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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必须非法地工作。”一开始，马林便指出了这一点。

中国共产党是以推翻当时中国的社会制度从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行动宗旨的，当然不合当时中国的“法”。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一大”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举行。任何不慎，都将招来全军覆灭的危险后果。

不得不谨慎行事。最初商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每日更改开会的场所，以免被密探盯住。

不过，除了李公馆，已找不出别的恰当的开会场所——不论老渔阳里二号，还是新渔阳里六号，一个是《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一个是外国语学社所在地，都是半公开的红色场所。

无奈，只得继续在李公馆开会。不过，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不再出席会议，因为两个外国人进出李公馆，毕竟太惹人注意了。

秘密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一大”，在七月二十二日的预备会、二十三日晚的开幕式之后，经邵维正考证，大约按以下日程继续进行，开会的地点均为李公馆：

日期会议次数主要内容

二十四日第二次各地代表报告工作情况

二十五日休会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

二十六日休会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

二十七日第三次讨论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

二十八日第四次讨论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

二十九日第五次讨论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

每日会毕，由张国焘向马林、尼柯尔斯基汇报会议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

会议的气氛，起初是平静的。在第二次会议上，各地的代表汇报着各地的情况，如同一根根平行线似的，没有交叉。毛泽东也作了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一大”唯一的一次发言。他言语不多，却很留心听着别人的发言。

第二次会议上推选了几个人负责起草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决议。张国焘是会议的主席，当然被选入起草小组。李汉俊懂四国外语，博览马克思著作，刘仁静有着“小马克思”的雅号，也被选入起草小组。据董必武回忆，他也参加了起草工作。他还提及，好像李达也是起草者之一。

在起草纲领和决议的过程中，平行线交叉了，争论开始了。

最激烈的争论，常常是在两位饱读马克思著作的人物——李汉俊和刘仁静之间进行。

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共产党应当有什么样的党纲。

在李汉俊看来，世界上的革命，既有俄国的十月革命，也有德国社会党的革命。他以为，中国共产党要走什么样的路，最好派人到俄国和欧洲考察，再成立一个研究机构，经过一番研究之后，才能决定。他以为目前中国共产党最实际的做法是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待这一革命成功之后，中国共产党可以加入议会开展竞选。

刘仁静反对李汉俊的见解，他以为欧洲的议会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共产党也不应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他拿出《共产党宣言》，说中国共产党应该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去做，即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

虽有陈公博部分地同意李汉俊的意见，但刘仁静的看法受到多数代表的支持。李汉俊有个长处，当他的意见被大多数人否定之后，他并不坚持。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早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李汉俊便曾与陈独秀发生争执：陈独秀主张中央集权制，李汉俊主张地方分权制。

在这次会上，李汉俊又一次提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只是个联络机关。他又一次处于少数地位，被大多数代表所否决。

很自然地，由此便产生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关系的讨论。马林在开幕式上已经把共产国际的意见说得清清楚楚。尼柯尔斯基也从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得到明确的指令，中国共产党的会议“必须有他参加”李玉贞：《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尼柯尔斯基》，《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九年第七、八期合刊。。

在这个问题上，代表们倒是赞同李汉俊的意见，即中国共产党可以接受共产国际的理论指导，并采取一致行动，但不必在组织上明确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代表们主张在党纲中写上“联合共产国际”。这“联合”一词，实际上没有接受马林所说的“上、下级关系”。后来，直至一年之后，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上，才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决议案》，才明确写上：“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竟然引起空前激烈的大辩论，那便是在讨论党员条件时，党员能否在现政府中做官?陈公博主张可以，因为他正在广东担任“宣传员养成所”所长，而陈独秀正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这样不小的官。李汉俊也同意他的意见。不过大多数代表以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党员不应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当官。两种意见争执不休。最后，“这个问题有意识地回避了，但是，我们一致认为不应当作部长、省长，一般的不应当任重要行政职务。在中国，‘官’这个词普遍应用在所有这些职务上。但是，我们允许我们的同志作类似厂长这样的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二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经过一番又一番争论，党纲和决议的草稿纸上，画满了蜘蛛网般的修改记号，总算接近定稿了。

屋顶花园。张国焘向马林和尼柯尔斯基讲述着讨论的意见，讲述着党纲和决议的初稿。马林听着、听着，当他听到那句“联合共产国际”，顿时双眉紧锁。作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他以为应当不折不扣地贯彻共产国际的决议。

马林要求出席大会，他要亲自向代表们说明共产国际“二大”所通过的决议……

第七部分：成立密探突然闯入会场 1

七月三十日，闷热的日子。即便坐在屋里一动不动，那汗还是不住地从毛孔中汩汩而出。

傍晚，彤云四涌，凉风骤袭，仿佛一场雷雨要从天而降。然而，俄顷风定云滞，一点雨也未落下来，显得益发热不可耐。

这些天，薛文淑上楼、下楼，常见到餐厅里坐满了人。餐厅的上半截为木条网格，上、下楼梯时总能看到餐厅里的情形。只是李书城关照过不要管汉俊的事，所以她从不过问。

夜幕降临之后，餐厅里又聚集了许多人。

马林来了。尼柯尔斯基也来了。

只是周佛海没有来，据说他肚子忽地大痛大泻，出不了门，只好独自躺在博文女校楼上的红漆地板上。

八时多，代表们刚在那张大餐桌四周坐定，马林正准备讲话。这时，从那扇虚掩的后门，忽地进来一个陌生面孔、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闯入餐厅，朝屋里环视了一周。

李汉俊发现这不速之客，问道：“你找谁?”

“我找社联的王主席。”那人随口答道。

“这儿哪有社联的?哪有什么王主席?”李汉俊颇为诧异。

“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一边哈了哈腰，一边匆匆朝后退出。

马林的双眼射出警惕的目光。他用英语询问李汉俊刚才是怎么回事，李汉俊当即用英语作了简要的答复。

“砰”的一声，马林用手掌猛击大餐桌，当机立断：“一定是包打听!我建立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一听，马上站了起来，李汉俊领着大家分别从前门走出李公馆。平日，李公馆的前门是紧闭的，这时悄然打开……

那个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究竟是谁？这曾是一个历史之谜。

笔者在写作本书时，偶然从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叔皇那里得知，年已耄耋的薛耕莘先生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即于一九九○年八月九日前往薛寓拜访。

薛耕莘先生在介绍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时，谈及他的上司程子卿，回忆了这桩重要史实……

一九二一年八月三十日晚，那个闯进李公馆的穿灰布长衫的中国密探究竟是谁?七十年来从未知晓。据薛耕莘先生告知，那不速之客叫程子卿，当时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长。

程子卿是江苏镇江人，生于一八八五年，米店学徒出身，读过三年私塾。程子卿不会讲法语，但臂力过人。他与黄金荣结拜为兄弟，进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先是做巡捕，后升为探长。从薛耕莘先生出示他当年穿警服时与上司程子卿的合影，可看出程子卿身体相当壮实。

薛耕莘先生说，程子卿在三十年代末曾与他谈及前往李公馆侦查中国共产党“一大”之事(当时只知一个外国“赤色分子”在那里召开会议，不知是中国共产党“一大”)。薛耕莘有个习惯，常把重要见闻记于自己的笔记本。当时，他曾记录了程子卿的谈话内容。解放后，薛耕莘被捕入狱，他的笔记本被收缴。倘从档案部门寻觅，当可查到那个笔记本，查到当年他笔录的原文。现在他虽已不能回忆原文，但是程子卿所说首先闯入李公馆这一事，他记得很清楚。

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期间，也做过一些有益的事。因为这样，解放后经宋庆龄说明有关情况，程子卿未曾入狱。他于一九五六年病逝于上海……

在不速之客程子卿走后，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们紧急疏散，唯有李汉俊和陈公博留在那里没有走。李汉俊带着陈公博上了楼，坐在他的书房里。

陈公博不走，据他在《寒风集》中自云：“我本来性格是硬绷绷的，平日心恶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汉俊为难，到了现在有些警报又张皇的逃避。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汉俊谈话，看到底汉俊的为人如何，为什么国焘和他有这样的恶感。……”

李汉俊是那里的主人，他自然不会走。他和陈公博在楼上书房里坐定，想看看究竟是马林神经过敏，还是真的有包打听在作祟。

此后的情景，唯有在场的李汉俊和陈公博亲历。李汉俊死得早，没有留下任何回忆。陈公博倒是写过两篇回忆文章。

陈公博写的第一篇回忆文章，便是李俊臣所发现的那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此文是在发生这一事件后十来天内写的。除了因在《新青年》杂志上公开发表而不得不采取一些隐语，所忆事实当是准确的：

第七部分：成立密探突然闯入会场 2

不想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那〔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国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他们更把我和我朋友隔开，施行他侦查的职务。那个法侦探首先问我懂英语不懂?我说略懂。他问我从那里来?我说是由广州来。他问我懂北京话不懂?我说了懂。那个侦探更问我在什么时候来中国?他的发问，我知道这位先生是神经过敏，有点误会，我于是老实告诉他：我是中国人，并且是广州人，这次携眷来游西湖，路经上海，少不免要遨游几日，并且问他为什么要来搜查，这样严重的搜查。那个侦探才告诉我，他实在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检。是时他们也搜查完了，但最是凑巧的，刚刚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里藏书很是不少，也有外国的文学科学，也有中国的经史子籍〔集〕；但这几位外国先生仅认得英文的马克斯经济各书，而不认得中国孔孟的经典，他搜查之后，微笑着对着我们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分〔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其余以下的话，都是用训戒和命令的形式。……一直等他走了，然后我才和我的朋友告别。自此之后便有一两个人在我背后跟踪……

大约这一事件给陈公博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所以三年之后，他在美国写《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时，也提及此事：

“在大会的第一周周末，许多议案尚在考虑和讨论中，这时法国警察突然出现了。在大会召开之前，外国租界就已收到了许多报告，说东方的共产党人将在上海开会，其中包括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朝鲜人，俄国人等。所有的租界都秘密警戒，特别是法租界。或许是因为有密探发出警告，侦探和警察就包围了召开会议的建筑物，所幸十个代表警告其他人有危险，而且逃走了。即使搜查了四个小时，但并未获得证据，警察这才退走。……”

后来，陈公博在他一九四四年所写的回忆文章《我与中国共产党》(收于《寒风集》中)，非常详尽地描述这一事件。不过，内容基本上跟他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差不多。其中补充了一个重要的情节：

“(密探)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秘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薄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是一张无关重要的碎纸罢，连看也不看。……”

密探们仔仔细细搜查李公馆，陈公博在一旁不停地抽烟。他，竟把整整一听长城牌四十八支烟卷全部吸光!

幸亏马林富有地下工作的经验。他的当机立断，避免了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的一场大劫。

据现今仍健在的薛文淑回忆：

“记得有一天，我回到家里，一进门就发现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厨师老廖告诉我，有法国巡捕来搜查过二先生(引者注：指李汉俊)的房间，并说没有抓人。这时汉俊已不在家。我上楼到他房间看了一下，除了书架上的书比较凌乱，没有别的迹象。其他房间据老廖说连进都没有进去。因为书城曾对我说过不要管汉俊的事，所以汉俊回来后我没有问，他也没有提这件事。……”

第七部分：成立子夜作出紧急决定

法国警察和密探们离去之后，陈公博因吸了一听香烟而未喝过一口茶，口干难熬。李汉俊吩咐廖师傅烧水沏茶。

陈公博才呷了几口清茶，忽地又闻楼梯响，陡地一惊，以为警察和密探杀“回马枪”。

抬头一看，只见从楼梯上来一个人，正在探头探脑。此人非别人，乃是包惠僧!

原来，在马林下了紧急疏散令之后，包惠僧和代表们走出李公馆，不敢回博文女校，生怕那儿早已被密探们所监视。回头望望无人盯梢，也就穿小巷，走里弄，拐入渔阳里，走进二号——当年陈独秀的住处，当时住着陈独秀妻子高君曼以及李达夫妇。

在那里等了两个钟头，看看外面没有异样动静，由于牵挂着李公馆里究竟如何，包惠僧便自告奋勇，前去看看。

“法国巡捕刚走。此非善地，你我还是赶快走吧!”陈公博简单地向包惠僧介绍了刚才惊险的一幕之后，对他说道。

于是，包惠僧先走。

李汉俊叮嘱道：“你还是多绕几个圈子再回宿舍，防着还有包打听盯梢!”

包惠僧点了点头，消失在夜幕之中。

他走出李公馆不远，正巧遇上一辆黄包车，便跳了上去说：“到三马路!”

三马路，即今汉口路。那时，称南京路为大马路，九江路为二马路，福州路为四马路，广东路为五马路，北海路为六马路。

包惠僧在三马路买了点东西，回头看看没有“尾巴”，便叫车夫拉到爱多亚路，即今延安东路。然后，又东拐西弯，这才折入环龙路，付了车钱。待黄包车走远后，包惠僧才步入渔阳里，来到了二号。李达给他开门。已是午夜时分，李达家中还亮着灯光。一进屋，好多人聚在他家中，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包惠僧——因为渔阳里离李公馆并不远，而包惠僧竟一去多时未返，大家为他捏了一把汗!

包惠僧诉说了李公馆的遭遇，果真是法国巡警出动，大家无不佩服马林的高度警觉。只是马林和尼柯尔斯基离开了李公馆之后，怕甩不掉跟踪者，未敢到渔阳里来，在上海城里兜了几个圈子，各回自己的住处。

“我们要换一个地方开会。最好是离开上海，躲开法国巡捕。”李达说道。

代表们都赞同李达的意见。可是，离开上海，上哪儿去开会呢?

周佛海提议去杭州西湖开会——因为他去年在西湖智果寺住了三个多星期，那里非常安静，是个开会的好地方。他很熟悉那里，愿做向导，明日一早带领代表们奔赴那里。

周佛海原本因肚子大痛大泻未去李公馆，迷迷糊糊地躺在博文女校楼上。将近午夜，忽听有人上楼，睁眼一看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从渔阳里二号来的，想弄清博文女校的情况。

毛泽东轻声问他：“这里没有发生问题吗?”

周佛海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经毛泽东一说，他才知李公馆遭到了麻烦。看看博文女校楼上的铺位，全都空着，便知事态严重。

“走，我们一起到李达家去商量。”周佛海这时肚泻已好了些，便与毛泽东一起朝渔阳里二号走去……

不约而同，大多数代表都聚集在这里。

“我倒有一个主意。”坐在李达旁边的王会悟，听了周佛海的话，开口了。她不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但她是丈夫李达的得力助手。打从开始筹备会议，她就帮助李达东奔西走，安排代表的住宿。这时，看到代表们聚集在她家，一副焦急的神态，就说道：“我是浙江桐乡县人，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人〕少得多……”

经王会悟这么一说，代表们都觉得是个好主意。

“我也去过，那里确实很安静。”李达曾在王会悟陪同下游过南湖，对那里的印象不错。

“到嘉兴的火车多吗?”代表们问。

“很多。从上海开往南方的火车，都要路过嘉兴。”王会悟说，“我每一次回桐乡老家，都要在嘉兴下火车，很熟悉火车时刻表。最好是坐早上七时三十五分从上海开出的快车，十时二十五分就可以到达嘉兴。另外，上午九时、十时，各有一趟慢车，不过到了嘉兴，就要中午以后了。另外，下午二时五十分，还有一趟特快。坐这趟车的话，得在嘉兴过夜。”

经王会悟这“老土地”一说，代表们心中有数了。

“我看最好是坐上午七时三十五分这趟快车，当天来回。”李达说，“现在，我们的会议已经被法国巡捕注意，形势紧张，事不宜迟，以早开早散为好。”

李达的意见，得到了代表们一致赞同。

考虑到马林、尼柯尔斯基是外国人，一上火车很惹人注意，代表们决定不请他们去嘉兴。

李汉俊是李公馆的主人，正受到密探们的严密监视，也就不请他去嘉兴了。

陈公博呢?他带着新婚太太李励庄住在大东旅社，本来是可以去嘉兴开会的。

可是，陈公博却没有去嘉兴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闭幕会。

陈公博未去嘉兴，有三种可能性：

或许因为他单独住在大东旅社，又带着女眷，夜已深，而翌晨出发又早，无法通知他。

或许因为考虑到他和李汉俊曾受过法国巡捕的审问，已经引起警方注意，不便去。

陈公博自己则说，大东旅社突然响起枪声，使他再度受惊，决定不去嘉兴……

第七部分：成立大东旅社发生凶杀案

是多事的夏夜。

等包惠僧走出李公馆，过了一会儿，陈公博也起身向李汉俊告辞。

李汉俊把他从前门送出，闩紧前门，回身又锁上后门。进屋之后，连忙找出一些文件，在小天井里焚烧。

陈公博出了李公馆，从望志路拐入贝勒路，转弯时回头扫了一眼，见有一黑影相随，便知来者不善。

他走得快，黑影跟得也快；他走得慢，黑影跟得也慢。不言而喻，密探想探清楚他究竟住在哪里。

他不敢径直回大东旅社。这时不过晚上十点多，他步入霞飞路一爿灯光通明的大商店，一边佯装观看商品，一边思索着脱身之计。

他忽地记起去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广州时，路过上海，曾到大世界游玩。即使入夜，那里也很热闹。人多的地方，最容易甩掉跟踪者。

他叫了一辆黄包车。身后的盯梢者，也喊了一辆黄包车尾随。

当陈公博在大世界下车，“尾巴”也在那里跳下车。

陈公博以悠闲的步子，进入书场，走入戏场。当他来到屋顶的露天电影场，那幽暗而人群拥挤的地方使他突然加快了步伐。他消失在黑压压的观众群中。

当陈公博从另一个门下楼，赶紧又叫了一辆黄包车，朝北驶去。他从车上回头望着，没有发现跟踪的车子，松了一口气。

他在南京路下了车，等黄包车离去，这才急急闪进英华街，来到那挂着“天下之大，居亚之东”对联的大东旅社，乘电梯来到四楼。

穿白上衣、黑长裤的茶房为他打开四十一号房间的房门，灯亮了，他的太太醒来了。

他关紧了房门，顿时出了一身大汗。他悄声叫妻子李励庄把皮箱打开，他取出了几份文件，然后倒掉痰盂里的水，把文件放在痰盂中烧掉。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把刚才惊险的经历讲给李励庄听……

洗完澡，汗水仍在不断地溢出。酷暑之中，那大铜床上像蒸笼似的。陈公博索性把席子铺在地板上。

下半夜，那积聚在天空的乌云终于结束了沉默、僵持的局面，雷声大作，电光闪闪，下了一场瓢泼大雨。凉风习习，陈公博总算得以安眠。

然而，清晨突然发生的一桩命案，把陈公博夫妇吓得魂不附体，睡意顿消。

陈公博在他当年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中，如此记述：

“这次旅行，最使我终身不忘的，就是大东旅社的谋杀案。我到上海住在大东旅社四十一号，那谋杀案就在隔壁四十二号发生。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续便闻有一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

像这样一起凶杀案，发生在市中心大名鼎鼎的大东旅社，立即引来好几位新闻记者。

上海报纸报道了这一社会新闻：

翌日——一九二一年八月一日，上海《新闻报》便刊登《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

同日，上海《申报》在第十四版刊载新闻《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被害者为一衣服华丽之少妇》。

八月二日，《新闻报》刊载《大东旅馆中命案续闻》。

就连在上海用英文印行的《字林周报》(创刊于一八六四年七月一日)，也在八月六日发表报道《中国旅馆的奇异悲剧》。

综合当时的这些报道及陈公博的回忆，案情如下：

七月二十九日，星期五，一对青年男女来到大东旅社，在四楼开了一个房间。

男的叫瞿松林，是在一个英国医生那里当侍役。女的叫孔阿琴，是一家缫丝厂的女工，二十二岁。

这个瞿松林过去因私用客账，曾坐牢四个月。这次趁英国医生去青岛避暑，便偷了他的一枝手枪，和孔阿琴上大东旅社开房间。瞿松林在旅馆循环簿上，写了假名字“张伯生”，职业写成“商人”。

“两个人不知为什么不能结婚，相约同死。”这样，在七月三十一日清晨五时，瞿松林用三十二毫米口径手枪朝孔阿琴射击。一枪未死，又用毛巾勒死了她。他本想与她同死，后来却下不了决心。

上午，瞿松林只身外出，意欲他往，茶房因他未付房租，向他索钱。他说他的妻子还在房里，不会少你房租的。说罢，扬长而去。

到了下午七时光景，那房间仍紧闭房门。茶房生疑，用钥匙打开了房门，大吃一惊，见那青年女子倒在地板上，鲜血满地，已死。

经警方查验，孔阿琴左臂、大腿被枪弹击伤，并有一毛巾缠在脖颈。

地板上扔着一枝三十二毫米口径的手枪和几粒子弹。

桌子上，有瞿松林所写的五封信，说自己要与孔阿琴同死云云……

在十里洋场、纸醉金迷的上海，像大东旅社这样的凶杀案，三天两头发生，原本不足为奇。

然而，此案过去几十年，却引起历史学家们的浓烈兴趣。最早查考此案的便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慕庭。远在太平洋彼岸，他从英文版的《字林周报》上查阅那篇报道《中国旅馆的奇异悲剧》。他所关心的不是案件本身，却是案件所发生的时间——因为它是一个时间坐标，确定了案件发生的时间，便可确定法国巡捕骚扰中国共产党“一大”闭幕的时间，以便大致推定开幕的时间。

《字林周报》的报道明明白白地写道：大东旅社凶杀案发生在七月三十一日。

此后，李俊臣所发现的陈公博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也明确地写道：“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

接着，为了考证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会期，邵维正也查阅了当时上海各报，都一致表明，此案在七月三十一日发生。

另外，在陈公博一九二四年所写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文中，也有一句：法国警察突然出现在李公馆，是“在大会的第一周周末”。

七月三十日正是周末——星期六!

由此，历史学家们准确地推定了法国巡捕闯入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场的日子是七月三十日!

陈公博在一夜之间两次受惊，不敢在上海久留。虽然他清楚听见枪声，却没告诉茶房，生怕警方在侦查此案时会要他充当证人。他并不怕当证人，只是在作证时，警方势必会盘问他姓名、从何处来、来此何干之类，万一把他与李公馆联系起来，那就麻烦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大东旅社的总经理郭标，是陈公博的同乡。“广东人和广东人总容易说话”，他跟郭总经理打了个招呼，把行李暂且寄存在大东旅社，便带着太太李励庄到杭州散心去了……

第七部分：成立匆匆转移嘉兴南湖

七月三十一日早上七时三十五分，一列快车从上海北站驶出，朝南进发。

在各节车厢里，散坐着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们。只是他们仿佛互不相识，各自独坐。他们之中有张国焘、李达、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周佛海、包惠僧。何叔衡是否去了，尚是一个待解之谜。据有的当事人回忆，何叔衡提前回长沙了。

比起三天之前，这趟车算是空的。三天前——七月二十八日，正值阴历六月二十四日，是南湖的“荷花生日”，四面八方的人赶去庆贺，湖里的船也骤然猛增。那天夜里，湖里举行灯会，波光灯影，美不胜收。

不过，比起平日来，这趟车里去南湖的游客稍多一些。因为这天是星期日，上海方向早去晚归的游客自然比往常增加。

那时的快车，只是相当于今天的慢车。小贩们在车上叫卖酱油瓜子、豆腐干、五香豆，旅客们慢条斯理地咀嚼着零食，打发着时光。

王会悟小姐紧挨着李达。她今日显得格外兴奋——她是“领队”兼“导游”。她的小巧的手提包一直不离身，包里放着这次去南湖的活动经费。

嘉兴是座古城，秦朝时称由拳县。到了三国时，这儿属吴国，设置嘉兴县。由于嘉兴在大运河之侧，又是沪杭铁路的中点，也就兴旺发达起来。

南湖是嘉兴胜景，游嘉兴者差不多都是为了游南湖。

南湖与大运河相连，古称陆渭池，雅称鸳鸯湖——因为南湖分东、西两部分，形状如同两鸟交颈，便得了鸳鸯湖之名。

比起杭州西湖来，嘉兴南湖显得小巧而精致。湖面不大，当年虚称八百亩，如今经航空摄影精确测定，南湖水面面积为六百二十四亩。它是一个平原湖。放眼望去，湖的四周镶着一圈依依垂柳。

南湖之妙，妙在湖中心有一个小岛，岛上亭台楼阁掩映在绿树丛中。

南湖原本一片泽国，并无湖心岛。那是在明朝嘉靖二十七年(公元一五四八年)，嘉兴知府赵瀛修浚护城河，把挖出的泥用船运至湖心，堆成了一个人工小岛。

在南湖之滨，矗立着一座设计独具匠心的南国风格的楼。登楼眺望南湖，在春雨霏霏的日子里，四处烟雨茫茫，得名“烟雨楼”。那是公元九四○年前后五代后晋时，吴越国国王钱镠第四子广陵王钱元璙所建。

赵瀛在南湖堆出一个人工岛之后，翌年，便把烟雨楼拆移到岛上。这样，光秃秃的小岛上冒出一座飞红流翠的烟雨楼，又栽上银杏、垂柳，顿时美若仙境。

明朝万历十年(公元一五八二年)，嘉兴知府龚勉又下令在烟雨楼侧建造亭榭，南面拓台曰“钓鳌矶”，北面筑池曰“鱼乐国”。如此这般，南湖如同锦上添花，姿色益增。

南湖名声大振，是在清朝那位“旅游皇帝”——乾隆光临之后。

乾隆爱南湖，尤爱湖心岛上的烟雨楼。他六游江南，曾八次登南湖烟雨楼，前后赋诗近二十首!这样，在湖心岛，四处可见到乾隆御笔：

春云欲泮旋蒙蒙，

百顷明湖一棹通。

回望还迷隄柳绿，

到来辨榭梅红。

不殊图画倪黄境，

真是楼台烟雨中。

欲倩李牟携铁笛，

月明度曲水晶宫。

这位“旅游皇帝”甚至带走了烟雨楼的图纸，在皇家园林——承德避暑山庄的青莲岛上，仿建了一座烟雨楼。不过，乾隆再三叹息，承德的烟雨楼只是形似而已，登楼却不见烟亦不见雨!

打从乾隆御驾多次临幸，南湖声誉鹊起，慕名前来游览者日众。尤其是清明前后，春雨潇潇，垂柳初绿，烟雨苍茫，南湖洋溢着朦胧之美。

南湖的另一盛事是在民国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冬，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路过嘉兴，各界人士万余人集结于嘉兴车站欢迎。孙大总统下车后，来到兰溪会馆，发表了一小时演说，掌声雷动。演说毕，孙中山游南湖烟雨楼，在楼前留下一帧照片：穿一件毛皮大衣，雪白的衬衫领子，系着一根领带……

冒着黑烟的蒸汽火车头拖着一节节车厢，在沪杭线上行驶了将近三个小时，在上午十时二十五分停靠在嘉兴车站。

李达和王会悟下车后，走在最前面。代表们三三两两跟随其后。

两层楼的嘉兴车站，看上去像幢办公楼。走出火车站的正门，王会悟并不直奔南湖，却领着众人朝嘉兴的“南京路”——张家弄(今已拓宽，改名勤俭路)走去。

张家弄里有个热闹的处所，犹如上海的大世界，叫做寄园。寄园里有假山，有楼阁，唱戏的、变把戏的、说书的，济济一堂。那里有一座嘉兴最高级的旅馆，叫鸳湖旅馆，这名字来自南湖的别名——鸳鸯湖。

王会悟安顿代表们在鸳湖旅馆内开了房间，洗洗脸，吃个粽子，暂且歇息。先在那里开了房间，为的是担心当天会议不能结束，有个过夜的地方。

王会悟像个熟练的导游小姐，在办好代表们的住宿手续之后，便请鸳湖旅馆账房先生代订画舫。

画舫，是文人们对于大型游船的雅称，当地人叫它“丝网船”。

据说，南湖里本来没有画舫，只有小船。小船敞篷，坐三五个游人，如此而已。

“丝网船”也就是大型渔船，本是在太湖里拉网捕鱼的，收入一般。不知何年何月，有一艘丝网船沿南北大运河驶入南湖，在南湖里捕鱼。南湖湖小水浅，鱼不多。这艘船正想沿运河重返太湖，却被游人看中，搭船游湖。大船载客多，船上活动余地大，而且平稳。

阴差阳错，渔船“改行”，干起旅游船这角色来了。收入颇丰，比打鱼强多了。

消息传开，好多艘丝网船从太湖南下，进入南湖，“改行”成旅游船。船多了，彼此间为了招徕游客，展开了一番竞争：各船都纷纷向豪华型发展，船舱里铺上红漆地板，舱壁雕龙描凤，放上红木太师椅、八仙桌。设置精美的卧室，供抽大烟者、玩妓女者歇息。后舱砌上炉灶，供应茶水、热气腾腾的点心。

这么一来，办婚事丧事，包上一艘画舫，在湖里慢悠悠地游上一天，酒席招待。

这么一来，找个戏子、歌女，吹拉弹唱，湖上优游，也是乐事。

这么一来，呼朋吆友，围坐在八仙桌四周，筑起方城，逍遥自在。

这么一来，寻花问柳，一艘画舫包几天几夜，尽兴而散，成了水上妓院。

这么一来，不光是外地游客雇船，本地人包船的更多。画舫已成变相旅游船，有着各种各样特殊的用途。

这么一来，画舫不再用带腥味的旧渔船改装，船老板干脆订制专供旅游的新船。只是船的外形还是丝网船的模样，还是由那班建造丝网船的工匠们制造。

南湖水浅，尤其是岸边水浅，画舫无法靠岸。各画舫都附一艘小船，往来于码头和画舫之间接客送客。为了博得游客青睐，小船往往由年轻俏丽女子驾驶，名唤“船娘”。倘用现代名词称呼，也就是“水上公关小姐”。

除了靠船娘在码头上拉客，画舫还在鸳湖旅馆账房设立了租船处。船主们心中明白，住得起鸳湖旅馆的，都是高等客人，自然也就有钱雇画舫。

“租双夹弄的!”王会悟小姐很内行，她对账房先生说出了租船的规格。

所谓“双夹弄”，是指船的中舱与后舱之间有两条过道，表明是大号船。

“对不起，小姐。双夹弄的都在昨天被预定了。现在只有单夹弄的。”账房先生答道。

所谓“单夹弄”，是指船的中舱与后舱之间只有一条过道，表明是中号船。

“那就只好将就。”王会悟说，“另外，包一桌酒席，借两副麻将。”

听见“借两副麻将”，账房先生笑了一下。

王会悟给了他八个银元——四元半是中号画舫租费，三元是酒菜钱，余下是小费。

订好画舫，代表们在“导游小姐”王会悟的带领下，来到了湖边码头。

见到来了那么多客人，好几位船娘上前吆喝：“南湖去?坐我的船!坐我的船!”

“我们订好哉!”王会悟连连谢绝围上来的船娘。

代表们分批登上一艘小船。小船来回摆渡，把代表们送上一艘中号的画舫。……

第七部分：成立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 1

从船头穿过小巧的前舱，便来到宽敞的中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