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节：强国之鉴(8)

第二，日本明治政府制定和贯彻执行了其基本国策、大政方针和具体政策及持续进行一系列改革，而以改革促发展是可取的、正确的。“三大政策”及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改革，虽然这些也都存在不少问题，但基本上是切实的，是符合日本国情的。明治政府抓紧进行了持续达二十多年的各项改革；对外坚持开国进取，面向世界，努力学习和引进西方的各项先进科学技术，并经过吸收、消化，使之日本化。虽曾遭受许多挫折，却能及时总结、改正。如曾在1868至19世纪80年代“文明开化”时期，一时间提倡“全盘欧化”，完全否定和排斥日本优秀的文化传统，19世纪80年代的“鹿鸣馆时代”就是极端“欧化”的典型，但不到20年，欧化风潮就基本平息，代之而起的是日本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之风大盛，一时开展了保存国粹运动。这种欧化与复古回归的交替，在日本曾多次进行。又如，进行农业改革时，盲目引进、购置各种西方大型农机具，大搞大农经济，结果在少平原多丘陵的日本基本行不通。但日本很快仿制了适合日本小块耕地的各种小型农机具，并总结了日本老农的丰富经验，制订成《明治农法》，组织培训，在全国推广，从而使日本农业在19世纪末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第三，明治政府重视和抓住关键，进行制度建设。日本不仅持续进行各领域的体制改革，而且特别重视各方面、各领域的制度制订。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教育制度和军事外交制度等均全方位地全面制订，在各领域均严格推行制度化。如外交领域的谈判制度，农业方面甚至制订了农业教育制度，教育方面制订了一系列学校制度及留学生制度等。制度化、规范化后，使国家各部门的工作有序进行，不至于只依某个长官意志执行。基本上可以说，日本的制度建设是使其迅速崛起成为大国的坚实基础和制度保证。

第四，在贯彻执行和落实政策、措施时，特别注意细节，精密计划做每件事的具体办法，权衡利弊，然后认真地去落实。日本似乎并没有制订过五年或十年发展规划，只是它对每个具体问题都精心地扎扎实实、切切实实地去贯彻执行，认真解决。日本曾有许多战略性的根本失误，但在具体细节上却往往是极为完善几乎是近于完美的。这反映在图强之路中的各领域、各方面。

第五，在重视新时代意识，不拘一格使用人才，调动其积极性方面也有许多可取的、有实效的经验。日本政府敢于重用有勇气迎接内外挑战的人才。这种人才，不仅是皇族、华族和精英层，而且包括底层平民；不仅是支持明治政府的，而且包括曾拼死反对明治政府的人。仅举比较著名的两个事例。一是榎本武扬，他是顽固支持德川幕府的海军副总裁，一直与明治新政府武装抗拒到最后。政府军参谋黑田清隆（后出任第二届日本总理大臣）再三劝他投降，他均坚决拒绝。但是在拒绝信中写了简短的附言：“我在荷兰留学时研究的《海律全书》，是关于国际法的独一无二的著作，将它焚于战火太可惜了，希望送给黑田参谋”。他退守到北海道五棱廓最后一个阵地，依然拼死顽抗。最后在政府军猛攻下，为了不使跟随他顽抗的800名官兵送死，决定自杀以换取官兵生命。被部下强行制止后终于束手被俘，成为新政权的阶下囚。黑田清隆非常赏识他的为人和才能，对送《海律全书》之事感叹道：“死到临头，还把对国家将来有用的书送给敌将，真是令人钦佩”！榎本武扬这样的明治政府死敌在1872年出狱后，不久就受到政府重用，出任了驻俄国大使并授海军中将军衔（当时是日本海军中唯一的将官）。1874年在俄国谈判北部领土问题，经过顽强努力，于1875年签订了著名的“千岛桦太交换条约”。1880年出任海军卿（部长）、后历任农商务、文部、外务大臣等职，是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他为开发北海道，修改日本与列强所订不平等条约，维护日本主权，扩大和加强日本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地位，对日本在图强之路上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另一个例子则是与伊藤博文一起威迫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的陆奥宗光，他曾在1877年西乡隆盛发动反政府的武士叛乱时，密谋策划响应。西乡隆盛兵败自杀，陆奥宗光也被下狱监禁。但到1882年被特赦后，1883年就在外交界出仕，1888年任驻美国特命全权公使，后历任农商务大臣、外务大臣，成为效忠明治政府和天皇的重要外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