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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小引追寻序：关于“红色三部曲”答编者问 1

最近，作家叶永烈就他的“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和《毛泽东与蒋介石》回答了编者的提问。

问：你为什么要写《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答：起因是我在前几年经过多方采访，写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三十多万字历史长篇《红色的起点》，在建党七十周年前夕印出，二十多家报刊加以连载、选载或摘载。朋友们建议我继续写下去，从“红色的起点”向前进。于是，我上井冈山、入瑞金、进遵义，进行了一系列实地采访，又写出四十多万字的《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可以说是《红色的起点》的续篇；

《红色的起点》写的是“中国有了共产党”；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写的是“中国共产党有了领袖毛泽东”。

我沿着中国革命的红色道路继续写下去。我去西安、延安进行了实地采访，还去重庆、南京、北京等有关的地方采访，写出五十多万字的续篇《毛泽东与蒋介石》。这部长篇写出“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战胜了蒋介石”的历程。

《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构成“红色三部曲”，一百多万字，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写到新中国诞生。

问：书名为什么叫《红色的起点》？

答：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红色之路的起点。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红色的起点》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七十周年前夕出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因为在此之前，还没有一部长篇如此详尽地记述这一重大事件。

这本书一字不易，同时在香港和台湾出版，只是为了适应当地的图书市场，改了一下书名。香港版叫《中共之初》，台湾版则叫《大机密》——因为台湾读者几乎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诞生的，所以这本书对于他们来说是“大机密”！

《红色的起点》是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名字，《中共之初》则是中性的书名，《大机密》则带有浓厚的商业色彩。从两岸三地对于同一本书的三个不同的书名，反映出两岸三地不同的政治倾向。

中国共产党是在上海诞生的。我作为上海的专业作家，写作《红色的起点》，可以说占了“地利”的优势。

《红色的起点》采用T字形结构，即既以写横剖面为主——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断代史，又写及纵剖面——中共“一大”代表们的后来，这样给人以历史的纵深感。

问：为什么说“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答：《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这部长篇是从特殊而新颖的视角——领袖史，来写中国共产党，来写毛泽东。

领袖是党的舵手。党的成败，领袖起很大的作用，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起决定性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诞生之后，没有成熟的领袖，因此早年“左”右摇摆不定，像走马灯似的更换领袖：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到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到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到王明、博古的“左”倾教条主义，走过了一右三“左”的曲折道路。

毛泽东是中共“一大”代表，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不过，在一开始，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并不显山露水。在一九二七年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排名第十二位(当然，当时排名顺序并不很严格)。然而，他坚持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即坚持武装斗争，创立红色根据地和红色政权，运用游击战术和运动战术，粉碎了蒋介石的多次“围剿”。虽然他多次受到“左”倾中央的批判、打击，甚至被剥夺军权，但实践证明了他是正确的。特别是一九三四年冬，长征途中，在“左”倾军事路线指挥下，红军大败于湘江，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威信扫地，党内、军内要求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的呼声日高。这样，在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和红军中的领袖地位，乃是历史选择的结果。

事实表明了历史对毛泽东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这十四年间经历了一右三“左”的挫折；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诞生，也是十四年，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十四年和后十四年的鲜明对比，表明了毛泽东的正确，表明了领袖的重要作用。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正是基于以上的思索写成的。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也分别出版了港、台版。香港版的书名是中性的，叫《毛泽东之初》，而台湾版的书名，令人不可思议，叫《毛泽东的掌权术》！不过，尽管根据台湾的市场情况改了书名，但是内文一字不易。

问：《毛泽东与蒋介石》写些什么呢？

答：蒋介石和毛泽东是国共两党的旗手，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合作和斗争，就是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风云，就是国共两党的关系史。

诚如美国总统尼克松所言:“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三个人的历史:一个人是毛泽东，一个人是周恩来，还有一个是蒋介石。”

我正是选择了这么一个特殊的视角，透过国共两党的领袖，即毛泽东和周恩来与蒋介石的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边谈边打、边打边谈，把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风云浓缩于本书之中。

我运用“比较政治学”的手法，不断将毛泽东和蒋介石进行比较，比较他们的思想，比较他们的功过。从他们在二十年代初识，比较到七十年代他们相继去世。

第一部分：小引追寻序：关于“红色三部曲”答编者问 2

《毛泽东与蒋介石》同样分别出版了港、台版。台湾版书名就叫《毛泽东与蒋介石》，分上下两卷，而香港版书名则叫《毛蒋争霸录》。

《世界日报》多次以三分之一版的篇幅，刊登《毛泽东与蒋介石》台湾版广告：

“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个人传记多如牛毛，但将这两位影响中国半个世纪历史风云的国共两党领袖，以比较政治学的手法合在一起来写，本书应是第一本。正因为作者选择了特殊的视角和人所未用的手法，使本书令读者耳目一新。”

问：这三本书为什么叫“红色三部曲”呢？

答：前面已经说过。

第一部《红色的起点》写的是“中国有了共产党”；

第二部《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写的是“中国共产党有了领袖毛泽东”；

第三部《毛泽东与蒋介石》写的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战胜了蒋介石”。

我正是用这三句话，概括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这三句话，也是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历史的概括，所以叫“红色三部曲”。

“红色三部曲”是我的代表作之一。我在初版的基础上，对全书进行修改、补充，出版新的版本。

问：“红色三部曲”是纪实小说吗?

答：不，不是纪实小说。“红色三部曲”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是用文学笔调写党史，属于新品种——“党史文学”。它是文学与史学的结合，讲究史实的准确性。正因为这样，我作了大量的采访，也查阅了大量的档案、史著。我注重“两确”，即立论正确、史实准确。由于进行了多方采访，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因此这本书的内容比较新鲜。

问：除了“红色三部曲”之外，近年来你还写了哪些作品?

答：《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和《毛泽东与蒋介石》这“红色三部曲”属于“红色系列”。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五十万字的纪实长篇——《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也属于“红色系列”。

我还写了“黑色系列”，内中有“‘文革’人物系列”，即系列长篇“‘四人帮’兴衰”——包括《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王洪文传》四部长篇传记。《陈伯达传》也属于这一系列。此外，我写的七十万字纪实长篇《反“右派”始末》，同样属于“黑色系列”。

我还写了“名人系列”，出版《名人秘闻录》、《名人风云录》、《名人悲欢录》、《名流侧影》以及《陈云之路》、《胡乔木传》、《傅雷与傅聪》、《梁实秋与韩菁清》、《是是非非何智丽》等书。

我的《行走美国》、《行走俄罗斯》、《行走中国》、《受伤的美国》以及《五光十色美丽岛》等，组成“行走系列”。

我的纪实摄影集《叶永烈目击历史》、《叶永烈目击美国》、《叶永烈目击俄罗斯》、《叶永烈目击欧洲》、《叶永烈目击台湾》等，又组成“目击系列”。

此外，八十四万字的《追寻历史真相——我的写作生涯》、六十四万字的《是是非非“灰姑娘”》以及即将完成的《出没风波里》，这三部长篇构成我的“自传三部曲”。

在二○○二年秋，我完成了政治幻想小说《毛泽东重返人间》，写的是毛泽东回到改革开放的新世纪中国。接着，我着手创作《蒋介石重返人间》，写的是蒋介石回到陈水扁掌权的台湾。我还创作了《斯大林重返人间》，写的是斯大林回到早已解体的苏联。这三部长篇小说构成“重返人间三部曲”。

这七大系列，便是我近年来创作的概貌。在长篇创作的间隙，我写了不少散文，《叶永烈散文选》、《叶永烈笔下风情》、《心中的花》等便是我的散文选集。

“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于二○○四年四月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同意出版。

叶永烈

二○○四年五月十日于桂林全国书市

第一部分：小引追寻红色“福尔摩斯”出了好点子

时间如东逝的流水。在历史的长河中，追寻昔日闪光的浪涛，往往颇费周折……

一九五○年初秋，金风驱走了酷暑，在上海市中心一条并不喧嚣繁华的马路——黄陂南路，一男一女缓缓而行。那女的东张西望，在寻觅着什么。那男的跟在她的后边，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

那女的四十九岁，一身蓝布衣裤，一头直梳短发，最普通的打扮。然而，那精心修剪过的一弯秀眉，那双秋水寒星般的眼睛，风韵犹存，看得出曾经沧桑，非等闲之辈。

她叫杨淑慧，写信或写文章署“周杨淑慧”。她的知名度并不高。不过，那个冠于她的名字之前的“周”——她的丈夫周佛海，却是个名噪一时的人物。在汪伪国民政府中，周佛海当过“行政院副院长”(相当于副总理)，当过“财政部长”，当过“上海特别市市长”，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大汉奸。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病死于监狱之中。

那男的三十四岁，穿一身蓝色干部服。他在出门前脱下了军装，摘掉了胸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符号。瘦瘦的他，戴一副近视眼镜，举止斯文，倒是一派知识分子风度。

他姓沈，名之瑜，就连他的子女也姓沈。其实他原姓茹，名志成。他的胞妹茹志鹃后来成了中国的名作家。

他本是画家刘海粟的门徒，一九三五年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一九三七年毕业后，他留在这所美术学校当助教。战争的烽火，烧掉了他的画家之梦。一九四○年，他离开日军铁蹄下的上海，来到浙江西南偏僻的遂昌县，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茹志成改名沈之瑜——因为茹是中国的稀有之姓，他不改名换姓很容易使弟妹受到牵连。不久，这位画家进入苏中抗日根据地，在那里当起参谋、文工团团长来。此后，他在陈毅将军统帅之下，进军大上海。解放初，他是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干部。

沈之瑜跟杨淑慧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如今，他与她怎有闲工夫徜徉在黄陂南路上?

事情得从几天前的一个电话说起……“你马上到建设大楼本书初版本写为“海格大楼”。一九九八年九月七日，据曾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多年的丁景唐先生打电话告诉笔者，应为“建设大楼”。来一下。”沈之瑜接到了姚溱的电话。

姚溱此人，当年以笔名“秦上校”、“丁静”、“萨利根”活跃于解放前的报刊，尤以军事述评为世瞩目。外界以为“秦上校”必定是一员武将，其实他乃一介书生。他十八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六年，二十五岁的他在中共上海地下市委负责文教宣传工作。解放后，他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从一九五九年起，姚溱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三日逝世。

沈之瑜奉命赶往位于上海福州路上的建设大楼。解放后，此处成为中共上海市委的办公大楼。中共上海市委的首脑人物陈毅等都在那里办公。那时，只要一说去建设大楼，便知是去中共上海市委。

当沈之瑜一身军装跨入姚溱办公室，姚溱当即把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干部杨重光找来，三个人一起开了个小会。“交给你们两位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姚溱用苏北口音很严肃地说出了这句话。

沈之瑜的目光注视着姚溱，急切地想知道这项不寻常的政治任务究竟是什么。“是这样的……”姚溱顿时成了“秦上校”似的，以命令式的口吻向他俩下达任务，“这项任务是陈毅同志提议，经市委讨论同意——寻找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因为我们党是在上海诞生的，明年七月一日是建党三十周年纪念日。作为中共上海市委，要把寻找党的诞生地看成是自己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沈之瑜一听，显得十分兴奋。他是个老上海，对上海熟门熟路。他问姚溱：“有线索吗?”“听说是在法租界开会。”姚溱答道。“法租界大着呢!”沈之瑜双眉紧锁，“洋泾浜以南，城隍庙以北，这一大片地方原先都是法租界。长长的淮海路横贯法租界。那时淮海路叫霞飞路，是以法国将军霞飞的名字命名的。这么大的范围，怎么找法?”“你别着急，我给你一把‘钥匙’!”姚溱笑了起来，“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同志跟我说过，他把周佛海的老婆从监狱中放出来，她能帮助你们寻找!”这是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下午本书作者访问沈之瑜时他所回忆的姚溱原话。本书作者于翌日又向上海市公安局老干部牟国璋查询，据他告知杨淑慧并未在上海市监狱关押，但上海市公安局知道她住在哪里。“周佛海的老婆怎么会知道中共‘一大’在哪里开的?”沈之瑜感到颇为奇怪。“因为周佛海当年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姚溱说出其中的缘由。沈之瑜一听，打心底里佩服公安局局长扬帆的“神通”。

扬帆也经过一番改名换姓，他本名石蕴华。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便在上海文化界从事地下工作。后来，他在新四军军部担任副军长项英的秘书，从事保卫工作。那封以项英的名义发往延安，向中央申明“蓝苹(即江青)不宜与主席结婚”的电报，便是扬帆起草的。多年的地下工作、保卫工作，使扬帆变得精明、干练。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留神种种信息。扬帆手下，有一员来历不凡的公安骁将，名叫周之友。在上海市公安局里，很少有人知道周之友的身份——周佛海之子!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日下午二时半，周佛海之子降生于日本鹿儿岛（据杨淑慧回忆说是“民国十年”，显然她记错了）。当时，二十五岁的周佛海正在日本留学，与杨淑慧同居，生下了儿子。周佛海给儿子取名周幼海，又叫周小海。后来，周佛海名声沸扬，关于他的家庭的种种报道也见诸报章杂志，周幼海之名也为世人所知。

天上风云变幻，地上人事也变幻莫测。当周佛海从中共党员成为中共叛逆，以致成了汪精卫的汉奸同党，由红变黑，他的儿子却走上革命之路，于一九四六年经田云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周幼海改名周之友，悄然从事地下工作，成为扬帆麾下的一员战将。解放后，扬帆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周之友成为他手下一名副科长。当陈老总提出要在上海寻找中共“一大”会址，扬帆不愧为红色的“福尔摩斯”，马上想及周之友之母、周佛海之妻杨淑慧——她是一把“钥匙”!周之友还向扬帆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父亲周佛海写过《往矣集》一书，内中提及他出席中共‘一大’时的情形!”只是此“案”不属上海市公安局的工作范畴，扬帆便把“钥匙”以及线索都交给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听姚溱如此这般一说，沈之瑜和杨重光心中有了底……

第一部分：小引追寻《往矣集》记述了如烟往事

从建设大楼里出来，沈之瑜心急如焚，直奔图书馆。

随着周佛海身败名裂，他的著作也被查禁。沈之瑜出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介绍信，这才在一堆封存的书中找到那本《往矣集》。

真是“俱往矣”，这本一九四二年一月由上海平报社出版的《往矣集》（《往矣集》还曾由另几家出版社印过不同版本），记述着周佛海的如烟往事。此人擅长文笔，曾不断把往事凝固在铅字之中，在《往矣集》中留下他人生旅程中的脚印。

沈之瑜迅速翻过周佛海那篇记述童年的《苦学记》，目光滞留在他回忆加入中共经过的《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文中，有这么一段，详细写及他一九二一年七月从日本来沪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经过，并提及了开会的地点：

“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七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党务发展得真快，不单是我们去年计划的上海、汉口、长沙、北京、广州，都成立了组织，就是济南也有了支部。当时陈炯明在粤主政，还没有叛变，约仲甫（即陈独秀）去粤，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所以代表大会，他不能亲来主持。广东代表是公博（即陈公博），北京是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是毛泽东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即何叔衡），汉口是陈潭秋、包惠僧（包惠僧是否作为湖北代表出席会议，说法不一），上海是李达、李汉俊，济南是谁记不清了（即王尽美和邓恩铭）。丁默村虽然不是代表，却是C.Y.(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分子，也在上海。我便算是日本留学生的代表。其实鹿儿岛方面，没有一个人参加，东京只有一个施存统。我算是代表施和我自己两人。第三国际，加派了马令（现通译为马林）来做最高代表。我和毛泽东等三四人，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楼上。当时学生放了暑假，所以我们租住。没有床。我们都在楼板上打地铺。伙食，当然是吃包饭。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马令和吴庭斯基（应为尼柯尔斯基）也出席。……”

在周佛海的这一段记述中，提出两个地点：

代表的住宿地是“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

开会的所在是“贝勒路李汉俊家”。

这么一来，寻觅的范围一下子从偌大的法租界，缩小到贝勒路及其附近。

不过，这缩小了的范围仍不小。贝勒路北起延安东路，南至徐家汇路，马路两侧有两千多座房子，何况李汉俊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在汉口遇害，原屋早已易主。

贝勒路处于法租界之中。一九○六年，法租界工部局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贝勒的名字给这条马路命名。那时是一条荒僻的路，路边稀稀拉拉立着几十幢低矮的平房，马路南段两侧是一大片农田。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汪伪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与日本驻汪伪政权“大使”重光葵在南京签署了《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从这年八月一日起，上海撤销了租界，贝勒路也随之改名，以湖北省黄陂县县名命名，改称“黄陂南路”——援引上海路名惯例，通常以省名命名南北走向的马路，以县、市名命名东西走向的马路。因省名有限，用于命名南北走向的主要马路；贝勒路虽南北走向，但不是交通要道，故以县名命名（有关贝勒路的沿革史料，系上海市地名办公室刘方鼎及上海卢湾区地名办公室陈法清向笔者提供）。

就在沈之瑜花了一个夜晚的时间读毕周佛海的《往矣集》之后，便急于想见到周佛海之妻，以便着手寻觅中共“一大”会址。

隔了一天，当沈之瑜刚在军管会办公室坐定，大门口警卫室便打来电话，说是一位姓杨的女人求见。

“哦，她来了!”沈之瑜一边朝大门口疾步走去，一边暗暗佩服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工作的高效率。

果真是周佛海之妻。她自我介绍说：“我是杨淑慧。市公安局扬局长要我来找您。”她说话不紧不慢，每一个字都讲得很清楚。

“你好……”在部队里说惯了“同志”的沈之瑜，这时不得不改用拗口的称呼，“周太太!”“沈同志。”在办公室坐定之后，杨淑慧徐徐说道，“李汉俊先生的家，我去过几次，印象不很深了。不过，当年的陈独秀先生的家，也就是《新青年》编辑部，我在那里住过，记得很清楚，能不能先去找那个地方?”

“行，行。”沈之瑜答应道，“陈独秀的家在哪里?”

“我记得，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杨淑慧一口气说了出来。

“环龙路，也就是现在的南昌路。”沈之瑜对上海的马路十分熟悉。

那时，除了首长，一般人都没有小轿车，没有吉普车，沈之瑜、杨重光和杨淑慧在南昌路上步行着。

头一回出师告捷。因为南昌路基本上保持当年的模样，南昌路四十七号原是一所法国学校，外貌也依然如故，杨淑慧一眼就认出来——老渔阳里正是在它对面，如今的南昌路一百弄。弄堂里，一排排石库门的房子，犹如从同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这样的房子，都是一楼一底，一个小天井，天井四周是高墙，墙正中是一扇黑漆大门。一幢房子，有七八十平方米，给一家人住正好。独门出入，与邻无干。解放前，上海曾大批地建造了这样的石库门房子。

杨淑慧步入弄堂，找到了二号。她对沈之瑜和杨重光说：“一九二一年，在召开中共‘一大’的时候，陈独秀不在海，而在广州。他的夫人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住在这座楼的楼上。开会期间，李达和夫人王会悟也住在这里（据王会悟回忆，她与李达在一九二○年下半年于此举行婚礼后，一直住到中共“一大”召开）。我和周佛海结婚以后，也曾经住过这里的亭子间，所以印象很深。”

杨淑慧面对这幢熟悉的房子，心中勾起无限往事。此时，她仿佛回到当年的情境，带着沈之瑜、杨重光绕着房子走了一圈，像一位道地的解说员一般说道：“这房子两上两下。从大门一进来是客堂间——陈独秀的会客室。我印象最深是，客堂间里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客堂间里还有一只皮面靠背摇椅，陈独秀常常坐在这只摇椅上。”杨淑慧领着沈之瑜、杨重光步入屋内，指着客堂后、厨房前那狭长的过道小天井，说道：“这里原先有一个水泥的水斗，上面有个自来水龙头，平常是用来洗拖把的。有时，我们用木塞塞住水斗的出水口，放满了水，用来浸西瓜。……”杨淑慧滔滔不绝地说起当年的情形，清楚地表明，这里确实是《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陈独秀的故居，也是中共成立之后最早的中央工作部所在地。找到这一革命遗址，沈之瑜和杨重光颇为兴奋。

看见杨淑慧已经有点疲乏，沈之瑜道：“今天就到此收兵了吧。过几天再找‘一大’会址。”

于是，沈之瑜跟杨重光作了分工：沈之瑜负责寻找贝勒路上李汉俊家，杨重光则去寻找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来了个兵分两路，双管齐下。

第一部分：小引追寻“恒昌福面坊”原来是块宝地

博文女校是当年毛泽东、周佛海等中共“一大”代表住宿的地方。这所学校早在一九三二年便从上海滩消失了。不过，寻找一所早已关门的学校的校址，毕竟要比寻找当年李汉俊家容易一些。

杨重光派出了沈子丞，前往上海市教育局，翻阅解放前的上海中小学注册簿。总算顺利，博文女校记录在案：“博文女校创办于一九一七年，董事长黄宗汉（黄宗汉原姓徐，嫁给黄兴后改姓黄），校长黄绍兰……”该校曾三度迁址：最初在贝勒路，后来迁至蒲石路(今长乐路)，一九二○年时迁入白尔路(后改名蒲柏路，今名太仓路)。

据此线索，杨重光前往太仓路寻访老居民。虽然路名更换、门牌变动，在老居民的协助下，还是找到了一幢镶嵌着红砖的青砖二层楼房——这便是毛泽东、周佛海等当年下榻之处。棘手的是寻找李汉俊的住处——中共“一大”会址。沈之瑜约了杨淑慧，沿着贝勒路慢慢地走着、走着，诚如本书开头所写及的那样……

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杨淑慧的双眉紧蹙着。她有点为难了：“沈同志，李汉俊先生家里，我去过几次，可是现在我仅有的一点印象影迹皆无了。我记得，当时李家的房子是新造的，前门正对着马路，路边一片荒凉。大门对面是一片菜地，那里有一家吹玻璃的棚屋作坊。可是，眼下的贝勒路两旁全是房子，已经面目全非了，昔日的影子没有了!”“别着急，慢慢地找。”沈之瑜安慰她道。慢慢地、慢慢地踱着，杨淑慧极力搜索着当年的残存的印象。三十年前，她曾随丈夫周佛海去拜访过李汉俊，也曾给李家送过信件。然而，毕竟已经三十年了，天翻地覆，人世沧桑……行行复行行。她走到了贝勒路与另一条马路的交叉路口，猛然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她向路人打听那条横马路的名字。“这是兴业路。”她得到这样的答复。兴业路?她还是平生头一回听见这一路名。她摇摇头，否定了自己头脑中闪过的那似曾相识的印象。看到她迷茫、疲惫的神态，沈之瑜对杨淑慧说道：“我看你有点累了，早点休息吧，改日再找。”

过了数日，杨淑慧忽地来到了沈之瑜的办公室。她面含喜色，看得出，有好消息!果真，有了眉目：原来，这几天她又独自到贝勒路细细寻访，终于证实她那似曾相识的印象是不错的。

那兴业路，是与贝勒路一起，在一九四三年改名的。兴业路原名望志路，是在一九一四年以当时上海法国公董局总工程师望志的名字命名的。在一九四三年根据《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的规定，废除了“望志路”这一路名，改用广西东南部的兴业县县名来命名，称为“兴业路”（许多人误以为“兴业路”路名是解放后取的，“事业兴隆”之意。其实是一九四三年取的。于无意之中，取了一个含义深远的路名，一直沿用至今）——与兴业路平行的另一条马路，便用广西东北部的兴安县县名来命名，叫“兴安路”。

在黄陂南路与兴业路的交叉口，亦即当年的贝勒路与望志路的交叉口，杨淑慧对一家横写着“恒昌福面坊”大字招牌的房子，凝视良久，觉得很像当年李汉俊家。不过，当年的房子是青砖中镶着红砖，而如今旁边却是白粉墙上面写着一个四块床板那么大的“酱”字，这是她从未见过的。房前是一个菜摊。在贝勒路上反反复复逡巡，她唯觉得此处与记忆印象相似。她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沈之瑜。这样，寻找李汉俊的旧居，总算找到了一点头绪。但是，印象只是印象，有待于进一步查证。于是，沈之瑜前往那里调查。那里的居民都说，酱园的董老板是“老土地”，住的时间最长，最熟知那儿的情况。

那家酱园，挂着“万象源”招牌。老板叫董正昌，卖酱油、酒、醋、盐之类。他娓娓道来，这才廓清三十个春秋的变幻。原来，在一九二○年夏秋之际，一位姓陈的老太太出资在那里建造了一排五幢房子。每幢房子一楼一底，独门出入，黑漆大门，黄铜门环，米色石条门框，门楣上装饰着红褐色浮雕，外墙是清水青砖，镶嵌着红砖——当时的上海，流行着这种式样的石库门民居。这一排石库门房子，坐落在望志路上，自东向西，门牌分别为一○○号、一○二号、一○四号、一○六号、一○八号(后来改为兴业路时，门牌改为七十号、七十二号、七十四号、七十六号、七十八号)。

姓陈的老太太建造了这五幢房子，并不是给自己居住，而是出租，坐收租金。租下一○六号、一○八号两幢房子的，是一位姓李的先生。李先生把两幢房子的隔墙打通，变二为一。后来，李先生搬走了。

一九二四年，董正昌把这五幢房子全部租下。他对这五幢房子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把一○○号、一○二号、一○四号改为三楼三底，把一○四号的天井改成厢房，又把外墙粉成白色，写上巨大的“酱”字。这样，那三幢房子成了“万象源”酱园。他又把一○六、一○八号改成二楼二底，把一○六号天井改成厢房，租给了亲戚居住——他成了二房东。

后来，他的亲戚在一○六号开了当铺。不久，又改开“恒昌福面坊”，屋里安装了摇面条的机器，生产挂面，外墙也刷成白色。如此这般，那一排房子变得面目全非。难怪杨淑慧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这才敢说那儿有点像……

董正昌所说的那位姓李的先生，显然是李书城——李汉俊的胞兄。

李书城当年的“官儿”不小。他是孙中山的总统府顾问、国务院参议，租下那两幢房子居住。弟弟李汉俊从日本留学归来，住在哥哥家中。周佛海的《往矣集》中说中共“一大”是在李汉俊家中召开，亦即在李书城家中召开。李家，也就是后来的“恒昌福面坊”——望志路一○六、一○八号，便是中共“一大”会址!一个重大的历史之谜，终于初步弄清了……

第一部分：小引追寻毛泽东 董必武投来关注的目光 1

中共上海市委很谨慎，没有马上把兴业路上那一排房子确定为中共“一大”会址。市委派人把兴业路、《新青年》编辑部、博文女校三处拍了照片。

一九五一年五月，中共上海市委派杨重光带着照片专程赴京。

杨重光是这样回忆的：“市委叫我把照片送到北京中南海。到京后，接待我的胡绳同志答应把这些照片呈请中央领导同志看看。“两天后，胡绳告诉我，毛主席和董老(引者注：董老，即董必武。毛泽东和董必武均为中共“一大”代表)都看了照片。他们说：博文女校是‘一大’召开期间代表们住的地方，开会地点是在‘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家里。李书城在新中国成立后任农业部长，胡绳要我找他弄清确切的地址。

“我到农业部找到李书城。他说：‘那时我家在法租界望志路一○六、一○八号，现在路名和门牌都改了。’……”这么一来，中共“一大”会址得到了证实。不过，毕竟事关重大，中央又委托李达前往上海，实地看一看。

李达，毛泽东的老朋友，毛泽东总是称他“鹤鸣兄”——他字永锡，号鹤鸣。他是中共“一大”代表，和李汉俊共同筹备中共“一大”，他当然比杨淑慧更加熟悉李汉俊的家。解放后，李达担任湖南大学校长(自一九五○年二月至一九五三年元月)。

李达来到上海兴业路，步入“恒昌福面坊”。他连连点头说：“是在这里，汉俊的家是在这里。”李达的认可，富有权威性。于是，兴业路上那一排石库门房子，被肯定为中共“一大”会址。中共上海市委开始动员“恒昌福面坊”乔迁。“哟，我们住的原来是一块宝地!”“恒昌福面坊”的老板得知内中原委，高高兴兴答应搬走。不过，搬迁总要有个过程，搬迁之后还要修缮。这样，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大庆，作为中共诞生地的兴业路七十六号、七十八号，还挂着“恒昌福面坊”招牌。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六日，在上海蒲柏路十四号，两位干部模样的人物，正在办理承租私房的手续。这儿是“戴瑞记经租处”——陈老太的账房所在处。那两位租房者，是上海市公共房屋管理处的干部。他们受中共上海市委的委托，向大房东陈老太租下兴业路七十六号和七十八号两幢石库门房子。“今日起租?”账房问。“今日起租。”干部答。“租金四十二点四折实单位。”“好，按月照付。”

双方就这样谈定了租赁手续。所谓“折实单位”是解放初所实行的一种以实物为基础而以货币折算的单位。当时的房租、工资、公债之类都按折实单位计算，为的是不受物价波动的影响。这种制度一直实行到一九五四年底才告结束。在起租时，每折实单位约合人民币旧币五千五百元，即现在人民币五角五分，亦即月租为人民币新币二十三元左右。这样，李汉俊的旧居，被中共上海市委租了下来。

二十来天之后——一九五一年十月八日，中共上海市委发出通知：把兴业路上的中共“一大”会址、老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编辑部和博文女校，都辟为革命纪念馆。为此，成立了管理委员会，由夏衍牵头，担任主任，委员有恽逸群、陈虞孙、方行、沈之瑜、杨重光。管理委员会负责这三处革命纪念馆的修复、整理以及筹备建馆工作。后来，又增加了周而复、叶以群为管理委员。

在这个管理委员成立后的两个月——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兴业路上的小菜场，被迁往淡水路。这样，那排石库门房子前面不再嘈杂了。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中共上海市委购下了兴业路七十六号、七十八号——不再是向陈老太租赁了。在管理委员会指导下，对中共“一大”会址进行了初步修缮，屋里也作了些布置。

叶飞的耳朵尖，成为中共“一大”会址的第一个参观者。他曾经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建省省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司令员，兼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他在一九五二年六月三日来到兴业路。那时，中共“一大”会址尚在内部整理之中，从不对外接待。

叶飞之行，很快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内传开来了。在“七一”前夕——一九五二年六月三十日，魏文伯、曾希圣、柯庆施光临兴业路，成为那里的第二批参观者。

终于，在翌日——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的上海《解放日报》，首次公开披露了消息，在第二版上登载新闻《上海市革命历史纪念馆经一年修建已初步完成》。在同一版上，还发表了杨重光的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记上海三个革命历史纪念馆》。

现摘录杨重光的文章于下：“在上海复兴公园北面兴业路、南昌路、太仓路这几条毗连的路上，有三座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房屋。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房屋，党成立后的第一个总部，以及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毛主席等代表住宿的地方。去年中共上海市委曾派了专人，经过几个月的勘察和对证，找到了原来的房屋，经过了修建、恢复了房屋的原状，正式成立了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第一馆、第二馆和第三馆。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一周年的今天，这几个纪念馆的成立，应是极有意义的事。

第一部分：小引追寻毛泽东 董必武投来关注的目光 2

“五四运动促成了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合，在五四运动的后一年，先后在中国好几个中心城市，如：上海、北京、长沙、汉口、广州、济南等地，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选举了十二个代表(引者注：现在也有人认为应是十三个)，在中国工业的中心和当时的工人运动中心——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第一馆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故址。在三十一年以前，这里是望志路一○八号，现在是兴业路七十八号，也是黄陂南路(即前贝勒路)树德里七号。这是一座临街的两层的普通弄堂房子。在三十一年以前，即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引者注：实际上应是七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就在这座房屋的楼上(引者注：后来经董必武等实地回忆是在望志路一○六号楼下)，正式成立了。当时出席的代表十二人，代表了约五十个党员。毛泽东同志代表湖南党的组织。当时会议室的布置很简单，只有一个大菜台，周围可坐十余人。……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章(引者注：应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章是中共“二大”通过的)，选举了党的中央机关，组织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

就在消息见报的当天上午十一时，上海市市长陈毅以及潘汉年、方毅、刘长胜、陈丕显、王尧山等赶往兴业路，参观了中共“一大”会址。

当天，苏联塔斯社记者闻讯，也赶到兴业路。于是，在上海发现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的消息，迅速传到了国外。

不过，那时，兴业路七十六号上的“恒昌福面坊”几个大字，仍刷在墙上。屋里，则挂起了马克思像、列宁像以及毛泽东手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