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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曹操在航行长江之时，“乐极生悲”，写出这首“对酒当歌”，这是一种即将吃一个大败仗的预兆。这个说法，不一定对。然而，曹操在交锋前夕，或交锋之前的若干夕，没有专心于布置水陆部队，没有专心于研究敌情、判断敌情，而一味“好整以暇”，饮酒赋诗，的确也未免过分轻敌，把刘备、孙权太不看在眼里了。

于是，到了交锋的那一天（建安十三年十一月的某一天），他的沿着长江南岸而走的部队，与周瑜所指挥的孙权前锋刚一接触，便受到了挫折。

这接触的地点，叫做“赤壁”，不叫做“乌林”。乌林在长江北岸，赤壁在长江南岸（有很多谈历史的人，把乌林与赤壁的地点，说得相反，说乌林在南，赤壁在北，错）。

曹操的兵，大部分是从北方带来的陆军；小部分才是刘琮送来的水军（也有极小部分，是曹操在许县凿了人工湖训练出来的水军）。

曹操的水军，在船上由水路走，他的陆军却分成两路，分别沿着长江两岸，在陆地上行。

南岸的一路，在赤壁吃了亏。

曹操下令，叫南岸的陆军赶紧全部上船（船也是分为两路，沿着在江中两岸顺流下驶的）。

南岸陆军都上了船以后，曹操叫这些船都驶向北岸，与原来沿着北岸而行的船靠在一起。

原来沿着北岸而行的陆军，这时候停下来，扎营。由南岸而渡过长江，来到北岸的陆军，也接到命令，上岸扎营。

二十几万的大军，当然不能都挤在乌林这一个小地方及其附近。曹操即使笨，也不致笨成那个样子；况且，事实上也不可能。

到达的，也当然不是二十几万人全部；只不过是前锋及一部分主力而已。

船，就已经到达的而言，却极可能是被曹操下令；完全靠在一起（有没有用铁环结成一片，中了孙刘二方的所谓“连环计”，那就难考了）。事实上，船总是要用缆索扣在岸上什么地方的。

船多了，岸上不能有足够多的系缆之处；那末，把若干只船互相扣起来，只要把其中一只的缆系在岸上，就把它们都稳定了。

赤壁在嘉鱼县的西南，岳阳县的东北。它在长江南岸。

乌林在长江北岸，与赤壁隔水相对。

曹军之所以在赤壁，一遇到孙刘之军，就受到挫败，原因是：第一，孙刘军先到，曹军后到，孙刘军以逸待劳。第二，孙刘军以弱御强，以寡御众，“不战则死”；是“哀兵”。兵法上说：“哀兵必胜”。第三，曹军已经走了许多天的路，很疲乏；而且染了疾病与瘟疫的很多。是什么疾病与什么瘟疫呢？史料上没有记载（可能是消化不良与“恶性感冒”）。

曹操之所以把南岸的部队，都撤到了北岸去，为的是集中在一处，以便重新部署。他也可能是企图诱骗孙刘军追击到北岸来，自投罗网。

孙刘军这一边，未尝不想对撤往北岸的曹军加以追击。然而时机未到，他们自己人数太少，曹军太多。他们必须先使得曹军出了问题，然后才能实行追击。

在当时的战术传统上，要叫敌人出问题，不外是下列几种办法：甲，倘若敌方没有一个具有绝对威权的统帅，而是分别由几个地位不相上下的将军作“联合指挥”。那末，最好的方法是设法叫这两个或三个以上的将军彼此不和。用造谣，用写信，用只打这一个将军的兵，不打那一个或那几个将军的兵，等等诡计。乙，分兵攻打敌阵之后或敌阵之旁，敌人所必须前往营救的仓库、营垒、城市，或京城，或同盟小国。这种战术，叫做“伐魏救赵”。外国兵法家称之为diversion。丙，分兵切断敌军与后方的交通线，或是掘堤引水，冲断这一条或多条的交通线，冲坏敌军的阵地或所守的城。

倘若“我军”兵多，敌军兵少，那就可以考虑于决战以前，将敌阵或敌城完全包围；或至少延展两翼，作即将包围或即将绕入敌后的姿态。

最后，才有决战。决战可以用全线冲进的方式，也可以用“两翼包抄”，或只打中央一点（中央突破），或左右两旁的任一点。或是把“我军”移到敌军之旁，对敌军侧击；或是引诱敌军先出动或先行军，然后予以侧击，夹击，或“切为数段”。

职业的民间说书家，以及把三国故事写成“演义”的人，不曾读过《孙子兵法》，更不曾读过“典范令”（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令，等等）。他们心目中的打仗方式，很像是外国人比西洋拳，你一拳来，我一拳去。每一次重要的战役，例如官渡，都被他们描写成几个名将的武艺表演。颜良一枪刺来，关公一刀砍去。颜良的头落下，于是袁绍军大败，曹军大胜。倘若双方的大将，武艺不相上下，这就杀上几十个或几百个回合，十分好看。

什么是一个“回合”？我当年在阅读《三国演义》之时，正如一般的少年读者一样，完全莫名其妙。后来，在法国看到中古时代西洋人比武的电影，才得到一点灵感，悟出“回合”二字的意义（不一定正确）。

那末，什么是“回合”呢？先说什么是“合”。合，就是两马相遇，两位骑士的兵器相碰，双方从两个互相面对的地点骑马奔来，在彼此接近之时，双方的兵器不约而同互相撞击，甲的大刀砍来，乙的刀或矛挡去，于是有了撞击（矛，就是花枪）。

现在再说，什么是“回”。两位骑士，甲是由东边冲到西边来，冲过了乙，大刀碰过了乙的刀或矛。这一位甲兄的马并不停留，仍旧继续向西奔驰而去。乙兄呢，他的坐骑也继续由西向东，奔驰而去，双方各自奔了一段或长或短的距离，才能勒得住马，掉转马头，甲这才改为由西向东，而乙改由东向西，双方对奔而来，这就叫一个“回”。回奔到相近之处，兵器又互碰一下，各自继续奔去，这就又有了一个“合”。

西洋人在中古时代比武，普通是撞上两三十回合，也就分了胜负。三国时代的中国骑士比武，倘不是故意表演花招，也应该在几个回合之内，分了胜负，没有撞上几十个回合，还分不出胜负的可能。

两军作战，与两个骑士比武，怎能相同？作战，要靠众多的士兵拼命，将帅的责任，是指挥、谋略，与事前的布置，事后的赏罚。双方的将帅有时也会狭路相逢，不得不出手较量之时，但在通常情形之下，很难面对面，个对个，比一比膂力与刀枪技艺（关羽一马当先，对袁军出其不意，刺死颜良，那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关羽在当时并非曹军的统帅或指挥官）。

《三国演义》在叙述别的战役时，总是不厌重复地说某人与某人打了多少回合，只有在写关羽刺杀颜良之时，写得相当利落；写赤壁之战，也避免了强调孙刘的某一将领与曹军的某一将领，打了多少回合。

《三国演义》描写赤壁之战的经过，十分精彩，在文学方面是一大成就；可惜与事实太不相符。我们写历史的人，为了忠于史实，忠于我们的读者，不得不把演义上的若干有趣的故事，一一指出其歪曲史实，或凭空捏造之处，令有些读者扫兴，甚至引起少数人为演义的作者辩护，真是很不得已。

简单言之，第一，诸葛亮不曾有过“草船借箭”的事，倘若孙刘军连箭都很缺乏，还谈什么抗曹？第二，诸葛亮不曾借到东风，东风是自己刮来的。没有东风，火攻的计划依然可以实施。黄盖把装满了干草的船，点了火，由南岸的上游之处，斜对着北岸的下游之处行驶，所倚仗的是水力，而不是风力。第三，诸葛亮不曾用“三气周瑜”把周瑜气死。诸葛亮不是那一种阴险的、在强敌当前之时而暗中谋害友军将帅的人。周瑜之死，是死在自己的箭疮。第四，周瑜也不曾有暗害诸葛亮之意。周瑜这个人光明磊落，坦诚待人，而且十分爱才。周瑜把老前辈程普都感动得说出“与周公瑾交，如饮醇醪，不觉自醉”，怎么会容纳不了十比他小了七岁，而当时毫无地位的诸葛亮呢？

《三国演义》之中“三气周瑜”的故事，使得我们中国人很难团结。孙刘已经联合抗曹，却又要同时在暗中勾心斗角；周瑜想杀友军的人才诸葛亮，诸葛亮又终于气死友军的大帅周瑜。

赤壁之战的经过是这样的：曹军的前锋，在长江南岸，嘉鱼县西南的赤壁，遇到孙刘联军，发生遭遇战。曹军吃了败仗，吃败仗的原因之一，是兵士生子病的很多。

曹军在北岸的前锋，尚未遇到孙刘联军，阵容还相当完整。于是，曹操就下令，所有在南岸行军的前锋及陆续跟进的主力，都移到北岸来。船，也都留在北岸。人，都住在北岸陆地上的帐篷里。

长江的水面阔，一向有“无风三尺浪”的名声。曹军的船很多，不扣在一起，是容易飘浮得不成行列的。所以·就“首尾相接”，被破曹操或他的参谋业务人员吩咐扣在一起。

在孙军的这一边，有一位了不起的黄盖，他向周瑜建议，用火！周瑜接受了他的建议。

于是，黄盖派人在暗中向曹军递信，接洽投降，投降的动机，他在信里说成是在主张上与孙权、周瑜不合；他认为以江东区区六个郡的兵力，不能够抵挡中原的一百多万兵力；但是孙权、周瑜执迷不悟，妄想抵抗。所以，他为了避免与孙权、周瑜一起被消灭，情愿向曹操投降。

曹操告诉黄盖的代表，接受他的投降，叫他于指定的日期带自己的部队与兵器粮草，乘船由南岸到北岸来。

《三国演义》说，周瑜为了使得曹操深信黄盖不是诈降，而是真降，特地行了一番“苦肉计”，先叫黄盖在举行军事会议的时候，公然冒犯周瑜。周瑜叫众将领“各领三个月的粮草，准备御敌”。黄盖却突然大声反对，说；“莫说三个月，便支三十个月的粮草，也不济事。”黄盖又说；“若是这个月破的便破”（倘若这个月破得了曹操，我们便可以去破他）；倘若这个月破他不了，那就只有依照张昭的主张，索性向曹操投降。于是周瑜大怒，叫左右把黄盖拖下去斩首。众将领纷纷求情，黄盖才幸免一死，改打了五十下“脊杖”。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进流”。

事实是，黄盖不曾吃这个苦，也不需要吃这个苦。曹操很容易相信黄盖的投降是真的，不是假的。第一，他的兵力比孙刘联军的兵力，大得太多。黄盖这样的人之不愿与周瑜同归于尽，是很合于常理的。第二，曹操所能知道的关于黄盖的情形是：黄盖曾经做过孙坚的部下，资格比周瑜老，屈居在周瑜之下，很可能心有未甘。第三，十几年来各方的将领背弃原主而投降曹操的太多（张郃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曹操受降成习惯。因此对于黄盖之降，丝毫不感到奇怪。因此也就不曾稍存怀疑之心。

到了所指定的那一天，黄盖点齐了十艘大船，装满干柴枯草，浇了油，盖了麻布，插上旗子，浩浩荡荡，驶向北岸的乌林镇，曹操的水陆大军集合之处。

在十艘大船的后面，有几只小船跟着，以备黄盖本人与放火的兵士于放火之后逃命。

黄盖自己站在第一艘大船的船头，其余九艘和小船，继续跟进，驶到江的中心，黄盖吩咐“扬帆”，大小船只，都扬起了帆，速度加快。

这些船转眼就接近了曹操水陆部队的屯聚所在。只差两里左右的距离，黄盖一声令下，点火！十艘大船上的兵士，一齐点火，燃烧枯柴干草；然后，摆好大船的舵。解开大小船只之间的缆绳，放走这十艘火球一般的大船。黄盖与这些兵士，立刻都跳上小船，掉转船头，急驶南岸。

火球一般的十艘大船，冲向乌林镇河岸的曹军兵船，兵船着了火，从一只烧到另一只，转瞬之间，成百成千的兵船都着了火。岸上的树林与帐篷，也大部分着了火，烧成一片。

曹军想救火也来不及，纷纷四散奔逃。曹操下令，全军向江陵撤退，扎在乌林镇、长江边的陆地上的曹军的帐篷与相距不远的树林，被烧成了火海，曹军未死于疾病与瘟疫的，这一次又被烧死、杀死、挤死、踏死了极多。

这一个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赤壁之战，应该改称为“乌林之战”。在赤壁的两军相遇，只是一个序战；在乌林的大烧大杀，才是决战。

烧的是长江北岸的乌林，不是长江南岸的赤壁。后世的说书家未加深考，把赤壁的“赤”字与“火烧”西字联想在一起，以为赤壁之所以赤，由于火烧。其实，赤壁由于上质的关系，本来就是赤的，无待于火烧，倘若是因火烧而变了色，那也至多只是接近地面的一小截棱烧成或煎成黑色而已，烧不赤。

而且，赤壁是在南岸，曹军的船与帐篷是在北岸。南岸赤壁即使被黄盖烧了，也解决不了问题。

孙刘联军在火烧乌林的那一天，并没有“隔江观火”，鼓掌大笑，或齐声喝采。他们早就在黄盖出发以前，全部准备完成；吃完了饭，穿了军服，披挂了箭囊等武器，手执长枪或大刀短剑，而且都登上了战船与大小快艇。

当曹军在船中与帐篷中被烧得慌作一团之时，孙刘两军已经于杀声震天之中来到。孙刘两军的将士，以必死的决心来与十倍左右的敌人死拼，以少抗多，以弱抗强，在大火浓烟的战场里面，获得了全胜。

曹操下令给他的尚未被烧死或杀死的若干部队，向南郡的方向撤退。所谓南郡，是指南郡的郡治（太守的所在地，首县）。当时南郡的郡治是江陵县，在长江的左岸。

曹操自己，带了亲信部队，走在大军的前面，算是替大军开路，而实际上是抢先逃命。

他选择了最近的路，也就是比较地可以称为“直线”的一条路：经过华容县城的所谓华容道。汉朝的华容县城，在今天湖北监利县的北边偏西，上坊东村附近（今日的湖南华容县，与汉朝的华容县毫无关系；它是三国时代吴国所创设的一个县，原名南安，到了隋朝才被不学无术的官僚改名华容）。

曹操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条华容道呢？因为，他的船已经被烧掉了，不能够溯江而上，由乌林回往江陵。而且江面上有的是孙刘联军的战船。

曹操可不可以由乌林，不向正西，而直奔西北，经过今天的沔阳与潜江两个县城，到汉水的河边呢？不可以！他没有了船，走到汉水的河边，有什么方法逃走？岂非自投绝路？

他只能奔向江陵，因为江陵还有他的若干兵，若干船，与一个可以防守的有城墙的大城。

因此，他必须选择华容道，虽则这华容道只是一条小路，不便行军，路的两旁，有数不清的湖沼与低洼的泥泞地。这时候，偏偏老天爷又下了几天雨，弄得小路上积满了水。

那小路本来就不是石头铺的（更不是沥青水泥铺的），是泥土铺的！雨水泡松了泥土，弄得路不成路，脚踏下去，提不起来，寸步难行，后边孙刘联军追得很紧。周瑜带了兵在追；刘备也亲自与关、张、赵三人带了兵在追。

曹操在这华容道上，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想了一阵，才想出一个办法，叫兵士到路旁的人家去征集草料，方法软硬兼施。草料到手以后，这些兵士必须背到华容道的路上铺路。果然，泥泞的路上有了草铺在路面，人与马都能够走了。

然而，草铺得慢，人马走得快。有一段路是铺好了，前面的路尚未铺，还有兵士在铺，这些兵士，却都被蜂拥而来的人马踏死。

曹操带了败将残兵，最后总算是到达了江陵县，他略加布置，留下堂兄弟曹仁与徐晃负责防守江陵，叫柴进守襄阳，自己一溜烟回了许县。

曹操一生，从来不曾受到过如此大的挫败。然而，他虽则心里自己明白，嘴里却不服输。他向人说：“我不认为撤退是难为情的事”（“孤不羞走”）。他又说：“船是我自己烧的！”周瑜、刘备带了孙刘联军，很快就赶到了江陵县的外围。聪明的曹仁，采取深沟高垒的战术，避免与周、刘较量短长（孙权自己暂时留在柴桑口，不曾来到赤壁、乌林；其后在十二月率兵攻打安徽中部的合肥城，与江陵城下的周瑜东西策应）。

甘宁向周瑜献计，袭取江陵之西的夷陵（宜昌），诱曹仁、徐晃出击。周瑜采纳，就叫甘宁担负这一项任务，甘宁一去，就占了夷陵；曹仁果然就派兵前来，把甘宁围住在夷陵，周瑜就分了一半兵给凌统，留在江陵城下，监视曹仁；自己带了那一半的兵去夷陵，把夷陵的围解了，救出甘宁，也给了曹军相当打击。

刘备这时候与周瑜并肩作战，热心得很，他以“左将军”之尊，不惜与上兵为伍，“身在行间”。关、张、赵三人，更不用说，刘备到了哪里，他们也带了兵在那里。

周瑜与甘宁、凌统等人所率领的孙军，是扎在江陵的江下及其外围；刘备的军队是扎在江陵对岸的长江南岸，他的营垒成了一个新的城市，叫做“公安”（公安的故城，在今天湖北公安县城的东北，油江口）。

孙刘联军与曹仁在江陵城下，相持了一年多。曹仁总是占不了上风，只有挨揍的份儿。曹操在建安十四年把他与除晃等人及其部队，都撤了回去。

孙权任命周瑜做南郡太守（程普已经于乌林胜利以后，被任命为江夏太守）。

刘备曾经上表绐汉献帝，保荐了刘琦为荆州刺史。这个“表”，当然只是一种形式：汉献帝是绝对看不到的。即使看到，也必然交给曹操决定，曹操从建安元年起当了“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己以听”；从建安十三年六月起由司空转当了丞相。

刘琦过了不久便病死了。刘琦的部下，与刘备自己的部下，公推刘备继刘琦之任，为荆州的长官，不称荆州刺史，而称荆州牧。这时候，刘备已经于刘琦病死以前，用刘琦的名义，替刘琦收降了属于荆州的四个郡：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刘备把武陵郡由自己直接控制；其余的三个郡，长沙、桂阳、零陵，他委托了诸葛亮代管调配军粮；他给诸葛亮的官位是“军师中郎将”。名为军师，而不是参谋长，相当于后勤司令之类；中郎将的军阶也不是将官一级，而是介乎将军与校官之间，介乎将军与校尉之间的一级）。

刘备不仅有了四个郡的地盘，而且接受了庐江郡的曹军将领雷绪的来归，雷绪的部队有几万人之多。

孙权见到刘备有地盘，有兵，又深得民心，就把妹妹嫁给了他。刘备是一个常常丢掉妻子的人，丢给了吕布，也丢给了曹操。甘夫人被赵云救了，不曾丢，在名义上却只是妾，不是妻，而且，甘夫人于赤壁乌林之战结束以后，活了不多久，就病故了。

刘备做了孙权的妹夫以后，便亲自由公安，乘船到京口（江苏镇江），算是谢谢他的盛情，而且，既然作了亲戚，当然该见面会亲。

刘备带去一件见面礼；写给汉献帝的“表”；在这一份“表”里，刘备推荐孙权为徐州牧，于是，不必等待汉献帝有什么回话，孙权便就了徐州牧之职。

一八、孙夫人

孙刘联军在建安十三年十一月胜了曹操。一年又一个月以后，建安十四年十二月，孙权把妹妹嫁给了刘备。

再过一年，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刘备才前往京县（镇江）拜访孙权。

这样看来，刘备与孙夫人结婚的地方，不是“演义”所说在（镇江的）甘露寺。事实是，在今天湖北省石首县的绣林山。

刘备与孙夫人，一为英雄，一为美人，本可以成为圆满的结合。虽则年龄有些悬殊，却并非克服不了的爱情障碍。

可惜，孙夫人个性太强，又极喜欢模仿男子，经常带了一百多名武装齐全的丫环在身边，在闺房前后四周放哨站岗，使得刘备提心吊胆。

孙夫人不仅有武装的丫环，又有人数不少的男性卫队，驻扎在公安县。这卫队的军官与兵士，来自江东，与荆州幸地的人民处得不好（在言语上就格格不入，饮食习惯也不相同）。因此，难免有打骂老百姓，或甚至超过了打骂等不愉快的事。

刘备对孙夫人原可以爱，而且很应该爱。有了那些武装的丫环在闺房前后，甚至闺房之内，刘备对孙夫人就只有恐惧，而没有爱了。加上那目无纪律的孙夫人卫队，横行公安城内外，刘备的情绪就不仅是恐惧，而又免不了怀恨了。

夫妻之间的维系，有人以为是钱。但刘备与孙夫人之间的问题，不是钱。也可以说，不是爱。爱是本来可以有的。而是政治、军事等问题。

他们二人的婚姻，原是一个纯政治的安排。孙权极想与刘备结为长期的同盟，才把妹妹嫁给这位年已四十九岁的半老将军（孙权自己虚岁二十九岁，妹妹的年龄不见于现存史料。可能是在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之间，也许更小。母亲“吴国太”吴氏太夫人，是在建安七年去世的）。

刘备娶了孙夫人，在心理上添了一重负担。即使孙夫人极美、极温柔可爱而不以武装丫环追随，刘备也颇难对这位夫人有百分之百的爱心。因为，刘备感觉到，有了这位夫人便必须永远与孙权合作，必须永远对孙权的欲望与情绪尽量迁就。这不是像刘备这样的人所喜欢做的作茧自缚的事。

从军事的观点来说，有了孙夫人的武装丫环在闺房前后，有了孙夫人的男性卫队在公安城内外，刘备的司令部不再像一个司令部。连刘备本人的生命安全，也受了威胁。《三国志·法正传》引了诸葛亮所说的几句话：“主公（刘备）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彊（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

“生变于肘腋之下”，极有可能。刘备怎么不“惧”呢？

古今中外，惧内的岂止刘备一人？内之所以可惧，各有其可惧之处。然而可惧到孙夫人那种样子的，似乎绝无仅有。

刘备值得我们同情。然而，却不用我们替他担心。他毕竟是也有他的一套的。他能够设法，于无声无息之中，叫这位男性荷尔蒙成分略嫌过多的孙家小姐，自动在公安县的西边另筑一城，与她的武装丫环及若干男性卫士住在一起。

于是，刘备重新获得了相当的宁静，除了周期性的小干扰以外。

刘备在建安十六年应刘璋之邀，到益州（今日的四川、贵州、云南）去抵御盘据汉中的张鲁。他不曾带了孙夫人同去，却也把当时唯一的儿子阿斗（刘禅），留给孙夫人抚养。

这个儿子阿斗是甘夫人在建安十二年所生，虚岁五岁、实岁四岁，刘备不是没有小太太与女仆丫环可以托付，可见刘备在感情上与形式上还不曾与孙夫人作最后的决裂；虽则孙夫人不陪伴他“入川”，他不带孙夫人入川，都是事实。

刘备是一个颇为仔细的人，他把荆州几郡的军事与政务，交给了关羽、张飞、诸葛亮，也把关于孙夫人及儿子阿斗的事，委托了赵云。赵云当时的名义，是牙门将军，兼“留营司马”。

刘备带了几万兵与“谋臣庞统”，离开公安，走向益州，孙权在江东听到消息，勃然大怒，认为益州该是他孙权所有，刘备不该先去，就下令派遣水军，到公安西边的“夫人城”，把孙夫人接回江东。

孙夫人在丈夫刘备与二哥孙权之间，选择了二哥；在益州与扬州之间，选择了扬州。她不经考虑而说走就走，带了刘禅与武装丫环及男性卫队，到长江边乘上二哥派来的船。

赵云感觉到责任重大，自己的力量与地位似乎不够，慌忙报告张飞。张飞是颇有决断与魄力的人，立刻点齐兵马，偕同赵云走小路抢先到了江边，把孙夫人及其娘子军与卫队拦住。

张、赵二人先礼后兵，劝孙夫人留在公安，取消江东之行。孙夫人哪里是这两个人的好话所劝得了的呢？她坚持非去不可。张飞、赵云说：“您一定要走，我们不敢强留；但是主公的儿子阿斗，却无论如何请您留下。”孙夫人是一个聪明女子，心里明白她的那一批娘子军与卫队，绝对不是张、赵二人及其身经百战的老兵的敌手。于是，她就只好把刘禅留了下，交给张、赵二人。

有人说，孙夫人想带走阿斗，不怀好意，可能是想把阿斗送给二哥孙权当人质，帮助二哥来协迫丈夫刘备当孙权的部下。

我不知道孙夫人的本意是否如此。孙夫人是一个女人，女人总是有天生的母性，喜欢小孩子的。况且，她自己还没有生育；阿斗又已经被她抚养了两年，彼此之间可能已经建立了母子的感情。

张、赵二人定要孙夫人把阿斗留下来，也有他们无可辩驳的理由。他们知道，刘备一辈子辛苦，只剩下这么一个儿子、一条根。刘备以前的几个太太所生的儿子，连同他们的妈妈，都已经被吕布与曹操先后俘虏去了，或是在败兵难民群中走散得不知下落了。剩下的这个宝贝阿斗，不能又让他去当孙夫人与孙权的俘虏。

在阿斗未生以前，刘备的别的儿子丢了以后，刘备收养了一个姓寇的大孩子，改姓刘，名封。张、赵二人并不是不知道。他们却不能因为有了刘封，就不重视刘备的亲生儿子刘禅（阿斗）。

历史的变化，是谁也不能预料的。我们一般人，通常都是事后有先见之明。就张、赵二人“截江”强迫孙夫人留下阿斗的这件事情而论，他们的忠心值得我们钦佩；但是，倘若他们行动得慢一点，赶到江边之时，孙夫人与阿斗已经登上了船，后果又如何呢？是否真对刘备及其集团不利？

有了阿斗在江东，养在孙夫人的身边，当了事实上的人质，一方面孙权便可以继续对刘备放心，不怕刘备不永久与自己合作；另一方面，刘备对孙权，不得不对孙夫人与孙权继续保持礼貌，承认孙夫人是太太，承认孙权是大舅子，承认孙权有权利分享荆州的地盘。这样，就不会发生以后孙、刘二家为了荆州而失和的不幸事件。

一九、荆州问题

荆州本不是孙权的，也不是刘备的，是汉朝的皇帝的。

在东汉末年，灵帝既死，少帝既废，献帝初立之时，各州、各郡的长官于袁绍等人的号召之下，纷纷出兵讨伐董卓。当时，荆州的刺史是王睿，长沙的太守是孙坚。孙坚有决心与董卓一拚；王睿却扬言必须先杀掉他所不喜欢的武陵太守曹寅，然后才肯向洛阳进军。曹寅于是伪造了“案行使者”温毅的檄文，列举王睿的罪状，叫孙坚逮捕王睿，先斩后奏，孙坚信以为真，就设法把王睿逼得吞金自杀（所谓“案行使者”，是中央朝廷派下来的巡回监察官）。

孙坚于逼死荆州刺史王睿以后，也杀了南阳太守张咨。张咨的罪名是：“道路不治，军资不具”，“稽停义兵，使贼不时讨”。

孙坚带了他的部队，由南阳进到鲁阳，在鲁阳见到袁术。袁术在形式上写“表”给董卓所把持的洛阳朝廷，推荐孙坚“行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行是“暂代”，领是“兼领”）。

从此，孙坚被他的朋友们称为“孙破虏”，很少被称为“孙豫州”（常常被称为“豫州”的是刘备；刘备后来曾经由曹操所把持的许县朝廷，以献帝的名义正式任命为豫州牧）。

董卓与袁术是死敌，当然不理睬袁术所上的推荐孙坚的“表”。董卓以献帝的名义，任命刘表为荆州刺史。

荆州的首郡首县是南阳郡宛县。刘表却到不了宛县去就刺史之职。南阳郡的地盘，于太守张咨被杀以后，已经由孙坚交给了袁术。孙坚上过一表，推荐袁术为南阳太守。袁术本人留在所驻扎的鲁阳，派人占领了南阳郡的各县。

刘表没奈何，就到南郡所属的襄阳县，设立一个新的刺史衙门。

襄阳县此后在刘表活着的期间，一直是荆州刺史与荆州牧的治所（刘表于董卓死后，被李傕、郭汜升任为荆州牧。襄阳县属于南郡；南郡的首县是江陵）。

襄阳由县而升格为郡，要等到刘表既死，曹操收降了刘表的小儿子刘琮以后（原因是，南郡的首县江陵成了周瑜、刘备所攻打的目标，不久又入于周瑜之手，襄阳县变成无所隶属，不得不自成一郡）。

至于那一度为袁术所盘据的南阳郡，早已先后为张绣及曹操所占领了。

荆州在东汉原有七个郡：南阳郡与南郡之外，有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

这五个郡，刘表曾经都掌握得很紧。

江夏郡，刘表交给黄祖负责。黄祖曾经在襄阳附近用伏兵射死了来攻的孙坚，立了功；因此而受到刘表付以如此重大的责任，以江夏太守的职位，一再抵御了孙策、孙权的进攻，最后败在叛归孙方的甘宁之手。刘表却能于黄祖败死了以后，赶紧守住江夏，使得孙权的军队撤退。

零陵郡，包括今日湖南省的西南部与广西省的一部分，在西汉的时候治所在（全县之北三十华里的）零陵县；到了东汉，治所就搬到了（今日湖南的零陵县县城所在的）泉陵县来。

中国历史之所以特别难于研究，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古今的地名常常改变，而每每变得没有道理可说，例如把今天湖南的某一县称为华容；其实汉朝的华容不在湖南而在湖北；或是虽则变得未尝没有道理，而这个道理甚不显明，例如把东汉泉陵县的所在地称为零陵县，而不老老实实地称为泉陵县，它的道理是：这地方在东汉作过‘零陵郡’的首县，虽则在东汉时那“零陵县”另有其地！

桂阳郡是今天湖南省东南部，与广东省的一部分（包括韶关），首县是郴县。

武陵郡是今天湖南省的西北部与湖北省的一部分（包括刘备其后新设的公安城。公安城的所在地油江口，原来是属于武陵郡孱睦县的）。汉朝武陵郡的首县是（今天湖南常德之西的）临沅县。

长沙郡是湖南省的中部。首县不称为长沙县，而称为“临湘县”。汉朝的临湘县城，比今天的长沙县城小得多。今天的长沙县城，是在隋朝的时候扩大的：隋朝政府把临湘县北门外的郊区都收进了新的城墙里面，改临湘县之名为沙县。

刘表于黄祖死后，把江夏太守的位置给了大儿子刘琦。其他五郡，只有南郡太守的姓名不曾保留下来。零陵、桂阳、武陵、长沙，这四个郡的太守是：刘度、赵范、金旋、韩玄。

刘表死后，曹操率领大军，以泰山压頂的气势，吞了襄阳县、当阳县、江陵县，与整个的南郡。他在赤壁、乌林吃了周瑜、黄盖的亏，不曾拿到江夏郡，更谈不到今天湖南省的四个郡了。

曹操留下曹仁，撤了大部分的兵回许县。曹仁在建安十四年也走了，南郡只剩下襄阳等县尚在曹军之手。江陵及几个其余的县落到了周瑜之手。孙权任命周瑜为南郡太守（程普已经被他任命为江夏太守）。

刘备于赤壁乌林之战的前后，运用他的老手法，形式上上表给汉献帝，推荐刘表的大儿子刘琦做荆州刺史。他随即又派兵遣将，以刘琦的名义，用武力征询（湖南）四个郡的太守的态度。这四个太守先后都表示归顺。其中，以桂阳太守赵范不甚可靠，刘备把这位赵范换了，叫赵云做桂阳太守。其余的三个太守，刘度、金旋、韩玄，不曾更动。

于是，荆州七个郡之中，刘备有了四个郡：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孙权只获得了一个半郡：江夏与半个南郡（曹方获得了一个半郡：南阳与半个南郡）。孙权认为，刘备白占了便宜。倘若孙权不派周瑜带了两三万兵来，倘若不是周瑜接受并实行了黄盖的火攻建议，刘备与刘琦的一万多兵（不足两万），早就被曹操的几十万兵吃得干干净净了。孙权自问待刘备太好，除了救了他以外，又送了年轻的妹妹给他当“续弦夫人”。孙权不曾预料到这位老妹婿竟然大揩其油，一举而“偷”得了四个郡。

刘备而且不久又在刘琦病故之时，叫部下公推他为“荆州牧”；事前，不曾与孙权商量。孙权认为，刘备越来越过分了。回想起来，当孙刘联军追曹操，追到江陵城下之时，孙权曾经对刘备的驻扎江陵对岸“油江口”的计划，表示过同意。这油江口的小地方，属于武陵郡孱陵县，在法理上既不属于刘备，也不属于孙权，而属于当时的已经投降了曹操的荆州刺史刘琮。不过，它在事实上已经入于孙刘联军的控制之下，刘备有资格在这油江口驻扎部队，甚至建筑一个新城，取名“公安”；比起孙权之喧宾夺主，把刘琦的江夏郡据为已有，任命了程普为江夏太守，刘备的作风不见得在道义上有什么逊色，更绝对说不上欠了孙权什么人情、什么债务。

孙权不甘心，两度为了这荆州几郡的地盘，与刘备失和。事后，他自己或他下面的文人，就造出一段“借荆州”的虚构故事来，以掩饰孙权背弃同盟、袭击关羽的丑行。

当时汉朝还不曾亡，天下是汉朝的天下，领土是皇帝的领土，除了汉献帝本人行使其自由意志之时以外，没有第二个人有权力把荆州或任何一州赏给任何人，或借给任何人（倘若按照今天的中国人的思想来说，中国是全体中国人的中国，不是皇帝一人的中国，汉献帝也没有把荆州借给别人的权力）。

有人说，孙权虽不曾借了全部荆州给刘备，却也真正借出了油江口、南郡江陵县的一部分。江陵是南郡的首县，也就是孙方的荆州的首县（曹方的荆州，已经改以襄阳县为首县）。因此，江陵与南郡被混称为一；也与荆州混称为一。那末，所谓借荆州，实际上是借江陵；借江陵，实际上是借油江口。虽则以大称小，究竟还可以把“借荆州”这三个字勉强说得通。

这一种说法，是一种不肯“实事求是”，而一味“好作调入”的说法。油江口，并不属于南郡江陵县；它是属于武陵郡孱陵县的。孙权并没有占领了这油江口，如何能把它借给刘备呢（到了孙夫人嫁给了刘备以后，才带了她的武装丫环与武装卫队来）？

孙权之所以念念不忘刘备“借去了”他自己的荆州，与周瑜之死有点关系。倘若周瑜不在建安十五年因箭疮而死，孙权对刘备之荆州“坐大”便不会有太大的疑虑（有周瑜在，孙权就不怕刘备）。

另一种使得孙权很不放心的事，是刘备在建安十六年率兵进入益州。那显然是刘备占领益州的第一步（暗弱的刘璋，绝对“耍”不过“枭雄”刘备）。这还得了？倘若刘备既有荆州的一大部分，又得到益州，岂不是有了周瑜生前所建议给孙权的、那对曹两路出兵的根据地？

周瑜在死前曾经从江陵专程去京县见孙权，建议：（一）请孙权同意他偕同奋威将军孙瑜，西征刘璋与张鲁，事成以后，留下孙瑜守益州与汉中，和马超结援；（二）然后请孙权自己与他（周瑜）由南郡共取襄阳，对曹操进迫。

周瑜的战略计划，与诸葛亮的“隆中对”不谋面合，可见英雄所见略同（双方彼此互不知道有这么一种计划）。

周瑜对孙权建议了以后，获得孙权的同意，就离开京县，回江陵去准备西征刘璋。走到中途，在巴丘（湖南岳阳）箭疮复发而死。

我一向对周瑜佩服，关于这一件企图西征的事，我觉得他操之过急。他即使不在巴丘去世，而多活三五年，也未必能用硬干的方法，打进益州与汉中。

他死后留下在江陵的直接指挥的“士众”，仅有四千多人（孙权下令交给鲁肃接管，鲁肃的军职由“赞军校尉”升为“奋武校尉”。周瑜所遗下的南郡太守的位置，孙权调程普来继任）。

周瑜活着的时候，没有像《三国演义》所说，一心想害死者葛亮。他对任何人不曾有如此毒辣的存心。但是，他为了忠于孙权，为了要扶助孙权统一中国，的确也把刘备看得很不顺眼，他不想杀刘备，却极想让刘备搬到江东去，用豪华的房舍、漂亮的女子与珍奇的玩物、可爱的犬马，把他软化成一个废物，同时把关、张这两位“熊虎之将”与刘备隔离，各置一方，由他周瑜自己“挟与攻战”。

这个软化刘备，隔离关、张的计划，由于孙夫人个性太强，未能合作，而化为泡影。

孙权自己，也不十分热心于这个计划，刘备在建安十五年来京县拜访孙权之时，吕范也曾经“密请留备“，孙权没有接受。

周瑜在临死的时候，上疏给孙权，推荐鲁肃自代，认为鲁肃是个“良将”，“智略足任”，有能力镇抚百姓，同时防备曹操，注意那“边境密迩”、“近在公安”的刘备。

鲁肃对于刘备的看法，与周瑜对刘备的看法并不相同。鲁肃始终以为，有曹操在北方，孙、刘二家必须诚心合作。他是诸葛瑾的好朋友，与诸葛瑾的同胞弟弟诸葛亮也很谈得来。是他，促成了孙、刘协力抗曹于赤壁乌林之役。《三国志·鲁肃传》，一再说他主张“借地”给刘备，是不是事实呢？

鲁肃在南郡驻扎了一些时，移屯陆口。陆口是陆溪水进入长江的口，在今天湖北嘉鱼县的西南，赤壁之东。

为什么鲁肃不留在南郡，而退驻陆口呢？这件事，有点蹊跷。《资治通鉴》卷六十七，有一段话，我以前读了不十分相信，因为它很像是证明了《三国演义》所说诸葛亮第三次气坏周瑜的经过。

《资治通鉴》的这一段话是说：孙权曾经接受了周瑜和甘宁的建议，想出兵攻取益州，他派人告诉刘备，征求刘备的同意。刘备的答复是：第一，孙权不可以为曹操败于赤壁以后，就不想、或没有力量“饮马于沧海，观兵于吴会”；第二，“我刘备与益州牧刘璋是本家远房兄弟，倘若刘璋有得罪了你孙权的地方，请看我的面子，加以原谅。”孙不重視刘备的反对，仍然派遣叔父孙静的大儿子孙瑜，率领水军多人，进驻夏口（汉口），作跃跃欲试的姿态。刘备不让孙瑜的水军，通过公安城之北的长江。刘备而且“使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据南部，备自住孱陵。（孙）权不得已，召（孙）瑜还。”

《三国志·孙瑜传》，没有一个字说到孙瑜有率领水军、进驻夏口，被刘备这样大张旗鼓来阻止孙瑜西上。

《关羽传》与《程普传》，不但不曾提起孙瑜率领水军西上，而且明明白白地记载了：关羽之接防江陵，程普之离开江陵而回任江夏太守，是在建安二十年夏天。当时孙权与刘备言归于好，把他们的荆州各郡重新划分，以湘水作为疆界，孙权把南郡送给刘备，刘备把长沙郡，加上桂阳郡，送给孙权。

这时候，张飞与诸葛亮二人均早已在建安十九年四月，与赵云离开了今天的湖北与湖南，进入了今天的四川，去帮助刘备打刘璋。

所以，《资治通鉴》的那一段话，极不可靠。这部《资治通鉴》，并非司马光一手所写，而是于他的校阅之下，“成于众手”。司马光虽则是了不起的一位大历史家，校阅之时也难免有时疏忽，不曾注意到这段话所根据的只是一些传闻、野史。

事实是，周瑜在死前确有邀同孙瑜，去一起打益州的意思，并且孙权也允准了。然而，周瑜一死，这个攻取益州的计划就由于鲁肃并不赞成而作为罢论，孙瑜及其水军始终并未出发。

周瑜是在建安十五年的冬天去世的；刘备应刘璋的邀请进入益州，是在十六年的冬天。孙权派水军到公安来迎接妹妹孙夫人回江东，也是在十六年的冬天，刘备离开公安不久。

孙权对刘备第一次翻脸，是在刘备于建安十九年打败刘璋，夺得益州以后。翻脸的具体行动，是派遣吕蒙率领两万兵进入今天的湖南，而且同时任命了三个郡的太守以下的官吏。这三个郡，是长沙、零陵、桂阳。

刘备在荆州，原本只有四个郡而已；孙权一举而夺了三个，只剩下武陵一个郡未曾抢。他大概是因为武陵为公安城的所在地，有点不好意思罢。

孙权所想夺取的三个郡，有两个郡的官吏望风投降。这两个郡是长沙与桂阳（赵云这时候已经不在桂阳）。不肯投降的，是零陵太守郝普。

刘备在益州接到报告，认为事态严重，就亲自由益州赶到荆州武陵郡的公安城来。来到了以后，他派遣关羽率兵前往湖南，与鲁肃、吕蒙对敌。

孙权自己也从扬州吴郡的京县（镇江）来到了今天湖北嘉鱼西南的陆口，亲自坐镇，指挥前方军事；同时，派了鲁肃，带一万人进驻益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