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6 页

公孙度做了“有道”以后，被选为“尚书郎”，由尚书郎而逐渐升做了冀州刺史，他的名字也早就由“豹”字而改为“度”字了。

他的官运很好，别人在董卓当权以后会倒霉；他却受到董卓的爱将、同为辽东郡人的徐荣的提拔，徐荣推荐他做辽东郡的太守（太守的官阶是二千石，刺史的官阶是六百石，太守比刺史高）。

公孙度就任以后，施出恶辣手段，杀掉“辽东阳国都尉公孙昭”，公孙昭不曾犯什么罪，只是曾经征调过公孙度的儿子公孙康，以伍长的身份服应服的兵役而已。

公孙度也杀了本郡的有名人物田昭，以及与田昭地位相同的名豪大姓，他的目的，无非是立威，叫人害怕。

公孙度也对外族作战：向东，打高句骊；向西，打乌桓；在这两方面，他都打了胜仗。

他仗着中原有群雄割据，互相争战；朝廷自从董卓以来，一向对他也是鞭长莫及，不闻不问，所以才敢于任性胡作非为，扩充势力。他曾经对亲信的左右说：“汉祚将绝，当与诸卿图王耳。”

这“王”字应该是孟子所谓“王天下”的王：顺人民之意而统一中国，更换朝代的王，不过，他也了解自己的力与德，均谈不到取汉朝皇帝而代之；他所图谋的，也不过是割据一方，创造一个“独立王国”而已。

这小小野心，他确是一步一步地实现了。他不仅在名义上把辽东一郡擅自分为三郡，于辽东以外，新设辽西、中辽两郡，以自己的人做三个郡的太守，而升自己为所谓“平州牧”，封自己为所谓“辽东侯”；而且用船运兵，渡过渤海海峡，占领了青州的东莱等县。

曹操忙于对付袁术、吕布、刘备、袁绍，一时只得对公孙度采取顺水推舟的政策。不仅不加以讨伐，而且派人拜他为“武威将军”，封他为“永宁乡侯”。

公孙度心中十分不快地向人说：“我已经是辽东王了，谁稀罕做什么‘永宁’的‘乡侯’。”

建安九年，公孙度去世；公孙康继承了所谓辽东侯、平州牧的爵与位。

一二、公孙康

公孙康把父亲所不要的“永宁乡侯”的印与绶，送给了弟弟公孙恭。

建安十二年，袁熙与袁尚二人来投奔他，有人向曹操建议，乘此机会，以追击二袁为名，派兵将公孙康解决，曹操说：“不必，我有办法，叫公孙康把二袁的头颅送来。”

曹操的办法十分简单：不派兵，也不叫人去命令公孙康如何如何。曹操知道，倘若派了人去，公孙康反而会与二袁及其残部合在一起；不派兵去，公孙康就不怀疑曹操有顺便解决他的企图，就会杀了二袁，向曹操讨好。

曹操而且不等公孙康有所表示，就率领大军从柳城向南撤退。为的是：让公孙康放心。

曹操这一次从柳城撤退，冒了他自己所不曾预料得到的险。当时，季候不过是深秋，塞外却已经冷得很；他的部队被冻得受不了，更可怕的是，走了二百多里，没遇到水（来时，滦东地区泛滥的水，上不了长城南北两旁的山，而且已经流掉）。后来，他吩咐军士凿井，凿下去三十几丈才有水。军粮也吃光了，塞外本就不产多少粮食；牛羊之类，多数都被乌桓人之中不肯投降的带走了。曹操的错误，是忽略了在开拔以前向归顺了的乌桓人，多征发一些牛羊。于是，只得杀马充饥。杀了、吃了几千匹马，才回到了长城以南出产谷类的汉人耕种区域。

倘若二袁知道了曹操在归途如此狼狈，他们大可以率领残部来追，像俄国人在1812年追击拿破仑那样，中国可能另是一个局面。

二袁之蠢，蠢在没有先与公孙康接洽好，就贸然去投奔。他们第一是不懂政治，公孙康怎么会在他们与曹操之间，选择他们，而不选择曹操？公孙康怎么会情愿为了他们，而公然与曹操为敌？

第二，二袁也似乎从未对公孙康及其父亲公孙度的作风，稍作研究。公孙度与公孙康父子何尝有过不计利害、锄强扶弱的行为？《典略》这一本书上说，袁尚有意思于公孙康接待他的时候，出其不意，凭自己的膂力把公孙康抓住，杀掉，代替公孙康作辽东的大军阀。《典略》又说，袁熙对这个馊主意，还颇为赞同。

我认为，二袁虽蠢，还不至于蠢到这个程度。即使袁尚力大无穷，有匹夫之勇，也不能斗得过公孙康的成百成千的卫士。用空手道之类的功夫，也许能打死公孙康一人，却无法抵挡卫士们的成千的乱箭。再退一步说，袁尚有本事将公孙康的若干卫士一一打死，也没有足够的兵力，去接收整个辽东的地盘。

《典略》的作者，是一个比起二袁，更没有政治头脑与军事常识的人。

公孙康准备宰了二袁，向曹操讨好，用不着先知道二袁有意对他下手。换句话说，二袁有没有馊主意，不影响公孙康的“既定计划”。

于是，公孙康就埋伏下刀斧手，二袁才到，向他行拜见之礼，他就一声令下，刀斧手就把二袁踢倒，砍下了血淋淋的头。

这两颗头，加上活该倒霉的辽东乌桓的单千苏仆延的头、被装在笼子里，用极迅速的驿递方式，送到邺县曹操的新的办公处（曹操已经在击败了袁尚之时，改兼冀州牧，把兖州牧让给了一个听话的部下）。

曹操欣然接受公孙康的这一份厚礼，吩咐左右：一面把三颗头挂在邺县的马市，一面派遣钦差去辽东，以献帝的名义拜公孙康为“左将军”，封公孙康为“襄平侯”。这襄平侯是属于“县侯”的一级，比“永宁乡侯”高。

一三、公孙渊

曹操一直到死，不曾有机会将公孙氏的辽东加以吞并。

公孙康在杀了二袁与苏仆延单于不久，便一命呜呼，寿终正寝。他的儿子公孙晃与公孙渊年纪均小，弟弟公孙恭，被部下拥立为“辽东太守”。公孙恭做辽东太守，做到曹丕篡了汉朝，曹丕（魏文帝）派人安抚他，拜他为车骑将军，封他为“平郭侯”（平郭是今日辽宁盖平之南的一个县）。

到了魏明帝曹叡太和二年（公元228年），公孙恭被公孙渊篡了位（公孙渊的哥哥公孙晃这时候在洛阳当人质）。

魏明帝派人拜公孙渊为“扬烈将军”，任命他为“辽东太守”（公孙渊是否继承了父亲公孙康的“襄平侯”，还是继承了叔父公孙恭的“平郭侯”？难考）。

孙权于赤壁之战前后，已与曹家闹翻了两次：在猇亭之战以后，又已与蜀汉的刘家言归于好。他在公元229年称帝，国号吴，年号黄龙。公元232年，他改年号为“嘉禾”；次年，嘉禾二年，他派了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带了一万名兵士与很丰富的金银财宝，乘船由海路到辽东去，封公孙渊为“燕王”，封地为幽、青二州十七郡、七十县。

事前，公孙渊曾经向孙权上表称臣，而且派了代表舒绽来到孙权的都城建业（今日的南京）。

孙权不曾料到，这公孙渊反复无常，变得极快，张弥、许晏两个人到达辽东之后，全被公孙渊砍头，把首级送到洛阳，呈献给魏明帝。魏明帝任命公孙渊为大司马，封公孙渊为“乐浪公”。这一年，是孙权的嘉禾二年，魏明帝曹叡的青龙元年。

孙权不仅丢了两位被公孙渊杀害了的大员、一万名被公孙渊收编了去的兵士与无数的被公孙渊白赚了的金银财宝，而且丢尽了脸。孙权“气涌如山”，说：“不自截鼠子头以掷于海，无颜复临万国？就令颠沛，不以为恨！”

孙权当时就想点齐兵马，乘船去辽东与公孙渊拚个你死我活。他的左右薛综等人，劝他不可如此。过了一阵子，孙权也就把这一口气忍了下去（这就是他比刘备高明的地方）。

公孙渊不知死活，以为欺骗了、而且，欺负了远在江东的孙权，是白捡便宜。他哪里晓得，如此的背信行为最对他自己不利。魏国君臣见到他能够这样子对付吴国，如何能相信他会始终忠于魏国？

不到四年，魏国君臣就向公孙渊摊牌，在景初元年（公元237年）派了幽州刺史毋丘俭，带了兵来，用魏明帝的诏书，叫公孙渊去洛阳上朝。

公孙渊当然不敢去洛阳上朝，只得翻脸，派兵迎战，与毋丘俭的少数军队在辽宁海城之西的辽隧县交锋，把毋丘俭打了回去。随即，自称“燕王”，勾结（內蒙古的）鲜卑人，叫他们向长城沿边的魏国郡县骚扰。

孙权忍得住公孙渊的气，魏国君臣却忍不住他的气。次年，景初二年（公元238年），魏明帝就派了司马懿带了大兵来讨伐。

司马懿在六月进入辽东，公孙渊叫将军卑衍与杨柞领几万步兵、骑兵守住辽隧。司马懿对辽隧佯攻，而突然转军袭击公孙渊的都城襄乎。这时候老天一连下雨，下了三十多天，辽河暴涨，海船由辽河口直达襄平城下。公孙渊与全城军民，被围到八月，粮食吃光，将军杨柞开城投降。公孙渊与儿子公孙修带了几百人出城想逃，被司马懿的兵捉住，杀掉。

公孙氏的辽东，于是结束。我必须转过来谈孙氏的江东。然后，才能够谈曹操对孙、刘二家的赤壁之战。

一四、孙策

在三国时代的各方英雄之中，孙策可说是最配得上成为英雄的一位，虽则曹操向刘备说过，“天卞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他得英雄标准，很与我的英雄标准不同，依照我的标准，孙策比起曹、刘二人更够英雄。

从表面上看，孙策创造了他的事业，多少是有所凭借于父亲的基础，事实上，他所继承自孙坚的，并无寸土尺地，只不过是旧部官兵一千多入而已。

他父亲孙坚被黄祖的兵射死之时，孙策才只有十八岁。首先，他表现出孝心和友爱，不仅把父亲棺柩运回江南，葬在（江苏丹阳得）曲阿，而且把母亲与三个弟弟拜托给一位住在江都县的前辈张纮。

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在道德上竟然如此优越，已经值得钦佩。况且，他对朝廷很忠，对人民很爱护，对朋友又极义气。

在他所交的朋友之中，以周瑜和鲁肃为最有名；周瑜这个人文武双全，不是一位轻易肯和别人攀交的。然而他对孙策的感情，超过了“水乳交融”四字所能形容，也超过了“亲如兄弟”四个字。周瑜和孙策不仅是和同胞兄弟完全一样，而且是比任何一家的同胞兄弟还要亲密。

鲁肃呢，才华不及周瑜，与孙策的关系不能像周瑜那样之兄弟而兼好友；却也超过了普通的长官与部属的交谊。原因是：孙策不是一个专门把别人当部属，或是只肯吸收庸才来供自己颐指气使的大官僚或大军阀，他所需要的，是意气相投的，同样有志气，有抱负的人物，最好是与他相伯仲的，如同周瑜一样的英雄。

他不把鲁肃当普通的部属看待，鲁肃也就不把他当作普通的长官了。

他另有一种常人不可及的地方：他能把父亲的朋友变成自己的朋友；他又能把父亲的部属变成自己的部属，像程普、黄盖那样的老将，不是喜欢低头侍候十八九岁的长官的人，孙策却颇有办法，叫这些老前辈心甘情愿、服服帖帖。

孙策而且有办法对付那毫无信义的袁术，袁术是孙坚的患难朋友，也可算得是共讨董卓的同志，孙坚之死，也实在是为了替袁术打刘表而死。不料这袁术于孙坚尸骨未寒之时，强迫孙坚的夫人、孙策的母亲吴氏，交出孙坚在洛阳宮殿废墟中所捡到的秦、汉两朝的传国玺，又把孙坚所遗留下的一千多兵士与军官吃掉，不还给孙策（兵士与军官本是属于国家的，不是属于孙家或袁家的。然而当时的国家没有重心，在长安的以董卓为主持人的朝廷，非袁术和孙坚所承认。全国多数地区的军队，已经变成了私人的军队，这是军阀时代的现象。以军阀的道理，来评论军阀，袁术把孙家的军队吃了不还，真是太不够朋友了）。

孙策向袁术婉转暗示，说是想“招兵”，袁术装聋作哑，装作不懂孙策真意的样子，叫孙策到江南去招。

孙策把父亲的棺枢葬在曲阿后，陪了母亲，带了弟弟三人，到江都去住了下来。那时候，江都是广陵郡的一个县，广陵郡属于徐州牧陶谦。陶谦因为孙策是孙坚的儿子，而孙坚又是仇人袁术的朋友，所以对孙策便间接表示了不甚欢迎，孙策只得又带了弟弟，陪了母亲，再度来到曲阿。这时候，刚好母舅吴景是丹阳郡的太守。

不久，孙策就在曲阿及丹阳郡其他县份，竭力招兵。然而，只招到了几百人而已，形成不了一支力量。

孙策想出了一个方法：就把这几百兵带往袁术所屯驻的寿春（安徽寿县），向袁术软硬兼施，果然就要回了父亲孙坚所遗留下来的一千多名兵士与军官。

为什么以前袁术不肯把孙坚的兵交给孙策，而现在倒很客气地一说就答应了？原因很简单。以前孙策是一个人，一个十八岁的小孩子；现在，孙策虽则年龄不曾大了多少，而已经不是“一个人”了，是带了几百名兵士而来的、未可轻视的小领袖了。以前，袁术不怕孙策翻脸；现在，倘若孙策在寿春城内翻起脸来，不是随便就镇压得了的。况且，那些孙坚的旧部，难免不与孙策来个里应外合。

孙策的仪表，也叫袁术看了生出好感。袁术常常叹着气向人家说：“我倘若有一个儿子像这位孙郎，我就是死了也没有什么怨恨了。”于是，他顺水推舟，不仅把孙坚的兵士与军官还了孙策，而且答应孙策，发表孙策为九江郡太守。

孙策在寿春等了一些时候，这九江郡太守的位置却被袁术给了一个姓陈名纪的丹阳郡人。

安徽西南部是汉朝的庐江郡。庐江郡的太守陆康，不肯送三万斛米给袁术，袁术叫孙策去打陆康。孙策自己也恨陆康，因为有一次他去拜访陆康，陆康却看不起他，叫“主簿”（秘书长）代见。因此，孙策很乐意去庐江一趟，让陆康见识见识。

袁术用不着说什么，孙策自然会去打陆康的，无奈这个袁术无聊成性，画蛇添足；他又向孙策说：“上一次九江太守的事，我错用了陈纪，很违反了我自己的原意，这一次，你把庐江郡打下来，那末，庐江太守的位置就一定是你的了！”

孙策一去，立刻就打败了陆康，拿下了庐江郡，可恶的袁术，又失起信来，任命一个姓刘名勋的做庐江太守，把自己对孙策所许下的诺言又忘记得干干净净。

孙策决心离开袁术，与他分道扬镳，各干各事。的确，和袁术这种人搅在一起，不仅搅不出什么名堂，而且迟早一定失败，同归于尽。然而孙策却不能说走就走，袁术为人度量狭小，既不肯重用人才，也不愿意放人才走，孙策倘若明说“分手”，有可能被袁术暗算。

恰好这时候，袁术与原任扬州刺史刘繇处于对立状态，刘繇原驻寿春（寿春是汉朝扬州的首县），因袁术之喧宾夺主而迁到了（江苏）丹徒去。曲阿是不属于丹阳郡，而是吴郡的一县；丹阳郡的郡治在宛陵（安徽宣城），丹阳的太守那时候不是别人，是孙策的母舅吴景，丹阳的都尉也不是别人，而是孙策的堂兄孙贲。

吴景和孙贲，均算是袁术的一派，也均被刘繇赶走。

吴景、孙贲退到长江西岸的和县，袁术任命吴景为督军中郎将，叫他偕同孙贲，攻打刘繇的几个部下，驻扎在长扛东岸的樊能、陈横、张英。打了一年以上，打不了这三个人。

孙策为了自己想脱身远去，便向袁术自告奋勇．说愿意去历阳，帮助吴景、孙贲二位去打樊能、陈横、张英；不但打这三个人，而且要乘势替他袁术平定江东，赶走刘繇，使得整个扬州，名副其实地入于袁术所任命的一个扬州刺史的统辖之下（袁术所任命的这个扬州刺史，是不见经传、默默无闻的惠衢）。

君子可欺以其方；小人也可欺以其方，袁术是真话不听，假话必信的小人。他以为孙策真想再替他卖力一次，高兴得很，给孙策来个连升几级，发表他为“折冲校尉”、“行殄寇将军”（行是“暂代”的意思，在汉朝的官场习惯上，资格不太够的人，先作“暂代”，过一个时候，才实授，实授，清朝叫“真除”，汉朝叫“除”）。

孙策在当时不过是二十岁左右，竟然做了将军。

孙策带了自己的几百人，父亲所留下而袁术所归还的一千多人，加上很多的“宾客”，骑上了马，离开寿春，朝着历阳的方向出发。

随他而去的宾客，据说也有几百名之多，我们的孙郎确是真会交朋友的。

可惜，他的马只有几十匹。宾客不能每人都有马骑，军官有马骑的也不多（好在，大家的事业刚刚开始，以后一定有骑马的机会的）。

从寿春到历阳，也就是从今日的寿县到和县，直线的飞行距离，是一百七十公里，汽车走公路经合肥与巢县，在二百五十公里以上；倘若走汉朝时的大路，是不会少于三百公里的。

孙策这位少年将军，前呼后拥，与若干少年朋友及一千人以上的军官与兵士，走完这三百公里的旅程之时，队伍已经由于沿途有人参加，竟然膨胀到五六千人之多了。参加的人并非是看热闹、凑热闹的，而是被孙策的英雄气概所吸引来的。他们愿意跟随他，帮他成就一番事业。

孙策的母亲吴太夫人，这时候已被吴景、孙贲从曲阿迎来了历阳。孙策感觉到历阳即将成为他的军事根据地，怕老人家受到惊扰，就派入送她移居（全椒之东的）阜陵县。

然后，孙策便率领自己的人马，渡过长江，一举攻下刘繇设在牛渚（采石矶）的大营，获得了极多的营房、官邸、粮食、兵器（孙策渡江在兴平元年，《后汉书·献帝纪》、《江表传》误作兴平二年）。

刘繇的几个部下，樊能、于糜、陈横、张英之流，都经不起孙

刘繇的几个部下，樊能、于糜、陈横、张英之流，都经不起孙策一打。他们所守的“当利口”等险要，也都入于孙策的部队之手。

丹阳有一个人，姓笮名融，外表是佛教徒，而行为是强盗，这时候啸聚在秣陵县，与当过下邳国的国相薛礼合伙，算是刘繇的朋友。孙策和他们接了三仗，第一仗杀了五百多，第二仗孙策中了箭，但伤不重，第三仗又杀了他们一千多人，从此笮融深沟高垒，不敢再出来对孙策挑战，孙策也懒得和这个人纠缠，暂时把他丢下不理，去打湖熟、江乘、海陵三个县（湖熟县的县城，在今天是南京市东南的湖熟镇。江乘县在句容的北边，海陵县，就是泰县，在长江之北）。

谈到那个笮融，各种间接史料的说法并不一致。《后汉书·陶谦传》说他带了几百名徒众，到徐州来过，陶谦由于是同乡关系，很关顾他，派他监督广陵郡、下邳国、彭城国三个郡国的粮食运输。他却中饱了这些粮食，用这些粮食所换得的钱，造了规模颇大的“浮屠寺”，有“上累金盘，下为重楼”的宝塔，又有可以容纳三干多人的庭院，在庭院的周围造了厢房与回廊。大殿中的佛像，涂了黄金，穿了锦彩。每逢“浴佛”的日子，笮融免费招待来行礼或观礼的入。接受招待的，有一万人以上。

倘若笮融仅仅如此而已，他倒不失为初期中国佛教的一大施主。虽则，在“挪用”了公家粮食的一个“小节”上，非任何以宗教为借口的辩护词所能洗刷得干净。

陶谦不曾怎样追究他挪用公家粮食的事。他对陶谦却一点人味儿都没有。曹操的兵一到徐州，他就率领了部队与信徒，离开下邳，向南逃难，迁居到广陵郡去，接受太守赵昱的丰厚招待；又对赵昱恩将仇报，在一次宴会席上杀了赵昱，把广陵首县江都城内的人民大大地抢掠了一阵，扬长而去。这哪里是一个佛教徒应该有的行为呢？

抢掠了江都以后，这笮融与他的一大股强盗渡江，在江南也为非作歹。其后到了（江西北部的）豫章郡，杀了豫章郡的太守朱皓。最后，据《后汉书》说，他被刘繇赶进了山里。

《后汉书·陶谦传》说笮融被赶进了山以后，不久就被人杀了。

《江表传》这部书却叙述了笮融屯聚在秣陵县城之南，“依（刘）繇为盟主”，而且让他分占了秣陵这样重要的县（秣陵是南京的前身；其后孙权在秣陵筑了一个大城建都，改称“建业”）。

孙策初到江南之时，由于年轻、漂亮，而且喜欢说笑话，和蔼可亲，部队的纪律又好到了极点，因此而深受人民欢迎，人民不叫他孙将军，而叫他“孙郎”。

刘繇本人，与他下面的各郡各县的文武官员，一听到“孙郎来了”，便都吓得弃官而逃。于是，孙策不须再花什么力气，就接收了大江以南的全部扬州领域。

他下命令，凡是刘繇或笮融的旧部，只要肯来投降，就官复原职，既往不咎。笮融的几千徒众，因此瓦解。

他而且规定了，凡是来他麾下当兵的，不管是否曾经在刘、笮二人那里当过兵，一概“终身免税”，“全家也免税”，至于不喜欢当兵的，他也一概不加以勉强。

结果，不到几天工夫，便有了两万多壮丁从四面八方来到了孙策的营门。

马，他也买到了一千多匹。从此，做他的朋友不愁没有马骑了。（当时，有马可骑，好比现在有汽车可坐，难得有机会作了要人的朋友，而竟无马可骑，岂不那个？）

有了这两万多兵与一千多匹马，孙策就陡然成为当时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大角色，岂但是“威震江东”而已。

他掌握了江苏南部，也掌握了浙江与江西。他自兼会稽郡（绍兴一带）的太守，叫母舅吴景作丹阳郡太守，堂兄孙贲为豫章郡太守，堂弟孙辅为庐陵郡太守，父亲的老部下朱治为吴郡太守（庐陵是孙策所新设的一个郡，从豫章郡分出来的，豫章郡太大）。

这几位郡守，除了朱治一人以外，都是他本人的亲戚，我们可以原谅他：他虽则是英雄，但所处的时代是军阀时代，所演的角色又是军阀角色，因此也就不得不姑且为军阀之所为了（笔者对孙策颇有偏好，这是要请读者对笔者加以原谅的）。

袁术接到很多孙策在江南势如破竹的报告，欢喜了妤几阵子。没想到自己刚刚僭号称帝，孙策就派人送来一封长信，劝他“改过”。袁术气得半死，怎么肯改过？他不改过，孙策就不客气，对他翻脸、绝交。

聪明的曹操，冷眼旁观了很久，见到孙策与袁术绝交，便派人来，以献帝的名义，拜孙策为“讨逆将军”，封孙策为“吴侯”。孙策欣然接受。

袁术在建安四年死了以后，大将张勋与长史（秘书长）杨弘等人，以及若干军官兵士都离开了寿春，向着孙策的地盘来，要投奔孙策。不知时务的庐江郡太守刘勋，竟然想占便宜，将张勋等人半途袭击，杀了人，抢了行李。

孙策恨死了这个刘勋，以前抢走孙策的庐江太守的位置的，也是这个刘勋。

孙策却暂时不露声色，反而装作与刘勋依然很好，劝刘勋到上缭（江西建昌）去打结寨自保的“宗民”。刘勋上当，带兵去上缭，孙策轻车远袭，取得庐江，刘勋只剩下了几百人，逃走。

《江表传》是一部野史，常有似乎有根据，而经不起查考对勘的话。然而，它也保存了许多可能是真实的事实，为其他的史料中所未见。我们因此也不能完全把这《江表传》丟在一边，也不可以在引用它所记载的事情的时候，不说明这是《江表传》上的记载。

例如，《江表传》说过，曹操在建安二年派了一位议郎，姓王名誧，来到江东，以一封所谓“戊辰诏书”颁给孙策（这戊辰二字大概是从诏书上的“某月戊辰日”而来）。诏书的内容，是任命孙策为“骑都尉领会稽太守”，准许孙策袭承孙坚的乌程侯之爵位。

诏书又说：“故左将军袁术，不顾朝恩，坐创凶逆，造合虚伪，欲因兵乱，诡诈百姓。……使持节，平东将军、领徐州牧、温侯（吕）布，上术所造惑众妖妄。知术……修治王宮，署置公卿，郊天祀地。……是策输力竭命之秋也。……其亟与布，及行吴郡太守、安东将军陈瑀，戮力一心，同时赴讨。”

《江表传》的这一篇诏书，很令我们迷惘。曹操是吕布的死对头，怎么会叫孙策去和吕布合作呢？

《江表传》的这一段，又说：孙策兼骑都尉的军阶太小，叫人向王誧示意。王誧就“承制”拜孙策为假（读去声）“明汉将军”。王誧是一个区区议郎而已，如何敢“承制”封拜？

另一种史料《吴录》，却抄下了孙策所上的一个表，这个表似乎证明了在许县的献帝朝廷，的确有过诏书给孙策，说袁术“造合虚伪”。孙策的表上说：“兴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得袁术所表，以臣‘行殄寇将军’。至被诏书，乃知诈擅。……臣年十七，丧失所怙。……”

裴松之认为《吴录》所载的这一件孙策的表，也有问题。孙坚死时，孙策年十八岁，不是十七岁。我不觉得它有问题，因为孙策可能只是虚岁十八，而实岁是十七。

《江表传》又谈到了孙策讨伐刘表，对黄祖交战的经过：献帝又有诏书给他，叫他和“司空曹公”及“卫将军董承、益州牧刘璋”合作，同时打袁术与刘表。孙策正在准备出发，袁术已死。袁术的堂弟袁胤与女婿黄猗，怕留在寿春守不住，便扶了棺柩，到皖城（安庆）依附庐江太守刘勋。孙策骗刘勋去海昏县与上缭县打“宗帅”（据寨自保的宗族领袖们）。刘勋去了海昏，孙策就偕同周瑜，带两万兵袭占了皖城，俘获刘勋的兵两千人，船一千艘。

他随即溯江而上，到了江夏（武汉一带）。下面是《江表传》所“保存”的一件孙策所上的表：

“臣讨黄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羡县。刘表遣将助祖，并来趣臣。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领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将周瑜，领桂阳太守，行征虏中郎将吕范，领零陵太守，行荡寇中郎将程普，行奉业校尉孙权，行先登校尉韩当，行武锋校尉黄盖’等，同时俱进。

身跨马栎陈（阵），手击急鼓，以齐战势。吏士奋激，踊跃百倍，心精意果，各竞用命。越渡重堑，迅疾若飞，火放上风，兵激烟下。弓弩并发，流矢雨集。

日加辰时，祖乃溃烂。‘锋刃所截，焱火所焚，前无生寇，惟祖迸走。’

获其妻息男女七人，斩‘虎狼’韩晞以下二万余级，其赴水溺者一万余口。船六千余艘，财物山积。……”

《吴录》这一篇孙策的文章。写得太好（可能不是他自己写的，却也未必一定不是他所写）。由于它太好，太能印证《江表传》所说的关于孙策打黄祖的事，我们乍看有点不肯相信。

我的第一印象，也以为怎么周瑜、程昔、吕范，都官居太守了呢？而且，他们都当上了“中郎将”！孙权、韩当、黄盖，也一齐出了笼。这就热闹到像《三国演义》所常常描写的场面：每逢发生了什么事，不论大小，这些孙家众将官都“倾巢而出”。

我尤其怀疑的是，孙权在当时的年纪很小，何以也出马，而且官居“奉业校尉”？我查了一查，《三国志》吴的部分（原被陈寿称为《吴书》，被抄书、刻书的入改称为《吴志》）卷二，孙权的传，竟然明明白白记载着；“建安四年，（孙权）从（孙策）征庐江太守刘勋；勋破，进讨黄祖于沙羡。”沙羡是汉朝的一个县，在今天湖北武昌的西南。《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所不同于《吴录》所引的孙策的文件之处是：孙权当时的官衔是“奉义校尉”，而不是“奉业校尉”。

再查《周瑜传》与《程普传》，这两人果然也的确是参加了孙策讨伐黄祖之役的。所不同的是：《吴录》上说周瑜是“建威中郎将”，而《三国志》的“本传”，说周瑜已经当过了建威中郎将，讨伐黄祖之时，是以“中护军，领江夏太守”的官衔，进行作战。程普呢，一点没有错，完全如《吴录》所记，在当时是“荡寇中郎将、领零陵太守”。

吕范呢？《三国志》的《吕范传》也记载了此人曾经以“征虏中郎将”的官阶，参加“征江夏”的战役，却不曾说他‘领桂阳太守”。这可能是传抄之时的遗漏；好比孙权的官阶，把奉义校尉抄错成“奉业校尉”一样。

周瑜、程普、吕范，这三个所谓太守都是“遥领”的，而不是真已到任就职了的。当时孙策的希望，是打平黄祖，为父报仇，取得江夏郡，交给周瑜坐镇；再叫程普、吕范二入去湖南，占领长沙、零陵、武陵、桂阳四郡。倘若有可能，就把住在襄阳的刘表也解决，吃掉荆州全部。

他的心胸很大，所以就提前任命周瑜等三人分领江夏、零棱、桂阳三个郡的太守。比起那袁术来，作风迥不相同。袁术在事前答应了孙策这一郡与那一郡的太守；到了事后，他并不兑现。孙策呢，事前就先发表了周瑜等三人为三个指定了的郡的太守。

可惜，讨伐黄祖的事，由于只打了个胜仗而未能将黄祖消灭，孙策未能夺得江夏的地盘，更谈不到攻取长沙与零陵、桂阳等郡。所以周瑜等人一时也不曾当到太守；他们对孙策绝没有绝望的牢骚，因为这是他们自己不曾能够消灭黄祖，不是孙策于事成以后，食言失信。

我又查了韩当、黄盖的传，这两人也正如《吴录》所记，与周瑜及孙权等人参加了西征江夏之役。韩当确是参加了的，官阶也正是“先登校尉”。黄盖呢，《三国志》本传里不曾提到西征江夏的事，也没有说他当过“武锋校尉”；只说他以军人而做过九任县长，于赤壁之役以前当到丹阳郡都尉，于赤壁之役以后因功被拜为“武锋中郎将”。这“武锋”二字，可能是由于他曾经做“武锋校尉”而来。

另一位名将周泰，《吴录》所引的孙策文件中未曾列入；但本传里说他当了春谷县县长，其后，从攻皖及讨江夏，还过豫章（郡），复补宜春长”。这样看来。黄盖这个当了九任县长的军人，也未尝不可能如《吴录》所记，以“武锋校尉”的名义参加那讨伐黄祖之役了。

我认为：《吴录》上这一篇孙策的表，可信。

倘若《吴录》关于孙策讨伐黄祖的一段是可信的，《江表传》的这一段既然与它颇能符合，那就也可信了。因此，我才敢说，《江表传》虽是野史，有时却也包含了真的史实。

正史比野史好，但也不是绝对可信。正史的一大缺点，为野史所没有的：是割裂史实。本来根完整的有关某人某事的史料，常常被切成几段几片，分别放在若干人的传记之中（正史的作者，自从司马迁、班彪、班固以来，就是偏重人物面不重事件的）。

例如，这件孙策打黄祖的事，就被《三国志》的编者陈寿，分別以碎片放在孙策、孙权、徐夫人、孙贲、周瑜、程普、韩当、周泰、凌统九个人的传记之中。

《三国志》吴的部分最疏漏的地方，是在《孙策传》里面，只叙述了他打下丹阳，打下吴郡，打下会稽，而不曾交代守这三郡的人是谁？这三郡的太守是谁？诚然，那位扬州刺史刘繇，很重要；陈寿叫我们感觉到，只须打走了刘繇，江东就都是孙策的了。事实，不能够如此简单；也不可能如此“索然寡味”。

倘若陈寿能在《孙策传》中，点上一点（提上一提）当时的丹阳太守是好朋友周瑜的叔父周尚，这该多么有趣。周尚让周瑜带了兵，也带了很多的船与很多的粮食，去历阳（和县）加入孙策的队伍（《周瑜传》里面，仅仅有“瑜将兵迎策”五个字；《江表传》抄录了孙策事后写给周瑜的一条命令，称赞周瑜“前在丹阳，发众及船粮以济大事”）。

周尚是袁术的人。孙策在当时也还仍旧是袁术的部下。所以，周尚肯让周瑜送兵、送船、送粮给孙策，并不奇怪，实际上这些兵与船与粮，都可能是周尚叫周瑜送的。

周尚虽则是丹阳郡的太守，却管不到本郡的长江东岸与南岸的部分。江的那一边，例如原为本郡首县的宛陵{安徽宣城），已经在吴景充任太守之时，被刘繇占了去。

周尚即使没有一个与孙策是好朋友的侄儿，也会尽量支援孙策，以收复丹阳郡的失地的。

刘繇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在《孙策传》里看不出来，必须读《三国志》刘繇本人的传（本传）。他原来是兖州刺史刘岱的弟弟，青州东莱郡牟平县（山东黄县）人。他被本郡太守举为孝廉，本州举为茂才，当过县长，奉刺史之命，在济南地区担任“部从事”（视察官）。所谓“部从事”，意思是“莱州刺史部派在各地的从事”。所谓“刺史部”，就是该刺史所刺探的区域，就是“州”。留在刺史身边的从事，只叫做“从事”；派到本刺史部各地区去调查案子或住在那里坐办的，常常被称为“部从事”。

刘繇在济南当“部从事”，把济南国的国相“奏”了一本，免去官职。这个国相贪污渎职，虽然是某一个“中常侍”的儿子，刘繇却不怕他（中常侍是宦官，生不出儿子；儿子是抱来的养子。清朝有人是生了儿子以后，才去施行手术当宦官的）。

刘繇当时的官位很小，怎么能够上“奏”？我想，这是写《刘繇传》的人的“省笔”。他是在说，刘繇报告了刺史，刺史上了奏本给朝廷。这样的省笔，不足为法。

曹操欣赏刘繇这样的人，用献帝的名义征召他，破格录用他，做“司空掾”，在曹操自己的下面当处长一级的官（曹操在当时是司空）。刘繇不肯就职，曹操又荐他当“侍中”，他又不就。最后，曹操派他来扬州当刺史，他到了寿春，怕袁术，去了曲阿。

刘繇离开寿春，能到江南的曲阿来办公，完全是靠了孙家的力量：是孙策的母舅吴景与孙策的堂兄孙贲欢迎他去的。当时吴景是丹阳郡的太守，孙贲是丹阳都尉（曲阿是今天的江苏丹阳县，当时属于吴郡管辖）。

建安元年袁术酝酿称帝，刘繇认为吴景、孙贲是袁术的人，就出其不意，把他们两人赶走，赶到了长江的对岸，而且派了樊能、张英等人守住长江这边的渡口，以表示对袁术及其爪牙绝交。

曹操很欣赏他，派人以献帝的名义拜他为振武将军，升他为“扬州牧”。

孙策带兵来到曲阿，刘繇一逃，逃到丹徒（镇江），再逃，逃到了江西北部今日南昌一带的豫章郡，依靠豫章太守华歆（豫章是扬州的一郡，在理论上刘繇有权屯驻）。

孙策忙于肃清丹阳郡内部的草寇与聚寨自保的宗民，又要向东继续收取吴郡，转而向南，收取会稽郡，不曾费心思注意刘繇。在吴郡与会稽郡拿到手了以后，孙策移军西向，收拾庐江，打跑了庐江太守刘勋，这才有闲暇重新应付刘繇，而可怜的刘繇已经在豫章郡得病而死。

死前，刘繇曾和笮融打了一仗，确也把笮融赶入山中。以前，当刘繇尚在曲阿当扬州牧之时，笮融和他处得还算不错，号称“同盟”。笮融啸聚徒众屯驻在秣陵县之南，和城内的薛礼合伙，替刘繇挡了孙策，交锋三次。三次以后，等到孙策吃了吴郡与会稽郡以后，笮融就不再抵得住这位孙郎了。于是，杀了薛礼，走入山中，由山路到了安徽南部，然后沿着长江南岸，到达江西湖口一带的彭泽县，杀了自称彭泽郡太守的朱皓，也一度击败了从豫章郡来讨伐他的刘繇；最后终于被刘繇击溃，死在山里面老百姓的手里。

刘繇自己不久也得病去世。孙策听到消息，很有感慨，也很挂念刘繇家属的情形。恰好，王朗也来了信，恳求孙策照顾刘繇的儿子。孙策于是就派了太史慈去豫章，叫太史慈看看华歆如何对待刘繇的孤儿寡妇，也看看华歆在当地是否受到人民的拥护。

孙策而且给了太史慈一项重要的任务：收容刘繇遗留下的一万多人，包括军官与士兵。孙策告诉太史慈，刘繇旧部之中，凡是肯来的，一概收编，带回江东；不肯来的，绝不勉强。

太史慈把这三项任务，都办得很妥当。带了一些刘繇的旧部回来，他向孙策报告：他看到了刘繇的几个儿子，其中以十四岁的老大刘基为最好。他观察了华歆的为人与作风，认为是一个只想自保，不能进取的人。当地的人民对他很不服从；人民只肯纳税，而不肯应征当兵。

孙策很高兴，不久就向豫章进军。在到达距离豫章县只有几十里的椒丘之时，他派遣一位曾为吴郡功曹的虞翻，去豫章向华歆劝降。华歆对虞翻说：”我早就想摆脱这太守的职务，回北方家乡去休息了。孙会稽什么时候来，我什么时候就走。”（华歆称孙策为孙会稽，因为孙当时的官位是会稽太守）

虞翻回报了以后，孙策就赶紧带了兵来到豫章县（也就是今日南昌）的城下。华歆毫不抵抗，亲自“幅巾奉迎”（所谓“幅巾”，便是头上只是戴了便帽，而不戴正式的冠）。他不方便穿了汉朝的衣冠，去迎接这位目无朝廷、公然并吞数郡的孙策。

孙策见了华歆，立刻下跪行礼，向华歆说：“府君年德名望，远近所归；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礼。”

华歆在当时，确是声望很高，与郑泰、荀攸等人齐名。他是平原郡高唐县人（高唐在山东禹县西南），由孝廉而历官到郎中，一度退隐，被大将军何进征召为尚书郎；董卓依他自己的请求，外放他为今日渭南附近的下郢县的县令。他借此脱身而走，出了武关，到南阳，被袁术留住。他劝袁术由武关进军入陕，讨伐董卓。袁术只不过是想留下他，作一个点缀场面的花瓶，却没有兴趣听他那一套安邦定国的大计。华歆把讨伐董卓的建议向袁术陈说，岂不是白费？这正是孔子所谓“不可与言，而与之言”。

初平三年八月，在董卓死了四个月以后，长安朝廷派来了太傅马日马日磾。马的任务是“安集关东”。所谓关东，指的是函谷关以东的各州各郡。马日磾把华歆从南阳带到徐州，叫华歆姑且做他身边的掾。“掾”在通常情形之下相当于处长、科长，也可说是随从秘书。

马、华二人在徐州接到了朝廷颁来的诏书，任命华歆为豫章郡的太守（显然是马日磾已经送上奏章，推荐了华歆。

华歆在豫章当太守，一直当到了孙策率领部队来到。

孙策待他很好，不把他看作一个来投降的部下，尊他为上宾，他也乐在江南优游岁月。孙策在建安五年四月去世以后。曹操用献帝的名义征召他，孙权不想放他走。他向孙权说。“你留我在此，我便是一个没有什么作用的‘无用之物’。你让我去许县，我就可以在曹公的身边‘为将军效心’。”孙权就放了他去。

华歆去了许县，被曹操重用，先以“议郎”的本职，担任“参司空军事”的临时性的差遣。其后一连做了尚书、侍中、尚书令；华歆而且在建安十八年曹操进军濡须口征讨孙权之时，当了“军师”。这便是华歆如何报答孙家兄弟二人的礼遇了；也是他如何实现对孙权所许下的“为将军效心”的诺言！

像华歆这样卖友求荣，令人齿冷的伪君子、臭官僚，能用小忠、小信骗取人主的信任，又能用小廉、小义赢得社会上的虚名的，中国历史上实在太多。孙策真是看错了人。然而千古英雄，能不为小人所欺的，又有多少呢？

王朗是东海郡郯县人。东海郡大部分在今天的苏北，郯县属于山东。他当过郎中、县长，被举为孝廉，在陶谦那里当“治中”。治中是刺史身边最大的官，与“别驾”同为刺史的左右手。

董卓死后，王朗与别驾赵昱劝陶谦派代表到长安，向朝廷表示“奉承王命”。陶谦就派了赵昱去。朝廷很嘉许，拜陶谦为“安东将军”，任命赵昱为广陵太守，也把会稽太守的位置给了王朗。

王朗在（浙江绍兴一带的）会稽郡当太守，当到了孙策兵临城下之时。他与华歆不同。华歆在豫章立刻投降；王朗却不计成败，与孙策打了一仗。他败了以后仍不投降，乘船逃往东冶。东冶离开会稽很远，在今天福州的东北。

孙策亲自带兵追击，又在东冶打败了他。他这才服输、投降。孙策仅仅责备他几句，不加以杀害，让他在曲阿以平民的资格住了下去。

王朗在曲阿住了一些时候，也像华歆一样，被曹操征召了去，做官。但是他与华歆不同，没有怎样替曹操策划征讨东吴的事，虽则他也一度“参司空军事”（本职是“谏议大夫”）。他即使也像华歆那样，当了征讨东吴之时的“军师”，在人格上也没有什么不对。因为，他不曾被孙策下跪过，也不曾被孙权待以“上宾”之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