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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那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接受并服从第三国际的领导。

这与中国共产党“一大”相比，大大前进了一步。中国共产党“一大”作出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在“党与第三国际的联系”一节中，只提到“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中国共产党“二大”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中国支部”，从组织上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之间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二大”所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明中国共产党不是“知识分子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所以强调了党的“中央集权”和“铁的纪律”：

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

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须依据左列（引者注：原文竖写，故称“左列”）诸原则：

（一）自中央机关以至小团体的基本组织要有严密系统才免得乌合状态；要有集权精神与铁似的（引者注：原文漏“纪”字）律，才免得安那其的状态。

（二）个个党员都要在行动上受党中央军队式的训练。

（三）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要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

（四）个个党员须牺牲个人的感情意见及利益关系以拥护党的一致。

（五）个个党员须记牢一日不为共产党活动，在这一日便是破坏共产主义者。

（六）无论何时何地个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个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不可有离党的个人的或地方的意味。离开党的支配而做共产主义的活动这完全是个人的活动，不是党的活动，这完全是安那其的共产主义。

（七）个个党员须了解共产党施行集权与训练时不应以资产阶级的法律秩序等观念施行之，乃应以共产革命在事实上所需要的观念施行之。

所以，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要说我们中国共产党成功一个党，不是学会，成功一个能够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大的（引者注：原文如此，可能漏字）群众党，不是少数人空想的革命团体，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必须是很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我们的活动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

中国共产党“二大”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了“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开一次”。这样，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差不多每年都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二大”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一次重要会议。过去，笔者当年寻访中国共产党“二大”会址时，发现里面住着普通居民。内中有一户经营水产，弄得鱼腥味四溢。

如今，中国共产党“二大”会址受到了应有的尊重。上海不久前在建造成都路南北高架桥时，中国共产党“二大”会址本来在拆迁范围之中。为了保护这一历史性的建筑物，南北高架桥特地在这里拐了一个弯，使中国共产党“二大”会址避免了被拆除。

第七部分：成立国共携手建立统一战线 1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二大”曾一度传说在杭州西湖召开呢？

其实，这倒是事出有因：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之后一个月，即一九二二年八月，在杭州西湖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会议，史称“西湖会议”。这次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会议格外重要，以至被误认为中国共产党“二大”。

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二大”刚刚结束，就召开“西湖会议”呢？

“西湖会议”的“主角”是马林。马林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一大”，但是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二大”。

在中国共产党“二大”召开的那些日子里，马林正在莫斯科特维尔斯卡亚大街的留克斯饭店。

在这个饭店里，有一群特殊的旅客在那儿紧张地工作着。马林是这群旅客中的一个。维经斯基也住在那里，有一些书，如《中国共产党党史简明辞典》说维经斯基出席中国共产党“二大”《中国共产党党史简明辞典》，三九○页，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是不符合史实的。

原来，在一九二二年二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撤销设在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改为在莫斯科设立共产国际远东局，直属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

共产国际办公室，便设在留克斯饭店里。

马林是在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乘坐日本轮船“鹿岛丸”号离开上海的。他与维经斯基不同，不走“红色丝绸之路”，仍走海路，经新加坡、苏伊士运河、马赛，来到荷兰。然后经柏林来到莫斯科。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一日，马林在莫斯科写下长长的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详细汇报他在中国工作的情况。

诚如本书第一章已经引用的一九二二年七月三十日《真理报》所载报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介绍了马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七月十七日会议汇报中国之行的情况。

这样，由于马林的汇报，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得知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及其初步的活动。

七月二十七日，当苏俄政府派出外交代表越飞来华时，共产国际派出马林与他一起来华。

一路上，马林格外留意的是他皮箱里的一件衬衫。

马林一到上海，便会见了陈独秀。两座“火山”一见面，马林便取出了那件衬衫。

借着灯光，陈独秀细细观看，这才看清衬衫上用打字机打印的几行英文——那是共产国际远东局致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重要文件!

这件珍贵的衬衫，如今保存在荷兰国际社会史研究所。衬衫上的文件，全文如下：

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七月十八日的决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即把地址迁到广州，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在菲力浦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

共产国际远东局

维经斯基

一九二二年七月莫斯科

文件中提及的“菲力浦同志”，亦即马林。

陈独秀看罢这衬衫上的文件，久久沉默着。

中国共产党“二大”刚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这是组织原则。看来，必须照这衬衫上的文件执行。

马林为什么要带这份文件来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什么“必须立即把地址迁到广州”?为什么强调“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在菲力浦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既然是“共产国际主席团七月十八日的决定”，为什么要以维经斯基的名义下达?

陈独秀对这一切，都非常明白!

陈独秀与马林的尖锐分歧，是在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九日马林从北京回到上海之后，达到了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地步!

干脆，在四月六日，陈独秀直接给维经斯基(亦即“吴廷康”)去信，希望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直接反映他的意见，以求共产国际执委会否定马林的意见。

陈独秀致维经斯基的信，全文如下：

吴廷康先生：

兹特启者，马林君建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引者注：陈独秀原信竖写，故云“理由如左”）此信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一五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

(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

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列六条意见为荷。

陈独秀

由于此信是陈独秀写给维经斯基的，马林也就带来了以维经斯基名义下达的文件，等于答复了陈独秀。

马林是提出“国共合作”重大战略的第一人，提出中国共产党应建立“统一战线”这一重大决策。

马林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在爪哇工作期间，他发觉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前身)又弱又小，而伊斯兰教联盟庞大而松散。他建议，两个组织的成员可以保留自己原来的身份而互相加入。这样，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的成员便迅速地进入伊斯兰教联盟的领导核心之一，使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的力量很快壮大。

马林来到中国之后，他觉得中国共产党的情况类似于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而国民党的情况类似于伊斯兰教联盟。马林以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保留自己身份的前提下，应加入国民党，进入国民党的领导层，这样可以迅速壮大中国共产党。

马林这一战略性的意见，极为重要。应当说，马林是国共合作的首创者，也是中国共产党统战策略的提出者和制定者。所以，马林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统战鼻祖”。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会议上，马林就已经谈了自己的这一见解。当时，他的意见未受到重视。

当时，设在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看重吴佩孚，希望中国共产党与吴佩孚建立合作关系。

维经斯基则与陈炯明“长谈三次”，又倾向与陈炯明合作。

马林经过深入调查、了解，指出吴佩孚、陈炯明都不可靠。他在张太雷陪同下，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广西桂林拜望了孙中山。马林在孙中山的大本营里住了九天，对国民党进行了仔细的考察。孙中山向马林表示，虽然他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他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有许多一致的地方。

马林从桂林归来，写了报告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张中国共产党应与孙中山合作。

马林的意见，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支持。

这样，一九二二年三月底，马林从北京来到上海，便非常明确地向陈独秀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应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

马林的意见，受到陈独秀的坚决反对。两座“火山”在一起，谁也说服不了谁。

陈独秀意识到，要想说服马林，唯一的办法是向马林的上司——共产国际执委会打报告。这样，陈独秀发出了给维经斯基的信。

马林也意识到，要使陈独秀接受他的意见，唯有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面陈自己的主张。

第七部分：成立国共携手建立统一战线 2

在莫斯科留克斯饭店，马林和维经斯基长谈。维经斯基赞同马林的意见。马林、维经斯基又向主持共产国际常务工作的斯大林、季诺维也夫作了汇报。

这样，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七月十八日作出了正式决定，赞同马林的意见。

于是，马林带着那件具有“尚方宝剑”般威力的衬衫，返回中国。

见到衬衫上的文件，陈独秀当即明白，自己的意见被共产国际否定了。

为了统一思想，马林建议召开一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

陈独秀同意了。

于是，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在杭州西湖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亦即“西湖会议”。

出席会议的是五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此外，马林以及翻译张太雷出席了会议。

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

尽管马林有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在会上，马林还是受到激烈的反对，内中包括陈独秀和张国焘。

张国焘后来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这么忆及“西湖会议”：

“马林在这次会议中是主要的发言者。他坚持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大概是为了减少反对，他避免提到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犯了‘左’倾幼稚病。他的论点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实现关于国共建立联合战线唯一可行的具休步骤。其主要理由大致是：第一，中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只能有一个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决不能有社会主义的革命；而且现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其所能起的作用，都还很小。第二，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是中国现在一个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党，不能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如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第三，孙中山先生可以而且只能容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决不会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一个平行的联合战线。第四，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习西欧工会运动中，共产国际所推行的各国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的联合战线的经验；中国共产党须尊重共产国际的意向。第五，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等等。”

张国焘接着回忆道：

“我和蔡和森发言反对马林这种主张。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不能与西欧共党工人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一事相提并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加入进去无异与资产阶级相混合，会丧失它的独立性，这与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所通过的原则不合。我们指出与国民党建立党外的联合战线是可以做到的，这有过去国民党和其他派系建立联盟的实例为证；如果组织一个联合战线的委员会，可以推孙为主席，委员会中的国民党人数也可比中国共产党人数多一倍左右。我们所要说明的中国共产党并不是要求与国民党来个平行的联合战线，只是不要丧失独立性。我们还着重指出，中国共产党除与国民党合作建立联合战线外，更应注意争取国民党以外的广大工农群众来壮大自己。根据这些观点，我们要求不接纳马林的主张，并请共产国际重新予以考虑。”

张国焘还回忆说：

“陈独秀先生也反对马林的主张，而且发言甚多。他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的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他详细说到，一个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其结果将有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但他声言，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至多只能申述我们不赞同的意见。

“马林说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陈先生还提出只能有条件的服从。他着重指出只有孙先生取消打手摸〔模〕及宣誓服从他等原有的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党员才能加入进去。否则，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他也要反对。

“李大钊先生却采取一个调和的立场。他虽同情我们的某些看法，也称许陈先生所提出的条件，但基本上是附和马林的。他认为国民党的组织非常松懈，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国民党已经多年，挂着国民党党籍，依然进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并未受到任何约束。即单纯的国民党员也抱有各种不同的政见，单独从事政治活动的例子也不少，足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样不会受到约束。他也判断联合战线不易实现，采取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是实现联合战线的易于行通的办法。”

经过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决定实行国共合作。

此后不久，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五日至十二月五日，共产国际“四大”在彼得格勒召开。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刘仁静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王俊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出席了会议。记者瞿秋白此时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上，由英语流利的刘仁静代表中国共产党作了重要发言：

“为了消灭在中国的帝国主义这一前提，就必须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我们党已决定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了，其形式是我们的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关于统一战线的决定公诸于世。

这样，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

这样，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这样，一九二四年初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一大”时，大会主席为孙中山，而主席团由五人组成，即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

中国共产党负责人李大钊居然成了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团成员!

会上，李大钊、谭平山等中国共产党党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

这样，中国共产党开始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用一段非常准确而又简明扼要的话，概括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

第七部分：成立中共“三大”的主题是国共合作 1

按照中国共产党“二大”关于“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开一次”的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发出通知，决定在“下月”——六月，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罗章龙是出席中国共产党“三大”的代表。笔者曾采访过他。据罗章龙回忆，他当时接到一封署名“钟英”的信，要他出席中国共产党“三大”。所谓“钟英”，如前述及，也就是中央的谐音，“中国共产党中央”之意。

罗章龙是从北京经天津乘海轮到达上海，再乘船前往广州。到了广州，罗章龙悄然找“管东渠”先生接头。

所谓“管东渠”，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的谐音代号。

中国共产党“一大”、“二大”是在上海召开，但是这一次“三大”却改在广州召开。所有中国共产党“三大”代表，都由“管东渠”安排在广州的食宿。

中国共产党“三大”在广州召开，是因为在“西湖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决策实行“国共合作”，而广东当时是国民党的“大本营”。

国民党的势力进入广东，是在一九二○年。这年二月，驻粤的滇（云南）系军阀和桂（广西）系军阀之间发生武装冲突，孙中山趁机策动驻闽的粤军将领陈炯明回师广东。十月二十九日，粤军夺回广州。十月三十一日，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十一月二十五日，孙中山离沪赴粤。于是，广州也就成了国民党的“大本营”。

然而，军阀反复无常。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凌晨二时，坐落在广州观音山的孙中山总统府突然遭到陈炯明部队四千多人的袭击。在猛烈的炮火中，总统府化为一片废墟。陈炯明原本打算一举摧毁孙中山政权。在万分紧急之中，孙中山被迫连夜登上“宝璧”号军舰直驶黄埔，然后换乘“永丰”由于“永丰”舰在这一战斗中立下历史性功勋，在孙中山去世后，被命名为“中山”舰。舰，与叛军相持。

孙中山急电正在浙江宁波的蒋介石：“事紧急，盼速来。”蒋介石赶赴广州，登上“永丰”舰。孙中山授以海上指挥全权。蒋介石指挥反击陈炯明。在那些日子里，蒋介石侍立在孙中山左右，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八月十八日，蒋介石护送孙中山前往上海。蒋介石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写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并请孙中山作序。从此，蒋介石有了一笔令人垂羡的政治资本，常以孙中山的“好学生”的“光辉形象”出现于社会公众面前。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使蒋介石进入了国民党高层领导之中。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孙中山借助于滇军杨希闵、刘镇寰的力量，打败了陈炯明。一九二三年三月，孙中山又重返广州。于是，广州再度成了国民党的“大本营”。

中国共产党也在广州发展力量，建立了“管东渠”——广东区委。就在孙中山重回广州前不久——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六日，陈独秀在参加“西湖会议”之后，也从杭州来到广州。

这样，国共两党的首脑，都坐镇广州。

对于国共合作，虽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极力主张，而且在“西湖会议”上得到五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的认可，但是在全党思想上并未统一。即便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之中，也有好几位只是基于服从共产国际领导这一点而认可国共合作，在思想上并未弄通。正因为这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主张把讨论国共合作，作为中国共产党“三大”的主题。

既然中国共产党“三大”要着重讨论国共合作，而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长陈独秀在广州，所以在广州召开当然是最合适的。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中国共产党“三大”在广州永汉路太平沙“看云楼”召开。

这“看云楼”，并非古寺名楼，只是因为门口贴了“看云楼”三个字而得名。这“看云楼”是陈独秀在广州的住所，那三个字也出自陈独秀笔下。陈独秀给住所取名“看云楼”，大抵是要在那里“看”中国变幻莫测的风“云”。陈独秀住所有个大客厅，成了中国共产党“三大”的主会场。会议有时也改在离那里不远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广州的住处“春园”召开。

比起中国共产党“一大”、“二大”在上海召开时那种时刻提防特务、巡捕的紧张气氛来说，中国共产党“三大”要宽松得多。因为广州是在国民党控制之下，对中国共产党采取友好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三大”的代表，比起中国共产党“一大”、“二大”要多得多。出席会议的代表，多达三十多人——不过，其中有表决权的十九人。这些代表来自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广州、浙江、山东、满洲等地以及来自莫斯科。

中国共产党“三大”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毛泽东、刘仁静、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罗章龙、陈潭秋、谭平山、何孟雄、向警予、阮啸仙、徐梅坤、冯菊坡、林育南、于树德、邓培、项英、刘尔崧等。

陈独秀在大会上代表上一届中央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

陈独秀指出：

“现在共有党员四百二十人，其中在国外的有四十四人，工人一百六十四人，妇女三十七人，另外还有十个同志被关在狱中。去年我们只有二百名党员，今年入党的大约有二百人，其中有一百三十个工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一六八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第七部分：成立中共“三大”的主题是国共合作 2

陈独秀着重讲述了“西湖会议”的精神。他说：

“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的人，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以后我们便更多地注意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开始参加现实的运动。”

陈独秀批评了党内的不良倾向：

“我们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党员往往不完全信赖党。即使党有些地方不对，也不应当退党。我们应该纠正我们的错误。此外，党内的同志关系很不密切，彼此很爱怀疑。”

陈独秀也检查了中央委员会的错误：

“现在谈谈中央委员会的错误。实际上中央委员会里并没有组织，五个中央委员会经常不能待在一起，这就使工作受到了损失。

“中央委员会也缺乏知识，这是罢工失败的原因。我们的政治主张不明确。大家都确信中国有实行国民革命运动的必要，但是在究竟应当怎样为国民革命运动工作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各不相同。有的同志还反对加入国民党，其原因就是政治认识不够明确。

“我们不得不经常改换中央所在地，这使我们的工作受到了严重损失。”

陈独秀这里所说的“有的同志还反对加入国民党”，其实包括他自己。为此，陈独秀在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他说：

“陈独秀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再加上他很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

陈独秀还批评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张国焘。他说：

“张国焘同志无疑对党是忠诚的，但是他的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

陈独秀在工作报告中对各地区的党的工作进行了批评，一口气批评了上海、北京、湖北和广州，但是唯独表扬了毛泽东所领导的湖南的工作：

“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建党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能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广州的同志在对待陈炯明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最近他们正在纠正错误。”

这次大会，对于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作出了决议。决议对国民党进行了这样的分析：

“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即能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

决议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国际的决定：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引者注：当时的习惯用语为“议决”，亦即决议。下同）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此议决。”

决议指出：

“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

决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时的四条注意事项：

一、在政治的宣传上，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

二、阻止国民党集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并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

三、共产党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在国民党中言语行动都须团结一致。

四、须努力使国民党与苏俄接近，时时警醒国民党，勿为贪而狡的列强所愚。

对于中国共产党作出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这一国共合作策略，后来蒋介石称之为“寄生”策略。蒋介石在他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对中国共产党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中国共产党）发育的初期，必须寄生于中国国民党内，施展其渗透、分化、颠覆的阴谋……”

不论蒋介石怎么说，事实证明“西湖会议”以及中国共产党“三大”作出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这一重大策略的提出者、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三大”。

马林对于中国共产党，可以说立下两大功劳：

第一，为了组织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马林出了大力。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上，曾以他的洪钟般的声音作了长篇讲话，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在特务侦察中国共产党“一大”时，他以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敏锐地察觉并决定转移到嘉兴开会。

第二，制定国共合作方针，使当时幼小的中国共产党借助于与国民党合作，迅速得以壮大。

这一回，马林又在中国共产党“三大”上作长篇讲话，阐明他提议国共合作的意义，对于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大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三大”选举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等九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组成中央局。

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员有四百二十人。

第八部分：锤炼有人前进 也有人落荒

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发展了，壮大了。

那曾经围坐在李公馆大餐桌四周的十五位代表，后来又走过了怎样的人生道路?

一九三○年三月，上海《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曾刊载鲁迅的一篇杂文《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文章一开头，鲁迅便写道：

“倘说，凡大队的革命军，必须一切战士的意识，都十分正确，分明，这才是真的革命军，否则不值一哂。这言论，初看固然是很正当，彻底似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难题，是空洞的高谈……”

在论述这一命题时，鲁迅说了一段颇为深刻的话：

“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用鲁迅的这段话来形容那张大餐桌周围的十五位代表后来行进的轨迹，是最恰当不过的。

这十五个人当初从天南地北走向李公馆的大餐桌，确是出于对马克思学说、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为着建立中国共产党，走在一起的。不论他们后来怎么样，应当说，当他们走进李公馆的时候，当他们参加建立在当时“非法的”秘密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时候，是冒着被密探追捕的危险，追求并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

然而，在离开那张大餐桌之后的道路是漫长的。在行进中，有人继续奋进，“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

人是变化着的。退伍、落荒、颓唐、叛变是后来出现的。大可不必因后来如此，去否定这些人当年曾经有过的贡献(虽然贡献有大有小)；也不必因后来如此，而大为迷惑：这些人怎么也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

当然，最为可贵的是一直向前、向前、向前的。有人在前进途中，抛头颅，洒热血，为着“共产主义真理”；也有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领导着中国共产党一步步从胜利走向胜利——虽然在晚年陷入了严重失误之中，但通观他的一生，毕竟功绩超过过失。

谁都希望直路通天。然而，历史的道路总是曲曲弯弯，九曲十八弯。曲管曲，弯管弯，一江春水依然向东流。江水，在曲曲弯弯中向东流。这便是历史：一方面，历史的发展趋势无可阻挡；另一方面，又无可避免“左”拐右弯。

中国共产党从最初的五十多个党员，发展成今日世界第一大党(不光是共产党中的第一大党，也是任何政党中的第一大党)——到二○○二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已达六千七百多万。这一发展过程，不过八十多年。这种从小到大的发展总趋势，无可阻挡。

然而，纵观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的历史，时而“左”，时而右，又构成了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

有钢必有渣。炼钢与除渣是同时进行的。前进者与退伍者、落荒者、颓唐者以至叛变者并存。

追溯那十五位代表在离开李公馆大餐桌之后的足迹，会给人以一种特殊的启示：自始至终在共产主义之路上前进，并不那么容易。

下面以离世时间为序，勾画那十五位代表的后来的人生之旅——也兼及十五位代表之外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先行者陈独秀、李大钊、杨明斋、张太雷、陈望道以及对创建中国共产党贡献甚大的维经斯基。

第八部分：锤炼王尽美积劳成疾心力交瘁

已是酷暑时节，地处海滨的青岛也炎热难挡。

青岛医院里，一位瘦骨嶙峋的青年已病入膏肓，不时口吐鲜血。他已无力握笔，用微弱的声音口授遗嘱。坐在病床之侧的有他的母亲，笔录者则是中国共产党青岛市委的负责人。

“希望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他看罢笔录的遗嘱，在纸末捺上了自己的手印。

未几，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日，他因严重的肺病死于青岛医院，年仅二十七岁!

他，便是王尽美。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之中，他是第一个离开人世的。

在他去世之后，中国共产党青岛市委为他召开了追悼会，宣读了他的遗嘱。

他被安葬在他的故乡——山东莒县北杏村。他的大耳，在冥冥地下，谛听着潍水的哗哗声，“沉浮谁主问苍茫”……

他是在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时由王瑞俊改名王尽美的。他在一首诗里，表达自己改名之意：

贫富阶级见疆场，

尽美尽善唯解放。

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王尽美出任中国共产党山东区支部书记。后来，中国共产党山东支部扩大为中国共产党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他仍为书记。

一九二二年一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王尽美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出席会议。与他同行的中国共产党代表还有张国焘、邓恩铭、柯庆施、高君宇等。

另外，大会邀请国民党代表参加。在王尽美的动员之下，王乐平放弃了本来去美国参加华盛顿会议的打算，来到了苏俄红都莫斯科。

在苏俄学习、参观了半年之后，王尽美回国，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二大”。会后，他出任中国劳动组织会书记部北方分部副主任，罗章龙为主任。

从此，他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组织者：

他，领导了京奉铁路山海关钢铁工厂工人的罢工。

他，领导了秦皇岛码头工人的罢工。

他，领导了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

年纪轻轻，他在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王尽美多才多艺：

他的口才，使他成为一位富有鼓动力的宣传家。在组织罢工的时候，他拿条板凳一站，即席发表演说，把革命的道理说得一清二楚，工人们心中顿时豁亮。

他擅长绘画。在一次纪念马克思诞辰(五月五日)时，他花了一夜工夫，便用炭笔画出一幅一米多高的马克思像，翌日高悬于会场中央。

他的书法也不错。写标语，写游行横幅，他颇为拿手。

他还会演戏。他演过话剧《盲人配》中的盲人，演得活灵活现，非常生动地进行了反封建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