐玄宗回到了长安。起初过着无所事事，但尚算自由的生活。肃宗与李辅国都怕玄宗复位，因此在肃宗的默许下，李辅国对玄宗步步紧逼。初则把玄宗喜欢的三百匹马收回大半，仅留下十匹；继则强令玄宗迁到皇宫内宫，留下几个老弱病残之人伺候玄宗；然后又把对玄宗忠心耿耿的心腹太监高力士流放，强令玄宗的亲信官员陈玄礼致仕。这样，彻底成了孤家寡人的太上皇唐玄宗在寂寞、凄凉中走完自己的一生。肃宗曾数次想看望重病中的玄宗也因李辅国的阻挠而未成行。李辅国权势之大由此可以想见。

李辅国大权在握，天下大事几乎全决定于李辅国，朝臣所奏之事往往先经他手然后才告知肃宗。为了更准确地了解朝中大臣的动向，李辅国还专门派几十人负责监督官员的一举一动。对于不顺从的官员加以严厉打击。李辅国根据自己的好恶处治全国的讼案，并以皇意相标榜。地方上的节度使也是李辅国一手委派。李辅国权倾朝野，宰相及朝中大臣想见皇帝都须经过李辅国的安排，皇帝的诏书也需要李辅国的署名才能施行，群臣不敢提出不同意见。李辅国出行时，气势之大无与伦比。出于对李辅国嚣张权势的敬畏，宗室贵人也以“五郎”尊之，当时的宰相李揆更称李辅国为“五父”。也有一些正直之士不耻李辅国的行为，宗室李岘多次对肃宗陈说李辅国的违例行径。肃宗虽有所警觉，但在李辅国的操纵下，还是把李岘贬官出京。一手遮天的李辅国企图做唐朝的第一位宦官宰相。此举遭到了宰相萧华的激烈反对。李辅国怀恨在心，多次在皇帝面前诬陷萧华，并威逼皇帝用自己的亲信元载取代了萧华的相位，最终将萧华逐出京城。

历朝宦祸十例(6)

李辅国之所以为所欲为，还得益于与肃宗皇后张氏的勾结。张皇后与李辅国内外相应，控制政权。他们对不利于自己的人，无论是高官还是显贵都是除之而后快。肃宗的次子建宁王李炎聪明过人，尽心辅佐太子广平王李豫，深得皇帝的欢心。心胸狭窄的张皇后与李辅国多次在皇帝面前中伤建宁王，诬蔑建宁王心怀不满，准备谋害太子。昏庸的皇帝竟然下诏赐死建宁王。

李辅国与张皇后的狼狈为奸是为了各自的利益。但两个都想大权独揽的人是不可能永远和平相处的。在肃宗病重期间，李辅国与张皇后终于在决定由谁继承大宝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李辅国支持太子李豫登基，而张皇后素与太子有隙，因而暗中策划越王继位，以便于自己将来继续插手政局。张皇后密谋杀掉太子，其阴谋被李辅国的同党发现，李辅国等首先把太子保护起来，然后冲进皇宫，抓获了越王及其支持者百余人。张皇后逃入重病中的肃宗寝宫，被李辅国抓住。肃宗因受到惊吓而当天死亡。李辅国趁此混乱时机，将张皇后、越王及参与者一并斩首。太子李豫在李辅国的拥戴下即位，是为唐代宗。

代宗上台后，因念其拥立之功，册封李辅国为司空兼中书令，李辅国终于实现了他的宰相梦。李辅国气焰更加嚣张，他曾对代宗皇帝说“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实际上让代宗把军国大事都托付于他。这一举动自然引起了代宗的不满，但由于李辅国掌握军权，代宗只得忍气吞声。

宦官程元振对唐代宗也有拥立之功，但处处受到李辅国的压制，因而产生了除掉李辅国的念头。此刻他见代宗已有除掉李辅国之心，便不断地暗中向代宗控告其罪状。代宗得程元振之助，陆续解除了李辅国的一些职务，最终把他逐出了朝廷。此后不久，有个身份不明的刺客夜闯李宅杀死了李辅国，并将他的头颅扔到了粪坑里。这个欺压皇帝、无恶不作的“老奴”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李辅国死后，宦官程元振专权，其骄横情状较李辅国竟有过之而无不及。唐德宗贞元年间，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分别就任左、右神策军中尉，从而把持了中央禁军的统帅权。以典掌禁军为基础，唐代后期宦官权焰日炽，并上演了一幕幕逼宫弑帝的丑剧。

俱文珍是唐德宗后期重用的宦官。公元８０５年德宗去世后，因中风而半身不遂的唐顺宗继位。顺宗不甘心受制于宦官，他内靠嫔妃，外靠翰林学士王叔文及著名的士大夫韩泰、柳宗元、刘禹锡等人，试图通过改革克服德宗朝因宦官专权而造成的弊政。改革触及到了宦官的切身利益，当朝权阉俱文珍联合其他宦官坚决反对。俱文珍先是想法让顺宗取消了王叔文进宫议事的权利，然后密谋把支持王叔文的唐顺宗逼下台。当时太子李纯有意早登帝位，俱文珍等宦官与李纯合谋，日夜聚集在顺宗周围，气势汹汹地逼其让位。身体本来很差的顺宗惧于俱文珍等人的逼迫，只得把军国大政交给太子。俱文珍还不满足，他把翰林学士召到金銮殿，逼迫他们起草诏书，由太子即位，尊唐顺宗为太上皇。只做了七个月皇帝的唐顺宗就这样被俱文珍逼宫退位了。

太子李纯即位后，称唐宪宗，俱文珍因有拥戴大功而备受重用。忘乎所以的俱文珍不仅对百官为所欲为，对手下的宦官也毫不留情。不少宦官因为与其稍有摩擦即被处死。宦官们对俱文珍又恨又怕，宪宗也不满俱文珍的居功擅权。此时正值担任监军的俱文珍因不请示朝廷而擅杀东川节度使李康而引起众怒。朝野上下竞相指责俱文珍专横独断、目无君主，宫中的宦官也群起攻击。俱文珍渐渐失宠于宪宗，不久死去，大宦官吐突承璀、王守澄继之而起。

唐宪宗统治后期开始追求生活上的奢侈腐化，拒纳忠谏，还诏求方士，奢求长生不老。不断服食丹药的宪宗变得暴怒无常，动辄痛责身边的宦官。宦官们朝不保夕，人心惶惶。以王守澄为首的部分宦官既为了自保，更为了谋求更大的政治资本，密谋杀死宪宗，策立太子李恒继位。元和十五年（公元８２０年），王守澄指使宦官陈弘志将宪宗闷死在中和殿，对外则宣称宪宗因服金丹毒发身亡。然后王守澄拥立太子李恒即位，是为唐穆宗。自王守澄之后，宦官挟制君主乃至弑君立君，一凭于己，故而史曰：“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权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

唐穆宗是一个昏庸无能、耽于享乐的皇帝，军政大权悉交于王守澄及其亲信。穆宗时的宰相多是投靠王守澄之徒，也无所建树。公元８２４年，穆宗因病而死，其子李湛即位，是为唐敬宗，王守澄又有拥立之功。敬宗只有十五岁，把政务交给权臣处理，每天与宦官们玩乐。当时朋党之争甚多，但每一派要取得胜利都必须先争得王守澄的支持。

历朝宦祸十例(7)

唐敬宗玩心甚重，除了击球游乐之外，还喜欢在宫中“打夜狐”，即半夜捉狐狸。穆宗年纪轻，精力旺盛，经常连续几昼夜玩耍而无倦意，伺候在旁边的宦官们稍不遂他心意便会受到严惩，弄得这些宦官叫苦不迭。此时，以刘克明为首的一派宦官也嫉妒王守澄的权势，希望用换新君的方式得到皇帝的宠爱，进而取代王守澄的地位。公元８２６年，敬宗半夜猎狐归来与宦官们喝酒。酒酣之后，敬宗起身上厕所，突然灯烛全灭，刘克明等人趁黑暗之机把年仅十八岁敬宗杀死，矫诏让绛王即位。

刘克明以为大功告成，开始做专擅朝政的美梦了。可王守澄岂是等闲之辈？他联合亲信宦官，调集神策军把刘克明一伙全部杀死，迎立江王李涵即位，是为唐文宗。王守澄身具三朝拥立之功，官居骠骑大将军、右神策中尉，权力之高无以复加。唐文宗上台虽然得力于王守澄的拥立，但他对王守澄及其亲信的跋扈行为深恶痛绝。文宗使用以毒攻毒之策，利用王守澄与仇士良两个宦官集团之间的矛盾，成功地夺取了王守澄的兵权，赐其自尽。唐文宗在诛除王守澄后，也曾想乘机一举诛灭仇士良为首的宦官。文宗的宠臣李训与郑注经过密谋，决定在皇帝率文武百官欣赏甘露之时把仇士良集团一网打尽。但因事情败露，仇士良等宦官趁乱劫持了文宗，并立即展开了血腥的报复，皇宫内血流成河，官吏被杀者千余人，李训家被劫掠一空，李训、郑注都被杀死。京城的无赖们也趁火打劫，整个长安鸡犬不宁。没有参预事变的丞相王涯等人也被处死，其亲属皆被杀死。这一事件，史称“甘露之变”。此后，仇士良视唐文宗如同傀儡。史称“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

开成五年，文宗病重，诏命太子监国。仇士良知道消息后，竟闯入宫中，声称：“太子年尚幼，且有疾，请更议所立。”随后不顾朝臣的反对，假传圣旨把太子降封陈王，立文宗之弟李炎为皇太弟。文宗死后，仇士良扶持李炎上台，是为唐武宗。

唐武宗是在仇士良的一手操纵下继位上台的。他倒也晓得感恩图报，上台后即加封仇士良为楚国公，但他身为皇帝，自然不满于仇士良的专权。见惯了宫中勾心斗角的仇士良看出了武宗的心思，于公元８４３年主动提出告老还乡，武宗乐得顺水推舟，立即应允。不久，仇士良病死了，有人趁火打劫，告发他有不法行为，结果从他的家里搜出了数千件兵器。武宗一怒之下剥夺了他的爵位，没收其财产。据说，他家的财产用三十辆车子，运了一个多月还没有运完。

仇士良历经六朝，专权达二十余年，史称其“挟帝有术”。唐朝历史上还有一位连皇帝也以“父”相称的权阉，他就是唐末僖宗时的宦官田令孜。

唐僖宗即位时年仅１２岁，为人又有些愚傻，被田令孜玩于股掌之间。田令孜让皇帝身边的宦官们变着法子让皇帝玩乐，然后大权独揽。僖宗喜欢斗鹅、嬉戏、打马球，玩得高兴时就对陪他玩耍的小宦官大加赏赐，以至于弄得国库空虚。田令孜便劝皇帝到长安的东市、西市上征高额税，宦官们则趁机四处抢劫。一时间怨声载道，唐僖宗却因有了钱而笑逐颜开，对田令孜也愈加信任。田令孜见僖宗如此昏聩，更加肆无忌惮，不仅日常政务完全自己说了算，甚至连四品以上高官的任命也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喜好，根本不上报皇帝。田令孜每逢见僖宗，都准备几样果品，两人相对而坐，全无君臣之礼，尤其令人称奇的是，僖宗开口闭口间竟称田令孜为“阿父”。

此时唐朝的统治已进入末期，田令孜的腐败统治更导致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公元８７４年，王仙芝与黄巢领导的唐末黄巾大起义爆发。起义军势如破竹，顺利地攻到长安附近。田令孜见大势不妙，没有与皇帝及朝臣做任何商议，便率五百神策军保着唐僖宗逃离长安，急急如丧家之犬，一路奔逃四川，投奔任四川节度使的乃兄。

在流亡了四年之后，黄巾起义失败，唐僖宗与田令孜回到了长安。但昔日繁华的长安城已成为一座空城。藩镇割据的局面已在全国形成。田令孜不思悔过，反而把镇压农民起义的功劳归于自己，更加骄横傲慢。对于可能造成威胁的人，田令孜必设法铲除。田令孜还重建禁军，以便于专权统治。此时，昔日的顽童已经长大并且不甘心做一个被奴才操纵的傀儡皇帝，但面对完全把持着朝政的田令孜，唐僖宗既缺乏夺回权利的能力，也缺乏足够的信心，只能以泪洗面。

田令孜的专权跋扈行为激化了各种矛盾。在镇压黄巾起义中有大功的节度使李克用与朱玫、朱全忠因争权夺利而发生了火并事件，长安再度告急。田令孜见势不好，再次劫持僖宗逃离长安，准备二次入蜀。李克用主动退兵，上表要僖宗杀死田令孜，然后请僖宗回长安。僖宗不愿再次逃亡，但田令孜带兵于夜间闯入僖宗的寝室，不通知群臣，强令僖宗连夜出逃。朱玫也上表请杀田令孜，让僖宗回京。宰相与大臣们也上表请示诛杀田令孜。田令孜此刻已经完全明白，藩镇兴兵要的是他的脑袋，因而必须把僖宗牢牢地控制在手中，以增加一点安全感，于是他扣下了众人的奏折，并不顾僖宗的反对，胁迫其抵达兴元。

历朝宦祸十例(8)

不久，气急中风的唐僖宗设法回到长安，并下令削田令孜的官爵，将其流放到岭南。公元８８８年，历尽劫难的僖宗病死，其弟寿王李晔即位，是为唐昭宗。昭宗十分痛恨田令孜，因为当年挟持僖宗入蜀时田令孜曾鞭打过他，所以即位后下诏赐田令孜死。田令孜临刑前，撕裂丝绸，拧成绳索，甚至还向行刑之人仔细演示了一遍勒死人的方法，然后受刑而死。田令孜一生追求权力地位，至死不悟。正是这种可怕的欲望，使其祸乱唐朝达十五年之久，而伴随着权阉的受刑而死，唐朝的统治也名存实亡了。

（５）“媪相”与“隐相”

宋徽宗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风流才子式的皇帝，文词、书画双绝，但耽于享乐、重用宦官、盘剥百姓、轻启战端。宋徽宗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昏庸皇帝之一。在他执政的时期，宦官势力极为猖獗，他所宠信的两大宦官童贯与梁师成虽无宰相之名，却皆有类于宰相的权力，被称之为“媪相”与“隐相”。

被称为“媪相”的童贯少年时即入宫做了宦官。其父是一位书画收藏家，家中有许多古玩字画，这对于喜爱书画的徽宗来说都是宝贝。童贯投其所好，多次献画赢得了徽宗的赏识。徽宗于杭州专设访求古玩与书画的明金局，委托童贯担任供奉官。在杭州时，童贯开始与后来掌权的蔡京勾结。蔡京擅长书画，号称天下第一书法高手。他把购得的或亲作的书画作品贡献给皇帝，也博得了专好此道的徽宗的赏识，加之童贯等人的推荐，蔡京轻易地被任命为宰相。自此，开始了童、蔡二人互为表里，为害朝廷的行径。

公元１１０３年，宋朝对西夏用兵，蔡京推荐童贯为监军。这也是北宋宦官染指兵权之始。由于作战的将军指挥有方，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童贯贪天之功为己功，得到升迁。童贯与蔡京还利用徽宗崇信道教，把方士引入宫中，在讨好皇帝的同时，借方士之口，美化自己。徽宗统治时期，童贯在苏杭设造作局，把奇花异石进献给皇帝，新进花石通过运河和汴河运进京城，称为“花石纲”。奇花异石一旦被宦官们看中，百姓被迫凿墙拆屋、掘地数尺。花石纲进京后，童贯等宦官又负责在皇宫以北修建华丽奢侈的延福宫。

童贯、蔡京与所有的奸臣一样，拉帮结派，排除异己。影响最大的是把司马光、文彦博等一大批名声远播，不与他们同流合污的正直官吏列为奸党，并御书刻石于端礼门，称“党人碑”。生者贬斥，已死者剥夺谥号官位，其子弟也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对宋朝统治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童贯与蔡京任人唯亲，凡是反对他们的都冠以“党人”的旗号，或贬或杀。童贯与蔡京公开地卖官鬻爵，人称“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权倾朝野的童贯之流，把北宋的统治搞得乌烟瘴气。其灭亡也是指日可待了。

童贯与蔡京所把持的宋徽宗的黑暗统治，终于酿成了声势浩大的方腊大起义。方腊起义得到了人民的响应，短时间内控制了浙江六州五十二县。大惊失色的宋徽宗急派童贯为宣抚使，领兵十五万镇压农民军。卑鄙的童贯软硬兼施，一方面代皇帝下令停止花石纲等民愤极大的工程，发布文书招抚起义军。同时又派重兵镇压起义军。由于力量过于悬殊，加之童贯运用了收买、偷袭等狡猾的招数，起义军很快被童贯所率的大军所击溃。方腊等农民军将领英勇就义。童贯在镇压起义军的过程中，纵兵杀掠，杀害军民近百万人，犯下了滔天的罪行。然而童贯因镇压起义军有功，被封为太师。

童贯还有好大喜功的特点。他掌握兵权二十余年，多次对西夏用兵，劳民伤财。在对西夏的战争中打了败仗，童贯不仅隐瞒事实真相，还向朝廷报捷。西州名将刘法多次打败西夏，但在童贯的淫威下不得已冒险出战，战败被杀。童贯因“功”被进封为“太傅”、“经国公”。童贯还挑起了对辽的用兵。投靠童贯的卑劣之徒李良嗣在童贯的支持下，挑唆徽宗不顾宋朝的虚弱状态与建臣的反对，结金攻辽。公元１１２０年，童贯率军十五万北上燕云，与金人联合攻辽。怀着必胜的信念童贯不是精心布置战事，而是招摇过市，作威作福。旋即大败后，童贯把失败的罪责推到下属身上，自己以胜利者的姿态班师回朝。后因辽国内乱，金兵占领燕京，宋朝收回了一座被金劫掠一空的空城，大喜过望的宋徽宗又把童贯封为广阳郡王。

但好景不长，金兵于公元１１２５年向南宋发起了进攻。镇守西北的童贯不思抵抗，急忙回逃。金人不战而攻下燕山，长驱南下，惊恐不已的宋徽宗强迫其子赵桓就任皇帝位，是为宋钦宗。做了太上皇的徽宗南下逃命。被徽宗任命为东京留守的童贯惜命第一，率领临时招募的几万人的“胜捷军”南下追赶太上皇。童贯的亡国行径，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义愤。以太学生陈东为首的谏官、御史、国人，纷纷上书弹劾童贯等人的罪恶行径。面对公愤，也为了自己的利益，钦宗下诏公布了童贯祸国殃民的十大罪状。最后，恶贯满盈的童贯终被处死。不久，金兵攻下开封，徽、钦二帝被俘，宋灭亡。

历朝宦祸十例(9)

号称“隐相”的梁师成也是北宋徽宗时期的著名权阉。他由于稍懂一点书法而得到了徽宗的宠信。荒唐的徽宗让其代写诏书，梁师成召集一批人专门模仿徽宗的笔迹，真假难辨。疏于朝政、沉迷于书画古玩的徽宗正中下怀，梁师成的地位越来越高。许多人为了得到升迁都讨好梁师成，甚至权倾一时的宰相蔡京父子也时常有求于他。

梁师成自命清高，以师自居，不少小人或希冀升迁之人都投入其门下。攻辽时的宣抚使谭稹即是出于梁师成的举荐。正是由于举荐有功，当灭辽成功后，梁师成进升少保。地位特殊的梁师成狐假虎威，广收贿赂。如宋时礼部录取的进士，必须到皇宫复试。殿试时，梁师成每每立于帝侧，信口开河。进士们为了能被录取，不得不重贿于梁师成。每次殿试，都是梁师成发财的良机。

梁师成为了讨好宋徽宗，多次制造“祥瑞”，还与权臣相互勾结为自己谋利。徽宗让位后，梁师成又投靠钦宗，当大多宦官随徽宗南下时，梁师成认为自己对钦宗有“援立之功”，留在钦宗身边，宠信日盛。

宋朝的统治已危在旦夕了。大臣李纲等人组成了主战派，率先对童贯等人发难的太学生陈东等人也伏阙上书，历数梁师成等宦官的罪行，力主钦宗擒杀梁师成等人，以激发宋人励精图治、抵抗外侮的决心。钦宗为了取得朝臣的支持，为了宋室的江山，才同意贬杀梁师成。梁师成旋即被缢死，家产也全部充公。

（６）皇帝的“先生”

明朝的开国之君朱元璋吸取以往历朝历代宦官祸国的教训，在建国之初对宦官作了种种限制，规定不许宦官识字，不许兼任外臣，任职不许超过四品，并在宫门外立一铁牌，上书“内臣（宦官）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因此，明初对宦官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朱元璋去世后，明成祖发动靖难之役，继而从侄子手中夺取了皇位，宦官在其中曾起到不小的作用，因而他对宦官多所任用，宦官的地位也逐渐有所提高。到明宣德年间，宫中正式设置了宦官学校“内书堂”，选一些聪明伶俐的小太监入堂读书，并派大学士任教。由此，许多宦官能够粗通文墨，有的甚至能够通古晓今，拟旨援笔立就。每当皇帝沉湎酒色玩乐之时，皇帝便会让侍候左右的司礼监太监替他批复奏章，日久成例，称为“批朱”。如此一来，司礼监的地位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逐渐凌驾于内阁之上。伴随着宦官权势的进一步扩大，明英宗时期就出现宦官王振专权的局面。

王振是山西蔚州人，入宫前就曾读过书并当了几年的教官。据称其任职数年，毫无建树，为逃避罪责而自行阉割入宫，后来被派到东宫，陪太子朱祁镇读书。这时的太子还是个小孩子，对王振既敬重又害怕，称他为“先生”而不名。王振也深知自己身边的孩子就是将来的大明皇帝，因此竭尽全力讨好太子，挖空心思地讨太子喜欢。两人形影不离，关系十分密切。此时的司礼监太监已是位高权重，并时常代皇帝批朱。但时任掌印太监的刘宁偏偏不识字，明宣宗因见王振娴于文墨，便常让他代笔。后来宣宗考虑到刘宁不识字是个大问题，便另任其别职，由王振取代他任司礼监掌印太监。

公元１４３５年，明宣宗因病去世，年仅九岁的明英宗上台。因皇帝年幼，张太后与号称“三杨”的三位老臣（杨士奇、杨荣、杨溥）共同辅政。见时机不到，王振只有曲意逢迎，一方面对张太后、三杨等大臣们毕恭毕敬，极力争取他们的好感，另一方面继续讨好小皇帝。小皇帝对王振愈加依赖，依然称其为“先生”。

情势的转机出现在制约王振的势力逐步削弱之后。正统七年，王振最为惧怕的张太后病故，而在此之前，“三杨”中有两位因官场倾轧而早已退出了中枢地位，只剩下年老势孤的杨溥。王振的野心开始膨胀，他首先令人摘掉了朱元璋所立的限制太监干政的那块铁牌。此后见英宗未加责备，便肆无忌惮地公开树党，扩大权势，顺者昌，逆者亡。他的宗亲故旧首先得到提升。一些投机之徒也蝇聚在其周围，为虎作伥。工部郎中王佑天生不长胡须，有一次王振当面问他是何缘故，王佑竟厚颜无耻地说：“您老无须，儿子岂敢有须？”就此一言，王佑不久即升为工部侍郎。事情传出后，许多趋炎附势之人纷纷把胡须剃去，以献媚王振。王振还贪于财货、公开纳贿。当时有两位无才无学的布衣，用金银从王振处分别谋得中书舍人、中书主事之职，被人戏称为“金中书”、“银主事”，成为京城笑柄。

拉帮结伙与打击异己是并存的。对于违逆者王振采取了坚决打击的策略。工部尚书王卺不趋附王振，被勒令致仕。侍讲刘球上书因反对王振提出的对丽川用兵的策略，王振便罗织罪名将其处死。

历朝宦祸十例(10)

在王振专权的同时，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部逐渐强大起来，其首领也先窥视明朝的疆域，但因时机未到，向明进贡，麻痹明朝。不少人提出要加强边防，王振与英宗都不以为然。公元１４４９年也先率军侵略，王振为了邀功取宠，不顾于谦等大臣的强烈反对，力主皇帝亲征。

由于准备不充分，皇帝的军队尚未到前线，就开始缺粮，两军一交战，明军即大败。这时有人提出皇帝立即班师，王振坚决反对。后来前线接连传来失败的消息，王振与英宗感到害怕了，才决定班师。本来英宗有充足的时间避开也先军的追赶，但王振想炫耀乡里，主张皇帝转道其家乡，后来又怕大军踏坏其庄稼，改道而行。如此反复再三，给也先以追赶的时间。土木堡之役，也先轻易地捉住了明英宗及各部尚书等五十余位重要官员，明五十万大军全军覆灭。当英宗被捉时，护卫将军樊忠看到乱军中的王振，气愤地喊：“我为天下诛此贼！”用铁锤砸死了王振，王振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土木堡惨败的消息传到明都北京后，悲愤的大臣诛杀王振的死党，查抄了王振的财产，得金银六十余库，其他珍宝无数。王振家族无论老幼皆被斩杀，专权七年的王振宦官集团就此覆灭。

（７）“立地皇帝”刘瑾

被人称为“立地皇帝”的刘瑾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权阉。他在明武宗统治前期完全操纵了明朝的大权，擅权乱政、排斥异己、祸国殃民，胡作非为之事不可胜数。

公元１５０５年，太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明武宗。刘瑾在武宗做太子时就备受宠信。武宗上台后耽于享乐，疏远托孤重臣，宠信刘瑾、马永成、高凤等八位宦官，这八位宦官得以欺上瞒下，任意妄为，成为为祸人间的“八虎”。

凶狠狡诈的刘瑾是“八虎”之首。刘瑾专搞一些声色犬马的勾当，投武宗之所好。胸无大志、厌倦朝事的明武宗乐得逍遥，对大臣们费尽心机书写的奏折，仅画上“闻知”二字，再无回音。武宗在刘瑾等人的纵容下纵情淫乐，连例行的上朝之事也行同儿戏。刘瑾被升为内官监，总督团营，控制了兵权，为其后的专权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武宗时忠心耿耿的大臣们对朝政的现状忧心如焚。内阁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多次进谏，皇帝置之不理。他们与尚书张升、韩文、许进等人还是继续上书，恳请皇帝惩治刘瑾等奸佞之徒，武宗一度被他们说动，同意把刘瑾等“八虎”处死。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刘瑾的耳中，刘瑾慌忙进宫，鼓动如簧之舌，终使明武宗改变初衷。刘瑾等人不仅大难不死，反而更受重用。刘健、谢迁等一大批忠臣愤而辞职，朝政由此更加黑暗。

刘健、谢迁等前朝重臣因反对刘瑾而被迫辞职后，朝廷中的许多忠贞之士不断为其伸冤，并冒死犯颜直谏。他们历数刘瑾等人的罪行，引经据典，向皇帝指出历朝历代宦官专权的危害。大权在握的刘瑾大怒，把五十三位反对者都列入奸党，制造了明朝一大冤案。他们中多半被逮捕入狱，施以酷刑。刘瑾为惩治反对他的官员，还独出心裁地违制使用新的刑具。明律规定套在犯人脖子上的“枷”，最重不得超过１３公斤，而刘瑾发明的枷竟然重达７５公斤，不少官员当场就被枷死。

在刘瑾的威逼下，许多正直的大臣或辞官归隐或缄默不语，也有不少人敢于继续上疏揭发刘瑾的滔天罪行。为了彻底地威慑百官，刘瑾在特务机构东、西厂已经存在的前提下，又请示皇帝设立了内行厂，并由他亲自主持。内行厂用刑尤其惨烈，朝野之中，人人动辄得咎。刘瑾还下令驱逐在京的外地用人，强令寡妇再嫁，焚烧死人尸体，一时之间，京师几乎陷入混乱。

刘瑾排斥异己的同时，极力扶植自己的势力。奸猾之徒纷纷投靠刘瑾之流，借阉党之势，青云直上，作威作福。阁臣焦芳即是刘瑾最得力之人，他为了取谢迁而代之，卖身投靠刘瑾，以学生自居，对刘瑾直呼千岁，最终得任尚书并授文渊阁大学士，与刘瑾互为表里，作恶甚多。刘瑾为了扶植同党，大批提升投靠之人，所委派的官吏数不胜数，都指挥使以下的官员请求升迁者，只要投靠到刘瑾的门下，刘瑾草写一张纸条，上写授官人名称及所受官职，吏部即照准。用这种方式，使刘瑾所绘制的阉党网遍及天下，势力无所不及。

对非亲信的官员刘瑾总是吹毛求疵，派特务随时侦察他们的行为。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刘瑾所控制的锦衣卫经常无故拘捕、刑逼官员。手段之残酷、行径之无耻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正德三年（公元１５０８年），有人用匿名的方式向武宗告发刘瑾，昏庸的武宗竟然把信交给刘瑾。气急败坏的刘瑾矫诏让百官在酷夏之时整日跪在奉天门外，逼迫写信人自首。官员们多人渴昏，三人当场渴死，余怒未息的刘瑾把五品以下的三百余官员全部关进狱中。刘瑾的为所欲为源于武宗的纵容。武宗曾经荒谬地说：“我把天下交给刘瑾也无所不可。”

历朝宦祸十例(11)

刘瑾的专权削弱了明朝的统治。正德五年（公元１５１０年），安化王以诛杀刘瑾为名，举兵造反，至此武宗再也不能坐视不理了。他重新起用都御史杨一清、太监张永为总管，讨伐叛军。其中，杨一清因不依附刘瑾而多次受到刘瑾迫害，辞职后还被刘瑾诬告而入狱。张永则因刘瑾在宫中专横跋扈而与其多有嫌隙。杨一清认为，只有像张永那样可能随意接近皇帝的人才可能相机劝谏皇帝铲除刘瑾。因此，杨一清晓以大义力劝张永道：“公公也是皇上宠信的人，这次讨伐叛贼的任务不交付他人而交付公公，就是最好的证明。如今功成奏捷，请您在汇报军情时，乘机揭露刘瑾奸情，极力陈说由于刘瑾擅权使海内愁怨、人心思变的严峻形势。皇上英明，必定能听从您的意见，诛杀刘瑾。刘瑾被诛杀，公等用权，全部矫正以往的弊政，施惠天下，收买人心，历史将记载您的功德。”听了这一番话，张永慨然许诺。

张永首先需要做通武宗的工作。昏庸的武帝竟然不了解大臣们为什么要弹劾刘瑾，当他看罢张永弹劾刘瑾的奏章后，糊里糊涂地问：“刘瑾要干什么？”张永回答：“刘瑾要的是大明天下。”武帝又说：“就将天下给他好了。”张永应答：“将天下交给刘瑾，把陛下放在什么位置上呢？”

张永的话并非危言耸听。有位术士曾预言刘瑾的子孙日后会位极人臣，对占卜星相之说深信不疑的刘瑾由此产生了非分之想。他秘密地赶制了龙袍、玉带，私刻了玉玺，并确定了发动宫廷政变的时间。有所觉醒的明武宗亲自率兵搜查了刘瑾的住宅，从中搜出了一批违禁物品，盛怒的武帝下令把气焰嚣张的刘瑾关进了监狱。

刘瑾下狱后，朝中大臣纷纷上书，要求诛杀刘瑾。刘瑾集团内部也发生分化，部分见风使舵之徒也起来揭发刘瑾。最终武宗下令把刘瑾碎尸万段，其族人和党羽也多被处死。不可一世的权宦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８）横行祸民的矿监税使

明朝的万历皇帝特别热中于钱财的积累，是历史上有名的唯利是图的皇帝。万历年间皇宫一连发生几次火灾，迫切需要大兴土木、重建宫室。再加上皇室挥霍无度及由边境吃紧而导致的军费不断增加，国库入不敷出的局面越来越严重。为了积聚尽可能多的钱财，万历皇帝到处搜括，并借用宦官“开发”了许多赚钱的门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向各地派遣矿监税使。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许多地区的经济都非常繁荣，万历皇帝派遣大批矿监税使到各地明火执仗地掠夺财富，由此，宦官在经济领域内横行肆虐，给社会各阶层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派往各地的宦官通常采取如下手段控制国家经济命脉：

其一，干预税务征管。明初就曾设个别的宦官核实税务，到万历时宦官们已控制了各地的税务机关。宦官们用增税、滥税的方式大肆搜括银两，在沿江、沿河、道路桥梁处都设置了重重关卡收税，而且多多益善。多如牛毛的税收使商家已无利可图，商家纷纷停产，经济几乎陷入停滞。

其二，宦官督查矿业开采。明中期后，矿冶采炼业需求增多，获利甚丰。万历年间全国的矿厂几乎都由宦官控制。宦官们及其随从出任矿使后往往与地方地痞无赖相勾结，在地方上欺压官民、掠夺富户、为非作歹。并把掠夺的巨额税额私自截留，中饱私囊。有人统计，万历二十年到三十三年，矿使向国库上缴银两三百万两，私自截留所得八九倍于上缴之数。矿监肆无忌惮地盘剥，经常激起正直官吏、倾家荡产的富户及无以为业的贫民的变乱。

其三，宦官控制了国家的岁办、采办、皇店。岁办指各地每年上贡的土特产。采办是根据皇室需要向地方征纳、采购和督造的物品。宦官们担任岁办、采办的督造之职，对业主们百般刁难。如江西景德镇的陶瓷户、苏州的织户，都因为宦官的勒索而无利可图，进而关门歇业。孙隆督造浙江，数年内即盘剥机户数百万。皇店是皇家开的由宦官经营的商店，其收入归内库。宦官们把皇店作为自己发财的途径。他们以经营皇店为名，开设私店牟取暴利。这种依仗国家势力进行的垄断性经营，对民间的商业活动危害更大。

其四，宦官经营仓储。明代仓储有中央和地方两种。宦官们逐渐控制了对仓储的管理，并巧立名目。如规定商人交物品时需要包装物品，以防物料损坏。宦官们提高包装物品的费用，有时商人支付的包装费超过物料的价值。工科右给事中王元瀚曾上书揭发：“商人每年纳钱粮，都苦于宦官收取的铺垫，有许多富余之家，竟因铺垫而破产，因不堪其苦而投河悬梁者，也不在少数。”贪污仓料也是宦官们敛财的重要手段。

横行各地的矿监税使中，最为骄横的要数陈增、马堂、陈奉、高淮、孙隆等数人。陈增是万历年间的宦官，后被派往山东任采矿使，为皇帝筹集营建宫殿之资。陈增到山东后即插手地方事务，并与福山知县韦国贤发生矛盾。陈增诬告韦知县阻挠开矿，将其逮问削职。山东参政万象春仅为韦国贤辩护了几句，竟也被停发薪俸。陈增随即在山东大规模地强行采矿，随意抽取壮丁凿山开矿，致使多人死在矿中。陈增将少量所得递送朝廷，而将大部分归入自己私囊。一些官员对陈增的做法不满，纷纷上书揭发。结果陈增未受惩治，揭发的官员反而皆受到惩处。

历朝宦祸十例(12)

与陈增出任矿监的同时，宦官马堂也在山东征收店税，并采取了公开持械抢劫的方式，反抗者以抗旨惩办，致使中产之家多半破产。马堂每年在山东抽税十五六万两，自己私吞一半以上。当时有人统计，马堂在山东的七年时间，所吞食的税银及搜括民财共计达到了一百三十多万两。对此，陈增十分眼红，急忙上书皇帝，请求兼管山东的店税。得到万历皇帝批准后，陈增将掠夺之手也伸向经济较为发达的临清，并因争设税卡而与马堂发生矛盾。后来虽经调解，两人还是争相设卡，重叠征税。一些穷乡僻壤没有店铺，集市上卖的柴米油盐都要交税，山东官民深受其害，陈增和马堂却发了横财。

陈奉是万历年间最骄横的矿税使之一。他本是御马监的奉御，于万历二十七年被派往荆州征收店税，兼采兴国州矿洞丹砂及钱厂鼓铸事。他一人兼领数职，权重势大，十分骄横，每到一地都劫掠行商，欺压官民，所求稍有不遂，官吏即遭鞭笞。其党羽爪牙则直入民宅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富家大户被迫倾家行贿所在多有。更有甚者，陈奉在荆州地区挖坟掘墓，丧尽天良。陈奉的行径多次激起民变，但由于万历皇帝热中于敛财，一再支持陈奉，弹压地方官民。陈奉所到之处，鸡飞狗跳，民不聊生。对于反抗的百姓，动用兵力血腥镇压，反对的官吏也多遭迫害。陈奉从武昌回京时，运载财宝的舟车数里不绝。为防止老百姓抢夺，只得动用了大量官兵护送。

高淮本是市井无赖，后自阉入宫，任尚膳监监丞。当万历派遣矿监税使之时，高淮看到这是发财的好机会，便重贿宫中权臣，出任辽东矿税使。高淮到辽东后，社会上的残渣余孽及游手好闲之徒纷纷投其门下充当税使。他们或公开抢掠，或敲诈勒索，罄人之产，淫人之妇，辽东人民如蹈汤火。对于那些胆敢反抗的商民，不论老少，均捉拿到天王寺，施以酷刑。有的被捆住双脚悬在井中，称“悬头系井”；有的被倒立吊在树上，称“抽脚朝天”；有的被拦腰束住吊在柱子上，称“腰束吕公绦”；有的被置在下有烈火的铁皮上，称“烘焚暖炕”，至于拳打脚踢、鞭腹笞背，更属家常便饭。高淮还将辽阳的富户登记在册，逐一敲诈，多者数千两，少者数百两，最少的也需数十两。富商张柱因其子忤逆不孝而送交官府。此事被高淮闻知后，强行夺走了张柱的儿子，并借此向他勒索，陆续索银达四万余两方才罢手。

孙隆是万历年间的苏州织造太监并兼管苏州税务。苏州是明代著名的工商业重镇，经济非常发达，孙隆在苏州各交通要道设立关卡，向商贩征收重税，以至于行商小贩不敢转运，税源日渐稀少。孙隆见状，又强行向机户征收高额税金。规定每张机纳银三钱，产纱一匹纳银二分，产缎一匹纳银五分。许多机户被迫关门歇业，不少人饿死。苏州的上万市民们被迫走上街头，在机户葛贤的率领下，喊着“赶走孙隆，杀死税棍”的口号进行反抗，并打死孙隆的爪牙。孙隆见势不妙，吓得跳墙逃往杭州。面对群情激愤的局面，作为矿监、税监的后台，万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此事出于公愤。率众反抗的葛贤，后来被苏州人尊称为“葛将军”。经过这一事件，孙隆虽未遭到惩处，却也威风尽失，后来竟不知所终。

（９）“九千岁”魏忠贤

“万岁爷”是封建社会皇帝的专有称谓，王公贵族有时被称为千岁。作为一个太监，能被称为仅次于皇帝的九千岁，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只有明朝的大宦官魏忠贤一人曾经做得到。

魏忠贤是无赖出身，为逃脱赌债而自阉入宫。魏忠贤大字不识一个，是彻头彻尾的文盲，但他博闻强记，尤善逢迎拍马，为人更是猜忌残忍、阴险毒辣。皇长孙朱由校的乳母客氏荒淫而狠毒，客氏深知朱由校是未来的皇帝，因此非常卖力。按惯例当皇子停奶后乳母应当离宫回家，但因朱由校过分地依赖客氏，尽管朝臣们多次上奏要求客氏离宫，但善于笼络皇子的客氏还是得以继续留在宫中。甚至当朱由校之母去世后，客氏竟然取代了朱由校母亲的角色。当时明宫中盛行宦官与宫中女子结成假夫妻的行为，称“对食”，魏忠贤即与客氏结成了对食。明熹宗朱由校即位后，客氏备受宠信，被封为奉圣夫人，其家中子弟被任命为锦衣千户。大字不识的魏忠贤也因客氏的关系而一跃成了司礼秉笔太监。客、魏两人沆瀣一气、横行无忌，共同把持宫中大政，对他们的行径不屑一顾的太监、宫女，包括皇帝的妃嫔皇后，都受到其胁持或迫害。

客氏与魏忠贤的专权与熹宗怠于朝政密切相关。明熹宗生性好动，爱好骑马、泛舟、演练。魏忠贤投其所好，从各地选大批上好的马匹供皇帝骑乘，以至于皇宫成了跑马场。魏忠贤还常带皇帝到北海泛舟，有时自己与客氏充当船夫。魏忠贤还挑选甲士万余人在宫中列阵，宫女与宦官也都加入阵中，早晚操练，号称内操，皇帝如同将军指挥打斗，玩得不亦乐乎。荒废朝政的明熹宗还善于木工制作和土木工程，经常在宫中从事这类工作。对皇帝秉性深知的魏忠贤专挑皇帝专注于木工活时请皇帝示下，皇帝总是不耐烦地把决定权交给魏忠贤，这正好给了他为所欲为的时机。在皇帝的纵容下，掌握大权的魏忠贤忘乎所以，每次出宫都浩浩荡荡，声势浩大，官绅士人则须跪在道路两旁，高呼九千岁。

历朝宦祸十例(13)

在熹宗执政初期，东林党人在朝中有很高的地位。叶向高、杨琏、左光斗等东林党人都是朝廷的重臣。东林党人是明末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一个政治集团，他们反对矿监、税监的掠夺，主张广开言路，实行改良。魏忠贤要达到操纵政局的目的，必须把东林党人赶尽杀绝。他首先指使亲信制造了汪文言案，企图借此罗织罪名，陷害东林党人。时任御史的东林巨子杨琏上奏，疏参魏忠贤为害朝廷的二十四条大罪，其奏章条条有据，义正词严，脍炙人口。但是熹宗深受魏忠贤与客氏的迷惑，不仅未谴责魏忠贤，反而指责杨琏捕风捉影，大胆妄言。

皇帝的纵容壮大了魏忠贤的气焰，他先迫三朝元老叶向高离朝，然后开始疯狂地迫害东林党人。杨琏、左光斗及给事中魏大中等都遭酷刑而死。魏忠贤的爪牙们制造了《东林同志录》、《东林点将录》，把反对者都列入东林党人的名单，加以迫害。对贬官在外或罢官在家的东林党人也没有放过。东林党人的势力在魏忠贤掌权时受到沉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