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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冬天，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王冶秋从北京来，参观了中共“一大”会址之后，说了一番很重要的话：“革命历史纪念馆的布置应该完全恢复当年原状，使来馆景仰者能想象当时情景生肃然起敬之感。”于是，马克思像、列宁像、毛泽东手迹被取下来了——因为当年开会时，墙上没有挂。于是，“恒昌福面坊”招牌被铲掉了，巨大的“酱”字被铲掉了，外墙上的石灰被铲掉了，“混水墙”变成当年的清水墙——露出了青砖与红砖。

王冶秋还叮嘱：“做成模型送北京。”

模型在一九五三年春做好了。这年六月十九日，中共上海市委派沈子丞带着模型前往北京，送到中共中央宣传部。

王冶秋、胡乔木看了模型之后，转呈毛泽东、董必武观看。

董必武看了说：“是这座房子。”

毛泽东看了则说：“叫包惠僧去上海看一看。”

于是，一九五三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李兰天、杜民奉命来到北京西四羊市大街四十八号，寻访内务部研究员、五十九岁的包惠僧。他本名包道享，又名包晦生，后来改名包惠僧。他也是中共“一大”的出席者，历尽风风雨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从澳门返回北京，安排在内务部工作。毛泽东记起了这位老朋友，要他写点回忆文章，并到上海实地踏勘。

一九五四年三月，包惠僧与李书城夫人薛文淑一起来到上海。包惠僧出席过中共“一大”，而薛文淑则是当年望志路一○六号的女主人。他们详细回忆当年的情景，使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布置越来越接近于原貌。只是薛文淑指出会议是在楼下开的，一时定不下来——因为李达说是在楼上开的。当然，薛文淑的回忆，显然比李达可靠。因为薛文淑是那里的主妇，天天在楼下吃饭，餐桌便是那张长方桌，而中共“一大”的代表们是围着长方桌开会的，理所当然是在楼下。

不过，薛文淑没有出席会议，而李达是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话势必比薛文淑更富有权威性——尽管李达只在那里开过几天会。人们仍遵从李达的意见，把会议室布置在楼上，供人瞻仰。

一九五六年春节，事先没有接到任何通知，一辆轿车驶入兴业路。从车上下来一位白发长者，留着白色髭须，那面孔是报上照片里常可见到的。哦，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共“一大”代表、七十岁的董必武!

董必武作了“裁决”。他说：“当年开会不在楼上，而是在楼下，会议室应该布置在楼下。”

董必武说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当时不似现在，人家有女眷，我们怎么好走到楼上去开会呢?何况那时我们的会议还有外国人参加。”董必武的话，一锤定音。从此，那长方桌从楼上搬到楼下，完全恢复了历史原貌。董必武兴致勃勃，当场挥毫题词。他借用《庄子·内篇·人间世》的一句话，写下自己的无限感慨：“作始也简，将毕也巨。”（《庄子》原文为：“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言者，风波也；行者，实丧也。”）这八个字，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简”到“巨”的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自从一九五二年建立以来，至二○○三年六月已经累计接待了海内外参观者一千多万人次。

如今，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展览场地已经显得狭小，自一九九八年六月起开始扩建——原纪念馆保持原貌，在西面新建一幢仿造上海石库门式的建筑。扩建之后，陈列面积比原先扩大了四倍。

第一部分：小引追寻美国发现中共“一大”文献 1

费尽周折，在历史的长河中，终于找到了中共“一大”会址，恢复了当年的原貌。

然而，会址只是表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什么地方召开。会议的内核——中共“一大”文件，却茫然不知所踪。健在的中共“一大”代表们都记得，中共“一大”曾通过一个纲领和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显然，这是中国共产党极端珍贵、重要的历史文献。寻找这两篇历史文献，其意义绝不亚于寻找中共“一大”会址。遗憾的是，这两篇文献当时只有手抄稿，并没有正式发表过。在那样动荡的岁月，几份手稿能够保存下来吗?沧海横流，何处寻觅?

早在一九三七年——在中共“一大”召开后的第十六个年头，尼姆·韦尔斯女士在访问陕甘宁边区时，便向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问起了中共“一大”文献的下落。

在尼姆·韦尔斯所著的《中国共产党人》一书第一卷《红尘》中，记述了董必武的回忆：“原来陈独秀要参加会议并确定为这次会议的主席。但是，那时他必须在广东，于是张国焘代替他。关于这次会议的所有记载都丢失了。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但是，党的这个最早的文件，我们一份也没有了。……”是的，是“都丢失了”!“一份也没有了!”一年又一年流逝，中共“一大”文件杳无音信，遍寻无着……完全出乎意料的事，发生在大洋彼岸——与中国万里之遥的美国纽约。

一九六○年，坐落在纽约的美国排名第七号的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名叫韦慕庭(C.Martin Wilbur,按照音译，应译为C.马丁·维尔巴，而他却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式名字“韦慕庭”)的美国人，处于极度兴奋和极度忙碌之中。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史教授，曾和夏连荫编过《关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及在华苏联顾问文件，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七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颇有研究。

霍华德·林顿先生告诉他的消息，使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哥伦比亚图书馆最近在整理资料时，从尘封已久的故纸堆里，发现一篇一九二四年一月该校的硕士论文。论文是用英文打字机打印。作者署名为“Chen Kungｐｏ”，而论文的题目令人注意——《Ｔｈｅ Ｃoｍｍｕｎｉｓｔ Ｍo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怎么会写出这么一篇硕士论文?“Chen Kungｐｏ”这名字，跟“陈公博”同音。稍知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此人乃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大汉奸，在汪伪国民政府中担任过“立法院院长”、“上海市市长”要职。在汪精卫死后，他取而代之，任汪伪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此人怎么可能写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论文?也许是与“陈公博”同音的“陈恭伯”或者“陈功柏”吧?韦慕庭教授赶紧调阅学校的微型胶卷档案。从《注册登记簿》第三卷，即“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六年毕业生登记簿”上，查到了“Chen Kungｐｏ”其人，有三次注册记录：

第一次，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注册，他填写的生日是“一八九一年八月二十八日”，“生于广州”。

第二次，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注册，他填写的生日为“一八九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第三次，一九二四年九月注册，生日只写“一八九二年”。

真是个道地的怪人，他的生日怎么在不断“变化”着，每一回都不一样!赶紧去查日本一九四一年出版的《日本名人录，附满洲国及中国名人》，查到陈公博，生于一八九○年，广东南海人。这表明陈公博很可能就是那位“Chen Kungｐｏ”：他的生日不断“变化”，大概是因为他不会把中国阴历换算为公历。他的生日可能是阴历八月二十八日，头一回写的是阴历。第二回换算成公历而又少算一日——应是九月三十日。第三回也许是笔误，也许又一次算错，写成“一八九二年”。至于把出生地写成“广州”，是因为广东南海的名声太小，美国人不熟悉，干脆写成“广州”。那么，陈公博怎么会写起《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呢?韦慕庭在仔仔细细读毕《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之后，认为这篇论文倘若不掺杂着虚假的话，将是一重大发现：此文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极为难得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历史文献——写于中共“一大”之后的第三年。此文的重要性还不在于论文本身，而在于它的附录。附录全文收入六篇文献：

附录一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一九二一年)；

附录二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一九二一年)；

附录三中国共产党宣言(一九二二年七月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附录四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二年)；

附录五中国共产党章程(一九二二年)；

附录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一九二三年)。

在这六篇附录中，附录一、二、四、五是散失多年，连中国共产党自己也未曾找到的重要历史文献!作为历史学家，韦慕庭搁下了手头别的工作，全力以赴来考证这篇一九二四年的硕士论文。他把论文交给了多年的合作者——夏连荫女士，请她对论文本身进行初步评价。

他自己则集中力量，考证那个陈公博：他拜晤了纽约市立大学的唐德刚博士。几年前，唐博士曾一次次访问当时侨居美国的胡适博士，为胡适录音，写作《胡适的自传》。唐德刚熟知中国的情况，何况胡适当年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哲学系，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胡适参加过《新青年》编辑工作，后来担任过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北京大学校长，后去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甚至与蒋介石竞选“总统”。唐德刚迅速地向韦慕庭提供了许多关于陈公博的背景材料。唐德刚读了那篇论文，对文中一些疑难之处作出了解释。

他从纳撒尼尔·B.塞耶先生那里，得到了日文的关于陈公博的材料。他从中得知，陈公博写过一本回忆录《寒风集》，内中谈及参加中共“一大”的经过——陈公博当年也是中共“一大”代表!

第一部分：小引追寻美国发现中共“一大”文献 2

他千方百计寻觅《寒风集》。虽然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洛氏大楼顶层收藏了许多中文书籍，但是却没有《寒风集》。他求助于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也找不到这本书。当他得知堪萨斯大学正在跟住在香港的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焘联系出版回忆录时，韦慕庭给张国焘写了信，问他有没有《寒风集》。张国焘此人，跟陈公博一样，最初参加过中共“一大”，是中共早期重要活动家之一。后来，他成了中共的叛徒，不得不在一九四九年冬躲到香港栖身。他给韦慕庭寄去了《寒风集》。

韦慕庭以急切的心情，赶紧打开一九四四年十月由上海申报社所印的《寒风集》。此书分为甲篇、乙篇两部分。甲篇是陈公博写的自传性回忆文章：《少年时代的回忆》(写于一九三五年)；《我的生平一角》(写于一九三三年)；《军中琐记》(关于一九二六年北伐的，写于一九三六年)；《我与共产党》(写于一九四三年)；《改组派史实》(写于一九四四年)；《补记丁未一件事》(写于一九四四年)。

乙篇则是陈公博的文学作品，收入《我的诗》、《偏见》、《了解》、《贫贱交与富贵交》、《不可为的官》、《上海的市长》、《海异》。

韦慕庭的目光，停留在甲篇第一九一页起的《我与共产党》一文。这篇文章可以说用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了“Chen Kungpo”即陈公博。

在这篇文章的前言中，陈公博写道：

这篇文章我本来决定要写的，但我同时希望藏之书橱，待身后才发表。我不是想自己守秘密，我曾参加过共产党，并且是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是公开的事实，就是日本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也有这样的记载。……

陈公博既然是中共“一大”代表，那么，他在一九二四年写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也就合情合理了。在《我与共产党》一文中，陈公博详细记述了他参加中共“一大”的经过，写及“一连四日都在李汉俊的贝勒路家内开会”。

陈公博还谈及，中共“一大”曾就纲领和决议案进行激烈的争论。“应否发出，授权新任的书记决定。我回广东之后，向仲甫先生(引者注：仲甫即陈独秀，当时在广州，未出席中共“一大”，但被选为书记)痛陈利害，才决定不发。”这清楚表明，中共“一大”的纲领和决议案是由陈公博带到广州去的，他当然有可能抄了一份留在自己手头。另外，陈独秀“决定不发”，使中共“一大”文献没有发表，于是留存于世的唯有手稿——正因为这样，此后多年找不到中共“一大”文献。

在《我与共产党》一文中，陈公博还写及“在民国十二年(引者注：即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二日随‘美国总统’号赴美”。他说：“抵纽约之后，我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大学院(引者注：似应为“文学院”)，那时我又由哲学而改研究经济。……“我抵美之后，接植棠(引者注：即谭植棠，北京大学毕业生，一九二○年曾与陈公博一起在广州办《广东群报》。一九二一年初在广州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后来曾任中共粤区委员)一封信，说上海的共产党决定我留党察看，因为我不听党的命令，党叫我到上海我不去，党叫我去苏俄我又不去。我不觉好笑起来，我既不留党，他们偏要我留党察看，反正我已和他们绝缘，不管怎样，且自由他。但我和共产党绝缘是一件事，而研究马克斯(引者注：即马克思)又是一件事，我既研究经济，应该彻头彻尾看马克斯的著述。我一口气在芝加哥定(引者注：即预订)了马克斯全部著述，他自己著的《资本论》和其他小册子，甚至他和恩格斯合著的书籍都买了。……”

陈公博在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二日从日本横滨赴美，而哥伦比亚大学档案表明他在二月二十八日注册，完全吻合。

陈公博在美国研读马克思著作，而且“倏忽三年，大学算是名义上研究完毕了，硕士学位已考过”，这也与那篇硕士论文的写作相吻合。

韦慕庭越来越意识到那篇在哥伦比亚大学“沉没”多年的硕士论文的重要性——当然，这也难怪，在一九二四年那样的年月，美国的教授们谁会注意一个二十多岁的中国学生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文呢?韦慕庭着手详细考证论文。他的书桌上，堆满了关于中共党史的参考书：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合著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陈公博的《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上海复旦书店一九二八年版)，萧旭东(萧瑜)的《毛泽东和我都是穷人》(锡拉丘兹大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许华茨的《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的兴起》(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九五一年版)，沈云龙的《中国共产党之来源》(台北，一九五九年版)，汤良礼的《中国革命内幕史》(伦敦，乔治·拉特利奇——森斯有限公司一九三○年版)……通过何廉教授的介绍，韦慕庭访问了陈公博在美国的一位家庭成员，得知关于陈公博更加详尽的身世。

韦慕庭着手写作论文。他的论文，作为陈公博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绪言。由于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赞助，一九六○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收入韦慕庭的绪言和陈公博三十六年前的论文。

韦慕庭在绪言中指出：“直到现在，人们还不知道保存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产生的文件；董必武认为所有的文件都已丧失。而附录一和附录二就是——我认为，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献终于在大洋彼岸被发现。陈公博沉寂了三十六年的论文，走出了冷宫。不过，陈公博的论文是用英文写的，因此美国所发现的是中共“一大”文件的英文稿。

这些新发现的中共“一大”文件，其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英文稿在第十条和第十二条之间，竟缺了第十一条!韦慕庭只能作如下推测：“陈公博的稿本无第十一条，可能是他打印新的一页时遗漏了，或在第十条以后排错了。”

第一部分：小引追寻在苏联找到了俄文稿

不论怎么说，美国韦慕庭教授的发现和研究，是对中共党史研究做出了贡献。

不过，在一九六○年，哥伦比亚大学印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在美国除了几位研究中国史的专家有点兴趣，并没有多少人注意这本书。

当时，中美处于严重对立状态，两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韦慕庭的论文，被浩淼的大洋阻隔。大洋此岸，并不知道中共“一大”文献在美国被找到的消息。

中国的中共党史专家们，也在寻觅着中共“一大”文献……一九五○年，中国的中共党史专家发现了一篇苏联人葛萨廖夫写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此文的写作时间，比陈公博的硕士论文晚不了多少时候。葛萨廖夫当时在中国，跟第三国际来华代表有过接触。这篇文章，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这么一篇历史文献，竟是从一部蓝色封皮、线装的书中发现的。那部书的书名颇为惊人：《苏联阴谋文证集汇编》!这是一部文言文写的书。没有标明什么出版社出版。

经过查证，此书“来历不凡”：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清晨，奉系军阀张作霖不顾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突然包围、袭击了苏联驻华大使馆以及附近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抓走了在苏联大使馆西院的中共领袖李大钊。他们还搜查了苏联大使馆，非法搜去许多文件，内中便有葛萨廖夫用俄文写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文。

张作霖下令把搜到的文件译成中文(文言文)，编成一本书——《苏联阴谋文证集汇编》。

这本印数很少的线装奇书，在解放后被找到一套。于是，那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就得以重见天日。葛萨廖夫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详细记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经过，提到了中共“一大”讨论第一个纲领的情况，谈及关于纲领的激烈的争论——可惜，没有收入第一个纲领的原文。

不过，发现葛萨廖夫的文章，毕竟使人们对中共“一大”的纲领，有了一些侧面的了解。重大的进展，是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八大”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前往莫斯科，与苏共交涉，要求把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档案交还中共。

苏共经过仔细研究，答应交还一部分。于是，从莫斯科运回了几箱档案。

中共党史专家细细检视这批档案，居然从中找到了中共“一大”文件的俄译稿!不言而喻，中共“一大”召开之际，第三国际派代表出席会议，把中共“一大”文件的俄译稿带回了苏联，保存在共产国际的档案库里。查遍几箱档案，没有发现中共“一大”文件的中文原件。于是，俄译稿被还原译成中文。在当时，中共“一大”的文件属党内重要机密。还原译成的中文稿经过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再三斟酌，刊载于内部机密刊物《党史资料汇报》第六号、第十号上。为了鉴定从苏联运回的这些文件是否可靠，还原译成的中文表述是否准确，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办公室在一九五九年八月五日，派陈铭康和李玲把文件送到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那里，请这位历史亲历者作鉴定。整整一个月之后——一九五九年九月五日，董必武写下了亲笔复函：

“我看了你们送来的《党史资料汇报》第六号、第十号所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三个文件虽然是由俄文翻译出来的，但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没有载明时间，其他两个文件上载明的时间是一九二一年，也就是‘一大’开会的那一年，可说是关于我党‘一大’文字记载最早的一份材料。……”董必武认可了这一批中共“一大”文件。因此，在美国教授韦慕庭发现陈公博的论文之前，中共已经发现了“一大”的文件俄文稿。

美国教授声称自己是中共“一大”文献的第一个发现者——这也难怪，因为中共当时没有公开发表过发现“一大”文件俄文稿的消息。严格地说，美国韦慕庭教授是中共“一大”文献英文稿的第一个发现者和鉴定者。

不过，韦慕庭教授的发现，过了十二年之久，才传到大洋此岸来……那是一九七二年，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部的李俊臣，结束了“五七”干校的劳动，回到了城里。自从“文革”开始以来，他已好多年没有机会查看外国文献了。回到北京之后，他才有机会到北京图书馆翻阅资料。

前些年日本出版的《东洋文化》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引起了李俊臣的注意。这位三十一岁的壮实男人，从十八岁起便在革命博物馆当解说员。喜欢钻研学问的他，渐渐对中共党史发生兴趣，着手研究。他看到《东洋文化》刊载藤田正典教授的论文《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全大会、二全大会、三全大会文件的研究》，聚精会神地读了起来。尽管他不懂日文，感谢“老天爷”，日文中有一大半汉字，使他能大致猜出文章的意思。比如，“一全大会”显然也就是“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不光看正文，而且连文末的注释也不放过。从一条注释中，他得知重要信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陈公博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他求助于友人周一峰，希望把藤田正典的论文译成中文。

周一峰何许人也?周作人之子!他日语纯熟，而且当时正在北京图书馆里工作，是最合适不过的翻译。然而，一向小心谨慎的周一峰一听要翻译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论文，而且又涉及什么陈公博——当年周作人曾与陈公博一样都当过汉奸，他理所当然地推辞了，要李俊臣“另请高明”。

李俊臣看出他的顾虑，赶紧说道：“你来讲，我来记。出什么问题我负责。”好不容易，周一峰答应了。当藤田正典的论文译成中文，李俊臣也就知道了美国韦慕庭教授在十二年前的研究成果。李俊臣赶紧查找韦慕庭在十二年前编的那本书。一查，北京图书馆里居然有这本书!就像当年陈公博的硕士论文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冷置”了多年一样，这本英文版《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也在北京图书馆“冷置”了多年，无人注意。于是，韦慕庭的绪言及陈公博的论文，被译成了中文。跟俄文版还原译成的中文稿一对照，两种版本的中共“一大”文件只有翻译上的字句稍有不同，意思完全一致!这清楚表明，英文稿、俄文稿在当时是根据同一中文原稿翻译的。

最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英文稿缺了第十一条，而俄文稿同样缺了第十一条——这更表明两种外文稿同源于一种中文稿!当然，那中文原稿中为什么会缺了第十一条，则成了历史之谜：或许是起草者把第十一条误编为第十二条，只是漏了一个号码，原件内容无遗漏；或许是手稿中漏写第十一条；也可能是第十一条引起很大的争议，付诸大会表决时被删去……这个历史之谜，要待有朝一日发现中共“一大”文件中文原稿时，才能判定。

在历史的雪泥鸿爪中苦苦追索，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开的那次极端秘密、只有十几个人参加而又极其重要的会议——中共“一大”，这才渐渐“显影”，被时光淹没的历史真相慢慢变得清晰起来。寻找中共“一大”会址和中共“一大”文件，只是这些年来苦苦追索中的两桩往事。

这些年来，关于中共“一大”的一系列课题，成为中外学者们竞相探讨的“热点”：中

共“一大”究竟是哪一天开幕?中共“一大”在哪一天闭幕?出席会议的代表究竟是十二个还是十三个?那位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所派的代表尼柯尔斯基，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虽然中共“一大”的召开已经是八十多年前的往事，然而这些追索迄今仍在进行中。就在笔者着手采写本书《红色的起点》时，尼柯尔斯基尚是一个谜。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告诉笔者，在任何档案中都没有查到关于尼柯尔斯基的生平材料。可就在笔者采写本书的过程中，忽又闻这个被称为“一个被遗忘的参加中共‘一大’的人”的身世查明了，于是，便赶紧前往北京作详细了解……笔者正是在中外众多学者专家数十年来研究中共“一大”的基础上，着手写了这本《红色的起点》。

第二部分：前奏出现在奥地利的神秘人物 1

暮春初夏的维也纳，最为宜人，也最为迷人。每年这个时节，游人从四面八方拥向这座古城——自从奥匈帝国解体，奥地利共和国在一九一八年宣告成立，这儿成了奥地利共和国的首都。

湛蓝的多瑙河从市区缓缓穿过。古色古香的皇宫、议会厅以及直插碧空的教堂尖顶，在金色的阳光下发出璀璨的光芒。

在繁华的轮街街头的广场上，矗立着贝多芬的雕像。而在皇宫花园里，莫扎特的石像矜持轩昂。这座音乐之都，与舒伯特、勃拉姆斯、海顿、施特劳斯以及贝多芬、莫扎特的大名紧紧相连。在游人最盛的日子里，音乐节在这儿举行，空气中飘荡的音符更增添了欢乐悦耳的气氛。

一九二一年，在音乐节前夕，一列蒸汽机车呼哧呼哧喘着粗气，驶入维也纳车站。在一大群优哉游哉的下车旅客之中，一位步履匆匆的旅客显得与众不同。

此人年近四十，熊腰虎背，身材高大，连鬓胡子，衣着随便，看上去一派军人气质或者工人模样。可是，那一副金丝边框近视眼镜，开阔的前额，却又显示出知识分子风度。

他双手拎着一大一小两只箱子，走出车站，跳上一辆马车。来到一家中等的旅馆里，他订房间时用德语说道：“给我顶层的单人房间。”

“好的，先生。”老板用德语答道，满足了他的要求。德语是这里通用的语言。

他在房间里放好箱子，锁上房门，外出办事。奇怪，此人竟没有回来过夜。

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那房间仍然空荡荡的，不见那位旅客的踪影。

难道他在奥地利有亲朋好友的家可住?既然他有住处，为什么又要在旅馆里租房间呢?真是一位奇怪的旅客!旅店的老板压根儿没想到：这位旅客此刻正在一个特殊的“住处”——维也纳警察局的监牢里!他，被拘捕了!

他是在申请前往中国时被拘捕的。他持有荷兰护照。他在旅馆的旅客登记册上签了“Andｒｅｓｅｎ”(安德烈森)这样的名字，而他的护照上则写着他的姓名叫“Ｈｅｎｄｒｉｃｕｓ Ｊ．Ｆ．Ｍ．Ｓｎｅｅｖｌｉｅｔ”(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

其实，对于他来说，在不同的场合改名换姓犹如在不同的季节改换衣服一样，毫不足奇。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倒是他的真实姓名。他的化名，多得令人眼花缭乱：不久前，他在苏俄莫斯科，用的是“Ｍａｒｉｎｇ”(马林)。此外，他还用过化名“Ｍａｒｔｉｎｇ”(马丁)、“Ｍａｒｌｉｎｇ”(马灵)、“Ｍａｒｅｎｇ”(马伦)、“Ｍａｌｉｎ”(马琳)、“Ｓｌｅｖｅｌｅｔ”(斯列夫利特)、“Ｄｒ．Ｓｉｍｏｎ”(西蒙博士)、“Ｍｒ．Ｐｈｉｌｉｐ”(菲力浦先生)、“Ｂｒｏｕｗｅｒ”(布罗维尔)、“Ｊｏｈ Ｖａｎｓｏｎ”(乐文松)。他甚至还有中国名字“Ｇｎｉ ＫｏｎｇＣｈｉｎｇ”(倪恭卿)!后来，他还取过中国笔名“Ｓｕｎｔｏ”——“孙铎”呢!以上共计十四个名字——这尚不包括他临时用一两天、甚至临时用一次的那些连他自己都记不得的化名!显而易见，此人非等闲之辈，从事特殊的工作。他来自莫斯科，要前往中国上海，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奥地利警方的注意。刚刚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红色政权才三年多的苏俄，震撼着欧洲，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地震”。从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五日开始，英军在摩尔曼斯克登陆，协约国(即美、英、法、意、日等国)开始公开干涉俄国革命。四月五日，日本和英国的海军陆战队在苏俄东方的海参崴登陆。八月十六日，美军也在海参崴登陆。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新生的苏维埃没有被外敌的铁腕卡死在摇篮里，反而在反击侵略者的战斗中变得壮实、强大。

虽然入侵者被赶出了苏俄国土，但是，资本主义世界跟这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敌意越发加深了。特别是从一九一九年三月起，到一九二一年初夏，短短一年多时间，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美国、墨西哥、丹麦、英国、法国这七个国家，相继成立了共产党，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深深的不安。

各国共产党的纷纷成立，革命浪潮此起彼伏：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七日芬兰共产党领导了芬兰革命，芬兰赤卫队占领了首都赫尔辛基的政府机关。翌日，宣告芬兰革命政府——人民代表苏维埃成立。芬兰苏维埃政权存在了三个月，最终被消灭。紧接着，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匈牙利共产党夺取政权，在首都布达佩斯宣布成立工人苏维埃。这一红色政权遭到镇压之后，同年十一月三日德国基尔港水兵在德国共产党领导下起义，升起了红旗，宣布成立“苏维埃”……地处中欧，与苏俄只隔着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奥地利，时时提防着苏俄的影响。即便是在琴声四起，《蓝色的多瑙河》的旋律在“音乐之都”维也纳飘荡的歌舞升平时节，维也纳警察局仍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那些夹杂在游人之中、来自苏俄的“赤色分子”。维也纳外事局的专员带着斯内夫利特的荷兰护照，特地来到荷兰王国驻奥地利的大使馆。大使先生很明确地作出答复：“此人是共产党!”于是，斯内夫利特被押进了维也纳警察局看守所。得到了风声，斯内夫利特的朋友弗里德里希·阿德勃带着一位奥地利律师，赶到了维也纳警察局。“你们为什么拘捕斯内夫利特?”阿德勃质问道。“因为他是共产党!”警官傲慢地答道。“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是共产党?”阿德勃反驳道，“你们别忘了，他是外国人——荷兰人!

第二部分：前奏出现在奥地利的神秘人物 2

这儿不是荷兰!他只是路过奥地利，希望得到前往中国的签证。他是奥地利的客人。他在维也纳，没有触犯奥地利的任何法律，你们怎么可以随便拘捕一个外国人?”“警官先生，恰恰是你们的行为，违反了奥地利法律!”这时，那位律师也发话了。警官无言以对。两道浓眉，这时紧紧地拧在一起。过了半晌，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我们研究一下，给予答复。”“在你们没有释放斯内夫利特之前，我每天都要和律师一起，到这里跟你们交涉一次，表示我们的抗议!”阿德勃用非常坚定的语气说道。

那家旅馆顶层的单人房间空荡荡地度过了六个昼夜，终于响起了开门声。斯内夫利特终于回来了。他的身后跟着四个人——阿德勃和律师，还有两名奥地利佩枪的警察。

斯内夫利特用粗壮有力的手，拎起两只皮箱，就离开了那个房间——他竟然没有在那里住过一夜。他在警察的押送下，前往维也纳火车站。因为奥地利政府下了“逐客令”——把斯内夫利特驱逐出境!斯内夫利特是在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五日离开维也纳，四月二十一日从意大利威尼斯踏上意大利的“英斯布鲁克”号(原名“阿奎利亚”号)轮船，朝东方进发，驶向上海……时间淡化了档案的神秘面纱。据收藏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内的英文档案表明，早在一九二○年十二月十日，北京的英国驻华公使艾斯敦爵士已致函北京的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维廉·亚梅斯，便已提及了这位行动机密的斯内夫利特先生。公函全文如下：

北京荷兰公使

欧登科先生阁下

亲爱的同仁：

兹接我政府电，谓某名为H斯内夫利特者约为荷兰人，确已负有荷属东印度(引者注：即今印度尼西亚)进行直接的布尔什维克宣传的使命赴远东。电报命令我设法在他向英国驻华公使申请护照的签证时，阻止他得到签证。

我没有关于这个人行动的任何材料，只知道他约在二年前从荷属东印度到了荷兰。

如果阁下获悉斯内夫利特去申请英国签证的消息能告知我，我将不胜感激。

你忠实的艾斯敦

翌日，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即复函艾斯敦，非常清楚地透露了斯内夫利特的身份和前往远东的使命。公函原文如下：

北京比尔比·艾斯敦

爵士公使阁下

亲爱的比尔比爵士：

现回复阁下的来函，奉告下述情况：几个星期前，我收到海牙外交部的一封电报，内称斯内夫利特受莫斯科第三国际派遣去东方完成宣传使命，电报指示我提请中国政府注意。我已照办并补充说，如果中国当局认为拒绝斯内夫利特在中国登陆是可行的，我将不会反对他们这样做。但我迄今尚未得到复函。如果我能够给你关于此人活动或打算的情报，我非常高兴地向你提供。

你忠实的欧登科

档案所披露的秘密表明，早在一九二○年十二月，荷兰政府(当时设在海牙)和英国政府都已密切注视斯内夫利特的行踪，并已“提请中国政府注意”。正因为这样，一九二一年四月，当斯内夫利特在维也纳出现时，那里的警察便关注这位来历不凡的人物。

在斯内夫利特被逐出奥地利之后，据荷兰海牙殖民地事务部所存档案表明，奥地利维也纳警察局于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致函荷兰驻维也纳公使馆，内中非常清楚地告知斯内夫利特的动向：“斯内夫利特持有一九一八年爪哇所发护照，其上盖有前往德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中国和日本的签证，其他身份证件则一概没有。经验证其身份和雇聘与解雇证明之后，斯不愿在维也纳逗留，遂于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五日离此前往意大利威尼斯市，并拟于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日自威尼斯市乘直达上海的火轮继续其旅行。“在上海，他将作为一家英国(引者注：应为日本)杂志《东方经济学家》的记者进行活动。“据本警察局所掌握的材料，一九二一年三月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反军国主义大会期间曾有传言说斯内夫利特到东方也将为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宣传而建立联系。”当斯内夫利特在威尼斯踏上东去的轮船，由于接到维也纳警察局的密告函，荷兰、英国以至日本驻奥地利的大使，都高度重视这一“赤色分子”的动向。各国大使紧张地行动起来，纷纷发出密电，那充满着音符的维也纳上空顿时夹杂着不协调的无线电波。荷兰大使馆发密电通知荷兰驻上海领事馆，还通知了荷属东印度(即今印度尼西亚)。英国大使馆发密电通知英属亚洲国家——斯里兰卡、新加坡，也通知了英国管辖下的香港。因为这些地方是斯内夫利特前往中国时可能经过的。另外，还通知了英国驻上海领事馆。

日本政府也收到了日本驻奥地利大使的密电。

如临大敌，严阵以待，斯内夫利特的中国之行，惊动了这么多的大使、警察、密探……

第二部分：前奏列宁委派他前往中国 1

斯内夫利特究竟是何等人物?

鉴于他后来在中国的常用名字是马林，以马林著称于世，此后行文为照顾习惯，改用马林。一九二二年七月三十日苏联《真理报》所载《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一文，清楚地表明了马林的重要地位。只是《真理报》公开发行，不能把这位做秘密工作的人物的姓名捅出去，因此文中以“×同志”作为代词。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原文如下：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同一次会议(引者注：指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七日会议)上，×同志作了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同志在中国待了一年半，不久前刚回来。他仔细地研究了这个大国混乱不堪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他认为，中国的政治操于列强之手，而中国社会各阶级(中国国内尚无完全成形的阶级)并不发生有力的影响。在孙中山政府统治下的南方进行着民族主义运动，它得到侨居国外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帮助。

由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哺育的知识分子是这个国家最活跃的一股力量。但是，这场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在一般中国人民中间，在农民中间却引不起丝毫反响。农民的大多数是租种小块土地的小佃农，他们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不起任何作用。情况是如此之独特，与其他国家农民的境遇相比又是如此之不同，以至直到如今也无法为他们制定出任何一个总的土地纲领。

处于外国资本家统治之下，而又是大工业中心的华中(上海)，还不具备由中世纪行会组织和秘密组织向现代工会转化的可能性。南方的情形则不同，在这里，居于领导地位的孙中山的党对工人阶级也有着明显的影响，无产阶级同这一组织之间甚至有内部联系。这一点从最近有组织的海员大罢工中可以看出。广东的许多工会小组组织得很好，很集中。那里已拥有五万名有组织的工人，其中海员工会最强大，有一万二千之多。

随后，报告人详尽地描述了中国极其复杂的内部关系，在那里，大国之间尔虞我诈，彼此倾轧，为此他们竞相利用中国的各个派别。孙中山反对北京的斗争，是南方拥护改革、反对北方满洲反动统治阶级的民主制(引者注：原文如此)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孙中山看来遭到了失败。虽然南方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条件很有利，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政府也希望运动有所发展，可是我们在那边的同志却未能充分利用这一形象去加强联系工人群众。他们推行宗派主义政策，而把自己毫无起色的工作和背离群众迫切利益的现象归咎于什么非法地位。中国青年，尤其大学生，乃是极易接受社会主义的人。但还谈不上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