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多，所以十分重视和蒋介石政府的关系。中国当时虽然没有石油，却是镍等战略金属的
主要供应国，德国的战略金属主要依靠中国供应，而作为交换，德国以向中国借款的方式
，“借”给中国大量军事装备，这是抗战初期蒋介石军队均为德式装备的原因，也是蒋介
石聘用３０多名德国军事顾问的原因。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日本以同盟国的身份向德国
提出抗议，要求德国停止向中国供应武器，召回在中国的军事顾问。德国在日本的压力下
不得已停供中国军火并召回军事顾问，但中德仍是友好国家，请德国出面调停，中国也比
较放心。
于是德国大使陶德曼担任了调停的主角，陶德曼对中国人说：“中国到目前为止的抗战已
经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国人的勇敢精神，现在应该到结束战争的时候了。第一次世界大
战时，德国有好几次讲和的机会，但我们却过分自信自己的国力，没有走上讲和的轨道，
后来德国无条件降服时，不得不悲惨地接受战胜国的所有条件。”陶德曼希望中国人吸取
前车之鉴，不要象德国那样搞到无条件降服的地步。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５日，陶德曼向中
国方面透露了日本讲和的条件：（一）内蒙成立自治政府；（二）华北非武装区域扩大，
主权归南京政府，治安由中国警察维持；（三）上海非武装区域扩大，治安由国际警察管
理；（四）中国停止反日排日政策；（五）共同反共；（六）减低日货关税；（七）尊重
外国人在华的权利。
１２月２日，蒋介石与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开会，征求大家对陶德
曼转达的日方和谈条件的意见。与会者均认为日本没要求成立华北自治政权，没要求承认
满洲国，也不要求赔款，条件不算苛刻，白崇椿甚至说：“如果条件只是这些，那为什么
还非要打仗不可呢？”１２月２日下午，蒋介石会见陶德曼，表示中国愿意接受德国的调
停，可以以日本提出的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但华北的主权和完整不得侵犯，和谈始
终由德国担任中介人。蒋介石还说：假如他全部同意这些要求，中国就会被舆论浪潮冲倒
，中国就会发生革命。他要求德方、日方对谈判一事严格保密。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６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了国防最高会议常委会，讨论陶德曼大使
转达的日方停战条件。与会者也基本同意接受日方条件，在郑州部署军事的蒋介石打来电
话：和谈可依照国防最高常务委员会议的决定，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这暗示蒋介石不准备
直接主持和谈，要把卖国的帽子扔给汪精卫。汪精卫倒是不怕汉奸帽子，他说：“现在是
抗战时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愿意听的，因为讲和的结果自然没有胜利的
结果来得畅快。如今大家因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个灭亡，然后痛快，听见
讲和自然满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众如此是不足为怪的，但政府却不可为一般民众所转移
。对于民众同仇敌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励，才不致一鼓作气，再而三，三而竭。然
而政府更应注意虚骄之足以误事。民众尽管可以唱高调，而政府则必须把握现实，不得不
战则战，可以议和则和，时时刻刻小心在意，为国家找出一条生路，才是合理的办法。”
１２月１３日日军轻取首都南京后，使日本人以为中国的抵抗已到穷途末路，于１２月２
２日又增加了三项苛刻的和谈条件：（一）在华北、内蒙、华中的非武装地带设立特殊机
构（亲日政权）；（二）承认满洲国；（三）中国向日本赔偿战费。日方请陶德曼将新增
三项条件转达中国，并把谈判期限规定为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５日。陶德曼看后摇头道：“
这样的条件中国是不会接受的”，果然不出陶德曼所料，中国政府没有按期答复日方的条
件。于是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施加高压，１月１６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了由大本营联席会
议通过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宣布：“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而期望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
设复兴的新中国。”
１月１８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表明了中国的强硬态度：“全力维持主权与行政之完整，
任何恢复和平方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忍受。”日本在中国发表声明后
即日撤回驻华大使，中国也于１月２０日撤回驻日大使，两国外交关系正式断绝，陶德曼
的调停以失败告终。
抗战开始后，蒋介石以加强军事为由，提出国民党中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最高决策机
关，取代以前的最高决策机关中政会。国防最高会议的《组织条例》规定：国防最高会议
主席由军委会委员长担任，副主席由中政会主席担任，蒋介石是军委会委员长，汪精卫是
中政会主席，所以蒋介石自然出任主席，汪精卫出任副主席。１９３８年３月召开的国民
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又修改党章重新确立国民党的领导体制，规定国民党设总裁１人
，副总裁１人，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这样蒋介石就借战争的理由名
正言顺地夺取了汪精卫长期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尽管如此，汪精卫在党内的影响还是
巨大的，蒋介石虽然掌握实权，但在表面上也要让汪精卫这位老前辈三分。
由于英美法不肯出兵干涉，蒋介石开始考虑请求苏联干涉，不过蒋介石在是否应该动用苏
联这张牌时也非常犹豫不决：苏联曾经是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曾经在１９０４年和
日本为了争夺在中国的霸权而大打出手，因此与日本成为死敌。中国请苏联出兵，即使赶
走了日本人，进入中国的苏军会轻易撤出吗？请神容易送神难。更为严重的是，苏军一旦
进入中国，中国共产党岂不要在中国做大，国民党还能掌握政权吗？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
一批人非常反对请苏联干涉中日战争。后来苏军进入东北后，把东北交给了中共，成为中
共打败国民党的基地，这些都验证了汪精卫等人的担心。
但战场上中国军队的被动局面，使蒋介石不得不铤而走险，请求苏联的出兵援助。１９３
７年８月２日蒋介石召见苏联大师鲍格莫洛夫，请求苏联给与全面的军事援助，苏联方面
答应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要求首先在两国之间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互不侵犯条
约”的主要目的是使中国承认以前被沙皇俄国侵占的领土，不再向苏联提起领土要求。８
月２１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南京签字。
尽管蒋介石和中共都强烈要求苏联直接出兵，但斯大林却对出兵一事含糊其词。１１月１
１日，斯大林在召见中国特使杨杰时说：“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同情中国的抗战，如
果苏联出兵，中国就会在世界上失去道义的支持。现在中国在军事上还有很大余地，万一
中国军队实在坚持不住时，苏联再出兵也不迟”。不过斯大林答应向中国派遣志愿军和紧
急提供武器，苏联的第一批志愿军飞行队４０余架飞机进入中国，于１１月２１日在南京
附近首次和日军交战。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３０日，蒋介石亲自向斯大林发电报，要求苏联表态是否同意出兵，斯
大林最后说：“如果签署九国条约的国家共同出兵制裁日本的话，苏联就出兵。如果苏联
单独出兵的话，世界舆论就会把苏联看成是趁火打劫的侵略者”，拒绝了蒋介石直接出兵
的要求。但苏联加大了对中国援助的力度，１９３７年底立法院长孙科访问苏联，苏联答
应向中国提供２０个师的装备，１９３８年３月，苏联正式签署向中国提供３０００万美
元的第一批军事借款。但后来欧洲战线吃紧，苏联以增强本国军事力量为重，放慢了对中
国的军事援助。不过在１９４１年苏德战争爆发以前，苏联共向中国提供飞机９００余架
，军用车辆２０００余辆，大炮１０００余门，弹药１亿８０００万发。３０００多名苏
联志愿军在中国直接参战，不少人长眠于在中国的土地上。
英美法隔岸观火，苏联也不肯出兵，中国的抗战只剩下“焦土战”这条严酷的道路。由于
日本是一个资源贫瘠的岛国，非常不利于打持久战，所以蒋介石就把希望寄托于用持久战
来拖垮日军。当然日本也明白本国资源有限的弱点，提出了“以战养战”，用中国的资源
打中国人的设想。蒋介石为了不让敌人利用中国的资源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在中国各战
场大搞烧光毁光的焦土战术。但焦土战的最大受害者并不是日军，而是中国的平民百姓，
国民党内部对这种残酷的焦土战术也有不少反对之声。
１９３８年６月９日，国民党军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突然炸开黄河大堤，泛滥的黄河水
并没有淹死一个日军，却淹死十多万中国老百姓，上百万人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不久，
国民党军又在预定撤退的长沙误放火，烧死平民数万。长沙大火后，汪精卫批评蒋介石说
：“我们烧东西也许是怕自然物资变成‘自然汉奸’被敌人利用，但如果没有人出来做汉
奸的话，自然又怎么会变成汉奸呢？如果象长沙一样把每处每地都焦土化的话，我方抗战
所需的物质又从何而来？如果把沦陷区内的物质全烧光，剩下的只有一大群无食无住的饥
民，这些人怎么处理？带他们一起跑吧，他们又跑不动；将他们杀了吧，又于心不忍。如
果把他们扔给敌人，他们必然要被敌人所用，必然要当汉奸。”
汪精卫在一次演讲时说；“从前法国有一个国王，叫做亨利四世，他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
：我希望我的人民，在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在他家里的火炉子上面、瓦罐子里面，都偎著
一只鸡。我们再看看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他们有的连鸡毛都没有见过，还谈鸡？一生都吃
不著一只，还要说在每个星期六？他们从小到老都在劳动，田地和工厂接受了他们的血汗
，等到血汗用尽了，生命也完了，就离开了世界。那好比火炉需要柴炭，等柴把精力完全
贡献出来，只剩下灰未、只剩下煤屑的时候，不讲情面的铁铲就把它们铲出去！不让它们
再在火炉里停著……”
汪精卫越来越对这种建立在人民惨痛牺牲基础上的焦土抗战感到疑问：抗战的目的是什么
？法国国王还企望人民百姓能有鸡吃，我们的领导人想到过老百姓的疾苦没有？抗战的最
大牺牲者不就是那些连鸡肉的滋味也不知道的平民百姓吗？我们不惜牺牲四万万老百姓的
生命来培养一个民族英雄，这值得吗？如果不出现奇迹的话，这场战争要经过多少年才能
结束？在这期间中国老百姓要遭受多大的惨祸？汪精卫越来越觉得他的和平救国理念是正
确的。
当然国民党内部持“和平救国”观点的，不止汪精卫一人。周佛海、顾祝同、熊式辉、梅
思平、陶希圣、胡适、高宗武等人组成了一个“低调俱乐部”，主张和平救国。“低调俱
乐部”是胡适起的“雅号”，以区别于那些唱抗战高调的人。周佛海说：“共产党、桂系
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蒋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
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
自己的高调，逼著蒋先生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
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
‘低调俱乐部’。”１９３８年９月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与“低调俱乐部”中断了联
系。
汪精卫虽不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无形中形成了以汪精
卫为中心的“和平运动”。“低调俱乐部”批评主战派说：“蒋委员长等主战的结果，一
个是丢，一个是烧，丢不了也烧不焦的地方，都给了共产党的游击队。共产党以游击战争
回避对敌作战，人称‘游而不击’，他们是想借抗战保全实力，待国军消耗光了，他们就
可颠覆政府。”江精卫则说：“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
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
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
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匾乏，在战祸中喘息著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
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
不过在国民党内主战派压倒多数的情况下，汪精卫感到已不可能说服蒋介石等人走“和平
救国”的道路，于是他开始走自己独自的和平道路。汪精卫委托“低调俱乐部”的梅思平
、高宗武等人和日本私下接触，谈判停战的条件。
日本国内也有一批主和派，主张尽早以较为宽大的条件和中国停战言和。主要人物是陆军
参谋本部支那课长影佐祯昭大佐，还有在华日本纺织同业株式会社理事长船津辰一郎，日
本南满铁路驻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前首相犬养毅的三
子犬养健等民间人士。影佐祯昭等主和派也在没有政府批准的情况下，私下与中国接触打
探和平的可能性。高宗武和西义显等人私交不错，双方不久就达成了初步协议：日方以宽
厚的讲和条件支持汪精卫出马，汪精卫则脱离国民党另立政府和日本签订停战条约，实现
两国间的停战与和平。
对于汪精卫来说，迈出这一步的确是非常艰难的。正如梅思平所说：“这件事也实在犯难
，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
销。”汪精卫也明白，他迈出这一步的代价有多大，岂止勾销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甚
至要千夫所指、万人痛骂，陈公博也从成都打来电报，劝告汪精卫说：“先生若离重庆将
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汪精卫考虑了整整两天，最后说：“决定了！只要能救民
于水火，我决心跳火坑了。”
第三部分之四：对日和约的实态
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对战局的形势有三种看法：一、快胜论：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
可以在“三个月内解决支那问题”；二、持久战论：认为中国国土辽阔，战场的纵深太大
，日军只能占据一些军事据点，不可能有效地控制整个中国。中国政府如果坚持不降，中
日战争将成为旷日持久的持久战；三、外国干涉论：认为中日战争将导致第三国的武装干
涉，日本会在外国的政治军事压力下被迫退出中国。
随著战局的发展，证明“快胜论”的预言是错误的，但外国也没有积极干预中日战争，所
以“持久战”的预言成为现实。日本非常不愿意打持久消耗战，持久战拖得越久，对人口
资源丰富的中国就越有利，日本将在消耗战中拖垮。到１９３８年底，日本用在中国战场
的兵力已增至２４个师团，军费激增，财政困难，税收加重，国内危机日渐困重。在这样
的情况下，日本内部也出现了尽快解决战争的呼声。
在１９３８年初，日本还寄希望于用高压手段迫降中国政府，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６日近卫
首相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强硬声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日军本想在武汉战
役中一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但中国军队主动撤退，中国政府也迁都重庆，使日本通过武
力高压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企图破产。此后，日本政府内要求“重新检讨对华政策”的呼
声抬头，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３日，近卫首相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一改过去的“不以国
民政府为对手”方针，表示：“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只要国
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
并不予以拒绝”。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６日，陆军省参谋部公布《１９３８年秋季以后的对华处理方略》，决
定今后的对华总方针：“以攻占汉口、广州为行使武力时期，今后自主指导新中国建设，
切戒急躁。为此，目前应以恢复治安为根本，其他各项施策都应与此相适应。”对华总方
针还规定军事上“以不扩大占领区”为宗旨，确定新黄河、合肥、芜湖、杭州一线以东的
占领区为治安地区，以西为作战地区。在不扩大占领区的原则下，对国民党军实施有限的
局部进攻，同时加强航空作战，轰炸重庆国民政府大后方及中国国际补给线，打击中国的
抗日意志，促使国民政府崩溃。
１９３８年底以后，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对华方针由“军事打击为主，和平谈判为辅”，改
为“军事打击为辅，和平谈判为主”，由否认重庆国民政府改变为承认重庆国民政府。１
９３８年１１月以后，日本政府开始考虑作出一定让步的情况下，和中国政府谈判，结束
战争。１９３９年３月，日本新首相平沼在国会演说中公开表示说：“蒋介石将军与其领
导之政府，假使能重新考虑其反日态度，与日本共同合作，谋东亚新秩序之建立，则日本
准备与之进行中止敌对行动的谈判”。
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对战局的形势有四种看法：一、胜利论：认为中国军队已具有击退
日军的实力，可以击败日本的军事进攻，赢得军事上的胜利；二、亡国论：认为中日战争
的结果将导致中国亡国；三、最后胜利论：中日战争成为持久战后，最终将引发外国的武
装干涉介入，中国在外国的帮助下最终战胜日本；四、和平救国论：中日战争成为旷日持
久的消耗战后，日本也难于忍受长期的消耗战，所以日本不能灭亡中国，不得不与中国进
行停战和谈。而中国也应该积极响应和谈，尽快结束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破坏性巨大的战
争，减少中国国力的损失。
日本对华政策改变后，开始发出和谈的信号和放出和平的气球，这正好与汪精卫等人的“
和平救国”论看法不谋而合，国民党内对“是战还是和”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分裂。但
由于“主战”和正义联系在一起，“主和”不免戴上投降叛国的汉奸帽子，所以国民政府
内“主战”派还是占绝对多数。在此情况下，汪精卫等“主和派”开始了自己独自的“和
平工作”。不过蒋介石在“主战”和“主和”之间持机会主义态度，一方面他高唱抗战到
底的高调，另一方面对汪精卫等人的“和平工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中日战争的结局
留一条后路。蒋介石并没有制止和惩处参与“和平工作”的官员，使汪精卫的“和平工作
”得以顺利进行。
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通过私人关系与在上海的日本南满铁路驻京办
事处主任西义显、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等人进行接触，摸索与日本和谈的可能
性。西义显和松本重治劝董道宁直接到日本与军方人士会谈，于是在松本的安排下，董道
宁于１９３８年２月，即近卫首相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的一个月后，来到日
本与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进行了会谈。董道宁是一个小小的科长，肯定
是在某个上层人士的指派下到日本秘密谈判的，但董道宁到底是受谁的指派直到现在也还
搞不清楚。
参谋本部中国课长的影佐祯昭大佐是日本的主和派，是早期参与和平工作的唯一军人。董
道宁向影佐询问日本改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政策的可能性，影佐说：军部中也有很
多人反对近卫首相发表那样的强硬声明，但近卫首相的声明亦是事出有因，不可能那样简
单地取消。但影佐表示日本希望和平的人也大有人在，非常愿意与中国进行停战谈判，期
望中国也能够表示出具有和谈的诚意。董道宁请影佐给蒋介石写封信，影佐认为他以一个
课长的身份给蒋介石写信不太合适，于是他给在陆军士官学校的老同学何应钦和张群分别
写了信，影佐在信中说：“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是一桩不幸的事件，董道宁此番来
日本表示了中国的诚意，日本深为感谢”。
董道宁回国后将影佐的信交给上司高宗武（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又将信转交给蒋
介石的近侧宣传部长周佛海，周佛海再将信转交给汪精卫和蒋介石。不久高宗武向西义显
转达了蒋介石向影佐祯昭的好意表示的谢意。周佛海又向蒋介石进言派亚洲司司长高宗武
到上海“收集情报”，蒋介石同意高宗武到上海进行秘密外交，并从军委会秘密经费中每
月支６０００元作为高宗武的活动经费。周佛海不久又背著蒋介石，密派高宗武直接到日
本会谈，高宗武有些担心：“我去日本蒋先生知道吗？”周佛海说：“你就放心去吧，一
切责任由我承担。”
周佛海之所以敢瞒著蒋介石和日方谈判，是因为周佛海对蒋介石抱有这样一种看法：抗战
后蒋先生一反他以往的表现，如果把过去蒋先生的行为贯穿起来进行研究，就会知道蒋先
生的真正态度是“主和”的。由于举国上下高唱全面持久抗战，蒋先生不能不附合，而且
比别人的调子更高，以便压服反对他的人，争取舆论的支持，蒋先生是被逼迫著走上他不
愿意走的路。所以周佛海决定“以自己的胆识，把蒋先生的作法反过来加以灵活运用，等
决心和平后，再向蒋先生报告。”周佛海认为蒋介石终究会明白他的一番苦心。蒋介石在
知道高宗武未经他许可私下到日本谈判时，只是说：“荒唐，荒唐”，并没有提出对高宗
武进行处罚，更没有强调今后要严格禁止类似事件发生。
１９３８年６月高宗武在松本重治的陪同下来到日本，高宗武到日本后首先表示他并不是
蒋介石派来的使者，而是中国主和派的代表。高宗武说：“我首先想说明我的立场，为了
实现和平，我准备不惜做出任何牺牲。为了中国，我最为重视的不是对日作战，而是对共
产党的斗争。关于这一点，蒋委员长周围的一部分军人，主张即使把对共产党的斗争置之
以后，也要把抗日看成国家的当务之急，我对此是反对的。但汉奸我可不当，我所奋力争
取的仅仅是实现和平，这条界限是明确的。如果是不当汉奸的和平工作，那么有什么困难
我都忍耐，但倘若这样做会成为汉奸，那么我马上就此作罢，即使说我中途脱逃也好，或
说我是叛徒也罢，我都要退出。”后来高宗武果然因为害怕当汉奸，退出了“和平运动”
。
高宗武怀疑蒋介石愿意冒卖国的罪名进行和谈，高宗武说：“关于中日和谈的大义，如果
从我的信念上来说，我不得不以汪先生为同伙。随著战祸的扩大，国民是不能忍受的。蒋
先生冷酷，而汪先生温暖。”高宗武努力推荐汪精卫，他对影佐帧昭说：“为了造成中日
之间的和平，也许必须找蒋先生以外的人。除了汪先生之外，就不容易找到别人。汪先生
早已痛感有迅速解决日中问题的必要，而国民政府内部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为此，不
如从政府外部掀起国民运动，开展和平运动，由此造成蒋先生听从和平论的时机，这样较
为适当。”
日本军方逐渐为中日战争的长期化感到头疼，对影佐的和平计划开始产生兴趣。１９３８
年７月初在影佐帧昭的斡旋下，高宗武与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进行了会谈。会谈时高
宗武提出由汪精卫出马，从政府外部掀起和平运动的计划，希望日本方面为汪精卫出马提
供有利条件。日方同意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的优惠条件，支持汪精卫出马进行“和
平运动”。高宗武于７月２１日返回中国。
高宗武因未经蒋介石允许擅自赴日，而且此行得到的结果也对蒋介石不利，所以不敢回武
汉，只向周佛海报告了日本之行的情况，并付一封致蒋介石的信：“委员长钧鉴：职于六
月二十三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京会谈记录与职个
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能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周
佛海先把高宗武的报告送给汪精卫，因高在报告中写有“日本希望汪先生出马”字句，周
佛海征求汪精卫的意见：“在呈送蒋先生以前要不要把这段删去？”。汪精卫则说“没有
关系，他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蒋介石看完高宗武的报告后，转交行政院副院长兼国
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并嘱咐张群看完后转交汪精卫，他不知道汪精卫早已看过。过
了三天蒋介石忽然大发雷霆：“高宗武是个混蛋。谁让他到日本去的？”
不过蒋介石仍然没有深究高宗武私自赴日谈判一事，这使周佛海更加敢于放手进行“和平
运动”。不久高宗武因肺病复发住院，周佛海改派军委会政略部秘书主任梅思平接替高宗
武进行秘密谈判。１９３８年８月２９日至９月４日，梅思平与近卫首相的私人代表松本
重治在香港进行了五次谈判，初步确定了日本政府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
”为条件，支持汪精卫搞和平运动。梅思平将日方的内容转交汪精卫，汪精卫同意在此条
件下出马主持和平运动。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２日，汪精卫与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陈壁君等人秘密召开会议
，讨论和平运动的具体计划。当时他们计划的“和平运动”分五个阶段：一、汪精卫离开
重庆，在外地宣布下野，脱离国民政府。然后日本政府立即发表声明，提出不要领土，不
要赔款，两年内撤军的条件，倡议与中国进行和谈；二、汪精卫以个人身份发出响应日本
政府的和平倡议，建议国民政府接受日本的条件和平停战；三、云南等地的地方实力者通
电响应汪精卫的和平号召，在云南等日军未占领地区建立新的独立政府；四、日本承认新
政府并与新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日军撤退回长城以北，将日军占领区转交新政府；五、新
政府统一全国，实现中日两国间的真正和平。
汪精卫当初的这个和平计划是在日军未占领的地区建立新政府，然后新政府接收日军撤军
后的占领地，在不割让领土、不赔款的条件下和日本实现和平。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现，
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有相当的可接受性，汪精卫未必被国人责骂为卖国者。但后来由于种
种原因，汪精卫的和平计划和他当初的设想出现了很大的偏差，汪精卫自己也成了牺牲品
。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３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提出只要国民政府更变人事组织
，日本就可以与中国进行停战谈判。日本所说的“更变人事组织”，就是指蒋介石下野。
１１月１６日，汪精卫和蒋介石一同吃饭时，劝蒋介石下野促成中日和谈。汪精卫说：“
使国家民族濒于灭亡是国民党的责任，我们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则反问
汪：“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两人进行了激烈地争辩，最后蒋介石
说：“说什么都是一样，我们不必再争论了。我已经困了，要睡觉去了”。于是蒋介石将
汪精卫一个人弃置不顾，自己回去睡觉了，这也促使汪精卫最后下定离开重庆的决心。
汪精卫和平计划的第一个关键问题是要得到云南政府主席“云南王”龙云的支持。汪精卫
派陈璧君找龙云秘密商谈和平计划，龙云对蒋介石改编他的军队，调用云南的物质，削弱
他的势力耿耿于怀。龙云对陈璧君说：“汪先生是党国元老，在国内外声望极高，只要他
登高一呼，应者必然云集于他的旗帜之下。蒋介石一贯阴险奸诈，排除异己，所以汪先生
发动和平运动、另立新政府是天经地义之事。除了共产党和冯玉祥等少数人之外，都会拥
护汪先生出来倡导和平事业，在国际上也会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
有了龙云支持和平运动的许诺，下一个问题就是日本是否承诺宽大的和平条件。１９３８
年１１月１２日，汪精卫派梅思平、高宗武等人为代表，日本派影佐帧昭、今井武夫等人
为代表，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举行最后谈判，双方经过８天的讨价还价，最
后达成了所谓“重光堂协议”。（一）缔结华日防共协定，内蒙为特殊“防共”地区，日
本在“防共区”驻兵。（二）承认（默认）满洲国。（三）日本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
归还日本的在华租界。（四）华日经济提携，在开发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为日本提供特殊
方便。（五）补偿因事变而造成的在华日本侨民所受的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六
）恢复和平后，日军在两年以内撤军。
另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日本军方对中国分而治之的战略。日本军方感到一个
统一的大中国对日本总是一个威胁，最好的消除中国威胁方法就是把中国分为数个国家“
分而治之”。日军先在东北制造了一个满洲国，又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在华北制造了一个
以王克敏为首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再于１９３８年４月在长江下游地区制造了一个
以梁鸿志为首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日方本来计划汪精卫出面建立一个局限于云南两
广的地方政府，而汪精卫坚持必须撤销梁鸿志和王克敏等的地方政府，由汪精卫的中央政
府统一领导中国。由于汪精卫在此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日方最后让步同意汪精卫的新政
府统一领导中国。
梅思平把重光堂密约抄在丝绸上，缝在西装马甲里，于１１月２６日带到重庆，向汪精卫
、周佛海汇报。但最后汪精卫比较动摇，决定了又推翻，推翻了又决定，在周佛海等人的
劝说下，终于下决心选择“和平救国”的道路。汪精卫等人策划了一个脱离重庆的计划：
１２月５日，周佛海先去昆明，１２月８日，江精卫夫妇去成都，两日后到达昆明再去河
内。日本政府于１２月１１日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汪精卫随后在昆明、河内或香港中任
何一地宣布下野。与此同时汪精卫也接到日方的通知，表示对重光堂协议无异议，希望一
切按计划实行。
但多年跟随汪精卫的陈公博并不知道汪精卫与日本秘密商定的和平计划，汪精卫把在成都
任四川省党部主任的陈公博请来，希望陈也参加他们的和平计划。陈公博看了“重光堂协
议”后徒然变色：“汪先生，这协议书是哪儿来的？委员长他知道吗？”周佛海说：“委
员长暂时不知。”汪精卫说：“委员长不出来议和，我准备来议和，不然，焦土抗战，死
且不知！”陈公博听后不安地说：“汪先生，依公博之见，先生这样做恐怕是难为人理解
的，还可能出大乱子。”汪精卫则向陈公博解释说：“你我相处二十年，患难与共，我这
次到外面去，和以前一样非常希望能够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有路可走，我是不会离开重
庆的，可现在只能离开重庆才能去谈和。我在重庆谈和，人家定会误以为是政府主张，这
是于政府不利的。我离开重庆，那么和谈便是我个人的主张了，如果交涉得当，再来劝政
府，由政府出面接受。如果政府仍然执迷不悟，那就只能撇开他们另组班子了。我与佛海
一批人的良苦用心，将来是会得到国人理解的。”周佛海也劝陈公博说：“历史的评价问
题，牵涉到战局如何发展问题，很复杂，不是我们今天所能定得下来的。成事在天，谋事
在人，要谋事总要付出代价和牺牲的。”陈公博见众人都同意，只好说：“你们都统一意
见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我总觉得这事还欠考虑，背著政府去和敌方谈和，无论结
果怎样，总还有个立场问题。更何况还牵涉到要组织另一个政府问题，而日本方面是否有
此诚意？此事须得慎重，最好放弃。”不过最后陈公博表态：“汪先生走到哪里，我跟到
哪里。我不想留在四川，眼看众人在我面前骂汪先生，更不愿被别人看成是汪先生留在政
府里的密探。”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８日，汪精卫准备飞离重庆的时间，本来是蒋介石外出不在重庆的日子
，但１２月８日蒋介石突然从桂林飞抵重庆，打乱了汪的行动计划。汪精卫只好暂时留在
重庆，等待时机。１２月１８日，蒋介石飞往陕西出席军事会议，汪精卫以外出演讲为名
，偕夫人陈璧君、秘书曾仲鸣、女儿汪文惺和未婚夫何文杰等人飞往昆明。汪精卫到达昆
明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率领省、市各厅局官员列队相迎，后面是一排排学生和市民夹
道欢迎。当天晚上，汪精卫与龙云作了一次恳切的谈话，汪精卫把自己和平运动的计划告
诉龙云，说到达河内后即公开提出与日本议和的建议，接著由龙云发表拥汪通电，然后四
川、西南和两广各实力派也纷纷行动起来，造成以汪为首的和平运动区，一面与日本交涉
和平，一面也促使蒋介石的重庆政府议和。龙云听后满口表示赞同。
１２月１９日，汪精卫夫妇、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一行十余人，乘龙云代为包租的
专机离开昆明，飞抵法属殖民地越南的河内，迈出了和平运动的第一步。据说汪精卫在离
开重庆前，给蒋介石留下一封长信，信中最后写道：“君为其易，我任其难”。在当时的
情况下，“主和”的道路要比“主战”困难更多。
汪精卫“主和”难，日本的“主和派”也阻力重重。由于这次发表的声明是正式声明，需
要陆、海、外务三省协商后拟成正式文本，然而首先在最重要的参谋本部发生了意见分歧
，参谋本部的要员坚决反对明确指出日本撤兵的日期，声称战胜国万不可做出向战败国许
诺撤兵日期这样有损于国家威严之事，这样做太对不住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最后近卫向
强硬派妥协，在声明中删去了“重光堂协议”中最为重要的日本撤兵一项。近卫在得知汪
精卫于１２月１９日到达河内后，于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２日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
日方和平运动的发起者之一犬养健在他的回忆中，评论近卫的第三次对华声明时说：“不
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如果按照重光堂会议的精神发
表，确实会引起中国人的共鸣。可是，这次声明竟把最为重要的撤兵约定忘得一干二净，
实在让人担心汪精卫和平运动会走上歧途，我深感失望。”日方和平运动的另一个发起者
西义显听到近卫修改“重光堂协议”内容的声明后感叹说：“日本把汪精卫欺骗了”，松
本重治对近卫的声明内容也感到愕然：“感到和平运动的未来已经出现了暗影”。
汪精卫对近卫修改“重光堂协议”内容的声明也深感不满，但他亲身体会“主和派”的艰
难，近卫发表这样主和口气浓厚的声明，也一定有他的难处。虽然近卫声明删去了最为重
要的撤兵内容，但在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方面基本
上符合“重光堂协议”，所以汪精卫决定按重光堂协议的规定，发表声明响应近卫的和平
倡议。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８日，汪精卫发出《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要求蒋介
石和国民政府认真考虑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议，其原文如下：
“兹有上中央一电，除拍发外，谨再抄呈一纸，以备鉴察。本月９日，铭谒总裁蒋先生，
曾力陈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局，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局，两者皆有困难，两
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和平非无可望。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之协助，苏联之不反
对，德、意之不作难，尤期待日本之觉悟，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