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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中舱虽然比李公馆的餐厅小一些，不过八仙桌四周一把把太师椅，坐上去还是宽敞的。

舱里金碧辉煌，就连每一根柱子上都刻着金色盘龙。四壁刻着金色的花卉、耕牛、人物、飞鸟。横匾上镌“湖光彩月”四字，两侧对联为“龙船祥云阳宝日，凤载梁树阴场月”。

碧绿的波光从窗口射进舱内，轻风吹拂，好一个清凉世界。

八仙桌上放着一套宜兴紫砂茶具。王会悟给代表们沏上龙井绿茶，然后“哗”的一声，把麻将牌倒在八仙桌上，代表们都会意地笑了。

她到后舱跟船老大打个招呼，递上一包香烟，船便缓缓地在湖面上移动。接着，她走过中舱，来到前舱，透过舱门望着“风景”——倘有异常动向，随即报告中舱。

甩掉了跟踪的密探，远离人喧车嚣的上海，如此安谧，如此秀丽，浅绿的湖面上漂着翠绿色的菱叶，一尘不染，令人心旷神怡。

湖上的游船不算很多。偶尔有画舫从近处经过，传来留声机的歌声，代表们便哗哗洗起麻将牌来。

将近中午，下起一阵小雨，游人四散，湖面上更为安静。中国共产党“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就在这时开始。

代表们讨论着党纲和决议。那张放在李汉俊家抽屉里，被密探们所忽视的“废纸”，此刻成为代表们字斟句酌的文件。马林不在场，又缺了常常持异议的李汉俊和陈公博，讨论的过程不像往日那么激烈，十分顺利地进行着。

中午时分，一艘小船驶近，靠上大船。船娘递上好几只竹编的大笼屉，里面是刚从鸳湖旅馆送来的饭菜。

这时，船老大把圆桌面铺在八仙桌上，十来位代表正好坐满一桌。

南湖的鲢鱼、蟹、虾，味道鲜美，代表们一边吃，一边称赞着。

最为奇特的是一大盆像元宝一般的菱，没有角。王会悟介绍说：“这是南湖的特产，叫无角菱，又叫馄饨菱，肉多味甜。很奇怪，出了南湖，长出的菱就有角了!”

如此有趣的菱角，代表们头一回品尝。

饭罢，大船靠近湖心岛，代表们漫步在烟雨楼，稍事休息。

接着，会议又在船里继续举行。

第一个获得正式通过的，便是后来分别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以及从苏联转来的共产国际档案中发现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从英文稿和从俄文稿还原译成中文，并无太多的差异。尤其令人注意的是，英文稿和俄文稿都缺少了第十一条。

现据俄文稿，全文照录于下：

一、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二、我们党的纲领如下：

(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

(2)直到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的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

(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

(4)联合第三国际(引者注：即共产国际)。

三、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

四、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都可以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是在加入我们的队伍以前，必须与那些与我们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

五、接受新党员的手续如下：被介绍人必须接受其所在地的委员会的考察，考察期限至少为两个月。考察期满后，经大多数党员同意，始得成为党员。如果该地有执行委员会，必须经执行委员会批准。

六、在党处于地下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分〔份〕应保守秘密。

七、每个地方，凡是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必须成立委员会。

八、委员会的党员经以前所在地的书记介绍，可以转到另一个地方委员会。

九、凡是党员不超过十人的地方委员会，应设书记一人；超过十人的应设财务委员、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各一人；超过三十人的，应由委员会的成员中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关于执行委员会的规定下面将要说到。

十、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等地方组织的人数很多时，可以派他们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当地执行委员会最严格的监督。

十一、(遗漏)。

十二、地方执行委员会的财政、活动和政策，必须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十三、委员会所管辖的党员超过五百人或同一地区有五个委员会时，必须成立执行委员会。全国代表会议应委派十人参加该执行委员会，如果这些要求不能实现，必须成立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和组织，下面将要更加详细地阐述。

十四、党员如果不是由于法律的迫使和没有得到党的特别允许，不得担任政府的委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在此例。

十五、这个纲领经三分之二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同意，始得修改。

这个党纲，便是中国共产党“一大”的最重要的成果。党纲明确地申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组织原则以及与其他政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学说为理论建立的。

看得出，在那样紧张的环境中所通过的党纲，存在着疏漏之处。除了第十一条空缺——很可能是因为引起争论，一时相持不下而删去，却又来不及补上合适的文字，第九条、第十三条中所提及的“下面将要更加详细地阐述”，实际上“下面”没有提及。很可能也是因为引起争论，删去了“下面”的条文，以致造成前后文不衔接。

尽管仓促成文，但是这个党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性的重要文献，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建立，便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运行，坚决摒弃了当时颇为盛行的无政府主义。

接着，在南湖的那艘画舫里，又通过了第二个文件，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决议分为六部分：一、工人组织；二、宣传；三、工人学校；四、工会研究机构；五、对现有政党的态度；六、党与第三国际的联系。

其中第六部分全文如下：

“党中央委员会每月应向第三国际提出报告。

“在必要时，应派遣特别全权代表一名到驻伊尔库茨克的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去。此外，要派代表到其他远东各国去，以发展和配合今后阶级斗争的进程。”

据李达回忆，那天的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张国焘的回忆录中，也提起曾起草过《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这篇宣言未曾传世，迄今未能找到。

据李达回忆，宣言的大致内容如下：

第七部分：成立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 2

“接着大会讨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草案，这宣言有千把个字，前半大体抄袭《共产党宣言》的语句，我记得第一句是‘一切至今存在过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接着说起中国工人阶级必须起来实行社会革命自求解放的理由，大意是说中国已有产业工人百余万，手工工人一千余万，这一千多万的工人，能担负起社会革命的使命，工人阶级受着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双重剥削和压迫，已陷于水深火热的境地，只有自己起来革命，推翻旧的国家机关，建立劳工专政的国家，没收国内外资本家的资产，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才能得到幸福生活。宣言草稿中也分析了当时南北政府的本质，主张北洋封建政府必须打倒，但对于孙中山的国民政府也表示不满。因此有人说‘南北政府都是一丘之貉’，但多数意见则认为孙中山的政府比较北洋政府是进步的，因而把宣言中的语句修正通过了，宣言最后以‘工人们失掉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一句话结束。……”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一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天色渐暗。大会进入最后一项议程，即选举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考虑到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不过五十多人，各地的组织也不健全，所以决定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只建立中央局。

就在选举着手进行之际，湖面上忽地传来一阵“突突突”的响声，会不会是警察局的汽艇?

代表们收起了刚刚讨论通过的文件，“哗啦哗啦”搓起麻将来。

“突突突”声由远而近，果真是一艘汽艇，不过，汽艇从画舫一侧一掠而过，并未前来找“麻烦”。事后知道那是嘉兴城里一位绅士的汽艇，与警察局无关。

一场虚惊过去。选举继续进行，用的是无记名投票方式。

中央局的人选很简单，共三人，即书记一人，宣传主任一人，组织主任一人。

书记，当然非陈独秀莫属。这位《新青年》的创始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望。

陈独秀的表弟濮清泉（濮清泉又名濮德治，他说陈独秀母亲姓查，“和我母亲是堂姐妹”）写过《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一辑，一九八○年版。，内中有一段颇为重要的回忆：

“据陈独秀告诉我，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因事留在广东，没有参加，之所以要他当总书记，是第三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派一个荷兰人马林来中国传达的。说是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点。……”

果真，选举结果，以集中的票数，一致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

张国焘主持中国共产党“一大”，擅长社会活动，也得到不少选票，被选为组织主任。

李达负责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筹备工作，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著译过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被选为宣传主任。

在唱票时，忽地唱到李汉俊的名字。董必武问了一句：“是谁选的?”

刘仁静答：“是我选的。”

这是李汉俊获得的唯一的一票。

周佛海在《往矣集》中如此说：

“我们就在船上开起会来，通过党纲和党的组织，并选举陈仲甫为委员长，我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鹤鸣为宣传部长，仲甫未到沪的时期内，由我代理。……”

他的这段写于一九四二年一月的回忆，把书记记为委员长，把组织主任、宣传主任记为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这种以后来流行的职务称谓当作当初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的职务称谓，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在于，周佛海自称当选为“副委员长”。

在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中，把此事讲得比较清楚：

“大会旋即一致推举陈独秀任书记，李达任宣传，我任组织。在陈先生没有返沪以前，书记一职暂由周佛海代理。”当时由周佛海代理书记，是因为散会之后，周佛海仍留沪度暑假。

在留沪的四人之中——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和他，选定由他代理书记。

司马璐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党史暨文献选粹》一书中论及周佛海自称“副委员长”时说：“周佛海在这个问题上有‘自抬身价’之嫌。”

另外，关于南湖会议的日期，亦即中国共产党“一大”的闭幕日期，许多当事人回忆是在法国巡捕骚扰大会的翌日——七月三十一日。现在，大多数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也认为这一日期准确可靠。

不过，董必武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何叔衡的信中，写道：

“会场是借李汉俊的住宅。开到最后一次会的时候，忽被侦探所知，未及成会，李寓即被搜查。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东湖(引者注：应为南湖)船上，将会开完。”《“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三)，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这封信是董必武答复何叔衡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一些问题而写的。此信表明何叔衡很可能没有出席南湖的闭幕式，不然董必武用不着如此详细在信中答复他。

信中说“隔了一日”去南湖，则应是八月一日。除了董必武，张国焘、陈公博等的回忆，也说隔了一日。

不过，查阅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一日《申报》，却报道八月一日下午嘉兴狂风暴雨，吹翻了南湖游船四五艘。八月三日、四日，《申报》还继续报道此事。然而，在所有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回忆中，都未提及狂风暴雨之事。这表明南湖会议不可能在八月一日举行。

也有人以为南湖会议在八月五日举行。如苏联КB舍维廖夫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指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八月五日在上海和嘉兴秘密举行。”舍维廖夫所依据的是驻赤塔红色工会国际代表ЮЛ斯穆尔基斯写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三日的一封信：

“您大概已经知道，从七月二十三日到八月五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一九七二年第六期苏联《亚非人民》杂志首先公布这一保存于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的信。

斯穆尔基斯与当时在上海的尼柯尔斯基以及弗兰姆堡都有着直接联系，而此信又是在中国共产党“一大”闭幕后不久写的，有一定的可信性。

不过，依据当时的形势，那么多的来自各地的代表在受到法国巡捕注意之后，仍滞留上海多日，直至八月五日才去嘉兴，似乎不大合乎情理。

在南湖游船上的会议到下午六时结束，由张国焘宣布闭幕。代表们轻声呼喊以下口号：

“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二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当天晚上，代表们便乘火车返回上海。抵达上海时，已是夜色如黛了。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一大”，就这样结束了。

从此，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承认，作为一支新生的政治力量开始活跃于中国的政治舞台。

那艘在波涛中轻轻摇晃的画舫，成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

南湖的画舫，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军占领嘉兴之后，都被拉去当运输船，毁于战火之中。从此，南湖上再也见不到画舫。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南湖的游人才渐渐增多，汽船代替了画舫。

解放后，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一大”，在南湖湖心岛筹办纪念馆。不过，中国共产党“一大”是在画舫中召开的，没有画舫供后人瞻仰终是憾事。

于是，南湖革命纪念馆找了许多当年的摇船人、船娘开座谈会，回忆当年画舫的模样。又派人到无锡，找那些造过丝网船的老工匠开座谈会。这样，画出了图纸，做成了模型，送往北京审查。

模型得到了认可。一九五九年，中央拨专款三万元人民币仿制(不是复制)画舫，还另拨黄金二两，供舱内装饰之用。

经过老工匠们精心建造，一艘崭新的画舫出现在南湖。这艘画舫系在湖心岛畔，装了跳板，供瞻仰者进舱参观。

一九六四年董必武重游南湖，步入画舫，连声说：“很像当年那艘画舫，仿制很成功!”

从此，画舫从供内部参观转为了公开展出。数以万计的参观者出入画舫参观，遥想当年在舱中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闭幕式的情景……

这艘画舫迄今仍停泊在南湖湖心岛之侧，烟雨楼旁。只是参观者太多，使舱板磨损加剧，不得不限定每日参观的人数，以保护这艘现存的唯一的画舫……

第七部分：成立陈独秀返沪出任中共中央局书记 1

当代表们去嘉兴南湖的时候，陈公博带着太太李励庄到杭州西湖游玩。

逛了两三天，也就腻了。酷暑之中的西湖如同蒸笼。陈公博和太太回到上海，方知中国共产党“一大”早已散会。

陈公博跟张国焘、李达、周佛海晤面，把大会文件抄去一份，带往广州给新当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陈公博自己也抄留一份大会文件——这也就是三年后他在美国所写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附录中的中国共产党“一大”文件的由来。

中国共产党中央局设在上海，而书记却在广州，因此开展工作诸多不便。虽说周佛海任代理书记，不过，他正沉醉于婚外恋之中——他原在湖南老家有结发之妻，生有一子一女。可是，他在上海偶然邂逅启明中学学生、湖南同乡杨淑慧，便跌入了情网。

周佛海是在李达家里遇见杨淑慧的，因为杨淑慧是王会悟的同学。

在周佛海的《往矣集》附录中，收入杨淑慧写的《我与佛海》，谈及与周佛海“一见钟情”：

“那时恰好暑假开始，王女士(引者注：即王会悟)是我的同学，有一天她硬要我到她新居去玩，她的丈夫李达，便请我们吃西瓜，因为西瓜刚上市。当我们正在吃瓜的时候，佛海便进来了，高个子，头发乱蓬蓬的，一套山东府绸制的白西装，背上已染成枯草般颜色，脏得不成样子。他的态度很随便，王女士把我向他介绍，他只随便点点头，径同李达谈起天来了。他与李达是同学，他们一面吃瓜，一面谈得很起劲。

“假如世界上真有所谓‘一见倾心’的话，那么，我与佛海也许可以说正是属于此类或准此类的了。……

“我与佛海面对面坐在一起，他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因为实在大家也并没有什么话可说。他的态度很随便，但随便之中仍不失温文潇洒，决没有丝毫粗鲁不懂礼的样子。他的衣服虽然脏，头发虽然乱，但在又脏又乱的衣服头发之外，却有一张英俊挺秀的脸孔，神采奕奕，令人尚不发生恶感。

“吃完了瓜，李达和王会悟，便纵〔怂〕恿佛海伴送我回家，那时我的家是住在卡德路(引者注：今石门二路)祥富里一○六号。一路上彼此还是默默无言，走着，走着，我不时垂头看自己的脚跨步子，他不时回转头去看街道一旁的铺子，也许是在瞧行人，好容易到了我家门口，我客气地邀他进去坐一会，他客气地推谢了，说是下次再来吧，我也不再留。

“从此我们又见面了几次，他送我几本自己著译的书籍，如《社会问题概观》等，我带回家去，读了一遍又一遍。他的文字很锋利，能感动人，初不料见到他本人，却是那样沉默寡言。

“渐渐的我知道了他的历史，他是个共产党，在湖南曾娶过妻子……”

就这样，周佛海和杨淑慧热恋着。那时，李达住在渔阳里二号。杨淑慧对那幢石库门房子极为熟悉。事隔多年，当她领着沈之瑜去寻觅当年旧址时，她首先找到的便是渔阳里二号。她也曾随周佛海去过李汉俊家，去了几回。有时，是周佛海托她送文件到李汉俊家。这样，她认得李公馆，只是印象不深，因此解放后她在贝勒路徘徊多时，才终于把李公馆找到……

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工作千头万绪，而设在上海的中央局群龙无首——周佛海不仅正忙于恋爱，而且以他当时的声望也担当不起代理书记之职。于是，马林坚决要求陈独秀辞去广州的职务，回到上海专门从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作。李达、周佛海不悦，张国焘不吭声，但马林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为了动员陈独秀返沪，马林派包惠僧去广州。

包惠僧坐海船来到香港，又改乘火车到达广州，依然落脚于广州昌兴马路二十三号二楼《新青年》杂志发行部。

包惠僧向陈独秀陈述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意见。那时，陈独秀在广州的处境亦不甚好。于是，他决定离开广州。九月九日，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为陈独秀饯行。

陈独秀和包惠僧一起回到了上海，仍住渔阳里二号。

这时，张太雷和杨明斋已经从苏俄回到上海。张太雷担任马林的翻译。

抵沪翌日，陈独秀便在张太雷陪同下，前去拜晤马林。这是陈独秀与马林第一次会面。

不料，他们见面不久，便争吵起来。陈独秀和马林都是脾气直爽而又个性极强的人。马林戏称陈独秀为“火山”，动不动会“爆发”。其实，马林自己也是一座“火山”。陈独秀跟维经斯基相处甚为融洽，那是因为维经斯基温文尔雅、待人和悦。

马林这座“火山”，曾在上海马路上“爆发”过：那是他见到一个外国人欺侮中国苦力，怒不可遏，于是“火山”爆发，跟那个外国人大打出手，可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马林与陈独秀在一起，如两只碗丁丁东东碰撞着。

据包惠僧回忆，争论的焦点是：

“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陈独秀认为中国共产党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包惠僧：《回忆马林》，《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第七部分：成立陈独秀返沪出任中共中央局书记 2

张太雷既理解马林的意思，又懂得陈独秀的心理，因此他在两座“火山”之间调解着，以求缩小分歧……

就在两座“火山”在一次次会谈中，彼此“爆发”着的时候，十月四日，一桩突然发生的事件，使会谈中断了。

那是陈独秀返沪之后，上海报纸披露了他的行踪，马上引起了法租界巡捕的注意。

早在法租界巡捕闯入李公馆的翌日，就正式发出一份公告。一九二一年八月二日《上海生活报》曾揭载：

“前天(引者注：指七月三十一日)，法国警察通知法租界的中国团体说，根据新的规定，一切团体在他们待的地方举行会议必须在四十八小时以前取得警察的批准。”

显而易见，这是法国警察在七月三十日晚发觉李公馆内“中国团体”在开会而发出的警告式通知。

从此，法国警察加倍注意“中国团体”的动向。

渔阳里二号，恰恰又是法租界，在法国警察的管辖范围之内。陈独秀成了密探跟踪的对象——尤其是陈独秀一次又一次与马林密谈，而马林则是密探监控的重点人物。

十月四日下午，渔阳里二号的黑漆大门忽地响起敲门声。这显然是陌生客人来临，因为熟人都知道进出后门，不会去敲前门。正在客厅闲坐的包惠僧，赶快去开前门。门外站着三四个陌生人，一副上海“白相人”的派头，说是要“会一会陈先生”。

包惠僧见来者不善，推说陈先生不在家，欲关上大门，那班人便抢着进屋，把正在客厅里的杨明斋、柯庆施都看住。

陈独秀听见下面有吵叫声，便知不妙，连忙下楼，从后门出走。谁知刚到后门，那里已有密探看守。

于是，陈独秀和妻子高君曼以及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都被押上警车，直奔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法国总巡捕房。

在审讯中，陈独秀自称“王坦甫”，说是偶然来渔阳里二号，遭到误捕。

被捕另外四人，也报了假名，掩饰身份。

不料，在陈独秀等五人被捕之后，邵力子带着褚辅成去渔阳里二号访问陈独秀。褚辅成是社会名流，同盟会元老。一九一七年八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时，褚辅成是副议长。邵力子和他一进渔阳里二号，当即被密探抓获，也押送法国总巡捕房。

在巡捕房，陈独秀一见到褚辅成，正要打手势，示意不认识，哪晓得褚辅成已先开口：“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搞到这儿来了!”

这下子，“王坦甫”露馅!

不过，陈独秀仍旧为另四人遮掩，说他们是在他家打麻将，与他无关。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飞快传进马林的耳朵里。“火山”震惊了，全力以赴营救陈独秀。

马林请当时上海著名的法国律师巴和出庭为陈独秀辩护。马林还动用共产国际的活动经费，打通法国总巡捕房的各个“关节”，并交白银五百两，人银并保。

马林又让张太雷联络褚辅成(后来他迅速获释)、张继等社会名流出面保释。

折腾了半个来月，在十月十九日，高君曼、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获释；十月二十六日，陈独秀获释。

经过这次共患难，两座“火山”之间建立起真诚的友谊——虽然有时因意见不合仍会“喷发”，但彼此之间已推心置腹，互以战友相待。这样，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马林和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携手合作，使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的工作顺利开展起来。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陈独秀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开始正常运转：

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

同人公鉴：

中央局决议通告各区之事如下：

(一)依团体经济情况，议定最低限度必须办到下列四事。

(A)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于明年七月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二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

(B)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七月以前超过二千团员。

(C)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必须有切实的联络；在明年大会席上，各区代表关于该区劳动状况，必须有统计的报告。

(D)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

(二)关于劳动运动，决议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唐山、南京、天津、郑州、杭州、长辛店诸同志，都要尽力于此计画〔划〕。

(三)关于青年及妇女运动，使各区切实注意，〔青年团〕及“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及章程日内即寄上，望依新章从速进行。

中央局书记

TSCHEN(引者注：即陈独秀)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

这份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虽然只短短几百字，却把党、团、工、青、妇以及宣传工作都抓了起来。

第七部分：成立中共“二大”在上海辅德里召开 1

最初的一线曙光

躲躲藏藏地窥了

众生（底）心沸着

鼓着雄壮的勇气

狂热地跳舞着，起劲地歌唱，催太阳起身

我们的生活苦闷

我们的生活枯涩

你撒给我们爱和光

我们底（的）生命才得复活呀

但还有许多兄弟呢

他们底（的）不幸就是我们的不幸呀

亲爱的父亲呀

升罢升罢

快快地升罢

多多多多地给些光呀！

这首题为《天亮之前》的诗，是诗人汪静之所作，收在他一九二二年出版的诗集《蕙的风》中。这首诗，过去被人们视为爱情诗，没有给予注意。

然而，这却是第一首歌颂中国共产党的诗！

一九八五年五月四日，汪静之这么加以说明：

“我那首题为《天亮之前》的小诗，写作日期是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此前几天，我从一位要好的朋友那里，听到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年七月成立的消息。我感到参加共产党的这些人很有志气，因此写了这首诗。这首诗收在爱情诗集里，敌人发现不了，但朋友们也将它当成爱情诗了。”《读者导报》，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汪静之的诗表明，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当时还很小，历史也很短，但是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名义发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明确指出“明年七月开大会”。这“大会”，指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二大”，曾传说是在杭州西湖召开。中国共产党“二大”的出席者李达，在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写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的信中，明确否定了这一传闻。李达写道：

“关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地点问题。我曾对胡乔木同志说过，开会地点是在上海，不是在西湖。听说中央方面已经改过了。”《“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李达的回忆是富有权威性的，因为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二大”代表，而且会议就是在他所住的房子里举行的……

日月飞逝，在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之后一年至一九二二年七月，上海又是一片炎夏气氛。

在离上海望志路李公馆几站路，霞飞路之北，有一条南成都路。那儿有一条叫做“辅德里”的弄堂，成排成排的石库门房子，跟李公馆同一模式，就连墙壁也一样，用青红砖相间砌成。石库门的门楣上，雕刻着“腾蛟起凤”、“吉祥如意”之类的横批。

辅德里六二五号(今成都北路七弄三十一号)迁入一户李姓人家，也成了“李公馆”。此“李”，便是李达。自从陈独秀由粤返沪，李达和王会悟便迁居于此。幸亏当时李达迁走了，所以当陈独秀被捕时，法国警察在渔阳里二号没有搜查到中国共产党文件——有关文件在李达那里。

李达主管宣传，创办了“广州人民出版社”，印行大批“马克思全书”(十五种)、“列宁全书”(十四种)、“康民尼斯特丛书”(即“共产主义丛书”，十一种)。书上标明社址为“广州昌兴马路二十六号”。其实，那是辅德里六二五号编印的。标上“广州”字样，为的是迷惑法国警察的眼睛——须知，辅德里也属法租界!

自从李汉俊家的渔阳里二号遭到法国警察搜查之后，李达家便成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尚未暴露的联络站。尤其是那里全是一排排红砖、青砖相间的统一格式的房子，侧身一闪而入，不易叫人辨出哪家哪户。

辅德里六二五号一楼一底，建筑面积为七十四平方米。楼上为李达书房和卧室，楼下为客厅。那排房子是一位姓韩的大房东建筑的，分租给别人。石库门房子各家都有前后门，独进独出，与他人无干。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一个重要的秘密会议，在李达家的客厅里举行。这便是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中提及的“明年七月”召开的“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到会的代表十二人：陈独秀、李达、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施存统、项英、王尽美、邓恩铭、邓中夏、向警予、张太雷。

据张国焘所著《我的回忆》说：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其间已届，但预定到会的李大钊、毛泽东和广州代表都没有如期赶到。”

其实，毛泽东并非“没有如期赶到”，而是他当时在上海！

毛泽东在上海，为什么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二大”呢？

这曾有过各种各样的说法。其实，内中以他对斯诺所说的最为准确：

“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一三四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当时，毛泽东是“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对赵恒锡的运动”。赵恒锡是当时湖南省长、军阀。

毛泽东“忘记了开会的地点”，这确实是一桩憾事。在两个月前，毛泽东还邀李达到湖南自修大学讲授马列主义。毛泽东是知道在七月召开中国共产党“二大”的。

据罗章龙在一九八一年回忆，他曾参加中国共产党“二大”。但是，有关文献上没有记载他出席中国共产党“二大”罗章龙之孙罗星元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笔者信。。

在中国共产党“二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党员已由最初的五十多人，发展到一百九十五人。其中：上海五十人，长沙三十人，广东三十二人，湖北二十人，北京二十人，山东九人，郑州八人，四川三人，旅俄八人，旅日四人，旅法二人，旅德八人，旅美一人。在这些党员中，工人党员为二十一人，女党员四人。

会议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主持。“吃一堑，长一智”。这一回开会，不但每一次会议都改换地点，而且多开分散的小组会，保密工作比中国共产党“一大”做得好得多。闭幕式是在英租界举行。

第七部分：成立中共“二大”在上海辅德里召开 2

中国共产党“二大”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共五人，即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和邓中夏。另有三人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陈独秀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这一职务名称在当时不固定，有时也用原名——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一九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上，则署“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

中国共产党“二大”最主要的成果，是起草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一宣言是由陈独秀、蔡和森和张国焘组成的起草小组起草的，陈独秀执笔，经大会讨论、修改、通过。

中国共产党“二大”相对于中国共产党“一大”来说在理论上的大飞跃，便是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在行动上有了明确的指导方针。

中国共产党“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指出的党的最高纲领是：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党的最低纲领是：

“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这最低纲领，亦即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

提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表明已经一周岁的中国共产党日渐摆脱了稚气，把革命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共产党“二大”总共通过了十一种文件。除了《宣言》，比较重要的还有《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章程》。

其中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之间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第二次全国大会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